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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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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导：九月三十日，一群试图翻越喜玛拉雅山脉逃亡印度的西藏流亡者，在囊帕拉山口遭到中国边防军警的袭击，至少造成一名十七岁少女被打死，另一人重伤，据不同的消息来源指出，这名重伤的西藏人也已经死亡。
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七十余名逃亡者中，已证实两人死亡，十余人被捕，包括27名儿童在内的41人逃抵尼泊尔，其它的十余人失踪。
以往也曾有西藏逃亡者遭到中国军警枪击身亡的报告，但由於没有证据，中国政府一般不予承认。只是这次由於现场有至少五十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目睹了整个过程，因此，中国政府在无法否认的情况下，宣称藏人逃亡者攻击中国军警，迫使中国军警自卫还击而造成伤亡，但是目击者的报告和录相等证明了中国政府在说谎，以下是国际媒体相关报导的摘要。
登山者目击西藏女尼遭枪杀
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中心的报告中指出： 9月30日，在一大群国际登山者眼前，包括儿童在内的人群遭到枪击。至少一名女尼被杀。
一个美国登山者从卓奥友山直接向ExplorerWeb网站报告：『30日和1日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还不为世人所知，』他 『目睹队伍在雪地上蜿蜒逃命，枪声四起，我们注意到两个人形仆倒。望远镜下就清楚了：两人倒下，没有再起来。』
另据《菲律宾每日问询报》报导，菲律宾卓奥友山探险队也目睹了枪杀事件。『星期六，在打给《菲律宾每日问询报》的一通移动电话中， Ted Esguerra医生情绪激动，说至少看见三个人在囊帕拉山口被枪杀，两女一男。』报纸报导说。『我在这里是救死扶伤的，可我却目睹了夺去生命』。
当时在场的英国登山者斯蒂夫後来打电话给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边防军人平端步枪，瞄准，然後向人群射击，看见一人倒下，爬起来，又倒下。我们有一个望远镜，但是被军人拿走了，他们用望远镜观察死者。＂
斯蒂夫说，开枪後半个小时，有10到12个六到10岁的儿童排成单行，被三名士兵押解著带走，这些孩子没有像一般他们那个年龄的孩子那样左顾右盼，看得出来，他们吓坏了。 国际法要求，边防守卫只有在生命遭遇威胁时才能作为最後手段使用武器。
中国官方新华社十二日承认，9月30号在珠穆朗玛峰附近，中国边防军人开枪打死一名逃亡藏人，打伤一人，但是表示边防军开枪是出於自卫。新华社说，当时这些军人试图劝说西藏逃亡者回去，但是他们不听劝阻，还攻击边防军人。
但到十四日，罗马尼亚一个名叫Pro TV电视台对外公布了当时的录影资料，录影显示，在一声枪响之後，远处的一个人影就倒在地上。在摄影机旁一名不知姓名的男子说，『他们就像在打狗。』
流亡藏人抗议中国边防军枪击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10月16日报导，美国三藩市的一批流亡西藏人日前到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示威，抗议解放军开枪打死试图由西藏前往尼泊尔去的藏民。示威活动的组织者表示：除了三藩市外，纽约、多伦多、伦敦等多个城市都有藏人举行示威，抗议解放军开枪射杀藏人。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中共边防军抢杀流亡藏人事件深表伤感和遗憾。达赖喇嘛表示，这样的事件在过去的五十年从未间断过。
10月24日早晨，总部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总部，西藏妇女会，西藏九十三组织，西藏民主党，西藏学生独立运动和青年会达兰萨拉地方分会等6个非政府组织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并在达兰萨拉大乘法苑召开联合记者会，抗议中共对手无寸铁的流亡藏人开枪屠杀。并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西藏状况进行独立调查；释放被捕藏人；保证今後不在西藏发生类似悲惨事件。
每年有几千名藏人流亡印度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资讯部主任凯特.颂赤尔斯透露，有大约两千5百到4千名西藏人每年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往尼泊尔，然後再前往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的达兰萨拉。中国边防队开枪事件时有所闻，但是这次因为正赶上登山旺季，所以目击者最多，而且包括很多国际登山者。
颂赤尔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西藏人想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大多出於四个原因，包括：“经常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也有很多孩子被父母送到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去念书，还有很多藏传佛教徒和尼姑到印度接受宗教教育，因为在西藏这方面的教育受到种种限制，还有相当一部份人就是为了亲眼见一见他们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国际社会抗议和谴责中国的暴行
BBC10月15日报导，美国驻华大使称，已经因藏人在西藏与尼泊尔边境遭中国边防军枪击事件向北京方面抗议。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周日(15日)说，美方对中国边防军向一些试图逃离西藏进入尼泊尔的藏民开枪并打死一人的做法表示不满。
据法新社渥太华18日消息，加拿大外交部长彼得·麦克凯强烈谴责中国军人射杀一名、射伤另一名逃往尼泊尔的和平藏民。
麦克凯对下议院表示：『加拿大强烈谴责这一针对无武装的平民的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我们已经正式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这些关切。我们已经呼吁中国方面就此事进行全面的独立调查，惩罚责任人，并且释放扣押的西藏儿童让他们与家人团聚。』麦克凯指出，按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国有义务这样做。
美国之音10月27日报导，欧洲议会星期四欧洲议会以66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军人9月30号在西藏开枪射击试图去尼泊尔避难的手无寸铁藏人。决议还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惩办肇事的凶手。欧洲议会的决议还呼吁欧洲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推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
欧洲议会在决议中说，那名被打死的尼姑还不到18岁，根据国际法，她还可以被认为是未成年人。决议也对包括9名儿童在内的藏族平民的被关押表达不满。欧洲议会敦促中国当局保证在那次事件中被扣押的藏人不会受到虐待，尊重国际人权和人道法律标准，并且立即释放在事件中被扣押的所有儿童。
决议呼吁中国当局全面调查这一事件，确保对任何犯罪人员绳之以法。决议还要求欧洲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在欧盟-中国人权对话方块架内向中国当局明确提出这一问题。
9月30日，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表决了首席噶伦提名的内阁成员噶伦的任命。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向议会提出了五位噶伦名单以寻求议会的批准，五名被提名者分别是：西藏流亡政府驻英代表格桑央吉，西藏流亡政府驻德里代表丹巴次仁，前教育与卫生部长图丹龙热，前财政与外交部长洛桑宁扎，第十四届议员才仁平措。
由於在议会有议员对提名提出反对动议，议会开始对首席部长提名的噶伦进行表决。根据《流亡宪章》的有关规定，对首席噶伦提名的噶伦，若有议员提出反对，就应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得票超过百分之五十者即可当选。
这次议会对首席噶伦提名的噶伦进行表决的结果是：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格桑央吉，西藏流亡政府主席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前教育与卫生部长图丹龙热，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宁玛传承议员才仁平措四人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支持票数而通过。原西藏流亡政府前财政与外交部长洛桑宁扎因些微票数而未通过。
根据《流亡宪章》，首席噶伦和这四位噶伦将组成西藏流亡政府新一届噶厦（内阁）。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第二次会议从9月30日至10月7日在印度北方大兰萨拉西藏人民议会召开。
提要：
你有枪，我有笔。愿我的笔书写被枪杀的格桑南措的名字，愿我的笔复活被枪杀的格桑南措的生命，……
1、
2006年“十一＂之前，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布达拉宫和珠穆朗玛的模型，我与一个同族朋友特意去看。黄昏将至，游人不少，纷纷高举手机或数码相机，留下彷佛去过西藏的合影。微型化的布达拉宫和珠穆朗玛其实很难看，与同样微型化的三峡大坝以及五个肥硕的奥运福娃，被鲜花和绿树簇拥著，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两边，构成迎“国庆＂的盛世气象。这气象中暗含著国家权力的颐指气使，就像站在模型前背著手、拉著脸的员警，我一眼看穿，却又无奈，只好也合影一张，以示纪念。对了，还有一列满载花朵的假火车俯冲而来，这是这个国家最近取得的又一个辉煌成就，怎能不以如此咄咄的气势向世人炫耀？小贩及时地兜售著小面五星红旗，年轻人一手挥舞著它一手比划著“V＂。
但是，9月30日上午，在西藏，在真实的而不是模型景观的珠穆朗玛（确切地说，是在紧挨著珠穆朗玛的另一座山峰卓奥友与尼泊尔交界的山口 囊帕拉，又译为“朗喀巴＂），中国边防军警的枪声击碎了冰雪世界的宁静。
在枪声中，75个正在翻越囊帕拉山口逃往尼泊尔的西藏平民，一人当场身亡；一人倒下，是死是活至今不明。在枪声後，一些人被抓捕，一些人不知去向，一些人後来逃到了目的地 流亡藏人的中心：印度西北部的达兰萨拉。这就是献给业已主权在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礼物吗？而囊帕拉，只是在茫茫喜马拉雅群山中延绵起伏的无数山口之一，从此使珠穆朗玛如雷贯耳的名声失去了地理学的意义，当然，这只是对於这个世界上相当少数的人而言，太多太多的人包括举枪射击的军人，又怎会记得囊帕拉的雪红雪白？甚至根本就无所谓囊帕拉的雪红雪白！
2、
五天后才从网上获悉这次枪杀事件，是BBC的报导。几乎同时，网友山子从美国发来的E－mail也转告了此事。非常难过。一些记忆浮上心头，於是回信：
说到BBC的报导，只不过这次是被公开了而已。事实上边防军人打死的早就不止两个博日（藏语的“藏人＂）了。
几年前跟内地一电视台的摄制组去珠峰，路过定日边防检查站时，一个小军官用四川话得意地说，他这里就是逃跑藏族的鬼门关。
还见过一个年轻的康巴，不爱说话，是个蛇头，带过许多藏人坐车徒步到尼泊尔。当然他会从中收钱，据说一趟最多时收过数万，人越多收得越多。我认识的另一个年轻的康巴就从康到了拉萨，跟著他一起挣这个钱，但在一个夜里神色慌张地跑来找我，说是那个康巴蛇头把一车的博日给出卖了，他们的车快到定日检查站时，按照计画都要下车绕道而过再上车，却发现中国的边防军已经拦在路中间，电筒光乱晃，一车人赶紧提前跳车逃跑，兵们开著枪冲过来，到底死伤人没有也不知道，反正他逃回了拉萨，然後在帕廓街头和车站一带看见车上一些逃脱的博日一副找人的著急样子，他分析蛇头康巴骗了博日们的钱，而博日们是在寻找蛇头康巴和他，他们以为他俩联手骗了他们的钱，所以要报仇，而他不但一分钱没挣著，还差点丢了命，只能赶紧借钱买机票逃回康地老家……
山子很快回信，他的震惊使得多少见惯不惊的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是旁观者的角度，却不是袖手旁观的那种人，而是因了一颗良心才会感同身受的那种人。有时候，身在其中的人们反而会被太多的类似的遭遇麻木了心智，或震慑住了，逐渐地习以为常。信中，他这样写到：
我才发现我有严重误解。因为我原本知道每年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博日去印度朝圣、求学，在路上冻伤、截肢甚至死亡的故事 那是由於严酷的天气和稀薄空气。我以为，边防军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让上路的西藏人听天由命，至少不会使用致命武器。想不到原来可以开枪。
我错了。中国又开枪了。中国军队又对著人民射击了。
六四的伤口，是一辈子不会痊愈的。我今天才知道，对於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
的确如此，“对於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更要说明的是，对於许许多多普普通通从不知道“六四＂的藏人，每一年都是西藏的“阿居阿古＂（1959）。发生在1959年的事情，藏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3、
在中国长大又在美国学习的山子不是藏人，却一直让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藏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他将英文报纸和网路上关於中国军警枪杀藏人的报导翻译成中文，用mail发送或贴在网上，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博客，名字就是“雪红雪白＂（http://my.opera.com/uponsnow/blog）。
正是这些翻译，让我惊讶地得知披露真相的人不只是逃亡藏人，更重要的证人是当时聚集在卓奥友先头大本营的各国登山者，他们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并拍摄了这一切。正如登山者在惊讶之中眼睁睁地看著中国的边防军警“像杀老鼠、杀兔子、杀狗＂那样射杀藏人，我更惊讶的是射击者肆无忌惮的态度，难道就不在乎这些登山者将会在不久爆料，向全世界揭露他们的血腥暴行吗？
一位美国登山者从卓奥友发给国际登山人网站的电子邮件中写到：“目睹队伍在雪地上蜿蜒逃命，枪声四起，我们注意到两个人形仆倒。望远镜下就清楚了：两人倒下，没有再起来。＂
一位英国登山队向导说，在先头大本营有多达60名登山者目睹了这一事件，“看到中国士兵非常靠近大本营，跪姿，瞄准藏人射击，一遍又一遍，而那些藏人完全是手无寸铁。＂
罗马尼亚登山者 Alex Gavan说：“他们是男人、女人和孩子，甚至没有像样的冬装。……他们看来被人告发後，遭中国军人冷血谋杀。这些就发生在许多登山队员面前。死去的人就被埋在冰川上，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标志。＂
英国登山者 Steve Lawes说，“我们在开枪的中国士兵300码开外。……士兵们平端步枪，瞄准，向人群开火。……我们有一架望远镜，但是被士兵拿走了，後来他们用望远镜来观察尸体。＂大约开火後半个小时，一队儿童10到12个，看上去6岁到10岁的样子，被三个手持冲锋步枪的士兵押到大本营。Lawes说：“孩子们排成单行，离我大概6英尺。他们没有看到我们 他们不像一般这个年龄的孩子那样左顾右盼，他们吓坏了。那个时候，先头大本营已经布满士兵，基本上被他们接管了，空气令人恐怖。我们尽力不做任何事以免引发更多暴力。＂
挪威登山者 Geir Lysfjord说，当时他正在大本营吃早饭，亲眼目睹大约1000米开外，中国军人瞄准藏人後开枪，打倒了一人。之後，25名中国军人带著自动武器进入了大本营，气氛恐怖压抑。他们到处搜捕藏人，带走了11名孩子。
山子的翻译很快出现在海外的中文网站上，由此可以想像在中文网路激起的反应。这期间，我离开北京，开始了去西藏东部的旅行，在西藏传统地理上，那里称作“康＂，是我的成长之地。一路上，我和山子尽量保持著网路联系，我希望更多地知道被我称为“囊帕拉事件＂的情况。
4、
从北京到康，成都是中转站，於是在成都的一个喧哗的网吧，在埋头狂打游戏的半大少年、欢快地语音聊天或沉醉在枪战片、色情图像的年轻人的包围中，我打开“雪红雪白＂上的视频，正是登山者在现场对中国军警枪杀藏人的影像记录。雪山。雪白。枪声刺耳。被枪杀的藏人的血，红得发黑。举枪射击的中国军警，果然那麽肆无忌惮。我默默地流著泪，默默地感谢冒著风险记录这场屠杀的登山者。几天後，在康地的达折多（藏人对康定的称呼），在一个同样喧哗的网吧且几乎玩著同样的网路节目的藏汉年轻人中，我再次打开那个视频，再次看见了囊帕拉山口的雪红雪白。
除了将近3分钟的录影，还有数张很清晰的图片，年轻的边防军人无动於衷的脸与一群穿著单薄的孩子冻得青紫的脸形成强烈的对比。影像显然比文字更具震撼的力量。虽然这些拍摄者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他们的专业或者说专业之一本是登山，然而正是这些非专业的拍摄者在专业的登山运动中记录下了突如其来的人间悲剧，很难想像专业的摄影师会有如此难得的巧遇。天怜藏人啊，让藏人的惨死发生在一群来自各国的登山者的眼皮底下，於是举世皆知。这也实在是这个冷漠的世界应该正视藏人的苦难了，否则天理何在？尽管不知究竟是几个人所拍，也不知他们的名字、国籍和长相，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见了，我们看见了，许多人都看见了。
在网吧里我反复地点击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泪水干了，每个镜头都留在了记忆之中。我甚至有了一种亦在现场的感觉，与这些登山者一起，目击在洁白的雪地上像两条细细的黑线似的生命随著刺耳的枪声倒下，变成两粒黑点，而其他移动著的细细的黑线突然飞快地移动起来，这是枪口余生的藏人在舍命逃亡，我亦在现场，我亦在逃亡，我亦是那粒黑点被士兵像拖条死狗一样拖著，在雪地上变成一条弯弯的黑线，我亦是那个躲藏在登山者的厕所帐篷里，向著救助自己的登山者双手合十的藏人惊惧万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 珠穆朗玛目睹了这一幕。
反复重播的经验使我多少感觉慰藉。这一次，发生在囊帕拉山口的屠杀，确实被公众看见了。很偶然地，很意外地，很巧合地，先是被众多的国际登山者（这是多麽重要的证人）看见了，然後被这个网路时代的我们看见了。如果没有网路，至少在旅行途中的我是不可能看见的。而且也因了网路，即使我在旅行的途中，在充满了烟味烟雾以及其他乱糟糟的气味和被网路刺激得尖声喊叫的少男少女的网吧中，也可以看到其他散布在各地的朋友把枪击视频的链结位址，通过E－mail发给我以及更多的人。这就是现代科技的力量，当现代科技如此服务于人的良心时，我对其感恩。
5、
可是山子写到：“令我吃惊的是，在我得到的回馈中，汉人网友的震惊超过藏人朋友。这种对暴力的习惯，比暴力本身还可怕。＂
是的。年轻的藏人学子们仍然风花雪月著，已不年轻的藏人精英们仍然无病呻吟著，时髦的话题如原生态、裸露、婚外恋、藏獒被热烈地议论著。转贴在藏人网站上关於囊帕拉的消息不断被删，不见反响，而一个上海女子去西藏旅游了一趟之後写的帖子却掀起轩然大波，许多藏人被她的评语“野蛮！肮脏！造物主对西藏有仇？＂气得暴跳如雷。
同样，在康地旅行的路上，我见到了不少藏人，城镇的，乡村的，以及寺院的；男男女女，各行各业，受过多元教育的，不识一种文字的。可当我讲述发生在囊帕拉山口如狩猎般的枪杀，听到的叹息看到的悲愤并不太多。我可以对此解释这不是藏人反应不足，更多的是对暴力的恐惧；恐惧加上习惯，使得暴力成了家常便饭。但我也有犹豫，是不是这样的事件超出了很多人的生活范围，所以哪怕惨无人道，也很难放到心上？可是，比如山子，他不是藏人，他远在美国，按理说这事件更是远远地超出了他的生活范围，为什麽他却痛彻肺腑，并且追问：
太多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西藏、来看杀人事件。我在想，为什麽不能从个人 人的角度来看看呢？一个士兵在雪地上，半跪下来，瞄准，射击。他这样做的时候在想什麽？他看到了什麽？难道没有看到对面有女人、有孩子，他射过去的金属东西，碰到人的肉体，是会痛的吗？是怎麽样的心理活动使军人可以正当化自己的这种行为？
明明在囊帕拉，军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双方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捕杀藏羚羊不对，但这些士兵却可以说服自己，对根本就无助的人一一扣动扳机。我们完全可以不谈论政治，没有政治的干扰，不管什麽政治观点的人，都不应该正当化这样的人，不应该如此彻底地败坏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类似的震惊和思考相信不会太多。甚而至於，包括藏人在内的沉默或者麻木招致了这样的反应：海外部分华人（不排除有些留言者可能发自国内）在网上不但破口大?披露真相的各国登山者，诬蔑登山者拍摄的是“虚假的宣传录影＂，是“种族主义录影＂，“应该删除＂，开枪的军人应该当时就没收“SB登山者的摄影器材＂，还昧著良心叫喊：格桑南措该杀，中国做得对！
难道这些内心黑暗的人就是西藏人的兄弟姐妹吗？当西藏的艺术家们谄媚地唱著“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名字叫中国＂的时候，人家却冷冷地宣判：去你的，你该死！
6、
被认为该杀的格桑南措就是录影中第一个随著枪声倒下的藏人。是一个尼姑，17岁。另一个也被枪击但生死未卜的藏人是农民，20岁，名叫昆桑南嘉。
格桑南措的身世很快就因同乡女伴的逃脱为人所知：家在藏北那曲的牧区，是6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说是17岁，但很有可能是按藏人计算年龄多报一岁的习俗；说是尼姑，其实藏地的寺院屈从的是18岁才准入寺的政策，於是出家一年的她只好在家中呆著；逃亡的原因是为了去印度的西藏寺院学习，就像多卫康全藏地有许许多多农民和牧人的儿女渴望远行印度，主要的梦想：朝圣，学习，拜见达赖喇嘛。据报导，每年都有上千藏人不顾一切地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由尼泊尔抵达印度，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儿童，他们随後被送到流亡藏人学校，如今有的已经获得高等学府的博士学位；还有许多僧尼，他们的目的是寻求比较完整的宗教教育，而在西藏，由於中国政府加诸所有寺院的种种限制无法获得正常学习佛法的可能。
格桑南措的照片也出现在网上。那是一个秀丽的西藏牧区少女，深情地亲吻著怀抱中的孩童。而温顺的孩童，是尚未削发为尼的她的同胞手足吗？
倒在雪地里的格桑南措，是被中国军人一枪击毙，还是在冰冷的雪中流尽了鲜血才挣扎死去？我想像著她的痛苦，如同体验著她的痛苦，但我在这个进入冬季而变得寒冷的康地旅店蜷缩成一团，内心的挫败和不甘远远超过想像中的肉体之痛。那麽多的逃亡者当中，被夺去生命的竟然是她：如果不出家就是含苞欲放的青春少女，如果出家就是有大段岁月要在修行中度过的清苦阿尼，於是这些身份：未成年，女性，宗教职业者，使得格桑南措成为一个命定的符号，成为西藏的象徵；使得格桑南措以她的牺牲，在那些同样也成为象徵 西方世界的象徵 的各国登山者的目击下，向全世界展示了西藏的牺牲。
一次次观看枪击视频，有一种特别的经验愈来愈深化：我像是看见了我认识的许多同族友人，许多同族友人的亲人就在这被追捕、被枪杀的75个逃亡者当中。甚至可以说，被枪杀的格桑南措，其实就是我认识的许多同族友人，许多同族友人的亲人。甚至可以说，如果有一天，我也这样跟著许多藏人，走在只有登山者才敢於攀登的茫茫雪峰，我也很有可能会是死於非命的格桑南措。对於西藏人来说，格桑南措就是我们，我们都是格桑南措！当然，说出这样的话是容易的甚至多少有点矫情的。
7、
为什麽，西藏人非得以这种“偷渡＂的方式，置生死於不顾，翻越连绵起伏的喜马拉雅雪山，逃往远离故土的印度？
如果只是因为朝圣、探亲或学习，为什麽不能通过办理护照的正常管道，一路平安地走出边界？西藏人，难道不可以像中国的其他国民那样，带上身份证、照片和200元人民币，去驻地公安局办理护照的部门，理直气壮地申请护照吗？难道给国民发放出国旅行护照，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吗？
可是，问题恰恰就是在藏地 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的藏地，尤其是在那个被叫做“西藏自治区＂的地方，藏人办护照比登天还难。既然比登天还难，藏人就只好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地逃亡了，而逃亡中的饥寒交迫甚至流血舍命，也就成了经常发生的事情。相信谁都明白，如果并无登天之难，如果能够像中国的其他国民那样容易地办护照，藏人又何必如此自讨苦吃？
而逃亡者当中，最终保全性命抵达目的地的幸运者并不算多，比较多的藏人的命运正如我在康地寺院听一个僧人讲述的亲身经历：
“一直想去印度，见达赖喇嘛，听时轮法会，留在那边的寺院学习佛法，可是根本办不了护照。去年夏天，坐卡车到了拉萨，住在帕廓，到处打听去印度的门路。一个月後，别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带路的人，但要付带路费3000元。出发时才发现是跟57个人挤在一辆卡车上，藏巴康巴安多娃，有男有女还有好些小孩子，就这样朝著阿里的方向，坐了5天的车，走了7天的路，一路躲躲藏藏，晚上睡在山谷里。有一晚睡在阿里的那种连棵树都没有的山谷里，天亮了，却看见四周站满了端著枪的?加玛米＇（汉军人），连个藏身的洞都找不到。57个人就这麽全都被抓了。这是怎麽回事呢？原来是那个?波＇（老头）出卖了我们。他的羊皮袄破破烂烂的，他的腿一瘸一拐的，他从那个下午就不远不近地跟著我们了，我们还以为他是放牧的，结果?玛米＇（军人）抓我们的时候，竟发现他就藏在玛米的身後。＂
更黑的黑幕还有。围绕著这些不得已“偷渡＂的逃亡藏人，从他们启程的那一刻起，无论他们最终是否抵达目的地，无论他们是否半途被抓住，而後投入监狱，而後释放回家，所有的过程、所有的环节都布满了一张张贪婪的血盆大口，朝著每一个踏上逃亡之路的藏人张开著。除了蛇头的嘴巴、司机的嘴巴、把逃亡者出卖给边防军人的农民或牧人的嘴巴，还有边防军人的嘴巴、家乡公安的嘴巴、牢中狱卒的嘴巴，还有另一个国家的蛇头、员警和告密者的嘴巴……太多太多了，逃亡藏人们即使逃过了狠命的追踪和夺命的子弹，也躲不过包括抵达尼泊尔之後的层层盘剥和敲诈，至少光是金钱就要损失好几千甚至更多。
康地的这位僧人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4000元：3000元原本是付给带路的蛇头的（翻越囊帕拉的逃亡者需付的带路费高达5000元），结果被抓捕他们的武警阿里边防支队从拉萨的蛇头家中没收；1000元是付给老家的公安人员的，当他们被遣送回各自老家时，老家的公安负责领送，其中的开销竟要他们买单。对於一个贫穷的僧人来说，4000元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积攒了多年却在逃往梦想的路上被一抢而光。他当然非常心疼，但他更念念不忘的不是这4000元，而是那个出卖他们的阿里老牧人：“?贡觉松＇（向三宝发誓），原来是他把我们出卖给了玛米。後来在监狱里听说逃亡的沿途有些老百姓跟玛米做生意，只要出卖一个就可以从玛米那里领钱，出卖得越多给得越多。这个波，不知道他吃了多少钱，他就这样把跟自己一样的博日给出卖了。＂
被抓捕的藏人都会关押在位於日喀则市的扎西监狱。这个监狱的名字实在太荒诞了，因为“扎西＂是藏语“吉祥＂的意思。这到底对於哪些人意味著“吉祥＂呢？是那些因为无法办得了护照而只好逃亡却不幸被捕、被囚的一批批藏人吗？据说这个“吉祥＂监狱可容纳500名囚犯，全是逃亡藏人。由於被关押的藏人太多了，一年中有四次要释放一批人数，为的是给新被抓获的藏人腾出地方。在这个“吉祥＂监狱，没有律师，没有审判，只有一旦被捕就只能默默地、沉重地服刑，通常是体力劳动，就在监狱周边的地里劳动，非常差的伙食，非常多的虐待，於是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疯了。在“吉祥＂监狱里被关押了4个月的康地僧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光，我现在还会在噩梦中常常经历。
8、
西藏的真实境况，毫不夸张地符合苏姗·桑塔格的这句话:“战争是常态，和平才是例外＂。这世上，有的战争是那种枪声大作、流血丧命的战争，正如囊帕拉山口的枪击事件；有的战争，是那种在拉萨的帕廓街头刚刚举起手臂，放开喉咙，还来不及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就被扑上来的秘密员警死死抓住，丢入牢狱遭受酷刑的战争。就在旅行途中，我接到朋友的短讯，告诉我就在这几天，在拉萨的帕廓街头，一位僧人因为呼喊反对奥运、要求自由的口号而被逮捕。
这些战争都是单方面的战争，是赤裸裸的强权镇压弱势的战争，双方的力量根本不成类比。尤其是发生在囊帕拉山口的战争，对方是毫无反抗能力的逃亡者，结果在逃亡中背部中弹。没有一个人是迎面中弹的，无论死者还是伤者。那麽这是一场什麽样的战争呢？没有反击的，没有回应的，惟有在逃跑中除了祈祷只能任其屠杀的战争，这是世上最不公平的战争。
而在中国边防军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把逃亡藏人当作人来看。在他们的眼中，这些逃亡藏人其实就跟老鼠、兔子、狗或者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种低人一等的动物一样，那麽向他们开枪，“就像杀老鼠、杀兔子、杀狗＂一样，有著狩猎者在狩猎场上狩猎各种猎物的乐趣，当猎物们在连续发射的枪声中夺命而逃，开枪的士兵叫嚷著“他妈的＂如同在争先恐後地狩猎。甚而至於，西藏人恐怕连这些动物都不如，我曾经见过的那个武警小军官，就把逃离自己家乡的藏人看成是送死的鬼。
可是中国政府在面对世界谴责时，竟在最初撒谎说这些逃亡藏人是走私者 这世上难道有这样的“走私者＂吗？在路上躲躲藏藏地走了17天，连充饥的糌粑都余剩无几，究竟会有什麽东西可以“走私＂？而真正的走私者，那些出没於边境线上，运输和贩卖野生动物毛皮的走私者，边防军人又抓捕了几个？ 後来又撒谎说逃亡藏人们攻击了边防军，而边防军是出於自卫才开枪……这就是中国政府对囊帕拉枪击事件的处理方式，不是把枪杀逃亡藏人当作犯罪来掩盖，而是理直气壮地宣称枪杀逃亡藏人不是罪。无耻啊！其无耻不但在於这一谎言本身，更在於这是一个扮演著法律化身的政府所为。
西藏当局的最高当权者还在最近的党员大会上宣称西藏的“军警民联防体系日益巩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边防建设收效明显，反恐工作机制得到完善＂，这等於是将中国边防军枪杀藏人的血腥事件狡猾地列入反恐大业之中，等於是在向世界宣布，中国政府还要继续严厉地打击在西藏边境出现的“恐怖分子＂活动。而这也就是说，中国的边防军人如武警西藏总队派驻日喀则、阿里、山南、林芝等地的武警军人，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杀逃亡藏人，还可以在哪怕全世界人都排队前来观看的现场，肆无忌惮地屠杀逃亡藏人，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逃亡藏人都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这个词确实已被这个国家的权力者使用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了。只要谁敢针对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出批评的声音，权力者就会把矛头完全不顾事实地转移到“恐怖分子＂的话题上来，而且说谁是“恐怖分子＂谁就是“恐怖分子＂。西藏人真的是该死了。如果世人非得说西藏人也是人，不该“像杀老鼠、杀兔子、杀狗＂一样被枪杀，那好，我们就说17岁的女尼格桑南措是恐怖分子，20岁的农民昆桑南嘉是恐怖分子，75个包括了一群幼年孩童的逃亡藏人全都是恐怖分子！这就是强权中国的逻辑，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谁又能奈他几何？
至於在现场的那些登山者以及通过视频观看现场的世界各地的观众，目睹中国军人毫不在乎地向逃亡藏人开枪、毫不在乎地抓捕幼年孩童、毫不在乎地把格桑南措的尸身抛入冰川，颇为困惑地发问：他们怎麽可能有这样的自信和勇气，来鼓动他们毫无顾忌地进行如此可怕的兽行？他们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合法的而没有任何不安？但这样的思忖，实在是把他们给美化了，给正常化了，给非法西斯化了。身为镇压机器的他们何尝需要考虑合理或合法？他们的自信和勇气又何尝与合理、合法有关？何况如今的中国自以为已经强盛到了不需要向世界掩饰诸如此类的残暴行径，你爱看不看！
9、
所以“他们不在乎我们在看＂，目瞪口呆的登山者说。所以“这个世界假装看不见＂，山子愤怒地批评。
看来这个世界是欺软怕恶的。 “他们决定袖手旁观。他们不是告诉中国领导人必须停止屠杀无辜的人民，而是决定和这些领导人觥筹交错、握手言欢，还送上奥运圣火，换取中国的订单、货物、贸易利益，然後一转身，他们向达赖喇嘛奉上祝福、敬意和金牌，一个还不够，一次次送，并称赞西藏人对和平与慈悲的坚守不渝。＂
山子的话很残酷。我从看到这些话起，就不愿再看见。可是从9月30日到今天，整整两个月了，这期间，北京大张旗鼓地宴请非洲各国的首脑，其中一个成绩就是让吃了嘴软的那些首脑们无视中国人权的黑暗；这期间，中国的最高首脑声势浩大地去了印度，为的是巩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体关系。而这几年，为了寻求“西藏问题＂的出路而努力营造藏汉对话的良好环境，西藏流亡政府一直要求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取消任何反对中国的抗议和示威活动，期望以善意、温和的方式得到比较乐观的回应，但事与愿违，形势却越来越恶化，中共在西藏的当权者号召要与达赖喇嘛进行“殊死斗争＂，境内藏人的生存空间愈发遭到钳制，当9月30日响彻囊帕拉山口的枪声传到世界，流亡藏人的悲愤席卷了达兰萨拉和其他藏人社区，但也只是席卷了这几个地方，连新德里和孟买都只能在周边波及，因为印度政府不允许让胡不爽。一位年轻藏人绝望得甚至点火自焚，但也没有感化这个世界的硬心肠。
连印度的知识份子也看不下去了。一位历史学者叹道：“说起来令人难过，但是事实是，藏人人少、无足轻重，他们的事业注定失败。印度人民仍然认为藏人的抗争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印中关系紧密了，西藏的事业必将受损＂。一位印度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意味著“为了贸易，人权只得让路＂。
没有几个人关心西藏的。没有几个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是这麽残酷，永远都是赢家通吃。
西藏人自己的谚语说得好：汉人疑心重重，藏人充满希望。许许多多藏人都爱把这个谚语挂在嘴边，自嘲著说，无奈著说，绝望地说，没心没肺地说。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怀著各种各样的情绪说完了，还是那样，依然满怀希望，或者说满怀的是梦想。有个安多藏人说，我的梦想是，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就给他取名“自由＂。我奉承道，哦，“让旺＂（藏语的“自由＂），听上去多麽好听；心里却想，这个梦想很容易实现的，一个男子，正当壮年，有的是澎湃如潮的精子。许许多多藏人都会念叨这个谚语，可是只有那个叫戈尔斯坦的美国人，把这句话印在了他给平措汪杰写的传记上。平措汪杰，平汪先生，藏人中最早的共产主义信徒，藏人中率先与中国军队一起进入西藏的合作者，藏人中的格瓦拉。这倒不是说他拥有格瓦拉那样的生平事迹，而是他们有著同样的理想和激情。如果格瓦拉不那麽早牺牲的话，如果他也活到了平汪先生如今80多岁的高龄，他是否还要做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会不会同卡斯楚搞路线斗争？我不知道格瓦拉会变成什麽样，但我读到过平汪先生在2004年写给胡锦涛的一封信，呼吁中共当局与1959年因为中共入藏而不得不逃离西藏的达赖喇嘛对话，呼吁让达赖喇嘛重回故土。而这个出於解决“事关整个藏区的长期安宁与持续发展以及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共存共荣的重大问题＂的恳求，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难道又是藏人千万个梦想中的又一个梦想吗？
10、
不过这个世界假装看不见并不足为奇，可怕的是藏人自己也假装看不见。半个世纪来，连续不断的由暴风骤雨的革命带来的一个个杀劫，我们的画家们，有谁描绘了？我们的音乐家们，有谁悲歌了？我们的作家们，有谁记录了？我们的诗人们，有谁哀唱了？竟然啊，就这样，竟然就像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发生的都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有著流亡身份的友人从美国打来电话说，看拉萨亲戚结婚的摄像，那麽多拉萨人，打麻将，“斗地主＂（一种扑克赌博），唱歌，跳舞，喝的是啤酒红酒和青稞酒，吃的是藏餐中餐和西餐，就不禁伤感：是不是，拉萨人的心里早已经淡忘了，麻醉了，快乐才是人生大事？
快乐当然很重要。可是一路上，在康地旅行时常常因自然的美景、人文的亲切而感到快乐的一路上，总有什麽让我如鲠在喉，如箭穿心，就像一位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安多藏人为此写下的诗句：“看这些血淋淋的兄弟姐妹/我们应该怎样？/又能够怎样？/我们难道只有无动於衷吗？/随著时光的流水/我们是否也已流尽了最後的一丁点良知？＂在途中的另一个网吧，我看到中国一位名叫高渝的自由记者获得国际上的“新闻勇气奖＂，虽然并不了解坚持揭露强权政府的她有哪些所作所为，但她的答谢辞中引用的一句话刻在了我的心上：“你有枪，我有笔。＂
你有枪，我有笔。而我的笔就如登山者手中的摄影器材。是的，在遭遇发生在囊帕拉山上的枪杀时，仅仅有各国登山者而没有数码相机、照相机和摄像机这些摄影器材，全世界又如何相信囊帕拉山上真的枪杀了平民的事实？中国政府又如何面对囊帕拉山上真的枪杀了平民的事实？“口说无凭＂，他们肯定会这麽说的。事实上，即使有了真正的凭据 照片和录影，他们还是敢於无耻地说这是假的，是编造的，是拼凑的，属於西方反华势力的动作。幸而这世界不会乖乖地听从他们的指令，幸而这世界不是今天的西藏，已经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你有枪，我有笔。愿我的笔书写被枪杀的格桑南措的名字，愿我的笔复活被枪杀的格桑南措的生命，而这仅仅是为了格桑南措以及像格桑南措一样的罹难者吗？不，这对已经死去的人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对依然活著的我们才是值得扪心自问的问题。
一位叫诺布赞波的藏人在流亡他乡的岁月中这样问自己：
我们的犁已经折断
我们应当把它变成什麽东西？
一枝笔？
一杆枪？
或者，我们仅仅烧毁它
忘记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东西？
11、
山子继续来信：
囊帕拉事件的後果，与我原先想像不同，昏睡者依旧昏睡，冷漠者冷漠依旧，什麽也没改变。也许只改变了几个西方登山者，真是於事无补。当权者的傲慢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几乎找不到一个同情者，让我大吃一惊。在一个留言栏里，有人要我多为小战士想一想，他们如果不开枪可能会大祸临头，要我不要对小战士那麽“冷漠无情＂，我简直要昏倒 到底谁“冷漠无情＂？怎麽会有人这样思考问题？
另外有一位“冷静＂的观察者，从这次流亡政府对事件的低调反应，看出他们“态度比较好＂。不知道态度要怎麽好，才能让他们满意？这种居高临下真让人受不了。
後来我反思，我到处乞求汉人的“同情＂，是不是仍然有汉族中心主义在心里作祟？如果汉人多一些同情心，我会感到舒服一些，似乎减轻些罪责？这种下意识想法其实也是不对的。当然，汉人如果多一些同情，对解决问题有帮助，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幸好汉人中还有山子。幸好汉人中还有胡佳，这个被软禁在北京家中已经4个多月的社会活动者，在电子邮件中表达了他勇敢的同情和建议：
在这个藏族女僧人被枪杀的地方树立纪念碑；建立藏族的玛尼堆和经幡纪念死者和这次死亡历程；组织汉族和世界登山志愿者声援、陪伴甚至护航每年藏人迁徙的队伍。我第一个愿意做这样的志愿者。
我依然是在旅行途中的网吧里看到这段话的。说真的，我很感动，虽然我知其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但我依然铭感於怀。原因无他，正如达赖喇嘛期望的：
多少世纪以来，西藏人和中国人相邻而居，多数时间和平友好相处，偶尔也有战争和冲突的时候。今後，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毗邻而居。……如果我们选择与中国呆在一起，我们应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生活。如果我们选择分手，我们应该做一个好邻居。无论如何，与中国持长久的友好关系应该是西藏一项根本的原则。
12、
囊帕拉枪击事件之後，自由亚洲藏语部於10月17日和10月25日制作了两次专题节目，采访了几个枪口余生、仍有余悸的逃亡藏人，有与格桑南措一起逃自藏北那曲的同乡女尼、16岁的卓玛白吉和赤列旺姆，有录影里躲在登山者的厕所帐篷被登山者掩藏的年轻男子、逃自藏东甘孜的洛桑曲登；还有一位23岁的僧人土登次仁，用带有工布口音的藏语说，不为别的，就想见嘉瓦仁波切（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从小就信仰他，如果见了他，明天後天就死都可以。
那麽，哪怕全世界看见了也无所谓，哪怕全世界都看不见也无所谓，哪怕全世界看见了还要假装看不见也无所谓，只要西藏人自己这麽说，只要年轻的西藏人自己这麽说，即使不是全部，也足以告慰牺牲的西藏本身了。
13、
然而，就在今天，就在囊帕拉枪击事件发生两个月的今天，就在我的这篇文章原本已经划上句号的今天，我在一个藏人网站看见网站总监的一篇新作，为网站开始出现“八卦＂和“恶搞＂的文章叫好，且写到：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如今上网的这些藏族人，终於松了一口气，可以轻松地表达自己，慢慢地说出自己的不违法、不乱纪的心里话了，这种变化，说明至少是使用汉文字的这一部分藏族人，更多地了解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更清楚地强化了自己的公民身份，自己享有权利和义务的意识开始逐步觉醒，哦，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也可以像汉族老大哥一样大著嗓门说话，也可以向别人公开宣泄、倾诉，我们有了快感，也可以在人前面大喊！哦……四项基本原则的围墙原来很宽，里面可以放火箭啊！ 这种变化，我觉得非常好，它是积极的，进步的，有利於我族同胞身心的健康发展，同时作为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一份子，我们也没有被时代抛弃，我们有自己的声音，还有血肉。
是吗？是这样吗？有意思，呵呵，太有意思了，甚至让我琢磨不透。究竟是我们小心翼翼的藏人精英变得犬儒，还是话中有话，含有反讽？虽然有些“八卦＂和“恶搞＂或也算是一种曲折的表述，幽默的却也是战战兢兢的讽刺，让人笑中有泪，但我已无语。
是为补记。并向山子的“雪红雪白＂致以由衷的敬意。
2006-11-30，“囊帕拉事件＂整整两个月，於北京
------民主中国
综合报导，继七月六日印度和中共重新开通关闭了四十四年的乃堆拉口岸後，未来十五年间计划继续开放五个国际通商口岸。拉萨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俊杰称这五个口岸是：普兰、察隅、错那、樟木、什布。
8月21日，达赖喇嘛抵达乌兰巴托，开始对蒙古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之前，达赖喇嘛在达然萨拉刚刚结束对数百名韩国佛教徒的传法活动。
达赖喇嘛在蒙古最大佛教寺院甘丹寺向信徒发表讲话时强调：蒙古与西藏在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有著密切的关系。西藏局势处在危机的时期，蒙古人民和居住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有义务延续和保护佛教的发展和宏扬。
BBC8月22日报导，成百上千的蒙古人在乌兰巴托街头欢迎达赖喇嘛来访。中国外交部则向蒙古方面提出抗议。
达赖喇嘛于当地时间8月22日中午左右，前往乌兰巴托最大的寺庙甘登寺访问；沿途受到成百上千的蒙古民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还手奉哈达。
在本周一以前，达赖喇嘛曾经5次前往蒙古，其中最早的一次是1991年，最晚的一次是在2002年。4年前达赖访问蒙古时，中国政府曾提出更为激烈的抗议，连接蒙古与中国的火车甚至停驶2天。
另据报导， 8月23日，不顾中国政府的压力，蒙古国总理美耶公布.安何保鲁德会晤达赖喇嘛时表示：今年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八百周年，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因此，对於达赖喇嘛能够访问蒙古国表示感谢的同时，希望达赖喇嘛的到访能够对蒙古国带来和平与快乐。
结束与蒙古总理的会晤後，蒙古乌兰巴托市市长会晤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双方就文化，经济，教育等进行了讨论。
8月24日，俄罗斯不利亚特共和国总统和图瓦共和国高僧堪布等专程前往乌兰巴托会晤到访的达赖喇嘛。
8月25日，达赖喇嘛在乌兰巴托为五十多名蒙古僧人传授了比丘戒，并会晤了蒙古国总统，双方就西藏与蒙古的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8月28日，达赖喇嘛在乌兰巴托接受由蒙古佛教徒敬献的[长寿]佛事仪规後，圆满结束对蒙古国为期七天的访问。28日早晨，达赖喇嘛从蒙古启程经日本返回印度。
最近一批从西藏逃亡印度，投奔西藏流亡政府包括儿童在内的藏人，在穿越千年冰封的囊帕拉山口时，遭人民解放军的枪击，其中二人命中死亡。这一罪恶的行径正好被离他们不远的六十几名国际登山人士目击，他们看到中国士兵，从容不迫地以跪姿，瞄准藏人射击，一遍又一遍，对著在雪域上四处奔逃，衣衫褴褛的男人、妇女儿童开枪。十多名惊恐的孩子象猫抓老鼠般地被他们捕获。这些登山运动员无法相信，2008年要举办奥运的国家，竟然这样野蛮地屠杀自己的公民。这一幕公开的屠杀立即被国际传媒所报导，引起世界的震惊。因为国际法早有明确的规定，“边防守卫只有在生命遭遇威胁时才能作为最後手段使用武器＂。而这些逃亡的藏民完全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弱者。
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每年从西藏通过冰山雪域，从尼泊尔入境，逃到印度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达兰萨拉，有二千五百名之多。而且有相当数量的逃亡者在通过气候恶劣的冰山雪域时身亡。在那段路上常常能够看到逃亡者永远被冻僵的尸体，因为逃亡者为了避开解放军的追捕和枪杀，总是选择危险的路段。在躲过军警，穿过冰雪以後，还要经过在尼泊尔境内的一段滚石区，藏人称之为死亡之谷，在那个区域，只要一块石头不小心被滚动，就会带动所有的山石雷鸣般地滚动下来，多少藏人就是葬身在滚石之下。就是饶幸逃离了这滚石区来到尼泊尔，但自由依然还十分地摇远，因为尼泊尔政府受到中国政府的胁迫，他们在藏人经过的路段设卡，拘捕逃亡的藏人交给中国当局。许多藏人在九死一生地逃出中共的魔爪，却被尼泊尔军警拘捕，关进集中营，最後送回西藏。中共对逃亡的藏人都要惩罚判刑。我曾经到过印度的达兰萨拉，采访过多位从西藏逃亡过来的流亡人士，有许多人伸出在过冰山雪域时冻掉的手指和和双脚给我看，他们回忆起那段逃亡的经历尤如一场噩梦。我问他们为什麽要冒著这样大的危险逃亡呢？这时他们都会向我会心地一笑说：为了见达赖喇嘛，为了自由，为了学习自己的文化。
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虽然很不富裕，每位官员的月薪只有一百美金。但是他们给逃亡的的藏人在生活学习上都於以妥善的安排，特别是在教育上流亡社区已建立起除大学以外的教育体系，所有在校的学生，无论是本地还是从西藏逃亡过来的，全部不用学费实行义务教育制，学生不但不用付一分钱的学费，而且所有的生活费也全部由政府开支，一个学生一个月大约要化费政府二千卢比，另外还发给学生一百元的另化钱，而老师的薪资只有三四千卢比一个月，许多老师特别是外籍老师都是义务教学。医疗保健上，流亡社区虽然还没有实行全面的免费医疗制度，但是卫生部规定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和新近流亡到流亡社区的藏人都能享受免费医疗，僧侣和学生只收半价。由於流亡社区有著免费的教育和基本免费的医疗体系，所以藏人都不顾一切地逃亡到这里。当然最主要的是在这里得到的是自由，和完全没有恐怖的生活。
中共这些年来谎称，西藏的人权已得到极大的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已经相当的富裕，西藏人民可以自由地信仰自己的宗教，学习自己的文化，享受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那些逃到印度西藏流亡地区的藏人，都是被达赖一夥所蒙骗的，他们许多人逃到那里以後，发现那里的生活还远远不如西藏的生活条件好，有目睹了流亡政府官员腐败的生活後，又重新回到西藏。在电子资讯难以封锁的今天，印度的流亡藏人的生活如何样子，流亡政府官员是否廉洁完全不能欺骗。每一位元逃亡到印度的藏人，都会将流亡社区的实际状况告诉他们还在西藏的亲属和朋友。於是几十年来，在西藏通往印度达兰萨拉西藏社区的冰山雪域上，逃亡的脚印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无论有多少人在逃亡的路上倒下了，但是藏人依然前赴後继，他们踏在冰雪上的每一个带血的脚印，都在声讨中共的暴政，都在揭露著中共的谎言。
中共向逃亡藏人开枪，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後一次。当年逃避共产暴政，翻越柏林墙投奔自由的东德人民，被东德军警开枪射杀，现在这些开枪杀人的军警都已得到罪有应得的审判。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那些向逃亡藏人开枪射击杀死藏人的军警，也会有一天，象东德的军警一样受到应有的审判和惩罚。
----(博讯2006年10月13日)
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导，西藏首府拉萨10月底曾经发生西藏大学毕业生游行示威事件，抗议当地政府在录用公务员时歧视藏族人。
报导说，今年9月30号，当地曾经举行录用公务员的公开考试，结果西藏考生被录取的寥寥无几，因此大约几百名刚刚从内地大学毕业的西藏学生在拉萨示威，要求政府为他们安排工作。
报导说，示威过程中没有出现暴力活动，也没有人被拘捕。
据挪威西藏之声报导，今年十月底进行德录用公务员是排挤西藏本土学生。据西藏境内消息人士透露，大约一千人参加了今年10月30日举行的自治区政府公务员考试。在这次考试中只有一百个名额，考试结果显示只有两名西藏学生外，98个被录用的公务员都是移居在西藏首都拉萨的中国人。消息人还透露，这次公务员的考试都是用中文，参加考试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从中国内地毕业返回西藏的西藏学生，他们中很多是来自西藏贫困地区。，还有消息说，有多名前自治区官员和中央西藏官员对此签名支持，而且他们要求政府应该录用西藏本土学生，抗议中国政府以各种理由从中国内地录用大量的中国学生。
VOA9月20日报导，近年来，中国当局不断和达赖喇嘛的特使接触、沟通谈判。但同时，北京主管西藏的官员不断高调抨击达赖“变相独立＂，并拒绝接受达赖喇嘛的“不独立中间路线＂。
最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也证实了这点。张庆黎说，达赖喇嘛“行动和事实相矛盾＂，“没有一天不在企图分裂祖国＂。张庆黎说，达赖喇嘛“所谓中间路线实际意思是，他想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的藏区并入西藏。他想管理这麽一个“大西藏＂。
对於北京官员的这种说法，西藏议员格桑坚赞说，某些北京高官的说法，表明他们非常害怕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影响力，找各种各样的藉口，将达赖喇嘛拒之门外。
他说：“问题不在这种观点所提出的所谓青海、云南、四川等地的藏区所组成的大自治区。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中国政府和北京主要是怕，一旦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它就无法控制西藏了，因为西藏里面的人民，对达赖喇嘛的宗教感情，以及达赖喇嘛几百年来对西藏形成的影响，北京怕的就是这些。＂
西藏议员格桑坚赞说，“今年，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时论金刚法会上讲话，当时有许多从中国来的信徒。现在在西藏里面佛事流行适用昂贵的皮毛之类，达赖喇嘛说，西藏是佛教国家，不应用这样的皮毛。达赖喇嘛讲话後，在西藏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人自发地烧掉了皮毛。中国就把它解读成了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分裂势力对西藏的一种渗透。＂
居住在北京的西藏作家唯色以及流亡瑞典的中国女作家茉莉，都曾谈到了这个现象。茉莉撰文说，“藏区烧皮毛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大，令中共当局非常震惊。以往政府方面的呼吁，藏人不予理睬，而达赖喇嘛的一席话，广大藏人竟然如此雷厉风行＂。
西藏议员格桑坚赞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北京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上同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接触，另一方面又在西藏境内通过高官之口，严厉批判达赖喇嘛，并把达赖喇嘛和北京的关系定性为“敌我性质的矛盾＂。
综合报导：八月二日，记者无国界指出西藏诗人唯色的两个博客于七月二十八日被突然关闭。该新闻自由组织对此表示愤慨。
唯色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指出：“我有两个博客，一个是在《西藏文化网》，是2005年2月份以後开设的，还有一个博客，是在北京的《大旗网》，是今年五月份开设的。这两个博客一直人气都很旺。比方说，西藏文化网的博客，由於参加讨论的有很多藏族年轻人以及很多关心西藏的朋友，所以我的博客点击率，在整个西藏文化网的博客里面，位居之首，突破了三十万。』
“28号的时候，我去自己在大旗网上的博客，突然看到我的博客不存在了。我当时很奇怪，我的博客怎麽突然不存在了呢？我就给网管写了一封信，问我的博客发生了什麽事情……到了中午的时候，网管就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我在西藏文化网上面的博客要关闭了。我问什麽原因呢，他们说，具体原因也不清楚，只是说，中央统战部给甘肃网路管理部门打了招呼，必须把我除名，并且把我的博客关闭。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
唯色说：“我的博客，主要以西藏文化博客为主，主要是发表我的作品，我的诗歌，散文，采访，游记，以及我拍摄的很多专题图片等等。我还开设了一些讨论，对西藏的文化，现状，历史等问题表示关注。我自己认为这些是必须进行深入讨论的话题。…比方说从今年年初，西藏民众回应达赖喇嘛的呼吁，焚烧了一些裘皮衣服，这个话题，我发起了讨论，参加讨论的人特别多，大部份都是藏族人，有各地的藏族人，不光是西藏自治区内的，还有四川，青海，甘肃等地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民众，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只要能够上网的，他们都参加这个讨论……因为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我也发表了一系列这几年我对西藏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文章。』
据自由亚洲电台7月28日报导，唯色的两个博客的主题是有关西藏文化的诗篇与散文，主要读者群是同唯色一样的西藏学生们，他们接受了中文教育而同时又希望重新建立同正宗的西藏文化接触。
对於茨仁唯色博客被关，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评论说：“维色是现在国内唯一公开的西藏异议知识份子。我们知道汉族人有很多在国内做异议分子，但是西藏人大多数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被关在监狱里，如果他们发出异议的声音；一种是流亡海外。那麽象维色这种即没有流亡也没有在体制内也没有被关在监狱里的她是唯一的一个，我想她不断地在发出声音，现在这最後一点希望也被封锁了，所以我觉得这非常令人愤怒。＂
目前在北京的中国著名自由派作家刘晓波在谈到唯色事件时写道：『一位西藏女作家和一个老大政权的之间的对抗，既是信仰自由和不准信仰之间的对抗，也是坚守尊严和羞辱尊严之间的对抗，更是柔性的信仰与僵硬的暴力之间的对抗。中共像它多次先恐吓、後镇压宗教信仰和政治异见一样，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粗俗而野蛮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唯色是以中文写作的少数的西藏作家和诗人之一。她致力於捍卫西藏文化，茨仁唯色曾在2003年出版《西藏笔记》，中国政府认为她的作品中有赞美达赖喇嘛的错误，她因此丢失了在西藏文联的工作，并被没收住房。茨仁唯色近年来在台湾出版了《名为西藏的诗》、《杀戒》、《西藏记忆》等书。
英谚云：一图顶千言（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2006年2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杀戒》是有关文革的照片集。
据海外观察家介绍，1999年北京官方出版的《图说百年西藏》，其中数百幅照片，竟无一张西藏文革照片！由此可见西藏文革照片的宝贵以及中共对西藏文革历史的顾忌之深！同时也更显出唯色编辑出版的照片集《杀劫》所独特的历史价值。
更登和降边嘉措因指西藏没有自由而被判刑
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消息，更登和降边嘉措曾于2004年12月在海南师范学校的一次聚会上向学生们谈论西藏文化以及缺乏言论等自由的问题，因而于次年4月2日被捕，并分别被判四年和三年徒刑。另外有二十余名僧人和学校师生受牵连而被关押审讯，其中一位藏人还遭到酷刑毒打。
据消息来源指出：更登被指控向学生说：藏人没有言论自由权，权利被剥夺，尤其缺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并在黑板上画西藏国旗後向学生介绍其象徵意义等，号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真正的藏人，要敬仰和支持达赖喇嘛等。
更登以前曾经在康区色达五名佛学院学习，这个曾集中了上万名求法学僧的佛学院已经被当局摧毁。
此外，降边嘉措还被指控散发藏独言论和传单。
一藏僧被控散发传单面临八年监禁
美国之音2006年7月18日报导，西藏康区甘孜寺的一名僧人被控书写和散发主张藏独的标语和图片而可能面临8年的监禁。
据印度时报报导：这名藏僧被控於今年3月在四川甘孜的政府办公大楼墙和附近的两座铁桥上用油漆喷写支持藏独的标语。报导说，这名藏僧曾打算逃往印度，但在拉萨被捕後押回四川判刑。
卓玛嘉因著书获罪被判10年徒刑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7月25日消息，西藏青年卓玛嘉因创作著书遭中共逮捕，并判处10年徒刑，中共指责他著书危害国家安全。
自由亚洲电台8月9日报导，西藏历史教员、作家卓玛嘉在狱中投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在信中说，他未能发表的《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是当局对他判刑的主要依据。尽管当局以“煽动分裂＂的罪名逮捕他，但因缺乏证据，就转而以间谍罪将他判刑十年；而所谓间谍罪的“证据＂还包括他写的书或文章里涉及西藏地区中国军营的位址和番号等敏感资讯。
对此，西藏作家唯色表示，卓玛嘉《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涉及民主、自由和西藏问题，以及对西藏自然地理的描述，在谈到西藏自然地理时，写到拉萨时说，拉萨哪个地方有什麽建筑，比如说，这儿是布达拉宫，那边是西藏军区。哲蚌寺的下面，有一个烈士陵园，再过去有个空军指挥部，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如果以这样的写作就说是间谍，特别牵强。
卓玛嘉，笔名，洛桑格桑嘉措，安多朵拉县(祁连)阿柔村人。从1995年开始在朵拉县一所中学任教，後来在北京大学深造。2003年12月1日流亡印度达兰萨拉，并再西藏流亡政府成人学校学习英语。2004年5月返回西藏，在拉萨一所中学中任教。
洛桑图桑因怀疑与流亡政府有联系而被判刑
据总部设在达兰萨拉的 [九.十.三组织]消息，安多僧人洛桑图散， 2005年持合法护照前往印度，次年六月返回西藏途中由於怀疑他和西藏流亡政府有联系而在日喀则被逮捕并监禁了五个多月。今年六月，他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三年徒刑。
六名西藏妇女因怀疑散发传单被捕
挪威西藏之声8月19日报导，今年7月，中共甘孜警察逮捕了一个名叫意旺的十六岁西藏女孩，她被控书写藏独传单，以及涉嫌参与今年六月发生的西藏独立运动。消息来源指出：意旺捕前就读于甘孜中学，目前，当局告知家人，意旺将会被判刑。
今年六月，当局在甘孜还逮捕了五名西藏妇女。她们是59岁的嘎基德嘎和她的28岁的女儿意嘎、以及21岁的强巴玉措、二十五岁的索南却宗、30岁的女尼索南拉莫。她们被控为达赖喇嘛进行祈祷，以及在甘孜地区散发有关西藏独立的传单。
【大纪元记者海成综合报导】今年7月份，青藏铁路正式通车，这意味著这种大运量的交通工具，已经通到了中国最後一块版图上。对此，中国人大多持正面态度，认为铁路通车之後，西藏的发展肯定会加快脚步，经济也会越来越好。具有「战略思维」的中国人则认为，青藏铁路，将是中国把握西藏局势的一条缰绳，由於可以快速调运军队，西藏独立之说将永不再具可能性。
在一片叫好声中，居住在青海和西藏的藏人却有他们不同的看法：「如果是为了藏人的交通，当然铁路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但问题是，它（铁路）对藏人的切身利益没有什麽实际作用」，居住在青藏铁路西宁到格尔木沿线的藏族牧民久美多杰，对已经通车20年的铁路，有这样的评价。
青藏铁路分为两段，从青海首府西宁联通到格尔木为第一段，从格尔木到西藏拉萨为第二段。西宁至格尔木814公里已於1979年铺通，1984年投入运营，这段铁路途径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畔，风景非常优美。
久美对夏季前往青海湖观光旅游的内地汉人颇有微辞，「草原是天然的公园，来旅游的人每年都换最好的草地野餐，但他们带来的塑胶袋、塑胶餐具和易开罐丢得到处都是，没有人收拾，每年都是人来人往，铁路沿线都是这样，到处是垃圾」。
青海湖畔是青藏高原最好的牧场所在地，牧业对当地藏人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久美家的牧羊，每年都会有被火车压死的情况，他表示：「我们这里经常都有这样的事，有时候压死几十只，不知道找谁去管，从来没人管。」
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在铁路通车20年之後，汉族人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藏人和蒙族人。久美多杰肯定地告诉大纪元记者说：「过不了几年，拉萨的汉族人，肯定会超过藏人。」
久美多杰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总人口有41万人，但其中的30万居住在格尔木，汉族人口在格尔木占90 ，在全自治州占80 。海西人口少，自然资源丰富，当地人均收入超过了8千元人民币，但以藏族和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均收入大约在3千左右。
蒙古族作家巴雅古特在他的博客中写道：铁路本身也许没什麽害处。然而，在强权制度下，铁路输入的是经济上的殖民、文化上的摧残和生存环境的人为大破坏。这在中共统治内蒙古的60年中更加突出。
巴雅古特在专门为青藏铁路通车所作的文章中表示：「50年代，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通达火车，中共文艺宣传部门让著名民间艺人毛依罕（1906-1979）演唱「铁牛赞」（铁牛是蒙古族对火车的比喻），让蒙古人感恩戴德。的确，铁路给蒙古人带来了一些交通上的方便。但是他们的脚步刚刚快了一点，而他们脚底下的矿产资源更迅速地被掠走了。
金矿银矿露天煤矿等，在内蒙古草原遍地开花。它通过破坏性的和掠夺性的开采而使蒙古民族自古以来的落脚生存之地日益遭到破坏，因而造成今日草原沙漠化已经不可遏制的局面。内蒙古大量资源通过火车装载运出内蒙古，而当地蒙古人得不到一点补偿。
巴雅古特文中提到锡林郭勒，40年代末汉族人比例约为16 ，而现在，锡林郭勒总数100万的人口，其中汉族人接近70万。锡林郭勒石油矿产极为丰富，使得这个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2千美元，但牧民的生活改善极微，人均收入不到4千人民币。
青藏铁路通车之际，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了谨慎的肯定态度，但大部份藏族人担心，西藏从此成为汉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天下。
青藏铁路沿线堆龙德庆县的藏族居民次仁就表示，铁路通车以後，经济上的好处不会由藏人分享，「他们（指中共当局）的目的，就是从内地引来大量的汉人，最後把拉萨变成西宁，这样他们就可以完全控制西藏了。」
从青海海西自治州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看，西藏人的这种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
(博讯2006年8月17日)继承文革衣钵的西藏书记张庆黎正在西藏猛烈开展二次文革运动。
去年调任西藏自治区担任区党委书记的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张庆黎，近来高调批判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开展类似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令西藏人人自危。
最近的《泰晤士报》报导说，张庆黎在 5月向党内高级干部表示，他们正在和达赖喇嘛进行一场『至死方休』的战争。具体的做法有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参加宗教仪式，要在寺庙进行爱国教育以及藏族官员必须书面批判达赖喇嘛等等。上周张庆梨还荒唐地向《泰晤士报》的记者表示：『达赖曾经是个有智慧的宗教领导人，但是他现在已经过气，不配他的头衔。』这位党委书记更是可笑地质疑，『达赖凭什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
《星岛日报》也报导，张庆黎强硬批评达赖喇嘛是言行不一的两面派，说什麽『中间道路』，承认一个中国，实际一直在干著分裂祖国的活动。他傲慢地宣称『达赖的本性一点没有改变』。
张庆黎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时，更声称，『我们中国是他（指达赖喇嘛）的祖国，而他忘记了自己的祖国，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忘记了自己的母亲，骂自己的祖国。 1959年搞叛乱、上个世纪 80年代末期在境外煽动拉萨骚乱。他从 1959年出逃到今年上半年，在世界上到处窜，访问达324次，平均每年6次，特别是去年就跑了12次。目的就是网罗国际反华势力，就是兜售宣传他的反祖国，反社会，在中国制造混乱的这些思想。』
《莱茵邮报》回顾了2002年秋季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政府会谈并访问西藏的情况。为表示诚意，西藏流亡政府号召世界各地藏人不要举行反对中国政府的示威。遗憾的是，双方对话没有取得具体成果。『所以，许多关心西藏的朋友批评说，达赖喇嘛单方面的迎合是错误的信号。在西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看不出北京做出任何让步。此外，中国政府表态时拒绝承认达赖喇嘛使者的正式身份，只把他们称为'国外藏胞'。』拉萨市副市长、汉人肖白的谈话也证明了批评人士说法的正确。他认为，西藏流亡政府继续派遣代表团原则上已没有意义。
另外，西藏安多地区有著重要地位的嘉木样活佛，在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与两位美国国会议员会晤时，严厉批评达赖喇嘛，并声称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令美国国会议员深感震惊，认为嘉木样不具备西藏佛教领袖的那种仁慈和宽容，但这种行为也证明了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正在遭受各种政治迫害的事实。闻知这一消息的藏人们表示，嘉木样的言行『令我们藏人为之蒙羞』。
对此，达赖喇嘛与中国谈判的特使洛地嘉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方面用这样的言词攻击达赖喇嘛令人遗憾。他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决西藏问题，找到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办法，对各方都有好处。他认为，中央领导人在这方面要有比西藏流亡政府更大的责任。
洛地嘉日说：“我必须指出，跟我会谈的中国代表也进行非常认真的努力。最近中国领导人讲的这些过头话令人感到意外，也让我感到担忧。＂
他说：“不幸的是，这种做法不是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达赖喇嘛。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掩盖，但是达赖喇嘛可以给他们合法性，可以让他们在今後合法地在西藏。假如他们不抓住这个机会，不在现在的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解决西藏问题，不管中国在西藏投入多少资金，进行经济开发，收买藏族人，中国在西藏的合法性将永远会受到挑战。＂
他说：『我认为，中央政府允许这样不负责任的人担任西藏的共产党机构领导人、并且代表共产党在西藏出面讲话，这是非常不幸的。』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驻西藏最高级官员张庆黎把跟达赖喇嘛的斗争，形容为“殊死斗争＂，等於是北京当局间接地承认，近年来试图削弱或消除达赖喇嘛影响的步步升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
早在九十年前，内蒙古喀喇沁旗人罗布桑却丹（1875-1920？）在他蒙古民俗学奠基之作《蒙古风俗鉴》（成书於1914-1918年）跋文中写道：“目前……铁路已经通入犹如蒙古之心脏的达尔罕旗之地，原本招架不过汉人经商的蒙古人，今後怎麽能抵挡得住日本人和汉人双重的商贸势力呢！＂（见罗布桑却丹著：《蒙古风俗鉴》（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呼和浩特，第368页。）他深刻地认识到现代交通对还没做好现代化准备的弱小民族的致命破坏性，因而他对蒙古民族的未来前景表示深深的忧虑。当时，由日本人经营的“满铁＂开始铺盖东部蒙古地区，他已经有预见性地指出铁路将对蒙古民族将带来灾难性掠夺。
达尔罕旗是科左中旗，是蒙古抗垦英雄嘎达梅林（1892-1931）的故乡。罗布桑却丹写出此言後不到十几年，果然达尔罕旗平原天然优良草场被大量开垦，汉族殖民者在东北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保护下蜂拥而入。被迫失地而走投无路的蒙古民众，於1929年在嘎达梅林的带领下举起义旗，走向武装抗议的悲壮之路。
说实在，铁路本身也许没什麽害处。然而，在强权制度下，铁路输入的是经济上的殖民、文化上的摧残和生存环境的人为大破坏。这在中共统治内蒙古的六十年中更加突出。
中共视少数民族为野蛮人和落後者，自己则以现代文明的代表者和对野蛮人的拯救者自居。
铁路对蒙古、吐蕃民族不是没有用，但它应该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当地族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然後让交通按经济能力和社会需求自然发展，这样无论对蒙古族和汉族都有好处。
但是中共往往出於政治统治需要出发，总是不顾後果地强行予以发展。他们把目前所不需要的东西，以及也许永远也不需要的东西强加於人。这样还不算，还让人们对此歌功颂德。
五十年代，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通达火车，中共文艺宣传部门让著名民间艺人毛依罕（1906-1979）演唱“铁牛＂赞（“铁牛＂是蒙古族对火车的比喻），让蒙古人感恩戴德。的确，铁路给蒙古人带来了一些交通上的方便。但是他们的脚步刚刚快了一点，而他们脚底下的矿产资源更迅速地被掠走了。金矿银矿露天煤矿等，在内蒙古草原遍地开花。它通过破坏性的和掠夺性的开采而使蒙古民族自古以来的落脚生存之地日益遭到破坏，因而造成今日草原沙漠化已经不可遏制的局面。内蒙古大量资源通过火车装载运出内蒙古，而当地蒙古人得不到一点补偿。对於巨大的资源暴利，当地人就没有沾边的份儿。这种仅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铁路，不是为蒙古、吐蕃民族而造福，而是为中共专制的次虐而提供便利。铁路铺设的不是钢轨，而是扎进当地民族心脏的锐利无挡的钢刺。
中共在以前，一向标榜内蒙古是模范自治区，而如今倒不提了。我看内蒙古不是模范区，是文化退化、环境恶化和民生贫困化的大示范区。内蒙古蒙古牧民的现状已经展示了吐蕃（西藏）明天的去向。象内蒙古今天这样的草原荒凉和民生艰难，通过铁路通车将在吐蕃加速重演和再现。
我最近听说在阿拉善盟一辈子勤劳放牧而维持生活的一位老额吉，因被剥夺了放牧的权力，“无事闲著＂竟发疯了。因为当地政府以“保护环境＂为理由，不让牧民养牛羊，而政府曾经许诺的每年150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也无法按时全额到位，逼得老额吉精神崩溃。
在曾为内蒙古的自治而献身殉职的德王（1902-1966）的家乡苏尼特旗，牧民一家7口人，因乾旱持续、牛羊死亡和生活无著，就全家喝农药s自杀了。後经抢救，只有大儿子得以保命。蒙古人是勇敢的民族，性格刚烈。但过去也总没有听说过有蒙古人自杀的。而经过中共几十年统治，蒙古人不但失去了故土草原，也被抽空了自己精神家园的信仰支点。这是中共无神论宣传机器的胜利。蒙古人在身心两方面遭受贫困和重创，最後落得只有寻短见的份儿了。
铁路当然是现代化的交通。但在中共这种体制下，它本身不会给蒙古和吐波民族带来什麽现代化。现代化不是由物质材料和工具技术堆成，首先民主政治和民族自治才是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少数民族在没有真正民主和自治的情况下，通达的铁路其实就是通往中共奴役地狱的一条死路。
------(博讯 boxun.com。2006-8-3)
萨义德在评说吉卜林的小说时，认为吉卜林把印度人说成是显然需要英国监护的生物：「这种监护的一个方面是在描述中把印度包围起来，然後加以同化。因为没有英国，印度就会因为自身的腐败与落後而消亡。」这显然是一种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同样在对待西藏的态度中盛行。似乎是，西藏人也是需要监护的生物。这样的生物是可怜巴巴的，就像是时刻处在等待解放和等待喂养的状态之中。更为可悲的是，西藏人现在确实变成了某种畸形的生物，犹如如今在西藏随处可见的塑胶大棚里的果蔬花草，一旦离开了塑胶大棚的庇护，就会水土不服而气绝。尽管从来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就因为全身已被笼罩在外来的人为的气候中，已经无法适应自己的土地了，既然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他者，那麽也就只有任其如此了。
於是乎一个个大而无当的广场建起来了，一幢幢瓷砖加蓝玻璃的大厦盖起来了，一条条不是江苏路就是广州路的街道也被命名了，一间间卖春场所里一群群妓女竟然白日里就敢拉客了，甚至哪怕是传统的饮食禁忌，也在烹食活鱼活虾的鱼庄和卖驴肉的饭馆里不堪一击了。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其中一种表现即是「无论走到哪里，都立即开始改变当地的住所。……这个过程是无尽无休的。生态的改变也带来了政治制度的改变。----改变了的生态环境使人民脱离了他们真正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
官员以及官方的喉舌们以救世主或者代言人的口吻说，我们希望西藏人民也有享受现代化的权利；传统与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请别忘了，没有权力，哪来权利？！没有权力，遑论传统！何况甚麽才是现代化呢？难道西藏人民需要享受上述的那种现代化吗？那不正是实质上裹著一层糖衣的暴力行为吗？御用学者们还断言，所谓铁路开通将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乃是一个伪命题，现实却证明目前西藏的现代化正是一种伪现代化。但遗憾的是，无论硬暴力、软暴力、不硬亦不软的暴力，都打著「发展」的旗号，以现代化的名义在西藏的大地上蓬蓬勃勃，撞击著人们的感官，改变著人们的内心，而这就是赐给西藏人民的幸福吗？
火车来了。铁龙来了。日里／美廓尔来了。然而西藏的问题并不是一条铁路的问题，只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别说一条铁路，就是村村通铁路，那都没话可说。可是没有自治权，就只能任由别人宰制自己的命运，就只能任由某种混乱日益加剧，而这种混乱也只能导致向强权者日益屈从的趋势。与此同时，日益屈从的还有许多人的良心，以至最後的结果是不幸的，正如萨义德所言：「对牺牲者来说，帝国主义提供的是这样的选择：或者效力，或者毁灭。」 是的，再无更多的选择，对於没有自治权的西藏人而言，无论效力还是毁灭，踏上的并不是「一条神奇的天路」，也不是拉萨人戏谑的「一条神经病的路」，而是一条沦为牺牲的不归之路。
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
近来西藏局势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点叫人摸不清头脑。
自2002年起，流亡的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和中国政府恢复接触，到今年双方已经展开了五次会谈。尽管这些会谈被认为“无任何实质进展＂，但中国外交部声称双方会谈“气氛良好＂，西藏特使更是乐观地说：“会谈的结果令人鼓舞。＂
然而风云突变，中共当局近几个月来对达赖喇嘛发出的攻击和谴责，达到了空前激烈和恶毒的地步，令人瞠目结舌。例如，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居然声称：“对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文革式的斗争要“至死方休＂。除了在西藏展开猛烈批判之外，他们还对达赖喇嘛进行诬陷，指责达赖曾与美国CIA和印度军方勾结，从事分裂中国的运动。
不久前还在友好接触，释放积极资讯，甚至在筹备下一次会谈，转眼就翻脸不认人，恶言恶语地破口大骂。这就令人非常不解：到底发生了什麽，中共当局要如此不近情理地暴跳如雷，大动干戈？
令中共震惊不已的几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焚烧皮毛事件。早在八十年代，藏人穿用动物皮毛装饰就成为一个问题，後来日益富裕的藏人喜欢以虎皮和其他稀有动物毛皮做衣服装饰，来炫耀其财富，这就令一些动物濒临生存危机。尽管官方和民间环保组织都呼吁保护动物，但收效甚微。
今年年初，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时，批评境内藏人穿皮毛的风气，由此引起了西藏境内的一场巨变。在法会上聆听达赖喇嘛批评的境内藏人当即立誓，回家後要焚烧自家镶饰在藏装上的动物毛皮。不久，四川、青海等藏区开始大规模的焚烧皮毛活动，各藏区纷纷行动，街头焚烧之後废弃的动物皮毛堆积如山。到春节举行庆祝晚会之时，原本带动穿昂贵皮毛之时尚的藏族演员，竟无一人再穿皮毛。
藏区烧皮毛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大，令中共当局非常震惊。以往政府方面的呼吁，藏人不予理睬，而达赖喇嘛的一席话，广大藏人竟如此雷厉风行，如同一场广泛的“效忠宣示＂。当局这才意识到，流亡的达赖喇嘛在西藏境内仍然享有巨大声望和号召力，这是中共当局难以容忍的。於是，这一事件成了值得重视的斗争新动向，据说当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强调要“反达赖集团＂，并动手逮捕组织焚烧皮毛的藏人。
第二个令中共不能容忍的事件，是发生在拉萨甘丹寺僧人捣毁神像事件。早在三百多年前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出现了一个名叫“雄天＂的护法神，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护法神，被一些佛教高僧禁止供奉。十四世达赖喇嘛早年也曾供过这个护法神，後来认识其害处，即提醒藏人不要去信奉“雄天＂。听从达赖喇嘛的劝告，在印度的藏人大都放弃了对“雄天＂的供奉。
但仍有少数境内藏人信奉“雄天＂。三月十四日，六名藏人前去甘丹寺供奉雄天护法神时，该寺十几名僧人将两尊护法神泥塑神像拉下佛台捣毁，并与前来供奉的藏人发生冲突。
甘丹寺事件属於寺院内部争执，牵涉到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内部净化问题，但由於僧人听达赖喇嘛的话，因而中共诬指是达赖喇嘛“背後指使＂。由拉萨市长亲自挂帅，一场新的大批判由此展开。
真有“鸽派＂“鹰派＂之争吗？
最令中共当局寝食难安的，是一个小小的谣言 “达赖回国朝拜塔尔寺＂所引起的效应。自五月份起，有十多万名佛教徒奔走于途，前往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希望能见上达赖喇嘛一面。无论当局和塔尔寺喇嘛如何解释，说达赖喇嘛没有回国，即使回国也不会先来塔尔寺，但信徒们仍然一传十十传百，络绎不绝，苦苦等候。
一个小小谣言的效果尚且如此，如果真让达赖喇嘛回来，整个西藏会发生什麽事情？中国当局不敢想像了。於是，一个早已制定好的宣传口径进一步被强化，即“认清达赖喇嘛的三个性：一，政治上的反动性；二，宗教上的虚伪性；三，手段上的欺骗性。＂
据说，上述一连串事件使中共内部争议很大。有观察家告诉我：中共在西藏问题上有“鸽派＂和“鹰派＂之争，比较开明的鸽派主张和谈，希望能在达赖喇嘛生前解决西藏问题，而顽固保守的鹰派却激烈反对和谈，例如西藏自治区的负责人，他们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现在气势汹汹公开大骂达赖喇嘛就是这些人。
但“鹰鸽两派＂之说不能解释，如果在中共决策层里面真有想要谈判解决问题的“鸽派＂，他们怎麽会容忍张庆黎之流如此肆无忌惮地破坏谈判气氛？对达赖喇嘛的谩骂性攻击非常离谱，如果没有获得中共中央的认可，张庆黎之流绝不敢这样乱来。
这样看来，真正的鸽派只是在民间，在体制外的自由知识份子之中，但他们不是掌握权力的人。中国掌权者大都是鹰派，他们对西藏问题早就有了明确的“既定方针＂ 把西藏问题拖下去，拖到达赖喇嘛去世就成功了。所谓中藏会谈，只是他们糊弄老外的做戏伎俩而已。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曾经有一些西藏人问我说：我们的达赖喇嘛都不要独立了，为什麽中共当局还是不让他回去？我常常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向他们说明，既没有信仰也没有理想的中共专制政权，有著什麽样的嗜权如命的本质，他们很难放弃西藏那麽一大块地盘，让你们自己去管理。但我的解释，显然不如中共当局自己的解释好。在这次揭批达赖喇嘛的文革式大字报中，有一篇署名益多的题为《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之我见》的文章，非常值得海外那些不懂中国的西藏人仔细拜读。这篇文章虽然凶巴巴地打官腔，倒是赤裸裸地暴露了中藏之间的根本分歧。在益多的文章中，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完全否定，达赖喇嘛想要按照“一国两制＂的办法，实行西藏真正的自治，更是“图谋否定和推翻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的行为。此文断然无情地宣告：想要在已成为中共碗中菜的西藏搞“一国两制＂，没门。由此我们看到，中藏谈判不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问题。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政权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无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自治要求如何合理，但他们要在真正自治的西藏实行的民主制度，将动摇中共政权的根本，并有可能在中国其他各省区引起连锁效应，这是中共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国际草根性支持正逐渐丧失
对此，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没有足够的认识。自2002年中藏第一次谈判以来，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告诫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不要举行抗议活动，勿对中共领导人的出国访问造成不便。
早在今年三月，本人作为“汉藏协会＂成员，收到邀请我参加六月份在比利时举行“第五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的邀请书，但由於中共对此不高兴，这个大会就被取消了。据说还有其他会议因同样的原因被取消。可以理解的是，西藏流亡政府需要向北京表示他们谈判的诚意。
国际支持西藏的民间运动因此销声匿迹。据笔者所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以欧美为主的世界支持西藏运动蓬勃发展，在各大洲活跃的民间组织多达三百多个。许多为弱小西藏动了真感情的外国人，自筹资金成立组织，到处游说呼吁、抗议呐喊，希望影响自己国家的政策，以求帮助西藏。如今，这种很珍贵的草根性支持正在逐渐丧失。
笔者为此感到很可惜。中藏谈判游戏已经玩了五次，还可以一直玩下去，但时间和形势对西藏人都不利。如果西藏流亡政府在未来的谈判中仍然一无所获，而原本轰轰烈烈的国际声援又丧失了，那麽，我们只能为西藏的宿命而悲哀。
--愿载《开放》9月号
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整个藏地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的说法。阿里三围乃群山之巅，众水之源，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卫藏四如，系前藏和後藏的总和，即今天的西藏自治区版图上的拉萨河谷和日喀则及其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而多康六岗，高山纵谷之间急流如织，也有草原与荒漠并存，或人烟稠密，土地肥腴，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中，“多＂为安多，即今青海、甘肃、四川等省份的许多藏地；“康＂为康巴，包括今青海省玉树州、云南省迪庆州和四川省甘孜州及西藏的昌都地区等，更为广阔，险峻，壮丽，那是我引以为傲的故乡。其他还有嘉戎藏地即今四川省阿坝州和甘孜州的部分藏地。
在如今的中国行政区划上，西藏即指西藏自治区，包括过去的上部和中部，面积为122.84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下部则分散于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等地，面积总和同样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含有十个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与中国其他二十三个省份一样，这是一些在名称上毫无特殊色彩的省份；这些省份还居住著许多民族，有的省多达几十种，当然其中最多的是汉族，以致於分散在这些省份的藏族聚居地，虽然额外附加的有一个特殊之名，如某某藏族自治州或某某藏族自治县，因为久已被囊括在这些省份的范围之内，实行的是与这些省份基本一致却与西藏自治区不尽相同的政策，加之多少年来各种传媒的作用，通常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惟有“西藏自治区＂才是西藏的认识。这种认识无疑是有限的，但已似习惯，连我有时也难以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感觉，所以当越野车驶过一座横架在金沙江上面的铁桥时，这桥似乎是一个鲜明的界碑，我觉得我们这才算是进入了西藏。
这桥叫作岗拖大桥，据一位曾经同样由此线到拉萨的旅行者描述：桥为钢铁铆成，三角结构，桥面覆以木板，桥长目视约为50米，看来架此桥选择了江面稍窄处。桥下江水墨绿，稳速南流，只是通过水纹的参照，才觉流速不低。过桥後，车沿江岸公路行驶，见这金沙江峡谷，两壁接近垂直，岩壁以上就是漫向山岭的杉林。接著，他感叹道：
过桥一会，就是我见的西藏的第一个小镇 岗拖，它与江东的藏族村庄并无异样，只是小而简些。我的心情因盼西藏盼得太久太疲，猛一见西藏的景和人反而兴奋不起来了。
看来，这位言简意赅，颇有科学工作者考究之风的北京文人，也将一座桥、一条江视为西藏的分界线了。
实际上，我们仍然走在壮丽的康巴大地上。康巴大地延伸至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之内，是地形图的东边那猩红而狭长的一片，其山脉走向与河流流向呈南北之状，并列纵贯，形成三山挟三江的险峻景观，这就是著名的横断山、唐古喇山和念青唐古喇山的分支之间奔腾著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而这些在地图上密集的、漫长的、呈梳齿般序列的线条，仅匆匆一瞥，就能让人心跳加快，立即感受到如滚滚而来、嘶声震天的千军万马之气势，这分明是地理学上的奇迹，倘若亲临其境，更会令人惊心动魄，毕生难忘。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仅仅走的是川藏公路的一小段，但我们已经看到，形状复杂、颜色火红的山脉之上无数陡峭的切面或斜坡，和流速湍急、浪花飞卷的河川之中频繁深陷的峡谷或急弯，以及近处的绿草成茵，远处的层林叠翠；而且满耳是自然界中各种激越或细微的声响汇成的旋律犹如阵阵无字的大合唱。总之，其画面之美，声音之美，处处美不胜收，却处处都是惊险的美，这种美显然不能领略得太多，否则会使心脏和神经受不了。
山是重重复重重，没完又没了，在螺旋式的上升中开始裸露出稀疏的草皮和巨石；山与山之间的弯度则越来越少，越来越急，总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转过了这道弯就可以下山，没想到又是一座座“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山 名为矮拉山、达马拉山等，海拔渐渐地升到了5000多米。
记得途中曾经下车，是被一排由公路斜伸向远方的山脉所吸引。它起伏不定，中间突然高耸，有那麽一大片如剑一般尖尖地刺入云天，却布满大大小小似是被狂风刮穿吹破的洞孔；从最大的一个落叶形状的洞孔望去，竟可见另一边空中飘浮著绮丽的红霞，那时正是黄昏时分，我们纷纷拍照，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叹服不已，往下一看，竟发现在稍微低缓的斜坡上，零星地散落著几顶黑帐篷。我正在思忖帐篷里的人们， 我的族人，是如何在这样绝顶的高处自生自灭，忽然间，像是有只大手轻轻一挥，那满天的霞光一下子消失了，使先前宛如锦绣的云朵顿时黯然失色；风也乍然而起，挟著一股冷气，将一簇簇细小的草吹得簌簌发抖；群山变得狰狞，那些洞孔一个个隐隐地生动起来，就像是谁的身上突然有无数的眼睛在眨动。我们赶紧回到了车上，莫名地有些惊惧不安，久久地默然无语。毕竟我们还不习惯美的多种面目，正如不习惯佛的多种化身，但我开始相信，住在黑帐篷里的人，或许不会是普通的牧民。
更何况不仅仅是美学方面的问题。没有这麽简单！一座山固然构成一种风景，究其本质，一座山更是一道屏障。而一座座山呢？一座座连绵起伏、积雪覆盖的山是什麽？一座座以不规则的几何形状和绝无仅有的高度分布在地球某处的山是什麽？比如那被称作喜马拉雅山脉的，蜿蜒长达2000多公里，拥有许多七八千米以上的高峰，矗立其间的珠穆朗玛，高达8848米，是世界第一高峰，这又意味著什麽？
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把这一座座山描述成“在我们星球表面上能够见到的最大的地壳隆起＂。英国作家彼得·霍普柯克直截了当地认为这种隆起“在西藏的四周设起了最好的天然屏障＂，西藏成为“巨大的天然堡垒＂，巍然屹立在“中亚心脏地区＂。中国作家王力雄在他的著作《天葬 西藏的命运》中更是不容置疑地肯定，正是由於贯穿各个边缘的无数条大山脉，以及从峰峦叠嶂的群山中横劈而过的江河，“把西藏高原围成了一个椭圆状的封闭区域＂，“使西藏人得到最好的保护＂，这就叫作“天助西藏＂，是“天＂让“地球上高耸起这样一块大地，以它的高度构成了与周围低地相区别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文明＂。
西藏人自己则感慨道：我们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山峦长年积雪，陡峭而险恶。那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小径上，狂风吹来，整个商队都会丧命，甚至风的严寒也能置人於死地。在此地旅行，从一个落脚地到另一个落脚地，有时要走好几天甚至几个月。（当采仁波切，《西藏 历史·宗教·人民》，下同。）
但是，西藏人并不觉得无法生存下去，因为
我们认为西藏是最幸运的地方，释迦给我们派来很多上师，我们的家乡为许多“强曲森巴＂（藏语，菩萨）保佑著。……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我们希望，我们就能得到观世音的保佑。如果这就是奇迹，那麽西藏就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因为观世音总是不断地显圣，引导和帮助我们。
是否可以这麽说，实际上有两个西藏存在；一个是“地理＂的西藏，一个是“人文＂的西藏，而这两个西藏的周边，啊山，那麽多的山，那麽高的山，山山相连，山山相映，环绕著，护卫著，甚至封闭著全部的西藏！
“地理＂的西藏，尽管以众多的、巨大的天然屏障令人生畏，却不是不可以突破和穿越的，即使凭著一双大脚和足够的勇气，也能走遍东西南北。但这已是过去的历史。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机器时代，发明了各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不一而足；今天，放眼看地球，在胸怀“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的人类手中，到处都是“天堑变通途＂，旧貌换新颜。西藏，这个所谓最後的一块净土，在周围四起的“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的怒吼声中，也殆已失尽它在“地理＂上的遥远、险要和神秘了。但由於各种恶劣的自然气候的作用，这些“通途＂经常又会变成“天堑＂，於是乎，人们又得像愚公移山一样，与天斗一番，与地斗一番，反反复复，永不甘休，恨不得把高山炸平，让河水倒流。
然而“人文＂的西藏，似乎永远令人迷惑，永远令人望而兴叹，若想进入谈何容易，这甚至对於本土的（多数）人也一样如此。许多人在那隐而不见的屏障面前碰壁、迷路，甚至仅仅是藏语那弯弯曲曲的文字及连续不断的辅音和哑音就能使人望而生畏；许多人或者绕而行之，把那附著於屏障之上的五光十色的“奇云＂、“异兽＂、“怪石＂之类概而言之为“民俗＂，就像那种以为只要拿著相机在西藏走一圈，就能拍出好照片的人。至於另有用心者，这里就不说了。
必须肯定西藏的意义绝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上。无论是“地理＂的西藏，还是“人文＂的西藏，实际上这两个西藏难以分割，其实是、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另外，从词性上来说，前一个西藏是名词，後一个西藏是形容词，套用米兰·昆德拉有关欧洲的一番评论，即：作为形容词的“西藏＂意味著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同一性，它延伸到地理学意义上的“西藏＂之外（如“香巴拉＂），并和“西藏的……＂（如“藏传佛教＂）一起降生。
我是否陷入了文字游戏之中？我是否说“西藏＂一词说得太多，却从未说清楚过？可我没法不反复地提到它。因为我的生活，我的亲人的生活，我的同族人的生活，都在那里。生活在别处？不，生活就在那里。永远在那里。而那里的生活，使我终於知道“西藏＂这个词，年纪太老，份量太重，色彩太深，在漫长的岁月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像珠穆朗玛，像岗仁布钦，像西藏的任何一座山。它实际上自成屏障，是天然的，也是人为的；充满诱惑，却难以逾越。它多麽像一个梦。或许它只能在梦想里存在；在梦想里，它即是所指，也是能指， 啊，西藏，“从诗的角度看，这是唯一可能的称呼＂！
我还知道，我原本就是那山上的一粒石子，一棵小草，一只野兔似的动物，所以我深深地热爱著它。我热爱西藏的每一座山。有时候怀著温柔的感情；有时候怀著忧伤的感情；有时候怀著骄傲的感情；也有时候，就像走在这条惊心动魄的路上，我不禁怀著些微恐惧的感情。但，谁能否认，这不是出於深深的爱呢？
综合报导，7月17日由涅顿秋林仁波切任导演的电影《米拉日巴》在印度新德里上映。
电影《米拉日巴》以西藏传奇大师米拉日巴的故事为题材，耗资150万美元，在印度拉达克拍摄而成。导演涅顿秋林仁波切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电影拍摄经费主要是来自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台湾的捐款。电影制作团队也又来自法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专业人士参与制作和拍摄。
涅顿秋林仁波切出生在不丹。被第十六世噶吗巴认证是一位重要西藏喇嘛的转世。他现在是印度比尔藏传佛教寺院的堪布。涅顿秋林仁波切对电影非常感兴趣，他参与了宗萨仁波切《高山上的世界杯》的制作，并在《旅行者与魔法师》客串演出。
博讯2006年7月16日报导，连日来，西藏境内纷传流亡印度四十七年的达赖喇嘛已经抵达北京，在朝拜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之後，将访问他的出生之地西藏安多达 地区，并将朝拜位於青海省湟中县的西藏佛教圣地塔尔寺。此消息引起西藏民众的强烈反响，西藏安多、康和卫藏等地区的藏人纷纷赶往塔尔寺，有消息称在塔尔寺人山人海，已有数万藏人聚集等候，并还有很多藏人陆续赶来，渴望朝觐到他们神圣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表示，达赖喇嘛离开印度访问北京并探访故里、朝拜塔尔寺的说法纯属谣言，希望西藏境内的广大信众保持冷静。
目前尚无法证实此一谣言出自何处及其目的。有分析人士指出，极有可能是中国方面故意散布此谣言，目的在於测试一旦达赖喇嘛重返西藏会在西藏民众当中激起多大的反响，另外，也有可能出於抵消将来一旦达赖喇嘛重返西藏会在西藏民众当中激起巨大反响的企图。
事实上，今年年初以来，有媒体不断报导说达赖喇嘛将於今年5月或7月访问中国和西藏，均与事实不符，但绝非寻常谣言那麽简单，不排除十分复杂的政治用心。
今年八月，正当蒙古军队和美国军队在草原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正当亚洲的小小内陆国和世界超级大国以武力向周边宣示蒙古国的国际地位和美国的超强存在的时候，一个僧侣，却素衣裹身来到蒙古，受到成百上千民众的朝拜。手无缚鸡之力，没有强大的军力，没有原子弹，没有亿万财富，没有美女如云，而且被中国政府不停谩骂为分裂份子而流浪于世界各地的达赖喇嘛，却受到蒙古民众的无比崇敬。这究竟是为什麽？他的力量来自哪里？他凭藉什麽可以征服蒙古人？
八百年前，蒙古人征服了世界，西藏并入蒙古帝国，但蒙古人却被藏人的精神所征服，拜八思巴为国师。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怕狡猾奸诈却最怕洁白纯净的民族。蒙古人可以靠力量征服世界，但藏人的纯净灵魂却征服了蒙古人的心。直到今天，达赖喇嘛依然是许多蒙古人的心灵归宿。
2002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在中共的外交压力下，俄罗斯拒发过境签证，韩国也乖巧听命於中国，拒绝达赖喇嘛从韩国转机。达赖喇嘛被逼无奈，只好从东京转机前往蒙古。中国的反应是，傲慢地关闭中蒙铁路运输整整两天，却虚伪地声称是由於技术原因。在中国人的狡诈和傲慢面前，蒙古人并没有被吓倒。因为，蒙古人自古以来就不惧怕尔虞我诈的斗智。於是，2002年，俄国境内的卡尔梅克蒙古人与布里亚特蒙古人在莫斯科举行了示威，抗议普京拒发达赖喇嘛过境签证。2003年，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Ulumjnov亲自访问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2004年，达赖喇嘛应Ulumjnov邀请赴俄国访问，卡尔梅克成百上千民众夹道欢迎。普京迫於联邦宪法条文中宗教信仰权利之规定和国内媒体压力而发放签证。2006年，蒙古和美国联合军演，日本总理及议员团接连“朝拜＂（日媒体用词）蒙古，印度青睐蒙古。於是，中国政府终於冷静意识到，对这个小国不可以傲慢对待。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访问蒙古。中国除了形式上的抗议以外，稍微摆了一个姿态-------推迟起飞一架赴乌兰巴托的航班，而且诈称天气原因。中国没有像2002年那样傲然关闭铁路。新闻媒体说，蒙古低调报导达赖喇嘛访蒙。其实，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很清楚一个事实：中国低调抗议达赖喇嘛访蒙。
蒙古人并不想与中国为敌，搞好与俄中两国的外交关系一直是蒙古国的外交基础。然而，蒙古人要维护自己的心灵-------达赖喇嘛。至於达赖喇嘛到底是不是分裂分子，这和蒙古人无关，蒙古人只想让达赖喇嘛来到自己的国家，接受藏传佛教徒的朝拜。因为，达赖喇嘛是蒙古传统精神文化之灵魂寄托。
令人遗憾的是，世界各地的蒙古人中，至今仍然在背叛自己灵魂的，只有内蒙古人。当年中共所谓平“定西藏叛乱＂的时候，内蒙古人自以为乖巧聪明，在中共胁迫下为了讨好中共而出兵协助。内蒙古骑兵进入藏区屠杀藏人，以为会立下汗马功劳而得到中共的礼遇。其结果却是，西藏评定以後，中共马上解散内蒙古骑兵，然後就是“内人党冤案＂清洗屠杀三万多蒙古人，其理由居然是，为了保持边疆的稳定。无论内蒙古人如何献媚讨好，人家中共也不会相信你，回头就会把你杀掉。
在中共近70年的大量移民同化政策下，不但内蒙古草原遭到致命性破坏，内蒙古人的精神文化也遭到摧毁。在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蒙古人崇敬达赖喇嘛的纯净与直率的时候，内蒙古人却更看重汉人的撒谎伎俩，功利主义和唯物主义横行，信仰和道德颓废。
记得有一个蒙古学者说过：我们应该正确评价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的贡献。正因为我们一直在吸收藏传精神文化，这才使我们几百年来把自己归於印藏文化体系，因此而远离汉人儒家文化体系。否则，我们也会像其他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一样被同化掉了。达赖喇嘛与藏传佛教，是恒更在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精神长城。现在的内蒙古人，已经失去了这道长城，他们把汉人的功利主义和乖巧狡猾当作上乘，把纯净朴实蔑视为愚笨。他们已经跪在汉人文化的脚下了。
什麽时候内蒙古人才会反省自己，什麽时候内蒙古人才会重建心灵与精神的长城。想想达赖喇嘛对蒙古人的贡献，想想内蒙古骑兵对无辜藏人的屠杀。作为一个内蒙古人，我宁愿跪在达赖喇嘛脚下乞求他的原谅，而且，他一定会原谅的，因为他的心善良而纯净。
当然，中国渐渐民主化之後，藏传佛教还会在内蒙古人中间复活。看看俄国民主化以後卡尔梅克人与布里亚特人的复苏，就很容易想像未来内蒙古人的重新觉醒。俄罗斯境内的蒙古人才区区几十万人，而中国境内却有500万蒙古人。等到这五百人重新觉醒之时，我们就会用和平而不屈的方式抗争，保卫内蒙古人的文化与宗教，从而也在客观上捍卫与巩固蒙古国的主权与独立。 ----- (博讯 boxun.com)
BBC报导，洛第嘉日强调说，达赖喇嘛寻求的是西藏自治，而非独立。达赖喇嘛特使洛第嘉日近日罕见地就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当局正在进行的对话发表评论。
他警告说，除非西藏问题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否则有可能引发不稳定。他强调说，达赖喇嘛寻求的是西藏自治，而非独立。
但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应该重新划定西藏自治区与其他省份的边界，使藏区能够统一起来。
洛第嘉日在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说，『中国政府已按自己的需要将藏区内部边界重新划定，为了促进西藏的稳定，中国政府也可以再次这样做，以确保西藏的特色保持不变。』
洛第嘉日说，『西藏人民也渴望处於一个行政实体的管辖之下，使其生活方式、传统和宗教在和平的方式下得到有效维持。』
洛第嘉日在11月14日发表的讲话内容目前被公布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上，其讲话内容使人们对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的对话进程有了更多了解。
1959年，首府拉萨爆发起义事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海外，数万藏人随他越过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最後抵达达兰萨拉，成为如今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据报导，目前约有一半以上藏民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甘肃、四川、青海和云南等省内。
洛第嘉日说，将分布在这些不同省份的藏民统一起来并非是为了设立一个『大西藏』，或者是分裂西藏『阴谋』的一部分，而是为了恢复西藏人作为中国境内一个独特民族的完整性。
自2002年以来，达赖喇嘛派遣的特使已与北京当局举行了5次秘密对话。洛第嘉日表示，中国官员对会谈内容越来越坦率，因此有必要将西藏人的想法说出来。
到目前为止，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统战部官员的会谈还没有任何突破，但洛第嘉日认为，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成绩。
但他警告说，一旦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流亡期间圆寂，就会失去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
他说，中国政府一些人似乎认为，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西藏人民就会失去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渴望，『但这是非常危险和缺乏远见的看法』。
他指出，『一旦达赖喇嘛不在，西藏人民将无法控制他们的怨恨和愤怒情绪。只要有几个绝望的个人或团体就可以造成重大的不稳定局面。这并非是一个威胁，而是事实。』
洛第嘉日表示，中国缺乏对达赖喇嘛的信任是双方对话『最关键的障碍』。他重申，被西藏人视为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是真心的。
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说，针对洛第嘉日的讲话，中国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中国当局也没有对达赖喇嘛希望访问中国的要求作出回应。
达赖喇嘛和平教育中心动工
BBC报导，周五（9月8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啦嘛在加拿大城市温哥华为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达赖啦嘛和平及教育中心动工剪彩。
一些加拿大政界人物也不顾中国驻加拿大官员的反对参加世界上第一座以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名字命名的和平教育中心的动工仪式。
这座将於三年後开幕的和平教育中心是由许多世界上著名的人物赞助和领导的。其中包括前美国总统卡特、前捷克总统哈威尔、南非大主教图图、以及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女性获得者，伊朗律师爱巴蒂等人。
获「荣誉公民」的殊荣
9月9日，达赖喇嘛在通用体育馆（GM Place）演讲，以[培养快乐]为题引导民众如何追寻人类真正的内心快乐。吸引了一万五千多名民众聆听。
加拿大移民部长索伯格在现场颁发了荣誉公民证书给达赖喇嘛，象徵达赖喇嘛正式成为加拿大荣誉公民。达赖啦嘛是第三位成为加拿大荣誉公民的外国人。前两位是，瑞典外交家瓦伦伯格和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加拿大总理国会秘书杰胜藤尼也在演讲前与达赖喇嘛会见。
今年7月，加拿大议会曾经一致投票通过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地位，曾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达赖喇嘛获美国最高荣誉勋章
据美联社报导，9月27日美国总统布希签字批准美国参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将颁赠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勋章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彰达赖「在全球各地倡导宗教和谐、非暴力与人权主张，并致力与中国领导阶层对话谋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法新社说，按照规定，颁赠这项金质勋章的法案在送交总统签署以前需要获得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通过。中国政府则于9月14日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
过去获颁美国国会金质勋章殊荣者，包括美国国父乔治 华盛顿、二次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及其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如德雷莎修女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等人。
达赖喇嘛在欧美各地发表公开演讲
除了在加拿大的联场演讲，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期间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活动， 9月14日，达赖喇嘛在洛杉矶环球影城发表演说。鼓励全场六千位听众“慈悲为怀,海阔天空＂。 9月19日，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布法罗大学的室外体育场演讲，前来聆听的人有31000多。
9月20日，有超过3万人星期二在美国纽约布法罗大学的室外体育场，聆听达赖啦嘛的演讲。演讲前，达赖喇嘛还和布法罗大学约175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座谈。
9月21日国际和平日那天，两千多人聚集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的一个地方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
达赖喇嘛26日来到加州，会见州长阿诺史瓦辛格，并参加一年一度的妇女研讨会，这是达赖喇嘛生平第一次在全部都是女性听众的面前演讲。
挪威西之声 9月2日报导：在结束访美行程後，达赖喇嘛在芬兰展开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记者会上达赖喇嘛就中共兴建西藏铁路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将会观摩等待,作为达赖喇嘛和一名位藏人,他有责任肩负起西藏问题。为藏人往返自己的国土而付出努力。此次达赖喇嘛访问芬兰的目的是推广发慈悲心以及促进各教派间团结和睦。出席记者会的有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六十多家媒体记者。
（接上期第2页《西藏『文革』疑案》）
四，边坝事件
那麽，『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过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实际上起因还是派性武斗。
边坝县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分的有两大派系，从县机关发展到整个农牧区。边坝县虽然牧业不多，但也是农牧业并存，它有24个乡，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文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麽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有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份。总而言之，乡乡都是这麽发展起来的，都有造反组织。』
『刚开始不是到处都在夺权嘛，拉萨夺权，昌都夺权，县里面也有小型的夺权活动。这一夺权就有争斗，先是文斗，然後是武斗，连县里面也有很小的武斗。边坝县也是如此。那时候边坝县有一个群众代表，'造总'的一个小头头，还是一个喇嘛，在拉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被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被认为支援'造总'）说成是'红色喇嘛'，回去以後他大肆宣传，到处说曾司令、曾主任接见我啦，这是对我们'造总'的肯定等等，这就麽边坝县'造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久，县里的'造总'通知下面的各个造反司令部，说是某月某日到加日来参加群众大会，要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什麽来著，这样那些乡里的司令、政委都来了，在大会上把那个王书记斗了几下，然後就打起来了。』
至於是不是『再叛』，普卜说：『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麽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麽'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麽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不过这里面，我想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是有的，比如说要杀『甲突日嘎嘎』。这个『突日嘎嘎』什麽意思呢？那是一个扬青稞的工具，分叉的，两个叉叉，被比喻成汉人，穿裤子的汉人。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麽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麽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著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後来就因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7年还是8年。这是真事。实际上当初的确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也借机混进去了个别的坏人，围攻了一些区，打死了一些人，抢了一些东西。』
但是，无论这里面有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当时边坝县24个乡，乡乡有『造总』，尤其是那个『红色喇嘛』的宣传使『造总』的力量更加壮大。不过老百姓听他的话跟他是不是喇嘛应该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因为他是自治区『革委会』领导高度表扬的『造总』小头头。据说整个边坝县都成了『造总』的天下，『造总』让干什麽就干什麽。被认为当众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个大会在日後成了一个分水岭，当天参加那个大会的23个乡後来均被划为『再叛』，只有一个在怒江边上的乡，乡长和书记没等大会结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无恙。但大多数被叫来开会的老百姓很听话，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对那个大会究竟意味著什麽并不明白，结果连怎麽进的监狱也不清楚，可就因为参加过那麽一个大会便有了『叛乱分子』的嫌疑。
於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内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麽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麽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著打著，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後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在『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几个女人勒死一个解放军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真的是确有其事。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麽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著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
後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後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後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後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30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麽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麽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後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结果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自1973年之後，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後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可这有什麽用，杀都杀完了，包括那个'红色喇嘛'。除了杀错的，还有太多的关错了的，像边坝县县长就被关在监狱里，是巴塘藏族，叫向于华（音），後来当昌都地委秘书长，党校校长，现在退休了。我一听就说他妈的，怎麽会连县长都成了'叛乱分子'！他当时被说成是'叛乱'政委，其实他只是边坝'造总'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说成是'叛乱'司令的竟然还是一个汉族，叫什麽名字我忘记了，是邮电局的一个一般干部，边坝县'造总'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杀了。哈！一个汉族搞什麽'叛乱'！……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五，人民公社
就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新华社记者巴尚提出值得关注的因素--人民公社：『日喀则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消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并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来，让群众富裕起来以後再说怎麽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内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著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吃了很多苦头。』
是的，对於西藏的农牧民来说，『人民公社』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关系的象徵。『人民公社』恶化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如『破四旧』粉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959年之後，对西藏农村和牧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的一次革命，使『百万翻身农奴』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成立。然而，『人民公社化』却颠覆了这一『翻身』成果。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於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後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这无疑是革委会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现了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来改造自然、把穷山恶水变成人间良田的一个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从1970代初期开始，毛泽东一声号召--『农业学大寨』，使得全中国所有农村投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高潮中。西藏也和中国内地的所有农村一样，要把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当年的农牧民们恐怕一生中最记得中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大寨。
如何学大寨呢？除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一些并不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後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最适宜在高海拔地带生长的农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这块绝对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西藏人并不喜欢吃小麦，而且在西藏种植出来的小麦品质之差简直无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并不轻松，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後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位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
与此同时，在公社化的进程中，还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精通藏语的美国藏学家M.C.戈德斯坦，在1980年代对西藏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放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论理的认同。』
因此，他的总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其实，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农村和牧区激起强烈的反响。当年在昌都一个区里当区干部的霍康。强巴旦达说，当时农区已经完成了公社化，接著在牧区办公社。他所在区里的文书在大会上表示异议，说牧民们不愿意办公社，因为他们对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现在要把牲畜都交给生产队，他们的心里很难受。就因为这句话，县公安局的警察连夜抓人，这位文书被关了整整3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後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同上）。也就是说，在1969年的一系列混杂著各种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於对公社化的反抗。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於是，曾经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事实上，反而是『尼木事件』被平息之後办起来的人民公社多少救助了当地的农民，正如介绍过『尼木事件』的尼木农民德朗所说：『……记得造反派成立的那年（1968年），我们大都没有缴税（交公粮）。但第二年，也就是反抗的那年，尼木受灾，可是在镇压之後，县里逼著我们把两年的税（公粮）一起缴。这麽一来，家家没有糌粑吃，生活非常困难。1970年开始在尼木大搞人民公社化。西藏很多地方的人说，人民公社建起来之後生活很困难，但是在尼木，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话，可能很多人都饿死了。人民公社其实救了我们，至少公社建起来之後大家还可以分到一点点粮食。』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著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於一个前提：革命。一位元伴随著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
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说，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於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再叛』之名是成立的，至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
六，大开杀戒
的确如巴尚所说，『实际上这些事件很复杂』。而且，参与者『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以『叛乱分子』来处理。但在这一点上，巴尚的结论显然有误。他说：『後来对'尼木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触及到一般群众的，无论公审、枪毙和判刑，处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干分子。』事实上，军队在『平息再叛』或者说『平息反革命暴乱』时，采取的是以一儆百、大开杀戒的手段。如『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所说：『像69年的事情，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被认为支援'大联指'）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什麽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後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这里面有大量很生动的材料。当时军队要来了，有的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汉族，其中县委书记居多，下台了，没有权了，但是看到解放军来，群众说要跑，县委书记就大声疾呼，你们不能跑啊，你们要跑的话，解放军真的会把你们统统都当成'叛匪'来杀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麽可能相信你一个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跑，结果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位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所谓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後，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她是因为『再叛』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的18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位於南郊一带的流沙河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後，结果满嘴、满脸都流著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麽，她当时还活著吗？』他说：『还活著，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被枪毙的人中没有『尼木事件』的另一个首领热群，他在军队『剿匪』时与几个『叛乱分子』逃掉了。据说军队一直在追捕他们，还勒令热群的妻子背著孩子，满山遍野地边走边喊热群的名字，解放军则在暗地里跟著，但始终没有寻见他们的踪影。人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印度，可是流亡政府那边也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下落。或许，热群几人早在逃亡的路上丢了性命。
此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蔓延全中国，正如後来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结论，实际上是搞残酷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可谓是『文革』时期所有运动中最为残酷的运动。与中国各地的情况相仿，西藏也同样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其打击面之大，不但两派中的『造总』土崩瓦解，更导致许许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场新的运动『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开始了，其残酷程度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除了枪毙『叛乱分子』，还要枪毙『叛国分子』，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於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而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其中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著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而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有三人，两人被枪毙，一个女孩被判二十年徒刑。曾因与中共合作而在1958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竟然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却救不得，内心不知是何感受。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於『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却被一位名叫格桑强久的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名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16岁，被判刑20年，後来获释之後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据说有这麽三个被枪毙的人算得上很荒唐。一是河坝林居委会的一位疯了的尼姑，大概60多岁，其罪名是因为将毛泽东的画像倒贴在墙上；二是在五六十年代担任拉萨市参事委员会委员的群觉，因於1940年代期间，在当某个县里的秘书时，将当时担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手下的一个违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而这本属历史事件，却也被翻腾出来，莫名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三是在1960年拉萨穆斯林要求划归外籍而举行的『拒粮事件』中，一位甚为活跃的回族穆斯林也被当作『叛乱分子』而遭处决。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公审之後便由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未到刑场就已被铁丝或绳索活活勒死。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的习俗属於『四旧』，早已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草草挖就的乱坑中，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後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後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突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突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但在采访中，有很多人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位，因为光是边坝和丁青两个县，一次就枪毙过一百多人。由此可见，军队的镇压到了何种地步。然而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麽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七，存疑的结论
1980年7月4日，胡耀邦考察西藏返回北京之後，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关於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其中说，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在暴乱严重的尼木、比如、边坝、丁青四县，也并非全县发生暴乱。因此，把暴乱的地方，划为『暴乱县』、『暴乱区』、『暴乱乡（社）』是错误的。特别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动定为『暴乱』或『预谋暴乱』更是错误的。因此，要公开向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讲明，凡是在文件或讲话中划某些地方为『暴乱』或『预谋暴乱』的地区，都一律予以推倒。（《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同年8月14日，西藏区党委否定1969年南木林等四县暴乱问题。认为冲击了人民公社和互助组的所谓四县暴乱，是在『文革』中派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像当时说的有一套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能把少数坏人的乘机破坏、阶级报复定为反革命暴乱，等等（同上）。
有意思的是，明明在这些事件中，正如巴尚所说，『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可是，在西藏区党委的『纠正』中，却认为『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把参与『暴乱』的『翻身农奴』都一概说成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显然也太缺乏说服力了。按照中共说法，那些『反动农牧主分子』都是欺压他们的『三座大山』，他们何以会偏信偏从呢？『金珠玛米』既然是帮助他们获得解放的救命恩人，他们何以会恩将仇报呢？而这些疑点，又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去思索呢？事实上，就这一系列事件由『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在西藏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要求彻底平反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据说班禅大师生前就曾强烈呼吁平反，而西藏官方却从此放下不表。
2003年3月，在与当年的军宣队队员久尼交谈时，她坚决否认这是派性之间的斗争，严厉地说：『当时我站在'大联指'一边，但我不是那种极端分子，看什麽问题都一边倒，没有自己的是非。正因为'尼木事件'是我亲眼看到的，我至今不认为那是武斗。自治区也从来没有反悔过这个事，它定了性的，就是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阶级报复。它不是两派之间的过节。如果是这样，那就两派之间斗嘛，它完全是冲著解放军来的，把整个部队全给杀了。这里面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过去'平叛'时候没有消灭掉的东西，它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
『'尼木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有的人到现在还把它说成是派性，那绝对不可能，这种角度就不对，倒不是一定说你有什麽目的，至少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看到那样一个真实的情况，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有一个公平的说法。这绝对不会是派性。不然的话，那些牺牲了的军人就成了冤魂。』
可是，只因为解放军军人被杀，就是『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就是『阶级报复』吗？1968年7月，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发生了杀伤军人的事件，如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也发生了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件，那麽，这些事件又如何定性呢？也属於『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也出於『阶级报复』吗？
当然，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确暴力，若不是出於极大的『阶级仇』和『民族恨』甚至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驱魔行为，似乎很难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故而也似乎只能以『叛乱』而不是『武斗』为此定性。可是，只要调查两派武斗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当时双方在武斗时，其暴烈与残酷都是彼此相当的。除了使用枪炮等武器致对方于死命，其他酷刑如挖耳、割鼻、断肢也频频发生，甚至在拉萨帕廓街头出现了被另一派用铁钉活活钉死的两个『造总』成员的尸体。再则，如果说平民杀死解放军军人是『叛乱』，那麽，解放军军人杀死平民，又是什麽性质呢？那些死在『金珠玛米』枪下的藏人，又是不是一个个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冤魂呢？
事过多年，就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言，尽管以赤列曲珍、热群为首的很多『叛乱分子』并不符合中共所塑造的『翻身农奴』的形象，但是若要『翻案』，恐怕会因此涉及更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毕竟这些事件的导火索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文革』特色的派性斗争，说到底其实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恰恰这一点是最为敏感的。因此，久尼的说法无疑代表了至今西藏官方堂而皇之的意见：『虽然作为革命群众，在当时参加哪一派都是回应毛主席的号召，都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作为自己来讲，最後这些事态的发展，朝著什麽方向走，这就要取决於你的立场和态度。当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尖锐的地步，还认为是派性，还认为'造总'因此被打击了，那立场就站错了，显然是还站在派性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刻，如果这样的事态发展下去的话，就不得了的事情啦。再说，解放军在西藏，究竟是办好事还是办坏事？我们究竟怎麽样看待解放军的行为？这是一个是非问题，决不能说因此就导致了另一派的一蹶不振。即使是一蹶不振，那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记得，那个尼姑她当时就是打著'造总'的旗号，可我们并没有说你'造总'怎麽啦，我们认为她利用'造总'，利用两派斗争来达到自己阶级报复的目的，我们是这麽认为的。可他们如果认为就因为这事我就起不来了，这种看法就不对了。你因为什麽起不来嘛？真理是不怕同谬误作斗争的。如果真理在你这边，那麽经过若干这麽些年，又该怎麽著呢？错误毕竟是错误。这是翻不了的！我觉得就是到现在来认识这个问题还是坚定不移的。我不认为当时是利用这个事件压了它或者给了什麽不实之词，不是这样的。』
可是，事实的确是，自从以『尼木事件』、『边坝事件』为代表的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後，几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结束了，『造总』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回天之力。用当年的『大联指』成员普卜的话来说，『这些事件以後，'造总'完全臭了』。而另一派则一统天下，甚至『文革』结束之後也未被撼动，至今依旧稳坐台上，继续沿袭著当年『甯左勿右』的作风。颇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不共戴天的两派中的主要干将，而今却『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杯盏交错之时重新结盟，各取所需。
即使在今天的西藏，每每提及『尼木事件』、『边坝事件』，那些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人们无不沈默，或十分惊讶。有这麽三位曾在西藏工作长达40余年、如今皆已退休返回北京的汉人，当我在2004年1月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与他们交谈，其中一人如此说，『不写也罢，自有历史去证明』。又有一人说，『不能写，因为当年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台上』。又有一人说，『写什麽写，不过是狗咬狗，当年军队内部一个团长和参谋长因为派别不同而反目，参谋长被说成是'叛乱分子'遭到枪毙，後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可笑，军队里竟然也会出'叛乱分子'！』
可是，怎麽能不写呢？如果现在还不写，已经说不清楚的事实就会被彻底湮没，而历史是不可能自动去证明的，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怎麽能不写呢？再不写，那些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一个个冤魂，就会永永远远是无法安宁的冤魂了。包括藏人。包括汉人。怎麽能不写呢？除了写，我们还能做什麽呢？
-----（2001年--2006年，拉萨、北京）
"注：
1、文中所提到的西藏境内的藏人或在西藏工作过的汉人，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2、感谢西藏学者才旦旺秋先生，为我提供并翻译『美国之音』对『尼木事件』的亲历者德朗的访谈；3、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提供宝贵的记忆、记录或采访，修正文中的差错，深表感谢。"（续完）◆
德国之声报导，好莱坞著名男星李察·基尔以“国际拯救西藏运动＂主席的名义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新开通的青藏铁路是进一步将西藏军事化，目的是为了掠夺西藏资源和将藏民边缘化。
李察·基尔引用一位据称是死在狱中的藏僧的话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