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偉國:
──評《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中國旅美作家徐明旭的《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一書，最近由明鏡出版社出版。徐明旭1979年在大陸發表中篇小說《調動》。據稱因該書揭露中共基層官員的驚人腐敗，他在81年的「反自由化」運動遭受批判，後被杭州大學黨委分配去西藏工作。他在那裡的職務是《西藏文學》雜誌的編輯。但他現在對外一直宣稱自己是中國第一個「因為文字的緣故而流放西藏」的人。1986年，徐因患高山病被調回上海。
在西藏工作期間，他自稱「深入社會，獲得了大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社會、歷史、民俗信息。」並「得以從日常生活、公務活動乃至由利害關係引起的矛盾衝突中體察藏族的民族性格」，「自信比那些從未去過西藏或只去西藏旅遊、採訪、調查和考察的記者、文人、學者和專家更能寫好西藏問題。」但他也承認，「我不懂藏語文」。流亡藏人達瓦才仁指徐雖在西藏住過四年，但和住在北京沒有太大的區別，並且嘲笑他「不懂西藏語言而妄稱了解西藏，並以西藏專家的架式指點山河，不覺得有點底氣不足嗎﹖」
在徐的書中，人們可以為達瓦才仁的觀點找到很多論據。比如徐近乎苦口婆心地提出「一般而言，中國政府公佈的有關西藏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事例和數字大都是真實的。這是因為自1980年以來，中國政府確實真心實意地在西藏做好事，沒有必要撒謊。」「中國政府發佈的有關政治方面的信息則比較複雜，有時真偽莫辨，對其有利的大肆宣傳，不利的則閉口不提，好在我有許多渠道和西藏的朋友們聯繫，可以及時掌握真相。對於達賴方面發佈的信息則必需審慎對待，其中確有少量真相，但也有大量的誇大其辭和憑空捏造。相對而言，西方記者和遊客從西藏發來的報導較為客觀。」
這裡，徐就顯露了另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他在書中以一個了解西藏歷史和現實真相的人來到美國以後，「讀了許多中英文報刊上有關西藏問題的報導和評論，也讀了許多達賴方面的宣傳品。我驚訝地發現，他們所說的東西和我在西藏看到的相去甚遠，乃至截然相反。我仔細分析，又驚訝地發現，那些報刊文章的作者大多從未去過西藏，少數只去西藏作過旅遊、採訪、調查或考察，幾乎沒有一個在西藏長期工作過。他們關於西藏的信息大部份來自達賴方面的宣傳。而達賴方面的宣傳在揭示了某些真相（如毛澤東的暴行）的同時，也散佈了大量謊言」。
他還「發現藏人有創造神話傳說的天才與把神話傳說當作事實來接受、傳播並深信不疑的天然傾向。」他說「這是一種不同於理性思維的神話思維，是雖非藏族特有卻數藏族最發達的思維方式。」然而為了證明他對西藏的深入了解，他又自稱他「在西藏時不僅僅讀報刊看電視，還與大量藏人交往。……誠然，他們不會人人都對我講知心話。但藏人天性外向、直露、坦率，尤其是與我朝夕相處的藏族上司、同事、鄰居、朋友，他們在工作、生活中會不知不覺地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感情﹔我也可以通過他們的言外之意、表情、聲調、行為加以觀察與體驗。」他沒有告訴讀者的是，怎麼他「深入了解」來的信息就不是「神話思維」，而他的長期生活又怎麼比本身是在那裡生長的藏人更接近真相呢﹖
另一個明顯的矛盾之處是，徐儘管一再指責達賴喇嘛的「謊言」，卻說他對西藏問題的解決辦法是「既不偏向中國政府，也不偏向達賴喇嘛，而是以國際公法和其他國際公認的原則為準則，以世界和平、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為歸宿來分析西藏問題、判斷是非，這也就是我的立場。」但是他又肯接受一個他自己耳聞目睹的嚴峻事實，就像該書編者在簡介中寫的那樣﹕「西藏連續爆發流血騷亂，示威絡繹不斷。西藏問題因此變成西方家喻戶曉的熱門話題，海外華人最敏感的痛點，中共首腦最頭疼的病灶。達賴喇嘛因此變成國際政壇的超級明星，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西方國家議會不斷通過決議，支持西藏自決、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美國總統一再敦促中國領袖與達賴喇嘛談判。西方人權組織更是全力以赴地支持藏獨運動，民眾也大都同情藏獨運動。」
徐感到「難以想像，受過西方民主思想和理性主義薰陶的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竟能如此公開地、大量地、毫無顧忌地、堅持不懈地製造和散佈謊言，而且居然有那麼多西方人（我在美國生活近10年所接觸過的白人中的99%）居然會欣然接受並深信不疑。」人們不禁要問，這種在民主理性、新聞自由環境中產生的「謊言」，不正是更加凸現了徐明旭站在北京一黨專制的「真理」立場上去了嗎？！
在該書的《導論》中，徐明旭對《天葬》作者王力雄提出的「西藏問題無解」的結論及其它的一些觀點，進行了清理和批評，並不無嘲諷地寫道，「我理解王力雄的心理，他作為身在國內而又面向海外寫作的作家，竭力想劃清和中共的界線，顯得公正、客觀、不偏不倚，於是企圖『俯視』和『超越』中共和達賴的矛盾，結果不知不覺地走向雙重標準乃至多重標準，出現許多自相矛盾的論述，既未能『避免分裂和搖擺』，也『無法建立一個完整框架』，這是令人惋惜的。」看到這裡，我自忖明鏡出版社出版徐的這本書，客觀上似有對出版《天葬》作一種平衡安排。其實這種批評用到徐本人身上，倒似乎更合適些。不過，如果自恃因為受過共產黨迫害、又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環境中，就可以不用顧忌地以矛盾的方法解釋矛盾、放膽高論為中共立場辯護，這就不僅僅是「令人惋惜」的問題了。
看了該書以後，人們會發現作者懷著一種「舉世皆醉，唯我獨醒」的心態。其實，他認為自己清楚的地方，恰恰是他的一個致命的盲點。我相信，每一個尊重歷史和現實、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對作者書中的觀點實在是無法苟同的。然而這種聲音也有它一定的代表性。到底是因為受中共毒害太深，還是因為在研究中「走火入魔」了，以他目前的表現和他自稱當年被中共迫害發配去西藏，及至他到了海外以後繼續和西藏保持著「掌握真相」的許多管道，如果把這些信息綜合起來，相信讀者不難對他的立場作出自己的評價。
讀這本書唯一讓我感到啟發的是，作者提出了「所謂的西藏問題就不再是僅僅屬於北京和達蘭薩拉的爭執與是非。實際上，西藏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集中反映，是一個合併了各種矛盾的典型病灶。」遺憾的是，作者本身也成了這個病灶的一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