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藏通讯》
-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三·一十讲话
- 一批逃往藏人被尼泊尔边防军殴打後驱逐出境
- 西藏流亡政府〈噶厦〉在西藏“三·一十＂
- 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人事大调整
- 唯色评说西藏(八则)
- 达赖喇嘛与藏民公投之议
- 2007年西藏人权报告
- 看见的，不止是山麓那边的西藏
- 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
- 图瓦共和国成立议会支援西藏组织
- 图国际人权斗士汤姆兰托斯去世达赖喇嘛致函哀悼
- 达赖喇嘛的不知疲倦的孩子们
- 巴尚讲述一九六九年「尼木事件」
- 西藏流亡政府吁藏人勿举行非法抗议活动
- 简讯
- 王力雄：草原是有文化
- 王力雄：“加班禅＂的走向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在西藏三·一十
自由抗暴
四十九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
在纪念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首都拉萨发生藏人和平抗暴四十九周年之际，我们要缅怀那些为西藏民族经受了巨大困苦并献出生命的所有牺牲者，为他们祈祷！对至今仍在承受苦难和暴虐的同胞们表示同情和慰问。同时向境内外的同胞和支援西藏、珍爱正义的人们表示问候！
在过去的近六十年里，西藏三区的所有藏人虽然只能在没有自由的高压统治和无止尽的恐吓中惊惧度日，但他们不仅顽强地延续了西藏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而且始终保持了对自由的向往。对西藏民族和文明所表现的这种顽强精神和勇气，我感到由衷的骄傲，并表示赞赏。
世界上热爱正义、和平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人民持续关注和支持西藏的同时，在过去一年内，许多政府和人民通过许多新的表现形式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关注，对此我表示感谢！
西藏问题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它所包含的政治、社会、法律、人权、宗教与文化传统、民族认同、经济、环境保护等诸多内容，而且相互之间有著极为紧密的深刻联系。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仅考虑单方面的利益，必须要找到一条符合各方利益的解决途径。因此，在真诚、坚定地推行以互利为基础之“中间道路＂的过程中，从2002年开始，我的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官员就特定问题先後进行了六次会谈，经过详细的讨论和解释，会谈虽然对消除对方的疑虑，阐述藏人的立场和愿望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基本问题上会谈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实质的成果，而且，过去几年对境内藏人的残酷镇压更是变本加厉了。虽然如此，我方对於中间道路的政策和继续推进汉藏间接触与会谈的立场依然没有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关心的是它对西藏主权的合法地位问题，欲使其无异议与合法化，中国政府就必须要确立足以使西藏人民感到满意、并能够赢得他们信心的政策。如果由此实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则我已多次申明愿意竭力争取西藏人民对此的支持。
目前的西藏，由於中国政府各种缺乏远见的行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移民政策使非藏族人口暴增，藏人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成为无关重要的少数民族，而且表现其民族特徵的语言文字、传统习惯等日趋消失，从而正在无声中被大民族所同化。不仅如此，在西藏，镇压还造成人权横遭践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宗教问题被政治化利用等严重问题，诸种行为不仅表现了对西藏民族价值观的不尊重，而且也是在故意分化汉藏民族，破坏民族间的团结.因此,这些政策实在应该立即停止实施。
藏族聚居的区域虽然冠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称呼，但实际上空有自治之名而毫无自治之实质。汉族官员不了解民族地方实际情况，在毛泽东曾批评过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驱使下专权独断，不仅无法为民族地区谋取正当的利益，而且那种不实际的虚假政绩表演政策不仅无利於少数民族，而且也对中国的统一和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如邓小平曾经提出的那样,真正地谋求实事求是是极为重要的。
当我向国际社会介绍有关西藏人民福利的情况时，中国政府虽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并横加指责，但在汉藏间实现互利的和解之前,基於历史和道义责任，我将会继续扮演西藏民族自由代言人的角色。由於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已基本实现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我目前已处於半退休的状态。
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性质正在日益凸现，这是令人欣慰的，这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世界正在拭目以待地关注著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如何推行其“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理念。要实现这些理念仅仅靠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具备法制化、透明化、资讯流通以及言论自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要维持稳定，就必须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以及各民族拥有维护其民族特性的权利与自由。
三月六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西藏的稳定和安全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与安全；要提高藏人的生活，要改善与宗教和民族有关的工作，要继续坚持和谐社会的理念等，这无疑是符合实际的，我们期待著对此的落实。
今年，中国人民充满热情地迎候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从一开始我就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同时，这一国际体育盛会的基本精神还包含了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和谐相处等内涵，因此，中国应该在国内表现出对言论、资讯流通、表达意见等的充分自由和宽容发展的姿态，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东道主国家。国际社会除了派出运动员，还应提醒中国政府这些相关的问题。许多国家的议会、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奥运会是促使中国向积极方向发展的一个机会，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他们的诚意我表示赞赏。然而，我想要强调的是，奥运会结束以後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奥运会将会对中国人民的思想造成影响，因此，世界应该探究一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以後，能促使中国向积极方向发展的途径。
借此机会，我要对境内西藏人民的赤诚、勇气和决心由衷地表示赞赏。未来还要继续通过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合法地为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争取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赋予各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最後，我要向始终支持流亡藏人和西藏事业的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向国际上关心西藏问题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 祈愿众生和平幸福！
释迦比丘达赖喇嘛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
【挪威西藏之声1月29日报导】一批由来自西藏三区各地的23名藏人组成的逃往队伍本月初成功逃离中共边防军视线抵达尼泊尔境内时，却遭到一批尼泊尔边防军的殴打，并被强行驱逐出境。随後他们一行人另寻出路前往尼泊尔，最终於本月26号全部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
其中部分藏人接受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青的采访时讲述了途中经历。他们介绍说，他们来自西藏康区、卫藏和安多的共计23名藏人每人给带路人交付5500元人民币後，本月初组成一个逃往队伍，途经藏尼边境夏康拉进入尼泊尔界区，但是他们成功逃离中共视线抵达尼泊尔境内之际，被10多名尼泊尔边防军拘捕。
其中一位藏人表示，他们在被尼泊尔边防军拘捕後遭到残酷毒打，有的边防军用粗棍用力打他们，有的用脚踩他们的头；同时从他们身上抢走了一部手机和三只手电筒。
另一位藏人表示，那些尼泊尔边防军对他们毒打了三个小时後，他们被相继移交给各自所在地边防警署，最终他们被尼泊尔边防军强制遣送到步行两天后抵达的西藏边界境内。
据介绍，为了逃离中共的高压统治奔向自由国度，他们一行人虽然被尼泊尔边防军驱逐出境，但还是另外寻找出路进入尼泊尔境内，在步行20天后，他们一行23人於本月26日安全抵达位於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其中年龄最小的是13?，年龄最大的是30?左右。
西藏流亡政府〈噶厦〉
在西藏“三·一十＂
和平
抗暴四十九周年纪念集会上讲话
今天是纪念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首都拉萨发生藏人和平抗暴四十九周年的日子，在此之际，西藏流亡政府向那些为了西藏民族的事业而献出生命的所有牺牲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对至今仍在承受苦难和暴虐的同胞们表示同情和慰问。同时向境内外的所有同胞表示亲切的问候！
噶厦在纪念“三·一十＂四十八周年的讲话中，对西藏民族的地位、流亡政府及其民主架构、西藏民族事业久拖不决时的对策、境内外藏人的责任、藏汉接触的状态等作了说明。在此重申上述内容的同时，对在此期间的许多以和平非暴力的合法手段，为维护西藏民族的利益和宗教与文化传承而勇敢地发起各种活动者表示赞赏。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对只能在惊惧疑虑中度日的西藏僧俗人民、尤其是大部分藏人党员和干部表现出继续坚持民族气节和民族事业必胜之信心的巨大勇气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坚信西藏民族将继续传承这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
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各地敬仰达赖喇嘛关注西藏民族事业的许多政府和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表明了支持的立场，对此谨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表示诚 的感谢！
对达赖喇嘛以互利为基础提出的中间道路之伟大构想，西藏人民通过公投和议会一致通过的方式予以了确认。根据这一原则，通过不断的努力，从2002年开始，藏中之间先後进行了六次会谈，虽然在充分的沟通以及在国际和西藏境内造成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仅在原则问题上未能达成任何的实质成果，甚至变本加厉地加强了在西藏境内的镇压和对达赖喇嘛的攻击。
我方除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范围内寻求整个民族统一地享有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而外别无他求。我们不仅明确提出这一要求的合情、合理与合法性，而且也指出这是所有少数民族所具有的权利。我们是基于这一点而寻求藏汉民族的互利和谐相处，并不是根据过去的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不可改变的事实，而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施行自治的地区是一成不变地延续过去状态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例如，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盛和领土与几百年以前就很不一样。因此，在解决未来问题时，坚持要以过去之历史为依据的行为，除非是为了寻找某种藉口，否则显然与现实原则是不相符合的。对西藏的未来前途，西藏人从来没有强求要以自己所认知的历史或观点为依据，因此在这些方面，藏汉民族间的一些不同观点或认识并非是不可化解的障碍。
民族区域自治是保障各少数民族权力和利益的基础。因此，西藏民族必须统一享有这一权利而不应该被分割，在这个问题上更不应该以历史为依据。
总之，如果西藏民族的未来地位与前途必须依据历史做出决定，则『中间道路』的政策和原则不可能得到贯彻。
众所周知，西藏问题无关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也与流亡藏人的权益没有关系，西藏境内藏人的状况绝对无法令人满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了所有藏人的幸福，为了＇延续民族特性、民族语言、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传承，作为西藏民族在自由世界之代言人的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组织为西藏人民发言，乃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因此，虽然不涉及西藏主权问题，但双方都不能不承认在民族福祉方面存在著严重问题的事实。
2002年，藏中恢复接触至今，西藏境内状况不仅没有任何的改善，甚至从2006年开始对西藏的镇压变本加厉，包括对达赖喇嘛的无理指责；对无辜藏人、尤其是对西藏憎侣以『爱国爱教的教育』为名进行严重的监控骚扰；无神论政府明目张胆的干涉宗教事务，违反宗教传统地公布有关确认转世灵童的法规；利用『雄登』追随者分化藏人；殴打和逮捕通过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提出自己观点的藏人等，所有这些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非人道行为才是真正破坏藏汉民族团体的分裂行径。建立真正的和谐与团结，需要以彼此信任的思想之统一为基础。通过镇压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团结，将来也不可能产生。一段时期以来的这些行为对藏中和谈的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重视现有接触管道的说法也仅止於言词而已，而且对西藏流亡政府引导境内外藏人坚持遵循『中间道路』政策的能力造成极为严重的冲击。
由於对达赖喇嘛特使在第六次和谈中提出的各项要求至今没有任何回应，因而不能不对中方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产生疑虑。但是，不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和谈能否解决西藏的问题，西藏噶厦政府都将继续遵循『中间道路』的原则，继续坚定地推进和谈的进程。
中方的各种机构通过不同的途径释放出不同的回应和信息，在未获得官方途径的明确表态之前，无法在此做出明确的回应。
为了西藏民族的政教事业，达赖喇嘛继续从第五世达赖喇嘛开始，由赤钦阿旺曲丹、章嘉绕必多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等高僧大德从事的反对供奉『雄登』的事业，多次发表了相关的讲话。同时由於一些有识之僧众对於个别格鲁派寺院继续混杂雄登信奉者的现象表明澄清的要求，并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监於此，达赖喇嘛最近访问印度南方孟戈特时，为了便于格鲁派寺院未来的管理，建议众僧以民主方式做出决定，随後，诸寺相关负责人一致同意根据佛教律部的有关规定通过选取木筹的方式做出决定，目前，以三大寺为主的各寺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对此表示支持和赞赏，并呼吁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对少数不愿放弃信仰『雄登』的僧人，可以独立与三大寺僧人，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一视同仁，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在过去近五十年来，印度政府和人民对所有流亡藏人给予的巨大支持，我们表示感谢！并呼吁流亡藏人要感念恩德，从社会、宗教等各个领域为印度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同时籍此机会，向热爱正义与和平、支持西藏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
最後，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万寿无疆！祈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
西藏流亡政府〈噶厦〉
2008年3月10日
西藏通讯2月27日报导，西藏流亡政府对驻外办事处人事进行了大调动。
1， 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扎西旺堆将就任驻比利时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
2， 前西藏流亡政府噶伦洛桑宁扎被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
3， 前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被任命为欧洲特别代表。
4， 次丹桑珠被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
5，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达瓦次仁被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
6，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才嘉被任命为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
拉萨林卡的变迁
曾经在拉萨，与布达拉宫、大小寺院和藏式民居一样，众多的林卡和大片的湿地也是城市景观不可缺少的部分。上个世纪初来到拉萨的一些西方人，用文字和摄影记录了将要消失的美景。
林卡是藏语，大意是园林，包括人工建造和野生。西藏人是一个热爱自然的民族，每逢一年四季的好天气，如藏历四月的萨嘎达瓦（佛诞节）至藏历八月的嘎玛日吉（沐浴节），有著在野外欢度时光的习俗，花木繁茂的林卡正是传统的休闲之处。过去拉萨有大小林卡50余处，大多为贵族官员和寺院庄园所拥有，如仲吉林卡、孜仲林卡、尧西林卡等等。最著名的是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虽然是法王居住的珍宝一般的园林，但每到节庆期间，罗布林卡会变成一个帐篷之城，朝圣者和市民们在此欢聚。
有意思的是，正如一位在拉萨多年的汉人文人所写：“还有好些公共林卡，供城市平民、工匠、艺人，甚至游民、乞丐消夏之用。＂其中一个位於拉萨河中间的岛屿，因为长满了可以做扫帚的野草，叫做“加玛林卡＂；一些盗贼往往躲在这里，又被戏称为“古玛林卡＂，意思是小偷的园林。由此看来，在当时的西藏社会，各种身份的民众都享有过林卡的权利和愉悦，习惯把“旧西藏＂妖魔化的中共文人倒是忽略了这一点。
随著时代的变迁，许多林卡逐渐被各个单位占据，各种功能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如仲吉林卡先是被改建成培养藏族干部的学校，後来扩建为西藏大学；孜仲林卡成了西藏军区的大院；城东的宜雪林卡被城关区建筑公司圈走；城南的热乔林卡被河坝林居委会圈走。罗布林卡在文革中被改名为人民公园，如今是可供政府有关部门创收的旅游景点；“雪顿节＂期间，会有许多乞丐和残障人从内地涌来，在烧烤肉串的油烟中讨要钱和食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有不少林卡枝繁叶茂，野餐人们的歌声在林间飞舞，但经济大潮很快席卷而来，加玛林卡的蜕变足以成为今日拉萨的缩影。1994年，经由一位在西藏尤具盛名的汉人画家推介，来自澳门的开发商与政府合作，为建设一个国际化的娱乐城，毁掉了有树木有沙滩有拉萨河静静流过的加玛林卡。後又由海南商家接手，以餐饮娱乐、商品交易为主，改称“中和国际城＂，又称“太阳岛＂。迄今为止，这里已成为拉萨最大的、最公开的红灯区，夹杂著藏獒销售中心、四颗星的大酒店、拉萨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室。每天晚上，各个娱乐场所云集数千名妓女。
城里的林卡消失殆尽，而城外倒有了一些新开发的林卡，虽然号称民俗文化村，可是过林卡的方式无一例外地是打麻将、喝酒。随著进藏游客的日益增多，官方又称要把过林卡“作为拉萨旅游的一种新形式来带动拉萨市旅游产业发展＂。但无论怎麽变，林卡已不再是林卡了。
2008-1-16，北京
逐渐消失的拉萨
1996年，几位来自德国、葡萄牙等国的建筑师在拉萨成立了“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致力於“研究和保护历史名城拉萨＂，但在修复老城的工作中发现，“从1993年起，每年平均有35座历史建筑被拆除。如保持这种速度，剩下的历史建筑将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消失殆尽＂。
2005年，英文版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 传统西藏建筑与城市景观》在中国出版了中文版和藏文译文。作者是两位挪威建筑师，在包括拉萨本地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的协助下，历经七年调查，结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宗教和世俗建筑还保持完整，但是到现在（2001年）依然存在的建筑物数量已经大约只有200栋左右，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随著可供扩张区域越来越小的现实，拉萨历史核心区未来的保护已经变得刻不容缓。然而在逐渐意识到这种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时已经太迟了。＂
传统上，拉萨所有建筑的高度既不能超越布达拉宫，也不能与布达拉宫平起平坐；1994年，布达拉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了不破坏布达拉宫的人文景观，对周遭环境有著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但一幢幢超高违章的高楼大厦仍然在布达拉宫周围陆续落成。同样，传统上，大昭寺周围建筑物的高度也不能超过大昭寺；2000年，大昭寺和周围的帕廓街区正式加入世界遗产行列，然而一些新建的商场、饭店等的高度仍然超过了大昭寺。2007年，在第 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於过度开发造成的破坏，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拉萨古城被亮“黄牌＂，将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
拉萨最丑陋的建筑当属“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尽管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批评，2002年仍被当局树立在布达拉宫广场上，与布达拉宫遥遥相对，声称“是抽象化的珠穆朗玛峰＂，却毫无艺术美感，反而状如一发昂首向天的炮弹，深深刺痛了藏人的心。拉萨的第二大丑陋建筑，是拉萨市公安局科技资讯大厦，也是江苏省援藏工程中的标志性形象，位於大昭寺和沙拉寺之间
被拆毁的传统建筑不仅仅只是历史遗产，更是西藏文化的象徵。在名义上是现代化、实质上是更进一步的殖民化的进程当中，随之消失的不仅是老房子，还有西藏民族的生活方式，而随之新兴的毫不协调的建筑物，却使拉萨独特而悠久的人文和自然景观遭到破坏。可以说，这些充斥拉萨、比比皆是的丑陋建筑，对拉萨的风景和生态所造成的影响，其过错是难以弥补甚至不可原谅的。
2008-1-7，北京
2007年的西藏记忆
12007年属於西历，刚刚结束，藏历新年还有30多天才会到来。对於境内外藏人而言，2007年同样是剧变中坚守立场的一年，同样是压制中争取权益的一年，同样是绝望中蕴藏希望的一年。这一年，作为在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设有专栏节目的我，有必要回顾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事件。
2007年，野生动物皮毛仍然是大问题。从去年元月起，因为达赖喇嘛呼吁藏人放弃穿豹皮虎衣的恶劣风气，多卫康藏地掀起焚烧皮毛的行动，令中共当局大为光火，不但强行制止焚烧，而且强令重新穿著。以至於在藏地，穿还是不穿豹皮虎衣，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各藏地各种节庆活动上的服饰表演变成了政治表态。一些藏人官员有意在各种公开场合甚至在中共的“十七大＂会场上穿豹皮虎衣，显示反对达赖喇嘛的“政治觉悟＂，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而藏地民众则以拒穿皮毛来含蓄地表达对达赖喇嘛的信仰。
2007年，中共当局一方面对国内外媒体猛烈抨击达赖喇嘛，一方面在多卫康藏地强力推行各种禁令。这既是因为中共最高权力层的对藏政策趋於强硬，使藏中对话历经六次却无效果；也是因为中共在藏地的官员们为谋取政治好处，竭力掩盖真相、制造谎言，正如藏人批评他们“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而广大藏地的民心所向，正如牧民荣杰阿扎在官方主办的“赛马节＂上大声宣布：“如果我们不能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我们不会有宗教自由和快乐。＂而荣杰阿扎因言获罪，判刑入狱，再次证明了藏人的真实命运。
2007年，也是青藏铁路通车一年，当官方媒体的记者用种种溢美之词赞美青藏铁路的伟大成就，联合国评选出的全球十个濒危旅游景点中，西藏名列前茅，理由是过度开发。超过400万的游客量使西藏不堪其负，而源源不绝的移民更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少数化、边缘化。藏地的神山圣水被开采，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神圣的宗教文化被贩卖，连供奉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的法像，竟然也成了洗脚产品的广告；色情经营场所遍布各地，爱滋病毒在城乡蔓延，如不定时炸弹。整个藏地被卷入名义上是现代化、实质上是更进一步的殖民化的进程当中，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权。
2007年，藏人依然得不到大多数中国国民可以享有的基本权利，要办护照比登天还难，於是，希望朝圣、探亲和学习的藏人们只有不顾一切地“偷渡＂，但也有可能丧生于中国边防军警的枪口之下。2007年，许许多多的藏人用不同的方式在坚守西藏的精神世界，包括传统意义的知识份子和接受现代教育的年轻人。2007年，举世公认达赖喇嘛对世界的卓越贡献，全藏地欢欣鼓舞，藏人们深感自豪！也有藏人扪心自问：眼看著72岁的达赖喇嘛这麽奋力，我们没有争取，哪来得到？！
当2008年已经来临，中国在说“奥运，我们准备好了＂，而西藏也在期待拥有真正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008-1-1，北京
由耶诞节引发在西藏传教的话题
看上去，中国人越来越热衷於过耶诞节。商场和酒店的门前长著一棵棵张灯结彩的圣诞树，酒吧和餐馆的橱窗上贴著红扑扑、笑呵呵的圣诞老人头像，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首庆祝圣诞的著名乐曲，人们的手机里塞满了祝福圣诞的短信。谁都知道，这样的圣诞气氛是各个商家制造的，为的是刺激消费。也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平安夜戴著小红帽，拿著萤光棒，通宵达旦地狂欢，借机释放与圣诞内涵无关的激情。
同样的情景也在拉萨上演。近年来，拉萨的圣诞气氛也越来越浓郁，但同样是被商业包装。事实上，拉萨圣诞气氛的浓郁算得上是“援藏项目＂，随著进藏“淘金＂的移民源源不绝，为了“淘金＂而使出的招数也是多样，包括利用各种外来的、本土的节日进行商业行销，以至使这些节日看似热闹，实则变味。
虽然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信奉基督教，却也失去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普遍信仰缺失，所以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有各个阶层的人转向佛教、基督教，这是很自然的精神需求。有意思的是，在有著千年佛教传统的西藏，如今也出现了一些改变信仰的藏人，虽然极少，但确实存在。也许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其实许多藏人在私下里常有讨论，网上也有一些局部范围的讨论。比如两年前看见一个帖子透露一些外国传教士在藏人学生比较集中的大学传教，据说有的成功者已建立藏人学生中隐蔽的基督徒组织。而“这些藏人学生基督徒，有的是为了学习英语，有的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资助，有的是为了出国，总之真心信仰者应该在少数。＂
无论是否信仰真的转变，作为佛教徒的我，在此需要表态的是，宗教信仰是个人内心深处的精神经历；对宗教信仰的不同选择，从普世的观点来说是个体选择的自由，从佛教的观点来说是因缘的不同。但多少遗憾的是，我在基督徒的网站上看到一些帖子，如“为西藏基督教同工祷告＂的帖子中说“西藏，是黑暗势力最强的地域之一＂，在西藏传教，“那里绝对是属灵征战的地域＂。又如“西藏各地基督教发展情况＂的帖子中说“长久以来，西藏一直是基督教最大的挑战之一……?在西藏改变他们的信仰，就像钻进狮子洞偷走母狮的幼仔一样难。＂
基督徒素来具有传教热情，传则传矣，对方信则信矣，可若将另一种宗教视同黑暗而决意奋战，如此强烈的类似於政治正确的“宗教正确＂，令人想起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西藏传教屡遭失败的原因，当时那位曾经支持过基督教的摄政王颇罗鼐劝诫固执的传教士：“我们尊重你们的宗教；我们也要你们尊重我们的宗教……＂。是的，除了相信自己的宗教，也应该对其他宗教予以尊重。我赞同一位年轻藏人对未来西藏的设想 “依然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依然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并且还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西藏……一个保障个人选择自由的多元的西藏＂，人人各得其所，岂不乐哉？！
2007-12-25，北京
在格尔木见到“生态移民＂
近年来，青海省开始实施“生态移民＂政策，因为官方认为世代以游牧为生的藏人的生活方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威胁。至2007年底，已有6万游牧藏人搬迁到由政府开发的新城镇。曲麻莱县是黄河源头，那里的游牧藏人被分批迁移出来，安置在格尔木市南郊的沙滩上。他们卖掉了牛羊，每户每月可以领到政府发的500元，期限是10年。
2007年8月的一天，我去了格尔木的一个有著三百多户的移民新村，正遇上从康地来的一位活佛传播佛法。建成三年的移民新村，既没有可供老年人和信徒转经的佛塔或“嘛呢拉康＂，也没有一个僧人。许多人都聚集在小小的屋子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聚集在寺院中听闻佛法，以老人和女人为多。
一些年轻人在新村里转悠，也有人在打台球。开设打台球的都是女人，守一个台球桌等客人来打球。我找到几个男人问：觉得这里好，还是老家好？他们说：当然是老家好，这里连根草都没有，一刮风全是沙尘。我又问：你们搬到这里，家乡的山神也跟著搬过来吗？他们低下头说：怎麽会？我们把我们的神灵抛弃了，我们把我们的牛羊抛弃了，就为了每个月的500元。我又问：全家500元，够吗？他们说：你知道这城市里什麽东西都贵得很，我们肉不敢多吃，酥油也不敢多吃。我又问：十年後，政府不给那500元了，怎麽办？他们中有人说：那就回老家呗。另一个人说：牛羊都卖了，草场也没了，回老家也不知该怎麽办。我至今忘不了他们眼神中的茫然和任凭摆布的那份无奈。
据了解，孩子们在另一个移民新村的小学里上学，汉语教学，学习条件比原来在牧区的学习条件要好。但是他们的父母，因为不会汉语，打工和做生意都有困难，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中，找到的也只是类似挖沟填土的工作，一天才20元。
他们还告诉我，虽然每户住房都有院子，有厨房和卫生间，看上去不错，可是因为没有生活来源，所以家里空荡荡的，买家俱也只敢买旧货，品质很差。旧家俱市场被回族控制，价格越来越高。住在城市的房子里，一切都很陌生，煤气有毒不知道，煤气坏了也不懂得怎麽修。因为水资源缺少，每天只有两个小时有水，所以即使每家每户都修了厕所，但还是习惯到外面去解决。以前牧区的人是很少吃蔬菜的，现在常常吃，但是看到市场上很多菜都不知道该怎麽做，一些卖菜的回族和汉人会哄抬卖给藏人的菜价。
我去了一对年轻夫妇的家里。男人属於聪明人，他把牛羊交给亲戚照管，和妻子搬迁到这里。他说，如果这边呆不下去了，我们还可以回老家；老家的亲人要进城，也可以住在我们这里。他的妻子新买了个二手货的手机，让我教她怎麽用。当我离开时，刚认识的女人突然拉著我的手落泪，让我很无措。
回酒店的路上，汉族司机说，2006年冬天，两个藏人移民在西大滩杀了一个计程车司机，还抢了车，後来被抓。所以现在格尔木的计程车都不肯搭载藏人。
2008-1-28，北京
流亡意味著什麽？
所有的人，我指的是中国大陆的人，都比流亡藏人更有出入西藏的权利和自由。想去哪就去哪，想怎麽走就怎麽走。坐飞机，坐火车，坐汽车，或者自己开车自驾游，或者骑摩托车骑自行车，要不乾脆走路。不需要护照。不需要进藏批准函。不需要港台通行证。总之不需要任何手续。有钱就行。我曾在回拉萨的火车上遇见一个西安女子，因为和丈夫怄气，只带一张银行卡就去拉萨旅游了。甚至没钱也行。这个国家笑贫不笑娼，两把菜刀就可以闹革命。
长期在西藏谋生的，好听点的叫“藏漂＂，其实都是“包工队＂；短期在西藏旅行的，跟旅游团的叫“游客＂，自己走的叫“散客＂。不想呆西藏了，想去邻近的尼泊尔，可以到紧挨著罗布林卡的尼泊尔领事馆办签证，轻而易举就能拿到，让别说签证连护照都难办的藏人，虽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有寄人篱下的感受。
而流亡在外的藏人们，哪怕年迈的父母在家乡苦苦等候，哪怕妻子和儿女或者丈夫和儿女都在西藏，对於绝大多数人来说，终其此生，也没有一次回西藏的机会。必须等待；等待时局有转机的一天，他们才可能回到故乡。许多人就在等待中耗尽了这一世的生命，踏上了通往来世的轮回之路，而来世，他们还会是如此不幸的藏人吗？还不如转世成汉人算了，这样就可以大摇大摆地重返西藏了。曾经一度，似乎转机出现了，北京高抬贵手，允许流亡的藏人回家看看。但也只是很少的人，还得有条件有名额有限制。如今，居住世界许多国家的藏人每去中国使馆办签证，不但要接受个人身世的调查，还要对在藏期间的行为立下保证，即使受够怀疑和折磨，仍有可能无果。今年西藏自治区的春节、藏历新年晚会上，主持人说“向旅居海外的爱国藏胞们拜年＂，听上去热情洋溢，事实上虚情假意，因为十多万流亡藏人中，被中共赏赐“爱国藏胞＂之称的寥寥无几；即便是这寥寥无几的“爱国藏胞＂，也不可能畅通无阻地回到家乡，需要付出良心的代价。
听说过流亡藏人的很多故事，如居住挪威的琼达科伦，1959年与母亲逃离西藏後再没回过故土，即使她花高价准备加入从尼泊尔去西藏的旅游团队，可还是不获批准，不让她跨过边界，与唯一的亲人见最後一面。如居住达兰萨拉的德吉，离开拉萨时是青春少女，从此与“政治犯＂的父亲生死两茫茫。即使可以回来，如居住在美国的旺秋，在拉萨和母亲相伴期间，门前停著警车，出门有人监视；如居住在英国的嘉措，原本早就预订的火车票，因为他是来自境外的藏人竟不允许他上火车……有一部纪录片中，一位流亡异乡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另一侧的山顶，遥望西藏的广阔山河，忍不住放声痛哭……
流亡意味著什麽？流亡意味著没有回家的自由，没有与亲人团聚的自由。流亡意味著你的家乡已经成了别人的乐园，而你却没有和别人同样平等、享受自由的权利！
2008-2-15，北京
过藏历新年：这是民族身份的象徵
几天前收到一个手机短信，意味深长，值得记录。短信说：“让我们行动起来，放弃农历春节，重温藏历新年。为了给雪域子孙有个交代，从你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这个短信让我想起我曾有很多个新年是在藏东康地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新年没有一个是藏历新年，都是农历春节。周围的藏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从除夕到十五，放鞭炮、吃团圆饭、领压岁钱、相互拜年、轮流安排聚餐等等，但这样的新年不是藏历新年。
这个短信也让我想起两年前，当时我在藏人文化网的博客还没被关闭，鉴於安多和康等藏地，长期以来把农历春节当作藏人辞旧迎新的节日来过，我在博客上发起有关年节错位的讨论。参与者众多，各抒己见，最终达成的共识是，虽然过节的氛围是藏化的，但是错位的年节还是应该逐渐复位。
事实上，各藏地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在为此努力，并且已有成效，如青海、四川等藏地开始给藏历新年放假，当地藏人民众开始恢复藏历新年。但毕竟汉化的趋势是强悍的，多年形成的习惯一时难以消除，许多藏人还是会过春节，所以这个短信的出现是必然的。也许会被认为偏狭甚至没必要，然而这不只是恢复错位年节而已，这其实彰显的是一种民族的身份。
对於现代人来说，庆祝节日的象徵意义远远大於实用意义。对於丧失自主权的被殖民者来说，被剥夺、被改变、被同化，会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上，比如年节的错位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而这样的细节随著岁月流逝，结果将不容乐观。对於广大藏人来说，属於我们的传统节日绝不是可以被替代的，因为这些节日是包括多卫康等藏地的所有藏人，用来维系、证明、表现自己和彼此的民族身份。
我们不应该变得跟汉人或者其他人一样，虽然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变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但要想拥有一席之地，在多元化的群落中争取自己的权益，表达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风采，必须坚守原本就扎根在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土壤上的每一样事物，使其不致在排山倒海的冲击之下被席卷而去。而这一点，即使在不能摆脱中国统治的情况下，即使在远离西藏、流亡他乡的日子里，每一个藏人也完全可以做到。
居住在华盛顿的友人告诉我，每当藏历新年来临，周围的藏人们都会按照传统的西藏习俗度过新年，培育青稞苗、做青稞酒、炸“卡赛＂和“桑冈帕勒＂、准备“竹素切玛＂和“鲁过＂……而这一切，过去她在拉萨的家里并不擅长，那都是属於长辈的家务，但如今她和周围的并不年长的藏人们个个都会。藏历新年期间，他们挨家聚会，品尝著卫藏、安多和康的饮食，吟唱著卫藏、安多和康的歌曲，交谈著卫藏、安多和康的方言……在“博洛萨＂的日子里，就这样度过了充满西藏味道的“博洛萨＂。
2008-1-28，北京
西藏牧民贫困是因为还过著游牧生活吗？
网上有篇报导，说的是为给当地牧民的孩子修建小学，康地石渠的两位活佛到北京化缘，在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举行了一场募捐活动。
资助贫困孩子接受教育，是值得赞叹的高尚行为。不过报导中的观点值得商榷，如记者认为当地藏区是“生命禁区＂，因为海拔高，气候恶劣，不宜於人类生活。来自石渠的活佛则把当地贫困的根源归结于“藏民还过著原始的游牧生活＂，说“要通过让这一代孩子接受知识和教育，放弃原始的游牧生活和不重视知识的观念，学习到离开草原生存的本领。草原上的孩子，有了知识，可以出去打工，去干什麽都可以，他们的下一代也就不再需要在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了。＂
为此，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了这篇报导，引发精彩讨论，下面摘录几段。
针对藏地是“生命禁区＂的说法，网友Changtangherder说：“这是典型的汉人价值观和视野下的西藏牧区。倘若真是这样，这个地方该早就没有人类居住。事实恰恰相反，不光是此地，西藏羌塘高原海拔5000米以上，藏族牧民的生命已经延续了至少几个千年，这说明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是可持续的，虽然他们可能不像经常把?可持续发展＇挂在嘴边的知识份子和官员们那样懂得何为可持续发展，但他们的实践证明了他们是最懂得可持续发展的。＂
当然藏地民众的生活确实贫困，但是否必须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网友Changtangherder说：“现在中国政府在西藏牧区推行的发展政策和实践，比如草场承包责任制、定居工程、退牧还草等等，可能会使几代牧民比较乐观地讲比如一两百年内，过上主流群体比如汉族认为的?幸福＇生活。但之後，藏族牧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外部生存环境 草原可能就会彻底毁灭了。难道我们想用未来几千年的生活作为两百年的?幸福＇生活的代价吗？况且这个?幸福＇生活不是藏族牧民最初所追求的。其实，藏族牧民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的逻辑是：人靠畜，畜靠草。没有了草原，也就没有了人们生活的源泉。而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决定了?逐水草而居＇是最为可行的生活和生存方式。＂
也有人批评到内地化缘的活佛：“一所村小学重建需要多少钱？需要奔跑中国各地两年多吗？最不能理解的是，难道这个活佛居然希望把藏人的後代变成汉人，或者说希望把自由生活的牧民变成汉人所谓的牧民工吗？难道上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广阔的草原去汉地打工？＂
事实上，“要放弃贫穷，就要主张自治权；要重视知识，就要尊重西藏文化，拒绝文化殖民才是出路。建学校是好，但是他们的理由找错了。如果石渠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县，那麽就不会是现状，那麽西藏也一样。＂讨论中的这个总结令我尤其认可。显然，西藏牧民需要改变的不是传统生活方式，而是没有自由和管理自己权利的现状。
2008-1-27，北京
（以上文章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
最近令中国政府大为光火的是，无论他们怎样竭力阻扰，“达赖旋风＂仍然从西方各国刮到东方，热潮未减。这位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瑰宝＂的大活佛，身著绛红色袈裟一路走来，谈笑风生之中，就他自己的转世问题，提出种种大胆的设想。这就使那边厢的北京当局如坐针毡，雷霆大发。
恼怒之中，中国当局忘记了自己无神论者的身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居然说：“达赖的表态显然违反了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俨然以佛教中人的口气来说话，这就令我们不得不深究一下：到底达赖喇嘛对他的转世问题是如何表态的？为什麽他要提出这些设想？这些设想是否符合西藏的传统以及现代化的趋势？
自由派活佛的开放性思维
引发中共激烈反弹的，是达赖喇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印度北部的锡克教圣城阿穆瑞沙的一番话：在他圆寂前，藏民将举办公投，以决定是否需要新的领导体系；若藏民决定仍要沿袭达赖喇嘛制度，他将於中国境外转世，或在圆寂前选定新达赖，而继任者“将继续我开始的任务＂。
达赖喇嘛的一系列言论表明：藏民公投将决定一个问题--选择什麽样的“领导体系＂，即还要不要传统的达赖喇嘛制度。如果还要这个制度，他将有两种选择：一是灵童在西藏境外转世，理由是他本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境外流亡，按照逻辑自然应转世在境外；二是在生前选择继承者，如从高僧之中选出，或从他心目中的人选中选定。此外达赖喇嘛还有更多的设想，诸如下任达赖喇嘛可能是女性。
其实上述主张，达赖喇嘛曾在以往不同场合的谈话中都阐述过，不过没有引起中国当局及世人的重视而已。而这一次，同样的言论却被媒体热炒，舆论普遍认为，这些言论是为了抗衡中共今年出笼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人们如此分析，不能不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共新法规明显针对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企图控制达赖喇嘛未来的转世，那麽，即使达赖喇嘛最近的言论是一种重复，也就很正常地赋予了抵制中共法规的新的意义。
殷鉴不远，“两个班禅＂的出现是西藏人心中的痛。据达赖喇嘛的侄子凯度顿珠透露，中共统战部官员曾在会谈过程当著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的面说：“你们有班禅喇嘛，我们也有班禅喇嘛。＂因此，西藏人毫不怀疑中共将在未来搞“两个达赖＂的险恶居心。现在西藏人能够做的，是想出一些对策，将中共施加给藏民族及其宗教的危害尽可能地降低。
但是，我们在看到达赖言论在抵制中共干预方面的现实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近五十年了，他周游世界，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观念，和基督教等世界各大宗教进行过对话交流，其思想之现代化，已经不同于传统的西藏僧侣。早在六十年代末，达赖喇嘛就学习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坚持让西藏流亡政府通过新宪法，其中规定：只要人民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同意，便可废除达赖喇嘛的所有职权。
这位胸襟开放的自由化活佛早就意识到，西藏民族处於危急存亡之中，过去那种寻找转世灵童的方式已经不适合了。传统的达赖喇嘛制度具有一些弊病，例如，找到的年幼灵童无法直接亲政，往往形成近二十年的权力真空期，造成摄政者及政敌之间的恶斗。因此达赖喇嘛早就萌生不再转世的念头，但为了保持西藏民族的凝聚力，目前仍需要一个精神核心，而且不能让北京来操纵这个精神核心，因此，达赖喇嘛不得不考虑在境外转世，或者在生前选定继承人。
藏民公投的意义与可行性
达赖喇嘛关於未来继承者的种种设想，都不违背西藏传统。其中最令笔者欣赏的一个计画是：实行藏民公决，把选择领导方式的权力交给人民。这种设想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对传统的达赖喇嘛制度的一次改革，使这个制度走向公开透明，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
那麽，这个设想是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呢？就技术上来看，是有相当的难度。因为目前西藏民族被人为地隔绝，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分为境内西藏和流亡西藏，境内西藏仍然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但是，对西藏人来说，达赖喇嘛是他们最为崇敬的精神领袖，他们相信，达赖喇嘛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为了全体西藏人的利益，因此，境内外西藏人会尽最大的努力排除困难，参与投票。
笔者预测，如果藏民公决能够实行，其结果可能是：全民信佛的西藏人仍然会主张保留达赖喇嘛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毕竟是“政教合一＂的产物，应该对之进行改革。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达赖喇嘛早就在政治责任的继承问题上，提出过一些不同于传统的看法。笔者估计，广大藏民会希望达赖喇嘛继续转世，希望下一届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但原本附在达赖喇嘛名下的政治地位，却可能会与其宗教身份分开。
现在倒是中共想不通了，如果被他们视为“迷信落後＂的老藏民实行民主公投，他们这些?个“先进的代表＂却还是在搞专制统治，令广大汉人情何以堪？他们又如何设法去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於是，曾经以反对迷信为名，倚仗武力强行取消西藏灵童转世制度的中共，现在反过来声嘶力竭地维护这个制度了。
为了对抗达赖喇嘛的改革性设想，中共坚持守旧复古，强调要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金瓶掣签和中央政府批准这四大程式来确定转世灵童。其实至今为止，西藏有过的十四位达赖喇嘛，只有十世、十一世达赖两位转世灵童，是清政府通过金瓶掣签选择的，其他大多数灵童都没有经过什麽“中央政府批准＂。如果中共要继承清制，为什麽只单单继承针对西藏的金瓶掣签，而不连清朝的皇位制度、八旗制度也给继承下来？
一个没有理念的世俗政权，不管它在物质上、军事上占有多麽大的优势，也无法击败具有精神号召力的达赖喇嘛。如果达赖喇嘛真能发起藏民公投并获得成功，那麽，这种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改革，将是这位“莲花座上的先生＂能够给藏民族留下的最好的遗产。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转自《争鸣》２００８年１月号
西藏通讯1月21日报导,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2007年西藏人权报告],谴责西藏人权状况比去年更加恶化。
1月21日,总部设在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2007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报告强烈指责中共2007年在西藏严重践踏西藏人权.而且,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日趋严重。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年度报告发布会上，该中心总负责人悟见丹增先生表示：西藏人权并没有藏中对话次数的增加而得到改善。
[2007年西藏人权报告]指出，2007年是一个中共严重践踏西藏人权的年度。据悉2007年中共因政治嫌疑逮捕了65名藏人，对4名藏人判处重刑。2007年中共继续关押著119名西藏政治犯，其中80名是西藏僧侣。
[2007年西藏人权报告]还指出，由於中共政治上的压迫，民族歧视，经济掠夺以及无法接受西藏文化教育等原因，2007年2338名藏人流亡印度，其中1046名是18周岁的青少年。
[2007年西藏人权报告]强烈指责2007年中共严重践踏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报告指出，2007年1月1日中共在西藏强迫实施新的所谓的[宗教管理条例]，特别是200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强迫实施具有十四条内容之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剥夺了西藏人传统的宗教信仰权利，对西藏宗教事务进行粗暴干涉。并且进行强制摧毁西藏桑耶寺和阿里的莲花生大师之像，严重践踏了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1、
时至今日，第一次读到茉莉文章的冲击力，依然留存心中。那是1999年的冬天，在拉萨的我刚刚开始上网。那时候网路普及低，当局还没有进行网路封锁，海外的许多中文网站只要输入位址，就像芝麻开门，蓦然之间，一座座陌生的精神宝库出现眼前，让我目不暇接，激动不已。渴望听到多元的声音，渴望知道事实的真相，尤其是，渴望了解喜玛拉雅山麓那边流亡同胞的境遇，是我长久以来最大的渴望。那个冬天的我是非常幸福的，但那个冬天的我也是非常难过的。我一直在默默地流泪，当我读著茉莉写的《我的达兰萨拉之行──印北西藏流亡社区访问散记》，这是我读到的她的第一篇文章。
感谢互联网，封闭已久的窗户就这样打开了，令人窒息的谎言不攻自破，如同新鲜空气扑面而来的是真诚的、真实的表述："一声悠远浩荡的佛号吹响。人们全体双手合十，仰望著从会场後面缓缓前来的达赖喇嘛──藏人心中的神。……达赖喇嘛在哪里，西藏就在哪里"！ 这是茉莉这个汉人而非藏人的见证，对於多少年来，把达赖喇嘛妖魔化且以西藏人民的解放者自居的中国政府，不啻是莫大的讽刺！我怀著一份特别的情意，记住了“茉莉＂这个十分中国的名字，我甚至一边上网一边用笔抄录她的文章。说起来很好笑，那时我既不懂得从网上如何下载文章，也不懂得可以在下网之後慢慢阅读，而那时拉萨没有宽频，只有拨号上网，结果到了月底交费时吓我一跳，因为几乎用去了我那个月的全部薪水。
我挂在网上抄录的还有曹长青的文章，那是早已秘密闻名拉萨的文章，也是有关西藏流亡社区的见闻，以前我也只是听说却不可能读到，因为无人敢把他的文章公然流传。可是有了网路，当时连流亡西藏的中文网站"西藏之页"都能打开。
2、
历史上，藏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分隔两边；绵延的喜玛拉雅山脉无辜地承担了地理上的障碍，而这个障碍其实是人为造成的，但却不是藏人所为。对於十多万流亡藏人而言，喜玛拉雅山麓的这边是故乡西藏；对於六百万境内藏人而言，喜玛拉雅山麓的那边也有一个西藏，虽然很小，但却包容著西藏的灵魂。正因为有著西藏的灵魂，那边亦如拉萨一样，早已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地。甚至更要胜於而今形同虚设的拉萨，毕竟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主要精神领袖，这麽多年来不得不相继离别故土，流亡他乡。於是生活在故土的藏人们，只要说起那里，总是会放低声音地用这个词来代替：山那边。
分隔使得我们彼此徒有深深牵挂，却很难沟通和交流。尤其是经过半个世纪强制性的洗脑教育之後，最可怕的不是一座座寺院被摧毁，而是每个人的记忆被清除或者被改造。米兰·昆德拉说："一个民族毁灭於当他们的记忆最初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著有人另外写出不同的书，给出不同式样的学问和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不同於山麓那边的藏人，也不同于在自由与民主的世界生活著的其他国人，我们生来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充斥著谎言，每一种谎言"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说真话在它手中泯灭"，这也是一位捷克作家所言。我惊讶於如此贴切真实的西藏，不得不承认这是专制制度带给整个世界的灾难。
寻找、恢复并修正记忆，乃至再现历史和现实，这不但要依赖本族人的努力，也要依赖其他族人的帮助。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依赖的，所有人都是互相依存的，当我们身陷谎言之中，当我们连身边的真相都被遮蔽之时，我们需要这个世界上有人凭著良知、勇气和洞察力，发出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正如茉莉。
3、
茉莉与西藏结缘十年，她把以西藏为题的主要文章收录在这本书里，其中只有一篇我没读过，其他文章都从网上读到了，并且下载了。看重茉莉的西藏文章，是因为篇篇可见她汉人的身份却无大汉人的气势，佛家的悲悯情怀、人间的道义关怀浸透字里行间。2002年底，在西藏发生了一桩震惊世界的冤案，藏东的一位高僧丹增德勒活佛，被当局以制造连续爆炸案的罪名判处极刑，为此有149位境内外汉藏人士联名发表建议书，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司法程式，公开、公正地处理此案。茉莉不但是签名人之一，还连续写了四篇文章表示强烈关注，并发出严正的告诫：总有一天，参与黑幕操作、践踏法律、剥夺藏僧基本人权的官员，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最近，西藏的一位藏人作家卓玛嘉因为著书立说被判刑十年，茉莉再次在抗议书上签名，表达她的人道立场。
世人都知道西方世界同情西藏，邻国印度收容西藏，而与西藏人毗邻而居的汉人或者说多数汉人，是怎样的心理呢？难道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非我族类，其心必诛"吗？但是我们可以在茉莉的文字中看到她对自己同胞直言不讳的批评："缺乏自省精神的中国同胞，只知声讨昔日欺负中国的殖民者、侵略者，却很难设身处地为被本民族欺负了的他民族著想。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本来是流亡藏人走投无路、求告各国的不得已之举，却被霸道的大汉族主义者＇妖魔化＇，把它视为西方阵营遏制中国的＇反华＇行为。 "为此她呼吁："我真诚地希望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当我们一起去促进对西藏文明的尊重、给西藏以自由选择的机会，我们汉民族才不至於继续被世人视为摧毁他民族文明的破坏者。"
正是包括茉莉以及其他各族人士的正义言行，西藏的真实面貌为此呈现世人。对於我来说，我要感谢茉莉。这些年来，在我为了看见不止是喜玛拉雅山麓那边的西藏，还要看见自己身在其中却被深深遮蔽的西藏而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她的声音是那斩断由谎言编织的黑暗世界的一道利剑。而 1999年冬天的那些奇迹般的明亮时刻，我永远珍视於心。
2007-12-21，北京
●藏人的藏历新年与汉族农历春节体现两种独立而各有特色的不同文化。藏人过藏历年「博洛萨」还是过春节，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俗问题。藏人知识份子认为春节庆典逐渐渗透藏人社会，实际是一种文化霸权。
●藏历年拉萨的晒大佛习俗文革被 恢复後，1989年又被取消。
曾经，我有很多个新年是在藏东康地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新年没有一个是「博洛萨」（藏历新年），都是农历春节。我亦习以为常，很开心地穿新衣、放鞭炮、吃团圆饭、收压岁钱。我记得，在「达折多」（今四川康定），从初一到十五，亲友们相互拜年，轮流安排聚餐，但这样的新年不是藏历新年。
回到拉萨後，才开始过「博洛萨」，才知道为了迎接「博洛萨」，在这之前就得培育青稞苗、做青稞酒、炸「卡赛」和「桑冈帕勒」（用酥油炸制的各种点心）、准备「竹素切玛」（五谷斗）和「鲁过」（以酥油花雕塑的羊头）。
藏历新年的种种习俗
藏历一月二十九日的晚上，家里要做很美味的「古突」（面疙瘩汤），还要很好玩地察看每个人喝的「古突」里包的是石头、辣椒还是羊毛、木炭（我竟几年吃到的都是盐，据说这意味著懒惰），然後进行驱鬼的仪式。每次驱鬼，我都被家里派去倒掉象徵鬼的东西。那其实是一些糌粑捏的块儿，我们把它在身上摩娑几回，嘴里要说，所有的晦气啊病气啊都快快离开吧，不要再来了。然後扔在一个盆子里，在火把的指引下，一路放著鞭炮，一口气冲出家门，径直奔向一个十字路口扔掉它。
藏历一月三十日的晚上，要在家里的佛龛跟前供放层层叠叠的「德嘎」（油炸面供品）以及茶叶、酥油、糖果、盐巴、「鲁过」、人参果、青稞酒、青稞苗等等，要给佛龛和所有的唐卡换上崭新的哈达，而我会穿上拉萨式样的藏装、带上哈达和酥油灯，代表全家去大昭寺，在初一的零点时分，面向金壁辉煌的释迦牟尼佛像伏拜三个等身长头，然後朝拜每一座佛殿 ......这已渐渐成了属於我的习俗。对了，初三是要登上房顶换「塔觉」（经幡旗杆）的，如果能请到穿绛红袈裟的僧侣来家里诵经祈祷更是幸运不过，然後去城东的朋巴日（宝瓶山）或城中的夹波日（药王山）顶上挂经幡 ......
过去，还要在大昭寺举行整整二十一天的祈愿大法会──「默朗钦莫」，拉萨三大寺──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以及其他寺院的数万僧人云集於此，举行修法、辩经、驱魔、酥油花灯会、迎请未来强巴佛等盛大活动，但文革那年被当作「四旧」给取消了，一九八六年恢复，一九八九年又被取消，至今再不举行。
藏历中国农历两套文化系统
西藏的历算简称藏历，中国的历算通称农历。它们和西历不相同，藏历与农历相对照也不一样，所体现的是两种独特而完整的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
对於习惯用西历来表示时序的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只重视西历，因此藏历与农历的明显区别往往表现在年节上。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在时间与仪式上，其实有著各自不同的推算方法和传统习俗，其中蕴含的是由此得以凝聚和延续的民族认同等意识。
然而，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藏族学者所调查到的：「藏民族传统的藏历年，已经在广大青海藏区渐渐衰落乃至废弃，藏族民众日益转向了、并开始注重起春节的庆贺。」他还说，「随著汉文化势力逐渐向更西部蔓延，作为国家统一文化思想标志的春节庆典 ......日益影响并取代了青海其他各族相当於年终庆典的民俗活动。由此，春节逐渐渗进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霸权』。」
二○○六年藏历新年期间，我曾在我的博客上讨论过有关年节错位的话题，一位安多（今甘肃、青海、四川的大部份藏地）学子的看法是，「其实藏族的民俗力量还是很伟大的，甘青的安多、康巴藏区的年节错位是历史环境、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造成的，但其中的年庆氛围是纯藏化的」。话虽这麽说，然而毕竟在这些藏地，藏历新年被农历春节替代已是事实。既然明白这是错位，为何就不能逐渐复位呢？
一位朋友发来电邮说：「在中国，藏人和维吾尔的民族主义者大都是在民族学院学习过、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工作过的，离开他们的文化，土地很久的人。」这句话让我警觉并且反省自己。
对於如我这样一个其实基本上离开「文化，土地很久的人」，需要的是回到「文化，土地」之中，去切实地经历和体验每一个日子。最好能够像每个靠天吃饭的农人和牧人那样去体验每一个日子，但我深知这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我今生今世已经不可能化身为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人和牧人了，我只能在今後注意换位思考的角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之所以纠缠於「节日」这个话题，正如朋友信中所说：「现代人庆祝节日的象徵意义大於实用意义」，确实是这样。每个民族以及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存在，都必然与自己所生存的土壤相适应，正如农历在东亚不限於中国，就安多和康巴而言，如果农历春节比藏历新年更适合自己的土壤，倒也不存在错位或者复位之说。就像如今境外的藏人流亡社会，每年的雪顿节已离开传统而有了新的调整与安排，这表明新的雪顿节更适合新的土壤。
自己选择非强加就合情合理
但根本的问题并不在於此。那麽，问题在哪里呢？我想我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只要是自己决定的，只要是自己内部的民众决定的，就是无可非议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换句话说，当包括卫藏（今西藏自治区的主要藏地）、安多和川康（今四川、云南和西藏自治区的藏地或部分藏地）在内的西藏实现了高度自治，无论是过藏历新年也罢，还是过农历春节也罢，甚至以西方人过耶诞节的方式来迎接新年也罢，那都毫无任何不妥，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丰富意义。可是，在如今这样一种并非真正自治的体制下，西藏民族的文化不断被侵袭、被污染、被改变，已体现在每个具体的细节上，年节的错位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而这样的细节随著年月的积累，结果会怎样呢？
是像来自安多热贡的年轻藏人在朝拜大昭寺时，因为被拉萨人视为来自「卡切隆巴」（回族居住的地方）而「没有支配能力地哭了」？还是像达赖喇嘛给一个海外华人讲的寓言：「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後，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迦牟尼未来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记得二○○六年的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相差一个月，可是在拉萨的春节除夕之夜，满耳是全城的爆竹频传，满目是全城的火树银花，当时我心里只有这样的疑问：「有多少分布於城中各处的人们正在齐辞旧岁？他们是拉萨本地人，还是五湖四海人？」
在这个农历春节的除夕之夜，难道在拉萨，已经有这麽多、这麽多的，过春节的移民或短期移民吗？那天晚上，央视春节晚会上零点时分的钟声尚未敲响，拉萨全城的鞭炮声已经震天响。我奔上屋顶四周观望，啊，一道道飞腾的焰火照亮星月无多的拉萨夜空，使得宛如舞台布景的孜布达拉闪闪灭灭。
这著实令人惊诧！
居住在华盛顿的好友卓嘎告诉我，每当藏历新年来临，周围的藏人们都会按照传统的西藏习俗度过新年，培育青稞苗、做青稞酒、炸「卡赛」和「桑冈帕勒」、准备「竹素切玛」和「鲁过」 ......而这一切，过去她在拉萨的家里并不擅长，那都是属於长辈的家务，但如今她和周围的并不年长的藏人们个个都会。「博洛萨」期间，他们挨家聚会，品尝著卫藏、安多和康的饮食，吟唱著卫藏、安多和康巴的歌曲，交谈著卫藏、安多和康的方言 ......在「博洛萨」的日子里，就这样度过了「博洛萨」。
二○○八年北京（唯色：藏人女作家）
----<<开放>
【挪威西藏之声1月24日报导】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议会中正式成立支援西藏组织。对此，西藏人民议会向图瓦共和国议会致函表示感谢。
据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消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议会为了加强与西藏人民议会间的联系，按照图瓦共和国议会第65条第2和3项宪章规定，正式成立了图瓦议会支援西藏组织。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嘉日卓玛女士代表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西藏人民议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向图瓦共和国议会议长蒙果西先生致函表达了感谢。
西藏人民议会於本月21日发布一份新闻声明指出，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议会中成立支援西藏组织表明了图瓦人民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通过和平非暴力路线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立场的支持和拥护。
综合报导，长期支援西藏人士、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於昨天星期一（2月11日）上午病逝，享年80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兰托斯的不幸病逝致函表达沉痛哀悼。
达赖喇嘛在写给汤姆·兰托斯夫人安妮特·兰托斯的慰问函中表示：“获知你的先生国会议员兰托斯的过世感到非常悲痛，对此，特别向你和家人表达诚挚的慰问和同情。＂
达赖喇嘛表示，兰托斯的一生致力於促进人权、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他同时也是全体藏人的希望和寄托，他的逝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最真诚的朋友。达赖喇嘛强调，如同在近期致信给他的内容一样，这次再度对他长期从不间断地支持西藏问题和为西藏问题的解决所付出的努力表达由衷的感激。
达赖喇嘛在函中最後表示，借此机会，也向安妮特·兰托斯夫人一向支持兰托斯先生为众人寻求自由和正义的事业表示赞赏和感谢。
据了解，汤姆·兰托斯出生於匈牙利，1980年代表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当选为国会议员，2007年1月成为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是於去年12月查出患有食道癌。
汤姆·兰托斯去世，使美国和全世界失去了在国际人权问题上最强有力的仗义执言者。 据悉，兰托斯生前是美国国会议员中唯一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十几岁的时候，他曾两次逃离纳粹集中营，并参加反对纳粹的地下斗争，二战後，他来到美国。今年1月，他公开了自己患癌的健康诊断，并表示不再寻求连任。他当时说，只有在美国，一个身无分文的大屠杀幸存者和反纳粹地下斗士，才有机会受教育、养育家庭，并有幸能够在国会服务。
毕生为捍卫和提倡人权的兰托斯议员不但敢於批评外国政府和人权侵犯者，而且也是美国国会内对布希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最为尖锐的批评者之一。 据报导，布希总统赞扬兰托斯是个有骨气的人，是人权的宣导者。由白宫新闻发言人佩里诺宣读的一份声明提到了兰托斯作为纳粹幸存者的历史。声明说：“汤姆.兰托斯作为国会唯一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曾经活生生地提醒我们决不能无视无辜者在邪恶人的统治下的困苦。＂
赖斯国务卿说，兰托斯“体现了这样一种意义：那就是，虽然曾经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但在重获自由後更加坚定了向他人传播自由及繁荣利益的美国立场＂。兰托斯先生受到了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人士异口同声地赞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他把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转化成终生承诺，他毕生致力於提倡人道主义和人权的事业。国会共和党重要领导人布伦特说，兰托斯始终不懈地为实现更加美好、更加自由、对不同宗教更为宽容的世界而努力。
据美国之音报导，同为大屠杀幸存者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伊利.威斯尔说，兰托斯是遭受不公正待遇者的代言人，并直言不讳地反对专制独裁。兰托斯的另一项值得纪念的贡献是支持美国大幅增加抗击世界各地爱滋病的经费。兰托斯议员也是西藏人民的好朋友。过去二十多年间，他一致在强有力地支持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人民通过非暴力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正义事业。他也经常呼吁中国政府，与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进行实质的谈判，使西藏人民享有真正的自治。
他也是《美国国会金质奖章颁授给达赖喇嘛的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藏人社区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一同将於2月13日为国际人权斗士汤姆．兰托斯先生举行悼念祈祷聚会。西藏民族永远会记住汤姆．兰托斯先生的。
2008, March 2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时间：2005年12月18号
作者：Pankaj Mishra（著有《苦难的终结：世界的佛教》、《西方的诱惑 印度，巴基斯坦，西藏的现代化》等书）
译者：G.Q.扎西
1998年4月的一天，天很早，一位叫做图丹欧珠（Thupten Ngodup）的西藏男子在新德里参加一次为西藏的示威活动。印度员警强制阻止了这次由西藏青年大会组织的绝食抗议活动。西藏青年大会是最大的非官方流亡西藏人组织。这个组织拥有一万四千多名会员。在这次针对联合国在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政策的抗议活动维持了6个星期。1950年中国侵略和占领西藏之後，导致120万西藏人非正常原因死亡，上万座西藏寺院被破坏。
图丹欧珠，也和很多西藏青年人一样想参加这次绝食活动，他被选中和被安排代替那些已经靠近死亡的绝食抗议者。在大约5天前他向媒体表示：达赖喇嘛的和平对於中国的专制政府来说是没有用的，现在西藏的情况很绝望。他继续说：“我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为我苦难的人民换回真正的和平。＂
当印度政府为了欢迎一个中国代表团的来到，而决定彻底结束这次西藏人的抗议的时候，图丹欧珠很快行动了。在印度员警驱赶绝食者和殴打抗议者时，他愤怒了。他奔跑著并大声呼喊著“西藏独立＂的口号，紧接著烈火燃烧了他的身体，在烈火中他像所有佛教徒那样双手合十，祈祷。
第二天，图丹欧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身体已经完全被烧伤，西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看望他。达赖喇嘛反对任何暴力行为和暴力思想，甚至包括绝食。他告诉图丹欧珠不要仇恨中国人。当时图丹欧珠力图直起身子，但是他已经做不到了。这天夜里，在得知绝食活动的情况之後，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流亡西藏的心脏，位於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镇达兰萨拉，图丹欧珠的照片无处不在。在新一代流亡西藏人中，图丹欧珠是一位烈士和英雄。这新一代的流亡西藏人在印度出生和接受教育，他们用西方的思维思考西藏问题，同时他们又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为当前西藏人这种最平和的抗议方式和今天西藏的政治状况感到尴尬。在他们的谈论中，图丹欧珠是西藏自由战士的代表，而这种西藏自由战士在今天是西藏最迫切需要的：这种人的行为可以超出自己的情感和信仰，不接受西藏政府被动的政治态度。
没有人像流亡西藏诗人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那样在内心实践著图丹欧珠的精神。在流亡西藏，丹增尊珠是达赖喇嘛之後最出名的人物，2002年，中国总理朱熔基访问印度孟买，丹增尊珠爬上中国总理住的酒店，挂起“西藏自由，中国滚开＂的巨大条幅，当中国官员出现的时候，他开始挥舞著雪山狮子旗大声呼喊口号。
2005年，中国新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南方城市 BANGGALRRE的时候，一如过去，印度员警制止了许多西藏人抗议者，但是丹增尊珠站在印度科学研究院内一座近 20层高的铁塔上，而中国总理正在该科学院会见印度科学家。丹增尊珠挥舞著写有“自由西藏＂的红色条幅，抛撒著和西藏问题相关的小册子，同时呼喊著：“温家宝，你不能让我住嘴。＂
丹增尊珠又一次被逮捕，并且被印度员警殴打。“我以前从来没有被这样过。＂不久之後，我和他在达兰萨拉见面的时候，他这样对我说。他，一个稍显清瘦的男人，一条红色的头巾下面是他长长的辫子，看起来就很让人感到好奇的样子。他说话的语速轻柔，那些表达清晰的句子，仿佛是经过他那不知疲倦的孤独生活所提炼一般。他时时又忽然地回到安静，沉默不语。但是他的风格和思考方式，很容易让人误解他是一个热衷於政治的人。
像很多流亡西藏人一样，他生长在印度新德里的西藏难民社区。 1997年，他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之後，他穿越整个印度，来到拉达克，并想从这里回到西藏去，当时他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他对我说，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看看自己的故土。後来他在越过边境的时候被中国武警逮捕，送到拉萨。在那里被关了三个月之後，他被驱除回印度。在他近30岁之前，他知道六位囚犯。“我强烈地推荐每个人都应该到监狱里生活一段时间，＂他对我说：“这样的经历对於一个人的成长非常地重要。＂说完这句，他哈哈地笑了，接著他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当时，我们是在达兰萨拉一间比较出名的和平咖啡店里。丹增尊珠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各种和西藏相关的运动和示威以及约稿等等需要他回答。最近在孟买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在等著他，这个会议是关於3位从西藏监狱和酷刑中逃出的阿尼。
这时，丹增尊珠谈起他计画在达兰萨拉建立一个图书馆和阅读中心的想法。他说，对於像他一样的西藏人来说，在达兰萨拉能够大量地阅读西藏佛教和传统文化之外的其他书籍是很必要的，西藏人需要了解现代社会，除去这个，还需要了解中国。他说，图书馆和阅读中心是新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开始的地方。看著西藏人聚集在丹增尊珠周围的情形，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情形多麽地像他们的对手毛泽东开始其政治活动时候的情形呀。
丹增尊珠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在印度出生和接受教育的流亡西藏人，他们从印度各地来到达兰萨拉，为的就是用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为西藏服务。丹增尊珠的其他一些朋友是近期从西藏来到印度的西藏人，他们经过艰难的跋涉，跨越大雪山，为著同样的目的而来。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一般来说是在沉静的忍受中期盼著流亡生活结束的时刻。但是丹增尊珠的朋友们却认可地说，暴力的方式更可能让西藏重获自由。其中一个这样说：“中国在世界各处众多的大使馆都可以是攻击的目标。＂另外一个突然插口说：“看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与西藏相比他们是多麽地小，但是整个国际社会却给予了他们如此的关注，是因为自杀炸弹，本·拉登。非暴力虽然把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传到西方，但是西藏问题到现在为止依然处於困境。＂这些充满激情的言语，久久地回荡在这间小小的咖啡店里。但是他们自己也深深地知道，对於佛教徒来说使用暴力是非常困难的。之前我和他们走在达兰萨拉的小道上，我曾看见丹增尊珠的一个朋友，小心翼翼的捧起一个小宠物，把它放在道路的另一边，远离人类通行的那一边。
达兰萨拉像其他36个西藏人社区一样，是印度政府在1959年之後作为西藏人暂时的居住地而提供给西藏难民的，但是到今天，西藏人已经在这些暂时的居住地里生活了40多个年头。在印度出生的西藏人，依然属於“无国籍的人＂。这样的身份对於长期生活在印度的西藏难民来说，意味著他们在找工作、添置私人财产时需要面对许多困难。卖羊毛衫和廉价电子产品的西藏人是在印度各个城市常见的景观。甚至在达兰萨拉，西藏人告诉我，因为印度动荡的政治，他们也生活在一种长期的忧虑之中。在我到达达兰萨拉的几天前，印度员警介入了一起一个印度人和一个西藏人的争执，那个西藏人被五花大绑地带过大街。另外一些西藏人则想回到他们已经被占领的祖国。最近人权观察的报告再次证实了在西藏发生的许多事情：许多被怀疑寻求西藏独立，或者热爱达赖喇嘛的西藏人不经过审判就被投入监狱和酷刑；每年都有超过2000名的藏人逃离西藏来到达兰萨拉。
丹增尊珠的父母在1959年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翻过大雪山逃难到印度。很多西藏人在到达印度以後，因为不适应印度的气候等很多原因很快就死去了。丹增尊珠出生於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他的父母一如其他很多西藏人像苦力一般在喜马拉雅山区修路。丹增尊珠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当时普遍的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取了很多在修路的西藏难民的生命，在丹增尊珠出生後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不久他的两个哥哥也死了。在经历这样的苦难之後，丹增尊珠和妹妹坚强地活了下来。後来丹增尊珠分别在流亡西藏的三个学校学习，之後他到印度南方城市CHENNAI读大学，再後来，他到了孟买。
1999年，在孟买我第一次见到丹增尊珠，当时他在读文学硕士，我们的谈话围绕著城市文学批评，他像个诗人一般在言说，当时的他显得激情而又对自己的想法略带羞涩。他告诉我，他喜欢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除了这些，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没有谈论其他的话题。在我离开时，他送给我他的第一部诗集《穿越边界》，收录的都是关於他作为一个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活，以及他对故土的情感和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他属於一个不被世界承认但是却被世界承诺给予支持的国家， “西藏：世界同情的库存品＂，他在一首诗中生动地写到。他成为一个具有声望的作家和活动家是最近几年的事情。2001年，他写的一部关於流亡藏人的散文集获得印度国家级别的文学奖；李查·基尔和其他好莱钨明星对他的长期推崇，为他获得极大的声誉。2002年，丹增尊珠被印度媒体评选为当年全印度时尚50人之一，在所有关於丹增尊珠的文章和照片中，他那条总是戴著的红布条总是被不断的提及和显示，他曾经表示直到西藏获得自由，他才拿下这红布条。丹增尊珠告诉我，每次达赖喇嘛见到他的时候，都会拿这红布条开玩笑地说：“嗨，怎麽了，身体不舒服？发烧了还是出汗多？＂
相对於西藏人来说，丹增尊珠有比较多的机会见到达赖喇嘛并且与达赖喇嘛交谈，虽然这样的机会与少数经常可以单独拜见达赖喇嘛的西方名流相比显然要少很多。丹增尊珠对我说，达赖喇嘛在西方享有巨大的声望，所以西方世界给予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他很感激所有支持西藏的西方人，但是这样的支持发挥不了实质的作用，如果西方世界的政府依然保持著与中国的商业合作并且将武器继续卖给中国。丹增尊珠认为获得印度这个在文化和政治上与西藏有著密切关系的国家对西藏的支持，更为重要。他发表在印度各媒体的文章和言论都体现了他的这个观点。
他总是非常地忙碌。去年春天，他参与组织了一个纪念1989年中国“天安门大屠杀＂的会议，最近他又在协助翻译一首长诗，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在中国被政府迫害的西藏作家。不像其他的社会活动人士，他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热心，在内心深处，他仿佛陷入一种长久的模糊的追寻之中。而这种思想者的风格也是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这样的魅力吸引著很多年轻的印度人和年轻的西藏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对我说，“我们能做什麽？我们怎样找到那条走出困境之路？虽然要放弃是很容易的 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达赖喇嘛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麽？但是我们到底该做点什麽呢？＂
40多个年头过去了，流亡西藏人期盼著达赖喇嘛能把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达赖喇嘛也力图在西藏民族中推行民主，并且有了一个在流亡社区中民选的西藏政府， 2001年9月，桑东仁波切，一位高僧和哲学家，成为第一个选举产生的西藏总理，负责流亡西藏的社区和经济政策。这个没有任何其他政府承认的流亡政府依靠著达赖喇嘛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也是其局限性。
在中国政府不断地谴责、忽视、冷漠中，达赖喇嘛感到带领他的人民回到一个独立的西藏仿佛是不可能的了。1988年，他放弃了他长久以来呼吁的结束中国占领西藏的要求。他和桑东仁波切现在已经不反对中国对西藏的占有了。他们表示他们愿意在高度自治的前提下，让西藏留在中国版图之内。他们把希望放在西藏特别代表和中国中层官员几乎每年举行一次的谈判上。为了显示他们对谈判对手的诚意，他们不支持任何西藏人发起反对中国的抗议和示威活动。但是官方的这种政策让很多西藏人失望，同时也分化了西藏人。虽然西藏妇女大会等组织支援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主张，西藏九十三运动这个影响很大的由西藏前政治犯成立的组织依然要求西藏独立，他们说这和境内西藏人的要求是一致的。要求西藏独立的最大力量是西藏青年大会，其官员洛桑益西表示：“我们并不是要反对达赖喇嘛 他的护佑对我们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不相信中国，我们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对流亡西藏政府提出的“高度自治＂，予以批评的绝大多数西藏人都是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多数出生在印度，从来没有回过或者连见都没有见过西藏。丹增尊珠无疑成了他们的代表。他的观点在印度媒体和互联网上被广泛地引用和讨论，无形中加剧了流亡西藏领导层和年轻西藏人的隔阂。在传统的西藏社会中，对於长者的批评是很少的，而顺从是其标准。丹增尊珠向我描述过人们听到他说“高度自治＂纯粹就是西藏领导层的“没有任何希望的空想＂时的种种反映。一天傍晚，在“和平＂咖啡屋，他对我说，暴力是唯一的出路。“追寻成佛之道是一件事，而让一个国家获得自由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为自由而抗争，而不是希望这个世界能给予我们自由。＂
很多年轻的西藏人逐渐对僧人在政治中的作用表示怀疑。就个人而言，佛教提升人的内在修养，给予人知识；就社会而言，佛教鼓励一种对社会的怀疑论和提倡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方式要与现代政治相调和并且接轨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追求民族自由的时候。虽然到目前为止仍不能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政治斗争的有效方式，但是达赖喇嘛和其他佛教上层人士依然不断表示他们赞赏甘地的非暴力。去年我采访桑东仁波切的时候，他表示坚持甘地的非暴力原则是最适合西藏的方式。他认为，甘地的斗争方式就是对真理的坚持。他接著说，非暴力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些很大的结果，比如一个国家的独立等等，其实非暴力更多的是对个人而言的，非暴力主义给予人尊严和信心，依靠这些，人们将可以面对任何政治压迫。他进一步解释说，非暴力刚开始的时候作用会很小，只能改变一些容易改变的事情，但到了後来，非暴力主义会显示其重大的力量和作用，因为它最终改变的是 人的基本态度。非暴力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计谋，或者为了达到其他什麽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强调自制、清醒、理性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做到这些，就是一切的目的。
桑东仁波切告诉我：“我们最终的目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还要继承西藏灿烂的文化。如果未来的一天我们实现了政治的自由，却失去了给予我们生活重要价值的西藏文化，那麽我们到底获得了什麽？这也就是我们拒绝暴力最根本的原因。对生命的尊重，是西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而西藏的文化正是我们为之奋斗和抗争的理由。＂
後来，当我把桑东仁波切的回答告诉丹增尊珠时，他依然表示出对於那些观点的不认同。当时我们在他的朋友开的一个小书店里，他翻阅著和西藏相关的书籍，忽然，他抬头说：“我不认为西藏文化仅仅包括佛教，偏向非暴力同时也可能成为被动和无所作为的藉口。＂他接著说““我们的领导人借鉴甘地，但是甘地看到英国用暴力的方式统治印度的时候，说抵抗是一种责任。而今天，我看见中国铁路已经修到拉萨，在我看来这就是暴力行为。所以西藏人选择抵抗的行为，又有哪一点显示出不符合道德呢？＂
很多青年人都用崇拜的情感谈论起西藏东部的康巴勇士。这些康巴人从1950年起开始抵抗入侵的中国军队，1959年针对中国的统治发起大规模的起义，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达赖喇嘛必须做出选择，即继续留在西藏对中国人言听计从、低三下四，还是为了自由和尊严流亡印度。1987年，一本关於康巴游记队的书出版了，作者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西藏小说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o）。这本书深深地影响了丹增尊珠这一代流亡西藏青年，让他们开始更多的思考以军事的方式结束西藏今天的困境。嘉央诺布现在生活在美国，1997年他在BBC关於西藏的记录片中这样说：“很多人并不想得到开导，至少不是立刻得到开导。＂嘉央诺布继续说：“我们都是普通的西藏人，我们喝水，我们吃饭，我们有情感，我们爱著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当一些家伙来到我们的家园，屠杀我们的亲人，即使这些人是强大的军队，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拿起自己的枪。＂“西藏人＂嘉央诺布补充说：“深爱著自己生活的土地，他们不希望中国人来到这里，但是达赖喇嘛却不明白自己子民的想法。＂嘉央诺布的言论不是美丽的空话，在1970年代初，很多流亡西藏青年离开学校，拿著步枪来到尼泊尔和西藏交界处的木斯塘加入西藏游击队，嘉央诺布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支持西藏人的抵抗运动，在美国科罗拉多（COLORADO）军营训练了上百名西藏游击队员。1958年美国第一次给西藏抵抗者空投武器、医药供给、电台等等。三年後，西藏游击队退到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建立营地，在一次深入西藏腹地的行动中，击毙了一位中国军官，收获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情报，这可以说是游击队来到木斯塘以後最大的成功。美国支援西藏，是其冷战政策的需要，对西藏人是否能重获独立并不感兴趣。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和中国改善关系，当尼克森和毛友好相处之後，美国就停止了对西藏游击队的支持。这件事情给西藏人带来的伤害和打击，远远大於1994年克林顿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和人权对话相分离的政策。
印度政府也曾帮助过西藏游击队，在1962年，印度和中国因为争夺西藏的土地而发生战争。之後印度政府给予西藏游击队支持，可在1970年初，印度政府也停止了支持。在失去美国和印度的支持之後，很多西藏游击队员被尼泊尔军队袭击和杀害。最後，1974年。达赖喇嘛通过一盒录音带，命令木斯塘的游击队员放下武器，全部回到印度。
洛桑丹增，现在是达兰萨拉一间小书店的老板。他原来是木斯塘西藏游击队的一名战士。在以辞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於达赖喇嘛放弃追求西藏独立建国的政策之前，他曾经在西藏青年大会、西藏流亡政府工作过。他告诉我，在西藏，西藏文化面临著被灭绝的危险，大量的中国移民迁入西藏，在西藏人自己的家园里，直接威胁著西藏人，而这样的威胁在连接西藏和中国的铁路修通以後会变得更为可怕。
洛桑次仁（lhasang tsering），今年50多岁了，留著漂亮的山羊胡。他告诉我，直到今天，他对於当年达赖喇嘛要求游击队放下武器回到印度的做法，依然感到稍微的生气。和很多西藏人一样，他认为当达赖喇嘛圆寂以後，西藏人应该用军事的手段为自由而抗争。他告诉我，即使是在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中，西藏人也为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惨烈地抗争著，并用刀和矛武装自己，一个年轻的阿尼和她的同胞攻击中国占领者，处决那些西藏卖国贼，但最後他们都被中国人枪决了。
那次是丹增尊珠的一位朋友带我们去见洛桑次仁的，他们都对洛桑次仁和嘉央诺布充满敬意，同样，洛桑丹增对於那些崇拜他的西藏青年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洛桑次仁的语速很快，而且言语的表达很具有戏剧色彩，比如他先轻轻地说：“流亡西藏中的一些人……＂然後带著宣布的口吻提高声贝：“没有被西藏人民授权去改变西藏人的最终奋斗目标：西藏独立！＂。讨论“高度自治＂在他看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他补充说：“我是想回到西藏，但不是跪著回去！＂
但是，现在洛桑次仁的行为被世界各个亲藏组织和各种会议的原则所限制。他和他的崇拜者们关於武力抗争的谈论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使用武力抗争的可能性的理性判断。他和其他与我交谈过的西藏人仿佛没有考虑到，中国对武力抗争的回应，很有可能会像中国对付新疆那些不安的穆斯林一样残酷。另外他们也没有具体地描述和勾画一个自由的独立的西藏会是什麽样子 也许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到来离现在还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在未来的西藏不会有中国人的立锥之地。
激情的民族主义者在康巴老战士那里得到了少许的鼓励和支持，但是桑东仁波切却旗帜鲜明地和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坚持中国人和西藏人在未来能友好的相处和生活在一个自由的西藏。对於很多西藏青年人来说，拥有这样的观点，意味著自己的领导层在政治上太幼稚了。去年嘉央诺布在流亡西藏很有名气的网站PHAYUL.COM（故乡网）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西藏领导层“根本就没有明白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政治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奇怪的是，这样的批评仿佛中国政府对西藏言论的回声一般。中国政府经常这样说：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没能实现西藏的现代化，而且这个制度从根本上阻碍了西藏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西藏就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享有文化和经济的自治权。按照中国藏学家的说法，在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之前，西藏一直是最封建、最封闭的地方，那里的广大农奴被少数贵族和僧人统治，农奴被迷信和宗教精神控制。这听起来像共产主义的教条，不过中国派去统治西藏的官员陈奎元在1997年的一次讲话中，毫不夸张地说出了以下事实：“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没有一座正规的学校，广大劳动者的孩子没有权利和机会接受教育，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是文盲。＂
桑东仁波切承认这些事情确实都是事实，但是他立即补充说，达赖喇嘛对现代技术非常感兴趣，对民主精神也很有偏爱。这些足以代替中国更好的实现西藏民族自己的现代化。不管中国政府带来怎样的利益：修路，建立学校，带来工作等等，他们妄图在西藏消灭达赖喇嘛巨大威望的企图都失败了。西藏境内的西藏人依然忠於他们流亡在外的精神领袖。即使中国加强对寺院的监控，经常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西藏的僧人和尼姑依然继续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著民族主义抗议。二十年前，中国放松了它的宗教政策，寺院被维修，吸引了大量的朝圣者，佛教仿佛再次得到繁荣。中国的高压政策和效率极高的成网状分布的间谍体系，为其确保了在西藏，甘地式的大规模非暴力活动是没有机会出现的。
佛法在西藏的再次兴起，并没有使得像达赖喇嘛这样重要的上师回到西藏。因为中国政府打算安置其他人代替达赖喇嘛作为布达拉宫的主人。在10年前，中国政府为了稳固他们在西藏的统治，按照自己的方式选定了一位元在他们掌握中的西藏喇嘛的转世。这位喇嘛是西藏佛教第二大领袖班禅喇嘛，中国政府绑架了达赖喇嘛指定的转世灵童。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达赖喇嘛声明：下一世达赖喇嘛将出生在流亡西藏社区。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达赖喇嘛表示如果西藏的情况在他的有生之年得不到改变，那麽就会很愉快的在印度圆寂，乘愿再来。
目前依然在接纳流亡藏人的印度，最近这段时间，在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虽然不像邻居尼泊尔那样和中国走得非常近。尼泊尔竟然提出可以为达赖喇嘛访问北京提供尼泊尔护照，同时开始限制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举行政治活动。17世噶玛巴，一位20岁的西藏四大教派噶举派的领袖，于1999年逃亡印度。他被广泛地认为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後，将成为流亡西藏重要的领袖。他现在居住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寺院里。印度政府限制著噶玛巴的活动，同时印度政府称呼达赖喇嘛是精神领袖多於政治领袖。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都很担心，随著印度和中国关系的加强，印度政府对待流亡西藏的态度一定会出现很大的变化。而那个时候的西藏人，如丹增尊珠和他的同事很有可能开始朝著武力抗争的方向发展，那个时候也许只有这一条路了。
当丹增尊珠从孟买回来的时候，我依然在达兰萨拉。他说关於从西藏逃出来的阿尼的会议很成功，後来他带著两位阿尼去孟买最大的购物中心，她们第一次乘电梯的时候非常开心。他计画接下来在达兰萨拉举办一个电影节。但是一个礼拜之後，当我从伦敦给他打电话时，他仿佛又陷入了一种忧愁。他告诉我关於中藏在瑞士第四次谈判的情况，他说他觉得中国人和西藏人接触，唯一的目的就是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为自己获得良好的国际声誉。中国政府并没有改变在关於西藏未来政治地位谈判中哪怕一点点立场。他继续说，西藏领导层却在努力地满足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达赖喇嘛公开声明，西藏铁路的建立是进步的标志。
当我於12月早些时候和丹增尊珠通话时，他正在印度北部流亡西藏人社区的长途行程中，这个行程的目的是筹集1万美元，用於购买西藏政府於1947年发放的一份西藏护照。这个护照现在一个尼泊尔古董商人手中。这个护照上有7个国家的签证，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义大利、沙特、埃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证据，证明西藏主权的存在。在电话里可以听出他的激动和高兴。他这次的行程筹集了6000美元。同样发生在新德里的事情，也让他显得有些愉快。不久前，多个西藏团体在西藏青年大会主席的领导下，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中国最近在拉萨展开的“爱国主义教育“。丹增尊珠认识参与这个活动的每一个人。示威者被员警威胁的照片出现在当地报纸上。丹增尊珠说这次活动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青年人和在校学生。他们非常吃惊，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和勇敢组织了这样一次活动。丹增尊珠说：“作为失去祖国的人们，他们的感情与西藏问题紧紧相连，并且作好了为之付出一切的准备。＂他又补充到：“每当有人问我，你属於哪个地方？我这样回答，我属於一个叫做?西藏问题＇的地方，我的很多同胞和我一样来自从那里。＂
唯色采访整理
巴尚（化名）：男，藏东康地藏人，随十八军进藏，担任军队高官的警卫员和翻译，後转业至新闻单位当记者直至退休。文革时候属於「大联指」观点，曾随军采访过一九六九年「尼木事件」。
访谈时间：
第一次，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
第二次，二○○一年十一月一日下午
一九六九年六月，尼木县发生军宣队被杀害的事件。我们在拉萨得知这个消息以後，立即和军区联系准备下去采访。因?杀的是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军区派出两支部队，分别从羊八井和曲水这两条路开往尼木剿匪。我们走的是曲水这条比较近的路。分社派了一辆车，有我和两个摄影记者，还有一个尼木县武装部的军人。车子开过曲水大桥往里走，下面是雅鲁藏布江，上面是很高的山，突然发现前面路断了，过不去了。下车一看，路明显是被人破坏的，山顶上还有很多人，看来他们早就预料到解放军要来，因为他们闯了大祸，杀了那麽多的解放军，我记得是十四人（《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记载二十二人被杀）。後来得知羊八井的那条路也被破坏了??俨l现不对头就打算调头往回撤，但车上的那个军人不愿跟我们回去，他说这已经很近了，他要走回去。当时他还带了一箱红烧猪肉罐头，他抱著罐头下了车，可我们看见他没走多远就把罐头扔到江里了，不知道是什麽意思。他不回头地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儿过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是个汉族。
我们回去後向军区作了汇报。军区连夜派部队修路，第二天就把路补好了，於是我们又开著单车去尼木，一到县里就听说麻江（尼木的一个队，羊八井往南）那边遇到麻烦，从军区来的部队被阻挡了，但我们赶到的时候，部队已经过了麻江。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後来进山沟围攻尼姑（即赤列曲珍）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至於部队为什麽要出兵麻江？就是因为在麻江那边杀害了十四个解放军，而且杀得很惨。这些解放军是属於「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这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著军帽。这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著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裹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火箭筒对著厉子放了一炮，然後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裹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著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曾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麽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麽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後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起来埋了吧，於是就挖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麽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 牛鞭「乌朵」，包著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後的武器来对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三十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後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著法衣戴著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麽相持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於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裹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个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後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麽打著打著，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进攻吧。於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著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裹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著灯，供著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後来有群众告诉我们，说院子一角的小房子裹行两个伤员，被砍了双腿或双臂的。我们一进去果然有这麽两个人，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著，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恨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的门前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J?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乾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所以说这尼姑是很残酷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上记载，「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那两个被砍伤的男女很年轻，後来送到总医院去治疗，现在不知怎麽样。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於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 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裹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四十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後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後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这个尼姑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裹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著她干。她一开始就打著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在这以前，红卫兵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夥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六二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麽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占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政府定性为「再叛」，但一直存有很多说法。我认为，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麽多解放军，恐怕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龚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有无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麽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还有尼姑的那个干将绕炯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如绕炯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著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行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五九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实际上後来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触及到一般群众的。无论公审、枪毙和判刑，处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干分子。
另外，在同一年西藏其他的县里发生被定性?「再叛」的事件，其实情况都不一样。也有杀解放军的，但不多，一两个吧。日喀则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销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并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来，让群众富裕起来以後再说怎麽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内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著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吃了很多苦头。不过那些地方的动乱应该是与派性争斗相关的，那时候，连县裹各级机关都是瘫痪的，干部都挨批斗，有的被斗死，有的自杀，各种情况都有。而那些地方，应该说汉族红卫兵并不多，都足当地的干部群众在搞运动，抱著各种各样目的的人都有，用心越坏的人他表现得越积极，也就是越左。因?那个时代提倡的是「宁左勿右」，「左了不怕」，「左」就意味著革命。
巴尚分析西藏文革的特点
西藏文革和内地文革差不多，只是时间上有不同。西藏总是要跟得晚一些。尽管分成两派，但中央文革的指示，无论内地还是西藏的两派都要遵守，都要跟形势，但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理解，各有各的看法。有一派认?要把所行的当权派都打倒，政府机关瘫痪，然後由他们自己上台掌权，这样才叫革命路线。另外一派则认?不然，要搞清楚当权派中的问题，该打倒的打倒，没有问题的仍然应该保留，不一定要彻底换班。
当时中央对西藏文革的状况不是管不了，但分成两派以後，互相各说各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表态，两派都是造反派，两派都是革命者，没有什麽根本的矛盾，应该坐下来好好谈，应该联合。中央一直主张联合，周恩来对此好像专门有过指示，要联合起来一致针对走资派。但恰恰是在走资派的问题上，两派无法联合起来，各有看法。因此走资派当中即使有什麽问题，只要他倾向哪个派，哪个派就会保护他，不摘他的乌纱帽。而另一派就会揪住不放，所以无法统一和联合。当时内地的红卫兵起主要作用。本地的红卫兵是跟著他们跑的。来了多少内地红卫兵我不清楚，不过我记得到我们单位夺权的有益希单增和「北航红旗」一个姓胡的红卫兵。这人很嚣张。文革以後，北京航空学院还给我来过信，要了解这人的情况，但我没有提供。姓胡这人相当嚣张，竟然要夺新华社（中国官方最大的通讯社，在各省、自治区都有分社）的权，说权力应该归造反派（指的是「造总」），我一看气氛不对头，当即就退出了会场。
益希单增那时候就挺红的，他是首都红卫兵的一个头头。咸阳来的红卫兵（指西藏民院的红卫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大联指」，像人大的秘书长巴桑洛布也是一个头头。但益希单增的身分我弄不清楚，後来他好像又变成「大联指」的了。内地红卫兵当中藏族其实不少。
当时我们单位的领导叫李和亭（音），他因?倾向造反派没被批斗。我们单位有二十多人，造反派那边很厉害，但关键人物都在我们这一边，领导、老记者、搞人事档案的、驾驶员都在我们这一边，大多数藏族也在这一边，总人数也比他们多一两个。他们那边都是年轻人和刚进藏的，只有一两个老记者，也只有一个藏族。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哪裹有武斗，哪裹打死人了，然後写内参。但内参到了上面，总社也分两个观点，有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总社汇报西藏的文革情况。
西藏的当权派也要具体分析。像曾雍雅和任荣看上去各支持一派，其实也并不是一味地扎入一个派，而是根据具体的事情，这件事情支持，那件事情反对。当时的当权派也不完全都想要挑起两派之间的武斗，搞分裂。当然有极个别的在幕後策划，出歪点子，让两派斗得没有休止，实际上是出於私人恩怨的。因为西藏历史上就有党内斗争的遗留问题，因此藉文化大革命进行报复的也有。这些遗留问题，比如在达赖和班禅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等等，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
以上《巴尚讲述一九六九年「尼木事件」》，是以西元2006年初版之《西藏记忆 二十三位耄老口述西藏文革》（唯色采访整理；台北:大块文化）
西藏通讯3於3日报导，西藏流亡政府噶厦发布声明，呼吁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在北京奥运火炬抵达印度之际不要举行任何非法、暴力的抗议示威活动。
西藏流亡政府噶厦在声明中指出，今年八月将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世界奥运会，中国境内外民众都期待奥运会能成为中国进入历史转变的最佳机会，因此国际很多组织正举行著各种活动；而北京奥运火炬将传递世界多个国家之际，国际各组织也正计画举行各种支持与抗议活动。
声明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北京申办奥运会前就曾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理应获得主办世界奥运会的权利，这将成为中国民众最期待、最骄傲的一次盛会，因此要为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表示祝福。
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期待流亡藏人要理解达赖喇嘛的这番言教，在今年4月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印度时，不要举行任何非法及暴力的抗议活动。
声明说，印度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同时作为流亡藏人的庇护国，享有集会、示威游行、言论及出版发行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举行任何非法的暴力性活动。因此，在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印度之际，流亡藏人要遵守地方法律，不要举行任何不经允许，同时伤害印度政府及民众的活动。
西藏通讯2月13日报导，西藏佛教宁玛传承领袖，宁玛传承第十一世闵林赤钦仁波切於上周六2月9日藏历新年初三晚上在印度北安查尔邦首府德拉顿闵珠林寺，结束了今生的利众使命，安然回师于本初原始光明法界之中---圆寂。享年七十八岁。西藏流亡政府全体公务员2月12日在政府会议室特别举行追思祈愿会，并关闭政府各部一天。
中国的大江大河，源头主要集中在藏区。以前藏区森林大量被砍伐，运往内地。1998年中国发大水後，当局认识到江河上游生态的破坏是重要原因，於是停止了砍伐森林。
藏区人民从来反对砍伐森林。记得当年在甘孜州看到森林著火，几个藏人在对面山上喝著啤酒观看，又叫又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解释说，与其迟早砍了给汉人用，不如烧火让自己看个热闹。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宣泄。
当发洪水使中国内地尝到了破坏生态的报复，采取的措施却是要让藏人负责。目前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把江河上游的生态破坏归咎于藏民“过度放牧＂。不管什麽场合，即使是什麽都不懂的人，也把“过度放牧＂挂在嘴头。出台的措施，顺理成章就是让牧民离开草原，不再放牧。
制定这种政策的人想得很简单。牧业不就是为了得到肉奶产品吗？现代的工业化饲养足够提供相应的产品，已经不再需要那种落後的生产方式，因此牧业就可以被取消了，生态也就会由此得到好转。在他们心目中，放牧只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其中没有文化，也没有人，随时可以被另一种经济方式取代。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多数是工程师，他们的思维逻辑是唯物的，因果关系被当作直线。既然“过度放牧＂了，生态的敌人就是牧民，而理想的草原则应该是没有牛羊的，只要把人和牛羊赶出草原，生态就会万事大吉。他们却没有回头看看，藏人祖祖辈辈在草原放牧了几千年，为什麽过去生态没有破坏，也不存在过度放牧呢？
一位朋友最近去西班牙参加世界牧民大会，有专家提供了一种试验的结果 用光照模拟阳光和气候变化，用割草模拟牛羊吃草，经过长期观察显示，有放牧比没有放牧的草原更有利生态的多样化，因此放牧对草原生态应该是有利的。
牧业在草原上从事了几千年，已经变成了草原生态的组成部分，构成自然回圈的环节之一。它除了是一种自然生态，还是一种人文生态。当决策者认定工业化饲养可以解决肉奶供应时，也许没错，然而人的世界在物的层面之外，还有文化存在。牧业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也是牧民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那是不应该按照工程规划一笔勾销的。
（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
藏人把中国政府确立的班禅叫做“加班禅＂，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汉班禅＂，按汉语的谐音是“假班禅＂。最近，“加班禅＂访问甘孜藏族自治州，当地政府层层下达任务，组织盛大欢迎场面。“加班禅＂以前去日喀则时，当地政府也做过同样的安排。一位日喀则的藏族朋友告诉我，因为很少有人自愿去欢迎，为了凑够人数，居委会有时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当局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怕“加班禅＂遭遇冷场，更是怕暴露北京自立班禅的做法不得人心。相比之下，十世班禅的女儿访问日喀则时，自发前去欢迎和膜拜的藏族百姓却人满为患，当局不得不派员警维持秩序。那位朋友解释说，当地百姓是用对十世班禅女儿的欢迎表达他们对“加班禅＂的不认可。
藏人虽然不认可“加班禅＂是班禅，但是他既然能入选班禅灵童之列，不少藏人还是把他当作一个活佛，仍然对他抱有善意。但是我也听过藏人这样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他不是班禅，也就不会是活佛，只能是个魔，专来破坏西藏佛教！＂
我不是教徒，不能从宗教角度评说此事。但我有时会设身处地考虑“加班禅＂未来的选择。无疑，他目前的地位是中国政府赐予和支撑的，但是从根本上，班禅的来源是宗教，不是政治；班禅是一种权威，不是一种权力；班禅是西藏的，不是中国的。因此仅仅被中国政府认可算不了真班禅，只有被藏民族接受才能成为真班禅。“加班禅＂固然离不开中国政府，但是只要他想成为真班禅，就更离不开西藏民族。
“加班禅＂已近成年，又是聪明之人，想必对此会越来越明白。他该怎麽做，会怎麽做呢？我猜测，既然中国政府对他的认可已是不可收回的，他将会越来越多地把获得本民族同胞的认可当作目标。而要达到这种目标，他就必须站在藏民族的立场，为藏族人民说话和办事。尤其是在藏民族和中国政府发生矛盾时，更需要能够鲜明地维护藏民族利益，体现出敢和中国政府抗争的勇气。十世班禅之所以在藏人心目中有崇高威望，相当程度正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勇气。而若“加班禅＂未来真走上了这样一条轨迹，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中国政府当年另立班禅的考虑，就会落到适得其反的结局。
（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
返回文首
关于此网站 | 与我们联系 | 西藏即时新闻
慈悲与智见 |
达赖喇嘛 | 西藏通讯 | 介绍西藏
流亡西藏 | 西藏与世界 | 文献与档案库 | 西藏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