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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总第59期、2006年5-6月号)

直选流亡政府首席部长

  2006年 4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正式向外界公布了今年3月18日西藏流亡藏人投票直选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的结果，虽然被选民提名的候选人多达166名，但现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得票30934张，独占82.66％的选票，其他人瓜分其余17.44％的选票。

  第二次直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的预选注册人数为72771人，37421人参加了投票。这也是十四届议会正式选举的选民数与投票率。

  6月3日，开始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的正式选举。从预选结果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和第一次首席部长选举一样，正式的选举仍然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选举。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7月1日公布的选举结果，桑东仁波且得票占百分之九十点七二，另一位候选人得票不到百分之十。

  正式选举前，在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下，两位候选人直接面对选民，就各自的政治立场等内容做了表述。当时，西藏流亡政府网络电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西藏之声以及印度媒体等对这次对话会进行了详细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网络电视、达兰萨拉电视台等媒体还进行了现场直播。

  桑东仁波且在表述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当选，除了继续原有的政策而外不会有其他的变化。根据桑东仁波且以往的政策，在政治上他将会继续致力于推动与北京政府的和谈，他多次表明，在坚持西藏民族应建立统一的行政区域，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的同时，将会在其他方面尽可能地配合北京政府的立场。在教育上将会继续推行以藏语文为教学语言为主的本土教育政策。在经济上，除了已经完成的政府部门经营的企业全部私有化，以及完善税收和募捐制度一充实和累积资金的政策而外，在各农业定居点将继续推动绿色农业。

和谈虽在进行当中
却有多名藏人被捕

   西藏康区甘孜寺的强巴永宗、索南确宗等三名女尼被控涉嫌政治问题而被捕。据西藏境内消息说，甘孜和拉萨的安全部门联手对这三位尼姑进行秘密跟踪和监视并最终逮捕了她们。目前她们被关押在甘孜的一所监狱中。当局指控她们在今年西藏传统节日「萨噶达瓦」期间传发有关西藏独立的下册子。

  另据《西藏时报》6月20日报导，中共从西藏安多松潘县木格札西寺逮捕了四名西藏僧人。

  有关这四名藏僧的被捕原因据说与今年年初开始在西藏各地纷纷展开的焚毁珍贵动物皮毛点饰服装的活动有关。6月7日安多松潘县木格札西寺附近的民众自发展开销毁贵动物皮毛点饰服装的运动，在这次活动中民众一共销毁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服装。销毁活动举行到第二天时，地方公安阻止焚毁珍稀动物毛皮的服装，从而与松潘县木尔格札西寺僧人发生冲突。在冲突中共公安人员逮捕了该寺院僧人次臣、大墨兰和小墨兰以及多丹等四人，他们被捕後都遭到殴打。其後，安全部门的人员还破门进入这些僧人的僧舍进行搜查。

  松潘县木尔格札西寺是西藏著名学者木格桑旦生前居住的寺院，目前有四百多名僧人。

  另据挪威西藏之声6月20日报道，中共政府在西藏加强所谓的爱国爱教的同时，在西藏康区甘孜一所学校要求学生反对达赖喇嘛。结果因遭学生反对而进行镇压，已经有十七名藏人学生被捕。

  据最近流亡印度的甘孜学生指出，当天有大批身著警服的官员前来学校，禁止学生焚毁用珍贵动物皮毛饰边的服装。并且强令学生按照班级排队後，人人过关地询问是否信仰达赖喇嘛，是否反对达赖喇嘛等，并强制学生用脚踩踏达赖喇嘛的照片。

  提供消息的人指出，他是在被过关询问之前就逃出了学校，逃到拉萨後，在给家里通过电话打听消息时得知学校已经有十七名学生因拒绝屈服而被逮捕，目前正在审讯之中。鉴於这些情况，已经逃离学校的学生只好踏上流亡之路。

西藏『文革』疑案

唯色

  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需要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摘自我的采访笔记。

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一，背景

  自从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红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场红色恐怖狂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於是风起云涌，震荡无宁日。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徵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於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造总』是当然的造反派，『大联指』被视为保守派，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亲不亲，派来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之後由中共军队严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并非真空的军营。由於『造总』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於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国华，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远远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甚至在军队内部的高层中也是这样。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著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能够超然物外的很难做到。

  从1967年5月起，西藏两派的武斗正式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为了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国家机器恢复运转，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於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於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并且深入到广大农牧区，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从许多事实来看，军事管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军队的推波助澜，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

二，疑问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於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面对面的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後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消，并公开向群众宣布。---见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徵集委员会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5.20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著，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於这之前的武斗中死的发是平民。北京为之暴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9。25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於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於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次『叛乱』），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的。所谓『再叛』，是相对於1956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那次『叛乱』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随之出走。那麽，十年之後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文革时期认定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叛乱』与『暴乱』虽发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却有著很大的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後改做的决定。那麽，在这一转变的背後，到底出於什麽样的考虑呢？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的理由之一是：『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麽说，共产党在西藏那麽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後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麽可能有那麽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属於尼泊尔的仆从国，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那几百个人（1959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巴藏人），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

   他的另一个根据是：『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麽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至於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麽'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另外，某县气象台台长是「造总」成员，虽然他是一个汉族，但也被定名为「叛乱分子」遭到枪毙。这不仅说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也说明了当时的派性冲突。』

   对於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後来公布的资料已经大大缩水：『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800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麽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那麽，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还是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无论在当时还是至今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於『造总』。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不过轰动一时的『尼木事件』的领导人主要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据说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後，『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一位在『文革』後离开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後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後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何以这麽说呢？德朗的说法是：『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的，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们的思想水平太低。他们去哪里的话，一般由各村的代表从村里选人跟去。这些代表都是最早时候的造反派。我们村有尼玛次仁和格桑普卜。他们两个是我们村红卫兵的正副队长，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但後来斗争的性质变了以後也很积极，加上很多人在没有人动员下自动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个什麽样的人呢？德朗这样描述：『阿尼（藏人对尼姑的称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里。她当时好像是30多岁的人，我自己没有见过阿尼。听说1959年之前她就是尼姑，1962年组织学习班时，把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她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後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那时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这个阿尼带到两个喇嘛那里，这两个喇嘛给她开了气脉，於是阿尼开始降神。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阿尼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她後都说她能讲一些发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

   在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後，赤列曲珍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德朗回忆：『他们去尼木县攻击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麽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1959年由藏东康巴人组织的反抗中共的游击队伍）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反正那天他们冲进了县武装部。他们向县政府和武装部攻击了两次，第一天就是这麽发生的。是先在尼木区政府里开会，然後去县政府的。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造反派攻击过县政府一次，那时他们获胜了。但这次打著民族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後果大不一样。当时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後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是确布村的人。』

   『他们没有现代武器。「文革」开始时，从拉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演出队，他们给热群送了一把手枪，这是唯一的自动枪。还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另外，乡里的铁匠们打了很多长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里的农民起义一样。听说他们到县里时，公安局的楼上架著一架机枪。後来汉人说是没有直接向人开枪，但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最後他们攻进去之後，我们达热村的一个叫次旺的人，他说是他爬上墙把这个机抢夺过来的，枪管很热，把他的手都烫伤了。这个人後来被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但後来释放了，现在还活著，在达热村。』

   『後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听说当时武装部没有让他们带枪。』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麽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镇压非常残酷，正如德朗所讲：『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发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後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当时在那里的主要人物中，发有一个人後来没枪毙，不知道是嘎单还是赤列。但到我们村时无人抵抗，因为那时敢於抵抗的人都已经死的死、抓的抓了。这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扎西次旦的人，大概20多岁，他平时胆子比较大，据说攻县政府时，他是冲著机枪撞过去的，因为身上带著护身符所以没中弹，但最後子弹击中了护身符，他就倒下了。』『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里等了三天还不见人，以为扎西次旦受伤躺在什麽地方，就在背兜里装了一点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县城时，县武装部的排长好像是姓高的，一个长著兔唇的汉人，他挡著玉珍不让走。阿加玉珍哭著吵著一定要进城去找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几步後，那个排长从她背後开了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女人被高排长打死的情景，很多人亲眼看见了。』

   『镇压之後，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後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後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後，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後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第一批在尼木枪毙十几个人时，在拉萨枪毙的人数要少一点，但第二批在拉萨杀的时候，尼木好像要少几个。』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著，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阿尼的那个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後，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著，我们群众跟著车後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後，让我们围著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後，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著什麽。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後，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著一个朝後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著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麽扔著。後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後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後，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麽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藏族记者巴尚（化名），曾经跟随平息『尼木事件』的军人参与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动。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解放军围剿所谓『叛匪』的经过：『……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後来进山沟围攻尼姑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尼木的一个区，羊八井往南）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著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0火箭筒对著房子放了一炮，然後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发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著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麽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麽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後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抬起来埋了吧，於是就挖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麽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犁牛鞭「乌朵」，包著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後的武器来对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30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後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著法衣、戴著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麽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於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後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麽打著打著，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进攻吧。於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发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著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屋顶上有个简单的帐棚，里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著灯，供著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於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40多人，解放军发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後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後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发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正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著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军人，当地的一些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如『剿匪』时在赤列曲珍的住处发现：『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著，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被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这个尼姑30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著她干。她一开始就打著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麽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後，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老百姓展示被杀的军宣队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以示阶级教育。後来还建立了『烈士纪念馆』。西藏的藏族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图片讲解宣传员，20出头的女军人。我在2003年3月采访她时，提起这段往事，她依然气愤难平，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

  ……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

  ……为什麽这样说呢？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著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唉呀很厉害。那些图片我全看了。那个杀害的场面相当吓人，有的人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拿石头砸，拿刀砍，惨不忍睹。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看见部队遭受这麽大的打击，这麽多的战士英勇地牺牲，我觉得义愤填膺。在作讲解的时候，我边讲边流泪，气愤得很。老百姓也是边看边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动的发是少数人。有不少喇嘛，还有些个别老百姓。大多数人不知道，结果一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就被交出来了。尼姑跑到山里去了，怎麽被抓著的呢？还不是老百姓给交出来的。』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我记得据说她常年躲在山洞里边。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还是一个有点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这样，还是她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同时跟西藏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有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发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对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而且要用党的政策。对他们正常的信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著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那我们必须要识破。而这个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纪倒不大，可能40来岁吧，後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麽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麽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麽？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後枪毙的她。当她挂著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当时这个尼姑的行为震惊了整个西藏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离了她的教义。』

   『他们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那些跟随尼姑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虽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动了的。当时说什麽「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後，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麽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麽惨重的失败，竟然在69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於「再叛」了。那麽，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於是「平叛」一样。』

   巴尚的看法也是，『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麽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没有「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不过巴尚还是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发是极个别的，这麽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著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发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麽，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麽？

   ---为什麽，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後，还会有像那麽多『翻身农奴』，竟能做到义无返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於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惨剧。那麽，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那麽，这是不是意味著，『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著，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著『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麽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麽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7年－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属於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於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当权者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也是当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意外地看见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随者们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名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如同神秘莫测却充满杀机但又深含当地文化的预言。那麽，『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对立的现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宗教习俗中疯疯癫癫的神谕者的角色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时，或许正是调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原始方式杀戮外魔的绝对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无疑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西藏民间的无数宗教信仰者怎样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至於其中出现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许正是出於将民族反抗混淆为派性冲突的考虑：宗旨：神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徵服魔鬼这个敌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对於多财或者吞财的，对於这种人的裁判，是没有发言权的神。住在属於自己房子里的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坚决自卫还击。旦增加措（指14世达赖喇嘛）的国家被罪恶的喇嘛（指与中共合作的活佛）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神界。过去因为没有发言权，肚里有火，嘴里不敢冒犯。求神从比如（指该县境内一个地方。）一带来了一千多人，对他们说：『不要贪婪，不要忌妒，对厚恩的父母不要顶嘴，要与邻居亲近，要尊从党的话。』在求神的人当中，其中有三十多个好人，其余的以後再详究。用一个藏戛戛布（藏语，小银币）做一个渡母佛像，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麽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整个的国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国家，而是我们神的国家，虽然你们不乐意，但是，从属羊的那年（指的是1967年）起，就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内有好戏看。谢谢你们俗人叔叔们，你们已恩将仇报了，佛益西诺布和护法神神们可以慢慢地报答给你们。一千个僧众请来了尼姑，孔林加母尼姑住在山上，过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我是按照伟大的毛主席指示前来的。俗人叔叔们，你们的寿命好象烟囱里见到的光线。有的人心胸狭窄，对俗人叔叔们造成了灾难，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来审判。俗人叔叔们，你们想得倒好，你们想用一个藏戛戛布做一个渡母佛像。神没有造过谣言，对於俗人叔叔们进行了教育，奉上来的哈达，也各自退还。尼姑孔林加姆对於黑心的俗人感到愤怒，罪大恶极的九十个人已经到手了，还有有待於落到手里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西藏和谈筹备小组召开第十一次会议

  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消息，西藏和谈筹备小组于6月27日在达兰萨拉召开，会议，就藏中和谈问题进行研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布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噶伦，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等将出席这次会议。

  为期三天的西藏和谈筹备小组第十一会议从6月30日至7月2日在达兰萨拉召开。在三天会议期间将对藏中和谈问题进行商讨。

西藏文革写真

孟游

  一九九九年北京官方出版的《图说百年西藏》，数百副照片，竟无一张文革照片！可见，中共对历史顾忌之深！也凸显唯色的照片集《杀劫》独特的历史价值。

  全世界的编辑都懂得一个道理：一副好照片胜过一篇好文章。那是因为照片有文字不可能比的写真价值，照片是场景的第一手纪录，是科技成果，而文字则是第二手纪录。即便是录音，也经过了转述。例如南亚大海啸，纽约九一一事件，任何文字也比不上照片的震撼。中国六十年代的文革，有很多悲惨、恐怖和不可思议的场景，很多研究者、经历者四十年来，都不停地在寻找当年的实况纪录，除了零星的收获外，我们见到的只有两本成册的影集，一本是李振盛的《红色新闻兵》，二零零三年在纽约、伦敦出版英文版。另一本是女作家唯色的《杀劫》，今年二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

照片来自两个男人的缘份

  李振盛是前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他的书从他拍的上万张黑龙江省文革新闻照片中选辑而成，中文版今年可望推出。唯色的影集，则是关於西藏文革的纪录。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过去几十年，才有这样两册影集面世，而且纪录的竟是中国两个最偏远的地区：最北方的黑龙江和西藏高原。广大内陆的文革影像资料还深藏在党委和公安的档案。一九九九年官方出版的《图说百年西藏》，数百副照片，竟无一张文革照片！可见，中共对历史顾忌之深！也凸显《杀劫》独特的历史价值。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场，也正是唯色出生在西藏军区医院的一年，因此，这本照片集和她另有缘份，缘份来自两个男人：她已逝的父亲与未来的丈夫。父亲泽仁多吉是照片的拍摄者，一名解放军的藏族军官，也许正有这种官方背景，才可能拍下这些真实镜头，并得以保存下来。否则，这些照片既是国家机密，也是暴露黑暗的「反动作品」，其他人岂敢染指？

  一九九九年唯色把数百张摄影底片寄给汉族作家王力雄，那是她父亲遗留的珍藏，唯色钦佩王力雄关於西藏的著作，便寄赠予他，力雄不敢接受，因为照片太珍贵了。但他愿意协助唯色让照片成为历史的见证。经过他们数年的努力，这本《杀劫》终於成为他们研究西藏文革的一个耀眼的成果，而力雄与唯色也成就了一桩异族姻缘，给汉藏关系留下一段佳话。

对西藏史无前例的杀劫

  《杀劫》是藏语「革命」的发音，唯色说选择这二字做书名，可以表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革命给西藏带来的劫难，实在是十分贴切。

  画册共三百幅照片，最精采的是对藏族宗教人士和旧政府官员、商人等的批门部分，那真是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劫杀！他们都被扣上「牛鬼蛇神」「反动农奴主」的帽子，戴高帽游街示众，把他们的金银首饰用品端出来，让红卫兵揪住衣领，在烈日下暴晒。有的还画上大花脸，极尽羞辱之能事。

  桑顶　多吉帕姆二十六岁，西藏著名女活佛，她因五九年追随达赖喇嘛出逃，而後返回西藏，作为「弃暗透明」的样板，受到毛亲自接见，文革来时，她刚坐满月子，就拉出来批门，要算她追随达赖喇嘛的老账。她父母陪门，其父因被人揭晓说过「毛主席吃屎去吧」，门得最惨，打得满脸是血，然後当现行反革命关入大牢。西藏原统战人士也逃不了被门命运，政协常委噶雪巴被连门十四天。才旺仁增位居西藏军区副司令，少将军衔，竟以里通外国之罪被门，一副他门得流鼻涕的照片，可见心身的痛苦已是生不如死，才旺七三年郁郁死去。

纪录形形色色藏人同胞心声

  唯色编这本影集，用了很大功夫，她拿著照片，到西藏去采访老人，许多照片上的人物，被她找到，作了许多访谈，包括被门和门人的人，都在影册中一一作出说明，介绍他们的身世和结局，有的活下来又被中共统战去，委以官职荣禄，西装革履，充当花瓶。唯色不隐讳那些「翻身农奴」、天真的藏族青年、中学生和穿得破破烂烂的无知藏人，在文革中的角色，「周围的人恍恍惚惚的，任人摆布似的，这整个就是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充当打手的极端份子们一部分仍然是今天的红人，充斥在各基层的居委会干部中，更多人则回归信仰，念经、转经、朝拜，「信教程度与当年毁教程度一样热烈」。

  除门争牛鬼蛇神外，影集也纪录了西藏文革的其他方面，两大造反派的内战、西藏驻军及文革後期军管，纯朴粗犷的藏人在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指挥下，稀里糊涂地干了一场「大革命」。留给他们记忆中的是什麽呢？是一场「人类杀劫」，「一场令人疯狂的噩梦。」

  在大昭寺当清洁工十七年的强巴仁青对唯色说，他在文革中当过民兵、红卫兵、积极份子，干了很多不好的事，砸庙，烧经书，哭著把书灰倒在拉萨河里……「我感到自己造了很多孽，所以经常祈祷，下辈子千万不要投生汉人，不要投生在有汉人的地方。」

   他说，他把宗教放弃了，再没有资格穿袈裟了，这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他死了，七十五岁。唯色给了拍了他生前最後的照片，在大昭寺的石阶上。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加拿大授达赖喇嘛为荣誉公民

  美国之音2006年6月23日报导，加拿大议会一致通过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身份。这是加拿大第三次给予外国人这样的殊荣。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在二战中成功救助匈牙利犹太人的罗尔。沃伦伯格也曾获得加拿大荣誉公民的身份。

班禅喇嘛文革黑狱十年

徐冰

  在唯色的《西藏记忆》中，两个藏族青年回忆了他们在北京批门西藏精神领袖班禅十世的情景。 当时在中央政治干校教书的扎原说，六六年在北京的藏族红卫兵到国自兰的班禅喇嘛家将他一家子抓到中央民族学院开批判大会，班禅大师的弟媳白央头发被红卫兵剪得乱糟糟的。班禅喇嘛一下车，红卫兵蜂拥而上，先是推搡，很快就变成拳打脚踢。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班禅，连皮带上的铁扣也被打掉了，班禅很顽强，一声不吭，因为天热满头是汗，整整门了一天。

  中央民院的学生米玛回忆了在北京体育馆批门班禅大师，记得班禅喇嘛还穿著黄色绸缎的藏装，挺威武的样子。批门後被拉到中央民院的一排平房里面，红卫兵用非常侮辱的方式将班禅喇嘛公开展览示众。将他一家一人关一个房间，开著门，拉一根绳，不让人进去，仅供参观。米玛说，参观班禅喇嘛的人特别多，因为很稀奇，以前未见过大活佛，这种公开示众达一个星期。

  班禅被门後即被转移到一个军营中关押了两个多月，再被送回家中，过了一年多平静的生活，一九六八年夏天，中共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班禅再次从家里被带走，关押在北京政法学院，由卫戌区隔离监护，一关十年。

  据班禅喇嘛的翻译及其传记作者降边嘉措说，班禅喇嘛在狱中被关进单人牢房，完全与世隔绝，造成的愤怒和恐惧使他每次在放风和送饭的时间都找喳大吵大闹。在这十年时间，他没有见过亲友，也没有机会说一句藏话。班禅喇嘛入狱时才二十八岁，因为年轻才熬过了文革残酷的岁月。

  但八十岁的藏传佛学高僧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却未能有幸活过文革。这位佛教大师受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向中央上七万书，批评中共西藏政策一案牵连，一九六四年从北京被遣返回老家青海循化县。文革中批门时被打断一条腿，受尽折磨後死於一九六八年。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文革：恐惧主导的浩劫


----读唯色《西藏记忆》有感
达瓦次仁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文革对当时的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然而对很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而言，文革不过是民主改革的继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民主改革那样惨烈，因为民主改革表现了更大规模的屠杀、逮捕、饥饿与暴力，而文革更多的是精神的折磨。

  有关中国大陆文革的资料和专著已经很多了，但有关西藏文革的资料却非常罕见，所幸不久前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西藏记忆》可以说是填补了西藏文革研究的空白，该书的作者唯色不仅是西藏著名的中文作家，而且也已经成为境内藏人坚持信仰与探求真相的某种象征性人物。

  唯色在书中纪录了几十位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正如唯色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从那些积极份子闪烁其词的回忆中实在难於看到良心的发现或公开的发自内心的忏悔，即使到如今，他们还在为当年的行为寻找著各种堂皇的理由，其中就包括『信仰』『理想』等，似乎只要涂上『信仰』或『理想』的光环，一切罪恶也就不那麽面目可狰了。该书的附录之一『有关文革的两种解释』中著名学者王力雄先生对文革的研究结论也支撑著这些人的辩解，因此，本文借开放杂志的一角，谈谈对文革中藏人角色的看法。

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并非始於文革

  『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民改後整个西藏地区只有七十多个寺院』……『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区寺庙和喇嘛数目比平叛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平叛後大部分地区，在基层干部的阻挠下，甚至连日常的经课也只能秘密地去念，如果干部看到嘴唇一动一动的时候，就会追问（注：怀疑在念经或祈祷），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给以像对待反革命活动一样的压制。』

  以上这些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形，而是班禅喇嘛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写的七万言上书中对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的描述。而且从七万言书中可以看到，由于逮捕、批门等迫害，即使六、七十岁的老喇嘛也『自觉』要求还俗，工作队甚至让喇嘛站在一边，尼姑和俗女站在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搞速配，而且一切在当时也被说成是『自愿还俗回家』。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对西藏寺庙的摧毁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才有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早在五十年代，对寺院的破坏和对宗教的残酷迫害就已经开始，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这样描述：

  『在消灭佛像、佛经、佛塔方面，从基本上来说，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院而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庙和广大的农牧区的村庄或村镇或城市中，我们的汉藏干部中，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经、佛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或熔化……由于政府的各收购机关在收购有色金属时，收购了用有色金属制作的佛像、佛塔、供器……而且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於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於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对此有些人却说『广大劳动人民觉悟了而消灭的』，这是丝毫不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胡说八道。』这些情景後来几乎丝毫不差地在文革期间再次重演，因此，对西藏人来说，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很熟悉了，那不过是民主改革继续与更加极端化而已。

  由于有这些连续不断的残酷历史做为背景，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麽拉萨居民一般说红卫兵砸烂大昭寺时，很多西藏人也『主动』将自己家的佛像拿出来扔进拉萨河或用微乎其微的价格出卖给当局的废品收购站（见唯色的《西藏记忆》）。如果一个对西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有所了解的人仅仅看到藏人的这些革命或觉悟的行动，可能会感到突　，也有些蹊跷，但如果他了解到西藏已经经历过的残酷的民主改革运动，就不会对藏人这些行为感到奇怪。

  唯色的专著所描述的文革主要以拉萨地区为中心，其实在拉萨以外，尤其是康巴和安多地区，寺院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经被摧毁，即使一些没有被摧毁的寺院，剩下的也仅仅是外面的建筑（一般被利用来作学校、军营、机关或居民等其他用处），里面没有僧人，经典佛像等宗教标志也已经被消灭，因此，文革对宗教文化的破坏更多的表现在拆掉剩余的寺院建筑和对宗教信仰更加厉害的镇压。寺院做为宗教组织和场所的功能早已经在民主改革中就已经被摧毁。

无孔不入的恐惧主宰一切

  由于有残酷的民主改革做为背景，文革的暴行也就顺理成章。文革暴发时我还是个儿童，因此留下的记忆非常有限，有一次我表哥在家中不知说了什麽反动话，我只记得我父亲很恐慌地喝止表哥说：『住嘴，别人会听到的』，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家中并没有其他人，怎麽会被别人听到。为此我後来还做了一个实验，在没人时悄悄爬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旁边，小声说『你这个坏蛋』，然後紧张地环顾看是否被人听到了。

  另外还有一件发生在文革後期的悲剧，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村庄藏匿了一名年老而德高望重的喇嘛，之前，他们在长江岸上扔下喇嘛的袈裟和鞋子，向上报告说老喇嘛已经投河自杀，过了七、八年後，到文革快结束时，两个不同村庄的女人在山上（或说在河边背水时）谈到这个老喇嘛时，该村的女人把秘密告诉了外村的女人，於是很快就传开了，一些人偷偷前来祈福，不久当局也听到了风声，当公社公安特派员带著民兵赶来时，村庄的书记只好真的上吊自杀，其他受牵连的更是不在话下。

  现四川阿坝州一个最有名的酋长在文革中领著家人投河自尽，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个反映就是千万不能哭。因为哭表明了对反动家庭的留恋，那怕死者是父母也不行。

  这些不同的故事所表达的都是西藏人在文革中无孔不入的恐惧，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人们失去了思维与选择的可能，甚至试图做出选择本身都可能招来灾祸，因此，也就不再尝试去做出选择，随大流和自保成为唯一的可能，也因此，西藏很多的罪恶行为都是统一的集体行为。仍然是班禅喇嘛所说『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其实就是下命令的委婉说法），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就像一九五九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有七、八十岁的僧人要求还俗一样，这些行为都是在极端恐惧的状态下所做出的躲避祸患的自保行为，为这些行为涂上『自觉』或『选择』的光环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在附录中，王力雄先生用神界轮回的概念，认为西藏人将毛泽东视为神，因而自觉地参与了文革，亲手砸毁了西藏的寺庙等等。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些学术研究的弊端，钻在一些理论逻辑和书堆里面，老是希望找出一些深刻的根源，其结果，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的深谋远虑或重大意义。

  实际上，只有当西藏人在文革或民主改革中有进行选择的自由和可能时，也就是说西藏人有不将毛当成神的自由和可能，有不自觉参与文革的自由和可能，有不亲手砸毁寺院的自由和可能时，只有在这个时候，去分析那些行为是否属于自觉的行动等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在不可能、也不敢不把毛视为神，不敢不『自觉』参与文革，不敢拒绝砸毁寺院之命令或鼓励的情况下，分析其行为是否『自觉』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虽然官方对那场浩劫冠上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论』，但对绝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强烈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恐惧』。这种恐惧是通过民主改革的血腥镇压而注入到了藏人的内心深处。甚至至今仍在隐隐作崇。

文革积极份子是西藏民族的异类

  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唯色所纪录的那些积极份子，王力雄先生的分析中就常常使用『下层社会』或『藏人』的概念，这很容易造成混淆，幸好在唯色的采访中使用了更准确的『积极份子』这一概念。

  积极份子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当然是藏人中的极少数，而且大都来自社会最低层，实际上他们是西藏民族和文化中的异类，其中极少数人可能是真的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就像抗美援朝结束後竟然有二十几个美国战俘因相信共产主义宣传情愿去红色中国而不愿回美国），其余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在恐惧、过分自我保护或贪求私利的过程中不惜伤天害理的可怜虫。就像唯色采访中的一些藏人谈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点都没有错，是共产党利用他们处于社会低层因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来『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地实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中的少数人也因此而成为既得利益者，但问题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行为就代表了『藏人』或『社会低层』之西藏人的集体行为或愿望，也不能认为西藏人因此当家做主了，更谈不上他们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的许多罪恶行为因此就具有了合法合理的外衣。

  有人说毛泽东当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时并不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当时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毛不懂外语，因此其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和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差不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满现状，要造反，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不过是他们煽动造反的工具。西藏社会物质贫乏，底层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当然不会甘心，因此，只要有机会就会设法摆脱自己低下的地位和处境，不管这个机会是谁带来的--不论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或荣赫鹏的远征军，对这些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当年英军入侵拉萨以及後来藏人驱逐满清军队时都有藏人与入侵者合作）。

  虽然他们并不懂共产党，但这有什麽关系？对他们而言，摆脱低下的社会地位才是唯一的。在这里决定这些人行为的是摆脱低下社会地位的愿望和贪婪，而不是共产主义或其他的什麽崇高理想。假设一九五零年进入西藏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英国人，这些人还是会像紧跟共产党一样地紧跟英国人，不同的是这个时候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应该是英式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一切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後来所表现的低能和无耻行径就是证明，因此，用信仰或理想等高尚的概念包装他们实在是一直亵渎。

  次仁夏嘉在回应文章中引用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的话指出：「当人被一个巨大的暴君采在脚下的时候，他除了在他的脚上搔搔痒而外，别的什麽也做不了」，当然就更谈不上做出其他的选择了。而一般人在没有做其他选择的可能时，就不再尝试去选择，而是本能地挤向唯一的出口，为了在拥挤的出口抢到位置，很多人就会暴露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而一旦被迫做出离经叛道的事情，或被暴力卷进政治旋涡而远离原有的道德立场与信仰，就会感到难於自拔而越陷越深，就像良家妇女一旦被迫成为妓女，所有的道德耻辱感就会减弱，相反，她还会「自觉」地积极拉客以增加收入。

  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些积极份子也是西藏民族苦难历史的悲剧产物。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比丘尼戒律研讨会

  5月22日，由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组织的第三届「比丘尼戒律研讨会」在达兰萨拉召开，噶玛巴和西藏各佛教传承的代表、专家等出席了研讨会。达赖喇嘛、桑东仁波且等噶厦成员出席了开幕式。

  有关比丘尼戒律问题一直是西藏佛教界极为关注的问题，藏传佛教极为注重诫律的师承等传承链，因为从未有西藏女尼前往印度受戒或印度比丘尼前来西藏传法授戒，因此，西藏并无比丘尼戒律的传承。流亡以後，达赖喇嘛多次提到西藏应考虑从汉传佛教或是从南传佛教中引进比丘尼传承，但由於传承链与藏传佛教的认识一致与否等问题，西藏佛教界内部对此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在开幕仪式上，达赖喇嘛指出：比丘尼的戒律传承问题研究已得到可喜的成果，现已到了对其戒律能否在西藏佛教中传承、推广实践的阶段。

达赖喇嘛访问约旦

  6月19日，达赖喇嘛前往约旦出席由约旦国王阿卜杜勒组织的第二届「诺贝尔得主国际会议」。同与会的第一届「诺贝尔得主国际会议」于2005年在约旦召开，达赖喇嘛曾出席了会议。

为西藏文革历史作证

----介绍唯色采访录《西藏记忆》
蔡咏梅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年波及中国每一寸土地，无一例外，但西藏由于敏感的民族和宗教因素，在文革结束後，对西藏文革这段历史中共当局一直刻意回避，官方媒体几乎绝口不提，力图封存在历史的灰烬中。而另一方面不知是否丑恶的历史不堪回首，藏人自己也鲜少披露，据文革史料研究学者宋永毅说西藏文革的文献差不多是空白的。藏族女作家唯色今年二月在台湾出版的《西藏记忆》和《杀劫》两书，可以说是开创历史，首次从西藏民间的记忆中去揭开西藏文革的真貌。

热地是文革保军区的造反派头头

  《西藏记忆》是唯色亲自采访的口述历史记载，由二十三位亲自参与或经历了西藏文革的当事人从他们自己的经验感受和角度去讲述他们的西藏文革故事。这二十三位口述者有当年的造反派领袖、解放军军人、僧人、从北京回藏煽风点火的藏族红卫兵、生活在拉萨的汉人，以及被革命专政的『牛鬼蛇神』等，呈现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多角度观察，因此也更客观，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从这些口述历史中可看到，西藏文革要这中国其他地区文革的演进大致相似，先是破四旧、门牛鬼蛇神、形成红色恐怖，然後门走资派，後来发展成派性武门。西藏当时造反派分为两派大联指和造总，前者保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等，後者要打倒张国华。文革结束後，全国大小造反派组织都受到清算，但西藏保当权派的大联指不但未受到清算，其过往的打砸抢和派性恶门史既往不咎，一笔勾销而且头头们还升了官。比如後来官至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及人大副委员长的热地在文革中就是大联指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本人还是个文盲。其情况颇似北京红卫兵的联动份子薄熙来、孔丹之类，大砸抢的恶劣纪录并不影响他们的官运亨通。而对立的造总则运气没那麽好，造总的总司令陶长松木（後成为西藏学学者）在四人帮倒台後被指控为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大砸抢份子），被关押审查一年多。而他被审查时，大联指的头头刘绍民正在飞黄腾达，当上县委书记，後又升地委书记，陶长松与唯色谈起，虽事过三四十年觉得仍不公平。

寺庙全国破坏超过内地汉人区

  西藏文革与中国其他地方文革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宗教问题。

  与汉人这个世俗民族不一样的是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全民信佛，藏传佛教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藏传佛教遭到空前的毁灭性打击（当然文革前也破坏得很厉害，班禅七万言书有大量记载，文革是破坏达到高峰。）全藏地区佛寺佛教文物经书遭到全面摧毁。如拉萨著名的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建於十五世纪、建筑面积七万平方米相当於三个布达拉宫，竟然在破四旧被砸的一乾二净，剩下一片断垣残壁，文革後重建是在空荡荡的平地上从无到有，另起楼阁。在《西藏记忆》中唯色和她的好几个被访问者都谈到，西藏破坏寺庙之严重比汉人地区的更甚。汉人地区在文革破四旧中仍有不少寺庙幸存下来，但西藏寺庙除一布达拉宫外，全遭毁灭。

   藏人把一九五九年中共镇压藏人抗暴起义後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视为佛教传到西藏一千三百余年历史中第二次大灭佛黑暗期，西藏第一次大灭佛在公元八九世纪之间。

  在唯色的采访中，多位当事人回忆了西藏最神圣的寺庙，首建於公元七世纪的拉萨大昭寺被摧毁的情况。

大昭寺洗劫一空成为驻军猪圈

  大昭寺实际在文革前已被中共一个搞阶级教育运动的机构三教工作团占用，寺中并无僧人，已没有寺庙的功能。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破四旧後，拉萨随即掀起破四旧高潮，前往大昭寺破四旧的有一千人左右，有居委会动员的民众，中学红卫兵和外县到拉萨干革命的积极份子，拿著十字镐、锄头砸掉大昭寺的壁画、佛殿、佛像、最後只有一座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的主供佛像得以保存。随後三个月大昭寺收藏的巨量金银珠宝被国家清理一空。

  被砸後的大昭寺後来驻过解放军。驻军期间，残破的佛殿变成猪圈。一位访谈者告诉唯色，她曾奉命去大昭寺送猪饲料，看见里面『猪多得很，当兵的还在里面杀猪。』大昭寺又作过造反派『造总』的广播站，武门时成为战场，解放军攻入大昭寺，开枪打死十二人，此事件称为『六七大昭寺事件』。後来又改成招待所，主盖佛像金顶上面盖了个厕所。

   对人类文化遗产如此野蛮的蹂躏，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如此肆意忌惮的摧毁，二十三个回忆者现在讲起无不痛心疾首。但这笔账应当算在谁的身上？

藏人被居委会逼迫去砸庙毁佛

  唯色披露，现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在西藏当自治区党委书记时曾在一个会议上大发脾气说，国外总说我们破坏了西藏文化，砸了多少寺庙，可是难道是我们吗？是解放军去砸的吗？是汉族去砸的吗？

  唯色痛斥此话无耻。亦为此在采访中反复向被采访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藏人全民信佛，为什麽会在文革期间参与破坏，自己动手捣毁佛经寺庙？

  一位参加砸大昭寺的女藏人说，是居委会（注：中共和西藏城市中的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但西藏居委会权力远比中国其他地区大很多。）动员去的，居委会则是城关区安排，城关区上面是拉萨市，不去就取消户口和粮卡。但除了积极份子，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

  另一位当年参与砸大昭寺的红卫兵鞑瓦说，很多人是被迫的，总的责任在政府，如果当时派军队去保护，谁也不敢去砸。文革期间宗教被压下去，但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是口服心不服，年轻人是被洗了脑。迫於社会压力不敢公开表态。

  热爱西藏文物，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年的汉人，文物收藏家叶星生说，『破四旧真的是中央、国家给藏族造成的一个悲剧。』他说，砸寺庙是组织行为，当时他看到一些藏族老人一边偷偷念经一边哭。也有被访者（解放军和活佛之子）说，那个年代不少人是真的热爱共产党，对毛主席迷信，毛主席发动文革，大家即跟著去做。

王力雄与次仁夏加对文革不同解释

  唯色在书後录了两篇西藏文章。一是《天葬》及《与达赖喇嘛对话》两书的作家王力雄於一九九八年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认为毛泽东文革获得藏人配合首先是搞了阶级门争，获得低层人民支持。而藏人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寒地带而必然信仰宗教，毛泽东的解放军以摧枯拉朽力量摧毁西藏旧政权，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从而震慑藏人成为取代旧神的新神，西藏文革就是藏人摧毁旧神，投靠新神的一个造神运动。

   而第二篇文章则是一位在西方的藏人学者次仁夏加对王力雄的反驳，指西藏文革和中国其他地区文革一样，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是普通男女可以自愿选择的行为，无人能够幸免，少数拒绝参与集体疯狂的人则被视为人民敌人受到批门。他批评王力雄把责任诿过於受害者是殖民主义者的立场。有趣的是，王力雄是唯色的丈夫，从唯色的采访中得到的答案似乎更接近次仁夏加的看法，而与王力雄的解释相矛盾。

残酷杀戳的两宗汉藏冲突

  西藏文革另一个特徵是夹杂在派性中的民族冲突。

  唯色的记录中提到发生在西藏文革中两宗藏民族抗议事件『尼木事件』和『边巴事件』。此两件事主要的叙述者是红卫兵和驻藏解放军。『尼木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六月，西藏尼木县一位尼姑是一位造反派领袖，带著群众半夜偷袭一个解放军支左部队驻地，将十四名军人全部杀掉。参与者全是所谓的『翻身农奴』，中共定位反革命暴乱，调军队平暴，打死四十多藏人，尼姑及主要参与者十八人押回拉萨後公开枪决。但造总的红卫兵，如陶长松认为此事件是尼木县造反派不满解放军有派性，支一派打一派而引发的冲突。

  据调查过边巴县的一位退休干部说，同年较早发生的『边巴事件』也是一位派性门争掺杂民族冲击的复杂事件，造反派组织造总门当权派，支持另一派大联指派的解放军昌都某独立营将事件说成是暴乱，带兵镇压，变成汉人解放军与当地藏人的血腥战争。在冲突中有几个藏族妇女勒死了一个被打散走失的解放军，解放军随後残忍报复，展开大屠杀，当天公开枪杀了三十多名被俘藏人，勒杀解放军的那位十九岁藏人少女，解放军先用刺刀捅她，刀尖穿过她的身子，从胸前冒出一截，然後再向她开了数枪将她杀死。

  这位属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大联指的成员後来下到乡里去落实政策，下到所谓的暴乱最厉害的乡村，看不到青壮年，不是被解放军打死，就是被关起来。一开会，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他说整个边巴县除了那个勒死的解放军的女人，全都杀错了，而这些人全是翻身农奴，戴专政帽子的农奴主份子因为出身不好，不敢参加造反，所以无人遭殃。但在《中央西藏党史大事记》中，仍把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讲述这两个事件时，两事件的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当事人，即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的藏人是缺席的，没有他们对事件真相的陈辞，这是比较令人遗憾的。事件无疑和内地文革的武门杀人不同，包含了鲜明的民族矛盾和仇恨因素，事件的两名主角，竟然都是年轻的藏族妇女，更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令人回味。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真理之光奖』

  真理之光颁奖，是国际声援西藏组织针对全球那些在支援西藏运动中作出贡献人士颁发的。今年的『真理之光颁奖』于6月1日被授与《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基金会和南非大主教图图。达赖喇嘛出席颁奖仪式并颁发了奖状、酥油灯和哈达。

  在仪式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大主教图图呼吁中国给予西藏他们理所应当得到的自治，他呼吁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做出正确的选择。他说中国是个潜在的超级大国，他敦促中国要成为道义上的超级大国。

达赖喇嘛美洲行

  4月13日，达赖喇嘛离开达兰萨拉，展开前往美洲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在美洲，达赖喇嘛先後访问了美国、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并在回程访问了奥地利。

  在美洲访问期间，达赖喇嘛除了会见各国的领导人、民意代表、各宗教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还在国会、大学、基督教学校以及其他的公众场合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并举行了许多场的弘法活动，满足了南美洲佛教徒的愿望。

  这次的南美之行，除了秘鲁是第一次到访而外，其他国家过去已多次前往访问。达赖喇嘛在秘鲁著名的太阳庙会见秘鲁原住民印加族代表时强调：印加族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学习现代知识。并呼吁印加族千万不能孤立於现代文明。在会见中秘鲁印加族代表向达赖喇嘛赠送了他们亲手编织的手工品，达赖喇嘛向代表们献了哈达。其後，达赖喇嘛在会见秘鲁学者、专家、商业界人士时，多次呼吁希望加大对原住民的资助，特别是经济和卫生领域的援助。

  达赖喇嘛结束美洲之行後，13日抵达奥地利，并出席了由奥地利联邦政府等筹资规划的「西藏中心」奠基仪式，在「西藏中心」计划将修建西藏寺院、西藏医学中心、西藏文化研究中心和各宗教交流中心等。期间，达赖喇嘛还前往哈雷尔的故乡访问，并与奥国副总理，卫生与司法部长等高级官员进行了会晤。

  对于达赖喇嘛的美洲之行，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表示了反对，声称达赖喇嘛的访问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索尼亚　甘地之子访问达然萨拉

  5月23日，印度最大政党国大党主席索尼亚　甘地之子、议员拉胡尔　甘地前来达兰萨拉访问，访问期间除了拜访达赖喇嘛，还先後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官员进行了会晤。同时也参观了西藏儿童村等流亡藏人的一些机构和设施。

  拉胡尔　甘地因为出生于印度政坛世家，因而常被视为是未来印度总理的最热门人选。

达赖喇嘛往何处去？

纪硕鸣（亚洲周刊特派记者）

  从印度首都新德里乘飞机约一个半小时到北部城市查谟(Jammu)，再乘车约三小时，一条平整的柏油马路绕山而上。沿崎岖曲折的山路向远处眺望，一边是悬崖下的北部平原，一边是顶端常年积雪的山峦，在群山环绕之中，一座山城展现眼前。这就是达兰萨拉(Dharamsala)。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流亡西藏民众，自一九五九年出走西藏後，在印度北部山区开山辟建了这个流亡藏民的新家园，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五十年。达赖喇嘛称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数十年在达兰萨拉追求的是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他希望西藏要走向真正的民族自治。

  西藏往何处去？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不断在探索的路向，北京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都在进行「西藏自治」的各自实践，目标相同，但实践路径不同，殊途能否同归，令全世界关注。自二零零二年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北京中央政府进行了五次会谈，不过，会谈结果的诠释却各不相同，对西藏的自治问题及达赖喇嘛回国等问题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达赖喇嘛要求「西藏自治」，北京的中央政府则认为西藏已经自治了；从一九七九年始，达赖喇嘛宣布放弃西藏独立，并在多个场合提及，但北京并不认为达赖喇嘛已经在实践这样的诺言；达赖喇嘛认为双方会谈很有进展，但北京方面认为会谈并没有实质进展；达赖喇嘛提出返国赴山西省五台山朝圣，北京却不作任何的应诺。有评论认为，这样的会谈仅是北京政府的一种游戏，但达赖喇嘛接受亚洲周刊的独家访问时认为，是不是游戏，现在言之过早，要让时间来决定。他说：「很早以前，我主张解决汉藏问题走中间道路，当时的决定是由我顺应形势作出的，现在依然坚持这个决定。」他表示，期待回中国是要达成去五台山朝圣的心愿。因为五台山供奉著观世音菩萨，是藏传佛教的圣地。

  达赖喇嘛强调，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也不反共，是一贯立场。他第一次去台湾时，对国民党的连战讲：「我不反共。」连战说：「我反共。」达赖喇嘛对记者说：「现在连战可以去北京，不反共的去不了。」有一次在美国演讲，达赖喇嘛说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佛教徒。休息间隙，有一个从俄国来的老太太走上前来，对他说：「你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是非常恶毒的！」但达赖喇嘛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还要坚持争取回国的权利。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一点左右，亚洲周刊记者到达位於印度北部山区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行宫，经过严密的安检後才得进入。慕名而至的客人越来越多，达赖喇嘛给每批客人的接待时间尽量缩短，有时还要挤出上午的时间接待来访者。

  访问中，达赖喇嘛始终神采奕奕，原定一个小时的访问延长至两个半小时。其间，他取消了原定的四批访问。达赖喇嘛以藏语答问，不时夹带著英文，还会说几句普通话（华语、中国国语）。一开始，达赖喇嘛就表示：「中国很多汉族兄弟的资讯来源单一，对真相了解不够，我一直有此担忧，所以很高兴能接受亚洲周刊的访问。」

  这麽多年来，作为西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世界观及普世价值观已在国际舞台广为传播。达赖喇嘛称自己一生肩负三个使命，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争取让人类充满欢乐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他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慈悲，并说如果未来能回中国，相信在这方面可以作出一些贡献；第二个使命是促进世界主要宗教之间的和谐及相互了解；第三个才是西藏问题，扮演西藏人民争取公义的代言人。第一、二将变成终生的使命，在全世界讲经。

  马克思反对剥削、关心贫穷的无产者，这一点也成为达赖喇嘛的追求。他表示：「马克思在经济学上不仅仅追求利润，也关心怎样将利润平均地分配给大家，让所有人享受这些利益。在实践中，从哲学的角度、世界观的角度，马克思强调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这和佛教的理念一样。」他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普世价值，信仰他的共产主义者都是诚实率直的，「如果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去作比较，我是支持社会主义的」。

  在欧盟，很多国家原来受马克思影响的社会党人听了达赖喇嘛的演讲，都趋前和他握手，称达赖喇嘛为「同志」。达赖喇嘛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公平的理念，但到列宁以後，有政治倾向、关注权力，开始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意识。一九一八年时在苏联有很多动乱、内战，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为了对付动乱、实现控制，形成了强权，孕育了独裁，以後就形成了制度，产生强制，对任何人都抱有极大的怀疑，这个时候就是斯大林时代。这种意识形态传播到中国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把世界观看得很重，但到邓小平时代，以经济为中心，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但也产生出很多弊端，例如出现贫富悬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黑猫越来越多了，而且是最黑最坏的黑猫。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选择毛泽东重视精神境界的理念」。

  事实上，达赖喇嘛也同样面对著时代的转折，要进行改革的思考。他推动实现了流亡政府的民主直选，建立议会制度，不断完善民主机制。并早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的讲话中就提出：「达赖喇嘛的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要由西藏人民作出决定。如果人民选择继续需要达赖喇嘛的制度，人民考虑产生的方式，也许像选举教皇一样，教皇去世了，从其他大的主教中选。」达赖喇嘛不排除可以实现一个大的喇嘛代替达赖喇嘛担负起职责的可能性。

  现在看来，回家的路要比出走的路更难行，达赖喇嘛表示：「逃出来时不须要经过任何批准，回去时却要经过批准。」但他还是认为，经过近期的五轮谈判，与北京直接接触的效果好多了，双方之间了解了彼此的思维方式，都更进一步了解对方的立场。达赖喇嘛透露，他的代表去北京受到很好的接待，会谈气氛也很好，「和中国外交部对外发言的讲话态度反差很大，所以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

  记者问，能不能像邓小平讲香港问题一样，表明西藏不独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反共，五十年後也不需要变，让人消除疑虑？达赖喇嘛说：「如果有用的话当然可以考虑，但要先决定有没有用处，还要徵求首席部长的意见。」

  五年前，西藏流亡政府首脑通过流亡藏民直选产生，达赖喇嘛称已处半退休状态，所有有关政治上的问题，都由首席部长桑东仁波且决定。达赖喇嘛表示，流亡政府支持他的中间道路，但现在有关对中间道路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我们会继续下去，只要作了努力，不成功也无怨无悔」。一九九二年达赖喇嘛就明确声明，如果有一天返回中国，他不会在西藏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不会是副委员长，也不会是自治区主席，什麽都不会有，做一个平凡的僧人。

  达赖喇嘛说，如果西藏人民还是需要依传统寻找转世，那麽，寻找转世的本意是为继续上一世达赖喇嘛未竟事业。

  达赖喇嘛说，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去世，那麽十五世达赖喇嘛要继续前世的未竟的事业，不是去破坏。「我在流亡中去世，就要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那麽达赖喇嘛的转世，只能出现在自由的世界里。北京肯定会任命一个，结果就会变成两个（达赖），我经常跟媒体说，以後可能变成两个达赖喇嘛，一个是官方需要的达赖喇嘛，一个是西藏人民心中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不希望这样的状况出现，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智慧尽早解决西藏问题。他笑言：「这也就是希望去五台山朝圣的原因。」

  汉藏民族几千年都和睦相处，达赖喇嘛对汉民族有特殊的感情，如果与欧洲人比，汉藏的习性更接近。达赖喇嘛也笑说：汉藏友好的话，一定可以互补有无，藏人可以给汉人精神食粮，而汉人可以给藏人食物。不过，达赖喇嘛的希望能否成真，还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解决矛盾的智慧。

  达赖喇嘛的生活很有规律，不出访时，每天二、三点晨曦未明时就起身，修行打坐，吃完早餐後处理公文、读书，中午十二时半用完午餐後接待客人，达赖喇嘛不用晚餐，晚上八点准时入寝。达赖喇嘛的身边人透露，他的身体非常好，在美国健康检查，医生都很惊讶，他的肺如二十四岁的青年人，在秘鲁爬山坡时，一个四十来岁的市长跟不上他。

  达赖喇嘛基本不看电视，主要是听广播，选的还是BBC，比较喜欢英国文化。无论是在行宫，还是外出访问在酒店，达赖喇嘛都尽量只开一盏灯，用水也不开大水龙头，家中喝水的水杯，还是五九年时从西藏带出来的。至今，达赖喇嘛手腕上带著的还是那块一九五二年和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一起购买的劳力士手表。他笑称还送到工厂修了几次，仍然可以正常运作。

  不久前，达赖喇嘛出访一个多月，去了日本、美国及南美的五个国家。在哥伦比亚，三个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要见达赖喇嘛，他的公开演讲都是二三万听众。在奥地利，全城人都走上街头迎候达赖喇嘛。而此时，即使坐在车上，达赖喇嘛也要把车窗摇下，向民众挥手致意。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有个患麻疯病的妇女向达赖喇嘛挥手，虽然她很脏，达赖喇嘛走下车抓住她的手就「吹」，为她加持，祝福她。在印度海德拉巴，住在饭店里，达赖喇嘛看到街上一个乞丐躺著，第二天早上还看到这个乞丐，达赖喇嘛就亲自送上一百元给他。

  美国攻打伊拉克，达赖喇嘛批评美国，有人觉得不利和美国搞好关系；达赖喇嘛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武力，这是他一贯的坚持。他会听别人的意见，但坚持自己的主张。提出放弃藏独时也有人提议，不要公开说，而是作为一张谈判的牌，达赖喇嘛不同意，指出：「我们讲的是真理，不需要当面一套背後一套。」

  每年，达赖喇嘛会捐出一、二百万美元给流亡政府，自五九年至九九年，他获得了五十七个荣誉博士头衔及奖项，已出版了超过五十本著作。他把版税都花在教育事业上，最近他捐赠了五万英镑（折合约八万七千七百美元）给即将成立的奥地利西藏文化中心。一位旅居巴西的华侨表示，达赖喇嘛很伟大，又很随和，令人敬仰。以下是访谈的内容摘要：

;最近中国宗教局长叶小文说，如果你放弃藏独就可以回西藏去，是否能再明确放弃藏独的信息？

  我的立场全世界都知道，我不寻求西藏独立。我们所在乎的是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环境保护。要让这一切都能继续延续其传统，管理部门需要内行或懂行的西藏人才行，要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像外交、国防等，我们没有任何经验，由中央政府负责再好不过了。

你再次重申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

  是的，这是我经常说的。但是，我有时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寻求独立已经说了千百遍了，就像念六字真言一样经常在念，他们还是不相信。

最近，西藏有僧侣毁坏神像（拉萨甘丹寺的护法神像），这被看成是达赖喇嘛的阴谋，你怎麽看？

  这留待你们自己调查最好。护法神问题达赖喇嘛五世时就存在。所谓「雄天」护法是邪源的一个魔鬼，各派有很多高圣禁止僧人去崇拜这个护法神，这是「雄天」护法神团体自己也这样说。三百六十多年，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以前我也曾经供过，後来我慢慢了解到真相，到一九七五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要害，提醒人民不应该去崇拜。现在一般供奉和崇拜「雄天」护法的很少。当我作了介绍後，供奉的大部分人也停止了。在印度大部分都放弃了，小部分慢慢蔓延到西藏境内。甘丹寺出了什麽问题，我完全不知道怎麽一回事。

  一般人讲到佛教，都认为仅是念念经、拜拜佛等的一些仪式活动，不管汉传、藏传佛教还是蒙古，都重视仪式、加持等，我一直认为这是错误的，藏传佛教的源头是那灿陀寺的传承，应该继续这样的传承，而不要去注重中间加进去的一些细微末节，并沉迷这些。按传承，拜神鬼本来就是错，你拜一个魔鬼更错，这都是宗教净化的问题。

你是说，这是一个宗教和文化的问题？

  是的，只是共产党将它政治化了。共产党不信教，共产党没有神，但我反对护法神，共产党就将之看得很重，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共产党将之政治化了。

你不久前呼吁保护皮草（裘皮），引起一场风波，根本原因是什麽？

  我们可以从西藏出版的图片、录像等看到，很多西藏人穿戴著很多的豹皮或虎皮等野生动物的裘皮制品。我是西藏人，我在西藏待了二十五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以前即使有也是很窄小的一条。印度境内的一些拉达克等以西藏人的名义做买卖，破坏环境的名声落到了藏人头上。之前我经常说，这样的追求是没有意义的，藏人应该去掌握知识。这样做，我感到丢脸，可能会有极少数西藏人会这麽做，但损害了大众的名声。这些话我经常说，所不同的是，这次听众变了，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西藏境内来的。

是从保护动物角度出发？

  是的。西藏人以前吃肉，牧区的食物就是肉类。但是，把肉类作为商品去交换、去买卖是很少的。以前流亡印度的藏人曾有过养鸡场，帮助西藏人的团体还建立了养猪场等。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是佛教徒，不能大量伤害生命，後来把养殖场关了。但在西藏这些都开始建立起来，又开始做肉的市场买卖。在康巴、果洛等地建立屠宰场，我认为应尽可能少杀生，少吃肉。我在六五年曾戒过肉，二年後肝有问题，医生建议吃肉，我吃肉非常少。现在印度绝大部分寺院，尤其是有几千人的大寺院，都不供应肉类。即使吃肉的杀生我都反对，为了它的皮毛、为了装饰去杀生更不行。对外国人我都是这麽讲的，有人穿戴著很贵重的毛皮大衣来见我，我都对他们劝说。

三月十日的讲话中你又提到要回国的愿望，能否实现？

  我一直说是去中国朝圣。一九五四、五五年在北京时就提出，要去五台山朝圣，在西藏人眼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地。藏人的说法是，你如果去了五台山，你会变得很聪明，变得很有智慧，我希望自己变得更有智慧。当年在北京时提出要去朝圣，政府说路况不好，这可能是事实。五四年到现在，已经五十二年了，没有接触，无从谈起。现在双方有接触，首先是代表团向北京提出，然後我才公开提出，那个愿望五十年了。

对可以在有生之年去五台山朝圣有没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因为中国也在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在发生变化，共产党也在变。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了，不像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时期是对共产主义真正信仰，而且努力地去实践，现在已失去了。毛泽东主要的问题是过於粗暴。他的逻辑性很强，方法粗暴。他的动机目的都不错。我在北京的时候，目标是共产主义，方法是社会主义，既有手段，也有目的。现在除了向钱看还是向钱看，没有目的。

你觉得主要的分歧和瓶颈在哪里？

  一方面中国政府并不真正了解西藏的状况，地方官员上报的情况都是莺歌燕舞，处於稳定、团结的状况，这是五十年代时就开始讲了，全中国人民大团结，各族人民大全团结，用西藏人民话说，这只是口头上的，不是心里的。我参加一九五四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那些代表讲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时大家都高举著手，但心里看不出有什麽真正的团结。

  宋庆龄跟我是一个级别，我们的座位总是排在一起，宋庆龄也喊大团结万岁，但可以看出她已经很疲倦了。西藏所有的干部都在讲大团结，但这些干部到达兰萨拉後，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不满情绪。我住在印度，离开西藏四十八个年头，来见我的有农民、牧民、僧人，也有党员干部，各阶层都有，而且有相当部分的人职位很高，他们都感到不满、遗憾，这对西藏不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什麽好处。这有害於团结和稳定，影响和谐。我们认为，只要让西藏人民感到满意就行了。如果让西藏人民满意了，团结就实现了，中央就不需要怀疑担惊受怕了。

如果汉藏问题不尽早解决，极端分子会否更激进？

  藏人会遭受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处於互不信任的状况。即使香港也会不安，还有台湾、其他少数民族也会感到不安。如果西藏可以实现真正的团结、和谐，境内的少数民族也会有正面影响，香港也会安心，对台湾的统一肯定会有好处，而且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间的形象。

  一些激进分子甚至扬言：达赖喇嘛在世，我们不得不尊重他的中间道路，如果他不在了，我们就有自己的自由。我认为，这种思维都是偏激的。

大家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你要尽早去五台山，最好北京的领导人也去，大家都更有智慧，想出好的解决办法。

  这个主意非常好。其实，共产党并不是不聪明，而是太聪明，对任何事情都抱著疑虑。所以他们去五台山愚笨些好，不要过分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 对中国政府有何期望？

  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是非常伟大的，是符合时代发展的，但和谐要讲信任，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一定要有透明度，要有言论自由。我们与北京政府有直接联系的渠道，如果和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我会写信，以前给邓小平写过信，给江泽民也写过信，但还没给胡锦涛写过信，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写信。

----《亚洲周刊》

青藏铁路开发  破坏超出想像

  据中国时报报导，青藏铁路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现代化铁路方式进入四千公尺高原区，复杂脆弱的高原生态系统面对铁路「侵入」与大批游客「凝视」所衍生的环保冲击，超乎人类的经验与想像。

   走遍大陆名山大川景点的台大建筑与城乡所所长夏铸九，近来与几位曾到过西藏的朋友一谈起青藏铁路的影响，大家最关心与担心者莫过於高原的环境保护问题。有「世界屋脊」美誉的青藏高原对人类与自然的重要性，在於青藏高原不仅是北半球气候的启动区与调节区，其高海拔、大面积的各式独特生态系更直接影响著长江、黄河等流域的稳定性。

  此外，青藏高原因海拔高、温差极端，整个生态系十分脆弱，根本经不起人为破坏，许多高原土壤层厚度仅一、两公分，遭破坏後需数万年才能复原，青藏铁路兴建环评报告也指出，遭破坏的植被若要重新恢复，时间至少要六十年以上。

   监于兴建铁路势必破坏沿线动植物生态，工程队伍在兴建青藏铁路格外谨慎，反覆勘查各便道、砂石料场地点，建筑废弃物一律外运并采取逐段移植方式尽量恢复原有植被生态，而为避免铁路切断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迁移路线，更在西西里、羌塘等自然保护区内设置卅三个野生动物通道，目的是将铁路对当地动物的生态影响降至最低。

   在营运後环保部分，沿途各无人车站、警示标志等采用太阳能发电运作，以减少燃油、燃煤所产生的废气，就连过去常见沿铁路排放的「人类废弃物」，也不准排放，全部原车回收处理。

   青藏铁路的特殊性在於无前例可循，夏铸九相当肯定大陆官方努力做好各项环保措施的用心，但其最担心的还是通车後大量游客进藏对高原环境造成的伤害，藏人又该如何因应游客的「凝视」。

大草原全成公路沙漠化明显

   「生态旅游」是近十年为兼顾环保与旅游喊出的口号，但夏铸九教授直言道，观光客都有花钱是大爷的心态，当游客要求住五星级饭店、要求去草原开车宾士时，「环保与旅游该如何兼顾？」

   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在西藏那曲地区尼玛县境内因生态旅游盛行，目前已出现一条当地观光业者私下戏称的「全世界海拔最高且最宽阔的公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全是到此享受宾士之乐的旅客，越野车留下的轮胎痕迹，至少上百条。

   青藏高原生态系的脆弱性与难以回复性也可从藏药经济看出，过去曾有药商发出口服液制程并大肆收购需十年生长期才能制药的红景天，结果导致该药用植物被挖掘一空，迄今十年仍无法再栽育出一棵新树。

   游客破坏青藏高原环境的後果早已在气候上显现，目前西藏自治区的沙漠化土地面积高达廿一万平方公里、足足是台湾面积七倍大，而青藏高原也成为全球重要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

   「为何游客到西藏不是体验当地传统牧民生活，而要过现代生活？」夏铸九教授点出关键是「人」如何看待其与青藏铁路、与自然间的关系，这是人类首次大规模进入高原地区，人们必须小心、谦虚地看待青藏铁路对高原环境的冲击，「毕竟谁都没有经验！」

第九届西藏宗教大会在罗布林卡召开

  第九届西藏宗教大会于6月26日在达然萨拉的罗布林卡文化中心召开，达赖喇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强调藏传佛教建立不分教派之团体的重要性。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席藏四大传承的领袖以及他们的代表，还有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代表等六十多人。第九届西藏宗教大会举行了三天，三天的会议中各位代表将对西藏佛教的转世灵童，佛法的传播，宗教人士学习科学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

流亡者的歌哭

---读《诗从雪域来》
唯色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在网上读到《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6年6月）的章节片断，此书已令我深切期待。即使如我这样一个多年生长在雪域大地上的诗歌写作者，曾经在拉萨长期担任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者，并且被傅正明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及的上百个藏人诗人之一，阅读此书的经验也是完全新异的、激动难抑的。

  为什麽会这样呢？是因为用中文写作的我，第一次由此结识了同族中用母语--藏文，和另一个异族的文字--英文写作的那麽多优秀的诗人吗？是因为在这些用三种文字写作的同族诗人当中，第一次读到了藏民族奉为珍宝（藏语称之为『仁波切』）的诸多精神领袖『具有透彻的内在智慧』（达赖喇嘛语）的诗歌吗？是因为就我个人而言，第一次知道了曾经受之影响弥深的众多西方诗人中最反叛的那个，--金斯堡，後来师从的竟是1959年以後流亡他乡的藏传佛教上师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正是《诗从雪域来》送给我的宝贵礼物。

  对书中出现的藏人诗人，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西藏境外的诗人中，从藏地流亡至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约七十位，包括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仁波切和喇嘛，以及1959年以後因父母流亡而出生於印度等地的有十多位，大多数用藏文写作，也有不少人兼用中文或英文写作；西藏境内的诗人有二十多位，用藏文和中文写作的分别过半，双语写作的极少；另外，在境内遭到囚禁的诗人包括僧尼将近二十位，基本上用藏文写作，也有个别兼用中文或英文写作。全部共计一百三十多位。

  可想而知，如此庞大的诗人歌队发出的是什麽样的声音？！我刚写了一篇名为《发出声音》的短文，感念於今日西藏的真实现状，忍不住质问：『西藏，你有你的声音吗？比如辨经时，双手击掌发出的声音，在西藏的所有声音中，应该只是其中一种，象徵伟大的佛法犹如真金不怕火炼。另外的，其他的，还有什麽样的声音呢？一个人，一群人，从内心发出的声音，有谁听见过？多麽不容易啊，在压抑中冲出喉咙的声音，为什麽，一出口就奇怪地变了调？或者，更经常地，是不是，还未来得及发出一个音节，便被那劈面而来的某巴掌、某鼻息甚至某眼神，给惊吓得硬是生生地全咽下，以至於几乎不敢吭声？』

  只有出走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只要出走，不管是1959年还是2006年，都是从此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流亡者。达赖喇嘛在前不久接受《亚洲周刊》的记者访谈时笑言：『逃出来时不须要经过任何批准，回去时却要经过批准』，在藏人们听来字字辛酸。更为铭心刻骨的是，每次听到达赖喇嘛在印度或者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时，总是反复提到『占却』（藏语，流亡）和『占却巴』（藏语，流亡者），这两个词就像深深的烙印，成为1959年以後的西藏民族和西藏人的显著身份。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诗人是用母语写作，还是用中文或者英文或者任何一种文字写作；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诗人寄居在达兰萨拉，还是寄居在纽约、伦敦、渥太华或者北京；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诗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多（安多，今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卫（卫藏，今西藏）康（今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地）老家；--都是流亡者，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者！傅正明先生为此感慨：『这个民族的集体流亡始终在向世人展示一个巨大的历史的伤口。』

  因此当我听见出生在印度的康巴後裔丹真宗智痛切诉说：

我是西藏人。

但我不是来自西藏。

从来没去过那里。

我却梦见

死在那里

   不禁想起一部纪录片里的镜头：一位在1959年以後流亡印度的老喇嘛，骑马至尼泊尔与西藏交界的某座山顶，眺望远方--那边，正是西藏，是他还在青年的时候就从此离别的故乡。几个在异乡长大的年轻僧人在悬挂五色经幡，风轻微地吹拂著，天高云淡，万籁俱寂。老喇嘛久久地伫立山顶，遥望家乡。久久地，他才叹道：我们的家乡是这样地美啊！说完，他的泪水夺眶而出。泪水从他已经去日无多的眼里奔涌而出，他竭力地压抑著，压抑著，终究失声痛哭……

  也因为历时半个世纪的流亡，不但在地理上造成人为的阻隔，致使以漫长的边境线为界，西藏民族被划分为境内藏人和境外藏人两大群体，在文字上造成的阻隔更是明显的，虽然出现了能够双语或者更多语言的诗歌写作者。而傅正明先生以经年累月的搜集、采访和翻译，将藏人诗人群体及其充满心灵真实的诗歌呈现于世人亦呈现於我们彼此（期盼《诗从雪域来》以及傅先生编撰的并将出版的《雪域歌声--西藏自由诗选》将来会有藏译本和英译本），个中意义，惟有我们更能体味。

  身为或者心为『占却巴』不但满怀乡愁，也昭示著悲剧命运。但在1959年以後的流亡岁月里，幸运的是，西藏民族拥有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的达赖喇嘛这样的精神领袖，而从伟大的佛教智慧中获益无穷的诸多高僧大德拥有如达赖喇嘛所言的『流亡中的自在』，所以会在既是诗歌写作也是修行之悟的开示中直指人心地呼吁：

决不退却，

莫问前路如何，决不退却。

在你们的国土

过多精力消耗在心机上

而不是用於心灵的发展。

捧出慈悲心--

不仅对朋友而且对所有的人；

捧出慈悲心--

为心灵和平和世界和平工作。

为和平工作，决不退却。

不管发生什麽，

不管你周围情境如何，

决不退却。

（--达赖喇嘛）

  从未有这样一本书，将西藏民族在这半个世纪以来的集体流亡--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通过一个个铭刻著西藏印记的西藏诗人在流亡生涯中的不尽歌哭，如此全面地、如此悲壮地呈现于中文世界，这是意味深长的，更是值得珍视的。但要说明，藏人诗人的歌哭并非一味悲情，创巴仁波切所预言的『我将在?喊和欢笑的同一时刻死亡和转世』，正是其歌哭的力量与美！成就这样一本书，没有一种真正的道义精神和人道立场是不可能的，虽然傅正明先生只是去过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未能到过境内广袤的藏地一步，却感同身受著藏人的流亡之苦，替藏人传达那歌哭的力量与美，故而达赖喇嘛在给《诗从雪域来》的序中动情评说：『这种同情、尊重和倾慕，是极为令人鼓舞的源泉』。

  由衷地希望有那麽一天，我能够向倾注心力为西藏、为中国更为世界写下《诗从雪域来》的汉人流亡者--傅正明先生，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这恰如创巴仁波切的诗句：『出於欢乐和尊重，我把它奉献给你』！

2006-6-19，北京

达赖喇嘛为华人弘法

  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专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举行法会，有近千名华人前来沐浴佛法甘露。

  24日早晨，来自台湾，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佛教信徒聚集在达蓝萨拉大乘法苑用华语颂了心经後，达赖喇嘛首先简要介绍了西藏佛教。之後开始讲授有寂天大师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由於中国政府对公民出入境控制的放松，华人前来达赖喇嘛座前求法的状况越来越多。法会于7月1日结束。

《诗从雪域来》读後

茉莉

  携带著古旧的木碗和念珠－－藏传佛教的导航图，被迫离乡背井的西藏流亡者，自雪域迁徙到佛陀的故乡印度，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一首古老的西藏寓言诗，早就预示了这个民族的命运：『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的领域。』

  在佛法流传世界的同时，无法改变宿命的西藏流亡诗人，也将沉重的乡愁和悲剧精神，结晶为一朵朵诗歌奇葩。1998年我在印度达兰萨拉访问时，曾问过藏族诗人霍藏久美：『流亡是你们民族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段时期的诗歌，其内容主要是什麽？』他的回答非常简短：『哀歌。』

  四十余年来，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翻身农奴把歌唱』一类的藏族文学艺术，却从未聆听过真正的雪域诗歌和流亡者的哀哭。近年来，身为汉族流亡者的傅正明，成了采撷西藏流亡诗歌奇葩、并追溯其根系的有心人。曾专攻过『文艺美学』的他，被藏族流亡诗之美--一种揉杂著痛感的悲剧性美感震撼了。

  一埋头下去就是七、八年，傅正明广泛接触以藏语、中文和英语写作的藏族诗人，并前去印度流亡藏人社区采风，搜集和翻译大量诗作并进行评论，终於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2006年）一书。

◎达赖喇嘛作序特别动情

  为傅正明此书作序的达赖喇嘛说：『我特别动情地读到一位同样流亡的中国兄弟在某种感召下，编撰和即将出版的诗集《雪域歌声--西藏自由诗选》，以及撰写的富有诗意的著作《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我觉得，这种同情、尊重和倾慕，是极为令人鼓舞的源泉。』

  至今为止，中文世界里尚未有一本书，像《诗从雪域来》这样系统地、多角度地介绍和评述当代西藏流亡诗歌，透视藏人真实的思想和情感，把读者带入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在当代汉藏文化冲突和交融、西藏诗歌与世界文学合流的广阔背景上，此书生动地描述和剖析了大量优秀诗作。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西藏人流亡的艰难，分享他们流亡中的自在，体会他们的痛苦和欢乐。

  达赖喇嘛谈到这位中国兄弟获得了『某种感召』，对傅正明来说，这种感召即美之召唤。在当代汉语诗歌变得轻浮萎靡之际，藏族流亡诗歌却流光溢彩、美不胜收，这是什麽原因呢？雪莱认为：『我们最甜美的歌，是那些倾诉最忧伤的思绪的。』

  在几十年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之下，这个原本乐天知命的佛教民族，经受了深重的苦难，他们的诗人因此无法浅薄，他们的哀歌无法不触动人心。『唯有歌声是自己的。』『我带著孤苦的灵魂浪迹天涯 /我怀著瞳朦的希冀漂泊四海。』（旦真旺青《高原孤狼》）

◎奥德赛大漂流融合异质文明

   令西藏流亡诗歌美不胜收的另一个原因是，由於不幸的流亡，西藏诗人把他们随身携带的民族文化融入西方文明，同时接受异质文明的碰撞和滋养，这样，多种文化的融合，酿成流亡诗歌异同寻常的丰美。

  诗人创巴仁波切曾将西藏民族的流亡比况为『奥德赛大漂流』。傅正明认为，两千多年之後藏人的流亡，与奥德赛有所不同，它不是希腊人徵服特洛伊之後的那种回归家园的漂泊，而是一个民族被桎梏之後向异域迁徙。

  在傅正明此前的著作《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中，曾揭示了一个富於文化意味的隐喻：一种文化不管它如何辉煌灿烂包容万象，它的陈　痼疾，只有在另一种文化的氛围或语境中，才能真正得到治愈。

  这一见解，是根据爱尔兰诗人席慕·希尼改编的一部希腊戏剧总结概括出来的。在剧中，远徵特洛伊的希腊神箭手菲罗克特忒斯在途中被蛇咬伤，伤口化脓疼痛不已，因此被遗弃在荒岛上。後来希腊勇士攻城不克，派人到荒岛把神箭手接到特洛伊战场。只有在这个异域的战场上，这位勇士才真正治愈了他的蛇伤，恢复了英雄本色。

  西藏文明自五十年代以来遭遇的创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人类杀劫』（唯色语）的惨痛，远远甚於菲罗克特忒斯的蛇伤，但其古老文化的辉煌，藏传佛教的圣境，由於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流亡诗人的发扬光大，而得以彰显於世。

  西藏流亡者首先在印度寻找精神家园。丹真崔利在诗里吟诵道：『印度，我觉得我会很快离开它 /这片富於诱惑力的土地 /我们在这里寻找祖先的足迹 /拾回童年的记忆 /峡谷和草原上的记忆 /钟声缭绕歌曲飞扬的记忆 /我们在这里开始阅读我们的历史 /恢复我们根植心底的自豪 /重申我们对自由的许诺。』

◎西方西藏诗人相互迷恋

  在该书中，傅正明介绍了一批用英语写作的西藏诗人。他指出：『使藏人的英语诗成为一种特殊艺术品的，不是他们把玩英语语言的本领，而是从他们血管里流出来的西藏性格。』西方人对流亡诗人英语诗中的西藏性格如醉如痴，例如藏传佛教噶举派大师创巴仁波切，他的英语诗曾经迷倒了以艾伦·金斯堡为代表的一代美国人。

  与此同时，西藏流亡诗人也为美国诗人著迷。创巴曾在他的英文诗集《初念最佳》的自序中，谈到他和许多美国诗人接触後所留下的印象：他们『或如珊瑚蛇，或如嬉戏的鹿，或如成熟的苹果，或如一听到声响就会匆促判断的德国牧师，或如小心翼翼留心自己的松鼠，或如羽毛脱落却仍然喜欢炫耀的孔雀，或如只会学舌却佯装为阐释者的鹦鹉，或如啃书本哪怕撑死自己的书虫，或如庄严却偶尔发生雪崩的山峰，或如把天地连为一体的浩瀚的海洋，或如自由地飞翔宏观地鸟瞰世界的鸟儿，或如既尖刻又善意的值得信赖的狮子。我与这些美国诗人相遇，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

  初到美国的西藏流亡者，就像诗人萨卡巴吟诵的：『惊醒在一个国家破碎的梦中 /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阳光下。』惠特曼的精神感染了一代流亡诗人。学习欧洲文化的西藏诗人还发现，希腊精神的本质，即对於崇高、坚忍和静穆的崇尚，也是藏传佛教的题中之义，他们的诗作因此体现出东西方文明的交融。

  傅正明指出，在对异域文明采取开放接纳态度的同时，西藏流亡诗人仍然固守本民族的传统和信念。正如女诗人松秀吉《阿尼玛沁雪山》一诗中写到的：『祖孙三法王的陵墓在我内心深处扎根 /雪域盛衰的创伤在我的血液中跳跃』。他们的乡愁里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集体意识，具有一种神圣性。

◎将散金碎玉缀成艺术整体

   如前所述，由於深重的苦难和异质文明的滋养，西藏流亡诗歌在颓废的时代一支独秀、光彩照人。但这些美丽的诗歌却以各种语言散落在世界各国，鲜有文学研究者去挖掘研究，更不为广大中文读者所知晓。

  《诗从雪域来》一书出版的意义就在这里。该书记录了西藏流亡诗人的吟唱、诘问和呐喊，讲述了他们带著血泪而又刚健的故事，表达他们求真、受难而不屈的精神。作者把从各处采集来的散金碎玉，缀成一个富於哲理、充满美感的艺术整体，并把它置於可资比较的文化景观旁边给予分析，其独特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开放》杂志六月号

流亡藏人庆祝噶玛巴诞辰日

  6月26日是第十七世噶玛巴二十一岁诞辰日，流亡藏人和世界各地的信众们在噶玛巴驻锡的上密院举行活动欢庆生日。台湾有海涛法师为首的三百多名信徒专程前来祝贺，来自不丹、锡金、拉达克以及流亡藏人各学校团体的代表表演了传统节目。

  西藏流亡政府全体内阁成员以及议会代表、大法官等出席并发表讲话表示祝贺。

在怀疑中求真
-----悼念著名西藏学者达瓦诺布

傅正明

  读到诗人安乐业的《巨星埙落--有感於著名世界级西藏学者达瓦诺布博士逝世》，获悉这位名重一时的藏学家正当盛年，竟不幸於2006年5月29日於印度德里病逝。诗人在这首诗的起首几行，这样直接向正在转世的「中阴」路上的达瓦诺布致辞：

  您曾照耀过世界之空/背负起一个苦难民族的宿命前往/冲破那人为篱墙的牢固/一路哼著一曲犁牛无瞑的歌谣/脍炙人口的曲调震撼了世界/也催醒了宿命中挣扎的一代

   达瓦诺布（Dawa Norbu）曾经照耀过藏学领域的主要著作，是他以英文写作1973年出版的《红星照耀西藏》（Red Star Over Tibet）。作者1949年生於西藏日喀则萨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来岁即流亡印度。七十年代初，他写作该书的动机之一，也许是要回应他在印度大学遇到的一群毛派学生，试图阐释共产主义对於西藏农牧民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他离开西藏时，已经是一个可以记事的孩子了，他一家的生存状况和切肤之痛，写出来就是第一手的历史见证。对於1959年发生的那场汉藏武装冲突，以及随後的达赖喇嘛和藏人大流亡，他是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来观察的，并经常采用他母亲的叙述，超越了汉藏两方面各有偏颇的叙事模式。可惜的是，值得一读的「震撼了世界」的这本书，出版三十年後西方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仍然在读的这本书，至今还没有中译本。

  1976年，达瓦诺布到美国求学，在加洲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後，一度在美国任教，回到印度後，长期在尼赫鲁大学亚洲系藏蒙满历史教授。日益成为学院派西藏学者的达瓦诺布，相继出版了《西藏：未来之路》和《中国的西藏政策》。

  达瓦诺布在他的著作中对汉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西藏的所谓「和平解放」，是如何伴随著残酷的暴力、酷刑，谋略和宣传的，从而以一种新的压迫代替了旧的压迫，中断了西藏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达瓦诺布笔下的西藏，既不是喇嘛和贵族的天堂，也不是西方探险家眼里的香巴拉，好莱坞影片中浪漫化的王国，更不是共产党红色宣传中农奴彻底「翻身」的土地，而是普通的西藏农牧民日常生活中的西藏，道地的草根层的西藏。在他看来，如果说，旧西藏政府是腐败无能的，是封建主义的，那麽，中国的统治，「尽管借用了一切革命的辞藻，从根本上来说，是殖民主义的，不人道的，暴虐的。」他因此同时追究藏人的病根，尤其是上层人物的渎职。他指出，「我要断言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藏人对我们自己的悲剧是负有责任的」。安乐业以「一路哼著一曲犁牛无瞑的歌谣」这一艺术形象，生动地捕捉到达瓦诺布的生命意识和写作特色。

  也许由於这样的原因，达瓦诺布在抨击中国的官僚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时，并不特别亲达赖喇嘛。他曾拒绝在流亡政府中任职，决意走独立的学者道路。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达瓦诺布的思考与达赖喇嘛殊途同归，他用自己的学术思想支持了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的诉求、谋求西藏自治的中庸之道。他寄希望於中国的，是未来的联邦制。

  可是，在七十年代，达瓦诺布一度被他的流亡的同胞指责为改宗基督的藏人，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偶像破坏者，甚至被怀疑为中共间谍。这些谴责，令人想起现代西藏的 大学者根敦群培曾经遭遇的误读和磨难。如此境遇中的当事人，能够设身处地的诗人安乐业，「心在流血流入无垠的内脏深西藏处」，并非过分的夸张。

  达瓦诺布曾经说过，「二十世纪的西藏已经如此令人困惑，如此政治化了，我因此怀疑就这一论题所写的几乎每一本书。」因此，这个并非佛教徒的西藏学者的一生，是在怀疑中求真的一生，他的著述，是在怀疑中走向信仰，在求真中趋向佛家的慈悲和智慧的硕果。

──原载《民主中国》

联合国难民署官员探视西藏难民

  据挪威西藏之声记者阿旺仁情发布的消息，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在联合国驻尼泊尔难民署西藏办公室的特别组织下，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举行了纪念世界难民日活动。联合国驻尼泊尔难民署西藏办公室官员，LWF基金会，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工作人员以及最近抵达尼泊尔的西藏难民一起纪念世界难民日。联合国官员向西藏难民表达了最亲切的慰问。

   在纪念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负责人伦珠多杰特别对联合国难民署和LWF基金会长期对西藏难民的关爱和援助表示感谢。并表示，西藏人流亡的主要原因是:宗教，政治和教育所造成的。其目的是在这些领域继续深造和求生存。LWF基金会成员苏妮塔女士在仪式上介绍了今年世界难民日的意义。她说:世界难民日对於受政治和宗教压制而逼迫远离故乡和亲人的难民，并不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但是，人们这天将更加难忘侵权者的重重罪行。她强调，今年世界难民日是为了保护人身自由权，让国际社会记住难民的处境以及提醒他们应该付出更多的爱心帮助难民。联合国难民署西藏办公室代表多格拉斯发表讲话时表示：联合国的目标是保护难民免遭遣返和继续受侵略国的压迫和统治。同时，对流亡藏人安全抵达印度进行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希望未来给予返回西藏的藏人提供援助。多格拉斯还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纪念世界难民日的讲话。

欧议会吁尼恢复西藏难民政策

  挪威西藏之声5月23日报道： 5月18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案，呼吁尼泊尔政府恢复允许逃离西藏流亡印度的难民途径尼泊尔边界入境印度的政策。

   决议案批评尼泊尔2005年作出暂停发放西藏难民入境印度通行证的决定。由於尼泊尔的这一政策导致数百名逃出西藏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无法顺利入境印度，逼迫滞留在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中长达数月。欧洲议会在决议案中呼吁尼泊尔政府让滞留在难民接待站的西藏难民尽快入境印度。

支持西藏人士在北京抗议被捕

  6月30日，中国警方在北京火车站逮捕了三名支持西藏人士，其中有一名美国妇女，一名加拿大妇女和一名英国妇女。她们抗议中国修建铁路是为了消灭西藏。这些支持西藏人士高举写有『中国修建铁路是为了消灭西藏』等的横幅举行抗议。随後不久她们即被安全人员逮捕。目前尚无有关她们的更多消息。

  7月1日，火车将开抵拉萨，因此，这些支持西藏人士今天展开这一抗议活动的。这些支持西藏人士中有「自由西藏运动组织」的成员。

西藏召开文革式批斗达赖大会

   (星岛日报报道)在流亡海外多年的达赖喇嘛多次向北京示好、表达返国的意愿之际，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前日特地在拉萨召开「揭批达赖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罪行大会」，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廉和白钊称，达赖的根本目的就是推翻中共的领导，「我们一定要认识上不幼稚、政治上不糊涂，行动上不动摇。」

  当日的大会由西藏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光文主持，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孙岐文、马泽碧出席，原西藏人大常委会一批官员和人大机关全体官员共一百多人参加会议。

  赵廉、白钊在发言中指出，达赖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在西藏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度，恢复其在西藏的统治，使西藏人民重新沦为奴隶。

  「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高度警醒，自觉做到思想上不天真，认识上不幼稚，政治上不糊涂，行动上不动摇，坚定地站在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勇敢地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的历史重任。」

  李光文主持大会时强调，要特别加强反分裂斗争和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立法工作。他说，反分裂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政治任务，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名机关代表也上台发言，「深入揭批达赖」。

新书简介:《诗从雪域来》

   《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是一本评述当代西藏流亡诗歌的专著。在某种意义上，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和大批藏人被迫流亡以来，真正的西藏诗人无不经受著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他们在放逐或自我放逐中以藏语、中文和英语写作。本书涉及的许多优秀诗作，系第一次译为中文，展现了西藏诗人真实的民族情感、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携带的藏传佛教的神秘色彩，并第一次得到系统的多角度的透视。在当代汉藏文化冲突和交融，西藏诗歌与世界文学合流的广阔背景上，全书生动地描述和剖析了西藏诗人流亡的艰难和流亡的自在，他们沉重的乡愁和非暴力抗争的悲剧精神。他们的故事和诗情，是说不尽的民族寓言。

达赖喇嘛序

   西藏拥有的悠久的诗歌传统根植於梵文衍生出来的古老形式。在过去，精神上杰出的修行者往往以韵文来表达其成就或教诲弟子，伟大的瑜伽师密勒日巴堪称这一传统的典范。

   在现代，随著读写能力日益普及，一种更为世俗的西藏诗歌传统已经浮现出来，表达了诗人们的憧憬和热望。鉴於西藏身经艰难的历史阶段，藏人的民族认同感处在威胁之下，这些诗歌中的许多篇什尤为沉痛，令人伤感。

   我特别动情地读到一位同样流亡的中国兄弟在某种感召下编撰和即将出版的诗集《雪域歌声---西藏自由诗选》，及其撰写的富於诗意的著作《诗从雪域来 ---西藏流亡者的诗情》。我觉得，这种同情、尊重和倾慕，是极为令人鼓舞的源泉。

释迦比丘 丹增嘉措（签字）
2005年2月24日(傅正明译 )

著者简介：

   傅正明，1988八年毕业於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居瑞典。主要出版物有译著《古希腊喜剧艺术》(英译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论著《在波兰的废墟上 ---辛波丝卡的诗歌艺术与文化传统》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黑暗诗人---黄翔和他的多彩世界》（美国柯捷出版社，2003年），《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作者後记

   1993年，我从中国大陆漂泊到香港，不久便移居瑞典。我开始给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创办的《民主中国》杂志写稿。在这份中文杂志上，时而读到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青年藏族诗人旦真旺青的优秀诗作。『同是天涯沦落人』，旦真旺青以他漂泊的诗情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激起我的共鸣，引发了我对西藏流亡诗歌的注意。

   1998年春，茉莉从瑞典前往印度藏人流亡小区达兰萨拉访问，归来後写成《我的达兰萨拉之行》一文。这篇报告文学有一节题为『下了雪山的藏族诗神』。诗人霍藏久美在回答茉莉的提问时，以『哀歌』一语概括了西藏流亡诗歌的主题。我和茉莉在波罗底海之滨的松林中漫步时，曾围绕著『哀歌』和『颂歌』探讨西藏问题。我们这样来自大陆的学人，开始跳出中国官方宣传的窠臼思考问题，了解藏人的苦难及其悲剧性的诗情。

   茉莉把她所结识的几位西藏诗人朋友介绍给我，我开始翻译他们的英文诗歌。拜计算机网络之便，我发现了多位以英文写作的西藏流亡诗人。尤其是邱阳 o创巴仁波切传奇性的一生，引人瞩目，其诗作世俗情感和宗教精神并重，既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又保持了西藏文明的特色，这对於向来喜好翻译的我也提出了挑战。有心对原作译诗进行比较的读者，不难发现拙译之『信』，但有时也有颇具创意的译笔。 西藏流亡诗歌，与那些我们听惯了的『翻身农奴』之类的『颂歌』相比，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领域和心灵世界。我开始思考，这两个西藏，既在地理上隔开又在精神上有别的两个西藏，究竟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更能锤炼出艺术的真实，伟大的文学。我进而开始系统地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研究西藏诗歌。

   流亡诗人丹真宗智在《硬币的第三面》一诗中说，一枚硬币不但有正面和背面，而且有第三面---使它成为有一定厚度的圆形体的环面：『好坏，真假 /爱国、叛乱 /往往形成 /一枚硬币的两面。//可是第三面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想了解。』有鉴於此，我不但要发掘中文读者一般难於了解的西藏问题的第二面，而且要力求解读更难把握的第三面，那就是正统的历史刻意回避没有记载，或肆意歪曲、抹黑的历史，藏人审美的历史，心灵的历史。要发掘这样的历史，同时意味著我与生我养我的故园有了遥远的距离之後，回过头来真正认识自己的祖国，认识古老的中国所处的极权专制这一历史阶段的国家形态。

   2004年5月，我应邀访问达兰萨拉。我对负责接待我的当时的中文杂志《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说明：此行的来意，主要是想结识、采访几位流亡诗人。『诗人？』达瓦笑著说，『满街都是。』他的口气，似乎含有一种对被称为诗人或自命为诗人的同胞的揶揄，这也许是因为就创作量而言，他们写诗不多，有的还没有出版过诗集，也没有任何官方的或文学团体的承认，没有所谓『诗人许可证』（License of Poet）。可是，我不断在那些流亡者身上发现真正的诗人本色，也不断读到他们的绝无无病呻吟，总是情感真挚，言之有物的诗作，它们给我带来的审美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与我客居瑞典相比，这些诗人流亡在贫穷的印度，其生存条件要差得多。他们中的有些人，也躁动著闯荡西方世界的欲望，但更多的人，出於对西藏民族事业的忠诚和挚爱这个『小西藏』的民族氛围，甘於贫寒，长期厮守达兰萨拉。他们的遥远的梦，是自由地重返那个『大西藏』。

   在我留恋踯躅达兰萨拉的街巷山头之时，曾经在那里寻觅诗歌的旦真旺青已经翻越雪山潜回西藏而失踪了。几年前同样潜回西藏的丹真宗智，向我叙述了他在拉萨被抓获被关押和驱逐出境的经历，展示了他在监狱里留下的双重伤口，肉体的和心灵的。在短暂的访问期间，尽管我到处打听诗人，後来发现，我仍然遗漏了一个藏龙卧虎的诗歌学校 ---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有关『悲剧精神』的章节，论及两位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诗人。

   我拜访了年纪略大的少年诗人十七世噶玛巴，由於来去匆匆，没有机会晋见年龄最大的流亡诗人---十四世达赖喇嘛，这也许是终身遗憾了。有幸的是，达赖喇嘛阅读了我自己英译的部分章节，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我和本书编辑廖志峰先生商榷书题，几经推敲，最後定为《诗从雪域来 ---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时，我严肃地回味著达瓦的那句戏言，我想到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的观点:人人都有在脑中生成审美意象产生作品的能力……。换言之，人人都是诗人。这句话无疑更适合於藏人---包括流亡藏人和中国境内的藏人。同样，西藏流亡诗人，也包括扎根雪域或在神州漂泊的独立写作的自由诗人。女作家、诗人唯色的《西藏笔记》被查禁作者本人受惩罚之後的境内流亡，就是生动的说明。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得到许多藏族朋友的帮助，例如阿沛 o晋美 ( Ngapoi Jigme)、达瓦才仁 ( Dawa Tsering )、桑杰嘉 (Sang Jey Kep )、安乐业 ( Namlo Yak Lhade)、吉姆措 ( Chakmo Tso )、达拉嘉 (Thaklha Gyal)、疆白平措 (Jamphel Phuntsok)、唯色、古若多杰 (Guru Dorje )、丹真宗智 (Tenzin Tsundue)、布琼索南 ( Bhuchung D。 Sonam )、玛交巴塔 (Chopathar Waye Mache )、洛桑曲培( Lobsang Chophel )、白登加 ( Palden Gyal )……。他们或提出建议，启迪了我的思路，或帮我搜集资料，提供作品、包括自己抽屉里的手稿，或协助我翻译、校对诗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是难以完成，难以以现在的面貌付梓出版的。对上述藏族朋友和无法一一提及的朋友，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荣获赖喇嘛热情为序，陈义芝先生撰文推荐，又承蒙余英时教授、金介甫 ( Jeffrey C。 Kinkley )教授、金恒炜总编辑、王力雄和唯色等作家郑重推荐，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撰写本书，我曾奔走在达兰萨拉西藏文献图书馆，美国纽约的喇孜（Latse）当代藏文化图书馆、法拉盛图书馆( Flushing Library )和大英图书馆，在各种著作、诗集和报刊杂志中博采沉奥、撷英集萃，得到图书馆管理员的大力协助，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最後，衷心感谢台湾允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慨然接受本书的出版。廖志峰先生在与我联系商榷编辑事务的过程中，已经成为我心灵相通的朋友。本书的出版，至少使得我采撷到的一颗颗西藏诗歌明珠不再在中文世界长期埋没无闻。

学者评说中国抗议欧盟
允许达赖喇嘛访欧

   VOA记者东方：中国星期四抨击欧盟允许达赖喇嘛访问欧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我们已经多次重申了中国中央政府在达赖问题上的政策。达赖是一个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我们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为他从事这样的活动提供场所和讲台。我们已向比利时就达赖访问进行了严正的交涉。』

  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分析说，中国这次对达赖喇嘛访问欧洲的反应是例行公事。他说：『我觉得这次没有和中国政府原来的立场有什麽不同。在中国政治的大范围里面，有几个最敏感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西藏问题。打个比方，如果陈水扁访问任何外国，中国政府当然要抗议了。除了西藏独立问题，还有新疆独立问题、台湾问题、法轮功问题等等，中国都会抗议的。随著中国经济、政治、包括军事的力量越来越大，中国抗议的能量也越来越大，各国对中国抗议的在意程度也越来越大。』

  达赖喇嘛计划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以及一些议员。达赖喇嘛已经多次表示，他不寻求西藏独立，只是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指出：『现在达赖喇嘛的立场已经是相当的缓和。他已经放弃西藏独立，只是说要真正自治。现在的西藏虽然称为是西藏自治区，但是，的确共产党管得是太多了。所以，达赖喇嘛要求真正自治。这个诉求已经是非常缓和，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据我了解，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里面的那些年轻成员，他们的立场要激进得多。』

  印度的喀拉拉新闻分析说，尽管中国对达赖喇嘛仍然存有戒心，但是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国的接触已经在2002年恢复。最近的一次接触是在今年2月。尽管达赖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方面的会谈有助於加强双方的了解，但是，关於西藏的根本份歧仍然存在。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最近报导了有关北京挑选的班禅喇嘛在云南活动的情况。中国媒体报导说，5月19日至29日第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到云南参观学习并举行佛事活动。他表示，希望藏传佛教界人士为发扬光大民族团结传统、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做更多事情。

  美联社说，北京认可的班禅转世灵童很少在媒体公开露面。在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北京与达赖喇嘛发生严重分歧。

   班禅是藏传佛教的第二号人物。在十世班禅圆寂之後，西藏流亡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认定了曲吉尼玛为转世灵童。而中国政府另起炉灶，在1995年另选当时才6岁的坚赞诺布为班禅转世灵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达赖喇嘛认定的曲吉尼玛只是一个普通的西藏儿童，不是转世灵童，现在正过著『幸福正常』的生活。不过，国际人权团体声称，自从1995年以来，曲吉尼玛一直被中国政府软禁，没有人知道他在什麽地方。国际人权团体称他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

  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少民分析说：『在国家对宗教的管制方面我们可以分为三档，一档是没有宗教自由，现在的民主国家中，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越来越少，因为不可能嘛。第二档，是宗教容忍。欧洲大部份国家是以基督教为主，其他宗教则采取容忍的态度。第三档，美国是宗教自由。任何宗教都可以存在，政教分离，各种宗教互相竞争，形成一个宗教的自由市场。』

  李少民认为，放弃一党专政才有真正的宗教自由。

在中国看不到西藏

  综合报道，5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题为自由中国的会议上，来自成都大学的法律教授王怡指出：『因为关於西藏的任何事情，媒体会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惹麻烦。所以他们基本上，包括在中国自由化的媒体里面，几乎看不到西藏的任何一点消息。你如果到中国去翻阅报刊杂志，你会产生一个疑惑，你会想：西藏是不是已经独立了？西藏是不是已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因为你看不见。』

西藏女性政治犯尼玛曲珍提前获释

  美国之音记者钱卫报道／6月14号，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要求中国外交部公开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尼玛曲珍案件的最新情况。尼玛曲珍是在西藏被当局关押的最後一名已知的女性政治犯。今天对话基金会证实尼玛曲珍已经提前获得释放。

  两天前，北京当局在给对话基金会回复的一个电子邮件中证实，尼玛曲珍已经提前获得释放，释放日期是2006年2月26号。

  在此之前，尼玛曲珍被以分裂国家罪监禁了很多年。获得释放之前，她还有一年的刑期。

  尼玛曲珍和她的丈夫晋美旦增是拉萨的加措儿童之家的创始人。2000年9月，她被以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刑。具体罪名是她据称同一个反对中国当局的抗议事件有关联。那次抗议事件发生在1999年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

  拉萨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尼玛曲珍10年徒刑。她的丈夫被判无期徒刑。当局还关闭了加措儿童之家。

  2002年9月，尼玛曲珍获得第一次减刑，她的刑期被减少了一年。2004年，她又被减刑一年。

  她获得释放的日子正好在对话基金会宣布她的丈夫的无期徒刑被改为19年徒刑的前一天。晋美旦增将在2021年刑满。

  一个同尼玛曲珍的家人关系密切的人士证实，尼玛曲珍已经获释，她现在跟自己的儿女们在一起。尼玛曲珍还到另一所监狱探望了她的丈夫。

  对话基金会为了帮助她获得释放，提醒中国当局尼玛曲珍在狱中表现很好，而且她在7岁的女儿出生後不久就被逮捕。

   对话基金会主席康原说，争取尼玛曲珍提前获释是他今年2月中旬访问北京的首要议题，他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不过他也是最近才得知尼玛曲珍获释的消息的。

   康原介绍说，同中方接触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外交部，但有关信息是来自公安部。

   康原表示，很难说尼玛曲珍的获释预示著北京政府的政策有什麽改变，但让他不理解的是，尼玛曲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犯人，中国当局为什麽没有早一些公布她提前获释的消息。

   康原说：『我不知道为什麽不在胡锦涛访问之前宣布这个消息，特别是透露给美国方面。如果那时候宣布提前释放尼玛曲珍看上去会很好。』

   康原提到，尼玛曲珍获释正值藏历新年，回家不久就获准探望被关在另一所监狱里的丈夫，而这也是他大力推动、希望能够实现的一件事。

   康原最後谈到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间的接触和对话。康原说：『我认为这些讨论会继续下去，双方对对方的立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最终可能会产生一些成果。』

六名藏人遭到尼泊尔的驱逐

  挪威西藏之声6月14日报道，尼泊尔移事务署以非法入境之名对部分居住印度而进入尼泊尔的藏人进行了罚款，并遭驱逐。另外，还逮捕了三名经尼泊尔返回西藏的藏人。

   据挪威西藏之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青报道，尼泊尔警察在堂古日检查一辆从印度驶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巴士时，发现乘客中九名藏人没有任何入境的手续而遭当场逮捕，并转交尼泊尔移民事务署。

   据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工作人员透露，尼泊尔移民事务署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对九名西藏人各罚款了7350尼泊尔卢比。其中六名藏人持有印度西藏难民证，上缴罚款金後6月12日强制驱逐出境。另外3名西藏由於无法上缴罚款金额而仍然关押在加德满都监狱中，他们是经尼泊尔返回西藏的藏人。

  另据介绍，尼泊尔政府由於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对其境内流亡藏人的活动多有限制，之前，已经有十余人因没有合法证件而被判刑。

西藏流亡政府称北京对其立场曲解

  美国之音华盛顿2006年5月26日报道，中国官方藏学研究中心一位官员表示，达赖喇嘛特使在与北京政府接触时，提出了两个北京不能接受的要求，一个是高度自治问题，一个是大西藏的问题。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中国的这些说法是对西藏流亡政府正式立场的曲解。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与北京中央政府代表维持著断续接触。自2005年以来，双方进行了5次接触。在如何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尽管双方都声称这些接触是有益的，但双方的立场没有明显的接近。

  北京一直指责达赖喇嘛不肯放弃谋求西藏独立的『野心』。达赖喇嘛则反复表示，他谋求的不是西藏独立，而是藏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但是，北京方面除了对达赖喇嘛进行原则否定之外，几乎没有对达赖喇嘛或西藏流亡政府的具体谈判立场进行评论。

  路透社星期五从北京发出的报导说，中国官方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表示，达赖喇嘛的特使在和北京政府代表接触时提出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高度的或真正的自治，一个是大西藏。拉巴平措说，达赖喇嘛提出的这两个要求不符合历史，制造了重大障碍，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

  西藏流亡政府新闻与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达瓦次仁表示，来自北京的这些说法是对西藏流亡政府正式立场的曲解。达瓦次仁说，『高度自治』并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说法。

  他说：『西藏流亡政府的要求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落实这些权利，所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自治制度。』

*要求北京不沿用满清分治手法*

   关於大西藏问题，也就是所谓西藏区域范围还包括四川、青海、云南部份地区的问题，达瓦次仁说，中国所说的不符合西藏历史的说法，也是文不对题。他说，假如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是西藏彻底独立，人们自然可以讨论在历史上哪一个时期，某一区域属於哪个国家。问题是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并没有要求西藏独立，而只是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平等对待西藏民族，让藏民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要求北京政府不要沿用满清政府采用的统治手法，任意分割藏民族的区域，对藏民族实行分而制之。

   他说：『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藏民族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这就是说，这一切都不违背宪法。』

因为铁路通车，被迫取消法会

  挪威西藏之声驻尼泊尔记者6月22日消息，原计划由拉卜楞寺第八世图丹嘉措于七月份举行的时论金刚大法会却因逢敏感时机等原因而被取消。

  虽然举行时论金刚大法会是筹备小组在过去一年里分别向禄曲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北京政府层层请示後获得批准的，但到六月中旬，却被当局以官员和公职人员要进行大调动为由通知延期。

  据有关人士指出，取消法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法会刚好和达赖喇嘛生日以及铁路通车等的时间相重叠。当局担心在此期间会发生抗议活动。

西藏原女政治犯逃离西藏避难印度

  VOA记者亚微华盛顿报道，两名被外界称之为『札西歌尼』的原女政治犯不久前成功逃抵印度，报导说：1990年，这两名尼姑因为参加拉萨市的和平示威被捕入狱。1993年，她们又因为和其他尼姑一起在监狱里录制了向往自由和歌颂达赖喇嘛的歌曲，并把录制好的磁带偷送到监狱外被延长刑期。到获释时，她们在监狱里已经分别服刑了12年和9年。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桑德斯说，她们获释後仍受到当局的种种限制和严密监视，而且不准返回她们原来的寺院，因此她们只好选择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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