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索朗頓珠:

喇嘛活佛轉世制度，距今已曆十四世、六百多年，即使自第三世達賴喇嘛索朗嘉措算起，亦已四百六十多年，較之我們年輕的共和國，歷史要久遠許多。西藏龐雜的活佛體系裏，達賴喇嘛世系，論世代，並非最多；論資格，更非最早；論命運，曆輩至尊多嘗艱危，十四達賴喇嘛更是流落異域四十餘載至今不得歸國返鄉，尤其談不上平順。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影響達賴喇嘛成為舉世公認的，西藏活佛世系最重要的一脈、最耀眼的明珠，不僅受到藏傳佛教信徒的虔誠奉戴、西藏民族的由衷敬愛，也贏得了世界人民的關注與尊重。這是為什麼呢？藏傳佛教的圓融通達、西藏民族性格與文化的謙恭淳厚、歷代達賴喇嘛的福德圓滿、中原政權的扶助拱衛、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開明與魅力、世界輿論的同情與支援、中國社會的開放轉型，等等，都是達賴喇嘛世系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達賴喇嘛世系與西藏民族、中原政權的政治關係，特別是十四世達賴喇嘛與西藏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執政黨的政治關係，是極為關鍵的核心原因。

“偉大的五世”，經衛拉特蒙古駐藏實力派與滿清皇室輪番扶持，西藏政教大權逐步集中于達賴喇嘛，形成政教高度合一的“甘丹頗章”政權。從此，西藏民族與達賴喇嘛世系之間，除既有的宗教聯繫，又增添更具剛性的政治聯繫，兩種聯繫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創造出人類歷史罕見穩定的政權實體與社會制度，它雖然在西藏本土戛然止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但在西藏本土之外則延續至今，並已初步實現現代化民主轉型。“甘丹頗章”的“噶廈政府”作為西藏民族歷史最後的專制政權，和同時代的其他傳統政權一起，經歷了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任何一次政權更替的近代社會大變革，在“西風東漸”、“中原陸沉”、“藏邊日蹙”的大背景下，既曾努力堅守西藏與中原中央政權的傳統聯繫，也曾窮極思變試圖另闢蹊徑；既表現出抵禦外侮、學習先進、維護民族利益的進步性，又不免拒絕變革、固守舊習、危害民族前途的保守性。保守與進步兼備的雙重性，使“噶廈政府”一方面最終“無可奈何花落去”，流亡異域而失去西藏治權；一方面又痛定思痛與時俱進，在“民族、宗教”訴求之外，適時提出“統一、自治、民主”（西藏統一於中國，西藏于中國之內自治、西藏之自治採用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思想）的主張，積極尋求西藏地方與中國、西藏民族與漢族、中國人民與執政黨實現雙贏、多贏的“中間道路”，在強調“和諧、發展、開放、民主”的當今世界，頗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味。

“甘丹頗章”的“噶廈政府”命運究竟會如何，人民與歷史自會給出答案。本文所要提請注意的是，達賴喇嘛世系與西藏民族、中原政權之間悠久深刻的政治聯繫，是五、六個世紀以來任何歷史轉折關頭，繼承和鞏固西藏地方與中原中央政權、西藏民族與中原主體民族之間傳統聯繫的基石。假如沒有達賴喇嘛世系作為紐帶，則幾百年來、特別是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西藏與中原政權、西藏民族與中原主體民族之間的關係，將比今天更加難以書寫、更加難以達成共識。尤其不能忘記，雖然十三、十四兩世達賴喇嘛主政西藏時期，正值西藏和中原由封閉到開放、傳統到現代、貧弱到富強、專制到民主的現代化轉型之際，致使這一時期成為西藏與中原內地、西藏民族與中原主體民族、西藏地方政權與中原政權關係史上，情況最為複雜、變化最為劇烈、矛盾最為頻繁、協調最為困難的時代，但也恰是在這一艱危階段的中期，即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掌西藏“噶廈政府”之時，一部確保西藏歸屬中國，同時也確保西藏繼續享有傳統自治地位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文本——《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以下簡稱《協議》），經由雙方協商而宣告誕生，在人民共和時代，上演了自蒙元以來的第四場“主權”換“治權”的舊戲（其他還有兩次是滿清、民國）。擁有絕對的巨大軍事優勢的中共，之所以要極力促成《協議》，主要原因無疑出於以下兩點：以條約形式對政權關系、民族關係賦予合法性，已經成為世界通則，國際社會不承認不具有現代法律約束的政治結果；對西藏“噶廈政府”合法性的承認與重視（亦即對暴力廢除西藏地方合法政府的顧忌），並意圖借助這一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地方政權的權威，確立中共新中國之西藏主權的合法性，便利中共軍隊順利進藏、駐藏。《協定》簽署後的實際情況，也證明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噶廈政府”，確實合法有效地掌握著西藏治權，通過簽訂決定西藏民族前途命運的《協定》，使新的中央政權得以確立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西藏主權，並至少在法律條文上繼續保持著西藏的治權，這也充分體現了以毛澤東為首中共領導人採取“和平談判”政策的遠見卓識。

近代世界歷史的客觀事實證明，傳統專制帝國及其各民族關係的前途，既不取決於強調民族聯繫之悠久綿長的“歷史論”，也不取決於鼓吹民族關係之親密友愛的“兄弟論”，更不取決於標榜民族援助之豐功偉績的“解放論”、“發展論”，而是唯一地決定於專制帝國的民主化與民族關係的平等化，決定於公民權利的落實與各民族核心利益的保障。《協議》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是具有傳統聯繫的西藏與中原政權、西藏民族與中原主體民族之間，更具體而言，是近代弱小的西藏、西藏民族與強大的中央政府、主體民族之間，達成的第一個具有條約性質的現代法律協議（它也是現代中國“一國兩制”的最初版本），雖然因主客觀條件限制，形式、內容都未臻完美，但“平等互利、求同存異”的和談原則，以及通過談判解決矛盾衝突的對話協商模式，為此後任何新的歷史時期，繼承、鞏固、協調雙方關係，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與實踐的雙重資源。

事實當然不止如此。在走出社會轉型的“歷史三峽”，形成穩定的現代國家之前，由歷史與傳統延續而來的一切，仍要不斷變化、博弈、反復、更新，發生在西藏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五九年事變”即是明證。然而，不論後來發生怎樣的變化，如果我們實事求是地承認，《協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西藏主權的唯一有效的合法性依據，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對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之西藏全區的和平歸屬、藏漢民族的和解與團結、幅員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之現代中國的建立，十四世達賴喇嘛有其不可估量的歷史貢獻，他作為現代中國締造者之一的歷史地位，理應得到客觀評價與充分肯定。實事求是地肯定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締造現代中國方面的歷史功績，是肯定西藏民族在締造現代中國方面歷史功績的邏輯前提，是堅持“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論斷與肯定《協議》（在西藏歸屬當代中國方面）歷史地位的內在要求，因為西藏、西藏民族與現代中國的政治聯繫，恰恰主要經由十四世達賴喇嘛領導的“噶廈政府”建立起來，並藉《協定》的簽署獲得合法性。假如缺失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一環，西藏、西藏民族與現代中國之間的政治聯繫，難免不變得牽強附會、疑竇叢生、莫衷一是，這在“合法性”將越來越成為一切政治權利基礎的開放社會，對處於社會轉型關鍵階段的中國，絕非可以掉以輕心的小事。

達賴喇嘛世系與西藏、西藏民族血肉相連、精氣相通，任何試圖通過漠視或詆毀來破壞這種貫穿於個體信仰、家庭生活、民族心脈之聯繫的做法，無論哪個時代、哪種制度、哪派勢力，都無一例外遭到失敗，至今如此，未來亦必相同。否定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的歷史地位，其深層後果只能是動搖《協議》的權威性；《協議》權威性的可疑，加之“革命”權威性的枯竭，勢必令現代中國之西藏主權深陷雙重合法性困境，這即便不構成腹心之患，卻也絕非癬疥小疾，更何況“合法性困境”是開放社會最致命的危機。“回到《協議》！”，更準確的說，“新的《協議》！”，這是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鞏固與創造面向未來、面向全球化、面向開放社會的藏中（央）、藏漢關係的要求，是實現藏中（央）、藏漢“平等互利、和諧雙贏”的必由之路。否則，一旦尊者離世異域，“後達賴時代”的多元化發展，將令中央政府失去可以號令全藏、左右全局、創造歷史的合作對象，嚴重削弱獲得開放社會不可或缺的“合法性”依據的可能性與權威性，陡然增加在藏主權的破壞風險與鞏固成本。不僅如此，這一事件勢必嚴重傷害信眾宗教感情、嚴重傷害西藏民族感情，根本顛覆西藏民族與中央政府、執政黨、主體民族之間的關係，最終危及西藏民眾對現代中國的認同感，危及執政黨在西藏的領導地位，危及現代中國之西藏主權的合法性，將在歷史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痛苦記憶與深切遺憾。同時，這一事件勢必也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巨大關注與譴責，將對中國政府、執

政黨的形象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這一切又將轉化為沉重的社會矛盾負擔，放大中國社會轉型成功與否的不可預測性，令親者痛而仇者快。毫無疑問，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安危，事關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大局，必須引起國家最高部門、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必須拿出最高的智慧和最大的勇氣來面對、籌畫，尤其要認識到，這一曠世個人悲劇、民族悲劇、人道悲劇一旦發生，沒有人能夠從中得利，所有人都將成為失敗者，因為“委屈與絕望”點燃的烈焰必將席捲一切！即便中國繼續保有西藏主權，它獲得的只能是一個徹底失去信賴、失去希望、失去快樂的，死的西藏。是的，一旦尊者不能在有生之年歸國返鄉，西藏不是在悲憤中燃燒軀體，便會隨逝者而死去靈魂——即便仍然天藍雲白、山高水長，但你將再也看不到那令人怦然心動的謙卑與溫情。——誰要那死的、物的西藏，就讓他拿去好了；而那活的、神的西藏，將永遠與尊者同在！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一段時間，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朝聖的願望，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罕見的善意回應，讓人平添許多期待。一位年過七旬的世紀老人，一位信教民眾望眼欲穿的精神領袖，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世界偉人，單從人道主義立場、滿足國內信眾願望、改善政府國際形象的角度考慮，也該早日允准並主動迎請。何況十四世達賴喇嘛持守“中道”，不僅關心西藏民族的幸福，也同樣顧念中國其他同胞的福祉，在中國社會轉型進入關鍵期之際，能有這樣一位具有世界聲望的宗教領袖，拋開歷史恩怨與個人得失，主張並致力於謀求中國各民族、各政治力量、各利益集團的“和諧共贏”，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民的福氣。而且，在臺灣回歸問題陷入僵持化、長期化，難有作為亦罕有重大變故的前景下，及時轉移重點，將“西藏問題”納入國家決策範圍，爭取有所突破，並配合南亞戰略的實施，也不失為一種選擇。況且“西藏問題”的進展，必然刺激“臺灣問題”發生變化，“以藏促台”未嘗不可。

在西藏與現代中國之間，尊者十四世達賴喇嘛是不可能繞開的結，它可以是一座橋，把兩者緊密連接，作用超過十條青藏鐵路；也可以是一座山，把兩者重重隔離，難度高過十座喜馬拉雅。著名學者、西藏問題研究專家王力雄先生形象地喻為“鑰匙”，深以為精當。當“鑰匙”主動送到手裏，掌握中國命運的公僕們，他們有勇氣與機遇，拿起、並打開通往“民族和解、社會和諧、國家和興”之路的大門嗎？西藏與中國內地能夠在“平等、自治、民主”基礎上，通過現代化轉型建立自願、穩定、緊密的聯繫嗎？尊者十四世達賴喇嘛究竟能否實現回國朝聖的夙願？

“花開堪折直需折，莫待花落空折枝”，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