文/廖天琪 田牧 （编辑与整理）

5 月 27 日，由英国「中国观察」和德国「欧洲之声」首先开启了「六四」34 周年的祭奠仪式——「追忆六四，展望未来——伦敦『六四』34 周年国际纪念研讨会」，今次的纪念活动由三部分组成，第二部分是线上线下汇合的全球视频网络六四纪念大会，在伦敦时间下午14点开始，美国纽约时间上午9点，柏林时间下午15点等。由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八九学运领袖李恒青主持了视频网络会议，华盛顿的光传媒负责网络技术。

要从不怕暴政反对专制做起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首先作了精彩演讲，他说道：每年的六月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纪念一九八九年牺牲在中国街道上的烈士们。国外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日子，都知道有一群英雄为了民主自由而牺牲。国内的许多年轻人，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不知道这一段悲壮的历史。也由于共产党的欺骗性宣传，还以为中国人天生就是软骨头，不配享受民主自由，只配给人家当奴隶。

我们每年的纪念活动，就是广而告之，要让国内外的年轻人知道，他们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前辈，他们不是软骨头、贱骨头，而是一群敢于反抗暴政的英雄。中国人基因中就有硬骨头精神，为人处世有古训道：「骨头要硬，姿态要低，存心要善！」这也是中国民运的精神，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向暴政说不，为了社会公平和自由的权利，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一场几千万人参与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了。三十多年来，人们总结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为了将来不再重蹈覆辙。所有这些经验教训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共产党的暴政是不讲道理的。

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都是专政。专政是以统治者的利益为前提，以不讲道理为规则的邪恶政治。它和人类正常的、以法律和道德为基础的各种政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讲道理。这是很多西方人难以理解的重要原因。

现在的西方政治中，仍然充满了绥靖主义的理论。在共产党的罪恶面貌不断展现，西方民主国家已经感受到痛苦的形势下，仍然有很多共产主义的说客。他们散布着绥靖主义的言论，迷惑着普通老百姓，甚至掩盖多年来共产党犯下的罪恶，为暴政辩护。

我们每年纪念牺牲的烈士们，就是要用事实擦亮人民的眼睛，避免被共产党的骗子们所迷惑。这既是我们中国人的需要，也是全世界普通老百姓的需要。在全球民主陷于停滞或者倒退的形势下，大家特别需要清醒的头脑，来抵制共产党的精神毒品。

「国殇之柱」伫立柏林警示世界

台湾驻德国谢志伟大使的发言，我们已经在《锐传媒》和《欧洲之声》发表过了，（https://sinoeurovoices.com/news/14218），在此就不重复。

「六四」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演讲道：在今天的纪念「六四」研讨会上，我想讲一个简单问题，就是，「六四」已经过去34周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年年的办这些活动，纪念「六四」呢？有人说我们是炒冷饭，这绝不是炒冷饭那样简单与单纯，我想说明六点原由：

1、一九八九年发生的事件，是中国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坦率地讲，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话，就根本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国。所以「六四」，是为人民争取一个知情权，也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西方的世界和朋友，能够更加了解与认识中国。

2、一九八九年那些学生和市民，他们对理想的憧憬与追求，表现出的热情、勇气与执着，是这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种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3、「六四」事件的死难者，为了民族的未来，曾经在一九八九年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论从人性上来说，还是从道义上来讲，我们不应该忘却他们，每年应该纪念这些英灵。

4、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一心一意要掩盖真相，不让世人了解与知情「六四」事件，那么作为对抗中共统治的我们，就是要坚持与中共行为对抗到底，包括他们掩盖真相的这种行径。恢复历史，保持记忆，本来就是当下的一种反抗专制的行动。

5、我提醒中国民运每一个人，「六四」并没有过去，广义来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仍然是今天中国的一个敏感话题，仍然具备相当大的政治能量，在未来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也必然会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年年纪念「六四」，就是要保持这样的政治能量源与影响力，在未来斗争中继续发挥作用。

6、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忘却历史的一页。为什么我们年年纪念「六四」，为什么我们不能忘掉三十几年前的事情？我想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找不到任何遗忘的理由，谁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站得住的理由吗？我们没有一个站得住的理由说我们不应当年年纪念「六四」。
故此，基于以上六个理由，我认为我们不是炒冷饭，我们每年纪念，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总之，我们纪念「六四」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中国；我们纪念「六四」，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将来！未来！

自由：成为中共政府与人民的分界岭

欧盟议员、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成员莱茵哈德•比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从西方政治家的视角来观察「六四」事件，及他客观地批评中共专制体制与自由民主的碰撞、冲突。

他说道：天安门的大屠杀过去34年了，但人们依然坚持纪念这场历史性的悲剧。那场运动揭露了两个事实：其一、中国人民深深地渴望自由；其二、中共政府深刻地仇恨自由。

2020年中共政权的本质再度显现，它将所谓的「国安法」降临香港，限制住了基本法中所保障的自由，它禁止香港人多年以来，以烛光纪念「六四」的行动。

今天中国又以军事侵略的行为威胁台湾，就像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如今侵略乌克兰一样，这都是同样的性质——仇恨自由。北京中共政权将一些词语故意丑化，就如「和平」这个词，在中共口中的意思是，他们的权力是不容置疑不受限制的。他们说「民主」，意思是剥夺了人民对它的监督权。不过他们没有为「自由」下注解，因为他们最恨这个词。现今对抗北京的专制和霸权野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

我很骄傲地说，欧盟之内，人们更为清晰地认知，该如何应对北京政权，将之视为系统性的敌人（enemy），我们要跟全世界有共同理念的人们站在一起，共同抵制来自北京的经济制裁、对抗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让我们一同来建设一个基于和平、自由基础之上的更美好的世界。

各个族群的团结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赞从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中，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他说道：今年是「六四」的34周年，我们西藏59年抗爆运动，达赖喇嘛领导的我们西藏政府流亡印度64周年。这么多年来，这个族群不管是西藏人，还是89年以来「六四」运动，以及所有为中国民主运动而流亡到世界各地的人，30多年来，一直能够坚持到现在，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对所有自始自终一直在从事这一事业的前辈、包括我们的战略伙伴、老朋友、新朋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我想谈几点看法：我99年从西藏流亡到印度，流亡之前，我其实在中国统战系统工作过，什么要逃亡到印度呢？我们流亡政府不仅没有因为我有统战系统背景，嫌弃或者怀疑我，而且我还直接进入西藏安全部门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工作，后来我又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然后被派到澳大利亚任驻澳洲的联络官，现在更是派到台湾来担任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的代表。

89年以来，很多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包括很多流亡到世界各地的人，虽然当初大家开展过很多的工作，但是慢慢地，我们被中共渗透进来。中共最善于分化瓦解，制造相互之间的矛盾，让合作者之间丧失了彼此的信任，减弱了实力。 5、6年前，很多人从中国出来，他们在争取西方身份的同时，也参与民运组织的工作，然而他们对那些老民运人士往往不屑一顾、不尊重，认为他们一事无成。这种态度，我认为不对，也很危险。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不论来自西藏、新疆、南蒙古，或是香港、台湾，以及民运、法轮功人士，都是遭受中共压制迫害的。中共污蔑这些力量为「五毒」合流，还有六毒、七毒。因此，我们更加相互协作支持，团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反观中共这样的政权，在国际上极为孤立，国内各种问题压力山大，它已经到了危机边缘，在作疯狂、垂死的挣扎。

长时间以来，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经济上跟中国有着暧昧关系。我们的争抗运动得不到国际支持。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已经看清了中国专制政权的反人类的真面目，特别是俄乌战争，以及现在的台海局势。未来中共政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铁板一块，它不能够长久统治中国。台湾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关注、支持力度最大，而且是离中国最近的一个民主灯塔。作为西藏驻台湾的代表，我也想用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平台，举办类似的民运活动，希望大家来参加。

中国未来的蓝图必须清晰与具体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鼓励当下在中国变革的过程中，团结力量、鼓足干劲，不能只是响亮的口号，必须为民众描述一幅清晰与具体的自由民主蓝图，令百姓有感觉有憧憬。犹如历史上农民起义，奋斗目标既清晰又具体。

他说道：「六四」，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美国成为一个保留政治化石的地方。回忆「六四」，好似在黑暗时期，谈论「光」，遥远的光，这个光能照亮未来。与哥伦比亚的教授谈话时，他们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你离开过去更远了」，其实未必。我每日能接触到大陆来的人，我认为我们今日就处在民主进程化的过程中。一旦进程化到了临界点，「六四」话题必然重提，能得到解决。

历史上很多悲剧性事件，它的价值照亮着国家的未来。当国家解决这些问题时，异议人士并非主导者，而是被解放者。苏联解体就是个例子，清高的异议份子是被解放出来了。中国的一些现象表明中共正走向末路，而我们这些人是在民主进程之外。

从1976年开始，我在民主运动中有四起三落，1976开始那段时间，到1981年，再到89年，有这几次的大起大落。 1985有外国记者问我，能否看见将有大的转变，话音未落次年的「八六学潮」爆发了。这种学潮之后年年有，直到1989。中国当今社会有许多乱象，我到国外后，理解到所有的政治大变化都是比较乱而无序、肮脏甚至血腥的。中国大陆变局的力量正在萌发，问题是我们这样高清光的人有否能力去跟他们合作，甚至将这股力量导向正道，走向治世。社会发生大变局时，高举着未来社会准则的人，能否在乱世驾驭局势，导向治世。如今反对共产党的那股冲击力量，可能让共党解体。看欧美的例子，就是那些有新理念的人，能够驾驭乱局，导向治世。像胡适、梁启超等高洁人士，曾是那些后来领袖人物的启蒙人，而他们自己却自外于混乱的动荡时刻。我们所作的事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必须摆正自己跟老百姓的关系。解决中国问题只能靠中国人。当初蒋介石1927年到上海，学习西方的东西，把中国这大块江湖让给了共产党。将来破坏或建立中国的洪荒之力都在本土。我们不仅要谈价值和理念，还要走到人民当中去。老百姓不喜欢现在，但对未来却没有一个心中的蓝图，这就取决于谁能引导他们，走向一个更好的治世。

怀念「六四」死难英雄——郝致京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每年「六四」这一天，都会想起她的大学同班同学郝致京，郝致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英雄们，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了过去，更没有理由裹足不前。
她说道：三十四年前的1989年7月，我得知了我大学班长郝致京「六四」被屠杀的死讯，悲痛不已。我对他的祭文英文版被发表在众多的报纸与新闻媒体，尤其是电子网络上，「致784同学们：有关郝致京死亡之细节」文章，还有一首纪念他的诗歌，都被广为

流传。我在美国就读过的大学的校报「大学生」，两个月中，我便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并因此与其中的几位结成知交——他们至今依然在支持着我。
1989年7月，黄慈萍悼念「六四」死难者的文章：

他的名字叫致京，「奉献给北京」—— 不仅仅是纪念。

1989年7月，在他失踪了31天以后，人们在北京一所医院里找到了他的尸体。没有人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他是为中国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

他的名字叫致京，「奉献给北京」。

当年，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奋斗，我则是许多支持者之一。当我热血沸腾，为中国的自由而激动的时候，当我的心随着那抗击政府压制的鼓点而跳动的时候，我已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因此，当我为六四事件的殉难者们致哀时，我也不是向某个亲近的亲朋致哀。但现在，我必须纪念他，这个名叫致京——意为「奉献给北京」的小伙子，这个在风华正茂的30岁前就离开了我们的青年。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的班长。他善良聪颖且英俊潇洒。那时，我们都为自己成为竞争力最强、群英会聚的物理系学生而自豪，我们也为终于踏进全国知名学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而荣耀。大学期间，我和致京几乎同时研修了所有四年的课程。我们一同上教室，一同去餐厅，一同进图书馆。在校期间，我们都向往毕业以后到北京工作。北京是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我们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北京，在北京施展才能。

但是后来分配到北京工作以后，我们多少有些失望。许多社会问题困扰着我们。当时每隔几个星期，大约20多名大学同学就要在周末聚集在北京，共同讨论交流各自的研究进展及心得体会。对我来说，参加这样的聚会来回要乘一个小时的汽车，外加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而这样的聚会，通常是在对祖国未来担忧的沉重气氛下结束的，难免带着焦虑和压抑离去。在这样的聚会上，我们讨论政府管理体制，共产党的政策，民族文化，还有文明的进程。我们试图找到各种症结背后的根源，几乎没有人想到要严厉抨击政府，没有想到要求突变，更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意念。占据这些青年人的头脑的，仅仅是对国家的忧虑，仅仅是如何找到途径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北京、把中国建设得更美好。最后一次我见到致京，就是五年前的夏天这样的一个聚会上。

我对他记忆犹新，他的微笑犹在，他的声音还在回响。但他却死了。他虽然死了，可是他的梦还活着。他的大部分朋友还活着，成千上万渴望民主自由的头脑还活着…….。在这个时刻，我应该停止哭泣，肩负起我们共同的信仰。

安息吧，我的朋友。我无法用我沉痛的泪水洗刷那封住你双眼的血迹，我无法用我焦急的呼喊将你从无边的梦境中唤醒，我什至不能够握着你冰冷的双手，对你轻轻说声再见。但是，我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会永远地怀念你，我会成为你膝下无子的父母的儿女，我还会尽我之力，去完成你致力于、却没看到胜利的事业。

安息吧，我的朋友。这是我对你的纪念。但这不仅仅是个纪念。我将一直怀念你，我们将永远铭记你。

你的名字叫致京，「奉献给北京」。

汉藏人民都不会放弃追求正义和自由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西藏之页主编蒋扬次仁的发言说道：纪念「六四」事件34周年之际，我代表我自己和所有藏人，向大家表达对「六四」事件 34 周年的纪念和声援。我们深深地怀念着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自由和民主而牺牲的无辜的年轻生命，并与他们的家人一同分享他们的痛苦。

「六四」事件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它提醒着我们，追求正义、自由和民主是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我们藏人深深体会到这种代价，因为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争取我们的自由和人权。

正如我们藏人一直在面对着中国政府的压迫和迫害，我们也深知在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人正为着同样的价值和理念而奋斗。我们与所有追求自由、公正和人权的人们站在一起，共同寻求改变和进步。

今天，我们要向所有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们致敬。我们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和压制，并要求他们对六四事件进行公正和透明的调查。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忽视当下仍在受到压迫的人民。

同时，我们也要向那些一直支持我们藏人事业的人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在我们奋斗的过程中，你们的声音给予我们力量和希望，使我们坚持不懈地追求自由和人权。

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团结在一起，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会忘记「六四」事件，我们不会放弃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努力。让我们共同为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世界而努力，直到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自由和尊严。

团结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

美国华盛顿光传媒董事长王安娜说道：来到国外的最初一段日子，听到社会上一些传说：这几十年来，海外民运一事无成。但是经过这几年与各国各地民运朋友的接触与交流，，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坚持展开各种形式的活动与研讨会，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真是难能可贵的。我意识到，那种传说与流言，只不过是中共的宣传，是一种认知战术而已。我会继续关注、参与和支持中国的民运事业！

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谈了「六四」与中国生态灾难的关系。他说道：没有「六四」的屠城，就没有三峡工程的上马，也就没有以后发生的生态灾难。最早酝酿三峡工程是1953年，是毛泽东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1958年李锐在中央南宁会议上批判支持三峡工程计划，直至1989年三峡工程没有可能上马，姚依林曾宣布5年内不讨论三峡工程，原因是戴晴写了《长江长江》一书，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结果，反对上马。 「六四」屠城后，戴晴被逮捕，《长江长江》也成了黑书，变相的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所以，「六四」事件，中共不仅在政治体制上倒行逆施，而且在保护生态发展上同样是干了祸国殃民勾当。

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召集王进忠发言提到，八九「六四」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在世界各国各地建立了分部，当年的「六四」纪念活动，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香港已不能再举行纪念「六四」活动了，世界上一些城市地区也没有了民运组织，也就不会举行纪念「六四」活动。前些天，我收到一条消息，有一位居住在大阪的白纸运动小女孩，在网络上寻求当地是否有举行纪念「六四」活动，无人回答，她自己发出通知，一个人在大阪某场所举行「六四」纪念活动，结果得到了大阪地区一些年轻响应，这就是传承，这就是坚持，这就是星星之火！

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秘书长姜福祯谈到：新近一段日子，海外民运遭遇认知攻击、抹黑，王丹曾作了很多期反驳视频节目。海外民运，长期以来各自为战，确实不力不利，我们要组织力量反驳。 「六四」是时代标志性的抗暴运动，中共出动军队、坦克等镇压学生与市民。中国要实现宪政民主，首先必须记住「六四」血案，这是宪政革命的最大动力与号召。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立群的发言指出：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说道：过去的一年有七名难属去世，在过去的这些年有七十余位难属离世，34年过去了，中共依然对人民没有交代，欠着人民世纪血案血灾。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一直坚持「真相、赔偿、问责」三大诉求。这也是我们每年坚持纪念「六四」的目的，「六四」血案血灾一定要清算，要偿还！

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召集人梁友灿发言指出：每年纪念「六四」，就是牢记中共罪恶，同时也是摆脱我们自己的恐惧，使更多的人加入推翻中共统治的反共队伍中来。现在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中共官僚反而处在恐惧之中，他们纷纷把孩子、财产往海外转移，说明了什么？中共对自己统治与未来没有信心，丧失了斗志，这就是中国民运的希望，希望更多的加入我们的队伍。

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主席陈忠和的发言：仅此一条：希望侨居世界各国的民运组织，向所在国国会议会申诉：定性中共政府是恐怖组织，或者恐怖机构，其中所有犯罪元素都成立的，自从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政治运动杀死了多少百姓？这是个十恶不赦的恐怖组织。

纪念会议结束后，参与线下会议的与会者大部分徒步行至中国大使馆（49/51 Portland Place, London, UK），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示威抗议纪念活动。

本文仅代表作者立场，不代表西藏之页之立场

来源：台湾锐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