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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 又有一名藏人被折磨致死
-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欧洲行
- 撒切尔说中国对西藏主权是站不住脚
- 第四次国际支援西藏组织代表大会
- 简讯二则
- 达赖喇嘛访美录
- 中共强制关闭藏人学校
- 王力雄『吞弥·桑布扎藏语文奖学金』的致奖词
- 藏人害怕被铁路勒死
- 中共在西藏的新一轮逮捕与判刑
- 联合国人权观察员对西藏的关注
- 美国之音专访达赖喇嘛
- 中驻澳领馆试图干预媒体澳议员受到中共警告
- 达赖喇嘛降临中央公园
- 风靡万人的魅力从何而来？
- 1300年前藏文创始人的故居？
- 藏人抗议『中印边界谈判』
- 自由学生运动为扎什监狱尼姑组织国际活动日
- 民族主义与宗教
- 美国会提案促释放西藏政治犯
- 达赖喇嘛和江泽民『斗法』
- 千年木乃伊疑为高僧遗体
- 卫藏地区有116位百岁老人
- 对西藏世俗化的一点看法
- 《雪山下的火焰》中文版出版
- 大陆出版的《希拉莉回忆录》西藏部分被删改
- 《纽约时报》访《天葬》作者王力雄
- 加议员呼吁政府推动藏中对话
- 达赖喇嘛创造奇迹
- 科学与佛教
- 香港明星李连杰来达兰萨拉
- 在达赖喇嘛健在时认真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 俄罗斯担心中国翻脸拒发入境签证
- 王力雄：大昭寺的新门票
综合报导：因为主张西藏独立的29岁西藏康区僧人尼玛扎巴在监禁中遭受毒打而死亡。据悉，尼玛扎巴出生在西藏康区甘孜道孚县（现划并四川省），1989年入道孚县境内的那措寺出家，1990年流亡印度并进入位於印度南方的噶登寺学习佛法，1994年返回西藏後继续在那措寺修法。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尼玛扎巴先後多次张贴有关西藏独立的标语和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和标语都署有他的真名，因而，中共曾逮捕一些和他同名的一藏人，到2000年尼玛扎巴终於在拉萨附近被中共逮捕，随後遭到残酷的毒打，并被判处九年徒刑。
由於中国警察打断了他的双腿和双手，且由於遭受酷刑而使其健康状况极剧恶化，到2003年9月，中共为避免他在监狱中死亡而允许其保外就医，并於10月2号在四川省道孚县医院圆寂，终年29岁。
尼玛扎巴遗书控诉狱中遭毒打
尼玛扎巴曾经在2001年4月1号写信给流亡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控诉他遭到中国警方的毒打。以下是西藏政治犯尼玛扎巴遗嘱全文。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全体西藏同胞：
我是西藏康区道孚县的一个西藏青年，叫格日·尼玛扎巴。俗话说『无尾鼠虽小身在穴』（意为，个人地位虽微小，但对自己生活的地区负有责任，意近中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译注），我虽然不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也不是权势显赫的名人贵胄，但我是一个无限地热爱自己民族的西藏青年，因此，我经常调查了解和思考我们民族目前所面临的极为落後窘迫的处境，以及在外族统治下连最起码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完全丧失人权或政治权利的现状；同时我又深深地了解我们的祖先所拥有的治国安邦之辉煌历史与光荣，因而我誓言为了西藏民族我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怀踹一颗赤子之心，多麽期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真正地享受自由，多麽希望能够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为此，我先後于2000年1月7日、1998年4月9日、1999年11月10日、1999年11月12日、 1999年11月19日、1999年12月6日和1999年12月 29日撰写了『中国人回家去吧，西藏要独立』等内容的标语，不仅张贴在县政府的房角和墙上，而且在标语的落款写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然而，福缘已尽的我尚未成就任何事业，我的生命就已经面临残酷无情之中国人的威胁，去年3月22日，我在拉萨时，道孚县的四名公安人员前来逮捕我，他们在抓到我的同时不问一句话便象敲鼓一样地肆意殴打，至到我不能言语时为止。随後他们不让我喝一口水，吃一口饭就押上飞机送到成都，到成都後，一些中国的公安人员又开始新一轮的殴打，虽非恶魔但却没有一丝悲心的那些中国人一直把我打的半死不活并昏死过去後才住手，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锺了。这时的我已经体无完肤，疼痛难忍而无法动弹，特别是我的双腿已经完全失去任何的知觉。
随後押倒道孚，十天之後才开始对我进行审讯，当时福缘已尽的我忍受著巨大的痛苦，毫无隐瞒地叙述了我的所作所为，承认那些标语是我所贴。因此，去年十月五日甘孜藏族自治州判了我九年的徒刑。
但是，现在的我由于病痛而无法进食，而且双腿也让中国人给打成了残废，想来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死去，但我绝不怕死，现在，作为生命只脉即将断绝的雪域赤脸者（西藏人的一种自称）的我，想要告诉舅舅觉悟嘉或具有西藏民族意识的同胞们，希望通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中国人如此对待我或像我一样之藏人的惨无人道的刑罚和欺压藏人的情况昭示国际社会。还有，骨肉相连的西藏同胞们，我们一定要了解和铭记中国人是如何无法无天地欺压我们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团结一致，反抗中国的统治。
格日·尼玛扎巴
2002年4月1日
在马德里接受人权奖
10月 7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始为期两周的欧洲之行，达赖喇嘛在马德里说，世俗主义的意义应该是尊重所有宗教和追求道德上的美好。他强调仁爱和慈悲是道德的主要成分，即使在西藏和中东这些经常发生暴力事件的地区，它们也能带来正面的影响。
十月九日，达赖喇嘛在西班牙马德里接受一项人权奖。达赖喇嘛重申，西藏人对他寄予很大期望，他有责任保护西藏人的文化和人权，他希望西藏能够得到真正的政治自治。他又说：如果一个民族在当地成为少数，自治区就没有意义了。西藏文化的损害是所有中国人的损失。
与此同时，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指称达赖喇嘛利用他的宗教地位做『借口』进入政治圈。不过，达赖喇嘛说，他此行是『非政治性的』，目的只是促进人道价值和宗教和谐。
访问法国及呼吁关注世界和平
10月 10日，达赖喇嘛结束对西班牙的访问後访问法国，这是达赖喇嘛对法国的第十九次访问。台湾《中国时报》10月15日报道说，达赖喇嘛到访时，法国正在举办中国年活动，法国政府对中国抱持非常低的姿态，因此总统席哈克并未象美国总统布什一样与达赖喇嘛会面，政府官员也都回避正式的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仅于 10月 14日和 15日分别会晤了法国参议院议长膨兹莱和国民议会议长德布列。
据西藏流亡政府法国办事处扎西平措介绍说，达赖喇嘛对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德布列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表示：中国的移民政策使西藏人在自己的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也因此遭受著严重的破坏；藏人无法从中国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名推行的经济项目中受益。另外，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被掠夺性地采掘。达赖喇嘛还强调虽然从去年九月开始中国恢复与西藏流亡政府的接触，但是，中国对解决西藏问题一直持冷淡态度甚至拒绝给予回应，达赖喇嘛对此虽表示失望。但『无疑的，对话应该再继续』。达赖喇嘛还会晤了法国国民议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二十多名代表。
十三日下午在巴黎的记者会上，对记者提出的未来西藏若与中国签订协议，这个协议是否也会涉及台湾的定位问题时，达赖喇嘛表示：『NO！』他说：台湾问题不同於西藏问题，不过，西藏问题必须要解决，它或许可以成为台湾和中国之间谈判的一个模式。
达赖喇嘛对於当前伊拉克危机建议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由非政府组织或是世界知名人士如哈维尔、哲学家、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及无特别经济利害关系人士组成，针对无法解决的暴力案寻求和平解决办法。他会向去年获得和平奖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提出这个非暴力解决办法，但他表示不一定要成为委员会的一员，以免中共的不悦。
达赖喇嘛特别强调争取世界和平停止战争靠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同时表示他每次走访世界很多国家为促进和平方面进行努力时，常受到中共的阻止和压力。因此，达赖喇嘛希望世界知名人士能够站出来共同为人类的和平做贡献。
自由生活－-确保和平
在结束对法国的访问後，达赖喇嘛启程前往德国进行访问，德国之声10月20日报道：应德国瑙曼基金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对柏林进行了访问。他在阿德龙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後，接著在洪堡大学做了报告。迄今为止，德国联邦政府没有任何成员正式与达赖喇嘛会见，他们害怕惹火中国政府。尽管如此，藏人的精神领袖仍然常到德国来，因为这里有许多支援西藏的组织为西藏人民的利益而奔走。每当达赖喇嘛出现在公众场合，人们都对他怀有极大的兴趣，这次在柏林也一样。虽然他有许多忧心之事，但他总是满面春风，不时说说笑话。有人问他，为什麽今年两次从印度流亡地来到柏林？他笑著回答：『我是应邀而来！有时候我有权利谢绝邀请，但这次我找不到理由不来，因为我目前正好在欧洲旅行。』
十月十八在柏林阿德龙宾馆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有190多名媒体代表出席，而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则成了记者们提问的焦点。达赖喇嘛对於中国去年接见了他的使者一事仍然表示高兴。但对於此次接见後双方并没有任何往来一事，达赖喇嘛表示遗憾。他还呼吁说，虽然中国存在人权问题，但其它国家最好不要孤立中国，而是要通过与中国的多渠道交往尽早促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
一位记者指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最近报道说，达赖喇嘛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同意了中国所谓的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说法。这位记者为此请求达赖喇嘛公开说明是否真正改变了立场，达赖喇嘛断然地摇头说道：『没有！没有改变！』他还说：『媒体在报道时对一些事情作了夸大或扭曲。我在纽约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件类似的有关我反对暴力的事例。但其实我的以非暴力方式取代暴力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
随後，达赖喇嘛驱车前往洪堡大学，以『自由生活－确保和平』为题进行了演讲，呼吁人们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他讲到了人的价值。他认为人与人是平等的。他还讲到了对生活的追求。他说，要过上自由、幸福和成功的生活，不能光靠金钱，更要靠内心的高水平。所以，人们应该重视内心世界的发展，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替代暴力的非暴力方式。
对於西方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佛教的现象，达赖喇嘛并没有表示赞许。当有人提出他的教义难以理解时，达赖喇嘛借机回答说：『当然，许多藏人、许多佛教徒都觉得这些教义难以理解，我自己也有同感。但我在继续研究、继续学习。这些教义包涵的是另一个世界。以前我也不理解。後来，我静坐参禅了两年後，我才慢慢领悟了里面的世界。所以，领悟是有过程的。一个人要是觉得这些东西并不适合自己，就最好不要选择它，而是选择自己能理解的东西，而且最好不要放弃自己的宗教而去皈依佛教。』
演讲结束後，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和瑙曼基金会主席拉姆斯多夫公爵要求利用达赖喇嘛来访的机会，支持藏人的事业，支持达赖喇嘛与北京进行新的对话。他说：『另一方面，我们要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持批评观望的态度，对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要表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在友善的言辞之後，接著而来的是否是友善的行动。』
十九日，达赖喇嘛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声援西藏组织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次日前往瑞士进行短暂的访问，并对留居瑞士的流亡藏人发表了演讲。在结束对瑞士的短暂访问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0月 23日返回印度北方达兰萨拉的宫邸。
前英国首相玛格丽达.撒切尔夫人说，从历史事实上看，中国宣称拥有对西藏的主权是站不住脚的。
撒切尔说，『系统地毁灭一个国家和她的文化是不可原谅的』，她呼吁国际社会要替西藏人民主持公道。
中国的妇女和儿童、非华人少数民族及『非法』宗教成员并成了中国政府所痛恨的群体。
撒切尔夫人在非华人一栏里谈论了西藏。她说，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满请和西藏的关系比较密切，但从1912年到1951年，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她指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移民政策试图改变西藏的民族结构，她说自己不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民族扼杀政策得逞。
她在书中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遭殃的第二个群体是非华人少数民族，与前苏联及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不同，中国人口的民族结构明显地单一，93%是华人。但是，只占人口总数的7%的非华人少数民族却占有中国领土的60%。』
书中说，目前的中国领导集团不但不愿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商谈有关西藏的自治，而且把西藏高原当作发展核武器的基地，同时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西藏，把西藏人在自己的领土上成为少数民族。
第四次国际支援西藏组织代表大会于10月19日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开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为国际声援组织大会开幕式致词。另外，参加第四次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的还有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噶伦（总理）桑东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拜玛君乃、捷克上议院议长和副议长等。
参加本次布拉格会议的有来自45个国家的250多个支持西藏运动团体的代表。其中包括来自香港、加拿大、美国、新西兰、瑞典、英国、德国等国的十二位藏汉协会代表和来自台湾的代表。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会议开幕仪式上致词说：我代表全体西藏人民向世界各地的声援西藏团体致谢。在你们的努力下世界上渴望自由的人民获得了希望。同时，我相信西藏问题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将会得到解决，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
和平时一样，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向捷克政府就此事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十月五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中国对捷克政府的承诺不会有政府官员参加会议表示赞许，但仍对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在捷克首都举办表示遗憾。事实上捷克外交部驳回了中国政府的批评，认为这样的批评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捷克国会正副议长及前总统哈威尔等不但参加了第四次国际声援大会会议并主持了会议，而且发表讲话称要永远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的事业。
另外，参加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总理）桑东仁波切也表示，这次会议不是与中国对立而是为了尽快解决西藏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他本人这次参加会议的目的是向朋友和支持者表示感谢。达赖喇嘛说，他不是一个分离主义者，他对中国没有敌意，他同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保持著联系。达赖喇嘛说，他自己是否能回到西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藏人民的权益和生存环境，只要西藏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得到重视，他对西藏的未来仍十分乐观。他表示相信能够找到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
大会主办者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各支持西藏团体应该统一其策略，以更有效地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同中国开展对话。声明说，西藏流亡领袖们追求的并不是西藏独立，而是获得真正的自治。
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西藏组织代表们在该大会上就国际声援西藏组织为了解决西藏问题如何加强声援活动 ,并对政治、人权、中国西部大开发和2008年奥运会等议题进行了研讨。在大会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总理）桑东仁波切呼吁声援西藏组织坚持非暴力原则。
10月21日，台湾特派代表萧美琴女士在大会闭幕仪式上宣读了台湾总统陈水扁先生发给会议的贺信，台湾总统陈水扁在贺信中对各声援西藏组织为解决西藏问题举行的各种活动表示支持，并祝贺会议圆满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向陈水扁总统表示感谢。
大会特邀嘉宾前西藏政治犯达那晋美桑布向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介绍了他在监狱中受虐的前後经过。并感谢国际间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西藏的支持。另外，在大会上来自加拿大的盛雪、来自美国的曹长青和香港的黄元璋分别代表小组讨论代表、汉藏协会和个人发表了演讲或散发了书面资料。
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大会每隔3到4年举办一次，第一次大会于1990年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然萨拉召开，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96年、2000年分别在德国的波恩和柏林召开。
【简讯】亚洲自由电台10曰17日消息：尼泊尔当局於今年八月初将越境进入尼泊尔并企图前往印度的四名西藏青少年遣返给中国当局，其中一名男孩只有15岁，目前这四名藏族青少年仍被关押在西藏日喀则的一所收容站内。
尼伯尔当局今年五月由於将18名藏人遣返回中国而遭到欧盟、联合国难民机构等的批评。
【简讯】西藏人民议会十三届第六次会议在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函议会，就西藏流亡政府部分部门组阁等提出七条建议，其中包括建议取消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一至三名教育和科技界杰出人物为议员的惯例。
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介绍，达赖喇嘛这次美国之行依序访问了旧金山、布萝蒙顿、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五个城市，并于9月26日返回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
达赖喇嘛在旧金山大学领取了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印第安那州布萝蒙顿市的西藏寺庙主持献祭仪式；出席华盛顿国家教堂组织的各宗教共同纪念911遇难者活动；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在纽约培根剧院传授佛法；在曼哈顿中央公园向公众发表演讲；出席好莱坞影星李察 基尔主持的音乐会并发表讲话等。而且，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布什等美国官员会晤。以下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活动片段。
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会晤
9月10日，在中国的「强烈关切」与「抗议」下，布希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与布希会晤後告诉在外面守候的记者，他与布希谈到严肃的问题，也谈到一些高层次、的确很美的人生哲学问题。
据白宫发言人介绍，布什在谈话中表示，美国支持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并且主张保护所有西藏人的人权。布什敦促中国政府继续和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白宫发言人透露，布什和达赖喇嘛都认为，美中两国保持建设性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要。达赖喇嘛在会见结束後对记者说，他的主要关心是保存西藏的文化，他说，西藏佛教文化非常有益，保留西藏文化，不仅为六百万西藏人民著想，这是整个人类的事情。
被问到布希是否支持他的西藏立场时，达赖喇嘛说，布希「对我们的问题显示真正的关心与同情」；「他们费心地促成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我确信他会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达赖喇嘛说，他为此向布希表达深切的谢意。
达赖喇嘛说，去年九月中国与西藏流亡政府恢复接触。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现阶段主要的努力在建立彼此的信任，因为中国对他们还有很多猜疑，真正严肃的讨论尚未开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达赖喇嘛上一次会晤美国总统布什是在2001年5月。当时，布什总统在白宫的办公室内与达赖喇嘛会面。
参议院通过决议欢迎达赖喇嘛
在达赖喇嘛抵达美国前，中国政府曾经要求美国方面不要允许达赖喇嘛访问美国。但美参院在达赖喇嘛抵达华府访问的八日当天，以全数无异议通过二一二号决议案，推崇达赖喇嘛推动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并欢迎他访问美国。本决议案由参院外交委员会於八日送请院会审议，院会立即以最优先处理，在一天之内即以全数无异议通过。参议院决议说，「美国应鼓励参与目前对话的各方，继续加强接触，以期达成西藏人民渴望的真正自治与基本人权」。
在美众议院集会上发表演说
亚洲自由电台华盛顿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举行集会，纪念众议院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成立20周年，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达赖喇嘛应邀发表演说，达赖喇嘛在演说中希望美国继续支持自由西藏，并且希望美国敦促中国政府改善藏族人的境遇。达赖喇嘛表示：我要求你们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我们结束中国当局对人权的践踏。
共同创立『人权议员小组』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兰托斯把达赖喇嘛称为是『这个星球上的人权象徵』。他说，西藏人民应该最终获得『他们的信教和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充分权利。』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人权小组委员会是由两党众议员组成的团体。目前这个小组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是众议员兰托斯和沃尔夫。
达赖喇嘛会晤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BBC 9月 10日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会谈後，达赖喇嘛对记者说：『很好，像是一次团聚，因为我认识他。他总是非常有同情心。』会谈後，中国方面立即向美方提出了抗议，指责美国允许达赖在美国的领土上进行『分离主义的』活动。
颁发『正义之光』奖
『正义之光』奖是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设立的，专门用于表彰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的组织或个人。9月10日，达赖喇嘛应邀出席颁奖晚会并为获奖者颁奖，2003年度的『正义之光』奖的获奖者为长期为西藏工作的前美国国会议员本杰明·格尔曼、哥伦比亚大学的罗博特·杜尔曼教授和玫雪·波哈纳女士。350名支持西藏的人士出席了颁奖晚会。
达赖喇嘛在讲话中表示：他坚信支持西藏的各界人士是信奉真理和公正的人士。他还说，他最担心的事是大规模移民对西藏独特文化的极大威胁。达赖喇嘛说，新疆和内蒙古的人口及环境状况就是大量移民的结果。他说，当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和中国时，中国的统治者是满人，50年後的他于1954年访问中国时，满人已所剩无几。同样，今天的内蒙只有300万蒙古人，而汉人人口已达到1800万。他说，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西藏将在不久的将来会步内蒙古的後尘。
达赖喇嘛还谈到与中国政府重建接触以来的事态发展情况，他表示，为了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他愿付出一切努力。达赖喇嘛说，西藏问题错综复杂，他希望中国人民能够明白西藏的状况及藏人的心愿。
颁奖晚会上，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洛尔乃·克郎尼尔、国会议员马克·可尔科、达赖喇嘛的特使嘉日·洛珠坚赞和前西藏政治犯阿旺桑珍女士也发表了讲话。
对西藏未出现积极变化表示遗憾
达赖喇嘛说，流亡藏人和中国领导层重建联系已经将近一年了，但是在西藏自治区还没有出现积极的变化，他对此表示遗憾。达赖喇嘛说：『其实，在中国对西藏的现行政策下，西藏脱离中国的风险更大，因为压迫会使西藏人民感到他们不愿意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采取中道路线，它既能保持中国的统一和完整，西藏也不会走分离的路线......。』
达赖喇嘛说，他认为西藏实现真正自治是保持中国的稳定与统一的最好的、长远的解决办法。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支持他的中道路线，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问题的最佳途径。达赖喇嘛最後说：『我没有政治野心，也不想恢复旧制度。』他还表示希望去中国朝圣，参拜中国境内的一些佛教圣地。
以『中道』解决西藏问题
9月24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纽约会见部份汉藏学会成员和旅美中国学者时指出：他有生之年要做三件事，第一件是如何提升人类的价值观念，以及如何让人类培养一个真正的善良和温暖的心，第二件事情就是如何使宗教之间相互和谐，这是我在未死之前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我的责任。无论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是提倡这两个观念。他说，第三件他要做的事情是有时间限定的，那就是要为西藏的真理而奋斗。达赖喇嘛：『为了解决中国和西藏的问题我采取的一个方法是『中道』。在这个『中道』原则上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就是能够同中共直接交谈。』
汉藏互补和为贵
会见中，旅居纽约、曾经多次采访达赖喇嘛的独立撰稿人曹长青说，通过这次和过去的多次见面，他更加相信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决不是权宜之计。曹长青说，达赖喇嘛是站在宗教领袖的高度在思考人类的问题，而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思考也在这个框架之内。曹长青说，达赖喇嘛认为藏族和汉族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13亿人现在在信仰、精神上十分空虚，而藏传佛教可以解决心灵问题。
曹长青：『由我们的藏传佛教给你们精神上的东西，换你们的面包、水果、粮食，你给我们物质上的援助，这样两个民族互补才会好，另外你13亿，我600万永远也抗衡不了，另外西藏也不能搬到美国，搬到加州，永远跟中国联在一起。所以只有两个民族和好才能解决，其他要独立什麽的，今天独立了，明天又打回去了，没完了。』
汉藏学会负责人、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说，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同汉人交朋友。他说：『因为西藏流亡政府认为，他们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要跟汉人搞好关系。他们认为这样子，未来的中国，现在跟中国政府关系不好，但是只要跟汉人的关系搞好，以後总是有希望的。』
参加这次会见的有独立撰稿人林峰、曹长青、陈破空，民运人士羊子、唐伯桥、张菁、唐元隽、项小吉，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学者何晓清等。
与会者认为，达赖剌嘛的存在本身就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不过也有与会者提醒达赖喇嘛，不要仅以佛教的慈悲之心应对北京政府，要小心可能遭遇的陷阱。独立撰稿人陈破空认为：『现在中共跟西藏流亡政府的谈判是在美国、西方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或者是做做样子，还停留在表面上，近期流亡政府考虑的重点应该是怎麽样推进实质性的谈判。』
纽约二十万人聆听演讲
九月廿一日，达赖喇嘛在纽约中央公园演讲，为九一一罹难者诵经祈福。演讲由影星李察吉尔主持，达赖喇嘛向现场廿多万名民众说，战争已是落伍的观念和做法，暴力不能解决问题，美国人应尽量去接受已发生的悲剧事实，不要让仇恨和报复占据心灵。他建议如他自己、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前美国总统卡特等诺贝尔奖得主，应共同出来协助阻止战争的发生。
达赖喇嘛说，毁灭邻居，本质上也毁灭自己，和平共存才是人的天性。大家对环境、天然资源的关心也与日俱增，这更显示，关心他人甚至其他物种的生活与福祉，才是真正的和平。达赖喇嘛最後请大家共颂一首西藏诗歌，为九一一死难者祈福，大意为「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吾住世间，尽除众生苦」
达赖喇嘛上一次中央公园演讲为一九九九年，当时也吸引了廿万民众前往聆听。
达然萨拉《西藏时报》9月30日报道，中共政府强制关闭了西藏安多阿坝县（现划并四川省）格德寺所属的藏人学校，并非法将学校的五名教师拘押。
据格德寺僧人巴丹多杰和确扎介绍，7月29日，中共政府官员突然来到格德藏人学校，宣布该校与也在当地的奔慈学校合并， 8月20日学生开学时，直接去奔慈学校报到，不准再到格德寺主办的学校上学，学院教师也必须返回格德寺，从而正式强制关闭了格德佛学院。
随後，中共工作人员以调查该学院财产和教学情况为由关押了资助该学校的藏族商人索巴那格，在此前後，中共还逮捕了该校的五名教师，并下令摧毁所有建筑。该校部分学生因无力缴纳奔慈学校的学费而再次流落各地。
据了解，格德寺所属的学校是为了解决当地藏人无法交纳昂贵学费而由商人索巴那格于1994年资助创建的，平时的管理由格德寺负责，学校建立初期有20名教师，学校招收了来自300多名农牧地区的学生。到学校关闭时已经拥有30多名教师和800多名学生，设有十六个西藏文化班和1个电脑班。学校还出版《法螺》《雪花》等报刊，并经常邀请藏人学者专家前来发表演讲或授课。学校平时的开支主要依靠学校经营的餐厅和商店等的收入和藏人的资助等。
1998年中国政府以该学校只讲授西藏文化课程而没有设立中文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名宣布与奔慈学校合并，但由於遭到寺院、学生家长以及有关人员的强烈反对而未能达成，但在当时，中国政府还是采取没收充公的强制手段，宣布学校为政府所有，并给学校改名为『恰唐西街小学』。但中共并不以此为满足，必要将藏人学校至於死地而後快。
中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等都一直宣称民族地区有权利发展民族教育，继承民族文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采取一切卑劣手段阻止西藏人接受西藏文明，近几年内，中国政府至少关闭了十多所学习西藏文化的私立学校。
那曲地区中学的同学们：你们好！
『吞弥·桑布扎藏语文奖学金』今年是第二届。这个奖学金的发放对象是应届高三学生。把从高一上学期到高三上学期共五个学期的藏语文考试分数加在一起，分数最高的前三名即为『吞弥·桑布扎藏语文奖学金』一、二、三等奖的获得者。一等奖的金额是2000元，二等奖的金额是1000元，三等奖的金额是500元。这个奖学金以後将每年发放。
我高兴地宣布，今年『吞弥·桑布扎藏语文奖学金』一等奖的获得者是高三（二）班的洛桑达杰，他的总成绩是472.5分；二等奖的获得者是高三（四）班的仁青桑珠，他的总成绩是454分；三等奖的获得者是高三（三）班的赤美，他的总成绩是440分。我衷心地祝贺他们。
我欣喜地注意到，今年得奖同学的分数比去年得奖同学的分数有不小的提高，去年的一、二、三名为422分、409.5分和389.5分。而今年第三名的分数已经超过了去年的第一名。为此，本届奖学金给三位得奖同学各增加200元作为特别奖励。我在此衷心希望下届同学能够取得更好成绩。
今年的奖学金得到了刘青先生和浦志强先生的赞助，让我们对他们的热心与慷慨表示感谢。我想再对你们重述一遍，我为什麽要设立这个以藏文创造者吞弥·桑布扎为名的藏语文奖学金。学习本民族以外的语言无疑非常重要，我十分赞成藏族学生学好汉语文。但是相比之下，继承和保护藏语文在今天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因为在所谓『实用』的方面，汉语文目前比藏语文处於强势地位，学习藏语文的动力因此正在受到削弱。然而，一个民族的文明、智慧与历史只能以其本民族语言进行积累和传承。如果一个藏族孩子因为藏语文眼前似乎不够『实用』而放弃学习，他/她就会脱离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源，从文化上变成另外的民族。若是一代藏族青少年都按这种『实用』方式行事，西藏文化就会发生整体性断裂，藏民族在文化意义上也就会因此而失去传承。可想这是一个多麽糟糕的前景，对藏民族是灾难，对全人类也一样是灾难，因为西藏文化本是人类文化中一个最美丽的组成部分。
我们都知道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共存的生物种类越多，自然界的生态也就越稳定和平衡，越不容易出现生态灾难。这个道理对文化也是一样，并存的文化种类越多，人类文明就越能取长补短和保持丰富多彩，面对危机和问题也就会有更多的智慧与方法去解决。西藏文化目前正在而且将来会更多地给人类文明提供营养，同时我坚信未来西藏文化对汉民族的精神重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一点而言，保护和延续西藏文化不仅是你们的义务，也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就是我设立『吞弥·桑布扎藏语文奖学金』的原因。
我希望藏语文永远是你们的第一语言。
王力雄2002年4月29日於北京
2003年10月29日的《洛杉矶时代》报上一篇名为《藏人害怕被铁路勒死》的报道讲述了不少西藏人认为这项工程将只会加大藏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问题。文章说，这项工程中"所雇用的38000人中只有6000名藏人"。
一个居住在西藏的中国人对《洛杉矶时代》记者说，他确信这项工程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利益，其他一些中国人还详细谈到了西藏的铁路修建工程中他们自己所受到的利益。许多藏人埋怨说，他们在铁路修建工程中得不到工作。来自西藏安多拉不楞（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区的青年藏人丹增说："我们到这来已有4个月，一直在修建铁路的工地上找工打，但我们找不到任何工作。我们愿意干任何活，但他们就不要我们。"
据《洛杉矶时代》的报道，一个人是否懂汉语文成了得到一份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
康区又有五名西藏人被捕
综合报导：在西藏康区，西藏政治犯尼玛扎巴去世还没过几天，中共政府又在道孚县（属划并入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逮捕了五名西藏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一位不原透露姓名的藏人给亚洲自由电台打电话表示：『尼玛扎巴先生为西藏正义事业献身没过几天，中共政府又在西藏康区逮捕了五名为人忠实的藏人。他们也很可能会遭到西藏政治犯尼玛扎巴一样的暴虐。』
据了解，被中共逮捕的五名藏人大都是当地的商人，其中四人的名字是：雅布东珠、晋美阿旺、嘉日曲扎和热斯拜噶，到消息发布时为止，还不知道被逮捕的另一人的姓名。
据了解，这些西藏商人平时积极参加地方事务，帮助地方藏人，深受地方人民的尊敬。当天，据说是来自中国成都的国家安全部门人员突然闯进一个饭店，逮捕了这些藏人，随後，中共安全部门又搜查了他们的房间。地方公安和政府都宣称不知道他们被捕的原因。当地藏人认为他们可能被怀疑向外界透露了有关尼玛扎巴在中共监狱中因遭受暴虐而逝世之消息，因为那期间中共正在调查是谁向外传递了那些信息。
六藏人因政治原因被处重刑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10月18日发表消息指出：所谓的四川阿坝自治州噶廓（红原）县桑噶乡康玛寺的僧人夏达、索巴、措平、奥赛、穆捷和一名画师因怀疑从事政治活动的嫌疑而被中共判处一至十二年不等的徒刑。
2003年1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举行时轮金刚大法会时，上述五名僧人在家乡康玛寺举行仪式，祈愿达赖喇嘛长寿和法会圆满成功。这些行为被中共安全部门指责为是政治活动而遭到逮捕，和他们一同被捕的还有两个月後获释的小措平，在实施逮捕的同时，中国安全部门还对僧人们的僧舍进行了搜查，并从僧舍中搜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照片等物。起後不久，中共安全部门又逮捕了一位俗人画师。
2003年8月29日四川阿坝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对夏达（现年35岁）、索巴（现年33岁）、措平（现年31岁）三人判处 12年徒刑。对奥赛（现年30岁）判处8年徒刑。穆捷（现年29岁）和画师各判处一年徒刑。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究竟被控什麽具体的罪名。
据了解，四名僧人都是康玛寺的当地籍僧人，康玛寺是西藏安多的格鲁派寺院，现有 120名僧人，夏达是该寺的领经。措平一胳膊残废。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这位画师的详情。
他们现关押在玛尔康看守所，该地的政治犯判刑後一般会送到阿坝监狱服形。
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观察小组来自非洲突尼斯的人权观察家阿莫尔向第五十八届联合国提交的296号报告中，对中国政府今年 10月在西藏甘孜逮捕五名为达赖喇嘛颂长寿经的僧人和今年七月先後拘捕 20多名涉及政治问题的藏人表示关注。
报告还记录了今年西藏的宗教节日萨噶达瓦时，中共警告一名西藏老公务员称：凡前往西藏圣山冈底斯山朝拜的公职人员一律不发退休金，并开除公职。报告还提及涉嫌爆炸案判处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一事。
在联合国第三次会议就全球人权和自由等问题进行研讨时，有希望对上述报告进行进一步的研讨。
阿莫尔于1994年成为联合国第一位人权观察家。很多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邀请他了解中国人权。特别在 2002年 12月美中举行人权对话时中方也承诺邀请他参加。但是，至今中共没有兑现诺言。
九月十一号上午，正在美国访问的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的酒店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西藏必须有更多自由
自从这一轮接触开始以来，达赖喇嘛经常被问到是否愿意回到西藏的问题。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达赖喇嘛再次表示愿意回到西藏，『为了使双方达成一致或找到解决办法，我准备会晤中国领导人。或者，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准备在西藏境内会见藏人，向他们解释或澄清我的立场。我认为这样做是会很有益处的。』但是他强调，条件是在西藏必须有更多的自由，包括行动和言论的自由，他不愿意像最近两位特使那样回到西藏。
达赖喇嘛说：『他们访问拉萨的时候，都没有机会和西藏老百姓见面，我可不愿意那样去。』
分离不符合大家利益
达赖喇嘛说，他愿意在能够自由表达和交换意见以及接触藏人的情况下回到西藏。达赖喇嘛说，他愿意以自己的道德权威，说服寻求独立的藏人，从西藏未来的经济和发展的角度著想，西藏应该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达赖喇嘛说，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分离不符合大家的利益。达赖喇嘛说：『我象念诵经文一样重申，我不寻求西藏独立，我不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我只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但是中国领导层很难理解我的立场。所以和他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澄清这种疑虑是很重要的。西藏问题非常复杂，不能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它需要时间。』
中国政府多次强调对於达赖喇嘛的政策是要求他做到『一个放弃，两个承认』，也就是放弃独立和分裂主义的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对此，达赖喇嘛表示，并不拒绝这些要求。
达赖喇嘛说：『基本上来说，这些条件我都同意。我们一直说服海外的藏人，要寻求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独立。只要中央政府尊重西藏的文化和环境，就应该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对西藏地位有不同看法
但是，达赖喇嘛也表示，不能简单地接受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说法。他承认，17条签署以後，西藏确实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区。
中国政府一贯表示，西藏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份。达赖喇嘛显然不接受这种看法。他说，对於历史上西藏的地位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共产党想改也不可能。达赖喇嘛强调，他不关心过去的历史，他只是决心以後不寻求西藏独立。
访问台湾和汉人社会交往
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达赖喇嘛重申台湾的未来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他不愿意评论。达赖喇嘛曾经两次访问台湾，每次都受到北京的猛烈抨击。中国官方舆论将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看成是藏独和台独的合流。对此，达赖喇嘛很不以为然。
达赖喇嘛说：『事实上，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曾经表示，北京应该派官员来，24小时全程监督我在台湾的活动。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和台独运动合流。』
达赖喇嘛强调，他访问台湾主要目的是和汉人的社会交往。他更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和汉人交往，因为大陆毕竟是主要的汉人社会。可是目前大陆还没有台湾那样自由，不可能进行自由的交往。
达赖喇嘛笑著说：『我要是真的寻求西藏独立就不去台湾了，因为台湾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
达赖喇嘛说，他在台湾不会刻意会见政治领袖，因为他没有兴趣在台湾谈政治。但是，如果政治人物希望见面，他并不回避。达赖喇嘛说，他今後还会访问台湾，但是，他强调访问台湾的目的纯粹是宗教性的。
中国新领导面临新现实应有新思维
在谈到中国新领导人的时候，达赖喇嘛说，他首先要恭喜胡锦涛成为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经在八十年代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达赖喇嘛开玩笑说：『我们终於有一位在西藏住过一段时间的同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
达赖喇嘛说：『其次，作为中国领导层的新一代，现在他们在全球和全国的层面上，都面临新的现实，因此应该有新的思维。』达赖喇嘛笑著说：『我想问问他会说多少藏语。我想他可能会说 '吉祥如意'和 '谢谢'这两句话。』
邓小平一国两制明智
一位本台的听众希望知道，达赖喇嘛是否希望在西藏有香港那样的一国两制的安排。达赖喇嘛说，实际上1951年的17条就是本著一国两制的精神签署的。达赖喇嘛说：『1956年我去印度参加佛祖诞生纪念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经对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我说，西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我们不把西藏看成是中国的一个普通的省份。』达赖喇嘛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明智的政策。达赖喇嘛说，最近中央政府在处理香港市民大规模示威的时候，表现出务实和耐心，这很好，是一个好的迹象。
中国应该有积极形像
去年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恢复对话以来，流亡政府呼吁海外藏人在中国领导人出访外国的时候，不要跟踪抗议示威，以表示善意。达赖喇嘛表示，这一政策应该继续执行，因为现在和北京有积极的直接对话，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达赖喇嘛还表示，中国人民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汉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所以中国应该有一个积极形像。
达赖喇嘛说：『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之下，能够找到办法解决现在这种不幸的局面。一旦西藏问题通过一种双方接受的方式温和地得到解决，会对香港以及和台湾的统一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新疆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
亚洲自由电台10月17日悉尼消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议会议员卡尔伯恩斯日前向当地传媒透露，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田俊亭以信函的方式警告她，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下星期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不要从事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
卡尔伯恩斯认为，这封信函的目的是对她以及其他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进行威胁和恫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广播说，该公司新闻时事部负责人接到来自中国领事馆官员的电话，要求他们为了保持澳中两国良好关的大局系为重，慎重处理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所举行的示威抗议活动的报道。
澳大利亚《年代报》报道，准备为亲藏独组织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刊登整版广告的《澳大利亚人报》近来接到了中国领事馆的电邮。上面写道：『为了确保（胡锦涛）主席的访问不受干扰，我们希望你们的报纸不要刊登任何反华团体的宣传。我们希望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的关系。』
据介绍，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将花费4万元在胡锦涛向联邦国会发表演讲之际刊登出来。这份广告上将登出100名澳大利亚知名政界人士、作家和演员的一封联名信，一方面，祝胡锦涛访澳愉快，另一方面则呼吁北京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对话。
据一些澳大利亚议员表示他们近来也受到中国领事馆的压力，要求他们不要在这份联名信上签名。《澳大利亚人报》上个星期报道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田俊庭写信给维州上议院议员卡本斯(Elaine Carbines)停止她鼓动其他议员在联名信上签字的行动。
十月二十七日报导：澳大利亚外长唐纳昨天说，由於担心被抗议这打断，胡锦涛险些取消星期五对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在星期五胡锦涛演讲的时候，曾在迁移天打断布什讲话的两名绿党参议员和三名绿党客人被禁止入场，其中包括两名西藏人和一名支持民主的中国活动份子。
多维时报记者慕育金报导／9月21日，美国纽约秋高气爽，万里无云。数万纽约群众扶老携幼，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央公园，聆听被西方国家称为西藏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宣讲世界和平。
数万纽约群众顶著烈日，排起长队，向朝圣罗马教皇一样在曼哈顿的街道边耐心等待几个小时，希望亲眼见到这位来自雪域高原的活佛。
近年来，佛教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群众厌倦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商业文化，转而在以佛教为代表的富有哲理的东方文化中寻找精神解脱。沉思、冥想、超脱、涅磐等佛教理论和行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成为西方青年反战和嬉皮文化的一部份。
当今世界上各种宗教和教派五花八门，许多教主自称灵魂附体或者神仙转世，人民群众大都能够明辨真伪，不去盲从。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被西方社会公认『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国际社会中同情和支持达赖喇嘛的人士都认为，他『毕生争取和维护藏族人民的自决权利』，并且一贯『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呼吁世界和平』。
中国政府则认为，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形成『达赖集团』。这个集团『代表落後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代表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宗教文化、代表极少数没落的封建农奴主特权阶级利益』。而『最懂得如何维护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保护藏族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保护他们的人权和自由的，不是美国政府，也不是弃祖国和宗教信徒而去40多年的达赖喇嘛，而是中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
对於中国政府的观点，许多纽约群众表示『无法理解』。他们只知道是中国的军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入侵西藏』，把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赶到印度』，并且在统治西藏五十年当中，『肆意侵犯西藏人民的人权，毁灭他们的宗教』。一位自称从未到过西藏的纽约市民对多维时报记者说，他在书上看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捣毁西藏佛教寺院』，在文革之後邓小平时代，还『大批逮捕达赖喇嘛的支持者，践踏西藏人权』。中国经济发展时期，政府『调集大量汉族移民西藏，企图用工业发展和商业文化取代藏族的传统文化，掠夺西藏资源，破坏西藏的自然环境』。
达赖喇嘛降临纽约中央公园的消息早在几个星期前就传遍纽约的大街小巷。星期天一大早，就有成千上万的纽约市民在中央公园附近的街道上排起长队，耐心等待入场。队伍从97街一直排到85街。多维记者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等到排队进入中央公园，达赖喇嘛演讲早已结束。然而仍然有数千群众不断涌入，与散场离开的人流汇合。公园大道上一时交通堵塞，寸步难行。
各色民间团体趁机向人群散发传单。有自称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的代表发给多维记者达赖喇嘛的照片，照片背面写明『在中国西藏任何人拥有和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是非法的，将遭逮捕，监禁和严刑拷打。』另有自称自由西藏组织的人士向多维记者散发一张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明信片，上面要求他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请释放几位被中国政府逮捕关押的西藏宗教人士。明信片正面印有他们的照片，背景为五星红旗，五颗星却被涂成黑色。也有小摊贩趁机兜售达赖喇嘛的画像，8美元一幅，更有反战人士在一旁高举标语，抨击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政策。
在达赖喇嘛演讲会场，多维记者见到舞台上布满向日葵和橄榄枝，有一位年轻女子突然从後台冲出，抱住达赖喇嘛刚刚坐过的椅子亲吻不止。
近期也有西藏问题观察家认为，藏人出於对达赖喇嘛的敬仰和信任，会支持他的所谓『中间道路』。然而如果达赖喇嘛去世之前西藏问题不能得到和平解决，不仅藏人内部无法产生可以替代达赖喇嘛的新领袖，新一代的年轻藏人很可能采取更为激烈的方式要求西藏的民族自决权。中国政府如果现在未能对达赖喇嘛作出适当回应，未来西藏问题可能更加复杂。
----------听达赖喇嘛在纽约演讲纪实
《多维时报》特约记者江路清报导／西藏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尊敬地冠以『神圣』之称的达赖喇嘛，9月21日（星期日）中午，在纽约中央公园『东草原』举行公开演讲。这是他第三次在此演讲。达赖喇嘛向到场的成千上万听众讲演如何作一个好人，快乐的人。达赖喇嘛同时强调坚持非暴力的信念，并指出，美国现任政府对伊拉克之战是『合法化的暴力』行为，他对没有制止这场战争表示遗憾。
一周来夹著阴雨肆虐美国东部一带的飓风『伊莎贝尔』横穿美国进入加拿大，这一天，大纽约区的天空如释重负般的清澈。
由西藏中心和影星李察吉尔的吉尔基金会主办了这次达赖喇嘛纽约之行，整个活动从9月17日到21日一共五天。达赖喇嘛9月17日到20日在纽约上东城的毕肯戏院举行了四天法会，主讲题目是《如何开放内心》。每天有2500人参加。然後於9月21日在纽约中央公园向公众免费演讲。虽然演讲定於周日正午开始。但清晨九点，当记者到达会场媒体入口处时，排队的人龙已经蜿蜒延伸十多个街区。
听众将到十点才能进场。经过两次背包检查，笔者与几十位媒体人员分三组进入会场。引路的是身穿大会统一蓝色T恤衫的志愿小姐Christina，她早上七点就来了。她并不是佛教徒，来这里是因为非常尊重达赖喇嘛，支持达赖喇嘛非暴力主张。我们来到三岔路口，这里站著一位温顺的女志愿者，牵著一条棕黄色威武的警犬，旁边是达赖喇嘛微笑的全身画像。不禁使人一惊，像一句暗藏机锋的诗：选择哪一条路，人生不致遗憾？
沿路而去，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宽阔的『东草原』上，绿草茵茵，阳光灿烂，几个志愿者往地上布下乾草，供听坐下。靠街面是讲台，两旁竖立巨大屏幕。偌大的讲演台上，是两个插满金色秋菊和绛红鸡冠花的花架，中间放一把发旧的蓝色皮椅，一个小园茶几，一个插著红花的蓝花瓶，演讲台精致而空渺。几个披著红色袈裟的僧人正在台上吟唱。声音如从地底穿出飘荡在空中，给整个会场平添庄严。一位在藏传佛教中被列入『崇高的』级别的高僧Tenzin Yingyer告诉我，这是关於吉祥如意的祈愿。他向我解：『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西藏人相信西藏是观世音菩萨的教化之地，认为西藏人是由观世音幻化而成的猿猴与岩罗刹女繁衍的後代；观世音菩萨是西藏永远的守护神。而达赖喇嘛就被西藏人认为是观世音为利益众生（特别是为西藏）而来到人间的化身。从五世达赖喇嘛於1642年创建西藏噶登颇章政权以来，达赖喇嘛就成为西藏宗教和世俗的双重领袖。』
『达赖喇嘛说他是一个凡人，这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高僧答：『这说明达赖喇嘛对人的爱心悲心，我相信达赖喇嘛即使圆寂之後，还会转世再来。这个世界人心堕落，达赖喇嘛会回来帮助大家。』
有人说，北京用『经济发展来毁灭藏族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经济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趋势？高僧答道：『这（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损害。所以，汉人和藏人都应该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记者问其希望向中国公众说点什麽，高僧有点激动：『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们。我们并不想独立。而是有我们的自治区，进行佛法修炼。』
正午12点，大会组织者之一，一位白人僧侣Nicky上台说，请听再挤一挤，让出一些空间，外面还有听众想进来。记者随後采访Nicky：『达赖喇嘛纽约此行目的是什麽？』他回答：『请神圣的达赖喇嘛作佛教的开示，帮助人们。』
记者问：『这是否与中国有关？』Nicky说：『这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It's nothing about China.）。
正午12点10分，达赖喇嘛在万众起立鼓掌声中步上讲演台。他双手合十，高举头顶向听众致意。然後双手下按，只听『轰』一声，万人齐坐。达赖喇嘛也坐在蓝色皮椅上，还没有说话，就是一阵响亮的大笑。全场人都大笑起来。
BBC记者陈立采访达赖喇嘛後这样写道：『达赖喇嘛喜欢笑，在全世界已很出名。听过他大笑的大都被感染。他笑起来很陶醉，发出嘻嘻声像一个顽童自得其乐。他的笑有很多功能，有的时候代替断句，有的时候一下子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断了线也一笑了之。有的时候，遇到尴尬的问题，也大笑几声自我解救。』
达赖喇嘛没有讲高深的佛理，更没有讲藏传佛教现在的处境。他只是讲人生，讲人心。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有欲望、有痛苦，希望过快乐的日子。人有物质精神两个方面的要求，比所有其他动物更神秘。『在物质方面，你们都比我强。会挣钱，也会骗人。但人要有善意、怜悯（Compassion），不要伤害他人。』他呼吁美国富人应该帮助非洲穷人。达赖喇嘛强调坚持非暴力，保护环境，反对战争。他说：『战争』是一个过时的词。人类应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他明确表明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是『leagalized violence』。最後，他为911受难者祈愿。
达赖喇嘛一个多小时讲演不时被热烈的掌声和轻松的笑声打断。
带著学生从费城天普大学前来的Zhi Yong教授，从事佛学『禅与诗』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他认为：『达赖喇嘛的讲演中只字不提藏族，不提佛教，只讲人性。他已超越了政治，民族的理念，从人最基本的需要『活得愉快』出发，讨论人际之间的关系要有爱心。才能有世界和平。崇高的宗教境界应该如此。』
民主的西方，为什麽这麽多人为佛教、为达赖喇嘛倾倒？他答：『以前人们学西方，现在人们学东方。藏传佛教对美国人的精神生活贡献很大。费城就有四个 '打坐中心'，放松紧张压力。藏传佛教没有家园，在美国各大学讲演，影响反而更大。西方艺术品都刻在石、铜等坚硬材料上，企图永远保存。而藏族僧人来我们学校表演沙盘唐卡，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轻轻一摇就毁了 - -这形像地表现出佛教的色空观念，使美国学生深受震撼。』
笔者随机采访三位白人听众，为什麽要来听讲？Mary与丈夫一起带著九个月的婴儿前来，她说：『佛教对其他宗教都很宽容。』Alison说：『佛教对人善意。』Ann说佛教使她『安静，平和』。他们以前都是天主教徒。现在都皈依佛门。
笔者听完达赖喇嘛的讲演，也有相近的感受。给我的感觉他不像一个红尘之外的『圣人』，更似一个带你长大的慈祥长者，在夏日星空下，慢慢地讲著人生之路怎样才快乐。
新华网西藏频道10月17日消息，公元七世纪创造藏文字的藏族大学者吞弥·桑布扎的故居近日在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吞巴乡吞巴村重现天日。
数月前，吞巴村的村民白玛桑珠清扫房屋，将贴满正中间大屋墙上的报纸揭去，并清洗了以前粉刷的白灰，惊奇地发现墙面布满色彩斑斓的壁画。这个西藏普通的农民怎麽也没想到，自己在此居住了30多年的农家院落，竟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鼻祖－－吞弥·桑布扎的故居。
15日，专家学者来到吞巴村，参观了这所西藏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人物的故居。墙上壁画所画的吞弥·桑布扎旧宅竟和现在这所农家院格局一般无二。
吞巴村距拉萨市140余公里。西藏早有传说这里是吞弥·桑布扎的故乡，但这位藏族智者居住过的旧宅，却无人知道。
吞巴村景色极美，古树参天，溪流潺潺，草地柔软如毯，鸟鸣之声此起彼伏。此地至今还保留著传说是吞弥·桑布扎发明的藏香、藏纸和雕版制作工艺。记者看到，几乎每条溪流上都有旋转的水车，水车木叶带动木夯，把柏木片磨打成用於制作藏香的泥粉；除了每家都制作藏香以外，许多村民家还有制作藏纸和雕刻木经板的小手工作坊。据介绍，这些都是西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制作方式，千余年延续至今。
参加印中边界会谈的中国特别代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一行抵达印度时，遭到有西藏青年会组织的西藏青年的抗议，抗议遭到印度警方的压制，印度警方并逮捕了部分西藏青年会成员。
据亚洲自由电台藏语部10月23日消息，有200多名西藏青年会成员举行抗议活动，当戴秉国抵达旅馆时，大约25名西藏青年会成员欲拦截车辆并举行抗议活动时遭到印度警方压制，并有9名男青年和6名女青年被捕。另据挪威西藏之声消息，在被捕的藏人青年中，6名女青年由于年龄小而在被捕後不久就获释。其他 9名男性青年目前仍然被拘留。
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和中国之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问题，因为两国并不接壤，现在所谓的边界谈判讨论的边界是西藏与印度的边界，是中共侵占西藏後的产物，因此我们坚持反对印度与侵略者讨论边界问题。
10月 22日，西藏青年会曾致函中方特别代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西藏青年会在致函中除了表明，印度和中国举行了多次边界会谈所以没有取得圆满成果，其主要原因是中印之间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边界问题，因此谈判没有历史基础。该函还强调中国没有权力同印度商讨边界问题。
在致函中国特别代表的同时，西藏青年会也向印度特别代表、总理首席秘书、国家安全顾问穆希拉先生致函，函中除了强调印度和中国之间历史上不存在边界问题等内容而外，还指出要想解决边界问题应与西藏代表进行会谈。西藏青年会还呼吁穆希拉先生在会谈时不要做出西藏人失望的决定，并希望穆希拉先生借会谈的机会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和释放包括十一世班禅喇嘛在内的所有西藏政治犯。
青年会副会长丹增桑培表示：虽然西藏流亡政府为创造与中共进行谈判的良好环境而禁止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举行抗议中国的活动，因而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抗议声音，但中方并未真正作出善意的回应，在西藏继续打压藏人，践踏人权。因此西藏青年会不顾西藏流亡政府的呼吁，继续组织抗议活动。
挪威西藏之声电台10月16日消息，10月14日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为扎什监狱尼姑组织的国际活动日。该组织前天呼吁中国政府尽早释放至今关押在扎什监狱的平措耶忠和朗忠拉莫。
原西藏美琼日尼姑庵的平措耶忠，于1989年参加拉萨示威游行活动时遭逮捕判刑，服刑期间，由於她坚持西藏独立的主张并公开表达，因而被中共政府多次加刑，目前的总刑期是十七年。
原扎西曲林尼姑庵的朗忠拉莫，因参与1992年的示威活动而被捕，目前的总刑期是十二年。
平措耶忠和朗忠拉莫被关押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第一监狱又称扎什监狱。她们在关押期间由於和其他12位尼姑一起偷录赞颂达赖喇嘛和渴望西藏独立的歌曲而被加刑。在美国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示：当时，在扎什监狱偷录歌曲的共有14名尼姑，其中除一人在中共狱警的暴虐下被折磨致死而外，目前只有平措耶忠和朗忠拉莫仍关押在监狱中。其余十一名尼姑在国际社会的施压下先後获得释放，其中包括著名的女政治犯阿旺桑卓。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希望争取平措耶忠和朗忠拉莫在今年年底前获得释放。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呼吁国际社会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敦促中方释放上述西藏政治犯。同时呼吁美国民众向各议员致函就释放扎什监狱中的两位尼姑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向中国施压。
据消息来源，平措耶忠和朗忠拉莫在监狱中由于遭受酷刑，目前健康状况极差，特别是平措耶忠患有严重的肝炎和肠胃炎等疾病。
陆炜（复旦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宗教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社科部副教授）：
在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宗教的对立就意味著民族的对立？宗教的对立，在什麽意义上或者在什麽情况下，能够成为民族的对立？
王力雄：
我是宗教门外人，只能从门外的角度谈些观点。宗教和民族主义二者应该有相通的地方，但在我看二者的不同也许更大。宗教应该是超民族的。从宗教意义上讲，宗教的真理是普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是只属於哪个民族的。而民族主义往往只是针对自己民族而言。当然，一个民族经常信仰共同的宗教，这看上去显得民族和宗族似乎有一体关系。
但是民族是以种族划分，宗教却是以信仰划分的。如果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不管是白人、黑人，不管是居住在地球的那一部分，大家都是兄弟；然而若信仰不同宗教，哪怕属於共同的民族，甚至就是血缘同胞，相互都会感觉有很大隔膜。这种隔膜是产生於宗教之间的排斥，而不是产生於民族或种族。
宗教的排他性是从终极出发的，宗教的追求也是针对终极；民族主义则是现实的，世俗化的，是血脉相同，文化相同，好恶相同的一群人。因此我宁愿把宗教和民族当作两个范畴的问题，两种不同的事物。
实际上，今日世界宗教和民族有时还呈现相反相成的关系。比如我在观察西藏问题时发现这种现象：伴随现代化发展而导致的世俗化，一方面造成西藏城市青年的宗教意识淡化，同时也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而在那些虔诚笃信宗教的藏人中间，民族主义却相对要少一些。
陆炜：
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联合国秘书长千年报告》中，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过去十年发生的若干重大冲突，是共产主义後的继承战争。冷酷无情的领导人利用最原始的族裔民族主义和宗教差异来维持或攫取权力。』我注意到，他将族裔民族主义和宗教差异放在一起这一点。同时，我也记得，您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讨论西藏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准宗教民族主义』的概念；不知道『准宗教民族主义』概念应该作怎样的理解？
王力雄：
我是使用过『准宗教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也能导致一定的超越性，让人为其献身，凝聚一个群体，并产生某种崇拜--例如对其民族传统和文化，因此可以说它具备了某些与宗教类似的性质。
之所以我称其为『准宗教』，是因为我认为民族主义不会成为完整的宗教。它具有的宗教性和以往那些包含在意识形态中的宗教性是等同的。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当年也曾一度为几亿中国人崇拜和癫狂，那种信仰的状态可以认为接近於宗教，有自己的神，有自己的教义。但产生於意识形态的『宗教』与真正的宗教是不同的。真正的宗教追求的是终极和永恒，不是急功近利、为我所用和立竿见影的东西。它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最关注的并非现实问题。但是民族主义也好，我们以往的意识形态也好，完全是聚焦於现实问题之上。它的目标，比如民族昌盛，或者是实现某某主义，和宗教比起来，都明显地缺乏长远，以致会在历史轮回中很快地凋零，而宗教却在千年的风吹雨打中始终根深叶茂。
陆炜：
在很多地区，伊斯兰复兴和民族独立是相结合的，还有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问题，按照你的认识，原因是否是伊斯兰教本身所具有意识形态性？
王力雄：
的确，在类似巴以之间的冲突中，可以看到宗教信仰与民族主义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过也不能由此就说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是一体的。
伊斯兰世界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从中东到阿拉伯，到非洲、亚洲，还有欧洲波黑、科索沃，都是穆斯林，他们在人种上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相同的，他们彼此之间也就存在非常强的认同。这是共同的宗教给不同民族带来的共性。同时，即使在一个民族的内部，比如说中国的回族，民族相同，语言文化和传统也都相同，却因为教派的不同，彼此经常发生相互冲突，激烈程度有时完全不比民族之间的冲突小。
陆炜：
在感觉上，藏民族似乎民族性和宗教性合一的特点比较强一点。
王力雄：
其实对藏民族也不是这样，藏传佛教认为，普天之下所有的生命都是需要由佛教去教化、超度、提升的，包括动物、昆虫都有佛性，何况乎不同民族的人。所以佛教是不分人种的，藏传佛教目前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积极和活跃。
我写过一篇幻想小说，写到达赖喇嘛去世後转世为美国的白人。我是把这种转世当作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来写。但西藏宗教是不排斥跨种族转世的。有人把我那小说的故事给西藏一些高僧讲，他们对此频频点头，认为没有障碍，是可行的。西藏宗教并不认为只有藏族才能对其进行传承。事实上，这世界没有任何一个高级状态的宗教是不要超越民族的，它们都是普世的。
陆炜：
那是否意味著。从事藏独的达赖--根据我们官方的讲法--是政治的达赖；而另一方，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则是另外一个达赖，是宗教的达赖。是否有两个达赖的问题？
王力雄：
我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非常肯定的判断。我相信达赖喇嘛既是一个宗教领袖，同时他又是一个高超的政治活动家。他在进行政治运作过程是否会有意无意地利用宗教，我想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是我，我肯定用。但我不是宗教徒，我不能以己度人。
顺便说一个话题。达赖喇嘛有一点是我非常欣赏的，就是他在宗教方面的宽容。我不知道这更多地出自他个人的品性，还是出自佛教本身。我感觉佛教的宽容性似乎普遍比较强。从日常接触来看，跟佛教徒在一起，他们一般不对你进行传教。除非是你主动去跟他们讨论，才会有回应。当然，也许我接触的佛教徒有限。但是我接触的基督徒朋友，几乎总是在进行锲而不舍的传教。只要和他们对话，话题总是离不开宗教，并且总是强烈地要你信他们的教。达赖喇嘛有一次在纽约中央公园做宗教法会，参加的人有好几万，不同人种、不同宗教的信徒都有。达赖喇嘛提议在场的每个人都默想自己心中的神明，然後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祷。他并不要求参加他的法会的人都要想佛祖。但是基督教的一些朋友--我主要是指大陆的基督徒，在这方面表现得就不够宽容。举例说，当我跟一位女士讲到达赖喇嘛的这个故事时，她回答说那正好证明达赖的教是假的。如此的武断，让我觉得和她已经没有了对话的可能。而我在佛教人士当中，是不太听到对其他宗教进行这种攻击的。
人类族群的划分，往往不是按照种族，而是按照宗教。宗教本身具有的排他性，并不等同於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当然，一旦宗教的排他性和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合在一起时，就会非常严重。比如塞尔维亚人信东正教，波黑穆族信伊斯兰教，他们冲突的激烈程度就会加倍。其实波黑穆族和塞族据说原本是一个种族，只不过其中一部分人的信仰改成了伊斯兰教。所以你看，即使是同种的人，由於信仰不同也会导致那麽大的冲突！因此，实现世界和平，一方面要在消除民族主义冲突上努力；另一方面也要在消除宗教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方面下功夫。
目前世人对前者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对後者的重视程度我感觉还不够。
陆炜：
也许，宗教排他性是与真理的唯一性联系在一起的。
王力雄：
对宗教总是宣称自己掌握唯一真理，其他宗教都是异端邪说，我是不赞成的。我现在不能确定自己是个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过去很长年代我都可以肯定地说我信的是无神论。但是随著对世界理解的逐渐加深和眼界的逐渐宽阔，我开始越来越感到这宇宙也许存在冥冥中的主宰。当然，我现在仍然没有一个肯定结论，也许可以说此时的我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有神论者，而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这种不可知不是认识阶段上的尚未认知，而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可知，是一种命定。因为如果有神的话，我们却不能面见，既不能用逻辑的方式推导，又不能用物理的方式验证；反之如果说无神也是一样，谁又能对无神进行证明呢？因此神对人而言也许永不可知。
神存在还是不存在，全在人的信或不信一念之间！不过我要说的是，即使宇宙中真地存在神，我相信那神既不是基督教的神，也不是伊斯兰教的神，也不是佛教或其他宗教的神。我相信宇宙中只能有一个神，不可能同时并存不同的神。世界上的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都有上千年历史，如果只能有一个宗教是唯一的绝对真理，其他宗教都是谬误，是异端邪教，这些谬误和异端怎麽会有如此之长的生命力？能够经历千年风雨而不倒？千年时间本身已足以证明每个宗教都有其自身合理性。
我对此的看法是，不同的宗教只是处於同一个球面上的不同位置，从不同方向努力接近圆心。而那圆心就是这宇宙唯一的神。每个宗教所信仰的不同之神，其实不过是从不同方向、不同途径所看到和接近的那个唯一之神的不同侧面而已。唯一之神让这世界存在不同宗教，也许正是为了从不同侧面展示他自身的完整。从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宗教都只是他的一个方面，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最终达到圆心。然而这所有不同的宗教实际都是殊途同归啊，都是在向著同一个圆心接近。只是因为角度的不同造成每个宗教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不同，各有各的语言，但基本的东西，爱、和平、慈悲等，不同宗教的很多内容不都是共通吗？
至於伊斯兰教在近代显示出一种比较强烈的极端性、反抗性，我认为不是其宗教本身的原因，原因是在於穆斯林族群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受的挫折--伊斯兰社会在与西方对抗及赶超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失败、落後、失去自信，正是这种挫折导致了强烈的反弹和对传统的回归，这种反应有时披著宗教外衣，用伊斯兰宗教去为某些极端的--或者说一种进攻性--行为提供话语和理由，解释自身遭受挫折的原因，指控西方世界的不合理，我不认为这是出於伊斯兰宗教本身，而是穆斯林族群针对自身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不良命运的一种应激反应。
陆炜：
接一下您的话题。目前，『全球化』是一个热门话题，您认为全球化是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是，那麽在全球化格局下，您觉得民族主义和宗教会出现一些变化不？它们之间有哪些新型的关系？
王力雄：
至少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认为全球化是很难阻挡的。所谓全球化就其基本的概念而言，其实就是美国化，就是追随美国的标准，接受美国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西方社会跟著美国走，东方社会和整个世界跟著西方走。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大家一块跟著美国走，差别只是前後的位置不同。即使是那些以美国为敌的国家，也不敢不用美国推崇的概念，如民主、人权，更不用说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内容。而美国化的核心，在我看就是物质主义。
西方文明具有人类徵服自然的本性，把世上的一切变为人之所用。物质主义是这样一种东西，其对人类生活的基本评价是物质生活水平，标准就是经济增长率，什麽GDP、GNP，贸易量、进出口额、顺差逆差，人均收入、住房面积，人均拥有的汽车、电话、电脑等，人类活动的一切目标似乎就是把这些数字不断地提高。这种美国化趋势在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主流。遍地开花的麦当劳、肯德基就是象徵。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但确实是一种非常意味深长的象徵。就像可口可乐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一样，水里加点糖和颜色，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的大生意，在这世界上无孔不入，没人不喝。美国化就具有这样的力量。
虽然我认为全球化趋势难以阻挡，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趋势是让人欢欣鼓舞的。为什麽呢？因为人的幸福不是能用经济发展，能用数字的增长来实现的。幸福不是一种实体，不是说这儿有一盘幸福，你就使劲吃吧，吃得越多，你就越幸福。幸福不是物质，不是靠生产可以生产出来的。固然，物质的满足可以给人某些幸福的感觉，比如人在温饱受威胁的情况下，物质满足了温饱的要求，人会产生幸福之感。但是假如超过这个界限，在人已经温饱不愁的时候，幸福就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问题了。所以虽然以物质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全球化正在不可阻挡地发展，但并不意味著一定给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各民族的人民带来幸福。
而宗教恰恰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一种事物。因为宗教本身是精神性的。即使人在很清贫的状态之下，只要有宗教信仰的满足，仍然可以得到很大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一种本质上的幸福，是人类应该追求的幸福。对具体宗教信徒而言，这种幸福要靠哪一个宗教才能满足当然非常重要，但对我而言，一个非宗教信仰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宗教，只要能够实现给人幸福的功能，究竟是哪一种宗教并不重要。每个宗教对其信徒都有这样的功能，这是宗教的重要价值所在。
陆炜：
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全球化是否也是一种宗教扩张相联系的全球化？您刚才提到全球化和美国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的一个社会，那麽在全球化过程中，其它宗教的空间是否有可能会被压缩？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是否会面临一些危机？
王力雄：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美国化的过程，美国代表西方，西方的宗教就是基督教，那麽在全球化过程中，基督教获得扩张是必然的，也会同时对其他宗教产生消解和压制的作用。现在，基督教文明的确正在全球取得节节胜利。这到底好不好呢？肯定有好的方面，你看即使是专制国家的政权，无论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有多大差别，也不敢表示对产生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等说不，顶多是辩解自己社会的条件还不成熟。从这个角度看，基督教文明的扩张和进展是好的。
但是我不认为基督教文明的扩张能够消灭或统一世界的其他宗教信仰。理由在哪？细的暂且不讲，就从历史经验来看，目前世界存在的大宗教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这麽长的时间从未中断过相互之间的碰撞、争斗和相互挤压，然而这些宗教都没有消亡，直到今天仍然都有数亿信徒，这足以说明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顽强生命力，是不可能因为历史某一阶段的谁强谁弱和谁兴谁衰，导致某个宗教彻底灭亡、而另一个宗教彻底胜利的。我不认为历史会是这样的。
另外，从具体分析的角度，每个宗教的形态和它覆盖的人群--其生活的地域、环境、历史传统等有关。对某种人群，某一种宗教会比其他宗教更为合适。譬如从生态来看，当地最普及的宗教信仰，往往能在当地人与其生活的环境之间起到最佳调节作用，形成环境、生态、人群和信仰之间的最佳关系。由此可以看到宗教在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实际功能。虽然宗教徒不会这样看待宗教，但是从社会学和功能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正是那个地区的人与环境取得最佳关系的需要，构成了那种宗教在那个地区产生、巩固和发展的条件之一，反过来又服务於那个地区的人和生态。
基督教文明普及的地区是欧洲和美洲，走过那些基督教地区，会感受到与伊斯兰教地区和佛教地区有很大不同。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眼前马上能看到这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所生活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这一个角度而言，也不能让人相信一种宗教的文明可以取代所有其他宗教的文明，哪怕它的扩展态势再强，也做不到。当然，如此论证有点简单，只是取了一个方面为例。
我不是研究宗教问题的专家，只是信手拈来，从一个角度说明单一的宗教未必可以适合不同地区、条件和传统之下的不同人群的要求。
陆炜：
那是否意味著，即使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使所有的民族都接受了全球化--或者说美国化--这个现实，基督教还是不能一统天下，因为全球化不能消灭一切区别？另外，假如有一个人说，您的观点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您会做出反驳吗？或者，您就认可自己的观点就是地理环境或者生态决定一个社会的意识？
王力雄：
地理、生态环境对人的意识发展影响只是一个方面，不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不同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决定了不同人群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西藏的牧区，因为海拔很高，不能生长农作物，因此不能农耕，也就没有发展出农耕文明。那的生产方式是放牧。而高原地区气候寒冷，草长得矮，单位面积的载畜量有限，同时矮草又无法收割和储藏--不能像美国那样用机器割草然後打成草卷储存，这就决定西藏的放牧是游牧。游牧意味著要一年四季搬家，房屋不能背著走，就只能住帐篷。这就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
再举个例子，藏区政府曾想在牧民中推行风力发电机，因为现代生活的标志之一是有电。风力发电机是由金属构件组装的。在搬迁草场的时候，那些构件只能靠犁牛驮运，因为草场上没有公路，一会翻山，一会过河，不能走汽车。犁牛走路时有个特点，就是往一块挤。这样驮在犁牛身上的风力发电机的金属构件--叶片、杆件什麽的--就会戳痛其他犁牛。犁牛一被戳痛，就会受惊到处跑，整个牛群也就惊了，满山遍野地跑散，非得把身上驮的东西甩掉才算罢休。因为这个，风力发电机推广不了，试了几次，大家都不要了，又回到原始的那些东西，牛毛编的口袋，牛皮做的口袋，里面装的东西都是软的，顶多有一些木头杆子，戳不痛犁牛，才能适应游牧的迁移。
没有电，自然不能看电视，用洗衣机，不会有各种家用电器，这就决定了只能还去过那种自古以来的生活，点酥油灯，烧牛粪炉。在这种情况下，信仰什麽宗教呢？只能是他本土的，和游牧生活相适应的宗教。遇到一座山，就去敬这个山的神来保佑；遇到一条河，要求河的神别发水，不要淹死牛羊；看见天，要说请别下大雪，不要刮狂风，下冰雹。
全球化其实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在於，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这是世界的资源和生态条件所决定的。我听到一个藏族人这样说：『我们藏族五百万人，北京的一半不到，中央拨个款，建几个大企业，把全部藏人集中起来都上班，就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不就完了嘛。为什麽要在这里放牛放羊，拣牛粪烧牛粪，为什麽要这麽过呢？』简单地论证，这种设想并不是没有可能实现。深圳不也是从无到有，一个小渔村变成现在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吗？可以按照建深圳的方式把整个藏族装进一个大城市。然而那意味的是什麽呢？人类原来是在这地球上寻找各种可能的生存空间，延伸到各种可能的极限，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家园，也发展出适合当地的文明。然而如果大家都下到谷地和平原去建城市，就具体个人的生活而言，不是不可以。但那时整个西藏高原将成为一片无人区，成为人类弃绝之地。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将使生活方式随之改变。
如果藏人真地聚到一起，变成一个大城市、大企业，可想而知，超级市场，夜总会，高楼大厦都会起来。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就会进入每一个藏人的家庭。而一旦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宗教也就可以随之改变，基督教文明就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藏传佛教则会衰落让位。对於中国今天的国力来讲，彻底改变五百万藏人的生活应该是能做到的，重建一个深圳就是了。但是应不应该那样做呢？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使人类丧失一种非常宝贵和独特的文化。
我对全球化的最大担忧，是在於它可能给文化多样化带来的破坏。如同形成生态平衡的基本要素是生物多样化一样，生物的物种越多，生物链越复杂，生态平衡就越稳定。即使物种中的哪一个出了问题，或生物链发生一定的起伏，都不会对整体的生态平衡起到根本破坏。但是随著生物多样性降低，物种越来越少，生态也就越来越容易失衡。一百条腿的凳子非常稳定，断掉二十条腿都没关系，三条腿的凳子再断一条腿就会倒。
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被美国化一统天下，实际就等於让人类坐上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凳子。如果我们明白必须以生物多样化保持生态平衡，我们也应该懂得必须以文化的多样化来保持人类文明的平衡。生物毕竟还不是人类创造的，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人类消灭人类文明的多样化，等於是在自己消灭自己。目前世界的美国化进程还没有暴露出太大问题，只是显得比较单调。
在美国旅行，走到哪看的都是同样的快餐店、旅店、连锁店、加油站，一模一样的牌子和标志，车开到每一个小镇都差不多，甚至连阿拉斯加都不例外。真是让人烦。但我反对文化的一元化，并不仅仅是从审美角度希望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这当然非常重要，不过还有一点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人类驶向未来的航船总会遇到风浪，一旦有一天发生重大危机，我们一定需要从先人的古老智慧中寻找启迪。不同的文化资源面对不同的问题，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提供独特的帮助。
假如人类那时只剩下美国化，就会失去那些独特的启迪与帮助，就可能让人类在危机中走上不归之路。我对基督教是非常尊重的。可以说在我接受的文化营养中，基督教文明的成分最多。但是我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文明把人视为上帝所造，是万物之灵长，万物皆归人所用，这种世界观带来很多人类当前的病症。目前，科学面临种种无限制的发展，包括基因工程、克隆一类的事物，没有人知道它的後果将是什麽，但还是在不停地发展。这样下去的前景是很可怕的。
就如电影《侏罗纪公园》，创建侏罗纪公园是出於理性的，可以说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问题在於事物的变量多到一定程度，就进入『混沌』状态，将脱离任何人为的设计与控制，产生独立的走向和谁也无法预料的结果。在电影中，侏罗纪公园的恐龙最终反过来攻击创造它们的人类，而人类束手无策。我现在也担心，在我们面临的全球化过程中，会不会也出现类似侏罗纪公园的失控，反过来破坏人类，而人类只能束手无策呢？假如在那时，这世界还有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各种古老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智慧传留下来，也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办法来脱离困境。怕的就是在那时，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陆炜：
或许，文明的多元化其实也包含著宗教的多元化，但是现在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经常会放在一起讲，被认为是世界动荡的一个原因，您是否认为在全球化的情况下，这种动荡会不会受到某种抑制？
王力雄：
我还是认为，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是对於全球化--西方节节胜利和基督教文明不断扩张--的一种反应。当人觉得自己的生存之力越来越小，还手之力越来越弱，竞争中越来越处下风的时候，会陷入一种沮丧和绝望，这时的反应往往就会是极端主义的。
今天所说的现代化是按西方标准来论的，但它成了世界发展的主流。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圈，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儒教文明，都曾梦想跻身於现代化行列，在现代化世界取得一席之地，能够和西方平起平坐，并驾齐驱，但多数都失败了，或者是遭受很大挫折，才导致他们转回头，复归自己本来的宗教和传统，以重新整合族群，统一被搞乱了的意识。尤其在他们认为自己是遭受欺压的时候，这种反弹最容易演变成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
陆炜：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一种好的宗教和一种好的民族主义达到一个好的结合？目前的宗教民族主义是一个比较恶的可能，有没有一种比较善的可能？另外，佛教是不是您比较认可的宗教？
王力雄：
对宗教这种事物，很难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说过即使相信我们的宇宙有一个主宰，也不是哪一个宗教能够唯一代表的。宇宙主宰是需要从不同方向去认证和追求的，接近其的途径分布在立体的球面上，是无限多的。比较广博的宗教体系在那球面上覆盖的面积可能大一些，但是哪一种宗教都不能认为自己覆盖的面就是全部。
我和你谈基督教的话题，有时会用佛教的矛对基督教的盾；但这不代表我有什麽偏向，我和佛教僧侣讨论的时候，也用基督教的优点去诘问佛教。比如说，基督教有圣经作为最高经典，可以让信徒通过反复阅读去自己获得对教义的把握，而佛教经典浩如烟海，且晦涩难懂，必须通过僧侣的中介才能被信众了解，这种中介有时会演变成权力，通过话语权去谋取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以及愚弄和控制信徒。
我不太相信世界最终会出现唯一宗教的情况。宗教之间只能并存，因为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传统，需要不同形式的信仰，对终极有不同的解释，对归宿有不同的展望，不是一种宗教能够胜任的。
陆炜：
您能对基督教谈些具体看法吗？
王力雄：
我认为，基督教基本代表了当今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主流。几乎所有今日世界的主流价值观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虽然我生活在一个东方国度，一个以国家和家族为本的文化之中，但从小向往的却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在很长的时间中，基督教文明在我眼中就是进步的化身。但是，当我和基督教文明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发现了它有致命的病灶，就是人类徵服自然的狂妄。
目前泛滥於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就是和这个根紧密相联的。当一种文明认为万物都是为自己所有和所用，它的攫取性和扩张性将非常可怕。对此，我们从西方文明的整个历程中都能看到这个影子。反过来看另外的宗教，如佛教认为万物都是平等的，相互轮回的，此世我们是人，下一世却可能转世为其他动物。在这样的意识之中，就不太有无限扩张的冲动，就会怜悯其他物种，就少一些徵服心和侵略性，所以佛教文化崇尚安贫乐道，知足长乐，不杀生等。
当人类面对的是非常富饶的、有待开发的大自然时，基督教文明肯定占有优势，一方面是徵服自然的强大冲动，一方面释放个人主义的民主制度，二者结合在一起，可以非常有效地激发人类创意与活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社会的高速发展。基督教文明把一切都视作为人所用，与自然的关系是理性和功利的，去分析它，解决它，利用它。而佛教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则往往是膜拜它，敬仰它，安慰它。
也许因为东方文明中有太多对自然的敬畏和不敢触碰，阻碍了对自然的探索和剖析，只能发展出一种伦理方面的或文化方面的复杂解释，无法变成简明实用的科学技术。而西方文明因为其对万物的主人心态，没有伦理障碍，完全从理性角度观察解释、为我所用，就能发展出一个科学体系。随著科学体系不断发展成形，完善到一定程度，西方就一下子强大起来，而东方则落在了下风。但是，随著人类徵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我们却发现自然不再是无限的，人类面对的是一个有限的地球，西方式的无限扩张就产生出一个悖论--如何能在有限的地球上满足无限的欲望？这是一个死胡同，也是基督教文明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它自身的体系是似乎难以提供解决这个问题伦理资源。当然，这个问题对目前的西方还不到生死攸关地步。西方或许还能按照现在的发展模式再走几代人。
在西方旅行的时候，我常感慨上帝似乎特别厚爱西方，到处是森林、植被、河流，人烟稀少。东方则到处是人，我们的中国更是山河破碎。这样讲似乎有矛盾，既然基督教文明那样徵服自然，为什麽却能保存下来比较完好的生态？这个话题扯起来就远了，不是这里能讲清的。我们暂且先看到一点，西方的徵服性不一定体现在掠夺自己生存的环境，而首先是向外扩张。欧洲有长期的殖民历史，新大陆的发现更是一个巨大的释放，它的很多财富从殖民地攫取而来，东方的生态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文明直接或间接所为的结果。至於今天地球的臭氧空洞、温室效应等，主要的制造者更是西方。然而最严重的生态问题的确是在东方，尤其是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中国生态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是二十世纪，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正是按西方道路狂奔的一百年，结果生态被破坏到接近毁灭的边缘。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美国式的物质主义道路走下去，最终肯定是死路一条。
陆炜：
能否对全球化境况下民族主义问题和宗教问题解决的前景作一下预测？
王力雄：
在今日世界，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解决。既然全球化不可阻挡，必然会产生某种文明不断扩张、其他文明遭到压缩的情况。看上去就如同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我本人是不太赞成『文明冲突』说的。文明本身怎麽会冲突？发生冲突的只能是人。我宁愿用族群的概念来区分不同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归类为『文明』。我主张强势的族群应该给弱势族群一些空间，给他们尊重而不是歧视。弱势者往往有过度的敏感--所谓自卑的自尊（那同时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必要），看上去就会显得极端，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
应该看到，即使某个族群眼前是强大的，却并不意味就会永恒，而且再强大也不会是无懈可击的。911恐怖袭击本身是一个罪恶，同时也能给人一个提醒--就是不要逼人太甚。我并非说911是被哪个直接逼出来的，但是在不同宗教和文明的扩张与挤压过程中，给对方留的空间太小，有时就会成为一种逼人太甚，其结果就可能带来具有极端性质的反弹，包括导致战争，包括产生恐怖主义。这是人类应该千方百计避免的。而到底怎样去避免，则应该从自身多考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不是永远去挑别人如何不对，千方百计地去打击和消灭别人。这可能做不到，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同时也不符合宗教的最终精神。
【引自《递进民主》网http://www.dijin-democracy.net/发布时间：2003-6-10】
10月10日，美国众议院37名议员在一项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朋措尼珍和所有西藏政治犯的提案上签了名。提案叙述了西藏独立的历史和西藏政治犯目前所遭受的痛苦，尤其是被称为『札奇监狱十四女』的尼姑们所遭受的身心摧残，她们当中的两个人至今还在监狱里，朋措尼珍为其中之一，她被判了17年徒刑，2005年将满刑期。
9月4日，达赖喇嘛抵达旧金山，对美国进行为期20天的访问，和美国总统布什及国务卿鲍威尔等会晤。自去年9月以来，达赖喇嘛的特使两次访问了北京，受到中共统战部长等官员接待。达赖喇嘛一边致力和北京政府对话，一边访问美国和布什总统会晤，它对华盛顿、北京、达兰萨拉三方关系将产生什麽影响，令人注目。
达赖喇嘛第15?次访美
达赖喇嘛过去十多年来几乎每年到美国访问一次，这是达赖喇嘛第15次访美；他依序访问旧金山、布萝蒙顿、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五个城市，行程紧密，活动繁多，包括领取旧金山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印第安那州布萝蒙顿市的西藏寺庙主持献祭仪式，出席华盛顿国家教堂组织的各宗教共同纪念911遇难者活动，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在纽约培根剧院传授佛法，在曼哈顿中央公园向公众发表演讲，出席好莱坞影星李察 基尔主持的音乐会并发表讲话等。当然重头戏是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布什的会晤。
美国对西藏的微妙政策
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一直比较微妙，美国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承认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但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则近年把西藏单独列项，不作为中国人权报告中的一个部份。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达赖喇嘛来美国访问时，为了不引起北京的抗议，克林顿都是采取『路遇』的方式和达赖喇嘛短暂见面（达赖喇嘛在副总统戈尔办公室访谈时，克林顿以路过偶见方式而加入晤谈）。但布什政府上台後，对北京的政策更加强势，2001年5月，布什总统在华盛顿正式接见了达赖喇嘛。这次则是布什总统第二次和达赖喇嘛会晤。
活佛和邓小平『过招』
达赖喇嘛自1959年流亡到印度之後，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的关系就处於僵持状态，互不承认。1979年邓小平复出後，做出『除了独立什麽都可以谈』的『指示』之後，达赖喇嘛三次派他的哥哥率领藏人代表团到北京及西藏访问，双方开始了对话。但由於达赖喇嘛的哥哥到西藏之後，受到成千上万藏人的跪拜欢迎，藏人并痛诉在中共统治下的苦难，导致中共不敢再允许达赖喇嘛的特使回到西藏访问，担心这会更导致藏人的离心倾向；由此恐惧一旦允许达赖喇嘛本人返回，西藏局势将更加无法控制，因此邓小平政府取消了和达赖喇嘛的对话。
江泽民上台後，对达赖喇嘛采取的是『关门』政策，拒绝对话和谈判。後来提出『一放弃两承认』的条件，要求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达赖喇嘛对这三个条件几乎都予答覆。在过去近十年来，达赖喇嘛已多次公开表示放弃西藏独立诉求，仅要求西藏高度自治，即承认西藏为中国一部份，国防、外交等交给北京中央政府管辖，但西藏内部事务由藏人自治。
达赖喇嘛说他『不反共』
但北京政府进一步提出条件，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份。达赖喇嘛对此没有答应，他在1996年6月於德国波恩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上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假话』，因为历史上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不是这样。
对於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达赖喇嘛也在不同的场合（接受华文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并强调他看重的是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即他看重的是打开和北京谈判的大门，而不是和台湾联手对抗北京。他在首次访问台湾，会晤连战副总统时，曾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表示，他不反共。今年7月他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他和连战的对话，说他『不反共』。
可能由於达赖喇嘛基本满足了北京提出的『一放弃两承认』条件，尤其是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江泽民政府最近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有松动的迹象，主要标志是去年九月，同意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今年5月底，又第二次邀请达赖喇嘛的代表特使访问北京。达赖喇嘛的『特使』在北京会晤了中共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副部长朱维群等官员。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认为，这标示达赖喇嘛和北京的关系开始『解冻』，双方可能进入谈判的轨道。
北京没有谈判诚意
虽然由於北京同意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导致外界推测双方关系解冻并可能进一步发展，但实际上双方的政策和策略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北京虽然允许达赖喇嘛派特殊访问北京和西藏，但可能仅是为了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显示北京和达赖喇嘛的接触在进行），但却没有真正的谈判诚意。例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对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访问一事，对记者的解释是，这是『旅居国外的藏胞回国探亲』，根本不承认这是达赖喇嘛的外交特使身份。
在不承认这是双方正式接触的同时，北京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一名西藏知名活佛被中共以参与制造炸弹事件判决『死缓』，虽然该事件被海外媒体广泛报导，西方人权组织抗议，北京多名知识份子联名要求重审该案（因疑点太多，并是秘密审判），但北京仍坚持原判，不予理睬，显示北京对达赖喇嘛没有任何做出让步的表示。
中共『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8月底在拉萨发表谈话说，『我们非常清楚达赖喇嘛想干什?。我们强烈反对布什以任何藉口会见达赖，这将不利於达赖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会谈以及他改善关系的努力。』从中共西藏领导人如此公开讲话谴责达赖喇嘛，也显示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没有根本性的松动。
达兰萨拉的策略没有变化
达赖喇嘛方面，这些年来一直致力把西藏问题『国际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达赖喇嘛出访各国，进行游说活动。在哈维尔以『捷克总统』身份正式接待达赖喇嘛之後，很多其他西方国家元首也开始正式接见达赖喇嘛，包括2001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和达赖喇嘛会晤。而美国和欧洲是达赖喇嘛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外交重点，在过去十多年中，几乎每年达赖喇嘛都到美国访问。由此可看出，在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访问的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对北京的基本策略也没有改变。
今年5月底达赖喇嘛第二次派特使访问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则在同一时间前往德国访问，在柏林和德国外长费舍会晤。北京对此提出了抗议。由此可看出，即使在他的特使在北京和中共统战部长会晤之际，达赖喇嘛也没有放弃他出访德国，和费舍外长会晤的计划，显示达兰萨拉仍在实行既定的策略。
近年来，达兰萨拉致力组织全球性的声援西藏会议，现已开过三次『世界声援西藏大会』，第二届（1996年6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第三届（2000年7月）在德国柏林召开，每次都有几百名来自欧洲、亚洲、美洲、澳洲等几十个国家的团体代表参加。今年，在达赖喇嘛特使两次访问了北京，双方关系似有松动之际，『第三届世界声援西藏大会』仍将按期在10月中旬於捷克首都布拉克举行，达赖喇嘛，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等都将与会讲话。
主要责任在北京
在北京和达赖达赖双方的基本政策和策略都没有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其双方关系的改善余地实际上相当小。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於，北京根本没有诚意和达赖喇嘛谈判，主要担心一旦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中共更无法控制西藏的局势。目前西藏控制在北京手里，它不著急，想把西藏问题无限期地拖下去。但北京面对美国的压力，又不得不做点姿态，於是就有了允许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的举动，主要是为了应付布什政府等国际社会的压力，做出幌子，表示北京在致力『对话』。
从达赖喇嘛方面来说，没有别的更好选择，该做的让步几乎全部做了，用达赖喇嘛的话说，我们已经让步到没有什麽可再提供的了。因而达赖喇嘛只得继续原来的策略，周游列国，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向北京施压，迫使北京打开谈判大门。而达赖喇嘛的这些游说努力，又被北京视为『分裂活动』，更增加北京对他的猜疑和不信任。
这次达赖喇嘛访美和布什总统会晤，用达赖喇嘛派驻美国的特使洛地加日的话说，『达赖喇嘛将通过和美国政治领袖举行会谈，来争取他们的支援，以便继续和中国进行谈判。』但今天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已和布什刚刚上台时有不同，那时布什政府对北京持强势姿态，称中共是『对手』和『竞争者』。但後来则有改变，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後，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得到大幅改善。
现在美国又面对一个处理北韩核武问题，『六方会谈』刚刚结束，平壤已正式宣布不再参加多边会谈，此刻可能美国更需要北京向平壤施压，因此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布什政府出於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可能不会为了西藏这个老问题而去和北京冲突，造成和北京的关系紧张。但仍通过会晤达赖喇嘛，给这位在国际上有崇高声望的西藏精神领袖以道义支持，同时呼吁北京打开对话大门，促进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德国人评选『世界超级智者』
达赖喇嘛现在几乎已成为一个好莱坞式的全球政治明星，尤其在西方知识界和新闻界，达赖喇嘛的声望已远超过罗马教皇。在今年5月底达赖喇嘛访问德国参加一个著名电视脱口秀节目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致敬，达数分钟之久。德国一个知名民调研究所举办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把达赖喇嘛评选为『世界上的超级智者』。而上次达赖喇嘛到美国访问，在曼哈顿中央公园向公众演讲时，有五万人出席，被称为最有魅力吸引公众的领袖人物。 达赖喇嘛几次访问台湾，以及来美国访问时，总是抽出时间和中国知识份子等接触对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达赖喇嘛，了解他的非暴力哲学，知道他不主张独立，仅是要求西藏高度自治，藏人治藏。这样理性的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了解到西藏问题真相的中国人接受、赞成。 在欧盟、美国等西方国际社会的催促和压力下，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的呼吁下，北京政府已越来越处於劣势，继续『关门』政策，已显得不灵和不智。达赖喇嘛和北京的『斗法』，在道义上已赢了。
【本文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3/9号】
据新华社拉萨 9月 19日电：西藏阿里地区的考古工作者新近在距札达县托林寺 500米处的山沟里发现了一具木乃伊。据初步判定，这具木乃伊很可能是古代西藏著名翻译家仁钦桑布的法体。
今年７月，阿里札达县托林寺一位村民在土沟里看见了一些黄色、金色的丝绸面料。经过当地考古文物工作者细致的挖掘，发现了一具已掩埋了多年、保存完好的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呈盘腿式金刚坐姿，从腿部开始缠有白色的高档丝绸哈达，身披黄、蓝、红色高档绸缎，整个身躯体积明显缩小。按西藏的宗教传统，这种高规格的葬法，惟有活佛或高僧才能享用。
仁钦桑布出生於公元 985年， 1055年圆寂。据史书记载，仁钦桑布曾赴印度加温弥罗学经，通晓密宗。回藏後，在托林寺主持翻译显密经典多部，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由於他功绩卓著，藏族历史学家奉其为藏传佛教新译密乘的开山大师，尊他为『洛钦』，即翻译大师。
有关部门就此具木乃伊的身份及年代做进一步考察和鉴定。
新华网西藏频道 9月 26日电 截至25日，西藏卫藏地区有 116位百岁老人。这些百岁老人全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们能够适应高原气候，从事体力劳动、生活有规律。虽然他们生活历经坎坷，但处事比较乐观，时刻保持著一种健康向上的心态。而且这些西藏老人都在没有任何卫生条件的情况下生活。
纽约时报记者参加了去西藏访问的记者团，刚回北京。昨天他们对我的采访中很关注西藏世俗化的问题，看上去此行对这方面印象深刻。其中一个问我的问题是：『既然世俗化政策对西藏能够取得效果，中国政府为什麽过去不采取这种政策？什麽时候发生的这种政策转变？』我做了回答，但不知回答是否正确，我把大意写在这里，望诸位指教：
中国政府过去没有采用世俗化政策，不是它不想，是因为没有进行世俗化的基础。世俗化只能发生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追逐金钱的渠道，没有沉溺消费的可能；当地人只能守著『单位』吃社会主义，而内地汉人到西藏来无处挣钱（几乎都由计划分配），妓女也做不出红火的生意。西藏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大概比汉地晚十年左右。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毛时代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等手段未退出舞台，还能压住民族问题。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後期，毛的一套逐步失效，而经济方面的市场化转型还没有铺开，等於是旧的手段告终，新的手段还没有出现，所以那时的西藏问题最为突出，藏人的意识主要由复兴的宗教和民族所填充，中国政府只能用政治高压加经济援助的方式被动应付。从九十年代後期开始，西藏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化成分，当局也因此获得了利用世俗化消解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手段。这种手段在目前一段时间看是成功的。尤其是2000年以後，藏人原本躁动不安的民族觉醒与抗争有逐步消解的趋势，对金钱和利益的追逐开始变成主导。世俗化正在对西藏传统文化造成破坏，这种破坏的後果可能非常严重。政治高压只能损坏一个民族的机体，世俗化却会腐蚀一个民族的灵魂。而若民族的灵魂失去或堕落，那民族也就有名无实了。对西藏文化最致命的毁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语言逐步丧失，会藏文的青年越来越少，而民族的记忆是靠民族文字承载的，语言丧失必然导致民族意识（不是民族情绪）失去根基；二是僧侣阶层的堕落，堕落的僧侣会搞乱宗教，同时使信众失去对宗教的信心，从而造成宗教衰败。而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都遭到动摇，藏民族也就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中国对西藏的世俗化政策，目前似乎正在发生这样的效果。不过从新疆可以看到另一种相反的现象，新疆的市场经济转型比西藏早，维吾尔人的经商逐利意识比藏人强，为什麽当局却不能用世俗化成功地消解（或弱化）新疆的民族问题呢？反而是新疆的民族问题随著市场化的进程越来越加重？我想主要原因在於新疆汉人的强势。新疆汉人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且历史长，掌握了新疆各方面大权，构成新疆本地精英集团的主要部分。他们从新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开始，就拿走了最多的份额，垄断了最多的资源，并且始终占据最好的工作机会。这里有当局的有意为之，也有市场经济自身的规律。既然新疆的市场经济必须绑在中国内地的经济体系之上，汉人的语言、人脉、经营方式都会比当地民族占有优势，按照水往低处流的市场规律，汉人得势也就成了必然。而这样的市场经济就不再会消解民族矛盾，反而是要不断地制造新的民族矛盾，而且矛盾会比原来更加严重。因为过去的矛盾主要集中於历史，多属於相对形而上的大是大非，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距离较远，主要被民族精英所关注。市场经济的矛盾却是摆在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眼前，活生生地充满现实生活的每个细节。因此能够从另一个方向激发更为普遍的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今天，西藏也开始出现了这种萌芽。西藏和新疆的区别在於，市场经济发展以前到西藏的汉人较少。那种我称为『无人进藏』的状态导致了西藏长期保持著清朝的『驻藏大臣』格局--即最高权力虽然在汉人之手，但西藏的社会主体仍然是藏人，精英阶层的主要构成也是藏人。因此在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藏人能够控制主要份额和资源，占据好的机会和职位。汉人是在市场经济起步後才开始大批进入西藏，因此没有像新疆汉人那样一起步就能抢占先机。初期进藏的汉人只能去做建筑工地、蹬三轮、开饭馆、养猪种菜等藏人不做的活。藏人是雇主或是被服务的对象。在这种阶段，世俗化政策对藏人是有效的，藏人从市场经济中得到好处，尝到甜头，不免就把民族问题放在了一旁。然而这样的状态却不会是固定的。原因有三：一是汉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占有优势，除了语言、人脉上方便与内地经济沟通，还有汉民族逐利的天性，因此其趋势一定是从底层步步上爬，最终超过藏人--承包菜地的变成地主、租房住的变成房东、雇工变成老板，这种变化已经开始在西藏越来越多地出现；二是来西藏的汉人很多都有西藏汉人官员的关系，非亲即友，因此会受到权力的庇护和所提供的便利；三是西藏一旦开始有钱可挣，就会吸引更多的汉人前来，更加广泛和激烈地与本地藏人争抢资源和市场份额。由此则会导致西藏的『新疆化』--即当地民族在市场经济中被排挤到边缘，越来越处於劣势，而外来的汉人最终赢家通吃，把市场经济最多的好处据为己有。那时西藏的民族矛盾将重新激化，也许会变得更加严重。原来汉人只是政治上的殖民者，经济要倒贴，现在经济上也开始被视为殖民者。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叠加，藏人的民族意识会再度强化，那时当局的世俗化政策不但将失去效果，还会适得其反。对这种前景，不但中国当局没有注意到，对西藏前途悲观痛惜的人士似乎也没有注意。
2003年9月3日北京引自网站《递进民主》http://www.dijin-democracy.net/
发布时间：2003-9-4 11:22:49
《黑色文库》是一个专门出版政治犯传记的系列。西藏喇嘛班旦加措英文传记的中译本《雪山下的火焰》就是其中之一。班旦喇嘛在中共的牢狱里度过了三十三载春秋。藏人和汉人民族性格上的差异，在监狱里生死临界点的考验下，显露无遗。作者坎坷的一生，是藏人当代民族灾难史的一幅生动画卷。本书是由德国的廖天琪由英文版中译的。
今年8月20日，《观察》网发表了作家余杰的揭露文章《文本互校--被肢解的希拉莉回忆录》。9月23日，《纽约时报》和美联社都发出重要新闻，又报道了此事，其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场风波。
中国版《亲历历史：希拉莉回忆录》对一些政治敏感的内容做了删改。其中包括涉及西藏问题的内容。
希拉莉记载了她与江泽民之间关於西藏问题的讨论。江泽民坚持声称『西藏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解放了西藏』，而希拉莉则反问道：『那麽他们的传统和他们信仰自己所选择的宗教的权利呢？』关於讨论之後希拉莉的感想，大陆版是这样写的：我还是认为，中国基於历史和心理因素，对避免内部分裂有一种执迷。
而台湾版则更加清晰地写道：我还是认为，江泽民和我谈西藏问题时不是十分老实。中国基於历史和心理因素，对避免内部分裂有一种执迷。这种执迷导致他们在处理西藏问题时过度反应且采取压迫手段。执迷往往会有这种毛病。
希拉莉对江的直接批评，即认为江『不是十分老实』被删去了，她对中国领导人处理西藏问题时的『过度反应』和『压迫手段』的批评也被删去了。
同样被删去的还有希拉莉观察到江泽民的激动情绪--『甚至还敲了一下桌子』。这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它的背後表明了一个领导人文化修养的境界。
回忆录中，还有一段关於达赖喇嘛的叙述也受到了『修饰』。达赖喇嘛是白宫的老客人，是希拉莉的私人朋友。希拉莉把达赖喇嘛当作精神导师，遇到困难便寻求其帮助。在弹劾克林顿的程序启动的时候，希拉莉面临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痛苦。这时，达赖访问了白宫，中国版这样写道：几个星期过後，达赖喇嘛前来白宫探望我，送给我一条洁白的哈达。
而台湾版中则是这样的一段话：几个星期过後，达赖喇嘛前来白宫探望我，送给我一条洁白的哈达，并表明他时时挂念著我及我内心的挣扎。他鼓励我要坚强，在面对伤痛与不公时，莫服从於怨毒与愤怒。
多维社记者纪军报导／耗资30亿美元、将於2007年建成的青海至西藏的铁路，已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加强控制西藏的一个最好实例。要把西藏更紧密地同中国内陆联结在一起的青藏铁路，因穿越过於崎岖的高原地带，至今仍让许多人对这项工程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长达1100公里的青藏铁路只是目前正在西藏施工的众多大项目之一。美国有线新闻网9月16日指出，城市的发展可能会让藏人受益，但同时也意味著中国正在加强对西藏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此外，每年数以万计的汉人涌进西藏，也是中国进一步控制西藏的一个战略－对藏人城镇进行汉化。
不过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向美国有线新闻网介绍说，西藏地区的所有建设经费全部来自中央政府。中央对西藏已补贴135亿，人均达到5000元，这在中国其它地方是绝无仅有的。
一些汉人正是跟随中央政府的这些『投资』而进入的西藏的，他们在那里经营著中餐馆、美发厅和其它生意，并打出各种汉字广告。一位在藏南泽当市贩卖服装的汉人曾立佑(译音)表示，他现在每天能有12美元的收入，这要比在他的四川老家挣得多，『在这里有不少生意机会，这也是我们为什麽要到这来。在这儿，我还有不少四川老乡。』
中国官方预计，青藏铁路建好後，它将成为一条极为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将成为贸易路线和运送旅游者的交通走廊。负责监督青藏铁路修建的官员黄迪夫(译音)向纽约时报记者透露，青藏铁路工程最後将雇用38000人，但藏人可能仅有4000至5000人，而绝大多数藏人将从事一些非技术性工作，工资每天约为8美元，外加一顿午餐。这名官员说，目前还没有一位藏人被聘到每月能挣到2500美元的技术岗位。
同样令人战栗的经济现实也出现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一天，一位西方记者为找到一名藏人出租车司机，先後打了14台出租车，所有的司机都对这位记者说，藏人买不起一台价约2万美元的出租车和支付营业执照，所以在拉萨街头看不到有藏人开出租车。
达赖喇嘛的北欧代表塔克拉女士(kesang Takla)指出，如此的不平等只能证明，洪水般流进西藏的汉人投资和移民，最终将伤害西藏人，而不是帮助。『这对西藏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在汉人大量流进的威胁中生存著。』
然而，一些在经济底层拿著最低工资的藏人却表示，他们的生活正在得以改善。在泽当市的一个晚上，三名藏族小姑娘邀请三位西方记者进入她们居住的小房间，没有电，她们用屋外的一个小炉子做饭，用一个挂著的毯子当门。16岁的拉巴和17岁的拉木介绍说，她们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每天能挣2.50美元，工作是铲运水泥，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七天。她们说，农村的生活更加困难，所以她们准备给父母寄些钱。
中国时装杂志上的三个美女广告，是三个小姑娘房间中的唯一装饰品，其中一张是一个丰满的中国模特小姐，旁边印著『美丽』的字样。当被问到这些广告时，三名藏族小姑娘哈哈地笑出声来。至於她们的生活，拉木说『每天都在变好』。
纽约时报9月15日引述了北京作家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评论，介绍说王力雄在1998年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天葬：西藏的命运》
《天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包容了西藏问题的各个方面，使得以往尖锐对立的不同立场，在其框架中成为『硬币的两面』得到统一。这是有关西藏问题研究的一个突破性尝试，无疑会使人从新的角度得到启示。这部著作不但在海外流传於流亡藏人和关心西藏的人中间，也被中国许多学者甚至官员认为是所有关於西藏问题最客观、深刻的著作。
王力雄对纽约时报说，中国政府的经济策略已给一些藏人带来了一定的繁荣，不过这种策略的政治目的是要让那些较年轻的藏人，减少对西藏分离主义的同情和支持。
王力雄指出，任何一种表现出来的自由的西藏社会都是令人误解的。『这是一个胡萝卜加棍子的策略，它把经济的胡萝卜同继续镇压的政治棍子结合起来。』
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的序言中指出，实际上今天的西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中共统治给西藏社会造成灾难性的毁坏，亦为西藏带来在现代意义上的长足发展；藏人既有保留传统的愿望，亦有实现现代化的渴望，而传统和现代化却往往相互排斥；一边是西藏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边农村和牧区却保持著千百年如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此外，王力雄还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揭示汉藏之间的其它矛盾：藏人对汉人的依赖和对汉人的憎恨存在著一个难以思议的正比关系；汉人在西藏掌握无上的权力，而他们的权力在本质上又往往无效；一方面大量汉人自发地涌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的汉人人心思走，『无人进藏』成为中共治藏的难题；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最宽松之时，反招致藏人更多的不满和国际社会的更多指责。
西藏大学的一名官员向纽约时报记者证实，如果在校学生被抓住参加例如象朝圣等宗教活动，就将会被学校开除。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处死了一名被指控策划爆炸事件的西藏人和藏独分子。对此，王力雄强调说：『在政府向外面世界展示出一种宽松和安逸的时候，内部这些你都能看到，任何分离主义或民族主义迹象都会遭到非常严厉的处理。』
实际上，掌管西藏寺庙的僧侣通常都被中国政府详细审查过。一个政府部门经常派人去『教育』这些僧侣，通过监视来确定这些人能否被批准去掌管寺庙。与此同时，中共官方还强调他们有义务去修复那些在文革中被毁坏的寺庙和其它『文化遗产』。
但中国政府似乎有意对西藏旅游业扩大投资，到西藏旅游的人正迅速增长，早前曾因海拔高度而远离西藏的汉人，正在北京的鼓励下成群结队地登上青藏高原。日前随父亲从北京赴西藏旅游的16岁的龙英(译音)对西方记者说：『他们说西藏很美很神秘，这里有许多深奥的宗教事物。』
她的父亲补充说：『这里的确是我们非常想看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有自己的文化，一种与中国内陆完全不同的文化。』
国际声援西藏中心的中文网消息，加拿大300名国会议员中的106人签名向加国总理提交了一份情愿书，敦促总理『通过加拿大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推动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就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
组织这次的上书签名行动的是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在情愿书上签名的议员来自加拿大的所有主要党派，其中包括加拿大同盟会、Bloc Quebecois、新民主党、进步保守党、自由党及无党派人士。
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主席土丹桑珠说：『我们处在西藏历史中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达赖喇嘛在过去五十多年里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向世界发送的是和平和消除冲突的信号，其一直受到加拿大人民和政府的支持。』
情愿书写道：『我们很严肃地关注著西藏目前的状况。为此，我们要求你要推动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举行面对面的谈判。尽管国际上数名国家元首表示了他们对谈判的支持，但无人实际上迈出促成谈判所需的步子。
达赖喇嘛一直在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奋斗，他是一位政治领袖和一位始终提倡非暴力运动的人物，为此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1989年把和平奖颁发给了他。也是上述这些他所具有的素质，他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慕。尽管达赖喇嘛方面付出了接连不断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北京拒绝同他的代表展开对话。西藏人民的未来及西藏文化的前景仍然处在危机之中。
西藏提供了加拿大将成为国际上享有声望的和平促进者和人权斗士的机会；再说，凭我们跟中国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我们具有独特的地位推动事态向前发展并做出与众不同的大事。
我们应该通过我们跟中国人民和西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全力推动他们两者之间的商谈的进展。
因为西藏人民正在失去的是时间，所以我们敦促阁下现在就行动。』
在加拿大的西藏组织称，他们将继续推展後续的工作。
这个月在台湾有两场争锋相对的大游行。前一天十五万人为台湾正名而游行，第二天即有统派八千人打著保卫中华民国的旗帜对著干。这两拨人本是同一个民族，又无宗教信仰的差异，只不过早来或迟来台湾而已，却在统或独的国家认同上出现如此不可调和的对立。最令人奇怪的是，过去所有的不共戴天的恩恩怨怨，无论反蒋或反共，左倾或右翼，都在统独问题上一笔勾销而重新站队。
联想到已困扰世界半个多世纪的中东以巴冲突，南亚的喀什米尔之争，看来因国家族群认同而生出的冲突和纷争，大概是人类最难解开的死结之一。在可见的将来上述纷争似乎都看不到走出死胡同的出路，要超脱统独这样的难题似乎只能等待奇迹。
达赖喇嘛在这次很成功的访美期间再次重申他不寻求西藏独立，我认为达赖喇嘛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在西藏问题上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而今这个世界上也只有达赖喇嘛一人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实际上西藏人民和台湾人民，中东人民和南亚人民一样，亦有自己坚定的族群和国家认同，较起真来其激烈程度并不亚於最执著的伊斯兰信徒。如五六十年代西藏人民的抗暴游击战和八十年代後期的独立运动，曾经使中共政权大吃苦头，头痛不已。虽然西藏目前大致平静，但藏人的离心情绪仍在内心酝酿，只待中国一有风吹草动，西藏人民又会揭竿而起。除非让西藏人民割席而去，否则西藏将永远是令中国头痛的梦魇。如果西藏人民坚持要独立，大中国主义者坚持要统治西藏，双方互不让步，世界屋脊将会永无宁日。可以想象，那时中国的西陲很可能成为东亚的巴勒斯坦、喜玛拉雅山北麓的喀什米尔。
中国应该庆幸，作为西藏人民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大智能者，他为藏族人民，也为汉族人民的福祉，已超脱出统独的观念桎梏。
他认为西藏人民的最大福祉是能够享有自由的生活和保护传承自身文化和宗教的权利，至於以什 样名份--独立的西藏或中国治下的高度自治的西藏--而存在，并不最重要。当然如要走快捷方式，要尽快为自己的民族争得自由，减少暴力和流血的可能，自然是後者，於是他愿意和曾经屠杀过西藏人民至今仍在压制西藏人民的中共统治者「一笑泯恩仇」，谈判让西藏留在中国。这是何等宏大的襟怀！ 所幸的是，这样的大智能者又是被他的人民视为至高无上的活神，他们愿意放下心中的历史悲情和执著而信奉达赖喇嘛的指引。一个人类难以解开的死结就如此奇迹般地解开了。
试想，一个对自己民族影响力如此大的精神领袖，如果执意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独立建国，或如果是个本拉登或霍梅尼式的人物，中国的麻烦就大了！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既傲慢又缺乏远见，以为第一：西藏已在我手中，不需再解决；第二：达赖喇嘛想在有生之年解决西藏问题，中国可以拖。如果中共始终坚持此胡涂想法，最终会错失西藏和平解决，并可将西藏永远留在中国的良机。
我访问印度达兰沙拉时，有西藏官员甚至说，如果中共不相信西藏流亡政府放弃独立的诚意，他们愿意与中共谈判一个具法律效应的条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诚意到如此程度，中共还有何话可说？
我不久前说，西藏问题和平解决，是两赢结局：流亡藏人返回家园获得自治，中国则可一劳永逸得到西藏的主权。实际上还有一赢，则是对中国的民主派而言，西藏问题如能按达赖喇嘛方式解决，将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其实西藏问题的真正症结，是中共愿不愿意应达赖喇嘛的要求，让西藏享有高度自治，实行民主化。实际上，达赖喇嘛此要求也是所有为未来民主中国奋斗的人们的愿望。
中国要走宪政民主路，民主中国必然是联邦制的中国，西藏要高度自治，这个联邦制下的所有地方区域也都要高度自治。由此而看，从西藏自治问题著手，或许将为促进中国民主化多开出一个突破口。
因此我们呼吁中共领导人接过达赖喇嘛的和谈橄榄枝之同时，也将呼吁有志於中国民主化的国人关心西藏问题，向中共当局施压，促使他们尽快与达赖喇嘛接触谈判，共创民主中国的美好未来。
--原载《开放》月刊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波士顿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科学与佛教对话活动集会。 .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波斯顿参加了由波士顿一著名大学的脑研究组和心理及生命学院共同组织的，在这次科学与佛教对话集会集会活动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来自各地的科学家们就科学和佛教理论对有关心理意识等问题的观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据自由时报编译张沛元综合十四日外电报导】目前在美参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十三日在麻省理工学院所举行的一场神经学座谈会上，接受科学家的视觉认知心理测验，亲自为搭起佛教与科学的交流桥梁，贡献一己之力。
达赖喇嘛在会中接受科学家的实验，观看所展示的图像，然後说出他认为那图像究竟是鸭头，还是跳跃中的兔子。此外，达赖也不时对佛学与科学的交流贡献己见，表示他希望科学能解答光靠内在冥思所无法提供的答案，「我自己就不清楚，」达赖喇嘛甚至一度如此直率地表示，逗得在场科学家、学生、僧侣与名流(李察基尔与歌蒂韩)忍俊不住。
科学家所受的训练使之很自然地会寻求「第三人」确认，并对「第一人」的灵性经验抱持审慎态度。尽管如此，科学家也开始研究佛教僧侣已思索数千年的问题「专注能否控制、注意力能否控制、想像能否学习，以及心智思绪能否将影像转换为某种事实」产生兴趣；而佛教修行主要活动之一的打坐冥想，或许能提供个人控制心智之极限的答案。
研讨会小组成员建议，对科学家而言，这些专精冥想的僧侣不仅是最好的实验品，还能令人深入洞悉人的心智。与会的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肯魏许女士在两天座谈会的首日晨间会议结束後表示，她原本虽然抱持开放态度，但并不认为佛教与科学能有何交流；而今，肯魏许说：「我觉得(佛教与科学)双方有共同语言以及共同的概念衔接。
科学家早就开始研究佛教僧侣的心智。一九九二年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心理学家戴维森获得达赖喇嘛首肯，愿意提供西藏僧侣协助戴维森进行正面情绪研究，特别是针对僧侣的打坐冥想技能。同年九月，戴维森带著脑电波图(ＥＥＧ)等设备来到喜马拉雅山脚，准备测量佛教僧侣在打坐时的神经特徵。结果，套句戴维森的话，这些僧侣的表现宛若打坐界的奥运金牌。
过去被视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打坐冥想研究，如今已获得一定可信度。过去十年来，拥有分子生物博士学位的法国僧侣李卡德，多次带著僧侣从印度北部或其他南亚国家前往戴维森的实验室接受研究。这些研究资料始终未正式公布，但戴维森在去年出版的一本汇整报告的书中指出，一名来访僧侣的左前额叶皮质(与正面情绪有关)数区受到刺激所产生之活动的激烈程度，居一百七十五个研究主体之冠。
9月 15日香港著名武打明星李连杰抵达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并朝拜了西藏高僧。 9月 16日李连杰朝拜了西藏噶觉派领袖第十七世噶玛巴。李连杰在达兰萨拉期间下榻西藏流亡政府文化研究中心罗卜林卡饭店。
据消息，著名武打明星李连杰 9月 16日离开达兰萨拉前往离达兰萨拉不远的措拜玛（莲花池）进行朝拜。措拜玛被认为是莲花生大师诞生和进行修行的地方，所以是佛教徒必拜的圣地之一。
西藏不少媒体报道了有关香港著名明星李连杰朝拜达兰萨拉的情况，称这有益于中国人对西藏佛教的了解。据信这是著名明星李连杰的一次朝拜之旅和宗教洗礼活动。
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已经四十多年，甚至达赖与北京的接触也中断了九年之久，西藏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去年九月和今年五月，达赖的特使两次访问北京成功，恢复了双方的接触。西藏问题的解决有了良好的开端。对此，达赖在二零零三年一月曾高兴地说：『任何问题，任何人类产生的问题，最好解决途径是坐下来谈，彼此协商。』但是要使双方的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仍有不少阻力。八月二十五日达赖喇嘛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访问时说，如果同中国进行的谈判在两三年内还不能产生结果，他将很难就倡导自治而非独立的『中间道路』对西藏青年作出解释。
事情确实如此，由於西藏问题的谈判时断时续，几十年不能解决，西藏青年组织正在鼓动独立，甚至有藏人试图采取暴力手段。但达赖坚持『中间道路』不动摇，并坚决反对暴力，宣布『若有人对我的非暴力主张提出挑战，我一定予以回击。』正是达赖的坚定信念和崇高威信才使得藏人中的独立和暴力倾向受到抑制。
中国的多次进入西藏实地考察，对西藏问题深有研究的政论家王力雄为此首先提出：只有在达赖喇嘛健在时，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王氏之言实乃警世之论，中国政府不可不察。
中国政府关於谈判西藏问题的先决条件有过多次表示，概括起来就是要求达赖喇嘛首先放弃独立运动。其实，达赖倡导自治而非独立的『中间道路』已经很久。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在政治上过於敏感和疑心太重，对於达赖之放弃并反对独立运动没有正确的认识，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例如在目前双方有所接触，出现了良好开端的时候，今年八月中旬《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固然对达赖的『中间道路』的设想进行了符合事实和克制的阐述，却同时仍然重复多年来的提法：『达赖喇嘛以寻求真正自治'伪装'其寻求西藏独立的主张』。这种陈词滥调在现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徒然不利於谈判的开展而已。
也有论者认为，中共甚至意在培养驯服於自己的藏人头领，存心不和达赖谈判，等待达赖的生命终结而後已。若此论属实，则对照王力雄之远见，真乃不智至极之举。需知香港一个商业城市，尚且非只知驯服的董建华所能控制，何况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极为错综复杂的西藏？倘若中共果真出此下策，则必然刺激藏人情绪，无异为『藏独』制造『培养土』了。
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路线』就是不寻求西藏独立，但在中国主权下寻求真正的自治。一九八八年我正在英国牛津大学，我注意到达赖该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讲话。西方媒体把它概括为『一个国家，两个社会』（one country， two communities)，即中国政府拥有外交权而西藏当局有治理西藏内部事务的权力。当时中国政府没有回应。
我认为，西藏确实有其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清朝之治藏，采用的就是拥有宗主权而不管具体事务的政策，结果终清时代是中国与西藏关系较好的时期。如今若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保持西藏社会的特点，可以说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发展和运用。
一九九九年，我曾和一些朋友应达赖喇嘛之邀在华盛顿与他会见。当时我谈到他在斯特拉斯堡的讲话，并表示欣赏他寻求真正的自治而不要求独立的立场。达赖进一步从历史上、地理上、经济上、政治上阐明在今天的世界上西藏没有独立的条件，他不希望把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中分离出去。他的讲话条分缕析，充分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时有人问道：达赖所说的西藏，除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外，是否包括大西藏，即是否包括在青海、四川、云南的藏人居住的地区？这本是一个敏感问题，达赖喇嘛举重若轻地说：如果实现了中间道路，这些地区也可以有真正的自治，这些地区现在已经设有若干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县了。
中国政府一直怀疑达赖如果回到西藏，必然会紧抓西藏政权不放。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完全不符合达赖的个性和智慧。
今年一月下旬，达赖喇嘛应BBC独家专访时曾说：『现在的政治家，嘴上讲得太多，做得太少，两套面孔；或者见机行事，谋求利益。首先，依我的个性，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第二，我是一个佛教僧侣，有戒律，不容许这些行为。』达赖喇嘛还具体地说：『一旦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六百万藏人的利益，我个人的问题自然也找到了归属，没有问题。』『个人的待遇、地位、住在何处，都不重要。一九九二年我就说得很清楚，一旦西藏得到自治，我回去後，将把所有的权力转交给地方政府，当然，按照我们的愿望选出民主的政府就像在达兰萨拉这里一样，在我交出所有的权力之後，我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了，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我的宗教信仰的修炼，这个责任我将至死不渝。』
正是达赖喇嘛的博大胸怀，不嗜权力的民主信念，使达赖喇嘛赢得普世的尊重。中国政府认为他是『伪装』，实在是由於自己过分政治化，不能理解，不愿相信使然。
为了早日通过谈判和解决西藏问题，志士仁人和有责任感的媒体应该千方百计使中国人民知道达赖喇嘛的为人和真正的主张，促进双方切实的谈判，使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得以实现。这不仅是藏人的福祉，也是全国人民的福祉。
今年八月二十六日，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姆仁诺夫访问达兰萨拉时特邀达赖喇嘛访俄。但俄国外交部于九月二十三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国方面拒绝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入境签证。声明说，『我们国家非常尊重作为著名宗教活动家的达赖喇嘛，他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追从者。但是我们不得不在达赖喇嘛访俄问题上考虑国家的利益。』
卡尔梅克共和国是俄罗斯三佛教徒较多的共和国之一，人民大多数是藏传佛教徒，希望并曾多次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法，但达赖喇嘛对卡尔梅克共和国的最後一次访问是十多年前。卡尔梅克共和国藏传佛教徒视达赖喇嘛为他们的宗教领袖。
今年7月开始，拉萨大昭寺的门票从过去的纸门票换成一种『多媒体光碟门票』。票价也从35元变成了70元。这不是大昭寺的僧人与时俱进，紧跟新技术发展。而是由西藏一个名为『创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和操办的。其中的关键当然是利益，70元的门票归大昭寺61元，拉萨市政府的民族宗教事务局拿2元，还有7元归提供门票的『创迹公司』。
一张门票的成本是7元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创迹公司』可谓是暴利。那麽这宗『生意』背後有著什麽内幕呢？
了解情况的拉萨朋友告诉我，原来『创迹公司』跟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郎杰活佛的女儿有关。这位女儿长期在尼泊尔经商，前两年回到西藏，立刻当上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2002年她主动找上大昭寺，提出承包门票的计划，表示她能让大昭寺提高门票价格，寺院也得利。但是遭到了大昭寺拒绝。她则表示大昭寺不答应她也能做到。
大昭寺过去门票定价35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此前曾按程序多次申请提高门票价格，一直未得到批复。但是帕巴拉的女儿去办却是一切畅通--结果当然要和她的承包门票捆绑在一起。大昭寺起初力图抗拒，最终在自治区政府分管旅游的副主席和拉萨市民宗局几个局长的压力下，不得不签署了同意『创迹公司』承包十年寺院门票的合同。
目前正值西藏旅游旺季，大昭寺的游客有时日达三千多人。两个月内『创迹公司』拿走的门票提成已达五十多万元，最多一天可拿两万元。这样算下来，十年收入将是多少？帕巴拉女儿那只揽钱的巧手不仅伸向大昭寺，拉萨最大的两座寺院--哲蚌寺和色拉寺也和大昭寺一样被『创迹公司』承包了门票。
听说小昭寺和帕廓街的阿尼仓宫寺很快也要如法炮制。僧人对此普遍不满，虽说寺院也提高了收入，但等於是参与了对每个参观、朝圣者的欺骗和敲诈，成为僧人心理上的长期折磨。有僧人对此公开批评，却遭到政府官员警告，说是影响稳定。
的确，在『稳定』的旗号下，中国有很多这种巧取豪夺之事都在稳定地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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