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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 达赖喇嘛特使第三次访问中国
- 藏人呼吁释放丹增德勒仁波且
- 达赖喇嘛答《时代》记者问
- 西藏女作家赞美达赖喇嘛遭迫害
- 西藏纪录片再获加拿大最佳电影奖
- 联合国人权小组西藏之行受阻
- 三名西藏妇女在印度爆炸事件中遇难
- 亚太地区西藏声援组织会议
- 西藏的秘密（唯色）
- 各国议会代表团等访问流亡社会
- 向西藏忏悔（余杰）
- 第四十一任萨迦法王莅台弘法
- 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
- 西藏问题是汉民族的心结（廖天琪）
- 西藏人民议会十三届第八次会议召开
- 美国会听证会指藏人继续遭受中共酷刑
- 西藏文化节
- 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王力雄）
- 第四届 "族群青年演习营"
- 达赖喇嘛外访录
- 安多地区发现大量西藏古墓
- 宇宙责任基金会与「佛教与科学研讨会」
- 公安枪杀寺院堪布
- 康区三藏人因政治原因被判刑
- 二藏人因高呼藏独口号被捕
- 三藏人抗议破坏环境被逮捕
- 达次仁波切荣获终生成就奖
-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达瓦才仁）
- 西藏的生态难民
- 外国记者看西藏发展
- 西藏文化巨星的殒落
- 西藏问题和西藏流亡政府
- 美国之音记者眼中的西藏
- 简讯：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于9月12日开始恢复接触以来的第三次访中。
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嘉日洛智坚参和格桑坚参以及助理普琼次仁、达布索南诺布四人组成的代表团 9月 12日将前往中国访问』。声明指出：特使团再次能够前往，达赖喇嘛深感高兴，他希望能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并为解决西藏问题导致实质性谈判。希望这次代表团的访问有助于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对於达赖喇嘛特使的访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国务院高兴地获悉，达赖喇嘛特使洛第嘉日(Lodi Gyari)先生及其率领的代表团已到达北京，与中国政府举行会谈。这是2002年9月以来达赖喇嘛特使第三次访问中国。第二次访问是在2003年6-7月间进行的。总统和国务卿继续与中国领导人就同达赖喇嘛或其代表举行实质性对话以解决双方由来已久的分歧的必要性举行讨论。本届政府将以极大的兴趣注视此次访问，并期待在会谈结束时了解更多的情况。我们希望，此行将推动双方的实质性对话。
欧盟在专门发表的声明中对特使第三次访中表示欢迎，并指出『欧盟一直期待著第三次访问并希望其推动北京和达赖喇嘛代表之间举行具体、直接的对话，引导出一个和平、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欧盟对这次的访问极为关注。』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在西藏流亡政府历时十天的一次议会会议上，流亡政府一个由四十六人组成的议会9月9号投票表决，继续支持流亡政府的中国政策，即坚持所谓的『中间道路』，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并继续在国际上呼吁有关西藏问题的解决。此次西藏议会中有不到一半的代表试图要求通过一项决议，重新审议西藏流亡政府的现行中国政策，但是决议没有获得多数通过而宣告流产。
代表团返回印度後，于 10月 13日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室召开了记者会，特使嘉日洛智坚参表示他们此次访问了广东、湖北和西藏康区甘孜地区，并会晤了中国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朱维群和中国民族委员会的有关负责人。
特使洛地嘉日在发表声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进行了坦率、但是融洽的会谈。洛地嘉日说：『北京方面坦诚地对我们表述了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会谈就象治疗伤口，如果不把伤口里的浓挤出来，就不利於伤口的愈合，因此，会谈中我方也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洛地嘉日说，他认为这次和北京的会谈是真正开诚布公的一次，也是讨论问题最详细的一次。虽然这次会谈在真正意义上还不是谈判，但对将来继续深入讨论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西藏流亡政府的声明说，显然，西藏流亡政府跟北京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有深刻分歧，有些是根本的分歧。声明说，双方都认识到有必要进行更具体的讨论，以缩小这种分歧。
洛地嘉日说，解决西藏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能急於求成，需要时间和耐心。速战速决地了断分歧对西藏来说不一定是好事，解决问题要稳步前进。
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向澳大利亚政府谈到了有关达赖喇嘛特使不久前对中国的访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沈国放说，达赖喇嘛特使的访问不但有用而且很受益。
12月2日，是丹增德勒两年缓刑期的结束日。在此之前，由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民主党、西藏九·十三等组织在世界各地发起了绝食、烛光游行等一系列营救丹增德勒仁波且的活动。
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的营救活动也广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1月 19日，欧盟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共取消对西藏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刑，对他进行公正的判决。并要求在关押期间不得实施暴虐。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四川省政府、四川省人民法院对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最後还呼吁中共释放更多的西藏政治犯。
据美国之音12月2日报导： 2002年，中国四川成都发生爆炸事件，因此，有两名藏人被判处死刑，丹增德勒是其中之一。由於国际间对审判不公出现抗议，他的死刑被暂缓两年执行。这个星期四，两年的期限已经到了。被判死刑的两名藏人都否认卷入了那场炸弹袭击，但是其中的洛桑顿珠已经於2003年被处死。美国和国际人权组织对丹增德勒一案表示了关注，认为对他的审判和量刑都没有透明性。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近和中国官员会晤的时候提出了丹增德勒的问题。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四指出：『我希望中国政府像过去对有些死刑案重新考虑一样，对这个死刑的决定也重新考虑。』
加拿大外长佩蒂格鲁星期三说，他的政府和其他国家一道正在对中国施压，要求免除丹增德勒的死刑。他说：『我们已经向中国提出改变这一死刑的决定。』佩蒂格鲁表示，已经在北京和渥太华几个不同场合中提起这个案例。
在伦敦中国驻英使馆外面，抗议人士周四在树上挂起了标语，抗议中国对丹增德勒的判决。晚上又有大约100人举行了两个小时的烛光纪念会，每个人都举著牌子，上面写著『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
西藏流亡政府的议员和三名印度议员在新德里步行前往中国大使馆，准备递交一份文件，寻求释放藏人喇嘛丹增德勒。他们的行动受到了警察的阻拦。
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负责人布穷次仁表示，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审判显然不符合司法程式，因?对他的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他说：『我们没法得到任何独立的消息来源来证实中国政府作了些什麽。我们认为审判是不公平的，没有按照应有的程式调查审判。』
据【美联社】报道说，联合国专家表示，有大量可信的报道都表示，在审判丹增德勒的过程中存在著一连串违反人权的现像，包括违反公开审判的权利，拒绝这名藏人喇嘛选择自己的律师，禁止他在法庭上观察就他的犯罪指控提出的证据。报道说，在审判之前他也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位女发言人说，令美国依然感到关切的问题之一包括：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未按照中国自身的法律规定对这个案件进行审核。一些美国外交官，包括国务卿鲍威尔最近跟中国官员会晤的时候提出了丹增德勒 仁波切的问题。
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前， 10月9至10日，保加利亚西藏人社区和『西藏之友』组织搭起一顶藏式帐篷进行抗议，参议员裴瑞格兰德 (Pierre Galand)等几百名西藏支持者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当50年代中国入侵西藏之时，发誓要给这个与世隔绝的封建王国带来现代化。当实际上带来的是强压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专制统治，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逼迫流亡。69岁的达赖喇嘛在印度麦克洛德甘基的住处接受了《时代》杂志艾莱克斯派里采访。
问：西藏的状况如何？
答：尽管经济上有了一些进步和发展，对我们的文化遗传、宗教信仰自由及生态系统遭受的威胁非常严重。乡村的教育和医疗设施非常、非常的可怜。
问：有什麽理由感到乐观吗？
答：不是外来的力量改变了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共产主义和专制政权，而是自己的人民。这些是正面的发展。中国（仍然）实施的是同样的制度，但是在变化中。信息、宗教以及出版方面的自由度比以往高得多。从这一点看，对於改善西藏的状况充满了希望。如今，数量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保护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越来越关注。
问：您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如何？
答：三年前我们与北京之间重建联系并有了直接的接触。我们目前还不企求取得什麽重大的突破，因为西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加之中国政府疑心过重并且非常谨慎，所以需要时间。总的来说，面对面的会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问：您不寻求西藏独立，为此受到了不少批评。
答：有些西藏人说我出卖了他们争取独立的正当权利。但我的策略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西藏还落後。她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我们缺乏技术或技能（开发它们）。这样如果我们留在中国，我们应该会得到更多的利益，假如中国能尊重我们的文化和环保价值并且让我们享有一定的自由。
问：有些人说中国在等待您圆寂。
答：那里有两中观点：是的，有些人说，一当达赖喇嘛去世了，整个西藏问题会消失的。另外的观点认为，西藏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会变得更加严重，因无人将引导和统率藏人，西藏问题会变得更棘手。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不知道。这有等到我去世後（大笑），那时事实就会回答。
问：一旦您不在，海外西藏人的凝聚力还会有吗？
答：西藏问题是民族问题，任何一个个人的去世无疑是损失。但是，西藏问题是一个民族的前途问题，只要这个民族存在，问题就会存在。
问：您之後，达赖喇嘛的地位将会有什麽变化？
答：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是否要继续存在，决定权就在於广大西藏人民之手。如果他们觉得没有必要，那它就不会再有。但是，如果我今天去世，他们将想有另外一个达赖喇嘛。中国政府会接受这个吗？中国政府可能会任命另外一个达赖喇嘛，就象他们对待班禅喇嘛一事。到时候，会有两个达赖喇嘛。一个是西藏人民心中的达赖喇嘛，而另一个则是当局任命的达赖喇嘛。
问：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施加压力，中国会取胜吗？
答：不管怎麽说，中国已经成了双赢手。它已经控制了西藏。但是，什麽是你所指的赢和输？这是复杂的。我们不是在建议分离，而是西藏在中国的框架之内变得更富强。
问：流亡使您个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答：当然，我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我成为一名没有国家的人已有45年多。不过我想我得到了非常好的机会学习新的东西，其中包括其它的文化传统。
问：您对将来的看法是什麽？
答：如果你只看西藏目前的状况，会感到没有希望。但是从大处著眼而看，充满希望。用一句话说---还不错。
-----（国际声援西藏中心译）
中国人权2004年10月27日报道：西藏女作家唯色的作品赞美达赖喇嘛，导致她失业丢房不准出国流落北京。
中国人权收到国内知情人士报告，西藏的藏族女作家唯色因宗教和思想而遭受严重迫害。由於中国统战部和中国出版总署认定，唯色的作品中有赞美达赖喇嘛的政治错误，因而她目前丢失了工作也没有了收入。唯色所在单位西藏文联没收了她的住房，中止了她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全部社会保障，并且不批准她办理出国护照的申请。唯色为了逃避每日骚扰式的检讨『错误』、抨击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压力，只得离开西藏拉萨而流落北京，住在友人家中生活境遇相当艰困。
唯色被中国官方认定有『政治错误』的书，是名为《西藏笔记》的一本有关西藏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的散文集。此书在2003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并再版。但中共中央统战部却发现《西藏笔记》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有关部门随即对该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该书，随後通过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此书。
在中国官方发行的《图书出版通讯》总第22期上，刊登了由中共宣传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的会议内容，其中记录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对《西藏笔记》所谓错误的指责是：『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葛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前者描写著名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喇嘛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作者对达赖喇嘛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观念；後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西藏笔记》给出版社和作者都带来了灾难。知情人士告诉中国人权，花城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和该书责任编辑被责令检讨，据说有关人员共交了六次书面检讨才『过关』。唯色的主管单位西藏文联，成立了对她进行『思想教育』的专门小组，责令唯色进行检讨。中共有关当局还每天派各种角色的人，轮番找唯色和她的家属谈话，还指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写歌颂文章，『立功赎罪』，逼她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宗教。
唯色不愿作出违心检讨,也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宗教。她不堪每日的思想『洗脑』压力，只得选择躲到北京友人家中，行前在她写给西藏文联党组的信中说：『对《西藏笔记》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对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看法。要我 '过关'，则是要我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遵照官方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 '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 '过关'有悖作家的天职和良心』。
唯色是中国少有的用汉语写作的藏族女作家。唯色在1966年出生，生活在四川省的藏族居住区。唯色1988年毕业於西南民族学院汉语系，曾经做过《甘孜州报》的记者。从1990年开始，唯色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唯色撰写的《西藏笔记》被查封前，她被领导派往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期刊主编高级研讨班的学习，并被西藏文联确定结业後担任《西藏文学》的副主编。就在唯色北京学习之中，《西藏笔记》事件发生，唯色被立即召回西藏拉萨，西藏文联开始了对她的批判和迫使认错等『洗脑』。唯色已经发表的作品还有《西藏在上》、《绦红色的地图》等。
唯色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也是一个西藏文化的热诚保护者，她曾经发起一些签名活动，以保护西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尊严。中国著名游泳家张健，一向以徵服人类未曾横渡的江河湖海而成为媒体焦点。张健曾经横渡中国青海省的青海湖，而青海湖是藏人心目中的圣湖，徵服性的横渡对藏人而言是对神山圣湖的亵渎。在张健筹备徵服另一个藏人圣湖纳木措湖时，唯色起草了一封呼吁张健放弃横渡纳木措湖的签名书，藏人的汉语网站『藏人文化网』同时发表了给有关部门的公开信，终於促使张健取消了横渡纳木措湖的计划。长期生活在汉人居住区的藏族著名歌手韩红，原来也计划了『空降布达拉宫』的演唱会，由於唯色起草的签名信指出了同样亵渎藏人文化的问题，韩红放弃了这次已经筹办的演唱会。由於同样的文化理由，唯色一向反对修建通往拉萨的青藏铁路，坚决拒绝指派她写歌颂青藏铁路文章的任务。
中国人权对唯色的处境极为担心，谴责中国政府对唯色坚持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而采取的打压做法，严正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唯色的惩罚措施。中国有关当局对藏族作家唯色的迫害，不仅是对国际人权宪章的公然违背，是对中国宪法有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保护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践踏，也是对西藏文化侵略性的破坏行为。中国人权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人的文化愿望。藏汉关系总是一个处理不好的中国政治问题，其中中国政府对藏人文化缺乏理解和尊重，无疑是一个常常引发不满和冲突的重要因素。
10月8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由加拿大制片人图瑞坞斯特和拉特维培先生利用八年时间制作的西藏纪录片《我们保留了什麽》和另外一部影片再度荣获加拿大最佳电影奖。
电影节上共放映了三百八十部影片，观众达十五万人。这部获奖的影片是由加拿大两位制片人利用八年时间伪装成旅客前往西藏进行采访，并冒险通过手提电脑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音像和讲话带到西藏，在西藏和藏人进行接触时，藏人企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感人情节之真实纪录。
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表示：这一纪录片不仅反映藏人和西藏文化，而且反映了我们人类还剩下什麽的问题。他还指出如果让西藏在军事镇压下灭亡，我们将来怎麽向下一代解释。
在领奖时他向人们呼吁争取和关注西藏从中共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另外，今年九月 17日至 24日在加拿大举办的大西洋电影节上这部影片荣获大西洋电影节最佳唱片电影奖和观众喜爱的影片奖。据了解这部影片计划将在好莱坞电影节展出。
据BBC十月四日报道，由於中国方面拒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访问西藏扎什监狱关押的几名异见人士，工作小组被迫提前结束了行程。扎什监狱是联合国任意拘禁问题工作小组此次行程最重要的一站。
七年前，这个工作小组在访问扎什监狱时一名拘禁者高喊支持达赖喇嘛的口号。联合国任意拘禁问题工作小组说，这名高呼口号者後来遭到看守的毒打，并且延长了刑期。一些人权组织估计，德拉扎什共关押了600名普通犯人和60名政治犯。
印度那加兰邦的商业城市迪马布尔10月2日发生的两起恐怖爆炸袭击造成近20人死亡，其中有3名是流亡的西藏妇女。据报道，10月2日早晨，两枚炸弹分别在迪马布尔火车站站台和一个商业中心发生爆炸，在商业中心的爆炸中有3名西藏妇女遇难，她们是次仁卓嘎、普布参曲和娜洁，爆炸还造成其他14名西藏人受伤，许多流亡藏人经营的商店被炸毁。至今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
《自由西藏》11月 22日报道，亚太地区西藏声援组织第一次会议本月初在澳大利亚悉尼圆满闭幕。参加展开会议的由日本、新西兰、香港、澳大利亚、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西藏声援组织代表。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西藏流亡政府日本办事处、西藏流亡政府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亚太地区西藏声援组织会议上各代表就未来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开展声援西藏运动、宣称西藏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亚太声援西藏组织会议上各组织一直通过开展各种运动敦促中共北京政府无条件和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会谈。而且，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向个声援组织所在国政府和议会呼吁，为释放西藏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向中共政府施压等。
--献给狱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
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
1、
细细想一想，他们与我有何关系？
班旦加措(1)，整整被关押了三十三年；
阿旺桑珍(2)，从十二岁开始坐牢；
还有刚刚释放的平措尼珍(3)；
还有仍旧囚禁在某个监狱的洛桑丹增(4)。
我并不认得，真的，我连他们的照片也未见过。
只在网上看到一个老喇嘛的跟前，
手铐，脚镣和匕首，几种性能不同的电棒。
他那凹陷的脸，沟壑似的皱纹，
却还依稀可见年轻时的俊朗。
再美也不属於世俗，因为自幼出家，
外表的美需要向佛陀的精神转化。
十月的北京郊外，秋风萧瑟如换了人间。
我读著在拉萨下载的传记，
看见雪域的众生被外来的铁蹄踩成齑粉。
班旦加措在低语：『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中国人在我的国家里所设的监狱中度过。』(5)
但还有一种声音，从中可以『辨认出宽恕的话语』(6)。
戴面具的魔鬼不定期地原形毕露，
连古老的神祗也敌它不过，
反倒是一个个肉体凡胎凭添许多勇气。
谁若把深夜里的祈求变成阳光下的呼喊，
谁若把高墙下的呻吟变成传向四方的歌声，
那就逮捕!加刑!无期徒刑!死缓!枪毙!
我素来噤声，因为我几乎什麽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来就在解放军的号声中成长，
适合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红旗下的蛋，却突然被击破。
人到中年，迟来的愤怒几欲冲出喉咙。
纷飞的泪水只为比我年轻却蒙难的同胞难以止住。
2、
但我认识两个正在狱中的重犯，
都是活佛，都是东部的康巴人。
晋美丹增(7)，阿安扎西(8)；或者邦日，丹增德勒；
这分别是他们的俗名和法名。
就像某个遗忘的密码得以启动，
并不遥远的记忆推开在刻意回避时关紧的大门。
是的。最早在拉萨的邮局。他请求我写一封电报。
他笑吟吟地说：『我不知道中国人的字怎麽写。』
他应该是我众多朋友中的第一个活佛，
一次藏历新年，我们走进帕廓街的一家照相馆，
在花里胡哨的布景前亲切地合影。
我还把他带到朱哲琴的MTV(9)中，表演优美的手印。
一个戴眼镜的卫藏女子成为他的伴侣。
他俩办了一所孤儿院，五十个孩子都是流落街头的小乞丐。
我也认领了一个，但有限的怜悯很快因突发的意外而中止。
他俩为何被捕，我一无所知，据说与某个早晨，
在布达拉宫广场升起的雪山狮子旗有关。
但我得承认，我并不想了解太多，也从未有过探监的念头。
是的。几年前的雅砻江边，他凝望著在洪水中翻滚的苹果：
『看，报应来了。』他的痛楚让慕名而来的我不知所措。
他当然著名。在这个纷纷变节和沈默的年代，
走遍乡村传扬佛法的他，直面政府批评时弊的他，
是那麽多农民、牧人和他抚养的孤儿心中的『大喇嘛』，
更是官员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不拔除不足为快。
一次次精心设计的圈套，终於在『911』之後把他套牢。
堂而皇之的罪行，要借『反恐怖』的名义杀一儆百。
据说私藏炸药和淫秽录影的他，策划了五起甚至七起爆炸案，
但我记得，身陷囹圄的半年前，他难过地说：
『我的妈妈病死了，我要为她闭关，修法一年。』
一个立下重誓的佛教徒，怎会与杀生夺命的爆炸案有牵连？
3、
我还认识一位元喇嘛，他教给我皈依和观想的经文。
但那天在色拉寺，他的学生对我哭诉，
正在修法的他，突然被警车带往有名的古扎看守所，
理由是他涉嫌这个或者那个企图颠覆政权的案件。
我和几个僧人赶去看望，路上尘土滚滚，不像今天铺上了柏油。
酷日下，见到的只是持枪的士兵冷若冰霜的脸。
如同突然被抓，他又被突然释放，结论是证据不足。
在劫後余生的感慨中，他送给我一串奇异的念珠，
是用牢里的馒头、窗外开得黄灿灿的鲜花和亲人送来的白糖捏成的。
每一颗都有密密的指纹；每一颗都彷佛留著体温，
诵念的佛经，九十多个屈辱中的日子。
一百零八颗念珠啊，坚实得像一粒粒顽强的石头。
我还见过一个阿尼，她的年纪才是我的一半。
当她沿著帕廓，边走边喊，那藏人皆知的口号，
就被冲上来的便衣蒙住嘴巴的夏天，
我正为二十八岁的生日挑选美丽的衣裳。
而我十四岁时，一心想在来年考入成都的高中。
我写的作文，有一篇献给正跟越南人打仗的解放军。
七年後，被逐出寺院的她替一位好心的商人打工。
她个子矮小，强烈的阳光下戴一顶难看的毛线帽。
『换一顶布帽子吧。』我打算送给她。
但她不肯。『我头疼，带毛线帽要好受得多。』
『为什麽？』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
『因为我的头在监狱里被他们打坏了。』
至於点头之交的洛丹，有著令人羡慕的职业和前途，
却在一次通宵狂饮之後，独自搭车去了甘丹寺。
据说他在山顶抛洒『隆达』时，喊了几声那致命的口号，
驻守在寺院中的警察立即将他抓获。
党的书记批示『酒後吐真言』，
一年後，拉萨街头又多了一个被关过的无业游民。
4、
写到这，我不愿把这首诗变成控诉，
但被囚禁的人，为什麽，穿袈裟的比不穿袈裟的更多？
这显然有悖常识，谁不知道暴力与非暴力的界线？
果然是罗刹女的骨肉，宁肯把苦难交给自己的喇嘛和阿尼。
让他们挨打，将牢底坐穿，甚至赴死。
担当吧，喇嘛和阿尼，请你们为我们担当！
无从知道，那难捱的分分秒秒，那难忍的日日夜夜，
怎样地折磨著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
说到肉体，我不禁暗自发抖，
我最怕的就是痛，一个耳光都会把我打垮。
羞愧中，我替他们数著彷佛没有尽头的刑期。
西藏的良心啊，不止一颗，在现实中的地狱持久地跳动。
而在那转经路上的甜茶馆，无关痛痒的小道消息满座飞；
而在那转经路上的茶园，快乐的退休干部把麻将打到天黑；
而在那转经路上的小酒馆，腆著肚皮的公务员每晚喝得大醉；
唉，让我们快乐地消极下去吧，总比当一名『昂觉』要好得多。
所谓『昂觉』，就是『耳朵』，就是那些看不见的告密者。
多麽形象的外号！多麽幽默的拉萨人！
背叛与出卖，在窥探和窃窃私语中悄悄地进行。
干得越多，越能够得到丰厚的赏赐，足以变成一个大人物。
一次走在街上，奇怪地，我一下子紧紧蒙住自己的耳朵，
担心它稍有疏忽，就落入别人的掌心；
担心它也变成『昂觉』，伸向各个角落，越来越尖，
就像童话中那个小孩的鼻子，一说谎就变长。
究竟有多少可疑的『耳朵』就在身边？
又有多少不是『耳朵』的『耳朵』却被错怪？
如此奇异的人间景象，比糖衣和炮弹更容易摧毁一切。
想到这些，我忧伤地、不情愿地发现：
还有一个西藏，就藏在我们生活的西藏的另一面，
这让我再也不能写下一首抒情的诗！
5、
但我依然缄默，这是我早已习惯的方式。
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很害怕。
凭什麽呢？有谁说得清楚？
其实人人都这样，我理解。
有人说：『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10)
但我想说，真正的恐惧早已融入空气之中。
就像提起过去和今天，他突然的啜泣令我惊骇。
绛红色的袈裟蒙住他的脸，我却忍不住大笑，
为的是掩饰猛然被揪疼的心。
周围的人们向我投来责备的眼光，
只有从袈裟中抬头的他，当我们双目交织，
微微的颤栗，让彼此觉察到恐惧的份量。
一个新华社的记者，一个藏北牧人的後代，
在中秋之夜喷著满口的酒气，用党的喉舌呵斥我：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的揭露就会改变这一切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才在改变一切？你捣什麽乱？』
我的确犯规了吗？我想反驳，却从他的嘴脸看出走狗的凶相。
而更多的人，更为严重的捣乱，是不是足以被清除出局？
我彷佛听见她们用诵经的嗓子轻柔地唱道：
『芬芳的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枯萎了；
西藏的雪山，在太阳的高温下烧焦了；
但是永恒希望之石，保护我们这群誓死追求独立的青年。』(11)
不，不，我并不是非要将政治的阴影带进诗中，
我仅仅在想，那囚牢里，才十多岁的阿尼?何不畏惧？
那?书写吧，只是?了牢记，这可怜巴巴的道德优越感，
我当然不配，只能转化为一个人偶尔流露的隐私。
远离家乡，身陷永远陌生的外族人当中，
怀著轻微的尴尬，安全地、低声地说：
细细想来，他们与我怎会没有关系？！
而我只能用这首诗，表达我微薄的敬意，疏远的关怀。
2004-10-21初稿 2004-11-10修改
注释：
（1）班旦加措：西藏的一位普通僧人。1959年3月在拉萨抗暴事件发生之後，28岁的他因拒绝出卖上师被捕入狱，随後不断加刑，受尽煎熬，直至1992年他已60岁时才被释放。之後他偷渡印度，在达赖喇嘛居住的达兰萨拉，向世人讲述了记载他苦难一生的传记《雪山下的火焰》。
（2）阿旺桑珍：西藏的一位普通尼姑。1990年因参加拉萨街头的抗议游行，年仅12岁的她被捕入狱，成?西藏年龄最小的女政治犯，9个月後才获释。又因参加1992年的示威游行再次被捕，坐牢长达11年。在狱中，她和另外13名尼姑把狱中生活编成歌曲，用偷运进来的答录机录下後再偷送出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她们被称?『 西歌尼』（唱歌的阿尼）。2003年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身体状况极差的她提前10年获释。
（3）平措尼珍：西藏的一位普通尼姑。1989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9年徒刑。1993年，因和囚禁在查奇监狱（即西藏第一监狱）的其他13名尼姑一起录制向往自由和歌颂达赖喇嘛的歌曲而被加刑8年。2004年2月24日，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身体状况极差的她提前13个月获释。她也是最後一个获释的『 西歌尼』。
（4）洛桑丹增：拉萨人，生於1966年，被捕之前是西藏大学藏文系二年级学生。1989年3月5日在所谓的『拉萨骚乱』中，他被指控谋杀了一位中国武警，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跟这宗案件有关联，但他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国际社会的抗议下，改判无期，後又改判18年。从2004年起，他还将服刑10年，目前被关押在林芝地区波密县监狱。这是一所专门关押重大政治犯的监狱，有25人，一人已疯，洛桑丹增本人因遭毒打，心脏和肾脏都严重受损，直不起腰来，双目出现阵发性失明，头部经常剧烈疼痛。很多人都担心，按照他的身体状况，他恐怕很难捱到2014年。
（5）摘自电子版《雪山下的火焰》（第十一章在废墟中），班旦加措口述，夏加次仁记录，廖天琪译成汉语。
（6）摘自米沃什（波兰）的诗《吹弹集》，杜国清（台湾）译。
（7）晋美丹增：西藏康区以北的一位活佛，法名邦日。大概在1997年，他和妻子尼玛曲珍在拉萨开设了一所名为『嘉措儿童之家』的孤儿院，收留了50名在街上当乞丐的孤儿。1999年，他俩被指控从事间谍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而遭逮捕，并被分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孤儿院也被迫关闭，相当一部分孩子由於无家可归而重新流落街头。
（8）阿安扎西：西藏康区以南的一位活佛，法名丹增德勒，雅江和理塘一带的康巴百姓习惯称他『大喇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许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 ，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是一位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活佛。但2002年12月，他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和『制造系列爆炸』 的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这一黑箱操作的大案存有很多疑点。两年来，国际社会、流亡藏人社区和中国内地的一些知识份子强烈呼吁，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法律，重新公开审理此案，却至今不被理睬。此案同时牵连当地许多藏人，其中一位名叫洛让邓珠的藏人已被枪决，还有达提等藏人被判刑入狱。
（9） 1996年，因歌曲《阿姐鼓》成名的歌手朱哲琴，到拉萨拍摄歌曲《央金玛》的MTV，其中有几个镜头是一个僧人的手印，那僧人就是邦日仁波切。
（10） 2002年6月11日的『德国之声』报道：『瑞士新苏黎世报对西藏做了详细报道。……第一篇文章显然是以西藏实地采访?基础，先报道了在西藏街头的景象以及藏人的自我意识，然後，文章退一步写道：'但是，当我们试图接近藏人时，这些自豪的山民就变成了胆小怕事的策略家。人们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在否定自己。……许多人都害怕，一旦提起自己的民族，会带来麻烦。……西藏到处飘扬的是中国国旗，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
（11） 1993年，在拉萨著名的查奇监狱，阿旺桑珍、平措尼珍和12名尼姑用她们不屈服的歌声，向世人揭露了黑暗和残暴的真相，表达了深藏在藏人心中的期望。这是其中的一首歌，後来曾在国外电台中向听众播放过。
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代表团于 9月 13日抵达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代表团除了参观访问流亡社会的各机构和设施，还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以及西藏第十三届人民议会的全体议员、噶玛巴等举行了会晤。
据了解，印度国会西藏声援组织自成立起曾多次呼吁印度政府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并在去年 4月 24日促使印度国会通过了敦促藏中对话、继续援助流亡藏人等七项决议案。此外还有呼吁印度政府官员接触中国官员时讨论西藏问题、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西藏政治犯等方面的四项决议案。
在记者会上，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代表团发言人说：我们已正式发出邀请，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印度国会议员发表演讲。他还表示，在印度国会有一百五十多名议员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
在印度国会代表团抵达达然萨拉的次日，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代表团也应西藏人民议会邀请抵达达兰萨拉，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代表团在访问期间拜会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议会的有关领导人，并参观访问了流亡社会的学校和各机构设施。
10月10日，挪威议会西藏声援组织代表团抵达达兰萨拉访问。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透露，挪威议会代表团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和西藏非政府组织代表。
另外，10月 20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苏尔·戴威 (Arthur E. Dawey)访问了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他这次访问西藏难民接待中心是为了提高保护和援助在泥泊尔旅居或过境的西藏难民的工作，他表示美国政府将会继续通过联合国难民委员会援助西藏难民社区。
被中共监禁30多年的班旦加措，逃出地狱後写的新书，揭露了中共?摧毁西藏文化所施加的暴政，同时也表现了西藏人民崇高的精神风貌。读了他的书，感到作?一个汉人对藏人的深深歉疚和忏悔。
血泪交织的苦难历程
对於普通的汉族人来说，西藏只是一个遥远的『香格里拉』，是一处充满刺激和挑战的旅游胜地。几千年积淀的『大一统』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中共政权半个多世纪不断强化的宣传和教育，『西藏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观念成为一种不能讨论的『元命题』。
一般的汉族人没有意识、也几乎没有渠道去了解发生在西藏的真相，他们认为西藏只有诗情画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读到系狱30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雪山下的火焰》一书时，所受到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这既是一本个人的曲折的自传，也是西藏半个多世纪命运的缩影。1959年，中共军队对西藏动武，达赖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侣被捕入狱。班旦日加措虽然没有参与抗暴运动，却因拒绝出卖师长而被捕入狱并被判刑7年。在狱中，他又因无法忍受饥饿企图逃走被加刑8年。15年刑期坐满，班旦被『留场就业』10年。1983年，在刚刚获得自由3个月之後，又因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大字报而再度被判刑8年。1992年，班旦终於逃离西藏。此後，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众讲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讲述中共政权在西藏从事的宗教和种族迫害的罪行。这本自传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血泪交织的『苦难的历程』
中共不容西藏民族文化传统
作为 亚洲大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数干年来西藏一直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历代王朝与西藏之间有过徵战的惨剧，也有过和谐相处的蜜月。总体而言，汉文化与藏文化在长期的相处中，既有交流与融合，也因地理的阻隔而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大多数时候，汉民族与藏民族是朋友和弟兄，而非仇敌与冤家。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共建政。
一元化的共产主义立且识形态，崇尚暴力和斗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归一』的傲慢不谋而合。於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段血腥味最浓烈的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在君临天下之後，既然胸怀『将红旗插遍全球』的狂妄野心，自然容不得西藏继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从一开始的怀柔政策到最後的图穷匕见，西藏毫无还手之力，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中共致力於摧毁西藏的社会体制和宗教信仰，将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加给西藏人民。班旦只是千千万万受难的无辜藏人之一，他写到了这样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名中国军官把僧侣们的衣物堆在庭院里，一边是富裕僧侣的衣物，一边是贫寒僧侣的衣物。这个中国军官从富裕僧侣的衣物中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厉声追问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僧侣们回答道：『羊毛。』简单的答覆把对方愣住了，他以为翻译漏译了什麽，就盯著他看。翻译重覆了问话：『这是从哪里来的？』僧侣回答说：『绵羊。』然後他哭了起来。中国军官希望西藏人迅速学会阶级斗争的思维，能够作出『这是富人剥削穷人得来的』这样的回答。偏偏西藏人以一种单纯得近乎透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愿意把别人当作敌人，他们的回答自然难以让中国军官如愿以偿。
不可徵服的藏人精神世界
要一个民族低头，首先得让它在精神上折服。中共政权不仅逐步实现了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精神奴役，还将毒手伸向世外桃源的西藏。暴虐的统治者将信仰也当作犯罪，在西藏的扎奇监狱里关有30名女政治犯，其中27名是尼姑。班旦观察到，在被审讯的时候，很多尼姑被迫脱光衣服，赤身裸体站在那儿，警卫们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手上拿著电棍做出各种下流和挑衅的动作。这一恶劣的做法，不仅无法剥夺被害人的尊严，反倒展示出加害者的邪恶，班旦写道：『想到这些尼姑所受的污辱、恐吓和残酷的殴打，对於她们的坚定勇敢，我特别感到尊敬。』如果说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主要是肉体的消灭，那麽 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 则集中在文化和宗教的摧残方面。他们以物质利益来诱惑藏人辱污达赖喇嘛，却成效甚微。这大大出乎中共官僚的意料之外。这些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家夥，是不会对『天上的生活原则』产生任何敬意的。把班旦的这本回忆录与其他汉族作者写的劳改文学相比，明显感受到藏人的监狱比汉人的监狱拥有更多的友谊和温情。在狱中，班旦宁愿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也不愿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斗争会和批判会。他发现了中共『统一思想』的秘密：『对共产党人而言，肉体的惩罚是要达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会他们都要讲一段关於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们学习用真心诚意来赞美共产党。』人世间最邪恶的思想，便是那种企图改造人、控制人的思想。班旦在经历了饥饿、禁闭、半年手铐、两年脚镣、吊梁毒打、电棒捅进嘴里，最痛苦的经验是『出卖和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难友上纲上线的指控和子虚乌有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奖惩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己。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一百个，精神就堕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个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伤了（如果不死）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溃，就永远失落了。』大部分汉族人一生都过著根本没有『精神生活』的生活，所以他们难以理解藏族人宽广、坚韧的精神世界，难以理解藏族人为信仰献身的激情。
中共统治下的苦难是一贯的
班旦的苦难横亘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包括胡赵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直到90年代初逃离西藏才得以结束。狱卒用电棒塞进他的嘴巴、将他的牙齿全部打掉的暴行，就发生在以开明著称的胡耀邦时代。80年代中共当局对西藏几次残酷的镇压活动，可以说开了『6.4』镇压的先声。如果中国的普通民?早点了解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不至於对中共抱有善良的幻想，认?中共根本不会对手无寸铁的民?开枪。这个教训是沈痛的。班旦的经历证实了：在80年代初，虽然胡耀邦曾经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西藏地方当局对西藏人民的迫害并没有明显的收敛。胡耀邦个人的品德固然不容质疑他能够从中共『善败恶胜』的人才筛选机制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是，胡耀邦一个人无法改变中共整个体制的暴虐、疯狂和蛮横的本性。我们不能因?胡耀邦良好的个人品质就作出对80年代过於美化的描述。80年代，班旦在第2次被捕之後所受到一系列凶残的虐待表明：一个善良的领袖之於庞大的、按照惯性运作的极权主义体制，基本上是无能?力的。
仁爱宽恕的藏文化
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在班旦的回忆中，他没有丝毫的仇恨和怨毒的心态，他的讲述充满了平静与宽容。即便谈到那些曾经用酷刑对待他的警察，班旦也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怜悯，因?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无论环境如何险恶，班旦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心灵的自由，他骄傲地宣称：『手铐脚镣并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带给我心灵的平静，肉体的折磨只是牢狱之灾加在身上的印记，我依然有能力让自己的思想自由?翔。』我还特别注意到，达赖喇嘛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他33年的牢狱生涯中，班旦加措忍受了酷刑、难耐的饥饿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终拒绝向压迫者屈服。他之所以有勇气这样做，甚至能宽恕他的加害者，这不仅仅是西藏人天性达观的赐予，我想这跟佛教教导人们应当具有爱心、仁慈、宽恕，以及天下万物皆相亲相属有关，它是我们内心平和充满希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浸透了仁慈、宽恕和爱心的藏文化，比浸透了暴力、权谋和血腥的汉文化不知道要『先进』和『崇高』多少倍。我们有什麽 理由、有什麽 资格嘲笑藏人的『落後』与『野蛮』呢？真正『落後』与『野蛮』的是我们自己，只是没有多少汉族人敢於承认这个事实罢了。
愧对西藏人民
本书的中文译者廖天琪在『译後记』中写道：『译完班旦喇嘛的传记之後，只有一个想法：象德国总理勃兰特 70年代在华沙犹太人墓前下跪一样，有一天，中国的元首也应当将达赖喇嘛请回布达拉宫，并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请求原谅。』其实，我也是怀著深深的忏悔之心阅读这本书的。虽然我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类似於班旦这样的藏人的迫害，但是作?一个汉民族的知识份子，我却对自己同胞的恶行长期保持无知和沈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耻的态度。我必须分担自己民族深重的罪孽，我必须向西藏忏悔不是出於勇气，乃是出於责任。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网站消息，西藏佛教四大教派之萨迦派法王·持钦贡玛仁波切於九月二十七日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弘法活动。
萨迦法王被认为是文殊师利菩萨的真实化身，其所学所修及功德证量无不圆满；他统摄萨迦、哦巴、茶巴三支派，为名符其实萨迦总持法脉的持有者，是萨迦法教中十方共主。此次莅临台湾，除讲经之外，还传授了许多萨迦派所特有或诸教派共有的教法。
美国之音白桦莫斯科 11月 29日报导，虽然遭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激烈批评，但是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仍然在星期一抵达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进行访问。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乘专机抵达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里斯塔，开始对当地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在机场迎接达赖喇嘛的是俄罗斯三个信奉佛教的共和国的宗教领袖。迎接场面非常感人。卡尔梅克的佛教领袖对於达赖喇嘛最後终於能够成功来访感动得留下了热泪。
卡尔梅克共和国位於黑海的东北角，居民大多是17世纪蒙古移民的後代。目前在该地区的30万居民中，有一半都是佛教徒。俄国目前有一百万佛教徒。
自由亚洲电台 11月 29日俄罗斯伊利斯塔消息，据法新社报道，卡尔梅克一名有影响力的活佛要求当地居民在达赖喇嘛到访期间戒烟，戒酒并关闭所有赌场。当地政府也加强了保安，警察带著警犬看守达赖喇嘛下榻的地点。达赖喇嘛曾於1992年访问过该地区。
自由亚洲电台 11月 30日伊利斯塔消息：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数千名虔诚的佛教徒星期二冒著大雪和严寒前往伊利斯塔附近的一处寺庙，聆听达赖喇嘛的讲道。达赖喇嘛用藏语表示，他很高兴再次来到卡尔梅克。卡尔梅克是信奉藏传佛教的共和国，卡尔梅克人民与西藏有许多代的渊源。
卡尔梅克的佛教领袖和佛教徒表示，达赖喇嘛的来访虽然短暂，但是对当地佛教的发展十分重要，他们祈祷达赖喇嘛能够成行，现在终於期望成真。
中国政府反对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表示，中国反对达赖喇嘛以任何名义和形式访问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国不理解俄罗斯为什麽发给达赖喇嘛签证。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中国一方面自己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但另一方面却不愿意看到达赖喇嘛访俄。由於多次将达赖喇嘛拒之门外，这使俄罗斯三个信奉佛教的共和国同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不久前访华时曾经向中国方面提出，达赖喇嘛可以经常定期地来俄罗斯进行宗教性访问。
达赖喇嘛的特使嘉日·洛珠坚赞(Lodi Gyari)、格桑坚赞三访北京，令外界产生不少乐观的推测。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任马尔凯女士认为中方似乎有迹象会改变对藏政策的强硬态度。美国国务院表示高兴，希望双方能化解分歧，进入实质性谈话。最近三年，每年一度，达赖喇嘛的特使都要访问中国。如果2002年9月和2003年5、6月的那两次算是解冻破冰之旅，打破了中藏之间冻结了十年的不接触僵局，那麽这次9月间特使洛珠坚赞的北京行能更上层楼地推动什麽呢？
作无谓猜测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北京对西藏问题表示了有商量余地的态度是确定的。这种转变并非什麽『新政』的功劳，而是当政者『识时务』的表现。『时务』，也就是国际大环境，它是对藏人有利的。首先，近二十年来『西藏问题国际化』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中国不能再以『不要干涉我国内政』的托词来处理西藏问题了。世界上受压迫和欺凌，甚至面临种族绝灭命运的小国家和民族并不少，但是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西藏那样在全球五大洲拥有数量众多的真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从美加、欧洲、亚非拉到纽澳，五十多个国家中有三百多个援藏国际组织，其会员加起来超过十万人。全世界稍为大点儿的国际城市几乎都有一个当地的援助西藏协会，这些组织都是民间自发的友好亲善团体。他们的目标从保护西藏儿童、妇女到促进西藏文化、宗教、教育的发展和保护生态，不一而足。这些经常举办声援活动，悬挂西藏国旗的热心人士中，很少人真的去过西藏，他们对这雪域异国的同情不是出於对政治的兴趣，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人道性关怀。人们似乎潜意识地希望在这个只讲求实际利益和实权角力的世界上，保有个人内心一片小小的良知，现在他们把这种纯挚的情感全都倾注在西藏的香格里拉内了。
西藏人的神明达赖喇嘛身上凝聚了道德、智慧、和幽默所糅合而成的精神感召力，它吸引了各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从电影明星、政治家、哲学家、普通民众和中国的民运分子都被他『感化』了。他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人人拜倒在他的袈裟之下。其实达赖喇嘛不仅是个宗教和哲学的智者，也是一位高明的政治思想家，他以柔克刚、转败为胜。他所提出的『中间道路』(Middle Way of Approach)是一种极为成熟而睿智的策略，只要求高度自治，不要求独立。这种合理又谦卑的提法出台之後，国际上没有一个自由国家的政治家不站在西藏这一边，都纷纷要求北京跟流亡政府谈判，中国政府遭到空前的国际政治压力。
『壮志饥餐胡虏肉』式的大汉沙文主义和大一统思想长期潜伏在中国人的脑细胞里，统治者手中又紧紧握著民族主义这张可以转移人民注意力的王牌，大量的移民政策已经证明了北京当权者毫无诚意真正让西藏高度自治。非但如此，他们最怕的是万一让达赖喇嘛回到故土，西藏人民将会沸腾，汉人在青藏高原上刻意营造的『物质文明』将毁於一旦。
『中间道路』的另一个作用是避免藏人做无谓的牺牲，半世纪以来，西藏人的家园被占领，他们心目中的神祗 - -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异域，藏族人固有的宗教、文化、语言和传统生活方式在自己的故土上被边缘化，大量涌进的汉族人使藏人成了二等公民。如果不是西藏民族生性淳厚和佛教文化的智慧熏染，今天车臣地区的恐怖主义狂飙也可能席卷这块高原山国，制造更加惨烈的死亡和牺牲。隔邻的新疆和西藏就是一个对比。虽然伊斯兰文化在中共的长期打压之下，已经萎缩，失去了原本凌厉的阳刚暴气，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笃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佛教陶冶的藏民族在气质和行为方式上的巨大差别。中共虽然欺软怕硬，将呼喊西藏独立、和平争抗的藏民和僧侣投入监狱，但是还不敢对这些进行政治诉求的藏民大开杀戒。对於争取新疆东突独立的维吾尔人，中共就不手软了。新疆是中国唯一还将政治犯直接处死的地区。近年来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猖獗，北京更加警觉，干脆顺水推舟，将争取民族自决和独立的维吾尔族人打上恐怖主义分子的标签，将他们跟艾尔盖达基地组织混为一谈，严加打击。
西藏问题是检视汉民族深层病态意识的最好坐标。晚清以降，中国受到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志之士愤而起之，前仆後继，救亡图存，他们被杀头、下狱，国人都尊之为英雄烈士。经历过主权被侵犯、国土被占领的痛苦和耻辱的中国人如今调换了角色，从受害人变成了加害人，对周围那些家园故土被汉人所占领，在中共高压统治手段下失去信仰自由、基本人权的少数民族不但不能给予同情和理解，反而认定自己成为中共统治者的帮凶角色，这是汉文化缺乏包容性的表现。更揭示了传统儒家所弘扬的所谓大同世界的思想深具虚伪性和欺骗性。汉民族的狭隘、自私和利己主义在专制体制的主导下，被『爱国主义』误导，就变得更加原形毕露、丑陋不堪了。
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一切受中共的专制强权统治下的受害者站在同一边，只要质朴善良的藏族人民一天不能得到民族自决的权利，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宗教情感，不能悬挂他们所爱戴的达赖喇嘛的肖像，汉民族就必须背负良心的十字架一天。他们的苦难是我们的耻辱，他们的悲哀，是我们心灵的囚牢。
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从 9月 8日在达兰萨拉的西藏议会大楼召开， 9日上午达赖喇嘛前来与会并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肯定了流亡社会四十多年来在民主制度的推广上所取得的成就，并强调为西藏自由事业奋斗必须要有一个符合世界潮流的组织。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文化的继承、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完善和改进这一组织是非常重要。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相关法规，并否决了一些议员提出的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否适宜问题应重新进行讨论的议案。
九月底，美国国会人权问题核心小组就世界各地人们遭受酷刑的状况举行了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们对国会人权问题核心小组说，中国当局实行酷刑的状况仍然在西藏地区以及在中国的监狱和拘留所里大量发生。纽约大学酷刑幸存者服务部主任艾伦·克勒医生在作证时说：『昨天晚上，我照顾了一位来自西藏的男子。他是西藏一位有名的艺术家，能画很好看的佛像，也能写批评中国政府的诗词，结果当局把他的双手塞进炉子里，烧毁了他的皮肤和双手。他被扔进黑暗的监牢，後来逃到印度。』
克勒医生介绍说，这名西藏艺术家後来得到纽约大学酷刑幸存者服务部在医疗和心灵上的照顾，现在他正在慢慢恢复自己的绘画能力。克勒对记者说，自从1995年成立以来，酷刑幸存者服务部已经向来自世界各地一千五百名酷刑受害者提供了帮助，其中来自西藏的受害者人数最多。
克勒说：『西藏的确是那些可怕的事情继续大量发生的地区之一。人们因为宗教信仰、因为对当局压迫自由的行为敢於发言而遭受酷刑和迫害。』
『国际酷刑受害者治疗理事会』的索伦森医生说，这个组织一方面对中国近些年来取得了进展感到惊喜，另一方面对中国平民、尤其是大量西藏人继续遭受酷刑而感到忧虑。
10月18日至24日，由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和美国纽约法拉盛图书馆的皇後区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西藏文化节，文化界内容包括图片展览、书籍展览、制作『沙画』坛城、放映纪录片《流亡中的慈悲》（Compassion in Exile）纪录片『雪山狮子之泪』（Crying of the Snow Lion）以及『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以及西藏与中国的未来』和『流亡中的西藏文化』为主题的两场研讨会，此外还有西藏医学介绍、藏语读写介绍以及西藏奶油花制作等表演。由纽约藏人青少年表演的『来自世界屋脊的舞蹈』更是全场爆满，在一阵阵掌声中圆满结束。
政治帝国主义的文化压制
由於帝国主义的坏名声和文明社会对其的否定，简单的领土扩张和财富掠夺已非当今帝国主义的主要形态，即使仍然保持著占领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於当地民族的外衣，包括进行经济援助，以文明上的优越姿态和物质上的恩赐者自居。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於文化方面。
目前关於西藏问题的争论，文化是一个焦点。针对外界批评，中国政府列举诸多实例说明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维修寺庙、保护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规定使用双语、挽救失传艺术等。而国际社会与西藏流亡者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实例。双方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在我看来，从这个角度争论文化是一种偏离。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复述历史和表演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现实处境的感受、思考和诉求。既便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表述，也只有发自民族本体，并与民族现实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则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文化就成为空壳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举例说，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许用民族文字诉说民族的真实感受，只能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那种文字还有多少真实的文化意义？因此判断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主要的衡量不是对传统的保留，更不是投资数量的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就变得清晰--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西藏女作家唯色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
唯色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西藏女作家，1966年生於拉萨，在四川藏区长大，1988年毕业於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当过甘孜州报记者，1990年调拉萨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个人著作有《西藏在上》、《绛红色的地图》、《西藏笔记》等。给唯色惹来麻烦的是《西藏笔记》一书。
《西藏笔记》是唯色的一本散文集，2003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後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唯色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於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於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继而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後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2004年2月23日，见中国发行英才网《图书出版通讯》总第22期）。
上述对《西藏笔记》一书的指责，全盘是用帝国意识否定藏民族的自我意识。把“崇信和宣扬宗教＂定性为“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唯色本人是一个藏传佛教信徒，赞美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与噶玛巴本是天经地义，只有殖民者才会因为民族压迫的需要将其列为罪状；而因为没有歌颂“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沉缅於对道听途说 的旧西藏的怀恋＂，就是“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则充满了帝国主义的霸道与强词夺理。
《西藏笔记》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得以出版某种程度上可算奇迹。也许因为广东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化环境，成为相对宽松自由之地，才使《西藏笔记》能够面世。其中被新闻出版总署点名的《尼玛次仁》一文，深刻地表达出了被压迫民族的压抑和无奈。从一位维吾尔族读者用不准确的汉语写给唯色的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出所引起的共鸣：
我正在看您的书，尼玛次仁在挪威的时候小姑娘跟他说完话以後我很难受，难以控制自己自然的很很的哭了一囤。反复念了几回。谁知道他回答姑娘的提问哪一段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大声的哭开了，我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好象有个东西很很的挤我的心，我这个微弱心脏难以承受。我很想大声的喊……可惜我没有哪个勇气，我比尼玛次仁可怜的多。
《西藏笔记》被封杀时，唯色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期刊主编高级研讨班，西藏文联此前考虑让她担任《西藏文学》副主编。但事情一出，西藏方面马上中止她的学习，将她召回拉萨，成立专门的“帮教小组＂对她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她“检讨＂和“过关＂。
上面引号中的词是中共的专用辞汇。那是一整套精神控制的方法和手段，被形象地称作“整人＂。其核心在於迫使人在强权面前屈膝，放弃独立与尊严，经过不断反复和记录在案的自我否定，在充分满足中共的要求後，再被批准“重新做人＂，从此不敢越轨，还要感恩戴德。这套手法中共用了几十年，已经化作其各级组织的本能，一有需要就会自动启动。
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屈服，以求过关，这在中国已是多年通行的方式，人们也久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文化，并不为耻。唯色如果这样做，固然不可能再提升主编，还可能下放农村改造思想，但至少可以保住每月工资。这在体制外空间相当狭窄的西藏是非常被人看重的。用藏族语言形容，有工资就像家养了奶牛，每天都有奶喝。
但唯色不能那样“过关＂，因为她首先过不了自己的信仰关。既然她被指责“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只有反过来抨击十四世达赖喇嘛才可能“过关＂，至少也得重复当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所说--“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可唯色怎麽能够对自己的宗教领袖说出这种话呢？说达赖喇嘛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难道不是颠倒黑白？她不能这样说，无论是出於宗教还是良心。在佛教中，攻击上师是重大的罪孽；而究竟是谁赶走了达赖，屠杀了几十万藏人，毁灭了西藏所有寺庙呢？他们才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罪魁祸首呀。
西藏前中共书记陈奎元“整顿寺庙＂的时候，曾要求每一个西藏僧侣都得亲笔写下李瑞环对达赖的定性，谁不写就会被驱离寺庙。不过藏文中的“是＂和“不是＂只差一个点，一些僧人用难以察觉的笔触在那四个“是＂上加一点，以求既能过关，又不攻击上师。然而唯色是无法这样做的，她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汉语中的“不是＂并非多一个点，而是多一个字，没有蒙混过关的可能。
面对当局每天的车轮战--各种角色轮流找她和她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实质是一种对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毁），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整日骚扰使她不堪重负，这时又指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接受教育＂，而她一直对修建青藏铁路持反对态度。她知道自己缺乏和那个体系对抗与周旋下去的力量，於是选择了出走，离开西藏。
走前她给西藏文联最高决策核心--中共党组留下一封信，题为《我永远是一个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全文如下：
文联党组：
对《西藏笔记》的指责，主要集中於对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看法。要我“过关＂，则是要我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遵照官方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过关＂有悖作家的天职和良心。目前，留在拉萨接受我不会接受的“教育＂，既不会有结果，也给大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文联亦难以交差，因此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我暂时离开拉萨，在外地等候有关部门的最後处理。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後果。
唯色
2003-9-14
到目前为止，唯色已经得到了如下惩罚：1、以“自动离职＂的名义剥夺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2、没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亲家栖身；3、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4、不批准她办理出国护照。可以说，除了关进监狱，能被剥夺的都剥夺了。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麽。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份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
我曾经感到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份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援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一些默默无闻的反抗，始终未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份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份子没有离开体制而能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不敢脱离体制也就不能反抗体制。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是通过体制控制来实行的。当局对唯色的惩罚就是一种杀一儆百。
文化帝国主义的惟我独尊
当代的帝国主义不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的，也不再是一小撮帝国当权者的行为，必然同时也是文化的，而且是由帝国民众共同参与，从政治帝国主义扩大到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说政治的帝国有一天可能分崩离析，或者被制度变革结束，文化帝国主义却不会有这样的“剧变＂，因为文化帝国主义存在於每个统治民族成员的内心，已经化为集体潜意识，注定难以改变。
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首先是一种惟我独尊的傲慢。那种傲慢以群体和个体、自觉与不自觉的方式渗透在方方面面。从贡嘎机场去拉萨所经过的曲水县城，有一个具有典型文化帝国主义特色的“援藏项目＂--“泰州广场＂。广场占地极其巨大，吞噬无数良田，除了财大气粗的炫耀，很难解释必要性在哪里；整个广场完全是汉地风格，布置著亭阁、石桥、流水，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广场中央一组金属架构顶著一个硕大的不钢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科学与进步的象徵；一圈牌廊喷涂著中共领袖的画像和中共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标语口号；广场耗资必然十分可观，却跟当地人没有关系，甚至根本不是为人所建。我在那广场上走了一遭。地面白色水泥砖反射的阳光刺人眼痛，脚下如同一个烤锅。草坪被铁栏围住，写著禁止入内的警告牌。人工河是在立陡深陷的水泥槽中，隔绝了人和水的接触。偌大广场只有两条石凳，遥遥对称，只是一种形式需要而不是供人休息之用，无遮无拦地暴露在大太阳下。我去的那天是星期天，照理休的人该最多，广场上却不见人的踪影，周边宽阔的大街也如鬼街一样空空荡荡。这样的广场体现著帝国的居高临下、文化傲慢和财富炫耀，当地民族和文化完全不被放在眼中，既不发生联系，也不值得考虑和顾忌。或者仅仅是为了引起当地的慕和自惭形秽，充当著文化帝国主义的楷模与方向标。它所象徵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暴力与占领。
在统治西藏的中国官员中，文化上的傲慢处处体现。最常听到他们指责当地人懒惰、保守、没文化、素质低、不懂科学，缺乏商品意识和市场头脑等，夸耀的则是自己如何迫使当地人改变观念，整顿作风，奖勤罚懒等。一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主管农业的“援藏＂干部曾以他拍的照片向我证实西藏农民之“懒惰＂。农田有很多巴掌大的石块，就是不捡出去，不是懒是什麽？其实夏季西藏农区雨大且猛，雨水容易把泥土冲跑，平时阳光又格外强烈，田水分蒸发过快。把石块留在田，下雨可压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时石块下又可保存水分，因此是西藏一种传统的保□方法。然而汉人官员的头脑，从来不存在藏人可能比自己更聪明的意识。
现任西藏自治区中共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杨松曾这样声称：“达赖几十年没见过西藏什麽样，有什麽资格谈西藏？我跑遍了西藏每一个县，我比他更有发言权。＂先不说这种话良心如何，因为达赖喇嘛几十年不能见西藏正是帝国主义的结果。这种说法首先是缺乏常识。跑遍西藏所掌握的只是资讯，资讯不等於就是“了解＂。真正的了解是出於文化，而帝国官员恰恰对当地民族的文化相隔鸿沟，充满偏见。杨松的言论突出地表现了他对文化的视而不见，这种浅陋甚至解答不了最简单的现象：许多殖民者终老在殖民地也不了解殖民地人民，而曼德拉在监狱闭塞了27年，难道就没有资格领导南非？
这种傲慢不仅存在於官员，西藏的各种汉人都会认为自己高当地人一等。即使是三轮车夫、水果小贩或包工队的力工，说起藏民都口气轻蔑，把他们视为愚昧落後。一位在西藏旅行考察的女作家对我说，她几乎放弃了正业，精力都用於指导各地的经济发展。她苦口婆心给当地官员上课，告诉他们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为他们设想应该搞的项目，细致到如何推动的细节。她气愤当地官员的冷漠，归结为他们的保守和懒惰。而在我来看，一个写诗歌散文的文人到了西藏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这种不自量力除了出於帝国主义式的文化优越感和惟我独尊，还能有什麽解释？我相信她是出於善意，但这种善意足以让我感到羞愧。
1980年代自愿进藏的大学毕业生中有我不少朋友，他们不同於以前把“一生交给党安排＂的进藏者，也不同於後来追逐功利的进藏者。作为空前绝後的一代，他们在现代西藏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然而从文化帝国主义角度分析，他们同样也是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合谋者。虽然他们不再是政权机器的螺丝钉，而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们把自己视为充当星期五之主宰和启蒙者的鲁滨逊，西藏只是证实他们文化优越的道具和布景。他们身在西藏却始终与藏人隔绝，牢守著同类汉人的小圈子。他们不少人跑遍西藏的农村牧场和神山圣湖，却仍然只是外来的猎奇者或以胶卷文字进行占有的掘宝人。一幅名叫《乾杯，西藏》的油画，用23个人物表现了这个小圈子。其中除了三个不会藏语、用汉语写作的汉藏混血作家，其余都是内地进藏者。那幅画以一种殉难式的宗教画风格自我渲染了他们“进藏＂的崇高与牺牲。然而不妨从画作者於小冬的一个例子来看他们如何对待当地的宗教与文化--“於小冬住在由教室改成的宿舍，房子非常高大，用巨幅的经幡做了几个不同功能的隔断……小冬说那种黑白相间的巨幅经幡只有在有神性的河边或者山顶才被藏民们树立。他费了好大的功夫和心思，在藏历年藏民们插新经幡的时候｀顺＇来了这些经幡。＂（张子阳，《西藏人文地理》创刊号，86页）过年时分挂到神山圣水祈求保佑的经幡带著藏人莫大的虔诚和期许，竟被偷来装饰和分隔自己的房间，这中间难道有任何文化上的理解与尊重吗？只有在完全不相通和无尊重的心态下才可能做出这种事。那不是於小东一个人的行为，而是那个小圈子集体的日常习惯。如果有机会看那些人的西藏收藏，几乎每人都有成堆的盗窃品。
我不想把自己排除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之外，有时这并不取决於个人愿望。居住英国的藏族学者次仁夏加在批评我的文章时有这样一段话：“要让中国的知识份子客观地、通情达理地考虑西藏问题，无异於要让蚂蚁举起一头大象，那不是他们的能力和视野所能及的--无论这些人是中共官员、信奉自由主义的民运分子或者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情况都一样。他们的观念不能不受制於他们的民族偏见，他们的想像也无法摆脱所有殖民者都会自以为是的那些东西的束缚。＂（《血染的雪域--对王力雄的回应》，林猛译）
我能理解这种看似激愤过度的话。即使在中国最重视民族问题的民主派人士中，也一样存在文化帝国主义的意识。其典型便是大一统的思维。即使在推行民主理念时，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采取惟我独尊、居高临下的姿态，自认可以对少数民族的诉求进行裁决，划定只许追求民主、不许追求独立的底线，而不愿意在受压迫民族的立场上进行思考与理解。
汉人民主派一般都不承认中国存在民族压迫，而是归结为专制压迫，并以汉族人民受同样压迫为理由，要求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为中国民主化奋斗，而不该单独追求本民族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专制压迫对不同民族有很大的区别，如汉族学者写出《讨伐中宣部》的檄文，汉族记者发表训斥团中央书记的公开信，都未波及其在体制内的地位，唯色仅仅在书中说了一句对达赖喇嘛的崇敬，描述了一下尼玛次仁的困惑，就被剥夺掉一切，怎麽能说是受同样压迫？到过汉地的少数民族人士有共同感慨，汉人敢於发表的言论如果出自少数民族，早就会关进监狱。另一方面即使在汉族民主人士心，也存在一个不说出口的共识--未来的民主中国将不惜对坚持独立的少数民族发动战争，也要保持国家统一。这就不是专制政权对各民族的共同压迫，而成了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处於专制压迫下的汉族普通百姓也往往在民族问题上自觉追随帝国，尤其是民族混居地区的汉族百姓--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内地招来的民工--不仅在帝国指挥下参加对当地民族的镇压，不少人还表现得十分踊跃。
一种貌似公允的观点是：应该强调共同的人性，不要强调不同的民族性，按客观标准、法律和民主程序平等对待一切，不能因为民族不同而区别对待，以免人为地激发民族冲突。但是任何标准、法律和程式都不是纯粹客观的，都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帝国主义既然不会随政治民主化同时消失，还会在主体民族的多数成员意识中长期存在下去，那种情况下的不分民族，结果就只能是被主体民族主导，成为对弱小民族的实际不公。尤其是在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人口相差巨大的情况下，代议制民主更可能忽略少数民族的权利。那时没有民族主义的坚守，少数民族的文化就会被多数民族的文化窒息，同时又在民主旗帜和现代化话语面前失去反抗权利。
如萨伊德的精辟分析，当前世界的民主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那种帝国主义不需要政治压制和暴力手段，只靠以自由民主方式形成的“主流＂，就足以把异己文化挤压在边缘，使其枯萎直至消亡。很多人反对全球化其实就是反对这样一种“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民族的文化抗争需要民族主义的支援。民族主义在文化抗争的意义上是积极的，只要不转变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尤其不能成为诉诸暴力和冲突的民族主义。一个公允的社会应该给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留出合理位置。
消解文化帝国主义取决民族表述
对民族文化最好的保护当然是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但是独立难度和代价过高，尤其是民族实力相差悬殊时甚至没有可能。不过若把独立看作保护民族文化的手段，只要能达到保护民族文化的目的，是否独立并不重要。而在同一国家内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除了需要政治制度提供相应机制，还取决主体民族的帝国主义心态消解，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制只有在主体民族的支持下才是真正可行的。
不能单纯指望主体民族自我觉悟消解文化帝国主义，那即使是可能的，也需要太长过程。少数民族一方需要以自身的文化感染、意志表达和耐心说服去主动消解主体民族的文化帝国主义。这就对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述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表述能力包括很多方面，我想著重强调的方面是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对此肯定会有质疑：为什麽要藏人学汉人的语言，而汉人不学藏人的语言？这的确不公平。主体民族出於文化傲慢和必要性较弱，往往不学少数民族语言。但少数民族如果为了追求平等而拒绝掌握主体民族语言，也就失去了自我表述的能力。因为在帝国体系中，表述空间和载体都被主体民族语言占据。要求主体民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并且主动了解和理解少数民族，固然是有尊严的要求，可能性却不大。坚持这种要求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吃亏。而如果换一种思维，把掌握对方语言当作一种主动进攻，就像学习和使用对方发明的飞机军舰一样，就不会过分缠绕於尊严问题。
因为表述不是自己思考，而是说给外人听。沈默地自我坚守本民族文化只是一种被动抵抗，最终阻挡不住强势文化扩张，避免不了被吞噬的命运；暴力对文化帝国主义也没作用，即便像满洲人那样徵服了中国，照样会被中华文化帝国灭种灭族。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只能用文化本身，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展示，感染和吸引对方，才能促使对方放弃帝国主义心态，产生尊重和回归平等。这种主动进攻是对本民族文化最好的保护，同时也能促使本民族文化发展。从这个角度，民族的表述更为重要，要求的表述能力也更高。而这种表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能在美学层次使用对方的语言。
历史因素的组合恰好为藏族造就了众多这种人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和诗人就达数百之多--被称为藏族的“汉语作家群＂。其中的佼佼者如唯色、梅卓、色波、阿来、扎西达娃等，对汉语的掌握超过很多汉族作家。藏族内部对这种现象评价不同。一些人认为是殖民主义的结果。的确，分析这些作家的情况，殖民主义色彩相当鲜明。首先“汉语作家群＂的多数人都是在“四省藏区＂长大。四省藏区是中国有意对西藏进行分治的结果，把西藏毗邻中国的区域划入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四省藏区汉化程度高，藏文教育差。上述几位作家都不会藏文，有的甚至不会讲藏话。除梅卓之外，其他几位都不是纯粹藏族--唯色和色波各有四分之一汉族血统，扎西达娃是二分之一汉族，阿来是半回半藏。他们都有汉族名字并长期使用，配偶也都是汉人（包括梅卓）。还有一个特点是，除了阿来出身普通农民，其他几位的父母都是中共干部，其中唯色、色波、扎西达娃的父（母）亲是共产党最初进军西藏时从康巴藏区招纳的先头部队成员。
问题是简单地把这些作家当作耻辱，还是把他们当作民族的财富与武器？如果承认民族表述对反抗和消解文化帝国主义的作用，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事实上，藏民族拥有的表述能力已经得到相当成果，尤其和维吾尔族对比可以看得更清楚。
仅仅二三十年前，汉人对藏族文化的了解还是剥人皮、挖人眼，是“最黑暗、最野蛮＂的社会。而现在，千千万万汉人把西藏当作圣地心向往之，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所倾倒。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藏民族的自我表述推动的。一方面是流亡藏人在国际上几十年不断努力的结果，再通过西方桥梁进入开放後的中国；另一方面西藏本土使用汉语的文化、宗教界人士也功不可没。而这两方面的表述维吾尔族都没有。其实维族在日常生活中对汉语需要更多，因为新疆是多民族共存地域，更需要使用共同语言。现实中也的确能见到不少汉语不错的维吾尔人，但是我却从未见过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作家，也不知道有用汉语传教的维吾尔宗教人士。这和藏族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解释这种现象，可能与维吾尔族在文化上的坚守有关。维吾尔知识份子有一种集体的不约而同，在媒体和公共场合排除汉语。六、七十年代改革的新维语今天不但文字上被废弃，口语中吸收的大量汉语辞汇也逐步被英语辞汇替代。这种替代过程不是串联形成的，而是靠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自发推动。即使是在监狱，维吾尔犯人谁使用汉语辞汇都会受其他犯人嘲笑。我的一位维族朋友从小在北京长大，当年父母特地把他送回新疆，希望他能学会维语。但因为他的维语不好，被其他维族人认为丧失了民族性，不但没人帮助他学维语，反而处处对他蔑视和排斥。那位朋友到底也没有学会维语。可以想像在那种社会氛围中，当然不会有人愿意成为用汉语写作的作家。
虽然新疆比西藏汉人多得多，从保持民族语言、避免语言同化的角度维族却比藏族做得成功，民族内聚性也更高。但是从民族表述的角度看，成功却又是在藏族一边。维吾尔人一是不屑於向汉人进行表述，即使是在不必担心政治迫害的国外社会，流亡维族人也拒绝与汉人对话，不参加与汉人有关的活动；二是缺乏能够提升到美学层面的表述能力，其有限的汉语表述大都是政治诉求和口号，对汉族不但缺乏感染和说服，反而容易引起抵触。
一个典型现象是，中国内地的高档书店跟藏族有关的书堆满书架，长期热销，而跟维族有关的书却寥寥无几，无人问津。维吾尔族人口比藏族多，同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为什麽会有这种反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汉地的出版社也曾有涉足新疆民族和伊斯兰文化的兴趣，但因为几本汉人写的书存在让穆斯林不满的内容，导致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穆斯林激烈抗议和街头示威，甚至出现模仿霍梅尼对拉什迪发出的追杀令，威胁作者和编辑的生命，从此导致内地作者和媒体尽量远离跟穆斯林有关的内容。而维族又没有自己的汉语作家。由此形成一种回圈，越缺乏有关维族的汉文出版物，汉族对维族了解越少，越不容易形成兴趣和市场，汉文媒体也就越缺乏关注维族的动力。目前局面正是这样--汉人对维族完全陌生，对维族历史和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对新疆问题的认识也局限於当局宣传。大多数汉人对维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只有害怕和敌对。而这种局面对维族自身其实最为不利。
藏族却因为宗教的包容性（也因为与汉族宗教相通），达赖喇嘛积极与汉人和解的路线，加上拥有众多用汉语写作的藏人文化人，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密切，不断把西藏文化介绍给汉人，使其成为文化热点，甚至成为时尚象徵，产生众多“西藏发烧友＂。美学层面的文化表述也把西藏政治问题带入汉人视野，使汉人逐步理解和同情西藏的立场。这种以柔克刚的力量可以给其他少数民族一些启发。当年成吉思汗的大军世界无敌，西藏不但没亡，反而蒙古族从此归依藏传佛教，不靠别的，正是靠文化的力量。
弥补民族语言的缺失
藏族的汉语知识份子有一个普遍问题--本民族语言掌握得不好。他们中间的多数不能读写藏文，有的甚至藏话都说不流利。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教育造成。唯色一代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的教育，那时四省藏区很多学校几乎完全不教藏语。另一方面也由此才导致他们汉语好到能成为作家的程度--汉语已经是他们的母语。一般而言，人只可能掌握一种足以成为作家的语言。但是当西藏作家协会的主席扎西达娃在国外和流亡藏人见面，双方只能用对藏人而言具有殖民主义象徵的汉语进行交流时，足以让海外藏人提出这种质疑：既然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不掌握本民族语言，如何能掌握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又何以能代表藏民族进行表述呢？
的确，民族不是种族，其更重要的内涵是文化而非血缘。如果不能和本民族文化沟通，汉语能力再好也和本民族无关，只相当於给汉族增加了皈依者，成为文化上的汉人。藏语不好确实是唯色一代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看到那是历史产物，责任不在他们本人。我之所以认为藏语不好的藏族作家仍然可以承担对藏民族意志的表述，是因为有两个因素--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可以作为缺失民族语言的弥补，使他们保持和本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表述本民族的意志。
民族主义是当今最主要的民族意识表述，那种表述不需要建立於文化传承的基础，只需要对自己的民族具有认同，也不一定非用本民族语言，反而用汉语表达本民族诉求，更容易被中国当局和汉人社会听到。藏族的“汉语作家群＂中普遍存在民族主义意识，虽然一般不敢在政治层面公开表达，但在他们各种以文化面目出现的作品中却是处处都可感受。
在美学领域用文化形式表现民族主义可能是出於不得已，但是效果可能比纯粹政治面目的民族主义要好。因为政治的民族主义虽然可以表达诉求和抗争，但其主要内容只能是争取权利，往往具有清算、对抗和排外的性质，缺乏宽容、妥协与和平，因此往往不利於民族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加强敌对与冲突。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却主要体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继承和坚守，不需要与其他民族对抗，因此可以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说，藏族的“汉语作家群＂目前以文化形式表达民族主义，综合效果可能更好。
不过既然文化是历史积累的，很大程度依靠语言传承，不掌握本民族语言的藏族作家惟一能让自己和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民族宗教信仰。藏民族文化大部分都汇集於宗教，民族意识也主要是围绕宗教形成。宗教在现实存在和发展，不像风俗传统正在过去，变成形式，因此只要具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即使不直接通过语言也能和民族意识相连，以及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在这层意义上，藏族的汉语知识份子信仰藏传佛教就特别重要。这不是从宗教本身说的重要，而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就会失去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惟一纽带。唯色能够成为藏民族意识的表述者和民族文化的捍卫者，关键就在於她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讨论只针对特定人群，他们以汉语为母语，能够成功地为藏民族进行表述，因此以失掉本民族语言为代价换得的汉语能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变成好事的坏事。然而这种逻辑对民族的普通民众是不成立的。普通民众不担负表述任务，失掉本民族语言对他们只能是坏事。作为民族群体，这方面应该向维吾尔人学习，通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时刻捍卫和传承包括语言在内的本民族文化。
超越“民族内部的私语＂
有人会说即使藏族没有汉语知识份子，民族意识的表述也从来都有。哪怕在镇压最烈之时，藏人也没有停止过在私下场合以抱怨、调侃、传播“小道消息＂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然而那类表述多为亲朋好友之间的悄悄话，或者顶多是在藏人场合中“民族内部的私语＂。汉人是无从听到的，甚至当局也可以从表面的无声以为“前所未有的稳定＂。那类表述的作用相当有限。重要的不是在民族内部私语，而是要有面对汉人民众、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公共化表述。否则汉人民众对西藏的了解就只有当局的宣传，当局也只能透过情治系统和“政策研究＂的有色眼镜把握西藏。西藏因此被扭曲，甚至因为没有声音而被忽视。
举一个例子，著名的汉人游泳家张健曾经横渡青海湖。青海湖是藏人的圣湖，徵服性的横渡对藏人而言是一种亵渎。类似的亵渎神山圣湖的行为过去多有发生，藏族虽有广泛不满，但多数只是内部抱怨。张健横渡青海湖时完全没有藏人圣湖的概念，随後又宣布要横渡另一个藏人圣湖纳木措。这时藏人的汉语网站“藏人文化网＂发表了一封给有关部门的公开信；唯色同时起草了一封签名书，呼吁张健放弃横渡纳木措。公开信和签名书立刻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开来，被广大中国线民所知。在唯色签名书上签名的数百人中汉族占了近一半。国外中文媒体对此也进行报导，成了一个瞩目事件。面对舆论的谴责，张健取消了横渡纳木措的计画，唯色签名书中提到的歌手韩红也放弃了“空降布达拉宫＂的演唱会。这个例子显示出，公开化的表述和民族内部的私语，效果完全不同。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者一直在为藏民族进行公开化的表述。西藏问题被国际瞩目和他们的表述分不开。但是对中国的汉人而言，一是因为新闻封锁，二是因为语言不通，影响很有限。况且汉人往往认为海外藏人不能代表境内藏人，其表述是宣传而非真实，因此针对汉人，需要西藏境内的藏人自己出面，用汉语进行表述。
唯色的遭遇无疑说明西藏境内的表述可能付出的代价。但是没有代价就奇怪了。这是必须面对的牺牲，是与帝国主义抗争中不能回避的。民族意识的表述在目前中国只能是一种异议。世界有过很多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异议运动。虽然在西藏形成那种异议运动还很遥远，但至少不能一直沈默，而需要发出公开与可持续的民族声音。
“公开＂和“可持续＂是两个重要原则。“公开＂除了指场合，还需要使用汉语。前几年在拉萨举行的全国民族运动会上，一个藏人混入开幕式舞蹈表演的伫列，在场内持续喊西藏独立的口号，但因为没有扩音设备，多数人不知道他在干什麽。即使听到，各地来宾也因为不懂藏语，只当作是节目的组成部分。那位藏人足够英勇，却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他的结局和下落从此杳无音讯，人间蒸发，只有藏人口头相传。另一事件是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新年晚会上，一个维吾尔人在演出中间径直走上舞台，用维吾尔语朗诵一首政治性诗歌。他也利用了公开场合，但结果和上述藏人一样，多数在场的人听不懂维吾尔语，不知道怎麽回事。这种事即使最终辗转传到海外，因为不再是“新闻＂，媒体也不再有谈论的兴趣。
类似的抗议行为一直有发生，但都不可持续，只能是一次性的孤立事件，当事者随後就会窒息於铁牢，再也发不出声音。而且那种表达顶多是几句口号，可以表达勇气，却不能产生说服、感化和文化上的互动，可以作为事件给人留下印象，却不能当作道理进入人的思想。最可能担负公开和可持续的民族意识表述的，应该就是掌握汉语的民族公共知识份子。这一是因为他们的表达可以直接面对汉人民众和中国当局；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利用媒体，即使在被封杀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中文互联网传播声音；三是因为他们能够融入中国社会主流，从而进入关注中国的国际社会视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牵制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他们因此能比普通人更多地触碰专制底线。
所谓公共知识份子就在於其所作所为能被公众看到，因此他们对底线的触碰可以给民众增加勇气。虽然民众的勇气只能一点一滴地增加，但时间积累的结果滴水穿石，会使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相比二十年前，今天中国人的恐惧程度减轻了很多，并不是因为当局镇压的能力减弱和专制性质改变，而是专制的最大难题在“法不治众＂。只要众人保持在一条平齐线上，暴政往往就无可奈何。由具有较高安全性的公共知识份子渐进地碰触专制底线，成为能够提升大众勇气的榜样，而大众保持平齐--只要不超越集体的平齐线就有安全--跟进，这是在专制制度中拓展自由空间、克服民族失语和启动异议运动的一条有效途径。
西藏以往没有产生这种公共知识份子，是因为知识份子都被囊括在体制之内，而异议和体制是不能共存的。西藏的文化空间几乎全被体制把持，并且西藏没有形成文化市场--这能看出西藏汉语知识份子另一重意义：公共知识份子必须能靠市场谋生，才可以摆脱体制控制，获得表达异议的自由。藏语知识份子的空间只能局限於缺乏文化市场的藏区，离开体制就不能养家活口，而中国内地已经形成广大的文化市场，藏族汉语知识份子可以利用汉语空间解决生存，从而也就可以得到摆脱体制的能力。
唯色事件不应该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权案例看待，那只是在众多案例中增加一例。这一事件可以同时启发很多思考--西藏如何与两种帝国主义抗争？如何产生表述民族意志的公共知识份子？藏族汉语知识份子的作用是什麽？作为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中国长期通过汉化教育培养帝国在藏族内部的同盟者，虽有成功之处，但也产生出不少和唯色相似的人物。他们的民族意识没有因为汉化教育减弱，反而更为强烈，同时他们又掌握了用汉语表述民族意识的能力。这一代人目前逐步成为西藏社会中坚，未来可能成为藏族各方面的领导者和领头人。西藏会不会出现一个具有理性精神又通晓汉语的异议知识份子集团，乃至出现藏族的萨哈罗夫或哈威尔？汉族人士则应该思考这种前景对西藏和对中国，对解决西藏问题将会带来什麽样的影响？应该如何迎接和回应这样的前景？以及如何清理可能深藏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帝国主义。
2004年8月－10月於拉萨、
北京----原载《议报》第172期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以 "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为主题举办的第四届 "族群青年演习营"，11月5日至7日在康乃迪克州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校园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四十
余位学者和媒体工作者就 "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进行了探讨。
来自大陆的作家张宏杰是个蒙古人，但和他已经丧失蒙古的名字一样，也不会说蒙古语。但他认为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和民族存在的基础，在内蒙的1,700万人群中虽然有 200万蒙族人，但只有少部份人能够讲蒙语，而且年轻人就更少。他担心蒙族会面临满族一样的灭族的危险。
在『信息时代的西藏』专题讨论中，不仅有流亡藏人的发言，而且也有来自西藏的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旺秀才丹，同时来自大陆的著名学者王力雄和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杜智富分别以《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以及《加拿大的联邦经验对未来中国的意义》为题作了书面发言。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给『族群青年研习营』的贺信中指出：『研讨会的议题具有时代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信息技术和经济建设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如果要使其成果对社会具有广泛的、积极的影响力、并使生活在这一人民共和国中的每一个人从中得益，关键是力图预见发展成果的潜在效应，并建造一个使其兴旺发达的环境。』
达赖喇嘛说：『作为一名藏人，我很清楚信息技术有潜力帮助汉人兄弟姐妹们更好地了解西藏人民和欣赏我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
达赖喇嘛还指出：『因此，我向中国及其它任何使用中文的地区的信息技术领域中的有关工作人员呼吁，请你们贡献一些时间和空间，能够展现西藏今天的实况，了解西藏人民的心愿，并对我们的情况有更好的认识。
在当前的信息时代里，我们有决心改善和提高族群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还是在其他什麽地方。我祝贺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召开这样一个公众性的研讨会。』
与会者均认为类似的会议有助于民族和解。
9月 16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离开达兰萨拉，开始为期十九天的北美之行。
这次的北美之行，达赖喇嘛前後访问了美国迈阿密、波多黎各、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等国家。其中达赖喇嘛于1989年曾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则是首访。
在美访问期间，达赖喇嘛于19日在佛罗里达州发表了『从内心和平到世界和平』的演讲，达赖喇嘛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说，战争已经过时，只有通过内在的平和才能赢得最终的世界和平，达赖喇嘛说，世界和平并不是只有喊喊口号，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有组织，并且是不合时宜的暴力行为，他并且举伊拉克战争为例，表示事前谈判相当重要，协商时机永远不嫌迟。达赖喇嘛的演讲吸引了一万三千多名听众，演讲後的问答也相当踊跃。
据美国之音报导：当时，另有一群提倡解放西藏的活动人士也来到佛罗里达。和达赖喇嘛呼吁给予西藏更多的文化自由不同的是，这些活动人士的活动重点在追求西藏独立，他们於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开始为期三天，总长为55英里的步行活动，以吸引大众对他们活动的注意。
在哥斯达黎加，达赖喇嘛在首都圣何塞向民众就修行创造快乐方面发表了演讲。还会晤了哥斯达黎加总统阿维尔·帕切科以及前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
在萨尔多瓦，达赖喇嘛为当地民众就有关『世界和平』方面发表了演讲。
在危地马拉，达赖喇嘛10月2日与该国女政治家、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门楚会晤。
10月 3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对北美洲六国之行的最後一站墨西哥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在墨西哥国会大厅，达赖喇嘛发表了有关「新世纪道德」的演讲。
据自由亚洲电台 10月 5日墨西哥城消息：正在墨西哥进行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表示，他的代表与北京方面的会谈进展缓慢，主要是北京害怕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表示，目前的努力是建立信任，所以在不同领域的详细讨论还没有开始。达赖喇嘛指出，中国政府官员还充满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进行讨论。达赖喇嘛强调，他的代表首先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追求西藏独立，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达赖喇嘛谈到，多少年来，他都渴望访问中国，不仅是作为参观者，而且是作为朝圣者。达赖喇嘛希望在中国政府认为方便的任何时候成行。达赖喇嘛指出，他年纪逐渐老了，这是事实，但是中国共产党也老了。任何事情都在变化，中国与30年前相比，不是有很多变化吗？
美联社报道说，近几年来，支持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人士指责中国在西藏境内倾倒核废料，勘探石油，水资源和林业资源，破坏了西藏的环境。对於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地下储藏核武器，达赖喇嘛对此表示，不了解这类情况。
另据美国之音报道，达赖喇嘛星期天在墨西哥市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对於中国可能已经在西藏倾倒核废料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八十年代末期，中国宣布封闭部份西藏地区，连游牧民也不能进入，从那时开始当地就有一些畸形的动物出现。
达赖喇嘛访问南非
应「非洲传统文化信托基金会」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1月 3日开始南非进行第四次访问。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达赖喇嘛会晤了南非部分宗教领袖、学生和政府官员。达赖喇嘛表示，人类心灵上的挫败常会造成行为的失轨，唯有内心的平静和慈悲的心肠，才能使家庭、社会乃至全世界宁静和谐，而他个人的努力便是追求群体和全世界的和谐。
11月 6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南非著名黑人城镇索威托维士塔大学发表「文化传统与艺术在自由发展社会中的角色」专题演讲，并与金山大学师生谈论青年人在高等教育与文化保存间的角色扮演等议题，并前往南非德班出席一天半的佛学讲座。
据新华网青海频道 11月 21日报道，11月18日，中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多西宁市山陕台吐蕃墓群中发现的一座吐蕃木椁墓进行发掘，出土了铁剑、铜壶、铜镜、陶罐、木马、漆器、指环等大量文物，为研究吐蕃时期安多地区的社会风俗、生产生活发展水平及墓葬习惯提供了实物资料。
另据新华网西宁１１月１７日报道，日前在西藏安多宗喀县的多巴高原训练基地发现一处大规模吐蕃时期的墓葬群，随著墓葬的清理，到目前已发现大小墓葬２９座。其中出土的铜壶、铜镜、陶尊、五铢钱、绿松石等大批文物，对研究吐蕃时期社会生活习俗有很大帮助。
据青海新闻网讯 11月2日，在西藏安多宗喀卡 (平安 )县成功地发掘了一处古墓葬，出土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20多件。其中有三足簋、三足盘、灶、仓、案盒、碗、勺、罐及铜镜、铜钱、铜饰等。所出土的三足陶簋置於一个三足大托盘上，簋旁边放在一个勺子，发掘出如此完整的餐饮套具，在西藏安多宗喀地区尚属首次。经考古考察鉴定，该座古墓为吐蕃时期的墓葬。它的出土为研究西藏古代的丧葬习俗、民俗礼仪和饮食餐具等历史状况，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据新华网青海频道西宁11月05日报道， 11月4日上午10时许，在西藏安多宗喀（青海省）中共体育训练基地的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两座西藏吐蕃古墓，从出土的文物进行考证，都属吐蕃早期古墓，但由於这两座古墓都在原来修建的房屋地基下，所以都遭到了早期的破坏。目前出土的文物只有陶器，还未发现其他文物。
考古专家呼吁详细普查安多吐蕃古墓分布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海都兰吐蕃古墓葬群近年来频遭盗墓贼光顾，考古学家建议应抓紧时间对这一地区墓葬的分布进行一次详细普查，以避免大量珍贵文物流失。
安多香日德县文物派出所近日又破获了一起盗墓案件，追缴各类丝绸制品、陶罐和棺板画等文物十余件。经专家鉴定，这些文物大多数属国家二、三级保护文物。据介绍这已是本年度破获的第三起盗墓案件。由於人力和资金有限，这里上千座吐蕃古墓正惨遭盗墓者洗劫，面临著灭顶之灾。
安多香日德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曾是西藏西藏古国阿夏（吐谷浑）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古丝绸贸易的重要驿址。在这里曾发掘出的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350多件珍贵的丝绸物品证明了这个地区曾经的繁荣。
有关专家认为，对於盗墓猖獗的现状，除了要加大打击力度，最重要的还是抓紧时间对这一地区墓葬的分布进行一次普查。因此弄清楚墓葬的分布区域、了解哪些墓葬具有真正的保护价值，才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避免大量珍贵文物流失。
达赖喇嘛宇宙责任基金会工作人员 11月 25日到达兰萨拉，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汇报有关该基金会工作状况。据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丹增格杰先生介绍：达赖喇嘛宇宙基金会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利用诺贝尔和平奖金三分之一资助成立的。其主要工作是促进世界和平、各宗教和谐、保护妇女权利等。该基金会在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孟加拉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展开活动。另外，该基金会也为印度青少年了解西藏文化、西藏问题等展开著各种活动。据介绍该基金会成立与 1989年，总部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另外，由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资助举办的第十二次「佛教与科学研讨会」 10月 19日在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宫邸举行，研讨会将举行五天。这届「佛教与科学研讨会」的主题是『意识与生命』，达赖喇嘛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信息中心编译报导）据路透社消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名藏僧因向警方讨要医疗费，被当地公安枪杀。这位僧侣以及他的同伴在被警方拘押期间遭到殴打，需要支付医疗费用，因此曾经希望警方能帮助支付。
据自由亚洲之声的消息说，这名僧侣是在与其他僧众要求当地警方负担医疗费後於9月14号被枪杀的。消息人士说，这个寺院的一些僧侣在被警方关押期间遭到殴打，有人被打伤，之後他们要求警方支付医疗费，但警方却开枪打死了这位僧侣，并打伤了另外几位。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一位警官星期六说，他听说过藏僧被杀的事情，但电台的报导并不准确。『到底是警方的错误或是僧众的错误现在还不清楚，事件还在调查中。』
枪杀了僧侣的那家公安局附近的一家饭店的工人说：『有这事儿，一个僧人让打死了。』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他说，是警察开枪打死了僧人。目击者说，被枪杀的僧侣是图登寺的掌门人，名叫喜茨。
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九月底消息，最近，西藏安多果洛玛沁县境内的图登寺的堪布喜茨被中共警方开枪打死，由此引发了当地藏人更大规模的抗议和中共警方的镇压。随後的冲突造成十五名藏人受伤。如今果洛甘德和达日县处于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另有消息称冲突已造成六名藏人的死亡。
据挪威西藏之声 9月 14日报道，西藏康区三名藏人因展示西藏国旗而被判处两年九个月徒刑。
最近流亡印度抵达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藏人达瓦在接受记者阿旺仁青的采访时指出：现流亡瑞士的炉霍县籍扎塞色群仁波且于 2004年 7月 27日抵达甘孜时，获得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政府对於扎塞色群仁波且在当地获得的信仰和欢迎极为不满，当局强令扎塞色群仁波且必须在十一天内返回瑞士，并禁止扎塞色群仁波且在当地举行任何宗教活动。於此同时，当局还逮捕了部分当地民众和僧人，在对被捕藏人进行一个多月的审讯後，其中的觉偌寺僧人切噶、东旦和当地牧民罗桑次仁被控在迎接扎塞色群仁波且时展示和高举西藏国旗，因而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被甘孜炉霍县法院判处两年零九个月的徒刑。
《西藏通讯》记者 10月 6日报道，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消息，西藏康区那曲索县俩藏人在该县人民法院前高呼「西藏独立」遭中共逮捕。
2004年 9月 14日西藏康区那曲索县俩藏人在该县人民法院前高呼「西藏独立」而当场遭到中共公安人员逮捕。
两名藏人是兄弟，其哥哥尼玛丹增现年二十岁。小弟索南尼卓现年十八岁。他们的父亲是那曲索县气象站负责人。母亲是索县雅拉乡农民。尼玛丹增和索南尼卓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後，至今下落不明。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9月 15日消息，西藏康区那曲索县三名西藏人（德觉、现年40岁。次仁达瓦，现年 40岁。达措，现年 33岁）因阻止当局在当地开发自然资源而遭到逮捕。
2004年7月，索县萨热村的藏人与前来该村开矿的中国工作人员之间发生冲突，当地藏人担心开矿将会对当地生态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9月 4日，中国警方逮捕了村民德觉、次仁达瓦和达措，他们被控在抗议活动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他们被捕後，萨热村曾组成代表团前往那曲有关部门要求释放被捕的藏人，并说明他们此举是为保护生态环境，且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但警方却宣称他们犯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拒绝释放。
9月17日，印地安纳州波洛蒙敦市市长马克·可卢桑向达次仁波切颁发终生成就奖。达次仁波切 图丹晋美诺布是印地安纳大学的退休教授，也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大哥。他是印地安纳西藏文化中心的创办人，也是国际西藏独立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人类各大文明都有「中道」思想
达赖喇嘛的中道思想其实并不是一种发明或创造，而是根置于佛教和平非暴力思想的一种发展。「中道」是一个佛教名词，佛教认为断见（认为事物灭後不再生起的主张）和「常见」（认为事物是常驻不变的主张）都是偏于一极的，只有佛教所主张的一切事物是迁流无常，而又相续不断，才是离开「断见」与「常见」两边的「中道」。其实在佛教中，对两个极端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因此对何为中道也是众说纷纭，西藏佛教中的『中道』源自于「中观应成派」的哲学思想，龙树就是这一见地的代表人物。（见才嘉的《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解决族群问题的试金石》）。除了藏传佛教，中国的佛教宗派也都以自己的宗派为中观，如唯识宗视唯识为中道，三论宗以「八不」为中道，天台宗以「实相」为中道，华严宗以「法界」为中道。但这并不影响佛教徒认为舍弃两头的极端而取中间即为「中间道路」的根本认识。
在中国，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认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中庸之道有时候也被称为「中道」，如《孟子·尽心下》中有「孔子岂不欲中道哉」，这地方的中道被认为是指「中正之大道」。
同样，在爱琴海文明的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出「中间道路」（Mesotes）的观念，指不偏不倚，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在伦理观念上，他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都是恶行的特徵，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徵，道德的标准。例如，勇敢位於懦弱和鲁莽之间，节制位於纵欲放荡和冷淡无情之间，因此，勇敢和节制是美德。
在希腊、中国和印度这三个人类文明的源头，都有文明巨人提出『中道』，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很可能蕴含著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其中亚里士多德还将这一原则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肯定大富大贫都是不好的，中等财富才是好的，认为国家应该由拥有适度财产的中产阶级来统治。但遗憾的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把弱肉强食、以邻为壑、迫人从己等视为是天经地义的生存竞争之不隔壁免的规律和常态，不管是政治斗争或民族冲突都不可能摆脱「成王败寇」的死结，因而，各种文明中的中道观念大都注重个人的处世原则而无法真正上升到社会和政治的层面。
历史发展到今天，依靠武力征服和维持的「王朝」已经日趋末路，根据各自的利益而结合的现代国家已成为趋势，一个尊重生命、权利的人类社会正在产生，期间一些以往被意识型态或强权压抑的如民族、宗教等问题也开始突显出来，还有因人类的发展而新产生的问题如环保等，而传统的政治原则在面对这些新型的问题时就显得捉襟见肘而缺乏操作性的。毫无疑问，这个世界需要重新确立一个超越国家、民族、宗教、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界线而为大多数人所能够接受的思想理念，这个理念必须改变人类弱肉强食的信条，寻求化解仇恨、消解残忍和不人道行为，促进人类各族群的对话、沟通和合作的机制，而达赖喇嘛以佛教的和平非暴力思想（更深层的是「众生为母」的慈悲思想）为基础，试图以佛教的『中道』理念为人类利益的最大化和人类无限欲望与自然的有限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达赖喇嘛的中道思想
现代科技的发展让人类整体的自信心空前膨胀，由此引发的危机也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未来，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富裕肯定甚至鼓励人们的欲望与竞争，而人的贪婪是无尽的，由此引发的竞争当然也是无尽的。但问题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是无法无限制地满足人类的疯狂贪欲。当现代人尽情地挥霍著土地、资源时，我们是否真正考虑过人类子孙繁衍生存的需要？再比如，汽车的发明普及和城市的发展改变了这个世界，但汽车对资源的需求尤其是对能源、土地和道路的消耗超过自然所赋予人类的能力，同样城市的高速发展是原来的农田、林地、草地或湖泊都变成了水泥覆盖的建筑区，这种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危害肯定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是永久性的。是遗祸子孙的。就现有的资料而言，不管是石油或核能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程度甚至只是百年左右，在人类发展史上百年不过是一瞬间，问题是人类在此之後的发展该以什麽为能源？当人们现在毫无节制地竞相奢侈浪费能源时，毫无疑问，我们是在预支子孙的生存机会。同样在政治、宗教、民族等问题上，极端主义以各种潮流口号为包装，争相为各自的杀戮和排斥、打压异己寻找合法的理由，而世界和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现代教育使人们几乎可以为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找到一些光面堂皇的理由，恐怖主义份子可以为了他的真理杀害无辜的几千人，美国、中国等国也可以合法地发动他们的圣战。保家卫国的极端化则是军备竞赛和发明制造出足可以把世界摧毁十几遍的武器，而极端强调国家利益的结果肯定是默认或推行「以邻为壑」的处世准则，结局就是全球气候和人类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
面对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人类必须要认真地考虑该怎样平衡这种无限制的欲望与有限的能源之间的差距？该怎样让人类各利益集团避免这种现代版的「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丛林原则，寻求一个尽可能公平、和宁的社会。达赖喇嘛的观点就是「中道」思想，佛教或达赖喇嘛相信，需要控制的是人的欲望而不是无止尽地向大自然索取，人类在合理利用必要的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同样面对利益冲突，人类需要的是运用智慧而不是血腥的勇气，需要的是接触、和谈以及协调，从而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并避免为维护各自的极端利益而走向极端，诉诸暴力，从而落的个两败俱伤、鸡飞蛋打的结局。其实，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人类不懂得实践，结局是不难预见的。
同样，达赖喇嘛相信西藏佛教是可以能够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因为西藏佛教就是一个教导人们怎样在知足和克制欲望的情况下合理地利用自然和享受生命的宗教哲学。
概括地说，中间道路就是佛教思想对现实具体问题（比如政治、经济、发展、环保等领域）所提出的一种解决方式，一种尝试，一种选择。是对人类历史上一直被奉行的「成王败寇」原则的全面否定。他强调的是人类应该了解无节制的欲望可以摧毁人类本身，人类在解决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应该学会克制、妥协与平衡，避免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寻求一个更好、更简单、更有利的解决方式，这就是达赖喇嘛的中道思想在现实中的重要意义。当然如果因此认为凡事都要折衷，则是把「中道」绝对化与庸俗化。
达赖喇嘛以中道解决西藏问题之思想形成过程
达赖喇嘛一直认为和谈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选择，这在初期即有现实的考量，也有信仰与理念的考量，从现实而言，西藏民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用暴力来对抗庞然大物的中国显然是不明智的。但从根本而言，达赖喇嘛「中道」的思想源泉是佛教的和平与非暴力思想。这样的思想传递著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以和平非暴力为基础，则意味著就要学会妥协。
如上所述，达赖喇嘛的中道是奠基于佛教的和平非暴力思想，因此，在他亲政以後直到目前为止，整个历史可以说就是和平非暴力思想的实践过程，1950年达赖喇嘛亲政时，中共已经在昌都打败西藏仅有的近万名藏军，虽然这个时候与中共的和谈很可能是签署城下之盟，但与达赖喇嘛亲政前西藏政府对和谈的犹豫不决不同，达赖喇嘛不愿意放弃任何的和平机会，他回忆说：「没有比与中国通过和谈设法解决问题更好的选择，实现和谈是最好的，进行和谈就不可能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达赖喇嘛1997年1月23日在下达然萨拉学校的讲话），因此达赖喇嘛毫不犹豫地立即派出了和谈代表团。当通过电台得知西藏代表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签定了十七条协议的消息时，他虽然感到极为吃惊，但当战争与城下之盟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时，虽然那是他已经在西藏边界，脚一抬就可以流亡国外，但达赖喇嘛选择了和平与妥协。达赖喇嘛回忆说：（中国政府在十七条协议中的承诺）「相对于把自己的国家交给中国而不复做为一个国家存在，虽然这些承诺无足轻重，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希望中国在这强迫的单方面的协议中履行他们的承诺』。（达赖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陈峰中译，76页，香港支持西藏之亚太广场出版）八年多的合作中，虽然达赖喇嘛极力配合中国政府朝三暮四的各种决定和政策，但达赖喇嘛和平非暴力思想为基础的妥协折衷行为还是被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党给砸的粉碎，和他的前世一样，达赖喇嘛也被迫走上流亡之路，但即使在流亡之前和流亡途中，达赖喇嘛还是向康巴游击队和愤怒的人民说明他坚决反对暴力的主张（达赖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陈峰中译，76页，）。
而且在离开拉萨後，达赖喇嘛并不打算离开西藏，他依然无法相信中共是无法沟通或难于理喻的，他回忆说：『我们认为应该留在那里（指西藏边界城市隆子宗），努力与中共展开和平谈判，我们希望，当我逗留在西藏时，中国人也许可以看出达成协议中所有的好处，也许会制止他们轰击拉萨』（《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192页，）但中共用炮声击碎了达赖喇嘛的和谈梦。刚到印度，虽然当时中共正在疯狂地屠杀西藏人民，毁灭西藏的文明，但达赖喇嘛仍然一如既往地呼唤和平。1959年6月，达赖喇嘛在穆苏瑞的新闻稿中指出：「我们西藏人民并不敌视或仇恨伟大的中国人民，我们必须共同做出必要的努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共则以武装镇压、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等残酷的镇压做为回应。
在和谈无望的六、七十年代，达赖喇嘛致力於在流亡社会推定民主体制，建立定据点和西藏学校等，所取得的成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时，从世界各地挑选的五十个最优秀的国家或社会中，西藏流亡社会入选者之一。
期间，中国虽然一直处于极左的疯狂中，但达赖喇嘛相信和谈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出路，早在1973年初与噶厦和议会议长讨论时，达赖喇嘛就提出『早晚我们会获得与中国和谈的机会，通过和谈解决问题是唯一的出路，时机是否成熟则可以考虑。如果选择和谈，则西藏在历史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民也希望西藏获得独立，但这是中国所难于接受的，避免西藏的分裂关系到中国的利益。而我们的利益是三区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如果实现了自治，则放弃独立也是可以考虑的』。从那以後，达赖喇嘛的讲话就不再使用独立等概念，取而代之的是「西藏人民的幸福』。
七十年代末，毛泽东的死亡使中国开始从极左的疯癫中开始回过神来，国家开始走向正常，1979年当邓小平主动派人联系时，西藏方面法上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首次的接触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前後四次代表团到西藏调查和会谈等等，但最终并未能实现真正的和谈。唯一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根本不承认西藏问题的存在，其接触的目的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的问题，并将西藏问题转化为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这点在胡耀邦于1981年7月27日提出的所谓对达赖喇嘛的五项政策中很明显。因此，这种试探性的接触在热闹一阵以後一涉及到实质问题就告触礁。面对中国政府的顽固政策，加上国际社会希望了解达赖喇嘛的明确立场，因此，达赖喇嘛于1987年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出了五点和平建议，这些建议的大部分内容其实之前在与中国接触时都讨论过，因此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什麽新闻。随後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对西藏的要求做了全面的阐述。虽然『中道』做为一种佛教思想一直影响著达赖喇嘛的行为和决策，之前他的很多观点也是以『中道』思想为基础的，但斯特拉斯堡建议是第一次使用『中道』这个佛教概念来阐述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根据「中道」的理论，达赖喇嘛提出的两个极端之一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方式，包括对藏人的高压殖民统治、分而治之的分化政策等等，另一个极端是很多西藏人所期望的完全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舍弃两个极端後的选择就是自治，即在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或免除分裂之恐惧的同时，保证西藏人民能够享有自治的权利。
具体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具有自己的基本法，以西藏三区统一为基础，由西藏人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下依法自主地管理西藏的文化、宗教、传统、教育、卫生、交通等内部事务，从而保证西藏民族特性、文化、宗教、传统以及人民的福利事业得到维护和发展。而由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安全以及与西藏人共同参与西藏的经济发展，从而保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基础就是中国政府维护统一的要求与西藏民族维护民族特性与发展民族文化、宗教和卫生等并被双方民族视为根本原则的诉求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存甚至相得益彰的。
中国政府刚开始指责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是变相独立，现在好像不再有这样的指控，因为达赖喇嘛所要求的那些权利在香港和澳门已经实现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根据基本法行使自治权利，享受民主权利，这些权力对香港人而言是一种自然的权利。而对西藏民族而言，它还具有特殊性，那就是这种权利不仅仅是人民的权利，而且还是一个民族或文明延续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香港澳门人民享有这些权力而不是变相独立，则指责西藏人要求这种自治权利是变相独立显然是说不通的，也让人对「共和国」是否是各民族共和？或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产生怀疑？
作者：跋热 达瓦才仁，本文主要内容原载《北京之春》2004/12号，此为全文
本报综合新华网青海频道的有关报导：多年来由于对西藏三江源地区的肆意的『开发』和破坏。对世世代代生活在西藏高原上的西藏人民种下了灾难的祸根，对西藏生态环境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毁灭性的破坏，结果这些西藏最富饶的牧区却由於生态恶化而出现大量的"生态难民"。
三江源地区位於西藏安多西南部，地处西藏高原腹地，包括康区玉树、果洛以及海南、黄南部分地区，区域面积达 36 29万平方公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 49％、澜沧江总水量的 15％都来自这一地区。近年来生态环境恶化加剧，昔日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绚丽之地，如今风沙蔓延、河流干涸、草原退化，越来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开始沦为 "生态难民"。根据新华社的报导， 5年後，三江源核心区将再成 "无人区"。
长江源头第一县--西藏康区玉树治多县曾经因为牛羊众多而赢得了"百万县"的美誉，现在这个县的存栏率只有４０万头只，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生态恶化而不得不压缩畜群。治多县委副书记高波告诉记者，治多县的牧民收入平均在１７００元之上，这个数字看起来不低，但由於地域广阔，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大等原因，牧民的１００元还抵不上平原地区的５０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安多玛多县是闻名的"首富县"，昔日牛肥马壮的绚丽之地，如今风沙蔓延、河流干涸、草原退化，越来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开始沦为 "生态难民"。当年的首富县现在沦为重点扶助县，当年的扎陵湖乡现在变为重点扶助县中的重点扶助乡。扎陵湖乡已经基本沙化，家园消失了，背井离乡的人们出现了。扎陵湖乡的难民开始搬迁至县城或其他乡居住，但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举步维艰。
身材魁梧、脸膛黝黑的达白祖祖辈辈居住在黄河源头的扎陵湖乡，逐水草而居、放牧牛羊是这里千百年来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７月２０日，４２岁的他不得不带领著妻儿离开广袤的草原搬迁。说起搬迁，达白多少有些伤感，他说，由於草场退化，家里不得不一再减少牛羊数量，十几年前，他家有２００多只羊，５０多头牛。如今，草原已经养不活多少牛羊了，搬迁前，他家只有２０多头牛、５０多只羊。
据了解，在 据青海省民政厅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西藏高原三江源地区共有１６个县，其中７个是国家级扶贫重点县，另有７个县是省级扶贫重点县；共有牧业人口４０ ８９万人，７５ ５％是贫困人口，在这些贫困人口中，因生态恶化导致贫困的占到了相当大的分额。
住在黄河源头扎陵湖畔的牧民索保告诉记者说："二十年前，我挖了一口井，挖了４米就挖出了水；１９９２年，我又挖了一口井，挖了６米深见到了水；１９９７年，我挖第三口井时，挖了１４米才挖出水，去年３月，这口井干了。家里只得用犁牛到５００米外的扎陵湖驮水吃。"
BBC记者林慕莲14日报道，中国正在西藏展开公关活动，邀请一批外国记者到西藏访问，向他们展示这块贫穷的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但是，中国并不去谈论人权以及压制西藏佛教的问题，而是大谈当地经济的增长。西藏经济的发展伴随著大笔资金和大批汉族移民的流入，但许多藏人并没有从发展中受益。在西藏布达拉宫的旁边，一位老年妇女正在高声歌唱，向行人乞讨。她是只西藏首府拉萨众多乞丐中的一个。
西藏看上去是一座拼命挣钱的城市，商业街上展现的品牌商标象徵著新的繁荣。大多数的商店都是由汉族移民经营的。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位姓范的汉族店主，他从两千公里以外来到拉萨开了一家手机商店。他说，这里的市场还不发达，生意比较好做。但是他否认了移民抢夺藏人就业机会的说法。他说，大家到这里是建设西藏的，现在的西藏已经比过去富多了。
中国表示，他们将耗资30亿美元修建西藏连接外部世界的铁路，以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修建新铁路的工地上却看不到藏人的面孔，建筑工人大都来自中国内地的不同地区。
批评人士指出，新的铁路将会带来更多的汉族移民。自由西藏组织活动人士安尼·卡拉汉说：『在西藏的汉族移民得到优惠的纳税条件，或者得到最好的工作。由於共产党控制的结果，汉语在西藏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说，藏人无论在教育方面，还是在就业以及生活机会方面，都仍然受到歧视。』
在出售纪念品的地方，游客们正在和商贩讨价还价。但是就在距离闹市不远的地方，完全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一些年轻的藏人由於找不到工作而闲逛。
一位名叫扎西的青年向我表达了他对汉族老板的不满：『汉族工人的工钱是我们的两倍，即便我们工作更努力的时候，他们的工钱也比我们多。汉人总说我们工作不够努力。』
但是这些并不是中国政府希望西方记者看到的，中国当局希望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模范村：在该村中，女村民在为西方记者跳著传统的舞蹈。这个模范村在10年前安装了电话，是西藏第一个安装电话的村子。我向陪同我们到这里访问的中国外交部官员说，这在西藏并不具有代表性。他回答说，这代表著西藏的未来。
随後我们来到村长才旦多吉的家里，他家的墙上挂著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像。我问他，为什麽要加入共产党。他说：『我不仅自己致富，而且要帮助当地人一起致富。在党的政策帮助下，我们可以生活的更好，依靠佛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是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提高生活水平将会削弱宗教和政治热情。
但是，即便是生活水平相当高的一些藏族中产阶级人士也认为藏人正在被边缘化。一位名叫普波扎西的藏族老板对我说，他的许多雇员都来自乡下，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所以他雇佣了他们。
象普波扎西这样的藏人正在赚钱，正在按照现代社会重新包装著西藏的遗产。但是，西藏文化正在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下面临受到破坏的危险。
西藏著名藏医学家、天文历算家、声明学家和佛学家绰日·才朗先生於 2004年 10月 19日圆寂，享年 78岁。绰日·才朗出生在西藏康区德格，曾先後在西藏江达县绰日寺、康区嘎脱寺和拉萨等地求学，从1994年 10月任西藏藏医学院院长、教授，还先後担任藏医学硕士、博士生导师，为西藏培养了大批藏医学、天文历算、声明学人才。留下了以藏医药学为主的著作 180余卷，为西藏民族文化的延续、继承和宏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西藏著名诗人伊丹才让先生，於 2004年 10月 24日逝世。伊丹才让是西藏安多宗喀人，发表过大量的中文诗歌，热情奔放地表达了他对西藏民族的忠诚和热爱，其中部分著作已译成藏文出版，对丰富和发展西藏的民族文学艺术做出了贡献。
美国之音努南 11月 13日达兰萨拉报导，虽然中国军队正式进驻西藏距今已经有50年了，但是设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仍然在为争取西藏人的权利和保护西藏文化而奋斗。最近，两位西藏特使到北京举行会谈，讨论如何使西藏继续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时又给予它特殊的自治权，使得多年以来停滞不前的西藏问题有了改观的迹象。但是，一些流亡人士表示，他们争取的是西藏完全独立。
这里正在上英文课，藏族尼姑多恩静静地坐在教室的後面。她学习是为了生计。和成千上万的藏人一样，她从家乡逃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参加反对中国对西藏统治的运动。1989年，多恩因为和其他几位尼姑爬到一个山顶上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中国有关当局逮捕。她入狱两年。监狱的条件非常艰苦。
多恩说，警察常常把她和她的朋友绑在一个铁棍上，用桉树枝或手拷打他们。
西藏权利活动人士指出，自从中国军队1950年进驻西藏以後，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政治压迫、大规模逮捕、摧毁佛教寺庙、以及有计划地将大批汉民移居藏区等手段消灭西藏文化。他们说，50年的中国统治把西藏文化逼到灭绝的边缘。
但是中国政府驳斥这种说法。北京说，是它把西藏从政治和经济落後状态中解放出来，而且给西藏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中国政府还说，西藏长期以来一直是自治区，享受充份的自治权。
最近，双方之间几十年的僵持局面开始出现解冻的迹象。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三人代表团9月份到北京访问了两个半星期，他们和中国政府中层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是过去两年中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第三次访问北京。他们说，他们希望会谈最终促成西藏问题的正式会谈。
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也承认，作为流亡政府，他们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而且中国政府把西藏看作是它领土的一部分，因此西藏流亡政府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要求，而是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权、保护藏族文化，并且尊重西藏的人权。
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滕桑波说，这麽做是面对现实，以改进西藏的状况。他说：『面对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承认西藏的中央行政机构是西藏流亡政府，或者承认西藏是独立的。所以，面对这麽大的势力，争取独立是不现实的。』
图滕桑波表示，尽快解决西藏问题也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时间对我们很宝贵，对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也非常重要。我认为，解决西藏问题最佳的时机是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
人们最熟悉的西藏人的面孔莫过於达赖喇嘛了。达赖喇嘛现年69岁，在中国进驻西藏时，他恰好是西藏的元首和政府首脑。1989年，他由於采取和平方式反抗中国的统治几十年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分析人士指出，西藏问题如果不能在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得到解决，就有可能会被无限期地推迟下去。
50年前，1954年11月，达赖喇嘛才19岁，他到北京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在保护佛教文化的同时，给予西藏政治上的自治权。达赖喇嘛说，虽然中国政府在会谈後给予西藏自治地位，但是那不过是一场骗局。他说，中国政府继续对西藏实行政治压迫，而且试图把西藏文化和汉族文化同化。1959年，达赖喇嘛从西藏逃往印度。西藏流亡政府从此就设在那里。
虽然藏人对达赖喇嘛非常敬重，但是他决定放弃要求西藏完全独立，还是使很多流亡人士非常失望。代表原西藏政治犯的一个组织的负责人沃尔巴就是其中一位。
沃巴尔说，很多政治犯是为了争取西藏独立而被捕入狱的。我们应该继续代表他们的利益。』
访问北京的西藏特使说，现在就预计会谈是否会促成他们所期盼的有关西藏前途的实质性会谈还为时过早。但是，他们决心把谈判进程进行到底。西藏流亡政府表示，它可以在西藏未来的政治地位上做出妥协，但是不会在西藏人民的权利和传统方面妥协。
中国蓬勃的经济似乎成了进一步加强控制西藏的有利工具。工人们正在抓紧时间完成这拥有536个单元的住宅公寓群，这里有人工湖，有彩绘的柱子，还有很多玻璃和钢筋水泥。这种景象在经济继续蓬勃发展的中国东部城市非常普遍。但是，这里是人口只有三万人的小镇巴邑---位於喜马拉雅山东部和横断山脉之间靠近缅甸边界的地方。
当地的建设局局长易向辉向来访的外国记者团解释说，这个特别的公寓住宅群的未来住户大部份是政府员工。他们当中许多是正在大量移居西藏的汉人。这些移居西藏的汉人大部份是技术工人，但是也有商人。虽然政府官员声称巴邑的人口中有百分之54是藏人，但放眼四周，却大部份是汉人。
尽管对汉人移民西藏有减税和低息房屋贷款等优惠，但是中国政府却否认进行任何有组织的运动来方便汉人移民西藏。一名官员表示，如果汉人主宰了当地的经济，那是因为 "自然的市场力量"。
但是国际支援西藏运动的活动人士却指控，中国对西藏的大部份新投资，对汉人移居者的帮助远比对西藏当地人要多。
西藏儿童仍然得不到基本教育
美国之音报道，中国争取改进西藏地区教育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良好的结果，但是许多贫穷地区的少年儿童仍然没有得到基本的学校教育。联合国估计，全西藏地区的学龄少年儿童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有机会获得法律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
西藏东南部林芝地区的公仲村和西藏自治区许多其它地方不一样。这里所有的住宅都有电，并且在1996年就装上了电话。村子里的街道都铺设得很整洁。村子里的狗都套著牵狗的绳索。所有的学龄少年儿童都上学。一名中国外交部的官员总结了他认为外国记者应该看到的新西藏的现实情况。他说， "这是西藏的一部份，对吧？这代表著未来和今天的西藏。"
距离公仲村不远的地方才是人们通常看到的西藏。成群的少年儿童衣衫褴褛，他们的脸经过冰山的风吹和日晒，已经变得 "老化"。他们沿路向外来的游客叫卖羊奶酪串，讨钱。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说，他们不会看书和写字，从来就没上过学。
中国和联合国官员说，西藏少年儿童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条件获得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这些无法接受教育的人大多数是西藏本地人，而不是那些越来越多的移居到西藏的汉人。
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余和平对记者说，政府确定了一个三年目标，确保藏族少年儿童达到中学水平，全面消除文盲。但是他没有介绍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实际上，学龄少年儿童文盲的情况并不仅仅限於偏远地区。在西藏首府拉萨，13岁的男孩珠玛就整天在街头闲逛，向游客讨钱，或者做一些杂活。他说，他不会读书写字： "现在就是要钱吗。人家都有钱，没有钱他们根本就没法 '休闲吗'。现在西藏人就有很多人都 '要钱'吗。我要上学还要交学费吗。"象大多数在中国官员或者警察不在场的情况下接受采访的西藏人一样，珠玛说自己是西藏人，而不说自己是中国人。他说： "那些人不行。我们不喜欢。"
有一位西藏妇女正在为珠玛这样的失去父母的西藏孩子工作。她为西藏儿童开办了一所私人孤儿院。在政府试图控制所有教育活动的环境中，这是一种有风险的事业。数十名学生正在练习用藏语、中文和英文唱西方一首流行的儿歌。
孤儿院的负责人要求在不透露姓名的条件下接受了下孤儿院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她说，对於这些孩子来说，孤儿记者的采访。她说，一些试图开办地院的生活很好，否则这些孩子就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到大街上去。她说，她家庭的生意向她的孤儿院提供资金，没用政府一分钱。每个月的花费相当於一千美元以上，都是她自己掏腰包和一些私人捐助，许多捐助人是汉人。
※10月 27日，达赖喇嘛在新德里西藏儿童村学生公寓为来自韩国的三百多名佛教徒和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讲授印度佛教大师寂天著的《入菩萨行论》，此次的宏法活动持续了四天。
※自由亚洲电台 10月 25日维也纳消息：奥地利邮政部门星期一表示，决定放弃原定於明年出版印有达赖喇嘛头像的纪念邮票的计划。法新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说，奥地利邮政部门原计划印制60万枚邮票，纪念达赖喇嘛70岁生日。不过，该计划受到中国驻奥大使的抗议，迫於压力，奥国不得不取消计划，以免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因为邮票而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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