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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 四大教派,流亡政府所谓《活佛管理办法》的声明
- 活动人士称有证据证明西藏曾独立
- 中国迫藏人签拒达赖喇嘛返乡声明引发抗议
- 中共官员首次披露班禅喇嘛现状
- 青年大会停止绝食 「人民运动」初试啼声
- 西藏正被中国政府改头换面
- 『自由西藏学生组织』在长城进行抗议被驱逐出境
- 达赖喇嘛特使第六次前往大陆返抵印度後发表声明
- 达赖喇嘛已经不会再往後退了
- 达赖喇嘛为华人佛教徒举行法会
- 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
- 北京要主导喇嘛转世
- 达赖喇嘛是海洋也是天空
- 以环保名义造成无人区後计划建水坝
- 我和西藏的缘分
- 中国作家忧心西藏文化即将消失
- 我们都是达赖喇嘛的儿女（七篇）
- 西藏元老致函胡锦涛盼达赖返中国遭拒
- 最怕的就是僧团领袖堕落（五篇）
- 简讯
- 请维护西藏这片高原圣域
- 德国州长罗兰·科赫谈西藏问题
- 谈判虽然恢复双方并未靠近
- 简讯：
-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
- 匈牙利对西藏的关注
- 西藏议员指北京应表现和判诚意
- 达赖喇嘛访问英德两国
- 『西藏之友』吁西藏独立
- 世界佛教的圣地--西藏
- 一国两制与西藏
- 简讯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本教之宗教领袖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所谓《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声明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了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将在2007年9月1日生效），虽然该文十四条内容前後矛盾、逻辑混乱，是一个毫无道理、缺乏依据的文件，但鉴於该文件将会成为残酷压迫西藏人民、罗致莫须有罪名的工具和曲解历史的依据，因而有必要进行分析批驳，并表明不予承认的立场。
第一：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指的是人民有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以及信仰者根据宗教依轨实践和传播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排斥了政府或政治势力对宗教事务的干预，因此，当今所有世俗国家或政府都会避免干预本国公民的宗教事务，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自我标榜为无神论的政府，而且在宪法中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在实际行为中，却完全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强行干预和控制国内所有宗教的宗教活动，对此行径，必将引起所有尊重人权、信仰自由之人民的强烈关注和坚决的反对。
第二：虽然中国政府发布上述第五号令的目的至为明显，是为了践踏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破坏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的继位方式；但该文件却恬不知耻地宣称『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的方式』。
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所有的转世都是由活佛的弟子、信众或所在寺院基于信仰和誓言而予寻访认定，从来都不需要经过国家或政府组织的批准。而且，认定转世活佛并不同于上级任命官吏、也不是根据民意选举产生、更不是类似资历或职位的授与，而是对已经圆寂之喇嘛将会转生于何处的寻访和认定。这不仅需要证实转世活佛对前世的记忆、而且还要经过能预知前世未来之喇嘛或护法的预示，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宗教任证方式确认之。除此而外，任何组织或政府都绝对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寻访确认之，这点无论从宗教或世俗角度看都是至为明显的。
第三：那些至德圣人再次的转世，皆是为普渡众生乘愿而来，这并不依赖于政府的批准或承认与否。
显而易见，中国政府颁布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和矮化藏传佛教，并通过当局任命的所谓转世活佛实现对西藏民族的统治。我们坚信，所有这些险恶企图都是绝对不会实现的------对目前中国政府已经任命的所谓活佛，西藏人民的态度和立场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四：上述文件称『历史上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其转世灵童认定实行金瓶掣签』。表现了中国政府对宗教选择性利用的企图。例如，在认定班禅喇嘛问题上，中国政府就完全是根据政治需要，做出前後矛盾的决定。在认定第九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时，极力反对金瓶掣签；而在寻访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时，虽然通过传统宗教仪轨已经完成转世灵童的确认，但中国政府却以政治原因强令进行金瓶掣签，在金瓶掣签过程中不遵循传统宗教仪轨，随心所欲地指定候选灵童（而不是将所有寻获的灵童都纳入金瓶掣签的候选人名单中），甚至暗中做手脚等，全然不顾宗教、传统和历史习惯，更谈不上最起码的品行高尚或对信仰的尊重。
第五：文件还规定：『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这就暴露了中国政府的最终目的。因为，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和四大教派及本教的教宗和其他宗教领袖都在西藏境外处于流亡状态。如果各教派转世活佛的寻访和认定不需要经过各教派教宗的指导和最终的确认，不仅会导致西藏传统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分崩离析，而且越来越多被世俗政府任命的假活佛、假喇嘛将会招摇于市，从而使人民丧失对转世活佛的信仰，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藏传佛教的巨大衰败。
通过这一法令，中国政府不仅试图割裂西藏境内外藏传佛教信徒与所属教派领袖和导师之间的宗教联系，而且，还试图为今後随心所欲地指派或任命各教派领袖的转世、以及不承认境外真正的转世活佛制造条件。虽然居心叵测，但历史终将会证明，所有这些不良用心都是不会得逞的。
第六：宗教局的这份命令还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件没有指出当局允许活佛转世、以及批准转世的依据是什麽。
不论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或是『国家宗教事务局』以及国务院等部门的领导人，当他们『审核批准』允许活佛转世以及转世寻获後再予『批准』而做出最终裁定时，他们究竟是根据什麽来认定转世系统以及转世的真实存在？又是如何确定其为前世喇嘛之转生无误呢？是根据信仰坚信这一点？或是随心所欲的指认批准？
如果说是基于信仰，难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要放弃「宗教是鸦片」和「迷信」的共产党理论，转而欲接受和实践藏传佛教不成？如果对此没有任何的信仰而只是随心所欲地指认，则除了证明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政策是根基于阴谋和欺骗而外还有什麽？难道这种阴谋和欺骗真的能够欺瞒西藏人民和世人于一世？
第七：综上所述，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所谓第五号令不仅违背联合国《人权宣言》，而且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和精神。同时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直接侵犯了全世界信仰藏传佛教之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毫无疑问是损害藏传佛教、蔑视和压迫西藏民族的新工具。
基于以上原因，藏传佛教各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领袖和僧俗信众，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在此严正声明，我们绝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法令。
最後，呼吁境内藏人，包括在自治区、自治州或自治县任职的党员、干部、工作人员和一般僧俗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依法向相关部门要求停止实施完全不适合西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以使藏传佛教得到健康顺利的发展。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领袖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日
美国之音6月24日报导，西藏活动人士说，他们有一份历史性的西藏护照，证明西藏在1950年被中国占领之前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
西藏之友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会议上展示了这份护照。这份护照是发给当时的西藏财政部长孜本 夏格巴的，他1948年率领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印度、中东、欧洲和美国。
活动人士说，这份旧护照证明，至少有七个国家曾经承认西藏是主权国家。
西藏之友组织说，他们用一万美元从尼泊尔的一名古董交易商手中买下了这份护照。护照目前归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所有。
孜本 夏格巴是近代西藏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写的《西藏政治史》享有很高的声誉。
根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28日消息， 27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起诉了藏人荣杰阿扎。
据了解，8月1日在理塘县举行年度赛马节庆典上， 52岁的牧民荣杰阿扎自己走上主席台，首先向主持会议的人献上哈达，然後拿起麦克风开始向台下群众发表讲话，荣杰阿扎在讲话中表示西藏没有达赖喇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要求人民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还要求藏人同胞，不要因为中国当局分配土地和水源的不公，而相互攻讦挞伐。他同时呼吁藏人要争取民族自主权和宗教自由。最後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并指责在主席台上的当地一名活佛甘为当局走狗。
荣杰阿扎的讲话赢得人民热情的支持和欢呼，这时反应过来的中国军警扑上来逮捕了荣杰阿扎。在场的上千多名藏人要求中共释放荣杰阿扎，并与数百名公安武警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至少2名藏人重伤、30人余被捕。
随後，几千名藏人在理塘县政府门口扎营继续举行抗议示威，八天後撤出。
据「国际支援西藏运动」组织表示，中国为打压和分化西藏人民对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忠诚，最近几周来在藏人地区发起强迫签名运动，要藏人签署拒绝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意愿书，结果引发藏人反感，进而造成本月初在中国四川藏族自治区发生一起藏人公开谴责中国的紧张事件。
到目前为止，理塘县的情势依然紧张，大批中国武装警察自外地进驻，当局并严密监视藏族社区，不准发表任何相关新闻，使得许多藏人现在都不敢多说什麽，害怕遭到监听和逮捕。
甘孜州位於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全州90万人口中，85万人是藏人。
另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8月28日消息：8月21日晚上，理塘县公安人员逮捕了荣杰阿扎的侄子、理塘寺僧人阿珠落布，阿珠落布，现年45岁，从小在理塘寺出家为僧，先後担任过寺院副领诵师，寺院民主委员会副主任，并在理塘寺所属寺院云如热杰林担任纠察僧。
综合报导，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在回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目前在西藏茁壮成长，他本人今年上高中，他的兄弟姐妹有的在上学，有的已经工作。
尼玛次仁说："按照他本人的要求，不希望扰乱正常的生活，为此，我们尊重他的意见。他本人是爱国的，我们按照他的意愿，尊重他的生活。"
之前，虽然有包括美国议会议员和许多世界著名的国际组织要求拜访班禅喇嘛，或要求中国政府做出更加明确的的说明，但中国政府一直以保护这个孩子的隐私权为藉口予于拒绝， 4月12日，班禅喇嘛年满十八周岁，中国政府显然再没有办法以保护隐私权做为藉口。同时，西藏青年会14名成员在新德里进行的绝食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绝食活动者的诉求中，其中一点就是要求中国当局说明班禅喇嘛的下落。中共高官的说明，被认为是对上述这些压力的低调的回应?
1995年，当时年仅六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被达赖喇嘛确认後，随机神秘失踪，面对国际社会的追问，中国政府刚开始拒绝承认他们绑架了班禅喇嘛，对外宣称不知道班禅喇嘛的下落，一直到联合国保护儿童组织出面以後，中国政府才正式承认班禅喇嘛在他们手上，但又拒绝透露比这更多的信息，因而，失去自由达十几年的班禅喇嘛被列为是全世界年龄最小的政治犯。据说有一些藏人信徒曾前往中国各地找寻，自然是毫无结果。这次中国政府是第一次向世人比较具体地说明班禅喇嘛的下落。
在西藏流亡青年组织「西藏青年大会」主导下，流亡印度的西藏人士十四人，包括两女十二男，年龄从二十六至七十五岁，从八月11日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绝食活动，要求中国当局说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改善西藏人权状况及解决西藏问题。
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格桑朋措在绝食现场表示，他们要推展一个和达赖喇嘛或是流亡政府不同的新运动。绝食活动是青年大会发起的「人民运动」的活动之一，活动高潮是今年八月八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西藏国际活动日」，将呼吁散居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届时齐聚新德里，汇聚成一股力量。
稍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以及支持西藏运动的印度前国防部长费南德斯都曾抵达绝食现场探视十四位男女绝食者，并要求绝食者停止绝食活动。费南德斯则坦言，根据印度过去对抗中国的经验，中国对这种绝食抗争活动根本无动於衷。他表示，西藏问题终究有一天会获得解决，此刻没有必要作无谓的牺牲。他说，性命要留到有一天回到西藏故居才是重要。 绝食示威的十四人已经有人多次昏迷，健康亮起了红灯，八月七日，达赖喇嘛再次致电青年大会，希望他们以生命为重，停止绝食活动。
八月十日，在达赖喇嘛的要求下，已经绝食33天的十四名藏人宣布停止绝食活动。绝食组织者是在与印度政府进行交涉以後做出了这一宣布。
在进行绝食活动的同时，西藏青年会组织的「西藏人民运动」得到人民广泛的响应，八月八日开始，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的近两万名流亡藏人响应号召集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抗议活动持续三天以後宣布结束。这是近十余年来流亡藏人最大的一次抗议聚会。抗议者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由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和被关押在四川甘孜州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并要求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进行认真对话以解决西藏问题。
8月9日，参加西藏人民运动的部分藏人准备前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抗议时，遭到印度警察的阻止，双方发生冲突，九名藏人被捕，目前仍关押在新德里的一所监狱中。
newsday。com报导，西藏正被中国政府改头换面。文章说，政府在西藏推行社区新村计画，该计画将使25万的藏人从分散的乡下迁到这些新村居住。这个迁移人口数字是藏人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不过，政府只管计画建房，而房价和藏人的文化风俗则全然没有被考虑。这些房子大都建在主要公路旁，政府称这样做"方便藏人工作、上学和看病。"
但外界看来，中国政府的更广泛的目标似乎在於改造西藏，使之与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传统相容，更好地控制藏人，并为明年奥运做准备，因为届时涌入西藏的游客将络绎不绝。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让大量汉人进入西藏和加紧控制宗教活动。他们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改善交通，并将大量摄像头安装到市区街道和寺院。
此外，中国对外国记者的活动仍然控制很严，到藏区采访，要先获得中国外交部的批准，才可获取一年一次的通行证，并且不能自由地进行采访，否则会被没收通行证。一人士认为迁居计画对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是个好办法。但人权观察组织却道出另外的实情：这些迁居的农民平均要贷款6000美元购房，而这些人的年收入才320美元。他们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房子就会被没收掉。
该组织还说，当地的官员腐败严重，挪用公款，并将腾空的土地用作其他用途，如开矿等。
对这项计画被批评最多的，是没有公开徵求各方意见，农民被当作全国发展一盘棋中的棋子。
---劳改基金会编译
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示：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六名西藏独立活动人士于8月7日早上8点15分到10点25分在万里长城展开一条42平方米大小的标语，上面用用英文和中文写著「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西藏独立2008」的抗议横额进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试图利用2008年奥运会作为对西藏合法统治的工具。在示威活动展开两个小时後，六名活动人士遭到中共员警的拘捕。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发言人凯西·尼克菲女士对中国警方的拘留行动并不感到吃惊。9日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奥运一年倒计时来临之际，应该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自由议题的关注，让世界了解中国政府对此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就是该组织成员在北京活动的意义。
她说："中国借用奥运会来试图呈现西藏人在中国统治下过著幸福和繁荣的生活。这根本不是真实。真实情况是，中国残酷地占领了西藏。所以，我们在中国最宏伟传统象徵的长城上利用这个机会来传达我们的资讯，那就是：藏人也有一个梦想。"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副主席丹增多吉对美国之音说："西藏人的奥运梦想，就是2008年获得自由。在西藏人获得自由之前，我们不会让中国政府在奥运荣耀和奥运金色光环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今年4月，同属『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的5名美国公民在西藏日喀则珠峰大本营展示藏独标语被捕，後来他们被中国驱逐出境。
在展开上述抗议活动的同时，『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执行主席哲通·拉忠前往北京展开宣传西藏现状的活动，哲通拉忠持旅游签证，抵达北京後，她开始每天在她自己的博客上撰写文章描述她在北京的经历。在她的博客中，她谴责北京把2008奥运会作为工具来掩盖侵占西藏的残暴行为。她还在网路张贴视频宣传资讯，呼吁每一个支援西藏自由的人明年走上街头，对中国表达抗议。她呼吁说："如果您在奥运期间到北京，请从事简单但是强有力的和平抗议行动。"志通拉珍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表示，她在北京期间一直被中国保安人员和车辆所跟踪。
八月八日，志通拉珍和同伴也被中国警方扣留，随後她们和在长城进行抗议的六名该组织成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他们九号上午抵达香港机场，从那里返回各自的所在国。
达赖喇嘛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嘉日洛地和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格桑坚赞在两名高级助理的陪同下，从6月29日到7月5日之间对中国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访问，并与以中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和斯塔为首的中方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双方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在上海和南京进行了三次会谈。这已经是自从2002年以来，藏中之间的第六次会谈。
达赖喇嘛特使嘉日洛地等返回达兰萨拉後於星期六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谈是开诚布公的，双方都以强烈的字眼表达了他们在一些问题上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他说："我们的对话已经达到一个关键性阶段。我们用最强烈的方式表达了我们对整个西藏问题的严重关切，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对话进程如要往前推进，必须落实这些建议。"声明称：「双方以强烈措词表达他们对若干问题的不同立场和看法。」声明还强调了双方在涉及西藏的几个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声明并称：西藏流亡政府将尽快组织召开西藏和谈筹备小组会议。计画将商讨藏中共会谈的有关问题。
来源：亚洲周刊纪硕鸣／作家王力雄对解决西藏问题及达赖喇嘛回国持悲观态度，指出达赖已作出妥协，不会再往後退了；认为西藏问题解决的前提是中国民主制度的转型；不赞成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政治转型，提出“递进民主＂主张。
一九八四年以来，作家王力雄独自在青海藏区的黄河源头用汽车内胎扎捆的筏子漂流一千二百余公里，横贯黄河上游的藏族地区，从此开始了对西藏的关注。这些年来，王力雄二十多次进入藏区，足迹踏遍所有藏区，并亲自驾车沿青藏、滇藏、川藏、新藏四条公路线进入西藏，累计在西藏的时间三年以上。怀著对西藏、西藏文化和西藏民众的深厚感情，王力雄四次拜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写下巨著《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他关心西藏和达赖喇嘛的命运，不仅仅因为他有一位藏族作家做妻子，更有一种缘份，妻子唯色说王力雄前世一定是西藏人。
最近，王力雄又一次来到西藏。这些年来，他每年都要进藏，为的是“接接地气，直接感受西藏的最新情况＂。回到北京，王力雄想的还是在藏区的所见所闻，他告诉亚洲周刊，虽然这次没有机会到青藏铁路沿线去走，但西藏文化被破坏是很严峻的事实。他说：“达赖喇嘛在德国访问时指，担心西藏文化将在十五年内消亡，我认为这不夸张。很现实的可能性，就是西藏开始市俗化、市场化。西藏文化的核心有一套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现在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虽然达赖喇嘛的特使刚刚和北京政府在上海有过第六次接触，王力雄仍担心，北京方面与达赖喇嘛之间有越来越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分歧，“解决西藏问题及达赖喇嘛回国变得遥遥无期，我对这个会谈一直持悲观态度的，因为中共是没有诚意的＂。王力雄认为，西藏问题的结可以解，但很困难。“我跟达赖喇嘛说过，西藏问题的解决，前提是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解决是民主制度的转型，在现在共产党的制度下是不可能的，真的要解决是促进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以下是访问的主要内容：
*为什麽你对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如此情有独钟呢？
因为西藏凝聚了太多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如：传统与现代；多元文明文化的并存；宗教问题、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问题；民主转型中的民族问题等等，这些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但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我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关注是回应这些问题的思考。
西藏人的苦难和不幸，受外来力量摆布，使他们陷入苦难之中，作为汉族人我很同情，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事。与达赖喇嘛的接触，并不是要表达崇拜，而是一种亲近感。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全世界认同，当然也更认同达赖喇嘛代表著弱势民族和传统文化，难能可贵，我们应该予以支持和保护。
*你为什麽认为北京与达赖喇嘛代表接触没有诚意？
因为对他们来说，西藏已经在他们的手中，军队员警以及国家机器都在手上。按当局的想法，让西藏自治是过去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权宜之计，现在已经把西藏都控制住了，怎麽还要让西藏去实现高度自治呢？对他们来讲，这是历史车轮倒退，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真正的高度自治、实行现代民主制及现代联邦制度是一种进步。
*在邓小平时代，希望达赖喇嘛回国的愿望还是很真诚的吧？
那个时代中共的想法是，和达赖有谈成的可能，让达赖接受个人安排，当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包括他手下人回来作一定安置，这些都能做到，只是给予一些待遇。但在政治方面是寸土不让的，当局认为，在西藏问题上是善意的，达赖喇嘛是应该接受的。
*如今有什麽变化吗？
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只是邓小平的时候，他是想把问题解决，而且认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和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去对话及谈判。但在原则的问题上不可能让步，不可能在西藏的高度自治上、藏人治藏上或者大西藏这“三藏统一＂的问题上有变化。江泽民还想做点什麽，包括双方的接触是那时启动的，江泽民接见过中共藏族资深老干部平措旺杰。现在平措旺杰写了信也没有用。足以看出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你觉得中央政府并不想解决实际存在的西藏问题？
中共已经认定，与达赖谈是谈不出结果的，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是不会接受只安排个人的地位命运的处理方式，他们一定要与西藏的政治问题、西藏的高度自治联系在一起。达赖喇嘛不会接受回来当个委员长、安排好手下的人就完了。因此当局决定等达赖过去了再说，以达赖的死亡来换取西藏问题的解决，达赖喇嘛在就会凝聚西藏的力量，这种凝聚的核心就是高度自治。但北京认为这样的话乾脆就不要与达赖谈了。多年考验已让他们认识到，达赖是不会变的，这在中共上下都达成共识了。
*你与达赖见了四次，你觉得达赖喇嘛在一些问题上有没有妥协可能？
妥协一直在做的，也一直在让步，但我觉得现在是退到底线了。从现在再往下是很难再变了。流亡政府在八十年代以前是一直要求独立的，包括到九二年出的西藏未来的宪法、流亡政府外交部印的一些文本上，都还是以国家自居的。
*以中国宪法统一藏区
从那以後，达赖喇嘛放弃独立是非常明确的，现在更明确了，按他的话说，是不断的像念经一样，“我不要求独立，我不要求独立＂。过去是以民主的制度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现在又有调整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内来实现整个藏区统一的目标。这就是达赖喇嘛方面已作出的妥协和变化。但到此为止，不会再往後退了。
*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间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达赖喇嘛提出解决西藏问题要走中间道路，内容包括：他留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方式，实现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但北京认为西藏已经高度自治了，主席官员都是西藏人，还不是藏人治藏？达赖喇嘛认为，这不是西藏人民要的，这些官员是上面指派的，不代表人民。
*有西藏官员称，广大藏民并不希望达赖喇嘛回去，你接触的藏民又如何呢？
我认为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藏民是希望达赖喇嘛回西藏的，我走了这麽多地方，只遇到一个过去的老县长，他不希望达赖喇嘛回来，他是一个翻身农奴，受过不少苦。其他的人都希望达赖喇嘛回来，经常是一提达赖喇嘛就泪流满面。
*你觉得西藏问题解决的最好方式是什麽呢？
中国不能以苏联解体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也不能以南斯拉夫失控式的方式解决民族冲突。最好的方式是“递进民主＂的方式。无论西藏或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问题，都要先解决大陆问题，展望大陆民主，推动多层次的递进民主。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政治转型，我提出递进民主是因为，如按西方式的民主转型，可能民族问题暴发是很激烈的，所以我一直不赞成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政治转型。我把很大精力放在民族问题上，主要是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就是大规模的民族问题，很有可能国土分裂及不断的民族动荡。
7月7日至13日，达赖喇嘛在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大乘法苑为台湾佛教信徒举行了弘法会。该法会是达赖喇嘛每年专门为台湾为主的华人举行的法会。来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近千名华人信徒聆听达赖喇嘛的弘法。法会有华语、英语、韩国语等多种语言的现场翻译。
2007年5月11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支持西藏会议，由於中共的干扰使达赖喇嘛不能于会。对於全球性的支持西藏会议，作为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不能于会，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激起于会人士的愤怒，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在已经举行多次中藏对话的环境下，中共继续野蛮地封杀达赖喇嘛在国际活动的空间，对中藏会谈毫无诚意可言。也表明了中共对达赖喇嘛向国际社会展示的,不寻求独立留在中国的中间道路和平路线，仍然采取无视的态度。
对於中共对西藏的野蛮封杀行为，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仍然抱著慈悲之心，不愠不火地重申自己的立场。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这此大会致词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既然已经接受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认同自己是辖下的的自治区，因此,就和任何中国人民一样，包括绝大多数汉人，也是爱国一份子。＂并指出，“西藏流亡政府被贴上“不爱国＂或“分裂主义份子＂标签，根本是毫无根椐和不公平的＂。首席部长这一阐述，不但更进步地精确地阵述了达赖喇嘛的中间和平路线，和流亡政府坚持留在中国之内的不独立的立场。同时也满怀感情表达了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一个中国公民的爱国情怀。桑东仁波切在阐述立场和情怀时，於会的各国代表数次动容鼓掌。但是中共依旧荒唐地坚持己见，不顾事实指责流亡政府一切行为旨在分裂祖国。
在中藏之间为什麽经过五次谈判，仍然是处在各说各的话如同鸡跟鸭讲呢？其主要原因有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即中共完全不想信西藏流亡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不寻求独立的西藏自治。认为不独立只是一个晃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寻求自治，在条件成熟以後在自治的基础上就很容易做到独立了。所以西藏谈判代表不管词意如何恳切，一而再，再二三地重申不独立的立场也无济於事。中共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指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也不顾达赖喇嘛以其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无数次地表达自己不追求独立，只要藏人能够自由地过上自己的生活就可以的和平理性观点，中共依然把达赖喇嘛当作分裂西藏的魁首。
第二个方面：中共不能接受流亡政府提出的大西藏自治区。这个大西藏自治区是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外的，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整个大西藏加起来约占目前中国四分之一领土。中共认为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现状。因为现有的藏族分布区域早在元朝已经成形，为後代历届政府所确认，并不是中共执政後才划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共认为，大西藏就是为今後独立作准备的。如果一当独立中国就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分割出去，这是中共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对於这二个方面，西藏方面都有著自己言之成理的说法。第一方面，西藏政府不独立的想法不但是真诚的，而且也是从西藏现实的角度来考虑。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了这样的观点：
“当今的世界村已使世界愈来愈小，尤其在经济及环保领域已没有所谓的「国界」。因为世界一直在变化，实际环境也在改变，而西藏在经济和物质上，一直是一个落後的国家，因此就物质发展关系而言，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希望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达赖喇嘛所表达的观点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实话，因为从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来看和西藏现有的经济来看，西藏确实是不可能离开中国内地的支持而独立生存，西藏也不可能回到昔日的那种依靠传统的畜牧业生存的时代了。大多数藏人已经和内地汉人过著一样的生活方式，只有很少的藏人还在过著传统的游牧生活。而且中共也正在改变著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管大多数藏人是否富裕，但是生活的方式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都看到了这样一个实事。半个世纪的改变不管如何评价，但是藏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去了。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藏民族的改变，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改变。而且西藏作为一个小国，夹在中印二个大国之间，他总需依靠一个国家。因此，我们也应该想信，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不独立，留在中国境内的思想是真诚而不是虚伪的，也是基於现实的考量。他们所要求的自治，是不受压迫干扰下的自由生活，保持多少传统生活，接受多少现代方式都是自由的选择而非强迫。
有关西藏的自治，其实并非中共所想像的那麽多，据流亡政府表示，西藏自治的实质，是在丝毫不改变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下，进行的“藏人治藏＂。而且这个藏人治藏，可以是共产党藏人治藏，即自治区的所有干部全部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藏人即可。西藏仍然由共产党领导，西藏流亡政府不回去也没有关系，可以解散。而有关达赖喇嘛的地位，达赖喇嘛则早已清楚表达过，西藏自治以後，他回到西藏将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也不担任何自治区的职务，他将一心从事佛教文化工作。但是对於共产党来说，只要是藏人，即使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干部也不能信任，在共产党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达赖嘛即使不担负任何职务，但是他只要说一句话，全藏人都会听他的。因此，担任不担任职务根本毫无关系。对共产党来说，解决西藏问题的首要问题是达赖喇嘛问题，即达赖喇嘛不可以回到西藏，只能住在北京。这是北京当局一再强调的观点。
第二个方面：是大西藏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大西藏所包括的四省，青海/云南/甘肃/四川的藏族自治区，这个有著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来看的话，不但中共不会同意，那些帮助支持西藏自治的中国民主人士也不会赞成。因为在面临著人口拥挤生存资源匮贬的汉民族，如果让这样大的面积归西藏所有，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这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同样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虽然大西藏包括四省的藏族自治区，但是并不是藏族自治区的全部行政区。目前四省的藏族自治区的居民除藏人以外，有相当数量的汉人。有些自治区的汉人甚至超过了藏人。但是藏汉虽然在同一个自治区居住，但大多数藏汉居民是分开在不同的村落中的。流亡政府表示他们所要的既不是将自治区内的汉人赶走，也不是将汉人纳入自治区，而是将汉人所居住的村落划出自治区，他们要的只是藏人所居住的村落成为大西藏自治区的一部分。如果以这样的方法划分，大西藏自治区就不是所想像的那麽大了。这样的大西藏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是尊重现实的方案，也是切实可行的。它顾及了藏汉二个民族的共同利益。这也符合达赖喇嘛嘛所提出的“Any way，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历史问题可以交给历史学家去研究，我们要解决的是现实问题。现实是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也表达了达赖喇嘛认为“将五个藏区合而为一，建立一个“大西藏＂不是不现实的结论＂。
对於大西藏中共方面认为：所谓的大西藏是更本不存在的，大西藏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当年的中共进藏时的嘎厦政府的统治范围也不及大西藏，历史上的三藏区都是分开的三区：卫藏，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安多即（青海、甘肃两省藏区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康区即（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迪化藏族自治州）。因此，流亡政府现在要求大西藏的自治区完全是不尊重历史。向巴平措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说:大家知道，所谓大藏区，历史上九世纪吐蕃王朝解体以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政治上成为实体的一个大藏区。元朝以後明朝、清朝都基本延续了一个管理办法，就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在西北的藏区，在云南的藏区、四川的藏区，都是中央政府管理。到了民国时期以後曾经成立了西康省，一度将四川藏区划到西康省，後来取消了西康省。现在他们偷梁换柱，偷换概念，把子虚乌有的政治实体加以连接起来，以蒙蔽国际上不明真相的、对中国历史不甚熟悉的人。他们提出搞大藏区，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本质上还是要独立。同时中共表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生活著56个民族，如果仅仅将种族聚居作为唯一标准来划分区域的话，那麽中国势必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因此，我们认为，达赖喇嘛坚持“大西藏＂的政治立场，就是要改变中国藏区的现状，鼓吹民族分离、民族仇恨，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历史，不符合民族发展的规律，也不适合中国的现状和世界的潮流，其实质是要割裂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否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摘自西藏网“评达赖喇嘛的大西藏＂）当然有关西藏的历史流亡政府有著自己的说法。达赖喇嘛嘛的特使洛第嘉日说，将分布在这些不同省份的藏民统一起来，并非是为了设立一个"大西藏"，或者是分裂西藏"阴谋"的一部分，而是为了恢复西藏人作为中国境内一个独特民族的完整性。
王力雄先生作为一个对西藏问题有著深入研究的学者，他针对“行政大西藏＂会不会发生独立的问题，有著一套经过多年研究的方案，这就是他的“逐级递选＂制。他认为如果在大西藏自治区采用这套逐级递选制度，因著制度本身是为每一级地方政府利益所设计的，所以可以有效地防范西藏的独立。他说：“逐层递选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能保证西藏不脱离中国，首先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不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逐层递选制的权力来源在下不在上，当权者只有使下级满意，才可能保持当权的位置。独立是为了追求向上的权力（主权）。这种追求在逐层递选制中仅能给最高领导层带来荣耀。下级自治体却要为此付出财力、物力和人力，承受争取独立带来的风险和牺牲，以及独立後新增加的国防外交等支出，却不会因此得到好处。下级自治体的领导人也不会因为独立得到荣耀，主权争到手并非属於自己，变化仅仅是比原来少了一层上级，但仍然是“地方＂而已，没有本质区别。因此逐层递选制的下级没有动力支持其领导人追求独立，越往下越没有这种动力。而逐层递选制的上级是由下级选举产生，每一层的大事也都是由下级参与决策，没有下级支持，最高领导层就无从产生独立之心，更不可能付诸行动。＂王力雄先生的这一套“逐级递选制：到底是否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相信最好的方法，就是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一起来作一个试点。但是中共方面何尝有这样的胆量和魄力呢。
在大西藏问题上，如果中共真的担心大西藏将成为独立的基础,而不是以大西藏就是准备搞独立为藉口,拒绝与西藏探讨大西藏自治区的问题,那麽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借助国际社会联合国的担保来完成。也就是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起草一个:西藏同意在中国境内永不独立，中国同意给于西藏完全的自治，这样一个受制於国际社会的法律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中共根本上没有要给西藏自治的想法,更惶论大西藏的自治了。所以无论提出多少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只要共产党认为当前西藏问题还不是问题时，这些想法都只能流於空谈。
当我们在明了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的立场後,我们不难看出,在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他的观点和要求都是正确的,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西藏这样一个人口只有六百万的弱小的民族，如果不能处在同一个行政区中，那麽在众多的汉族人口的包围之下，它的消亡是会非常地迅速。它主要的还不是婚姻上的种族同化，而是文化上的同化。他们只有将已经少得可怜的人聚在一起，同种同文，民族才能保留下来。按现有的西藏状况来看，达赖喇嘛最近在一次讲话中不无担忧地说：“西藏按现在的情况发展十五年後，西藏就不存在了。＂当然这里指的西藏不存在了是指文化上的西藏。达赖喇嘛的这个结论，只要到过西藏的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
在中共方面来说，西藏存不存在并不重要，只要西藏的土地在他手里就行，他现在所有对藏的政策，也都是将藏族人成为和汉人一样的人，那麽就无西藏独立的後顾之忧了。中共现在所有对西藏的宗教和文方面所进行的所有的保护政策，也不是真正保留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而是把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当作他的一个旅游产品，就象他对本民族所实行的一样，尊孔拜儒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弘扬，而是成为一种文化点缀。
任何谈判，谈判的双方都应该有自己的底线，西藏流亡政府的底线很清楚，藏民族在一个统一的行政区下实现自治。他们只希望中共在谈判上回到邓小所说的“除出独立什麽都可以谈＂的方针。而中共方面谈判的底线则至今还不清楚。但从五次会谈的情况来看，中共是完全没有想要给西藏方面任何条件，因为对中共来说西藏问题已不是问题，除出国际社会对他的一点小小压力和藏人的一点小小的反抗。国际上的这一点压力，对中共来说化一点钱就可以摆平了，一些民间支援西藏的组织，无非是喊喊口号，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生存而已。至於藏民的反抗，武力镇压和经济安抚就能解决。而且经过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共已培养起一批藏族干部，这些干部已经成为一个依附於中共的利益集团，他们不希望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和谈，更不希望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因为他们一当回来，他们不但失去了既得的利益，更将有可能被当作藏奸而被藏人所唾弃。因此，这个由中共培养起来的藏族人的利益集团，既是中共用来抑制西藏自治的最好工具，也是西藏自治的阻力。
纵观上述，西藏流亡政府所担忧的，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的。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的会谈不管有多少次，都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在我写完此篇文章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事隔二年的第六次谈判也刚刚结束，一如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任何的结果。达赖喇嘛嘛的全权代表洛第嘉日在谈判後表示，由於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他将向达赖喇嘛辞去这一职务。在第六次会谈结束後中共也由他的藏族代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发表讲话：“与达赖喇嘛的会谈的管道仍然是畅通的，但这取决於达赖的态度，取决於达赖是否愿意放弃争取西藏独立，是否已准备结束破坏活动。＂相信了解达赖喇嘛立场的人，对於这样的讲话，已经是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侮辱了。
西藏作为一个有著历史悠久的民族，作为一个创造深邃的宗教和灿烂的文化艺术的民族，他的生命在中共的统治下，在去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在和时间赛跑，纵观当前的形势赛跑的时间是越来越短，正在分分秒秒地消失。每一个关心西藏民族前途的人，都不无悲哀地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中共政权还能持续多年，那麽西藏的文化真的消亡了，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文化没有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也就没有了。那时候的藏族人除出在他的档案里填著藏族以外，他根本上成了和汉族没有任何的区分的民族。
西藏可以说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它的命运系于中国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早一天到来，西藏就多一分希望。只有中国民主化以後，西藏的问题才会在民主的基础上得到解决。藏民族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结稿於2007年7月30日
博讯
【自由亚洲电台8月23日报导】香港星岛日报星期五报导：近日在北京高调召开的全国藏传佛教工作座谈会强调藏区必须严格执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活佛转世需得到政府的认可，全面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还称达赖喇嘛如果继续在境外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其在境外的转世将不被中央认可。
达赖喇嘛曾表示如果他有生之年西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转世灵童将不会在西藏。十多年前由达赖指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被中国政府囚禁至今下落不明。
流亡印度的藏人多杰星期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这一对西藏宗教事务的声明近乎可笑： "达赖喇嘛转世，或者哪一位活佛转世，都不能中央定了就算啊！你看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当局找了一个假班禅，但是你看在西藏民众，在信仰藏传佛教的民众中他基本上没有什麽影响，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的工具而已。所以次这句话是很可笑的，对於一个佛教徒只是一种可笑而已。活佛这个规律本身就是西藏佛教的一部分，所以他用政治或法律手段规定是不可能的事情，活佛的转世灵童肯定要符合教义，合法不一定是活佛。"
一直关注西藏事务曾多次与达赖喇嘛面谈的北京作家王力雄星期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严格控制藏传佛教是中共当局一贯做法，以不认可境外达赖喇嘛的转世作为威胁没有任何意义，而深化所谓的寺庙爱国主义教育，主要的作用是破坏西藏宗教和传统文化： "首先他不认可和宗教没有关系，因为达赖喇嘛转世就是一个宗教问题，在宗教上都不成立难道在其他方面会成立麽？寺庙搞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不知道他现在再搞还会有什麽新的东西出现。这个只是会对西藏宗教产生更多负面影响，他用他所说的爱国主义的方式，从宗教自由的角度来讲有很多负面作用，这是不好的。他一直都在管理，但是无神论的一个政府去管理宗教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西藏传统文化以宗教为核心，但现在世俗化蔓延得非常快，而且是在政府的引导之下，各方面的传统都在被破坏。"
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空虚，特别是一般的平民大众，往往需要寻找一个偶像。要在专制国家这就可能很危险，会演变成半真半假的造神运动，後果堪虞。如果是在自由的社会，像十年前英王室的戴安娜王妃死去，大男人、小女子全当街哭鼻子，举世致哀的场景，固然令人啼笑皆非，但毕竟无伤大雅。出於同一心理，运动员、歌舞明星等也经常成为人们追崇的对象。属於知识阶层的人，有点腼腆，不愿落入追星族的肤浅和俗气，但是他们心中也需要寄托，不过物件似乎应该比较“超凡＂“别致＂。达赖喇嘛这样一位祥和智慧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就刚好填补了群众这一精神和情感的空缺。他以受害者的身分，将高深的宗教和哲理佐配以幽默和宽厚，周旋於世界政治和国际社会中，果然能倾倒众生，所向披靡。谁能否定他提出的朴实的普世价值 仁爱、和平、宽恕、平等呢？
十四世达赖喇嘛目前正在德国进行十天的访问，再度掀起了一阵“达赖喇嘛热＂。周末，来自世界各地大约三万多“粉丝＂加信众，把个佛法道场所在地的汉堡市的网球场挤了个水泄不通。笔者参加过多次这类的聆听“山上宝训＂式的集会，每次都暗暗诧异于现场人群的热情和激动。我注意到环绕他身边的那些经常能见到他、听他教诲的工作人员，他们毫无例外地一脸虔诚和敬畏。一个多星期以来，德国的媒体就持续地报导有关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消息，“明镜周刊＂也以他作为封面人物，进行专题的报导。根据该周刊於七月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达赖喇嘛在德国民众的心目中比德籍的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还更受推崇，有44%的人认为他是一个楷模榜样，教皇比他还少两个百分比。
单在德国就有上百个支援西藏的民间组织，上至政治家、社会名流，下至退休教师、家庭妇女、技工商贩、中学生，很多人定期参加声援西藏的聚会和临时救援行动。每年三月十五日西藏被中国解放军占领的日子，欧洲大陆上有上千个大小城市升起西藏的国旗，给予精神道德的支援。好莱坞的影星们如李察·基尔、歌星玛丹娜、模特儿特尔曼、足球明星、名导演、电影演员等莫不对达赖喇嘛痴心捧场。有时候令人感觉，他们都在赶时髦，凡是跟喜笑颜开的达赖合影过，似乎就能领到一张灵魂的赎罪券，得以在媒体、公关中被善待，藉以吸引更多“粉丝＂们。带有叛逆色彩的西藏青年大会的领袖喀桑普措愤愤地说：“我们藏人在国际政治上就好比熊猫，人人都喜欢我们，但是没有人出来为我们作什麽事。＂
这个世界太现实世故了，西藏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希望，随著中国日益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愈来愈小。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千丝万缕，愈陷愈深，已达欲罢不能的地步。政治家、企业界在批评中国的人权劣迹时，总是小心翼翼，怕踩了地雷，砸了生意。达赖喇嘛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已经退而求其次，放弃独立，只要求高度自治，保持西藏文化宗教和传统的特性，希望自己的故乡不会被大量涌进的汉人移民潮全然地汉化，可惜这样谦卑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西藏本来不是一个政治民族国家（德语：politische Nation, Staatsnation，英语：state nation），而是一个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卡泰隆尼亚（Catalonia）的文化民族国家（德语更为贴切：Kulturnation,英语：culture nation）。文化民族国家的定义是：种族、语言、习俗、传统、文化和宗教相同的族群，它们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中，这些人有共同的归属感，也就是民族情感。世界上这种文化民族国家很多，巴尔干半岛的火药库前南斯拉夫，现在中东地区的炙热战场，像巴勒斯坦，像散居在各个国家的库尔登族，它们首先都是文化民族国家，却都争著要争取独立，成为政治上的独立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西藏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化民族国家，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因为它在被中国1951年占领之前。是个相当孤立与现代文明科技之外的国度，它不具有现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也有学者称它为“自然民族＂（Naturvolk, nature people）。由於虔信藏传佛教，又地处雪域高原，这个民族於世无争，并且几乎不具有自卫的武装能力。二十世纪上半叶西藏曾经数度被英国、印度和中国逼上谈判桌，也趁机表达了自己既有的独立地位和愿意维持独立状况的意愿。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後，就进行对西藏的血腥镇压，这时才有藏区各地的武装抗暴，鲜血一度染红了这片宁静的高原。
年轻的达赖喇嘛被迫于1959年流亡印度，倏忽一过将近半世纪了。这期间中共先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发动了文革，摧毁了90%以上的寺庙、和尚尼姑扫地出门，疯狂的红色恐怖席卷整个藏区。胡耀邦是八十年代第一个开始在西藏纠正错误、减免税收、逐步恢复藏人宗教生活的政治家。
然而所谓的投资和建设，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共政权的西藏政策，其侵犯是全面的，不仅在地域上进行占领、经济和物质上进行掠夺和强占、还在精神文明上恣意践踏、摧残。进入九十年代，北京政府鼓励大量的汉族移民，对西藏实行汉化政策，随著汉移民进入西藏的，是廉价的次文化，从卡拉OK、迪斯可、酒吧舞厅到新建的“革命纪念馆＂、“展览馆＂、“升旗台＂（五星红旗，而非藏旗），每个所谓的现代建筑都是庸俗、夸张、丑陋的。北京在西藏大量投资，发展各种轻重工业，从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到开采各种能源，举凡所有的所谓“现代化＂举措，无一不是金钱至上、物质万能的哲学在背後支撑，完全无视于藏人传统跟自然界的融洽和天人合一的宗教哲学，对大自然进行亵渎、破坏和掠夺。西藏今天被汉人带进的曼彻斯特式原始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风潮所影响，社会人心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纯朴和虔诚。
达赖喇嘛一定有比海洋还宽阔的心胸，跟蓝天一般的视野，才能在看到淳朴的西藏母亲如今沦落为爱滋附体、满目苍夷的娼妓时，还放出爽朗的笑声。他似乎知道一切是过眼云烟，今天的西藏不是五十年前的西藏，也不是五十年和一百年後的西藏。西藏是西藏人的西藏，西藏不是中国人的西藏。
据设立在美国的西藏正义中心消息：中国政府曾在位於西藏高原地区素有"亚洲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区域加大开展环保建设专案，导致当地牧区世世代代生存的藏人被迫搬迁成为规模庞大的生态难民。
消息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三江源展开所谓的[环保建设]专案中首先将15万2千3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做为环保区，并制定该区域在五年内变为?无人区?。总计1738名当地牧民已遭强制搬迁。这如同2004年9月遭搬迁的牧民一样，近期这批牧民对新的环境表示根本不适应。在三江源环保建设计画专案中已决定将西藏安多果洛地区的4万3千6百人搬迁到环保范围以外的地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环保政策导致世世代代生存在三江源地带的大量牧区藏人成为生态难民。
与此同时，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却在这片河流密布，素有"亚洲水塔"之称的区域计画建立更多的水坝，开采矿产资源等。据了解，中国电力发展业为了满足他们新的电力资源需求已经计画在西藏被藏人视为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亚洲分水界区域建立大型的水坝电力工程。在中国西南地区大部分水流域上建立多种水坝和水轮机之後，中国水电工程部受到北京政府的指示，计画在西藏建立多处容量最大的水力发电站。这项计画是在与中国中心腹地连接的西藏铁路正式通车运营後开始展开的。
一位中国水利专家透露：目前，中国水电行业的主要目标已转向以金沙江、雅砻藏布江、大渡河等三大水电基地为主的西南水电开发上。据介绍，中国政府计画20年内在西南江河上建立超过10个装机容量超过300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但是这一计画遭到来自中国生态、农林、地质等领域的30余位专家一致反对，认为对当地周遭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到这本集子出版之际，我关注西藏问题正好十年。
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一个出生并成长於中国湖南山乡的人，从未有机会与那块神秘而美丽的高原相遇，却隔著半个地球，在北欧斯堪底纳维亚半岛上，以中国流亡者的身份，长期不懈地关心和评论西藏问题。
按照我的藏族朋友的说法，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缘分＂是一种佛教概念，佛教徒相信“一切存在都是因缘而生＂。虽然我不是佛教徒，但也确实感到，我和那块土地情牵意挂的关系，不会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最初听说“西藏＂这个地名时，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六十年代初一个周末，在内地县城做教师的母亲带我去看一场电影──《柯山红日》。那是中共平息西藏叛乱後拍摄的一部影片，其中优美动人的藏地音乐令我至今难忘。
对一个童稚的小女孩来说，电影里那个柯山藏族土司，毫无疑问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越天险，解救被酷刑虐待的藏族农奴，肯定是最好最好的好人。我和同时代的中国孩子，就在这种政治观念的灌输下长大成人。 “喜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啊，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哟，苦变甜喽……＂多年来，我们听的、唱的就是这种激情嘹亮的歌曲，它的音调富有西藏民歌特色，很有艺术感染力，而且还是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後来我才明白，那些歌词只是虚假的歌功颂德。
在那个人们像灰色蝼蚁一样生存的暗淡时代，文艺演出中热情奔放的西藏歌舞，鲜艳多彩的藏族服装，令不少人对那片高原产生遐想。自七十年代起，一批批不甘心被内地压抑气氛所窒息的年轻汉人，前去西藏“支边＂。他们歌咏那里大海隐退群山高耸，歌唱那里牛粪火蓝色的炊烟、黑色的牛和灰色的天鹅。
在那有著悠久独特文明的高原，一批汉族文人寻觅到了诗歌。西藏成了他们体验生活获得灵感的地方，但除了王力雄之外，几乎没有人去追踪中共镇压藏人的那场残酷的战争，没有人去追问西藏人内心深沉的痛苦，以及雪山逃亡路上的累累尸体和斑斑血迹。
而我却有幸加入关注西藏、追问历史的行列，这得感谢我的第二祖国--瑞典。十几年来，瑞典不仅给我提供了一块安居的绿洲，还给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道的国际视野，使我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看清中共是如何使用颠倒黑白的手法，通过教科书和各种文艺作品，制造并强化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
我和流亡藏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96年6月江泽民访问挪威的时候。当时，为了彰显中国的人权问题，大赦国际挪威分部在奥斯陆举行新闻招待会，应邀发表演讲的除了我和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之外，还有一位西藏喇嘛帕尔登．加措。这位达赖喇嘛的忠实子民曾在家乡作为政治犯入狱33年。在演讲中，老喇嘛掀开他的大红袈裟，露出身上的斑斑伤痕，令我非常震动。而後三天三夜，我和流亡藏人穿著黄色T恤，在奥斯陆街头抗议江泽民。从那时起，我对这个民族以及他们那段被遮掩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正如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序言中所说：“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著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
为了那些被遗忘了的失败者，我开始采访流亡藏人，挖掘关於西藏的真相，呼吁中国同胞去注视被长期忽略的历史真实，认识我们汉族征服者所制造的血腥，从而质疑中共大汉族主义的西藏政策。
这就是十年来，我用中文写下这些文章的目的。尽管“茉莉＂这个笔名在中国大陆是被从纸煤到网络全面封杀的，尽管一谈西藏问题，我就免不了在网上遭到本族同胞的斥责恶骂，但我有时能收到一些来自远方的读者回音，他们表示喜欢我的关于西藏的文章，这给予我异常珍贵的鼓励。
现在北京的著名藏族女作家唯色，就是我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两年前，唯色告诉我一件趣事：她在刚学上网时，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和曹长青的文章。由於不懂网络下载的功能，她拨号上网用笔抄录，几乎花掉了一个月薪水的电话费。
有好几次，我在瑞典和欧洲他国遇见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出国探亲，有机会在海外网络上读到我的文章，会列印下来向孩子推荐。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内蒙古大学的老教授，退休後到欧洲探望孩子，偶然看到我写专栏的香港《开放》杂志，我的关於西藏问题的见解引起了他的重视。老教授的孩子说，他的父亲用笔记本一字一句地摘录我的文章，带回国内去。也许，对经历过迫害“内人党＂时代的蒙古知识分子，我的那些涉及民族问题的文字，唤起了他们苦难深重的公共记忆。
由此，我看到了为那些在政治高压下噤声的读者而写作的价值，看到了秉笔直书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这是我不揣浅陋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的原因。
我感谢允晨文化出版社和资助此书出版的蒙藏委员会，更庆幸亚洲还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使这本目前无法在中国或西藏境内出版的书，得以在台湾面世。今日的台湾，在西藏问题上，已经从过去的反共对抗，转变为全球性普世关怀的立场。
台湾与西藏，本来各有各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渊源，但中共却把这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到一起，迫使大陆民众认同反台独和藏独的口号。如果台湾读者能从这本西藏问题评论集中，获得某种启发，从而认清中共的专制本质，这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
记得我曾在印度西藏流亡社区达兰莎拉，长久地眺望那银光闪闪的朵拉达雪峰，山麓的那一边，便是我们念兹在兹的西藏。因此，和海外藏人一样有著流亡命运的我，将这本集子定名为《山麓那边是西藏》，我们的惆怅和向往之情尽在其中。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7月号)
中央社8月23日报导，中国自由撰稿人王力雄最近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他对西藏问题及达赖喇嘛返回中国持悲观态度，也担忧西藏近年转变得太快，西藏文化很快会消失。
王力雄接受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西藏文化被破坏是很严竣的事实，先前达赖喇嘛在德国接受访问时曾表示，担心西藏文化将在15年内消亡。王力雄认为这一点都不夸张，很有可能性。西藏已开始市俗化、市场化；西藏文化核心有一套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现在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不过，他认为，要解决西藏问题及达赖喇嘛回中国变得遥遥无期，因为达赖的妥协让步已经退到底线，而中共也已认定与达赖是谈不出结果，并清楚地看到，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是不会接受只安排个人地位命运的处理方式，一定要与西藏的政治问题、西藏的高度自治联系在一起。
王力雄认为，中国当局对解决西藏问题没有诚意，因为对中共来说，西藏已经在手，军队员警以及国家机器都在手上，因此决定等达赖过去了再说，以达赖的死亡来换取西藏问题的解决。
王力雄是中国大陆自由作家，长期关注西藏的发展，并对藏传佛教文化有研究。
这些年来，王力雄20多次进入藏区，在藏累计时间3年以上。撰写了几本关於西藏的书，其中「天葬：西藏的命运」获广泛好评，并四次与达赖喇嘛见面交流，写下「与达赖喇嘛对话」等著作。
"高考移民"何时休？
早在三年前，《西藏商报》发表《"高考移民"冲击西藏自治区考生》，以拉萨市各中学的高三应届毕业班的陌生面孔为例，指出高考在即，在西藏出现许多花钱买户口、买学籍的"高考移民"。《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林芝地区调查发现，仅林芝地区第一中学2004年高考报名时，高三学生人数就从391名激增到688名。有资料显示：林芝地区2004年报名的考生为1401人，其中从内地临时转入林芝的是796人（不含长期进藏干部子女），占汉族考生的87 8％。和林芝一样，西藏自治区的考生人数年年递增，2003年是9792人，2005年是14000余人，而2007年是15263人。这当中会有多少本地考生？又会有多少是从内地涌来的"高考移民"？
就西藏的"高考移民"，我在网上搜索到的情况令我惊讶。如青岛新闻网2004年的一则消息："山东曹县百名高考生移民西藏：伪造学籍和档案入藏赶考"，而造假人员如同一个团夥，其中还有林芝地区某中学的校长，专门为内地考生办理户口和学籍，从中牟取暴利。另据报导，许多省市都出现了专门为内地考生落户西藏的掮客，收取费用高达数万，批量办理户口和制作档案，还可以将民族改为藏族，以至闹出这样的笑话：有一年的高考状元是藏族考生，自治区教育厅准备表彰，後来发现户口造假，其实是汉族，只好从学校退回。事实上，恰恰是由於相关单位和管理部门违规操作，权钱交易，才造成"高考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西藏。
对於西藏本地考生来说，西藏的中小学教育原本就与内地存在著较大差距，而西藏考区的本专科的录取名额也是有限的，可是这些"高考移民"通过各种方式、手段进藏考试，既挤占了有限的录取名额，又给本地考生带来了不公平、不正当的竞争。一位西藏学生在他的博客上哀叹："西藏是全国最腐败的地方，就像高考时许多的汉族学生会不远万里地到西藏来考，因为西藏的分数线是全国最低的。他们手拿金钱贿赂学校校长、教育厅等部门，听说二中的校长户口後面有十几个跟贴。大量的'高考移民'导致西藏许多生活艰苦、学习优秀的学生考不上好的学校，好多优秀学校的名额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地剥夺了……"
尽管西藏自治区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维护本地考生权益的相关规定，可是收效甚微，纯属走过场。据北京外语学院的藏族学生相告，在四年学习期间，年年都有用藏名来冒充藏族的汉族新生入学，有一年甚至多达9个。对此，我只能说，在这个名义上是自治区却并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土地上，如此变相地利用民族自治地区的政策优势，钻区域教育管理的漏洞，明显剥夺了本地人民的权益。而西藏的政府主席向巴平措却声称"这种自治制度确保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如果真的当家作主，为了西藏人民的孩子，请先堵上"高考移民"的後门吧！
"藏人纷纷请求达赖喇嘛赐名
正如各位此刻所听到的，这篇文章从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播出的时间是7月6日，正是达赖喇嘛72周岁的诞辰日。所以我把这篇文章作为一份小小贺礼，献给雪域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像是，如今在境内外藏人当中，许多藏人的名字都以"丹增"起头。尤其在历来被视为全藏地的中心--拉萨，名字中出现"丹增"的青少年相当普遍，年纪小的孩子更是如此。拉萨友人告诉我，在他的孩子就读的幼稚园大班，将近五十个孩子中一半名字含有"丹增"，如男孩叫"丹增多吉"、"丹增旺堆"，女孩叫"丹增拉姆"、"丹增卓玛"等。
传统上，藏人名字多是由所尊崇的高僧大德赐予的。在藏人心中，高僧大德是救度众生的诸佛菩萨化身，因此请他们为自己刚出生的儿女起名，有著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也正是藏人名字重名很多，而且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缘故。通常从名字上，亦可追溯到所皈依的是何教派或是哪位喇嘛。这些年来，在境内外藏人中含有"丹增"的名字之多，是因为藏人纷纷请求达赖喇嘛赐名，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尊名是"丹增嘉措"。
据了解，请求达赖喇嘛赐名的现象始於1959年以後。在这之前，达赖喇嘛只给少数僧人赐法名，并不给俗人赐名。达赖喇嘛被迫离开西藏之後，十多万藏人追随而去，逐渐地，在流亡藏人中开始兴起请求达赖喇嘛赐名的现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境内藏地尤其是在拉萨，悄然兴起请求达赖喇嘛赐名的现象，当然这得委托境外亲友的帮助，辗转相告，很不容易。我也几次受人之托，请达兰萨拉的友人从达赖喇嘛办公室为刚出生的孩子求过名字。
而在当年那场席卷青藏高原的"文革"风暴中，由於藏人自己的名字被当作封建迷信的产物遭到取缔，藏地曾经出现改换汉名的风潮，即使起的是藏名，也具有时代色彩，如"金珠"（解放）、"达玛"（红旗）、"萨几"（革命）等等。"文革"如同一场噩梦结束之後，藏人们重又恢复传统的名字，这意味著信仰的回归、民族认同感的复兴，以及渴望用自己的文化建设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顺从外来强权的压力。
为自己的後代请求达赖喇嘛的赐名，更是表达了全民的敬仰之情和含蓄的政治诉求。"丹增"在藏文中的含义是护持佛法。而在今天，"丹增"如同一种姓氏，所有名字中有"丹增"的藏人就像是同胞手足。当许许多多藏人的名字都有了"丹增"这个姓氏，如同拥有了同一个大家庭的背景--我们因"丹增"凝聚在一起，同属一个血脉，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个不可摧毁的信仰。"丹增"犹如一面旗帜，我们汇聚在这面旗下；"丹增"犹如一个标志，我们都是达赖喇嘛的儿女！
向巴平措，可否拿出你的真诚来？
最近中国媒体和海外媒体都有报导，中共的西藏官员向巴平措宣称西藏人民历来反对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西藏人民反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西藏高度自治的要求，等等。对此我不禁要祈求诸佛赐予慈悲：请抑制我的惊讶和嘲笑。
我惊讶的是，这位西藏高官又一次让全世界见证了什麽是弥天大谎，而中国政府竟然无视如此拙劣的谎言又一次败坏自己苦心经营的形象。虽然这个形象原本就是造假工程，可是这位元元西藏高官的谎言太缺乏技术含量了，反而起了破坏作用，使得这个造假工程漏洞百出。而我嘲笑的是，这位西藏高官其实连自己都代表不了，又如何能代表西藏人民？！没错，他是西藏自治区主席，可他这个主席难道是西藏人民选出来的吗？如果西藏真的实现民主选举，像他这样一个在文革时代就是打砸抢的造反派头头，像他这样一个除了撒谎就会撒谎的政治工具，会被西藏人民选为主席吗？
报导还说，向巴平措驳斥了一名前西藏共产党官员提出的应该准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建议，说这并不代表西藏人民，只代表少数人的观点。这位遭到指责的是半世纪前就追随中共的藏族共产党元老平措汪杰先生，曾是中共进军西藏部队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就是这样一位在西藏现代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近年来连续三次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与达赖喇嘛对话，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同时，平措汪杰先生转达了西藏人批评那些阻扰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官员："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
难道这样的建议不是顺应西藏人民的民意吗？而这样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当然会刺痛诸如向巴平措等官员。有藏人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平汪老先生作为一名藏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分子，以很负责的态度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建议。现在我们西藏境内，有哪位藏人领导人或哪位藏人知识份子，能够用负责任的态度为我们的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著想？希望每一位藏人精英都像平汪老先生一样，给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讲述西藏人民的心声，不要欺骗国家，不要欺骗自己，这也是公民的责任。比起西藏各地的藏人领导和已退休的老干部，平汪老先生确实是一位称职的老革命者。其实大部分藏人赞成平汪老先生的建议，可是有权有势的藏人精英害怕失去眼前的利益，根本不顾西藏的未来与国家的威望。目前在西藏执行的所有政策背离民心，上欺下压，极大地损害了人民与国家可能建立的良好关系。"
好笑的是，向巴平措显然谎言说顺了嘴，竟洋洋得意地要求达赖喇嘛"真正在有生之年为西藏人民、为国家做一些好事，拿出自己的真诚"。一个心中并无人民和国家却总是要代表西藏人民的傀儡官员居然如此大言不惭，我们这些西藏人能不能客气地说声：向巴平措主席，可否拿出你的真诚来？！
穿，还是不穿？这成了一个问题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斤斤计较，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一段著名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一位官员直言不讳地说：不穿镶饰珍稀动物皮毛的服装，任何人这麽说都没错，我们都赞成；但是达赖这麽说就不行！
所以去年元月达赖喇嘛呼吁藏人放弃穿豹皮虎衣的恶劣风气，境内的多卫康藏地掀起了焚烧皮毛的行动，令当局大为光火，将藏地民众的自发行为看成是离心离德，不但强行制止焚烧，而且强令重新穿著，如电视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必须穿豹皮虎衣，一些藏人官员也有意在公开场合如此穿著，以示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
於是穿还是不穿豹皮虎衣，竟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恐怕是令当今世人匪夷所思的一个可笑话题。数月前，获悉将在七月举办"青滇川藏毗邻地区文化艺术节"（俗称"康巴艺术节"）的青海省玉树州，专门开会通知要求参加活动的藏人穿著豹皮虎衣，为此我这次在安多和康旅行，很留意所经藏地的普通藏人的态度。途经热贡时，听说今年又有民众自发焚烧皮毛。在果洛玛沁的市场上，销售当地特色首饰的妇女告诉我，她去年也焚烧了自家的皮毛，而且从此再也不会穿；据说果洛官方也要求藏人在不久举行的"赛马会"上穿豹皮虎衣，若不穿将罚以重款，但有藏人发誓即使"割头也不穿"。
有意思的是在进入玉树州路过歇武镇时，被远远传来的歌声和路边的帐篷群所吸引，走过去边打听边观看，原来是当地百姓为了迎接歇武寺的活佛回乡，特意奉献传统的民间歌舞。而那些载歌载舞的藏人们和围观的藏人们，所穿的服装没有一件是豹皮虎衣，曾经镶饰了珍稀动物皮毛的藏装上如今镶饰的全是色彩绚丽的锦缎，看上去非常美丽大方却不奢华夸张。我随意询问身边藏人何以不穿豹皮虎衣，藏人坦然地说，达赖喇嘛已经说了不穿，我们怎麽还会穿嘛？！
那麽，在即将由官方举办的"青滇川藏毗邻地区文化艺术节"上，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玉树州的朋友说，要求穿豹皮虎衣的档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确实得知有相关规定。朋友又说，"其实当地官员可以说百分之百私下里都赞成不穿，可是上面有政策，他们也没办法。"
想不到在大讲特讲"和谐社会"的今天，穿什麽样的衣服竟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那些已经有了另一层含义的豹皮虎衣，对於藏人来说，是穿？还是不穿？或者怎麽个穿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但即使是穿了，也不能说明什麽。真正的民心已经在民间表露无疑。
"康巴艺术节"上刺眼的豹皮虎衣
7月25日这天，玉树州府所在的结古镇不但交通堵塞，连打通手机也很不容易。在举行"康巴艺术节"开幕式的草原上，无数帐篷簇拥的中心会场，被四面八方赶来的藏人围了好几圈；几乎个个相机在手的中外游客探头踮脚，企图钻空子挤进去。员警和武警空前之多，还从下属各县调来了不少警力。
我的运气好，找到一个空档挤到了最前面，正好看见玉树州的服饰表演队经过。果不其然，来自六个县的男女表演者有不少身穿镶有水獭、豹子和老虎皮毛的藏装，头顶、胸前和手上尽是层层叠叠、无比鲜艳的巨大首饰，十多个员警如保镖一般护送著他们环绕全场。当他们稍作停留，一些来自中国内地媒体的摄影者蜂拥而上，争相拍摄身穿豹皮虎衣的表演者，似乎那代表了藏人的服饰文化，抑或是反映了藏人的幸福生活。可以说，近些年来藏人盛行穿豹皮虎衣的恶劣风气，正是与并不了解西藏文化的内地媒体有意无意的过度宣传分不开的。
玉树州580人的舞蹈队是由各单位选派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学校选派的学生组成，也有许多人穿著镶有水獭、豹子和老虎皮毛的藏装。我问过其中一个学生，他无奈地说是"政治任务，不穿的话就是政治犯"。政治犯的说法可能是夸张了，但是当地人都说：参加表演的公职人员不穿会被下岗，参加表演的农牧民不穿会被扣发6-7月排练期间每日50元工资。还有人说不穿皮毛会被罚款。
同样，从云南省迪庆州、四川省甘孜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派来的服饰表演队，也有不少男女演员身穿豹皮虎衣、佩戴硕大首饰。很显然，这已不是简单的服饰表演，而是某种政治表态，坐在主席台上的高官们正在进行审查和评估，通过穿不穿皮毛看各地区的负责人是否具有反对达赖喇嘛的"政治觉悟"。
然而观众中的藏人却极少有穿豹皮虎衣的，所穿的藏装如同我在这次安多和康的旅行中看到的，曾经镶饰过珍稀动物皮毛的边沿如今镶饰的全是色彩缤纷的锦缎，看上去美丽大方却不奢华夸张。为此我做了一个随意调查，向十来个藏人询问何以不穿豹皮虎衣的缘故，无一例外，他们的回答都是与达赖喇嘛呼吁放弃这一恶俗风气有关。事实上，统计在"康巴艺术节"上穿豹皮虎衣的藏人，与往年类似的节庆活动相比显然减少了很多。2001年夏天，我见过玉树州建州五十年的庆祝活动，当时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穿豹皮虎衣可谓蔚然成风。
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29日的闭幕式上，当各地服饰表演队再次环绕全场时，我听见从观众中发出了喝倒采的声音："豹皮，虎皮，可耻！"甚至在我与三位担任执勤的藏人武警交谈时，他们也大胆地表示达赖喇嘛的呼吁才是对民族的爱护，对生态的珍惜。
2007-7-30，结古多（玉树）
(RFA藏语专题节目)
说说"西藏的新名片"
国际知名的印度作家Pankaj Mishra先生对我说起雅鲁藏布大酒店。他给《纽约客》写青藏铁路通车之後的西藏，被旅行社安排在这个酒店。他对酒店的印象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而且毫无品味。
酒店的宣传册上号称是"世界首家藏文化主题博物馆式超豪华酒店"，标榜自己是"西藏的新名片"。於是我特意去参观了这个酒店。2月的拉萨虽是冬季却不太冷，开张仅才半年的酒店还散发著装修材料的刺鼻味，大堂的电视上连续滚动播放著中央电视台对酒店的报导，赞叹这是"温馨神奇的藏文化博物馆"。
我用三个小时流览了酒店全貌。没错，的确有大量的从西藏宗教和西藏民间中挑选的西藏素材，如佛像佛龛、坛城法器、藏戏面具、酥油茶壶等等，但在一番重新塑造、重新搭配、重新摆设之後，虽然声称展示的是西藏文化，却已是被改装过的，完全变了味。比如陈放在走廊上的青稞酒罐，文字说明是"旧西藏时期藏家装青稞酒桶"，且不说文理不通，难道新西藏就不用青稞酒罐吗？拍摄於上个世纪初期的黑白照片，竟被酒店老板在电视上说有三百年的历史，要知道世上第一张照片迄今才不过180年；窗外的朋巴日从宝瓶山变成了财神山；水泥做的转经筒就在沙发边很难看地呆立著。最搞笑的是会议厅，庞大的圆形会议桌中心堆砌了许多花花绿绿的转经筒，看似别出心裁，其实不伦不类。最离谱的是那个矗立在大堂中心的坛城，说成是"民间唯一的世界最大的胜乐本尊坛城"，但具有深奥的、神圣的精神意义的坛城，怎能是酒店的道具？
酒店老板是个号称要"把酒店变成博物馆，把博物馆再变成商场"的成都商人，一个开超市起家的复员军人，本是乘著青藏铁路的顺风来拉萨的捞金者，不但借藏文化赚钱，还借藏文化提升了自己的身份，实际上，藏文化变成了他的谋生之道。一位藏人学者幽默地说，如果他是西藏的新名片，至少应该去整容。
所以Pankaj Mishra先生的评价其实是高抬了这个酒店。尽管它金碧辉煌，要价昂贵，但它连文化帝国主义的水准都够不上，只是那种粗鄙的、低档的、暴发户式的捞金者。与这些年改变了拉萨市容的"包工队"产品一样，这个酒店仍然是"包工队"产品，只是与视觉上明显丑陋的"包工队"产品不同，它披上了西藏文化的外衣。可是，就像一个从来就不是喇嘛的俗人穿上喇嘛的袈裟，虽然袈裟没变，但穿的人却变了，於是怎麽看怎麽别扭。
但在酒店的宣传册上，却有一位常年穿梭於汉地的喇嘛为之捧场和美言。喇嘛的头衔又多又新颖，如"雪域十明文化传承长"。听说过部长、市长、县长，从没听说过传承长，这也算是与时俱进吗？如果真是修学深厚的喇嘛，难道就看不穿这酒店是一张什麽样的西藏新名片吗？或者说，他本人也是一张流通在市场上的西藏新名片，需要和酒店的老板联手营造新的"西藏文化"？
火车通车一年，西藏濒临危境
一年前，一列列崭新的、全封闭的、满载著旅客的火车，从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奔向同一个目的地--拉萨的时候，我专门写过一篇唱反调的文章。一年了，当中国记者用种种溢美之词赞美青藏铁路的伟大成就，如"青藏铁路通车後西藏民族文化遗产'倍受呵护'"、"青藏铁路促进西藏旅游业的发展"、"青藏铁路通车提升西藏的'话语权'"等等，我不但要质疑其中的真实，仍然要对青藏铁路说"不"！
不是我非要说"不"，而是有太多的藏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不只是个别阶层的感受，已是遍及整个社会许多阶层的感受。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被严重地干扰了，他们身为本地人却日益被边缘化了。中国官方报导"青藏铁路通车一年发送旅客约202万人"，仅这一项，正如我去年在文章中所说：仅仅单就源源不断的游客这一项就够拉萨受的，即使他们只是来西藏转一圈就走，也足以构成灾祸。
拉萨的友人说，火车站、机场、帕廓街人头攒动，简直是蝗虫泛滥，感觉要爆了；去市场买菜，物价越来越贵，一斤犁牛肉16元，一斤酥油17元；去寺院朝佛，跟游客挤成一团寸步难行，而且那些游客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男的抽烟女的露肉；去商店和饭馆，那些商家对本地人不屑一顾，汉人宰汉人，西藏人真正成了边缘人群……在重庆读大学的藏人学生放暑假买不到回拉萨的火车票，一是去旅游的人太多，二是票贩子太多，结果179元的硬座学生票只好花470元才能买到。
美国《福布斯》杂志报导，联合国近日评选出10个全球濒危旅游景点，西藏名列前茅。请注意指的不是西藏的哪几个景点，而是整个西藏。而西藏上榜的重要原因被认为是过度开发。同样，今年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拉萨古城被亮"黄牌"，过分追求旅游收益、随意开发却不承担责任和兑现承诺，布达拉宫将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中国学者也批评"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不仅会对西藏高原自然生态造成破坏，更有可能对西藏的独特文化生态造成破坏，而後者一旦被破坏，将很难逆转回来"。
遗憾的是，来自西藏的消息称，布达拉宫近期日接待游客和香客已超过4000人次，为了尽最大努力满足更多游客参观布达拉宫的需求，布达拉宫管理处决定将每日9个小时的参观时间再延长１个小时。另一则出现在中国统战部下属网站的报导则说参观人数"如今每天有约6000名"。然而四年前，布达拉宫管理处已对每天850名的游客量告急，认为如此大的流量所产生的压力会使土木石结构的布达拉宫难以承载。说真的，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藏人，很担心这座象徵西藏文明的布达拉宫哪一天会被踩踏，那将是举世震惊却无法挽回的人类悲剧。
可是，自称"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片土地"的西藏高官向巴平措，却说青藏铁路开通後大量涌入的游客"不会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有大的影响"，这真是睁著眼睛说瞎话啊。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
香港「星岛日报」报导，资深藏人共产党员、曾任中国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平措旺阶，曾经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让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中国，但这项要求遭到拒绝。报导说，中国官方认为，平措旺阶只代表少数藏人想法，与绝大多数西藏各族人民的看法大相迳庭。
最怕的就是僧团领袖堕落
我作为旁观者，感觉佛教比其他宗教对僧侣的依赖程度更高，因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有圣经、古兰经那样的最高经典，信仰者可以通过研读经典直接面对神与教义。佛教是由众多经典组成庞大的教义体系，浩瀚如海，博大精深，思辨玄奥，又分成众多门派，即便是穷尽毕生，也未必能通彻全貌，普通信众基本无法凭自己的能力掌握，只能依赖僧侣的引导。因此僧侣相当於桥梁，佛法通过僧侣抵达人世，信众通过僧侣认识佛法。佛教"三宝"--佛、法、僧之所以缺一不可，道理就在这里。
这就对藏传佛教的僧侣阶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僧侣阶层能够保持纯正和自律，信众把僧侣当作上师无条件地服从就不构成问题。"如法"的僧侣保证佛法与信众不发生脱节，使佛教体系保持有序与完整，也能让佛教良好地发挥社会功能。而在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又是僧团领袖，如活佛、堪布、主持及上师喇嘛等。因为佛教的组织特点是各寺庙自成一体，由僧团领袖进行领导，因此只要僧团领袖能够自身如法，同时以佛教戒律对僧团严加教育和管束，配之以必要的清理门户，僧团的如法就可以得到保证。
这种僧团领袖一般被尊称为"高僧大德"。他们对佛教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而怕的也是僧团领袖堕落。僧侣堕落只是个人问题，而且可以清理，僧团领袖堕落则会使整个僧团失去管束，集体败坏。同时僧团领袖充当著民众精神导师，假如以教谋私，把信仰当作牟利工具，普通信众很难做出判断，佛法因此会与信众绝缘，信众对僧侣的虔诚迷信也就由此堕落为受人耍弄的愚昧。
佛教深知这个危险，所以把戒律和传承视为生命线。藏传佛教的传承被形容为如黄金一样纯洁清净的链条，不能有任何一环受到污染。一位上师给弟子的加持，等於黄金链上世世代代所有上师的传承与集合，使受传承者获益巨大。而若是给弟子实施灌顶传法的活佛或上师违反了戒律，他的弟子就将没有一个能得到传承，沿袭了世代的传承到他为止而中断。从社会学角度，如此严厉的规则用意在於阻吓僧侣领袖的破戒和堕落。从宗教角度，当僧侣领袖普遍堕落之时，也就是佛教中所说的末法时代降临。
中国当局对西藏僧团领袖的政策
目前中国当局对僧团领袖采取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防止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满足大众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是自由的，但是僧团领袖对民众讲经传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就受当局的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他们举办社区公益事业也被当局严加防范。当局担心僧团领袖一旦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能量会超出政府的可控范围，对当局权威提出挑战。
二是对僧团领袖进行"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工具的僧团领袖，都会遭到打压；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物件"，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善於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官职，提供优厚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三是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与任命。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当局批准。这一方面可以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时日逐步替换不断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整个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变成当局挑选的驯服工具。配合这个目的，还把僧团领袖分批送到官办佛学院进行培养，灌输当局需要的思想。
僧团领袖目前来自佛教本身的制约基本没有，宗教戒律理论上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对犯戒的惩罚是否存在，全在於当事人信或不信。而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增加。政权利用上述措施引导僧团领袖，只能是促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而佛教的"方便圆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处，也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
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国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一旦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於远离真理的迷信，并且失去对佛法的信心。这就是释迦牟尼的预言--"毁我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
权力、金钱和宗教的"三角"
我曾在康区碰到过这样的场面，一个县的党政官员出城三十里，在路边搭起帐篷，欢迎一位从内地带著汉人老板返回的活佛。一路警车开道，车队长达一里地。县当局给活佛这种旧西藏迎接贵人的礼节，目的不仅仅是"统战"。今日藏区哪个地方有知名寺院，就要把它搞成旅游点；哪里有地位高的活佛，就要当成招商引资的工具。因为在内地汉人老板眼里，藏区的县委书记、县长只是百无一用的芝麻官，但是对藏区活佛却兴趣浓厚，尊奉有加，因此活佛就成了有价值的资源。
对有些活佛来讲，想获得个人与寺庙的良好发展，需要权力的庇护，因此也要讨政府欢心。目前藏区这种权力、金钱和宗教之间的"三角"，使得不少活佛无心钻研佛法和修行，既不通过讲经传法指导百姓的信仰生活，也不从事社区公益为百姓造福解难，热衷的是同有钱的港台信徒和内地老板交往，或是同官场的权势者周旋。他们总是在内地都市间飞来飞去，住高级宾馆，出入饭店酒吧，身边簇拥著有钱的汉人男女。呈现当今典型的图景--大款供养活佛，活佛保佑大款。
我见过要当影视编导的活佛，见过要当歌星的活佛。乘坐上百万元汽车的活佛到处可见；在内地拥有豪宅的活佛也越来越多，有的活佛乾脆在内地做生意发财。不过更糟的是那些一心钻营权力的活佛。一方面顺著当局口径攻击达赖喇嘛；另一方面任意编造身世、神乎其神；针对汉族信徒的迷信心理，到处封许谁是活佛转世，谁是空行母投胎，用以笼络人心和交换利益，由此给一些有名有钱却行为不端的人创造盗名欺世的可能，败坏宗教。
这类活佛最常用的理由是，宗教事业需要资金，要建寺庙、塑佛像，靠藏人一元两元钱的供养，何年何月才凑得够，不在汉地化缘怎麽行呢？另一种说法为他们常年混迹汉地和都市辩护--弘扬佛法不能仅限藏地，也要去救渡汉人众生，何况大隐隐於市，出家人即使身在红尘又有何惧？对这些说法，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堪布晋美彭措痛心地批评--建庙造塔、印经放生一类事应该是在家人所为，出家人的功德不是把心思放在那上，而要把全部生命放在闻思修上。"大隐隐於市"首先得有一个"大"，现在的出家人有几个能担当起那个"大"呢？如果那些活佛僧侣不是大成就者，谁能相信他们沦落红尘之後，可以做到不染呢？
如何应对"活佛证"
活佛制度是藏传佛教的核心，而目前的世俗政权正在利用对活佛的认定，试图让西藏境内的宗教听命。之所以西藏境内出现活佛趋附政权的现象，与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全部流亡在外，无法掌管教派和清理门户有关。
唯色在"第三次国际汉藏对话会议"的书面发言--《由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联合认证转世活佛的建议是否可行？》，建议由流亡在外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精神领袖建立权威性认证机构，对各教派的转世活佛进行认证。我认?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来没有资格认定活佛的世俗政权，凭著发放一纸所谓的"活佛证"而成了活佛的主宰，迫使多数活佛不得不听命，也造就了一批"披著袈裟的狼"。面对这样的现实，超越传统，对应地找到一种适应现状的方式，避免认证活佛的权力被世俗政权窃取，就成了十分必要。v从操作性角度，我认?采取一个简单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想法作?对唯色建议的补充--如果设立一个各大教派领袖共同认可的官方网站，公示被各大教派领袖承认的活佛名单，能够被广大信?随时查证，就可以起到与"活佛证"一样的作用。任何一个活佛都会知道，他的活佛身份仅仅靠得到政权颁发的"活佛证"是不够的，还需要能够名列宗教领袖认可的名单。因?对信?来讲，宗教领袖的权威远远高於地方政府的"宗教局"。这就会让活佛们意识到，他们的合法性不是全在政权，即使仍然需要得到政权批准，同时也不能背离宗教和民族。如果信?不能在宗教领袖的名单上查到自己的名字，仅有政权的"活佛证"是不会有价值的。
有了这样一个网站，那些招摇撞骗的活佛将很容易现形。无论他们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信?都可以立刻对其进行验证，只要网站上没有名字，他们就和藏传佛教无关。即使他们拿得出政府的"活佛证"，责任也是在政府，藏传佛教却不会枉遭他们的劣行污损。
当然，如果是列在名单中的活佛做了不如法之事，信?也可以方便地通过网站向宗教领袖报告，由宗教领袖进行调查处理。这种功能会对活佛行?起到有效的制约。在保护藏传佛教的斗争中，成?防范活佛和僧侣堕落的一种手段，也是避免宗教权力被窃取的一个具体措施。
不能自毁与汉人之间的纽带
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的毁坏，我相信藏人是可以抵抗的。因为藏人始终保持著一个内心彼岸，就是达赖喇嘛代表的西藏，那是他们心目中的光明和真理，是获得新生的希望。不管藏传佛教被破坏得多严重，他们都相信只要此岸能和彼岸搭起桥梁，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断裂就将修复，腐败必定清除，藏传佛教也将重新光大。
但是汉人内心却没有这种彼岸，他们只能接触到西藏境内的藏传佛教，甚至只能接触常年混迹於中国内地的西藏僧侣，把他们当作藏传佛教的化身。
数年前，当我听说达赖喇嘛对汉地出现的藏传佛教热表示担忧时，我不能理解，现在才看出问题所在--藏传佛教本应该成为藏人和汉人之间最好的纽带，但是如果当汉人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却难辨真假，只能接触到"假冒伪劣"时，就会把可贵的资源和最好的时机白白浪费，而且难以重新挽回。
一位常居拉萨的诗人亲耳听见某活佛介绍他手下一个汉人是蒋介石上师的转世。蒋介石是基督徒，怎麽会有佛教上师？但这种既无知又胆大的撒谎并非个别现象，在汉地到处能看见这样的活佛喇嘛招摇撞骗。诗人感慨说："现在的假活佛、假喇嘛、坏活佛、坏喇嘛太多了，他们干的是直接伤害西藏的事，是藏传佛教最大的祸害。看上去藏传佛教在汉地传播很广，可那就像水一样向四方漫溢，很快就会消失，或是像一串念珠，念珠断了，珠子滚得到处都是，再也串不起来了。藏传佛教很有可能会被这些披著袈裟的狼毁掉，当局也是在利用这些披著袈裟的狼渗透宗教和寺院，进而控制寺院乃至藏地，这太可怕了。"
西藏境内不乏高僧大德，不是不知道这些危害宗教的人和事，可是多数却保持著沉默，顶多用"依法不依人"安抚上当受骗的信众。"依法不依人"的说法对心有彼岸的藏人可以接受，对生性怀疑的汉人却没有说服力。汉人会把所接触的假冒伪劣当作藏传佛教本身，从此远离，甚至心生厌恶。先不说宗教本身由此造成的损失，对於解决西藏问题，也会使西藏失去最有价值的资源。这对缺乏资源的西藏，无疑等於"自废武功"。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表示，他们向拉萨市公安城关分局负责户籍的公安查询证实，青藏铁路开通一年来，拉萨市区人口增长到35万，其中藏人15万，汉人20万，当中10万人来自四川省。
资讯中心指出，汉人移民西藏分化藏族，已成为北京对付"藏独"的重要手段。
《福布斯》杂志网站2007年5月30日在《全球处境最危险的旅游景点》一文中说："当你预订去加拉帕戈斯群岛或乞力马札罗雪山的旅程时，请先确定它们是否还存在。"该文指出：随著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和交通线路、旅馆的大量修建，以及全球变暖、环境污染和森林砍伐等原因，全球数以千计的旅游景点面临消失的危险。该文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全球知名的濒危景点，如尼泊尔加德满都山谷、秘鲁昌昌考古区、中国西藏、美国大沼泽国家公园、澳大利亚大堡礁等等，其中一些景点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该文说：以西藏为例，西藏近年来兴建了大量的旅馆以接待日益增长的观光客，并且有大量内地人进入西藏经商。据西藏旅游局统计，2006年头10个月西藏接纳了225万名观光客，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1.8％。随著豪华的旅游列车的进入，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增长会得到遏制。
我查了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没有看到西藏的名字。不过由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政府间国际组织，某国的某个世界自然或文化遗产会不会被列入"濒危名录"，是可以由政府出面讨价还价的。例如中国位於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三江并流"地区属於世界自然遗产，一些官商利益联合体在该地区筑坝建水电站的企图被民间环保组织披露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对是否要将其列入"濒危名录"进行评估，但由於中国官方代表的解释和干预，"三江并流"於是就"脱离"了濒临被破坏和消亡的危险境地。
曾在海明威小说中出现过的"乞力马札罗山的雪顶"，以其日渐稀少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濒危遗产的一个触目惊心的象徵（从1912－2000年其山顶积雪消失了82％）。福布斯杂志网站前述文章说：乞力马札罗的雪顶将在2015－2020年之间完全消失。乞力马札罗的雪顶濒临消失主要是由於全球变暖，而关於全球变暖，学术界并没有把它完全归咎於人类活动（全球变暖与地球"生理周期"或太阳黑子变化也可能有关）。但西藏"濒危"，却与人类活动有著明确的、强烈的关联。
*藏区自然人文原生态被破坏*
丽江早已沦陷为小资们和公务考察团继续"腐败"的地方，而这种尘世的浮华生活也正在沿著空中航线、公路和铁路向巍然在上的青藏高原发起侵袭。
当所谓"驴友"的四轮驱动的豪华吉普车碾过"三江源"，当观光客在拉萨的夜总会继续著他们在内地时的生活方式，当观光客没法改掉的大吃大喝毛病使得高原不得不为他们生产更多的犁牛肉和青稞酒，当藏地石质或木质工艺品越来越成为观光客的时髦购买对象，当大量外来人口涌向青藏高原滥挖滥采和从事各种"商业开发"，青藏高原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变得日益脆弱了。
过於奢靡的世俗生活方式不仅与西藏的人文内涵相抵触，也给高原自然环境带来了紧张：过度的种植，过度的草场牲畜承载量，以及因建筑、工业而大量消耗木材。在高寒气候中，复原一片被破坏的植被非常困难。大地是坚固的，地表则是脆弱的，有研究者经调查发现，过度的"旅游者践踏"将破坏土壤的枯枝落叶层和腐殖层，使地表裸露受伤。这种情况在内地是如何处理的呢？要麽任其继续裸露，尘沙飞扬，要麽乾脆覆盖上水泥遮丑。但无论是沙化还是水泥化，都意味著有生机的土地的死亡。事实上，由於植被被破坏，整个青藏高原的沙化土壤（即"死亡的土壤"）面积一直在增长，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那麽中国中部和南部也可能将遭遇沙尘天气。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不仅会对青藏高原自然生态造成破坏，更有可能对西藏的独特文化生态造成破坏，而後者一旦被破坏，将很难逆转回来。
青藏高原在用一种怎样的眼光看著这些从"山下"蜂拥而来的观光客或谋利者？
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信仰背景的人的涌入，使藏地原生态的文化--信仰体系受到了侵蚀。当黄金周风暴袭来，已经非常世俗化的拉萨街头，变得更加浮荡喧嚣。而在只能忍著山蚂蟥叮咬、徒步艰难前往的墨脱县和遥远的阿里，居然也都有了由"山下人"开设的格调暧昧的发廊。
西藏不仅有温润如镜的圣湖，有磕长头的朝圣者，也有雅鲁藏布江边铁粉飞扬的铁矿加工厂，还有一些藏族小孩嘴里会随随便便地说出"我靠"。世俗社会中的心灵空虚感、无聊感和物质主义会不会濡染到藏民中间？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原住民信仰的衰退和被"置换"并不是新鲜事。还有许多在内地常见的"灰色经济"如非法采矿、盗猎、盗伐木材、赌博业、欺行霸市等等，也在藏区不少地方出现。
越来越浮荡喧嚣的拉萨，越来越商业化、世俗化和物质化的藏区，这就是"濒危"，这就是"沦陷"。
*心存敬畏，珍爱西藏*
西藏这个概念，既是自然生态意义上的，也是人文生态意义上的。"来到了西藏"，并不等於"找到了西藏"。西藏对於我们这些"山下人"来说，它的价值，在於它的难以进入、遗世独立。我们其实不必急於或匆忙地去西藏，去西藏应当是在精神上有需求、心灵上有准备的一个非常Right的时候去，不一定是有空、有钱的时候立刻就出发。我不反对也无权干预大家去西藏，但既然你爱西藏，就应好好选择、好好珍惜到西藏去求得心灵提升的时机，不要懵懵懂懂、匆匆忙忙、赶集式地去西藏。
我以前不愿意去西藏，是因为怕见了西藏，原来的美好想像都会跌得粉碎，不如在心里建构和保留一个清澈的、充满神性的西藏印象。据说不少爱死了法国的日本人捧著种种法国文学经典来到巴黎，就得了一种病，姑且叫做"见了巴黎综合征"，病到有神思恍惚、嚎啕大哭的。病因就是巴黎不是他们想像中的那样美好，巴黎居然也卖麦当劳，还卖日本电器，街头居然也有垃圾桶。但我并不把这种现象当笑话来看，王小波曾说除了此生我们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有这种想法的人固然可能会在此生中失望，会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但他们也会因他们的坚持而得到大欢喜。
藏人拥有一个诗意而神性的世界，这当然也是值得羡慕的。
在当世濒危的不仅有西藏，其实还有我们的心灵。西藏作为人类宝贵遗产的价值和魔力，是由西藏本身和对西藏拥有一份虔敬和珍爱之心的所有人共同建构的。然而，那个在自然意义上和人文意义上原生态的西藏正在我们的视野中、在我们的踏足中渐渐退隐。像不丹那样控制游客数量看来是不可能的，能做的就是约束我们对西藏的态度、在西藏的行为，静静欣赏，和谐融入，简单消费，少制造垃圾，尊重藏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为高原的环境保护多做贡献，同时发动民间力量，对在政治上、商业上有权力者进行监督，防止他们以开发的名义损害这片高原圣域。 在我的眼中，青藏高原是一块能堵满整个视野的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大石头，它在灵魂上、精神上的珍宝深藏在石头内部，有恒心者、有敬畏心者、有机缘者才能得之。真正美好的西藏之旅，应当是心灵的洗涤和皈依，而不是占领式的踏足。
（作者系广州《市民》杂志顾问;本文来源：南方报业网）
德国黑森州州长罗兰·科赫认为北京与西藏之间存在谈判契机。科赫在接受《焦点》杂志访谈时称："中国高层不乏有识之士，深知一旦达赖喇嘛过世，西藏很有演变成为火药桶的趋势。"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在他身前达成协定。现年72岁的达赖喇嘛拥有说服西藏人接受自治方案的权威性。
德国之声报导，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在上海和南京与中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2002年以来的第六次会谈。虽然达赖喇嘛一再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并愿意在对话取得成效时回到西藏，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就此德国之声采访了参加会谈的达赖喇嘛特使格桑坚参先生。
记者：您最近作为达赖喇嘛的特使在中国与中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谈判.谈判进展如何？
格桑坚参：我们自2002年起恢复了与中国政府的接触。这已经是我们的第六轮会谈。这轮会谈事先耽搁了整整一年。中国政府的理由是，海外藏人继续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时进行示威游行，海外藏人组织继续开会讨论各种有关西藏的议题。他们认为，这些活动反华，具有挑衅性质。我们向他们明确表示，只要关於西藏问题的对话不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的这些活动就不会停止。
记者：能不能透露一下这次谈判的具体内容？
格桑坚参：我们再次向中方明确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就是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不寻求西藏独立和分裂中国，我们愿意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解决西藏问题。我们现在的态度是基於邓小平先生七十年代末发表的讲话。他当时表示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麽都可以谈。要取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建立起更多的互信。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中国政府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我们提出的想法。在他们做出回应以前，我们不会向外界透露具体的谈判内容。
记者：六轮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您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麽？
格桑坚参：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意愿并严肃对待我们的会谈，我相信，我们可以取得更多进展。但是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很多藏人相信，虽然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西藏问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和中国面临的其他问题相比，西藏问题并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很多中国人认为，达赖喇嘛年纪老了，等他死了，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您觉得可能吗？
格桑坚参：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是广泛和严肃的。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和中国打交道时都会提到西藏问题，并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通过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的中国政府比三十年前更看重国际社会的意见。中国想成为领导世界的一支力量，它就必须尊重国际社会的看法。
记者：达赖喇嘛是否还相信，他在有生之年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格桑坚参：我们藏人都相信达赖喇嘛活佛一定能回到西藏。达赖喇嘛是我们全体藏人的精神和政治领袖。不管是西藏的藏人还是海外的流亡藏人都非常信任他。达赖喇嘛对藏人有道义上的责任。他回到西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只要我们和中国政府能找到妥善解决六百万藏人前途和命运的方案，达赖喇嘛回国就不会是问题。
【注：格桑坚参，西藏康区巴塘县（现四川甘孜州巴塘县）人，为达赖喇嘛驻欧洲的代表，同时也是代表达赖喇嘛与北京进行接触和谈的正式代表】
香港的人权与民主资讯中心说，今年七月以来，西藏自治区74个县的54名藏人党支部书记，由於没有反对达赖喇嘛而已被解职，取而代之的侍从中国各地来的汉人干部代替。 据了解，实际上，97年以後，西藏几乎没有藏人担任县委书记的，县委书记例由汉人担任，所有被取代的都是之前派来的汉族「援藏干部」。
几年以前，我曾经以《向西藏忏悔》为题，为系狱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传《雪山下的火焰》写了一篇书评。在这篇书评中，我以一名汉族知识份子的身份，向半个世纪以来被中共当局摧残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忏悔。这篇书评发表之後，在网路上遭到广大“愤青＂的尖锐批评。我在美国洛杉矶访问的时候，几名自称“北大校友＂的留美学者亦高调斥责我“破坏国家统一＂。他们说，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达赖分裂集团＂的蒙蔽，你无视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贵族集团统治下的落後与愚昧，以及奴隶制度的黑暗，你更没有看到在共产党进入西藏之後，给西藏带去的现代文明。让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一模一样。虽然他们在美国这个可以自由获得资讯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但思维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传模式上。这一现象正显示出官方洗脑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触的中国人当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问题。在“国家统一＂和“现代文明＂的魔咒下，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被当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国人统统遗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发时的西藏，大学毕业後曾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她在作品中坚持描述西藏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还被剥夺获得护照的公民权利，一直无法出国访问。这便是一名勇於说真话的知识份子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一旦选择说真话，便被中共当局当成“敌对分子＂。柔弱而坚韧的唯色以“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为创作理念，她在台湾出版的《杀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区“文革＂历史为题材的力作。
《杀劫》首先是一本摄影作品集。该书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亲之手，唯色的父亲十三岁被徵召为解放军战士，从康巴地区进入拉萨，此後成为一名普通军官。唯色在书中没有提及已经去世的父亲的政治倾向及民族观念，但在这批珍贵的照片背後，可以隐隐发现这位藏族军官对自身身份的困惑与怀疑：当藏族历史文化遗产如大昭寺等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当藏族的文化阶层受到无情虐待和彻底消灭的时候，当历代信奉佛教、性情温和的藏族民众被阶级斗争的学说所诱骗、成为自相残杀的牺牲品的时候，这位藏族军官不能公开发表抗议，却忠实地用镜头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让它们成为历史见证。也许，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唯色会成为这笔遗产的发掘者、整理者和阐释者。倘若地下有知，这位父亲必然含笑九泉。这几百张首次发表的照片，以无可争议的真实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给西藏带去了什麽样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门显学。长期以来，被涂抹上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文革＂，比史达林在苏联的血腥统治更具欺骗性。上个世纪後半叶的西方知识界，多半对史达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的本质有所认识，却一直对毛主义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来，尽管仍然有人以充当过“八九点钟的太阳＂而自豪，但“文革＂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的反文化本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文革＂研究逐渐在各个方面得以展开，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於：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纱，很少人知道当年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发生过什麽。多年来致力於研究“文革＂的学者宋永毅，便对唯色说过：“西藏材料可以说奇缺……我们对西藏文革实在了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这本《杀劫》，可以说是填补此一空白所迈出的第一步。
《杀劫》通过直观的、极具震撼力的图片与深入细致的访谈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将与世隔绝的佛国变成人间地狱。这些照片之中，有寺庙被摧毁、文物被打砸的场景，有僧侣和贵族被侮辱和殴打的经过，有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和满山遍野的红旗标语，更有解放军的训练和演习，“文革＂让西藏变得与内地越来越相似。自古以来，西藏便拥有独立於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信仰体系。中共以武力统治西藏之後，立即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改造西藏社会。“文革＂前十余年的改造相当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与在中国内地所有省份一样，几乎没有遇到丝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读那些无情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时指出：“显而易见，人物之间出现了阶级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而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关系：虽然有贫富之分，却是同一个民族；虽然有僧俗不同，却是同一种宗教。但如今两个阶级的界限不但划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地，底层阶级第一次向上层阶级，尤其是向上层阶级中素来被视作?珍宝＇的活佛高僧举起了拳头，发出了怒吼。为什麽会这样？＂
那场席卷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佛教未能成为避免暴力的屏障？为何毛泽东亦成为西藏人的“红太阳＂？对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分析说：“由於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另外树起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一体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泽东巧妙地将民族问题转化为阶级问题，在暴力的配合下，让作为“精神原子弹＂的“毛泽东思想＂，迅速战胜在西藏存在和扎根长达千年之久的佛教。当然，这种“反客为主＂的粗暴进入，只能是暂时的。当毛主义的狂热在短短十多年後退潮并破灭之後，佛教再次成为西藏社会的精神纽带。在今天数百万藏人当中，热爱达赖喇嘛的人肯定比热爱毛泽东的人多若干倍。
毛泽东策动阶级斗争的秘诀，便是让暴行成为一种群体行为，从而让个体脱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苏姗·费斯克在研究了两万五千份心理调查样本後指出：当身处错误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恶的行为。最让我最为感佩的是，唯色并未囿於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没有简单化地、一股脑地将罪责全都推给作为“外来侵犯者＂的汉人。她严肃而真诚地面对历史与现实，毫不隐讳地将相当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恶劣作为秉笔直书出来。她坦率地告诉读者：在藏人中也存在著“看客＂和“积极分子＂这两种人。
在该书的许多照片当中，那些挤挤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简直就是鲁迅笔下看客们的翻版。唯色写道：“至於那麽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於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於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於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实际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麽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解放过。＂此一分析直指人心，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鲁迅的话来说，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并非某个民族和国家独有的现象，它普遍存在於所有人类社会之中。人类有一种将他人的苦难当作自己的快乐的残忍本性 只要发现还有人比自己的处境更悲惨，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这种自私而残忍的本性，人类才完成了某种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护＂。美国学者鲍迈斯特尔在《恶 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一书中分析说：“人类确实喜欢看他人受难或者死去，对暴力场面的迷恋似乎超越了时空和文化。……对别人实施伤害可能是为使自己享有能够目睹别人受苦这种早已验证的快乐的一条途径。＂毛时代的中国人，不管是汉人、藏人还是其他民族的成员，都深陷於这种“恶＂当中，毛只是打开瓶子盖的那个人，我们不能将所有的罪孽都推诿於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所谓的“积极分子＂，乃是一群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特殊藏人＂。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底层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层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运动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推广开来；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中共对西藏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便不会如此有效与巩固。许多时候，为了向外来统治者效忠，他们往往表现得比统治者还要严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进军西藏，便在许诺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的同时，著力於精神上的?洗脑＇和物质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层藏人从此追随，甚至还有上层藏人中的热血青年。甚至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西藏建立起?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洗脑＇教育的成果，如反复灌输?剥削＇和?压迫＇的涵义，以及对佛教中?来世＇和因果观念的否定，等等。＂这些“积极分子＂，如同当年死亡集中营中替纳粹管理者工作的犹太人，虽然他们本人被划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却不惜以出卖同胞的代价，来换取本人稍好一点的生存状况。
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恶＂，乃是一种深深根植於人性之恶。它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完全避免之。那种过於神话雪域高原以及生存於其上的藏族民众、认为其“一尘不染＂的看法，我从来就不认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园，这个世界上没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园。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恶是最容易被诱发和唤醒的，汉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样。在“文革＂的诸多恶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比汉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们再放宽视野来观察，就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历次残忍的政治运动中，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和史达林时代的苏联人好到哪里去。源远流长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种暴力和邪恶所摧抑，在纳粹兴起的时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大都投票给希特勒并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费尔那样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识份子寥寥无几；在毛泽东时代的西藏也一样，“暂停＂信仰甚至放弃信仰的藏人，占了相当数量。这就是人性的软弱。人类的文明虽然积累了数千年，但沉淀下来的其实只有像窗户纸一样薄薄的一层，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单单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御邪恶的侵蚀。
在勇敢地谴责中共当局对西藏的侵占和戕害的同时，唯色对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将西藏当作一种最为“东方化＂的异质存在、并将其传奇化和浪漫化的时刻，这种自省来自于作为藏人的唯色，尤为可贵。唯色对大量照片中出现过的人物都作过访谈，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权力格局中位高权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样被当局使用过又扔掉的、晚年颇为落寞的人物。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看客＂，还是“积极分子＂，大都拒绝对本人在“文革＂中的作为进行忏悔，只有少数人悄悄地重新回归佛教的怀抱，以寻求心灵的平安。
唯色发现，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与拳头齐飞的年轻人，如今多半已经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之恶＂，这种发现与致力於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家阿伦特有异曲同工之妙。阿伦特在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发现了“恶的平庸＂。所有人都认为艾希曼是一个披著人皮的恶魔，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极为失望。当面对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杀人如麻的高级杀人犯时，你希望感到浑身触电，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这个人的面孔和举止就像是某个曾经与你在公共汽车上数次同座的人，某个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记录下的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们身负血债，却那样愚昧、固执和平庸，让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的世界，“他们＂就这样毫无分别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杀劫》是一本奇特之书。是摄影，是访谈，是历史，是反思，是叩问，是寻找。那一页血雨腥风的历史还没有翻过去，那一页血雨腥风的历史必须翻过去。唯色所从事的伟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二零零七年五月
------博讯
2007年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38届匈牙利电影节上放映了一部由匈牙利人拍摄的纪录片 《西藏，流亡的家园》。导演是从事新闻和艺术工作的匈牙利青年扬柔.维克多（Janzso Viktor）和伊京.罗伯特（Izing Robert）。他们两人在2005年在印度旅行时接触到了达兰萨拉，那里特殊的历史、现状和独特文化深深吸引了他们，西藏人民的遭遇也唤起了他们的同情。
匈牙利人对西藏的感情和关心是非常深厚和热衷的。在19世纪，匈牙利东方学家和藏学家克勒什.乔马.多尔（Korosi Csoma Sandor，1784-1842）就曾在印度深入研究过西藏文化近20年，成为欧洲第一位藏语学者和西方藏学研究的奠基人，虽然他研究西藏最初的目的是想在西藏典籍中找到传说中的匈牙利人起源的痕迹。乔马在印度出版了《藏英词典》和《藏语语法》等著作。他最後不幸因病死在前往西藏的途中，并长眠在印度的大吉岭。
今天，在声援西藏人民的人权和传播西藏文化方面，匈牙利人继承了乔马那样的执著。1994年成立的匈牙利援藏协会一直做著不懈的工作，这个协会几乎每天都举办各种讲座、教 学和其他文化和集会活动。
另外，曾为西藏流亡议员的年轻学者乔亚丹增（Choegyal Tenzin）现正在布达佩斯编撰《藏匈词典》。乔亚丹增出生在匈牙利人乔马探索西藏文化生涯中的生命的终点站 大吉岭，这或许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巧合。作为布达佩斯佛教大学（又名“布达佩斯法门佛学院＂）的访问学者，他还参与了多种有关达赖喇嘛和佛教的图书匈牙利文的出版工作，他也经常在匈牙利援藏协会进行讲座。
达赖喇嘛曾经6次访问匈牙利，主要都是由匈牙利援藏协会协调和安排的。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和藏传佛教萨迦传承（花教）的最高上师萨迦崔钦法王（Sakya Trizin）也在这个团体的大力协助下分别来过匈牙利，其中萨迦崔钦法王已经来过三次。在《西藏，流亡的家园》这部电影中，匈牙利援藏协会也提供了专业上的帮助。
经过一年的准备。这两位年轻人自筹资金，於2006年夏天再赴印度拍摄了记录达兰萨拉真实况状的电影。这部电影向外界介绍了达兰萨拉的社会面貌、西藏人的苦难和抗争精神。他们在片中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的官员、政治和文化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普通的特别是新近逃亡过来的西藏人。
2006年10月，两位年轻导演在布拉格见到了达赖喇嘛。当时正值匈牙利1956年反共抗苏起义50周年纪念日前夕。达赖喇嘛在专访中说，“无论我们面对著多麽大的困难和障碍，我们都不应该放弃希望和我们的使命，而始终充满著信心。＂
在这部电影的首映式上，许多观众看到西藏人经受的遭遇时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而当影片结束时，观众则为这部电影的成功长时间鼓掌。因为他们知道，电影中的一切并不是编写的故事，而是充满悲伤和苦难的令人震撼的现实。
2006年3月，导演之一扬柔.维克多在《匈牙利新闻报》（Magyar Hirlap）上发表题为《西藏人的保留地》的文章，结合他所拍摄的电影，向读者介绍了达兰萨拉和流亡西藏人的现况。
“令人窒息的7月，印度雨季来临前的一种宁静。我们走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麓之中。达兰萨拉，流亡西藏人的活动中心。在有两间教室大小的空间里拥挤著70多个人，有儿童、老人，也有僧侣。他们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穿著捐赠来的衣服，身上带著冻伤和打伤的痕迹。他们疲惫的神情中透露出了逃亡中的恐惧。
“他们都是刚从西藏来的。他们穿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逃到尼泊尔，然後从那里进入印度。＂达兰萨拉难民中心负责人江巴加赞（Jampa Gyaltsen）对我们解释说。还有许多父母让他们的孩子送过了边界，希望他们在自由中成长。西藏难民不断地过来，每年超过3000多人。达兰萨拉的西藏人社区中生活著几百名孤儿，他们可能再也不能见到还留在西藏的父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动了封闭的东亚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百年来自我生息的西藏也没有脱离出这一场巨大的运动。当印度通过圣雄甘地的努力向民主前进的时候，另外一个大国 中国却选择了独裁。毛泽东迅速地解决了一个过去未决的对西藏完全控制的问题。中国的占领使西藏血流成河。伴随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拉萨，他们经过的地方有100多万西藏人失去了生命。从那时起，当时只有20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领袖达赖喇嘛在自己的家园进行了近十年的抗争。最後在1959年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逃亡印度，并在距边境200多公里的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
“我们并不是致力於恢复西藏的独立，而是寻求中国宪法的原则中所保障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这样说。桑东仁波切同时也是一名佛教僧侣，他属於西藏政治生活中的元老派，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对西藏残暴的占领，并是与达赖喇嘛一起逃亡。也正因为如此，在西藏问题上他更主张中间道路，而不是要求独立，这其中重要的原则就是佛教的非暴力。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达赖喇嘛的足迹走遍了全世界，在每一处他都强调对话是唯一解决的途径。
达赖喇嘛由此成为圣雄甘地之後最重要的提倡非暴力运动的代表人物。
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07年3月美国批准又颁给他最高非军人荣誉奖章之一的国会金质奖章。达赖喇嘛既被尊为神明，同时也必定是人类历史重要的人物。
2006年10月，达赖喇嘛在布拉格对拍摄《西藏，流亡的家园》这部记录片的摄制组说，流亡的西藏政府的正式立场没有改变，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流亡人士认为已经到了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了。
“境内境外的西藏人民都是要求独立的。他们会为自由而斗争，最主要的目标和总的愿望就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西藏青年代表大会主席格桑朋措（Kalsang Phuntsok）说。这位达兰萨拉激进主义者们的领袖认为一切已经迫在眉睫，在与中国人进行毫无意义的谈判上浪费时间所能带来的只能是逼近西藏的末日。连接北京和拉萨的铁路建成了，每年有数十万中国移民通过它进入西藏。六百万西藏原住居民在自己的家园成了少数民族，并作为二等公民困苦地生活著。大多数西藏人营养缺乏，婴儿死亡率居全中国最高。另外，这里更没有基本的人权，30%的人口是文盲，外界消息完全封锁。最近，在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这块土地上又发现了天然气和石油，开采生产将给这座高原上独一无二而又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危险威胁著西藏人，就像当年美国印地安人原住民所受的威胁那样。我们将会在保留地里面供旅游者参观。＂居住在达兰萨拉的拉桑次仁（Lhasang Tsering）说。拉桑次仁以前参加过多次示威活动，不欠前他曾对《滚石》杂志记者说，西藏已经处在最後的关头，我们应该正视达赖喇嘛早前说过的一个残酷的预言，这就是西藏人要面对自己民族的消亡。
曾经因张贴违禁标语而在臭名昭著的拉萨扎布奇监狱被关押多年的平措旺楚（Phuntsok Wongchuk）也是暴力抗争的支持者。他说，“他们有好多次往死里殴打和折磨我，让我说出我的同夥，我始终没有交待。＂获释後，他逃到了印度，并准备拿起武器与占领者进行抗争，然而在达兰萨拉他被劝阻了。现在他是前政治犯组成的一个组织 “三宝＂(就.十.三----编辑)（Gu Chu Sum）运动的活跃成员。
许多更为激进的组织无法接受让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这个事实。他们不理解，国际社会为什麽会将这个人类最神圣的节日的主办权交给中国。在中国，每年有数千人被处决，劳改和对人的摧残已成为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当然也对北京奥运会进行了准备。＂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格桑朋措说，但他没有透露具体计画的内容。每一个外国的活动人士都想去北京，去抗议中国对法律的践踏。究竟会发生什麽情况呢？我们从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时就有所例证 示威都与员警发生了冲突，人们还在街头烧毁了胡锦涛的模拟像。
今年与往年一样，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人流血起义的周年纪念日，从多伦多、三藩市、纽约到布达佩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举行了示威活动。
今天，达兰萨拉已成为一个小拉萨。旅游者在街中漫步，有的朝圣者想能亲自见到达赖喇嘛，有的则想在喜马拉雅山中这远离凡世的乡间里找到心灵的洗涤。这几千人的聚居地建立起的西藏“基因库＂很好地保存著那些已在西藏因中国独裁统治被遗忘和被毁灭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轮经轮悠悠的旋转，儿童村里回荡的民歌声让他们不能忘记，他们已经走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
对於西藏问题的前景，匈牙利援藏协会主席汉德雷.蒂博尔先生（Hendrey Tibor）最近在接受当地一家中文报纸的采访时说，“关键是中国要做出什麽步骤，西藏人已经没有什麽可以再做的了，他们都是和平的人，要麽把他们关进监狱，要麽把他们杀死。＂
汉德雷说，“但是，如果将来达赖喇嘛一旦过世，那些主张武力的西藏人肯定会以非和平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们成为恐怖主义者，成为好战主义者，这对谁有好处呢？那麽整个问题会陷入更为复杂的境地。所以我们不应该等待这种事情的来临，而是在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把问题解决。＂
他说，“达赖喇嘛是一个可信、纯净和真诚的人，他不是一个恐怖份子，也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在中国这样攻击他根本不能会解决问题。中国应该不带任何条件地坐下来与他进行谈判与和解，承认不同於与中国的西藏民族和文化的存在，给予西藏人文化和宗教的独立。使西藏成为一个和平区，不拥有核武器和其他任何武器。这样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道路。＂
（2007年6月布达佩斯）◆
转自北京之春2007年8月号
美国之音7月23日报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目前正在德国访问。他表示要继续与北京方面建立互信。但是另一方面，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方面目前没有展示出要与达赖喇嘛坐下来谈判的诚意。
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员凯度顿珠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达赖喇嘛一再表示要在中国管辖下实行自治，但是中国政府看来是想把西藏问题往後推，认为等到达赖喇嘛去世以後，西藏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凯度顿珠提醒说，这个推算是错的，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藏人的问题，北京方面要想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时机是趁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他说："藏人百分之百地听从达赖喇嘛。假如他说：'我们要和汉人和平友好相处，我们的抵制运动也必须是和平的，'那麽99%的藏人都会听他的。"
西藏流亡国会议员凯度顿珠的父亲、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Thondup)曾多次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西藏问题举行会谈。凯度顿珠说："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对我父亲说，除了独立之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都可以协商。可是从那以来，什麽问题都谈了，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协商。"
国际上关注西藏问题的人士对胡锦涛是否有决心在担任中国国家主席期间把西藏问题解决好、或者至少取得某些突破，并不报很大希望。
凯度顿珠说："如果胡锦涛真地是有诚意的话，他应该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两人直接对话。"
凯度顿珠说，从胡锦涛任命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人张庆黎这位一句藏语都不会说的强硬派干部到西藏去担任书记这一点来看，胡锦涛没有显示出要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缓和态度的迹象。
凯度顿珠说："达赖喇嘛的特使一行已经回来了，我认为他们颇有些失望。他们本来期望能够有一些收获，但是结果没有太大的收获。在我个人看来，北京方面不把这些会谈看得很重。"
凯度顿珠说，一如达赖喇嘛的特使所说的，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的对话目前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要取得进展，北京方面必须要在真正意义上考虑藏人的诉求。
7月16日上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达兰萨拉启程经新德里前往英国和德国进行为期近两周的访问，达赖喇嘛在结束对英国首都伦敦一天的访问後，于7月19日，乘坐一家私人飞机抵达汉堡，开始对德国为期10天访问。当天下午，达赖喇嘛会晤了汉堡市长冯波伊尔，并在市府金色签名册上签名。
中央社报导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显然比德国籍的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更受到德国人的欢迎。过几天即将访问德国的达赖喇嘛，已经在全德各地刮起一阵旋风。根据16日出刊的「明镜周刊」所进行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四成四的德国人认为达赖喇嘛是他们的榜样，比教宗的四成二还高，达赖喇嘛尤其特别受到年轻、教育水准又高的德国人欢迎。
对西方人来说，达赖喇嘛是佛教的化身，倡议和平手段追求西藏自治的达赖喇嘛，也影响德国人对佛教的观感。选择佛教为最和平宗教的德国人高达四成三，高於基督教的四成一，只有1%的人选择伊斯兰教。
德国民众有高达七成是基督徒，这项民调无疑证明达赖喇嘛在德国受欢迎的程度，和其他西方国家不相上下。达赖喇嘛的到访，已经在德国各地刮起一阵旋风。最新一期的「明镜周刊」特地以达赖喇嘛为封面人物，花了14页的篇幅来介绍他的生平和理念。
德国之声报导说，从星期四开始，汉堡在未来的几天都将是佛教的世界中心。因为西藏佛教和政治领袖，同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将在这里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 汉堡市政厅前铺好了红地毯等待迎接达赖喇嘛。在这里他将获得国家领导人级别的礼遇。中国官方对此表示了抗议。汉堡市长冯。博伊斯特（vonBeust）说："在这个城市我们自己决定接待哪些客人不接待哪些客人。达赖喇嘛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是重要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如果他来访汉堡，我们当然要迎接他。我很高兴将有机会和达赖举行会谈。中国人当然也是我们的朋友，朋友之间产生意见分歧也是正常的。"
在此後举行的会谈中，汉堡市长向达赖询问西藏现状。达赖喇嘛做了简短的回答："西藏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如今反而更严重了。""西藏的状况没有改善，还没有宗教自由，仍然有侵犯人权的现象。"他批评汉人在西藏日益增多，已占西藏人口三分之二。他寄希望於与北京的谈判。
达赖喇嘛与中国关系为何转冷
德国之声7月25日报导，上周四，达赖喇嘛开始了他在德国的访问。访问首站是德国的港口城市汉堡。在那里，他受到当地政府与市民的热情欢迎。目前正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参观的德国黑森州州长科赫认为，目前是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举行会谈的新机会。如果中国不及时解决西藏问题，等到达赖死後青藏高原可能会变成一个火药桶。而达赖说他与中国的谈判最近出现僵局。僵在哪里呢？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被德国媒体称做能发出孩童般的笑声的达赖在接受北德意志电视台采访时说："与中国官方接触是一条道路，一个途径，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意味著与中国公众接触，我认为主要是跟中国的知识份子和一些正直的商人，还有一些中国大学生。从我们跟中国政府重新开始接触以来，我想是从2002年开始的，至今共进行了六轮会谈，从第一次到第四次，在讨论的气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变成更有建设性、更友好的讨论，更有用的讨论。然後，在第五次的时候，中国官方认可了达赖喇嘛将来不再追求独立的立场。此後他们表明，过去的历史涉及一些基本分歧。然而，现在在第六次会谈中，他们更强调过去的历史了。他们试图否认现状，也就是说有600万人民的现状。这就是现在的进展情况。当然，我们主要的努力是建立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严肃的谈判，否则怎麽谈判呢？很难。另一方面，中方怀疑情绪很重。"
达赖喇嘛说的"600万人民的现状"是怎麽回事呢？中国民委副主任吴仕民答南方周末问题时说："提出'大藏区'这个概念，政治意图明显。这违背历史事实，甚至违背常识。中国藏族人口有540多万，其中240多万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其余居住在青海、甘肃、云南以及四川四个省的10个自治州和2个自治县，这是一片很大的区域。达赖所说的'大藏区'，超出西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面积广大，并把'大藏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大藏区'与'西藏'完全是两个概念，二者不能混淆。达赖多次提出过'大藏区'的概念，其用意很明显，就是搞'藏独'。"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一表态解释了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方面最近的分歧所在。
出席世界比丘尼大会
7月20日，达赖喇嘛出席世界比丘尼大会，来自19个国家的300多人在汉堡出席会议，讨论女性在佛教社会里的职责和地位。
1987年，各个佛教分支的尼姑们曾在印度召开第一届大会，决定更好地培养新生力量，并请求世界各地的学者和佛学大师们帮助她们寻找可以证明释迦牟尼时代男女平权的经文出处。在本届汉堡大会上，研究结果将得以汇总。根据达赖喇嘛的指示，本次会议的是由德国人CarolaRohloff组织的。
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
德国之声7月25日报导，几名记者在汉堡有幸和达赖喇嘛一起探讨西藏前途问题，德国之声记者将记者们的问题及达赖喇嘛的回答汇总如下。
德国之声：达赖喇嘛阁下，西藏的人权状况如何？
达赖喇嘛：西藏的人权状况非常令人担忧。不久前我还遇到一名西藏人，在监狱里被关押了8年，罪名是在拉萨附近的一个村子向别人表达了他的真实感情。
德国之声：汉堡市长在市政厅接见您时，您公开谈到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反应激烈。您对此感到惊奇吗？
达赖喇嘛：一点儿都没有感到惊奇。即使我保持沉默，中国政府也会批评我。他们一直这样。
德国之声：您如何评价德国政府对西藏的态度？您认为，德国为西藏付出的努力足够吗？
达赖喇嘛：德国政府的做法和其他政府一样，原则上同情我们，表示担忧。但关键的问题是，这样做是否就够了。我们感谢外部世界对西藏的关注，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德国之声：您访问其他国家的目的是什麽？
达赖喇嘛：我走了很多国家，见到很多人。我进行这些旅行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不是西藏问题，我是想提倡人的价值，使人们、使他们的家庭、使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变得更加幸福。我希望人类都更幸福一些。我想为此做出一份贡献。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使世界更加美好。
我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促进宗教的和谐。当我在印度讲经时，来听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时，中国政府会制定一些条文来限制他们开听我讲经。尽管如此，还是总有中国人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说，当他们亲眼看到西藏人在印度的社区生活与在中国听到的有关西藏的介绍有著天壤之别。看，这些努力还是有些积极作用的吧。
德国之声：达赖喇嘛阁下，您曾提过，在一定条件下，您或许将是最後一位达赖喇嘛。在什麽情况下将会这样呢？
达赖喇嘛：1969年我就宣布过，将由西藏人民决定是否还保留设置达赖喇嘛。假如大部分西藏人决定，达赖喇嘛这个古老设置对藏人不再有什麽真正意义的话，那就不再继续。假如我不久就去世，那相当可能的情况是，大部分西藏人希望保留设置达赖喇嘛；假如我再活二、三十年，那时大多数西藏人可能会觉得设置达赖喇嘛没有什麽意义了，那就到此为止呗！这是一个不失尊严的终结。
德国之声：您对再见一次西藏还抱有希望吗？
达赖喇嘛：有啊！每个西藏人都想家，都希望至少再见一次自己的故乡。我也一样！但我是一名佛教和尚……既然命中注定要做和尚，就得和家人分离。西藏有句格言，大意是"哪里感觉好哪里就是家乡，谁对我好谁就是父母。"这个星期我在汉堡就感受到非常好的气氛。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很多人，包括很多媒体的人，都充满笑容，就像朋友那样。
达赖喇嘛呼吁重视内心价值
德国之声报导，达赖喇嘛结束为期10天的德国之行前夕，来到西南部城市弗莱堡。从汉堡到弗莱堡，达赖喇嘛在其演讲时不断呼吁宗教展开对话的必要性。他也批评中国践踏人权的现状。
西藏政治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弗莱堡说，没有一个信仰能够享有唯我独真的大权，不同宗教间的共性总是大於它们之间的区别。宗教对话必须纳入伊斯兰。
这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对数千人发表的演说中，呼吁必须加强内在价值观的培养。爱心、热忱与关怀是个人和世界获得和平最可宝贵的东西。达赖喇嘛汉堡期间做的演说和对佛教的阐述吸引了大量观众，大约50000人次亲临现场。
在他看来，以上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常常被人们忽视，教会和家庭的影响日渐式微，这是导致价值流失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些内在价值不仅对於个人是实现内心平和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宽容、放弃暴力、裁军以及同自然和平相处的重要前提。
现年72岁的达赖喇嘛在弗莱堡市政厅致答谢时说，世界不应闭上眼睛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虽然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民主、人权及宗教和新闻自由方面仍然没有任何进步可言。中国政界的改革力量必须得到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进行了强力批评。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28日在拉萨接受驻京外国记者进藏采访团采访时说："达赖要求高度自治、大藏区等，实际上只是策略上的调整，本质上没有变化，没有看出放弃'藏独'的立场"他还说，目前，西藏的绝大多数各族群众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据估计，全球共有3.5亿至4.5亿佛教徒。位於慕尼克的德国佛教联合会经粗略统计，德国籍的佛教徒大约有10万名，其他亚洲国家背景而生活在德国的佛教徒大约共有12万名。
美国之音7月12日报导，海外藏人组织--西藏之友6月下旬在印度举行会议，大会呼吁世界各地的藏人组织为西藏的独立而奋斗。这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观点相去甚远。 西藏之友是一个总部设在印度的海外藏人组织，它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分支机构。
在大会上发言的著名藏人作家加央罗布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西藏原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他说："西藏原来就是个独立国家，在1950年遭到共产党中国的入侵。这是最基本的问题，所有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人权问题，西藏的宗教信仰受到压制，西藏的环境问题等等都是次要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西藏原来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在1950年受到中国军队的入侵。"
几年来，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流亡政府一直在与北京进行谈判。但是，西藏之友的活动人士加央罗布说，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说："总的来说，我们觉得达赖喇嘛寻求与中国、与北京进行谈判的真诚努力完全失败了。北京利用达赖喇嘛寻求与中国达成谅解的真诚努力来拖延时间，等待他的圆寂。他一旦圆寂，他们会觉得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 加央罗布说，因此，他和他的夥伴们认为，与北京举行任何谈判都是没有希望的，必须把西藏独立的问题正式提出来，在西藏自由运动中引起震动，让西藏和世界各地的藏人都朝著这个目标努力。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支持达赖喇嘛观点的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国部副主任仁钦扎西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为达赖喇嘛寻求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他说，一旦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藏人文化和宗教信仰就可以继续保持和发扬光大。他还说：在达赖喇嘛的宣导下，现在大部分藏人已经接受了要求西藏自治、而不是西藏独立的观点。 仁钦扎西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在与达赖喇嘛的谈判中尽快采取措施以取得进展，否则将失去一个大好机会。
一、前言：两个比对的例子
1989年6月4日，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大屠杀。同年12月10日，也是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获奖的原因，是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肯定达赖喇嘛为西藏自由作出的努力，和他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达赖喇嘛在获奖演说中，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