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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 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第五次会议
- 达赖喇嘛希望再派特使前往北京
- 西藏前政治犯阿旺桑卓抵达美国
- 西藏问题症结之一
- 在台藏人举行仪式纪念三.一十
- 确保一个自由的西藏
- 日本国会议员邀请达赖喇嘛访日
- 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挂牌运作
- 安多迭部发生森林火灾
- 为西藏民族献祭的象徵
- 美国国务院指中国践踏宗教自由
- 西藏的语言文字正在日渐式微
- 野兽男孩热唱西藏自由
- 政治犯增加中共治藏新变数
- 18名藏人在尼泊尔逮捕面临遣返的危险
- 『西藏爱国会』与『政治周』
- 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破坏
审议各项议案六十五项
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五次会议于3月 18日开始到三月三十一日为止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方的达兰萨拉议会大楼召开。会议由议长白玛均乃主持。 会议审议了西藏流亡政府2002年至 2003年财政审计报告、西藏流亡政府2003年至 2004年财政预算报告、议会预测小组的报告、议会第四次会议小组对政府在过去六个月的政治、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报告、西藏政府各部门2001年至2002年的年终工作总结报告、调查小组的报告、西藏政府的工作报告、特别调查小组的五份报告以及六份法律文件等总计六十五份报告和议案，并就政府工作向政府部长提出质询，并通过了九个政府议案和四个议会议员提出的个人议案，通过了西历2003年至2004年的财政预算。
政府所属企业私有化进展顺利
根据西藏政府向议会提出的报告：政府于2001年9月24日向十三届议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将所有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实施私有化的方案并获得议会的支持後，西藏政府财政部于2001年11月和次年5月召集各企业的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新一届西藏政府的施政立场并就私有化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随後由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财政部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就私有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对应措施等进行了训练，随後专设小组负责私有化的工作，小组首先制定了私有化的操作程序和章程等相关文件并获得政府的批准。
根据这些章程，政府将设法使直接经营的企业转让给流亡藏人而不至被外人所接受，并优先考虑企业种的藏人雇员。对於停止经营的企业雇员和不愿意在新雇主企业工作的雇员，将安排他们到政府所属的各部门工作，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新的工作则给予优厚的补偿後予遣散。
据统计，由西藏流亡政府直接经营的有29家企业，另有12处非商业性的房地产，到2003年2月为止，有19家企业实现私有化或被关闭，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售出了两处房地产。
被私有化的企业不仅绝大部分为流亡藏人所拥有，而且有五家企业直接转让给了企业内的藏人雇员。
根据介绍，在上述十九个企业中，有十三家转让到私人手中，六家企业则因无利可图而直接关闭，这些被转让出售的企业共得款九千余万（93040987.33）卢比。在流亡政府的各企业中有雇员399人，其中上述已经实现私有化的企业中有雇员154人，其中除17人转调政府其他部门而外，为其他工作人员付出了近二百六十万卢比的遣散费用。
根据介绍，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直接掌握的资产包括信托管理、流亡藏人的税收以及其他经济来源，这次的企业私营化之收入将全部转入政府所属的信托基金。
在过去一年的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由於政府关闭了一些长年亏损的企业，因而避免了许多的经济损失，仅仅是由於不必再继续填补亏损仅此一项就减少损失一千一百四十万卢比。
开源节流成效显著
西藏政府为了加强西藏流亡政府财政的自生能力，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开源节流，据介绍，由於注重征税工作，2002年流亡藏人的税收较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五。在节流方面，为了严格控制非必要的开支和浪费，政府设立了专门小组，并根据小组的评估向各部门转发了实施纲要，其中对银行利息的使用、平时的应酬招待费用和规格、办公用品的购买、电信费用和汽车的使用等方面做出了统一的规定，取消了以往在招待外宾期间可以提供酒类消费等规定，禁止公款转用、借用以及用公款捐款，出差时必须利用政府所属的办事处、旅店等资源以及其他的节约措施，取得较好的成绩，如汽车的使用和费用过去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措施，从2002年4月1日开始，政府各部门所有的汽车维修和使用等由噶厦秘书处专设小组统一负责，结果使汽车维修和开支只有四十八万一千余卢比，较上年开支节约了五十七万九千余卢比。
再如预算内开支的使用，由於政府严格的控制，较往年减少开支七百余万卢比。同时，往年西藏财政部和各单位有大笔在策资金被个人或团体所借用或提前预支，为了防治以後继续出现这类问题，政府制定了有十八条内容的财务制度，详细规定了主管与会计的职责和处罚措施，并于2002年8月12日颁发给所有有关部门，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追回欠款等。
流亡藏人纳税情况和改进措施
1972年，一批爱国者自发组织了西藏自由正义运动，当年7月30日他们在达然萨拉召开筹备会议时通过了所有流亡藏人向流亡政府纳税的决议，由此流亡藏人开始向流亡政府纳税，从而表明了由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是唯一代表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同时也是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摆脱完全依赖外援的窘境而开始走向自立的道路。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纳税不仅是流亡藏人的权利，而且也是一种公民义务。
据了解，从开始纳税到2002年3月为止，流亡藏人纳税金额总计超过二亿五千六百万卢比，其中最後五年有大幅度的上升。
以下为这五年的纳税情况简表（万/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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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97 |
印度
1150 |
不丹
9.2 |
尼泊尔
267.5 |
美洲
667.1 |
欧洲
383.2 |
其他
27.1 |
由上表可以看出，到2002年初，西藏政府的税收入较1997年增加了73.75 ，其中印度和美国增加了100 。
西藏政府的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地增加中，在开始纳税的1971年，当年政府财政支出为538424卢比，人民的纳税收入为68518，占总支出的12.73 。到2001年，税收入为46028424卢比，当年财政支出为104980739卢比，人民的纳税收入占总支出的43.84 。
过去三十一年间，人民的纳税收入平均占财政支出的30.27 。
究竟有多少藏人履行了纳税的义务？由於西藏流亡政府对流亡藏人并没有进行过精确的人口统计，尤其是对纳税人口没有相应的资料，因此，政府在向议会提交的报告中根据财政部的一些数据，认为在印度境内的流亡藏人大约有十一万人左右，其中六岁以下的儿童以百分之二十计，纳税人口应该在九万六千人左右，根据2001年纳税的情况，实际纳税的人口有81748人，占百分之八十五左右。除了印度，在其他国家，根据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1998年提供的藏人人口数，以每年百分之二的人口增长率估算，在尼泊尔，应纳税的流亡藏人估计在一万五千人左右，其中纳税的有14743人，占纳税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在不丹境内有七个藏人定居点，应纳税人口约在两千人左右，而实际纳税的有1473人，在加拿大和美国，应纳税的藏人人口约为4800人左右，而实际纳税的只有2975人，只占应纳税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加拿大估计应纳税藏人人口为1500人，但实际纳税的只有297人，在瑞士，应纳税藏人人口约为1630人，实际纳税的有1492人，其他八个国家估算应纳税人口约有2000人以上，但实际纳税的只有413人。
据本报记者了解，在一些国家藏人纳税率低（如加拿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该国的机构少，藏人散布各地，纳税必须要个人前往政府机构或代行收税业务的团体所在地，而且并没有专人负责或督促，因而降低了纳税者的纳税意识和积极性。
为了有效完成税收工作，西藏政府向议会提出了一系列改进计划，改进计划包括：改造以往的纳税手册，使其具有流亡藏人身分证明的功能，并为每一个流亡藏人在电脑中编定程序号码，简化纳税手续，追缴以往没有缴纳的税款，规定对未履行纳税义务之流亡藏人的处罚措施，更改以往从六岁开始纳税为十五岁以後纳税，取消老年人的部分税项以及提高税额或调整纳税比例等等，然而由於议会对这些改进计划持异议态度，因此要留待今年九月份召开的议会中再次做出讨论和决定。
需要加强地方议会的职能
西藏政府在向议会提交的过去六个月的工作报告中首先介绍了政府对议会通过的有关决议之执行情况，有关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政府在报告中指出：随著中国新老政府交替的逐渐完成，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所秉持的政策将会日趋明朗，在此特殊的时刻，继续营造和谈的良好气氛，防止出现影响和谈进程的意外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有关中藏和谈的所有工作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直接负责，因此西藏政府要求各方面积极配合。
此外，报告还表明西藏政府秉持和平非暴力的政策，因此对恐怖主义和美国的反空战争都不予赞同的立场，指出西藏政府为弥息战争而三月11日开始举行特别法会，祈祷世界的和平。
对於中国政府发布的《西藏环境白皮书》，报告表示已准备了相关材料，准备在2003年4月25日、也就是十一世班禅喇嘛之生日那天予发布。
此外，报告还谈到为了使政府的所有改革措施不仅仅停留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达然萨拉范围，而是在基层定居点确实得到贯彻，鉴於在达然萨拉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地方的管理具体管理，因此，报告认为加强地方议会的职权和管理能力，尤其是加强对地方行政事务的财政预算之审议、决策监督等是极为重要的。
注重对定居点的建设
西藏政府在给议会的报告中指出：流亡中的西藏人所肩负的使命主要有两点，一是为西藏的自由而斗争，第二点是在流亡期间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宗教以及作为民族身分标志的语言文字。
如果说对於第一项使命，由於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力量对比以及环境等各种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因素而难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那麽，流亡藏人肩负的第二项使命则完全取决於流亡藏人自身的努力，为了创造延续和继承传统文化的环境，防止流亡藏人消失在印度人口的汪洋大海中，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南亚各国建立了藏人定居点，并为後代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一代却不怎麽愿意继续上一代人的农业定居生活，因而使做为流亡社会载体的定居点面临危机，为此，西藏政府将会注重对定居点的建设，包括利用现代科技提高农牧业和手工业等的生产层次，引种各种经济作物，提倡豢养本地畜种，加强合作机制，恢复农村经济活力，尤其是为贫弱的底层人民提供福利保障等，从而保证定居据点的生产能够自给自足。同时巩固原有的各种政治、宗教和团体组织，鼓励各组织积极参与和推行各种社会活动和组织生产机能的培训等。设法将散居的藏人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必须的协助和基础教育。
此外，报告认为目前的所谓贫困阶层，从物质角度而言都是相对的，因此，未来流亡社会的贫困与否不注重以社会生产量为标准来检验物质是否贫乏，而是以个人或家庭能否在社会上具有实现自己意愿之能力作为标准，因为，目前的流亡社会中五分之一以上都生活在印度的偏远地方，除了农业生产很难有其他的经济活动或就业机会，虽然定居点的发展有目共睹，但这种发展是脆弱的，而且不管是从经济规模、人力资源和生产资源的占有等方面都决定了只要外界出现一些不稳定就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的边缘状态。因此发展人们对社会适应和实现自己意愿之能力，在非暴力、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等，西藏噶厦政府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藏间的接触能够继续进行，并希望未来几个月再次派出特使前往北京。另外，对於美联社日前曾报道说，达赖喇嘛表示他的特使在今年五月底之前将再次访问北京。对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任布琼次仁解释说，美联社的这一报道并不准确，达赖喇嘛只是说，希望特使能在今後一、两个月之内访问北京。至於双方目前接触的情况，布琼次仁表示不便透露。.
经西藏流亡政府、西藏议会以及位於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组织和个人的多年努力，为西藏民族的自由和尊严而身陷囹圄长达十一年的西藏女政治犯阿旺桑卓于三月二十八日乘飞机抵达美国。
【自由亚洲电台2003年4月2日报道】藏历七月初一至初五，是一年一度的西藏雪顿节，是西藏人向喇嘛奉献酸奶的日子，同时因为一连五天都有西藏戏剧表演，亦被称为藏戏节。但是，在1990年8月18日这一天的雪顿节同往年有一些不一样。
阿旺桑卓回忆说：那天西藏的雪顿节规模很大，许多人到拉萨西郊的罗布尔卡去举行庆祝活动，唱戏、看戏的人都不少。当时，我们十二个尼姑在戏棚边上，大叫『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很快就来了很多公安将我们抓走了。
阿旺桑卓出生於1978年2月3日，到了1990年8月的时候只是 12岁，但是西藏人计算岁数的习惯要算大一岁，所以按照他们的计法，她在13岁第一次被捕。当时由於她年级比较小，所以根本没有经过审判，当局将她拘留了将近一年才通知说，她因犯了『反革命宣传罪』而判刑一年。
阿旺桑卓是1994年以来，西藏年龄最小的女政治犯，阿旺桑卓说，她从小就听大人说中共怎麽入侵西藏、又怎样镇压藏人，但是她当时根本没有怎麽留意，直到後来父母送了她入拉萨北郊的噶日庙做尼姑，她目睹了一幕改变她一生的场面。阿旺桑卓告诉我们：那是1989年的一个晚上，我住在庙宇的最前面，可以看见前面的一些路。当时我看见一些工作组、公安人员照著手电筒上楼。因为庙里面都是些尼姑，所以看见这种情况都很害怕，大家都在看。看的时候，那些工作组的以为我们要反抗，所以就开枪了。一开枪，我们就更害怕了，於是大家都跑到大堂集中，那时我特别小，听见开枪特别害怕。
因为这次事件，十几岁的阿旺桑卓坚定了她追求自由西藏的政治理念。
阿旺桑卓第一次坐牢，坐了将近一年之後出来，发现自己的父亲、叔叔以及哥哥全都在这一年之中被投进监狱。从远方赶回来跟女儿相聚的妈妈，在听到丈夫儿子坐牢的消息之後的第二天就已经讲不了话，第三天就去世了，剩下阿旺桑卓跟姐姐相依为命。
1992年6月，阿旺桑卓跟其它尼姑一起，再次走上拉萨街头示威，然後又再次被捕。这一次，岁的阿旺桑卓被法院正式审判，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三年，但是一坐就坐了十一年的牢。
阿旺桑卓说：我一共被加了三次刑，第一次是在93年，我们在监狱里面唱歌，录音之後送出国，专门作了一个，影响特别大，所以被加了6年。9年又因为喊政治口号被加刑8年。到了98年五一劳动节升国旗的时候，我们再喊口号，结果又加了6年。将所有的数字加起来，阿旺桑卓的刑期一共有21年，直至2013年，年轻的阿旺桑卓已经坐了十多年的牢，对自己的过去，阿旺桑卓就只是很简单地回答说：我不後悔，她说：我们这个民族很能吃苦，这是我们乐观的原因。
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为听众播出了阿旺桑卓在93年跟其它另外13名尼姑用了一部偷运进监狱的录音机所录制的歌，虽然这首歌录音的质量很差，但我们仍然能够提出歌词的大意：
芬芳的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枯萎了，西藏的雪山在太阳的高温下烧焦了，但是永恒希望之石保护我们这群誓死追求独立的青年。
&nbps;【自由亚洲电台4月2日记者申华的报道】去年十月份在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之前，阿旺桑卓提前九年从监狱中假释出来，但一直处於警方的监视之下，直到上个星期。阿旺桑卓 3月31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独家采访时说到她来美国的经过：『他们把我从西藏带到中国成都，然後星期三晚上又到了北京。星期五晚上他们把我送到机场。事先并没有通知我要去什麽地方。飞机起飞之前才告诉我他们要送我去美国。』
13岁对许多少女来讲，正是无忧无虑如花的年纪。但是阿旺桑卓却不得不面对监狱里的残酷：我们这些尼姑在房子外面站成一队，然後一个个被拉进房间里挨打。我在外面听到尼姑发出叫喊声。当轮到我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摆著钢管、水管之类的刑具。然後他们什麽也不问，上来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他们用玻璃瓶子打我的背，用钢管子打我的头，打得我都站不住，流了很多血。
阿旺桑卓说，这还不算是最严重的。她记得有一次监狱方面还叫来军队开了枪：『五月一号举行升旗仪式时，监狱方面选了一些犯人参加升旗仪式。举行仪式时，两个年轻的藏族刑事犯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同时还散发传单。其他一些犯人也跟著喊口号。当时我们这些没有被选上参加仪式的犯人就扒在窗口看。後来大量的军人来到监狱，拿著电棍、皮带乱打犯人，甚至还开了枪。我们看到很多人倒在地上喊叫，有的人在喊打死我们的人了！』
即使在狱中，阿旺桑卓也没有放弃她的追求。她曾和其他一些狱中的尼姑一起偷偷录制了一盘她们演唱争取西藏独立歌曲的磁带。这盘磁带後来被设法带到了海外。阿旺桑卓说，狱方发现她们偷录争取西藏独立的歌曲後，看守们狠狠地用皮带打了她们一顿。她自己也因这次行动而被延长了六年刑期。
小小年纪的她，不能和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要在监狱里遭受虐待，还要和大人一样每天干重活。她有没有後悔过？阿旺桑卓说：我不後悔。我从小就听长辈们说共产党不好。自从进了监狱後，我亲身经历了监狱看守对我们这些人残酷到极点的折磨，激起我们的愤恨。
再谈到家人时，阿旺桑卓介绍说：『我第一次从监狱获释出来，母亲见到我很高兴，但是她15天之後就去世了。原因是我母亲本来就有心脏病。我们没有告诉她当时我父亲已被公安抓走了。不久公安又来抓我姐姐。在门外我们求公安不要把父亲被抓的事情告诉母亲。公安当时一口答应，但是见到我母亲後，他们却把我父亲被抓的事情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当时就晕过去了，不能说话，不久就去世了。』
阿旺桑卓小小年纪就被判长期徒刑的事情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驻中国大使雷德经常向中国政府提到阿旺桑卓的案子。美国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拉纳在三月分访问北京时也提到她的案子。在美国副总统切尼即将访华之前，阿旺桑卓最终获准前往美国治病。她说，在临上飞机之前，中国公安要她保证到美国後不说反对中国的话，不做反对中国的事。她说她认为向记者讲述她在狱中的遭遇并不是反华行为。
阿旺桑卓抵达美国後，发布公开信，对西藏政府和同胞以及西藏的朋友们给予的爱和支持表示感谢。
她还表示：『我得化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自由自在的人生，原因是我从小就处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并且在监狱里度过了11年多完全失去自由的岁月。国际社会对我的关注真使我激动万分。我决不认为自己是个不同寻常的人，我所做的是任何一个吃糌粑的西藏人，当自己民族的尊严和生存权遭到剥夺时该做的事。说实话，没有一个西藏人能忍受诬蔑我们敬爱的领袖达赖喇嘛，或剥夺我们的基本人权。但是，在西藏所实施的政治高压政策不允许西藏人民表达他们的心声。』
她说：『我的最迫切的愿望是尽快能得到见尊敬的达赖喇嘛的机会，知尊敬的达赖喇嘛贵体健康而感到非常高兴。』
公开信指出：『当我自己在享受自由之时，不由自主地对包括难友朋措尼珍在内的正在中共监狱里遭受万般折磨的众多西藏政治犯的处境很关注。目前我正在编集有关西藏政治犯的状况的信息，为了他们能得以释放和享受自由，我愿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我呼吁国际社会帮助他们得到自由。』
最後，阿旺桑卓说：『我祈祷尊敬的达赖喇嘛为解决西藏问题所作的努力能尽快得到实现。我愿服从尊敬的达赖喇嘛的一切教导，这样自己可以为实现西藏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而贡献力量。在西藏境内的西藏人民正急切地等待著他们所敬仰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雪域，并使他们从困难中得到拯救。』
自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消灭了西藏的政府和军队，进而迫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成千上万的藏民飘泊世界各地。但是，他们没有气馁，没有被消灭，他们不可能被消灭。这个被汉族人看来『野蛮、愚昧、肮脏、迷信』的民族，被共产党称作为需要『解放』的民族，今天屹立在世界众多的民族之林中。
流亡的藏民在世界各地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受到的尊敬及欢迎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多。他们保持著自己的尊严、宗教、文化、服饰、生活习惯以及自己的政府。他们的年青一代中许多人获得很高学位，成为知名的学者。他们失去了土地，获得了天空。
最近，北京又一次同西藏代表团开始接触及谈判。不论是出於什麽样的政治原因或政治考虑，也不论谈判会有什麽结果，至少表明一点：流亡五十年的西藏人民及其政府是北京政府不可轻视的一个政治实体。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军队，没有经济实力，甚至没有国际间的外交认同。众所周知，共产党的政治考量从来是基於力量对比及实际利益的。事实证明，虽然公义及真理常常被利益及邪恶淹没，但它永远是最强大的。
北京政府执行了几十年的西藏政策所倚靠的众多因素中有二点最为关键：第一，大多数的汉人岐视藏族人，认为藏人需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帮助及开化；第二，大多数汉人认为西藏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大多数汉族人认同北京的政策。
是不是汉民族文化优於藏民族文化；是不是藏民族有许多不良生活方式；是不是西藏改教合一的社会体制不合理；是不是西藏的宗教阻碍了经济及文化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可以研究及讨论的。但首先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谁可以有权利去评断这些问题的是非并以武力为後盾，强迫执行这些改变。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另一个民族有自决自治的权利，那麽这个民族本身一定也不配有自决自治的权利。今天的汉民族就是这种状况。如果汉民族在追求民主、自由、繁荣的过程中也尊重别的民族有这种权利，那麽压在汉民族身上的共产党专制政权也应该从藏民族身上移开。藏民族有权利寻求自己的政治前途、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及文化生活。
如果大多数的汉人说：我们应该尊重藏人，给藏人选择的自由。我相信北京政府目前的西藏政策就很难继续下去。当大多数汉人说出这样的声音时，汉民族自身的素质将会有巨大的改变。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裔加拿大人几十年来一直寻求魁北克的独立。魁北克在历史上曾是法国殖民地，从来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魁北克的独立运动始终不断，但并未被加拿大冠以『分裂祖国』、『出卖祖国利益』的帽子，而加以镇压。
世界大势正在剧变。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甚至民族主义在一个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以及尊重人权和人道的历史潮流中显得苍白无力，迟早会成为历史的垃圾。
----原载《观察》
藏历新年，在台藏人以祈祷法会形式追悼日前在西藏境内遭枪决之洛桑顿珠，同时为被囚的二○八名西藏政治犯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获得自由。
这场祈祷法会是由「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主办，该协会指责中国在侵占西藏的五十年间造成一百二十多万藏人的非正常死亡以及几千座寺庙被摧毁，而且仍在推行毁灭西藏文化和民族特性的政策。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与西藏人民一起，表达我们共同的心情。
我们纪念这个日子，那是四十四年前，中国进军拉萨，在杀戮了数万藏人之後，占领了曾经是自主的西藏。
我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汉人一样，曾经以为中国当时真正地『解放』了西藏。我们真诚地相信，中国政府帮助了西藏人从北京领导人所说的『农奴制度』下获得自由。但是，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关於西藏真相的独立信息，我们再也无法相信政府灌输的那些有关西藏的宣传。今天，在西藏的宗教和政治状况方面，中国政府继续在误导世界，甚至在误导它本国的公民。
今天，西藏人民仍然像五十年前一样信仰自己的宗教，敬仰达赖喇嘛。尽管中国政府强迫僧俗民众效忠於中国官方和共产党制度，西藏人并没有如中国政府所宣称的那样被『解放』，因为西藏人民并没有任何主动要求『解放』的愿望。相反，今天仍然有数百佛教僧侣和尼姑，仅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关押在中国监狱。最近，洛让邓珠（一个西藏农民）和忠於达赖喇嘛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一位深受欢迎的佛教领袖）这两个案例表明，中国政府继续在剥夺藏人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
当我听说这两个人因涉嫌在中国西部的一系列爆炸案而被捕，并且被判处死刑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尽管国际社会极为关注，洛让邓珠仍然被处死了，丹增德勒仁波切仍然身系囹圄。中国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人犯了爆炸罪，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洛让邓珠的审判是公正的审判。我的国家竟然指控非暴力的西藏人民参与恐怖活动，这使我感到非常愤怒。这一案件表明，今天的中国在反恐怖的借口之下，肆意压制西藏人。而中国政府杀害洛让邓珠、逮捕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真正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两个藏人行使其基本权利，继续敬仰西藏的政治和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而已。
中国政府长期敌视达赖喇嘛，把他视为对中国统一的威胁。但是，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十五年来，他一直提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我认为，去年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的代表访问中国和西藏之举，是值得赞赏的。现在，胡锦涛已被指定为中国新领导人，他的新政府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能够重新评价中国对西藏的政策。他们必须与西藏流亡政府展开正式对话，以和平解决两个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纷争。
我深知，解决中国问题绝非易事，它要求中国的新一届领导具有很大的勇气。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将不仅有益於西藏人民，而且有益於中国和世界和平。
作为一个民主的实体，欧盟扮演著一个重要角色，保障这一冲突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二○○一年，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的历史性演说中，他要求欧盟为西藏作更多的事情。我敦促在座的诸位，与我一道吁请欧盟制订一项有关西藏的前瞻的政策，去请求中国与达赖喇嘛对话。欧盟必须尽其所能，以确保一个自由的西藏！
二 00三年三月十日
日本国会西藏声援组织负责人Makino Saeishu先生于3月14日在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晤时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11月访问日本。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
(中央社记者黄旭升台北县三十一日电)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今天在台北县新店市挂牌运作，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及民主进步党秘书长张俊雄都强调，基金会的成立有助於提升台藏双方的实质关系，希望彼此的文化、经贸、教育等交流密切。基金会董事长戴胜通并表示，台藏基金会将成为与达赖喇嘛的对口单位。
台湾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长戴胜通出任基金会的董事长，他说，政府单位蒙藏委员会与西藏互动有若干缺失，诸如互信、观光、教育、人权和人道保障问题，希望有待台藏交流基金会加位於印度北部达兰沙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互动。
达赖喇嘛基金会董事长才嘉(TSEGYAM)出席揭牌仪式时表示，达赖喇嘛从一九九七年之後两次来台，象徵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友好关系。透过达赖喇嘛两次在台湾的现身说法，国人对西藏有更全面性的了解。
才嘉强调，台藏基金会邀请达赖喇嘛第三度访台的讯息，已经传达给达兰沙拉，不过，全球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大学、中心、基金会相当多，目前，达赖喇嘛还没有访问台湾的规划。不过，基金会的成立，「象徵世界屋脊与福尔摩沙的关系更突破」。
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以「两个政府之间的对口单位」看待台藏基金会与达赖喇嘛基金会，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则说，台藏基金会是「提升两国实质关系的印记」。基金会先针对文化与医疗等发展业务，希望成为与达赖喇嘛的一个对口单位。
基金会副董事长萧美琴、考试院长姚嘉文、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副秘书长吴钊燮、中央通讯社董事长苏正平、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副秘书长李应元等人都参加揭牌仪式，高僧梭帕格西等人也为基金会开光祈福。
戴胜通表示，基金会未来将充分结合民间与政府的力量，不论是引介西藏宗教文化，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交往，对藏人医疗、农技、教育、职训各方面的协助，及对在台藏人的服务，都抱持「互信、合作、成长」的信念，为台藏交流建立通畅的网路与高效率的平台，甚至结合全世界支持民主、人权和弱势族群的力量，为西藏人民与台湾人民，谋求和平繁荣的未来。
陈水扁总统今年一月在基金会成立发表谈话时强调，台湾与蒙古和西藏关系能够改善和提升的关键，就是不再把蒙古共和国人民和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视作大陆人士，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本报综合报道：4月15日西藏安多迭部（现甘肃甘南州迭部）达拉林发生森林大火，火灾的第一著火点在当局设立的护林点附近，当地的树木主要是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油松和云杉。
据新华网的介绍，安多迭部达拉林位於迭部县达拉乡境内，林地面积4.4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9.3%，有麋鹿、羚牛、梅花鹿、蓝马鸡等多种野生动物。
据了解，到18日凌晨降下的一场雨水才使山上的明火被浇灭，据新华社记者4月17日报导，雨前林区火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大火仍在继续蔓延。
当地藏人阿久对新华社记者说：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包围了整个村庄，40户人家不得已只好先将家产和贵重物品转移到安全地带，人员暂时撤离之後，他和几个牧民到山上去找牛群，结果在一个山沟里，看见10多头牛变成了奔跑『火球』，挣扎了不久就栽倒在地。等火过後，他们赶往现场，许多牛已被烧死，一些出生不久的小牛犊被烧成了灰。他家40多头牛，仅找到了8头被烧焦了毛的『光背牛』。
据新华社的报导：截至4月16日晚9时许，在大火中失踪烧死的大小牲畜已达1148头，烧毁牧场房屋2处13间。经初步测定，这场森林大火过火面积为3500多公顷。
火灾原因尚未确定。当局目前仅仅是怀疑高压线掉在地上短路引起了大火。
－－－阿安扎西冤案的严重後果
不顾国际人权组织、西藏流亡政府、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海内外汉藏民间人士强烈呼吁公开、公正的审判，中共四川司法当局悍然执行一系列黑箱作业，在其二审判决中维持洛让邓珠死刑、阿安扎西死缓的原判。宣判後，不等国际社会反应过来，洛让邓珠就被迅速处死。
这一杀人灭口的做法令人震惊。我们这些一直追踪、关注此案的汉人，再次认识了这个政权凶狠的大汉族主义本质：他们口里喊著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实际上，却在处心积虑地用共产党『三个代表』的伪教义，去取代高原传承了千年的藏族宗教文化。一旦他们达不到同化西藏人的目的，其手中的国家机器便露出狰狞可怕的面孔。
这一严酷的镇压在西藏人那里，引起了愤怒、悲哀和绝望等激烈反应。一位流亡西藏朋友含泪写道：『除非我们西藏民族男尽女绝了，否则一定会讨个说法。』正如一直为阿安扎西奔走求助的王力雄所预料的：『－－－千万当地群众永远不会相信，并会将此案件流传成汉政府压迫藏人的又一个历史故事。』
不知经过多少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险，五十二岁的活佛於今年一月十八日在四川康定监狱秘密录制的一个录音带，被西藏人辗转送到海外。在录音中，阿安扎西用藏语表白他的无辜。中文翻译大意如下：
『不管他们说什麽，我完全是无辜的。我一直劝人民要有善心，要关心他人。大家都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我是被冤枉的，我相信，我的冤枉是会被证实的。我身为西藏人，一直献身於藏人的福祉，有人不高兴，所以从去年开始就诬陷我。关於撒发传单、秘密安放炸弹，我不仅没有做，而且心里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
阿安扎西的自述，与王力雄在四川藏区调查到的情况完全一致。热爱西藏的王力雄曾多次旅行到甘孜州，耳闻目睹阿安扎西在当地广行慈善事业、深受藏民敬爱的情况。他因此和广大藏民一样，无法相信宣传不杀生、非暴力原则的活佛，会是多起爆炸案的指使者。
这位後来法名叫做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佛，在他七岁时就入了康巴名刹---理塘寺受戒出家为僧。五十年代末，他亲眼目睹了宏伟的理塘寺被人民解放军的飞机炸成一片废墟。八十年代初，这个当年的小喇嘛寻求十世班禅喇嘛的帮助，带头重建了理塘寺。1982年，阿安扎西流亡印度，在达兰萨拉从达赖喇嘛座前受近圆戒。在印度南方哲邦寺修行了5年之後，阿安扎西返回西藏。
在这次爆炸案审判之後，我和王力雄收到多封来自阿安扎西的学生和亲属的信件，其中有Phuntsok等在印度的藏族喇嘛，代表阿安扎西的数千名弟子和追随者，写信给我说：『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仁波切绝对和爆炸案没有关系。如果法院查明仁波切真的有罪，我们和他的追随者将毫不犹豫地和他一起到中国监狱去坐牢。』
毫无疑问，从法律角度看，这次对阿安扎西的判刑，是亵渎司法公正的一个典型案例。四川当局在此案中使用了种种恶劣手法，如强行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虚假案情，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等。此案毫无程序公正可言的事实，证明了当局用心的险恶。
一位最近逃亡出来的藏人告诉我们：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现公安部长周永康，是制造这个案件的幕後黑手。根据这位藏人提供的线索，笔者对周永康做了一番了解。这位出身於石油系统的江泽民老乡，在他出任四川省委书记的三年任期内，不仅残酷迫害法轮功，而且不遗余力地镇压西藏人。2001年，四川省色达五明佛学院被政府派来的汉族民工强行捣毁，几千名藏族和汉族僧尼流离失所。
根据中共党报的报道，周永康在四川『治藏』，曾七次去康巴高原『考察』。他指示党员干部加紧在藏区『反分裂』，『矛头要直指达赖集团』，还以一个共产党人不信神的无知和无畏，反对西藏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给寺庙捐献。因此，顽强维护本民族宗教文化、造福一方的阿安扎西活佛，就成了周永康在藏区推行江记理论『三个代表』的最大障碍，不除之不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有人问：为何对阿安扎西这样一个著名的活佛，当局不用对付一般异议人士所使用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使用『爆炸罪』这样严重的刑事罪名？我的西藏朋友认为，由於『反恐怖』是世界的当务之急，而成都爆炸案的嫌疑人洛桑顿珠正好是藏人（此人至死都拒绝认罪），这个藏人又恰好与阿安扎西熟悉，因此，将爆炸案牵连到阿安扎西身上，对早就想寻找机会下手的当局来说，就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以爆炸罪名诬陷西藏人入罪，阿安扎西并不是周永康第一个牺牲品。早在1999年周永康上任後不久，便在甘孜以『爆炸罪』的罪名逮捕大金寺格西索南彭措。这位格西和阿安扎西一样，也是在藏区民间很有影响的人物，他被逮捕时，当地有三千余名群众冲击乡政府和派出所。
其实格西索南彭措真正触怒当局的地方是：他私自在拉萨买了护照，前往印度拜见达赖喇嘛，返回四川後，他未经过政府批准跨地区举行宗教法会，并在举行法会时高举达赖喇嘛的照片，为达赖喇嘛念颂长寿经。由於毫无半点爆炸案证据，甘孜州中级法院只好给这位格西另找罪名－－－以『煽动分裂国家罪』的罪名判处他五年徒刑。
一次又一次地无情镇压那些勇敢捍卫本民族文化的西藏人，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汉族政权也许能在短期内迫使藏人噤声，但由此造成的後果，却是使西藏人与中共政权更加离心离德。最近，流亡社区的《西藏时报》发表社论说：『中国统治下的西藏绝对没有出路。』尽管达赖喇嘛仍然寻求与中国政府谈判，但一般藏人却认为，和中共这样的政权合作前景非常渺茫。
对阿安扎西等西藏喇嘛的迫害，在流亡的西藏民族主义者看来，表明中共蓄意消灭西藏民族精英，存心灭绝西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他们誓言绝不屈服。在西藏境内，虽然中共的物质援助，可以暂时减弱藏族人的宗教意识，但绝不能取代佛教在他们灵魂里根深蒂固的地位。有信仰的人不怕死，如果中共当局不肯终止对他们的迫害，西藏人民将不会漠然以对。
历史原本是从无数事件中，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组成。中共当局迫害西藏人的案例数以千百计，但由於上述种种原因，阿安扎西已经成为藏人口耳流传的为民族献祭的英雄，在藏族民间被神圣化。他的命运，是西藏人民和汉族统治者之间的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
---------(本文原载《开放》杂志)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三月五日指出严重践踏宗教自由、需要『特别关注』的六个国家。这6个国家是中国、缅甸、伊朗、伊拉克、北韩和苏丹。这份名单同鲍威尔去年列出的国家一模一样。鲍威尔在书面声明中说，这些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没有显著的改善。
根据1998年国会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要提交有关世界不同国家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虽然这个名单上的国家已经面临人权或其他方面的不同惩罚，但是如果一些国家被认定宗教自由记录很差，就可能遭到美国的进一步制裁。
一个根据1998年的法律建立的宗教自由独立顾问委员会去年10月批评了国务院，说国务院没有对中国和苏丹压制宗教自由的状况采取严厉行动。
另据BBC中文网3月19日消息：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洲联盟诸国外交部长们再次对中国的人权纪录表示了关注。外交部长们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对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文化和宗教自由的关注。
（美国之音江河4月15日报道）随著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旅游业的日益扩大以及现代文化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影响，传统的西藏文化，尤其是藏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那麽，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对藏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造成什麽样的影响呢？住在中国的藏人如果不懂汉语能否在就业中具有竞争力呢？西藏人的双语时代是否已经来临了呢？
虽然中国官方声称藏语的历史有1，300年，但是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西藏人从公元7世纪起就开始使用书面文字了，而口传藏语产生的时间比这更加久远。据估计，全世界目前大约有500万人在使用藏语，除了西藏自治区的居民外，一些生活在青海、甘肃、四川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居民也使用藏语。西藏社会科学院一位语言学家曾经说过，虽然藏语是世界上保护的最完好的语言之一，但是它也面临著全球化的威胁。巴黎第八大学语言学副教授图纳德尔则认为，藏语在西藏面临严重的威胁，它正在逐渐消失。他说，中国政府对此也很清楚。图纳德尔说：『中国政府知道这种局面。2002年5月，中国政府通过一项有关藏语的新法规，目的是为了保护藏语。这是第一种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法规。虽然这是令人鼓舞的措施，但是，这也反映出藏语确实受到严重的威胁。』
西藏自治区人大去年通过的这项法规规定，居住在西藏的汉人需要学习藏语。新法规称，藏语和汉语一样，必须受到相同样的重视，拥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巴黎第八大学的图纳德尔副教授认为，造成藏语逐渐失传的原因主要有三条，其中两条都是非语言因素。他说第一条原因是政治上的。例如，藏人不能在开会时说藏语。尽管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说藏语，但如果他们真的在会上说藏语，就会感受到很大压力，因此他们只好说汉语。第二条原因是教育方面。这是因为中学教育都是使用汉语。虽然也有用藏语编的数理化教材，但它们实际上没有使用。
事实上，目前大陆的许多藏人都是既懂藏语也会汉语。可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与佛教研究副教授杰尔马诺认为，藏人这种具有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对他们在就业以及其他问题上并没有帮助。杰尔马诺说：『即使中国本身的研究也一致显示出，经过藏语培训的藏人在藏语考试中比他们经过汉语训练後在汉语考试中的成绩要好得多。因此，这种掌握双语的特点总是使藏人在教育和就业竞争中处於劣势。』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成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候选人罗桑热杰最近走访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县，结果她发现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事物。一方面，她看到当地许多新建的房屋都是传统的藏族建筑物，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大多数街道、商店、旅馆和饭馆的牌子都是用中文写的，很少有藏语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方面是，县长和其他官员都是穿的藏族传统服装，但他们在会上却都是用汉语发言。
罗桑热杰说：『因此，这些矛盾在於，尽管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西藏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但是，也有许多很重要的方面没有被人们意识到。所以，只是在课程中加上藏语或者仅仅提倡双语教育是不够的。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
罗桑热杰最後表示，藏人目前处於一个关键时刻。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散居外国的藏人中，藏人都从未面对过这样一个充满迅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时代。她说，现在要依靠这一代藏人和关心西藏的人为进行积极和有成果的改革奠定基础。罗桑热杰说，藏人需要接受教育。但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藏人需要资源和支持。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中文网综合报道】由美国知名嘻哈三人演唱团「野兽男孩」发起的「西藏自由音乐会」，二十日将移师台湾举行，主办的TRA音乐等单位今天下午将召开记者会，立委萧美琴、歌手陈升、许哲毓、闪灵乐团都出席。
「西藏自由音乐会」由野兽男孩（Beastie Boys）成员所筹划，一九九六年第一次在旧金山举办，当时吸引十万名观众参加。
之後，这个音乐会曾在纽约、华盛顿等地举办，不少乐坛知名歌手、艺人都参加，像U2、Radiohead、R·E·M、布莱德比特等都曾共襄盛举，玛丹娜还献出一首名曲收录在西藏自由音乐会出版的纪念合辑中。
「西藏自由音乐会」在摇滚运动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野兽男孩」由三个五年级生所组成，早在80年代他们就玩起了嘻哈音乐，是许多嘻哈团体心目中的「导师」，更被权威的 NME音乐周报评为是「音乐上的毕卡索」。
「野兽男孩」不是耍嘴皮唱饶舌而已，他们三个都是达赖喇嘛的信徒，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早在1994年就成立基金会，抗议中国入侵西藏，1996年起更在旧金山、华盛顿、纽约、芝加哥、阿姆斯特丹、东京等多个国际城市举行「西藏自由音乐会」。
今年这场活动移师台湾、东京两地同步举办，台湾演出阵容包括当年的发起人野兽男孩，以及香港嘻哈大师「LMF」、陈升与新宝康乐队、摇滚新秀「Tizzy Bac」等，而旅美西藏音乐人阿旺客曲「Nawang Khechog」也将受邀来台参加盛会。在台举办的「西藏自由音乐会」由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全国摇滚联盟、以及密勒日巴基金会共同举办。
下午主办单位在音乐会举办的现场─松山菸厂举行了记者会宣传，除了参与演出的陈升、Tizzy Bac乐团的许哲毓、闪灵将出席参加外，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也是现任立委萧美琴也到场致词。
【中国时报记者黄秀慧／台北报导】4月20日晚间台北夜空很音乐，也很政治，因为由嘻哈教主团「野兽男孩」领军的「西藏自由音乐会」，在台北松山菸厂热闹开唱，包括台湾新生力组合Tizzy Bac、主流乐界代表陈升，以及来自香港的「大懒堂」和曾获葛莱美奖提名的西藏乐手Nawang Khechog，都集聚一起用音乐来表达支持西藏自由。
昨晚这场露天嘻哈派对可以说是愈夜愈HIGH，不久前才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唱的「大懒堂」，面对户外场地，身手完全施展，粗口连篇的热力让台下歌迷的情绪完全沸腾，而立委罗文嘉、萧美琴也在演出中场，以中英文双声带，带动台下歌迷大喊「Free Tibet」的口号，等到「野兽男孩」上场，台下歌迷全都疯狂，开唱才15分钟，推挤情况就十分严重，「野兽男孩」只好暂停演出，大开场灯，然後要求场中歌迷往後退两步之後，才恢复演出。
由於演出艺人来头不小，不少港台艺人全都成了台下一起摇滚的乐迷，根据主办单位TRA表示，包括大支、杨乃文、猪头皮、路嘉怡、「麻吉」，以及「闪灵」、「董事长」、「小刀」、「壁虎大乐队」等人都挤在摇滚区看表演，而吴彦祖和Maggie Q不但相偕出现，中场时甚至还跑到後台和「大懒堂」团员聊天，不过最让乐迷振奋的是，主办单位听说超级大团「林普巴兹提特」的经纪人和主唱佛瑞德达斯特，因为上星期在日本挑选吉他手，所以也抽空飞来共襄盛举，佛瑞德达斯特在昨晚七点多才抵达中正机场，完全是冲著「野兽男孩」的面子而来。
在国际颇富盛名的「西藏自由音乐会」，自 1996年在美国旧金山开唱以来，是第一次在距离中国最近的台湾开唱，冲著这层特殊的意义，昨晚这场音乐会吸引逾5000多名歌迷到场加入摇摆行列。
政治犯一向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严厉挞伐，也是中共入藏後，最受国际诟病的一点。然而，中共始终认定西藏并无政治犯，并认为这类犯罪者其实都是一定范围下的刑事犯，从事的更是反革命之暴动等刑事犯罪。而对关心西藏人权者而言，西藏境内许多为中共宣称的暴动其实都是和平的思想犯，却在缺乏证据情况下遭不当审判与拘禁。
去年，中共以各种名义释放了六名西藏政治犯，其中包括被关押最久的老政治犯久美桑波；另外不断受到国际人权团体声援的西藏音乐家阿旺群培也获得释放，而长时间遭囚之女喇嘛阿旺桑卓也在去年获释。
然而，受达赖认证为班禅十世转世灵童的根敦却吉尼玛却仍然不落不明，现年十二岁的根敦却吉尼玛因此被人权团体列为「最年轻的政治犯」，为他所举办的游行与祈祷会至今从未中断。
「政治犯」标记台湾黑暗政治的一页，从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到威权体制下各式政治迫害，政治犯的存在，令不断制造经济奇迹的台湾仍被评比为人权落後国家，也让执政者的政治正当性遭受质疑。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台湾政治犯终成历史名辞。
而已成为世界市场与工厂的中国大陆，目前处在经济飞腾年代，其傲人的经济成就有如台湾当年的荣耀，不料北京政权竟也复制当年台湾的政治错误，其治理西藏的正当性自然受到抨击。
尤其，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平非暴力」理念的倡导下，暴力行为一直受到佛教不杀生等教义的压制，但西藏政治犯人数的频频增加，却加深了西藏议题升高的变数。
如今，西藏已具人权指标之意涵，中共为了改变国际视听，已在西藏投下大量援藏经费，却因为政治犯的存在，而无法获得藏人的信服。在丹增德乐事件发生後，中共或许应该计算一下，行走在野蛮与文明间，何者付出的代价较大？
据达然萨拉出版的藏文旬报《西藏时报》4月20日报道，尼泊尔政府以非法入境之名逮捕了18名流亡藏人，并进行了判决。
4月15日21名翻越喜马拉雅山流亡印度的藏人遭尼泊尔警方逮捕，并对他们进行了判决。其中有两名六岁和一名九岁的儿童。这些流亡藏人是经尼泊尔囊巴拉边境抵达尼泊尔的，4月15日他们乘车前往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途中遭尼泊尔警方逮捕。
尼泊尔警方逮捕的21名流亡藏人中，据称六岁的丹增卓噶（女）和洛桑达瓦（男）、九岁的巴桑（女）被转交到联合国难民署驻尼泊尔办事处。但是，对其他18名流亡藏人尼泊尔移民局以非法入境罚款了37.50美元。尼泊尔法院罚款5000尼泊尔卢比。并警告说，如果按时不交罚款者将关押7至10个月。被惩罚的18名流亡藏人中有8名十七以下的儿童。被判决的18名藏人现已关押在尼泊尔德利冲热内布监狱中，在这所监狱中另外还有8名以同样的罪名关押的流亡藏人。在这所监狱中现关押著28名流亡藏人。
尼泊尔内政委员会秘书 TIKA D.NIRAULA发表有关4月16日逮捕的18名藏人事件时表示，这些藏人交了罚款金或无支付能力而服完刑期後可能将转交给藏尼边境的中共边防军。他还说：尼泊尔政府打算将遣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
驻尼泊尔的联合国难民署及时设法营救遭逮捕的这些藏人，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联合国难民署和尼泊尔间对有关藏人经尼泊尔流亡印度有一非书面成文的协议，但是，现在的尼泊尔执政者以不成文为由拒绝遵守这一协议。
由於西藏与印度边界有中印双方的大军对峙驻扎，所以大部分流亡藏人都是通过尼泊尔前往印度，过去，不断有流亡藏人在尼泊尔遭到警方抢劫、强奸或遣送流亡藏人回西藏的事情发生，联合国难民署是协助西藏流亡政府援救这些难民的最主要的组织。
『西藏爱国会』是一些西藏青年自发形成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其宗旨是提高流亡藏人的政治意识和爱国意识，三月二十三日，『西藏爱国会』组织『政治周』活动，邀请持各种不同政见的流亡藏人领袖就西藏的当前或未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接受听众的询问。据该组织成员的介绍，他们举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给予政府及各非政府组织和异议人士向人民群众介绍其观点、立场的舞台，以此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等。
会议的第一天『西藏爱国会』邀请的演讲者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动仁波且，他的演讲主题是「以非暴力的中间道路争取西藏自由」。桑东仁波且在演讲中介绍了和平非暴力和中间道路的涵义，他认为和平非暴力是佛教的精髓和核心，他指出，西藏佛教所倡导的非暴力更注重的是动念而不是行为本身，他举例说，因自身喜好而劝朋吸烟喝酒，看似友好，实有害身体，所以是『暴力』的。而一个医生为病人进行截肢手术，其行为看似暴力血腥，而其动念却是为了救人，因而是非暴力的。故此在大乘佛教中以利益心而伤害生命的现象并不认为是暴力行为。
桑东仁波且还解释说，中间道路并不是那种商人讨价还价後的折衷，从宗教的角度而言中间道路指的是排斥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之间的途径。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是否定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并使其处于极权统治之下，此为一极，另一极是西藏完全脱离中国并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中间道路就是在排除上数两极的情况下实现西藏的高度自主自治，具体地讲，就是所有西藏地区的统一以及在让这个包括所有西藏地区的土地具有民主主义为原则的政治地位，也就是如香港和澳门推行的『一国两制』那样，以民主为基础，根据中国宪法中的民主条款制定地方基本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明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可以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外交方面除了中国中央政府统一派驻各国的代表机构而外，西藏将没有资格派出自己的代表机构。西藏的国防到一定时期为止完全由中国政府负责，因为达赖喇嘛在五点和平计画中提出了西藏要成为永久的和平基地，到那时候西藏不需要国防，在此之前，西藏国防要由中国政府负责。其他如西藏的教育、文化发展、传统、宗教和部分经济等则由自治政府主导，所以说部分经济，主要是指西藏境内的经济活动要由自治政府负责。对这样的自主自治，中国方面有些人指称是变相独立，但从目前的香港模式来看，指称西藏的自治方式为变相独立是没有根据的。
桑东仁波且的发言吸引了一千余名听众。
『西藏爱国会』还邀请了坚定支持西藏独立的代表人物拉桑才仁，拉桑才仁在 3月 24日的演讲中指出：西藏应选择追求独立，否则没有希望。他认为西藏的情势日益恶化且没有看到任何好转的希望。他认为中国政府是绝对不可信任的，西藏人民应该吸取过去不断受骗上当的经验教训，放弃任何的幻想，踏实地推行恢复西藏独立的事业，确定只有自己的奋斗才能为西藏带来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对去年九月达赖喇嘛特使前往北京问题他认为：『这只是中国寻找取消欧盟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之阴谋诡计。』他说：『中国要的是西藏这个国家或土地而不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西藏人。中方已拒绝和达赖喇嘛谈判，我们还有必要对此抱幻想吗？』。
当有人问西藏独立和西藏高度自治两个方案中那条比较容易实现时，他说：『藏中和谈必须要有藏中双方共同有这个意愿时才能进行，否则你的意愿等于零，问题是中国为什麽要和我们进行谈判？没有中国方面的和谈意愿我们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但是，争取独立的运动则百分之百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拉桑次仁还说：『独立运动的前提是：一、目标坚固。二、要有信心。三、努力奋斗』。
１、从“活佛爆炸案＂说起
表面看，藏区现在到处是寺庙，香火旺盛，僧侣众多，人们自由地拜佛转经。在藏区浮光掠影地走一圈，然後得到藏人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印象，是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经历。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一点，因此变过去的封闭防守为主动进攻，开放西藏门户，邀请更多的外国记者和政客去西藏参观，并且开始取得成效。
而在２００３年１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藏人洛让邓珠被执行死刑；藏人僧侣阿安扎西被判缓期两年死刑。阿安扎西是一位广受当地信教百姓拥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当局指控他策划并且指使洛让邓珠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性的恐怖爆炸案，因此判刑。
２００１年１月，甘孜州首府康定的折多河中桥半夜发生爆炸，无人受伤，但震惊整个康定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日夜里，也是在康定，中共甘孜州党委的大门遭爆炸，值班室内两名武警受伤；同一年１０月２日，康定城内州交通警察大队大门又发生一起夜半爆炸，守门老汉被炸死。
现在，这几起爆炸案都归於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对这次审判的疑点，我已经写了其他文章进行质疑，不在这里重复。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如果西藏宗教真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自由，为什麽会发生这些爆炸案呢？我虽不相信是阿安扎西指使了爆炸，但爆炸的确可能是藏人所为，而且和宗教问题有关。甘孜州当地与我持相同看法的人不少。康定发生爆炸之後，当地人首先想到的不是阿安扎西，而是离阿安扎西居住地几百公里之外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２、驱赶喇荣尼姑
距离色达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喇荣山谷，有一座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晋美彭措建立的五明佛学院。１９８０年创办时只有三十多人，到了九十年代末，在那里学习的僧众已近上万人，其中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喇嘛，有尼姑，还有上千名汉人信徒，从各地前去学习的僧众不断增加。
中国当局对任何不被其完全控制的组织都怀有猜疑和畏惧。１９９９年８月我在康区旅行时原打算去色达，当时就听到当局要对五明佛学院进行整肃，传说警方已对那里进行控制。因为我刚从新疆出狱，同行者担心再惹麻烦，遂决定不去。当局整肃五明佛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减少那里的人数，使之不能拥有太大影响。按照当局的规定：佛学院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女僧众只允许留下四百人；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男僧众只允许留下一千人；而所有一千多名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
当局原指望主持佛学院的晋美彭措和其他活佛、堪布能够协助完成驱赶僧众的任务，但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他人还俗属於最严重的破戒行为。於是当局使用强硬手段，由工作组指挥雇来的汉族民工摧毁僧众的房屋，让僧众无处存身，逼迫他们离开。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拆房达到高峰，一天之内拆掉了一千七百多座房屋。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就在色达拆房高峰的二十天後 请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甘孜州中共党委大门被炸。而康定城里发生的三起爆炸都是在对色达五明佛学院整肃最烈的２００１年内发生。
我当然不是说色达五明佛学院的高僧们参与或指使了爆炸，但是那场强行驱逐波及了来自各地的几千人，被赶走的人不再受佛学院管束，而其中不少人并没有修行到佛教的不嗔与忍辱境界。想到上千对社会毫无伤害的女人仅因为有信仰就被拆毁住房，逼她们凄惶逃奔，连我这样的无关者都会感到愤怒，何况那些被驱赶的人？以爆炸进行抗议不是没有可能。
３、藏区有无宗教自由？
宗教有不同的层面，有的显露在外，如寺庙建筑、僧侣念经和信众烧香拜佛，也有表面不容易看到的，如宗教的哲学、传承、组织、教育等。後者是宗教的实质，前者是宗教的形式。形式是实质的载体，宗教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就不是宗教而成了迷信。
目前藏区的宗教在形式上的确有了相当自由，走马观花的旅游者几乎不会看到限制，但是稍微深入一点，就会知道限制不仅存在，而且无孔不入。关於这方面的情况，２０００年我在西藏自治区做过如下调查：
“……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６万多干部，９万多党员，１５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２０００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後於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於欺骗外国访问者，还不如没有。＂（王力雄，《与达赖喇嘛对话》，人间出版，２００２年，页１０９～１１０）
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藏人最多的地区就是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主的康巴地区。康区两位最受信众拥戴的活佛 康北的晋美彭措和康南的阿安扎西，一位门下几千弟子被驱逐，一位本人被判死缓入狱。追溯政权对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焦点就在宗教是否自由。他们要宗教自由，而政权不给他们这种自由。
４、宗教自由的以身试法
以阿安扎西为例，他落得这样的结果，与他和当地政府多年的矛盾有关。甘孜州当局一直把他视为异端。１９９７年７月，甘孜州宗教局禀承甘孜州党委的意志，下发了一个专门针对阿安扎西的文件，其中指责他的内容有：（１）把一个帐篷寺庙改建为土木结构的固定寺庙；（２）扩建了寺庙；（３）修建了一处“念经活动点＂；（４）指认了两名活佛的转世灵童；（５）插手干预另一个寺庙的搬迁。
一目了然，以上对阿安扎西的指责，每一条都属於宗教事务。如果真有宗教自由，政府就不需要对其中任何一点进行指责。然而政府不但这样做了，还由此对阿安扎西进行了以下几项处置：（１）取消他的活佛身份，责令其只许做一个普通僧人；（２）否定他指认的转世灵童；（３）规定他不得去其他寺庙参与活动；（４）罢免其雅江县政协委员。（因为在中国有太多“窃密＂、“泄密＂的罪名，所以我在这里不能透露文件内容的来源。）
这几项处置，除了罢免政协委员可以由当政者决定，其他几项无疑都是对宗教事务的干涉。除此还有一个问题是当局的干涉能否生效。按照阿安扎西本人说法，他的活佛身份是他在印度时由达赖喇嘛认定的。那是宗教内部的传承，只能遵循宗教内部的规则。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政党地方分支机构，何以能够决定谁可以是活佛谁不可以是呢？对这样的决定，阿安扎西不会接受，当地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接受。那是宗教原则，不是有权力就可以改变的。事实也是这样，老百姓仍然把阿安扎西当作活佛，阿安扎西的威望反倒越来越高。几万当地百姓联名为阿安扎西进行担保。这把政府放到了一个尴尬地位，它以颁发文件的方式宣布了对阿安扎西的处置，却又不能得到兑现，於是政府遭到蔑视和挑战，相关官员也遭到羞辱。虽然这应该说是政府方面自取的，但政府却会把账记在阿安扎西头上。
在认为权力可以做到一切的社会，当权者不会因为人民不接受就善罢甘休。他们必然要不断升级，一个回合没胜就来第二回合，直到最终证明权力取得胜利。
５、被击毙的盗贼
我在阿安扎西入狱之前就开始对他关注，曾计划把他作为研究对象。我对他的兴趣，最初起於如何维系藏区社会治安的思考。
康区---特别是甘孜州----是个治安案件多发地区。我自己有亲身感受。一次我开车到甘孜县城时太阳未落，住下有点早，赶到下个县城则要走一半夜路。我早听过在康区不敢开夜车，但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决定继续走。结果黄昏刚近就不见任何车辆，夜色降临更是漆黑一片。果然我碰到一棵巨大原木横挡在公路中间，那是强盗惯用的拦路手法，只要车一停，藏在黑暗中的强盗就会出来抢劫。幸亏木头和路边排水沟之间还有个空档，让我的车能从那冲过去，才幸运地免遭抢劫。
我在雅江县还遇到一起命案。那次我住在离县城几公里的一个路边旅店，早上喝酥油茶时，旅店的藏族老板指著窗外让我看。不远处的路边上，一块编织布遮盖著一个形体，一看就是一个人。藏族老板说，那是昨晚被警察打死的强盗。强盗是两个藏人，抢了一辆成都货车。司机到雅江县城报了警，带著警察沿路回来找。两个强盗刚好走到这里。警察逮捕他们时，因为他们有拔刀动作而开枪，当场打死一个，另一个跑上了山。藏族老板忏悔说，两个强盗先是想住他的旅店，因为没有身份证没让他们住，出门就遇到了警察；如果当时让他们住下，可能就不会死了。不过他随後又说，打死也好，前年前面山上也被警察打死了一个，结果太平了一阵。最近抢劫案又多起来了，再打死一个又会有一段太平。
不久县里来了几辆警车勘查现场，我跟一位警官聊天，他说现在的案件越来越多。１０年前他刚进县公安局时，全局只有３０多人，现在已经７０多人，案子还是破不过来。最大的问题是藏区地广人稀，道路差，交通不便，若是哪里发生案子，报案须骑马翻山，有时得走几天，警察去现场也得骑马，又得耗去几天，犯案的人早就跑了。而且茫茫草原，连绵大山，人一跑根本不知上哪去找。他说治理藏区的社会治安，只有毛大爷（他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方法最好，那时候靠的是群众专政，全民皆兵，人人都提高警惕，有违法犯罪的现象大家一块起来管，基层组织也发挥作用，即使没警察，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或者即使发生什麽罪案，案犯也跑不了。现在呢，基层组织失去作用，出了什麽事情，大家全当没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持社会的治安全靠警察，只要是警察手伸不到的地方，罪犯就可以胆大妄为。
不过，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阶级斗争来上紧社会发条只能维系一时，不可能长远。当毛的一套已经不能再指望，藏区的社会治安应该靠什麽维持，扩展地讲，就是西藏社会应该怎麽治理，靠什麽保证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不仅是现在和毛时代需要面对的问题，历史上也一样需要解决，那麽在以往的千年时间中，西藏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６、活佛如何成为社区领袖
雅江县是藏区与汉地最接近的县之一，处在与各种现代化因素、商品经济、市场意识、流动人口等频繁接触的前沿。但是在雅江西部的乡村和牧区，与康区的恶劣的社会治安状况相比，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我在一位名叫嘎玛的康巴人家里住过（为了防止给当事人造成麻烦，这里用的是化名。下面他的两个朋友的名字也是化名）。嘎玛有两个几乎天天在一起的好朋友，一个叫勒布，一个叫曲扎，他们三个都是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大魁梧，一副英雄模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全都不喝酒，不抽烟。面对我的惊讶（康巴男人中嗜酒者颇多），嘎玛解释说，原来他们都是很能喝酒的，抽烟、赌钱、打架、打猎、偷东西……所有的坏习惯都有。周围的藏人几乎都是如此。嘎玛的额头上现在还有一道刀疤，他也砍过别人的头（我想象得出嘎玛打架时的勇猛）。那时他光是输在赌博上的钱就有十三四万元。家里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天天喝酒，喝醉了就耍疯，要麽打架，要麽掏出钱包来随便送人，或者两个喝酒伙伴互相送对方回家，来来回回走上好多趟，回到家里还要打老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有几年时间滴酒不沾，不抽烟，不赌博，不偷不抢不打架不杀生。不仅他们几个是这样，周围几个乡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跟他们一样戒掉了恶习。
是什麽使他们发生这种变化的呢？就是阿安扎西。阿安扎西七岁出家，年已三十才在印度被认定为活佛。１９８７年他返回康区，在甘孜州雅江县和理塘县交界一带主持宗教活动。嘎玛告诉我，以前虽然也有活佛来，但那些活佛对老百姓的状况并不关心，拿到老百姓的供养就走人。阿安扎西却不一样。他不把老百姓给的钱放进自己腰包，而是用来做善事。他养了六七十个孤寡老人，没人养的他都养。他给不能通车的村子出钱修路，他还自己亲自参加修路。他办的学校有一百三十多个学生，都是孤儿、残疾儿童或贫困家庭的儿童，每月的花费要一万三千多元，都得靠阿安扎西来解决。
阿安扎西得到百姓信任，他对百姓也就有了影响力。他提出禁止喝酒赌博等恶习，人们就接受了。戒除恶习的人一多，成了风气，也就带动了更多的人。每年他都要下乡给百姓讲经传法，每个乡讲半个月。讲法时他挨个点名，每个人他都认得，并且知道乡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谁打架了，或是谁偷了东西，他都了解。他会叫那些做过坏事的人站到人群中间，在众人面前谴责他们。喇嘛带领大家一块念经的时候不允许他们参加。这对藏人来讲是非常大的耻辱，而且有佛教中那种业和因果的威慑，对他们心理的触动会非常大。最後做过坏事的人要当众认错，表示改正。这样的人一般都会痛改前非。
我问嘎玛，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生活的乐趣是什麽？嘎玛说乐趣多得很，耍坝子、跳弦子、吃好的、吹吹牛都是快活事。抽烟喝酒打牌没有什麽真的乐趣，或者是当时乐一下，事後後悔。我相信他是真心这样说。虽然他的体魄看上去力能拔山，可是他的眼睛单纯得就像孩子。我先去睡觉时，嘎玛、勒布和曲扎余兴未尽，在外屋的火塘边又接著“吹牛＂。我半睡半醒地听著他们在外面不停大笑，真是发自心底的笑，那样地开怀、透彻、给人感染。我实在想不出，他们天天在一起还有什麽话没有说完，还可以那样一起笑？他们一小时发出的笑要超过我一年的笑。他们的确很快活，而那快活和物质财富、感官享受是没有关系的。
７、幸福来自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当权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曾有十年时间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在西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陈奎元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３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只要懂得一点常识，就会知道这是不正确的。不过可想而知陈奎元先生会这样争辩 那些以为自己在宗教中获得了幸福的人，不过是精神鸦片的迷幻作用。陈先生所说的幸福有“实际＂二字作为定语。那麽需要问，什麽是“实际＂的幸福呢？幸福是“实际＂的吗？这世上有没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叫幸福，可以放在盘子里，吃得越多就越幸福呢？没错，物质方面的满足的确可以带来一定幸福，但那只是在一定的阶段。有研究者认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後，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王绍光，《市场、民主与幸福》，《天涯》杂志。）
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在於人有精神世界。宗教的核心就在於解答生命的意义，宗教自身同时亦是结构完整的价值体系。所谓幸福，其实就是意义与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因此在人类满足温饱之後，宗教是给人类以幸福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千百年来西藏人的生存之道和幸福之道，也是主要立足於宗教。
８、“康巴雄鹰＂遭殃
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成为全中国的座右铭。即使在藏区草原，也到处矗立这样的语录牌。中共对西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地区保持稳定的冀望，都寄托在“发展＂二字上。他们相信，随著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安居乐业，民族矛盾也会越来越少。
真是这样吗？是否发展就会稳定、富裕就会稳定？我们再来看嘎玛的故事。近些年，康区每年都要举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活动，其中一个重要节目就是评选“康巴之鹰＂ 有点类似内地的选美，不过选的是外形彪悍、丰采过人、服饰华丽的康巴男人。嘎玛先天条件好，身材魁伟，做派粗犷，一头漫卷的长发特别有英雄气质，每年都要被雅江县作为代表送到州里参加“康巴之鹰＂的竞选，而且多次成功地当选为“康巴之鹰＂。这对嘎玛本人当然也是一个荣誉，因此每次参加选拔前他都要认真地准备“行头＂，如虎皮或豹皮缝制的彩缎藏装、贵重而繁多的配饰、镶金嵌银的腰刀，当然还少不了一条好枪。要显示康巴男人的气概，最重要的莫过於有支枪了。然而，嘎玛去年参加完“康巴之鹰＂评选活动後回家不久，便被抓进了公安局。
得话分两头。从几年前开始，当局下令收缴民间枪支，原因当然是为了“稳定＂。藏人爱枪，多年来藏人有枪一直是被允许的，尤其在牧区，为了防范袭击羊群的野兽，枪几乎是必需品。因此收上来的都是些破旧枪支，好枪没有人交。而嘎玛去参加“康巴之鹰＂的竞争，当然不能背一支破枪，他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支好枪。
无论是嘎玛还是借枪的朋友，都没有想到这事会惹著公安局。因为评选“康巴之鹰＂的活动由政府组织，嘎玛是雅江县选派的代表，在这种活动上背一支枪，就跟演戏的道具一样，没有什麽不对。即使是公安局的人看到，也会认为是政府同意的，不会追查。除非是有人专门举报，说那枪是违法的，也在收缴的范围。嘎玛正是遭到了这样的举报。
是谁举报了嘎玛？这就要把故事转到另一条线上。当前中国举国开发旅游，藏区也不例外。嘎玛所住的村庄就是雅江县规划中的一个旅游点，被定为“藏家接待＂，即把旅游团安排到当地百姓家吃住，游客直接付钱给接待人家。目前项目刚开始，为数不多的旅游团都是县旅游局直接安排，当务之急是要给游客留下好印象，传出去一个好名声，才能把景点推出去。因此要求接待的家庭房子够大，卫生好，会做饭，主人善於与客人打交道。嘎玛家这几方面的条件在村里都是首屈一指，於是旅游局安排到他家的旅游团最多，嘎玛当然也挣到了一些钱。照理说，旅游办好了，村里家家经济上都会受益。人们生活已经比从前富裕了很多。当年不那麽富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都不错。尤其是阿安扎西在的那些年，大家一心向善，很少发生争执。即使发生一些矛盾，也有他们称之为“大喇嘛＂的阿安扎西来断决，马上就能摆平。现在不同了，嘎玛家接待的旅游团多，别人心里就不平衡了。县旅游局长去村里视察时，村里一群人去质问，为什麽不把旅游团平均地分到各家？旅游局长让他们“回家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有人气不过 怎麽让你嘎玛把好处都得了，又出“康巴之鹰＂的风头，又挣旅游的钱 於是使出了举报一招。
嘎玛被抓进公安局，不但枪要没收，罚款，拘留，最让他羞辱的，是把他的一头长发剃了个精光。他一辈子都留长发，已经成为他与生俱来的一个部分，剃掉他的头发，对他就如同割掉鼻子差不多。他哀求警察，表示宁可交一万元给公安局，也要留下头发。但是警察不听那一套，硬是把他剃成了光头。等嘎玛从拘留所里出来，他在人们眼里成了被拔光羽毛的鹰，再也神气不起来。人们都把他当笑话讲。我去年到雅江，也去了嘎玛家，但是他不在，听说他闷在家里很长时间，然後出了远门。我没有看到他的模样，也无法知道他心里怎麽想。但我猜得出来，举报者此刻一定感到恐惧，当初想报复嘎玛也可能仅仅是让他丢一条枪、罚点款，并没有想让他遭到如此羞辱。拔光羽毛的“康巴之鹰＂会做出什麽反应呢？康巴人可是有血性的啊。阿安扎西已经被关进了监狱，谁还能管得住嘎玛，约束他不要返回到原来那种用刀说话的状态呢？眼下嘎玛似乎没有什麽表示，可越是这样，越会让举报者害怕。康巴人报仇可不在乎时间，甚至可以世世代代地打下去。举报者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刀磨快，时刻带在身上。
不光我想这个问题，当地人也在困惑，房子越盖越大，有了汽车摩托车，可是彼此之间为什麽反倒变得恶毒，未来又会怎样冤冤相报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发展并非“硬道理＂。即使仅仅从维持统治稳定，消解民族矛盾的角度，仅靠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旧的矛盾的确会消除一些，新的矛盾又继续产生，而且可能更复杂，更难解决。前面讲过那个被警察击毙的盗贼，还有被警察剃头羞辱的嘎玛，当然还包括被当局关进监狱的阿安扎西、遭到枪毙的洛让邓珠，以及几千名被强行驱赶的色达五明佛学院弟子，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连带的方方面面，最终产生出来的是什麽？难道都能靠经济发展解决吗？
９、靠什麽保护藏区生态
康区之所以成为藏区相对富裕的地区，和一种名为松茸的菌类有很大关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松茸只是百姓自家吃，一个人上山半天可以采到一背篓，市场上只卖两角钱一斤。现在松茸出口到日本，价格扶摇直上，高等级的松茸达到千元一斤。康区几乎是全民性地采摘或倒卖松茸。在松茸主产区，仅松茸一项就能给当地人均年收入增加千元，占到百姓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据说有的藏民拜佛时已经添上了祈求保佑日本人的新内容，希望日本人身体健康，能把松茸生意一直做下去。日本人保持健康倒不是难事，问题会出在康区自身。一个县干部告诉我，他们县的松茸年产量九十年代後期是千吨左右，２０００年是七百吨，２００１年是四百吨。如此锐减的原因主要在於不适当的采摘。松茸要在孢子成熟後才能再生，但孢子成熟後的松茸卖不出价，因此人们都抢在松茸孢子成熟前采摘，松茸产量必然逐年减少。还有，随著松茸价格提高和采摘者增加，没长出地面的小松茸也要采，导致覆盖松茸菌床的植被掀开，菌床暴露，以後就难以再生长新的松茸。如此采下去势必没有明天，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仍然继续这样采。
康区的人采松茸，西藏、青海的藏区就挖虫草。虫草是一种冬季前後侵入蛾幼虫体内的真菌，夏季时从死虫头顶长出，据说有大补效果，主要是内地有钱人吃。价格也是扶摇直上，过去十多元一斤，现在几千元一斤。挖虫草的方法是连著草皮深挖２０厘米，才能完整地取出虫草。西藏山地的植被厚度一般也就是２０厘米，需要千年甚至万年时间才能形成。有时一挖一片。放眼望去，挖过虫草的地方到处都是裸露的泥土，造成植被破坏，在雨季形成滑坡，连带大面积的植被剥离山体，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
虫草产量也同样大幅度地下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可采２～３斤虫草，现在则采不到半斤。类似的情况还有其他天然野生药材。藏区的藏药企业三年时间增加了两倍（１９９９年藏药企业有３４家，到２００２年已经达到近百家 见中国中药材ＧＡＰ网），掠夺性的收购和开采已经造成大量高原药材品种面临绝种。资源的日趋匮乏导致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的恶性循环。
比起其他地方，西藏的生态平衡要脆弱得多。我们知道生物多样化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能在藏区生存的物种相对较少，生物多样化程度远不如低地。高原的生物链有点像那种一环套一环的单链条，断掉很少环节就可打破整个生态平衡。不像热带雨林那种每环同时对接多环的复杂网链，断掉几环只相当网上破个洞，不会破坏整个网的平衡。位於中国头顶的青藏高原是中国几大江河发源地，那里的生态失衡会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成倍放大，因此藏区生态被破坏不仅是藏区自身的灾难，也一定会波及到中国的汉地。
应该说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１９９８年长江大水後，专家们多年谈论的江河上游生态与下游关系的意见终於被政府采纳，下令禁止江河上游 几乎都集中在藏区 砍伐森林，并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区。然而生态不是靠命令就得到保护的，一方面，在藏区那种天高地远之处，警察连罪犯都难以抓捕，怎又奈何得了违反生态保护命令者？从另一方面说，青藏高原的生物链脆弱，个别环节遭破坏就可能导致系统失衡，那麽政府能否对生物链的所有环节都发布命令，并且派人昼夜看管呢？
在这方面，没有什麽能比宗教做得更好。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体系不仅能够调节人类内心世界的平衡，还能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这是宗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功能。在一个地区产生和普及的宗教，往往可以对当地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起到最佳调节功能，形成生态、人类和信仰之间的最佳关系。虽然宗教徒不会这样看待宗教，但是从社会学和功能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认为：正是人类与环境取得最佳关系的需要，构成了特定宗教在特定地区产生普及的条件之一，反过来又服务於那个地区的人和生态。
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藏传佛教那种对自然的谦卑和对所有生命的慈悲为怀显然十分有利。在藏传佛教的观念中，万物众生平等，人无特权，不能为满足人追逐财富的欲望而随便牺牲别的物种。与基督教不同，佛教没有人是万物灵长、万物皆是上帝给人所用、人类可以徵服自然的视角。佛教尊重和保持世界原本的平衡，追求众生的和谐状态。传统藏人不会轻易杀死一个蚂蚁，因为按照其宗教的转世观念，那蚂蚁上一世可能就是其父母。藏人也不会为满足此生的欲望掠夺性地毁坏草场，因为他未来转世後，无论转世为人还是牛马，还要靠那草场继续生存。
中国当局推行的无神论则不会这样思维。无神论只需要追求现世幸福，满足只能活一次的肉体所产生的欲望。既然人死一切皆无，死後洪水滔天跟自己又有何干？从理性角度，无神论者有时也会表示为了子孙後代如何如何，然而那毕竟是一种自我牺牲，是不牢靠的。事实也往往如此，嘴上挂著环保的人遇到具体问题就服从自利的欲望。而在藏传佛教的来世观念中，保护生态不是给子孙做的，恰恰是为自己所做。这一世看不到的代价，下一世还是由自己来付。
在藏区可以看到，寺庙周围往往有最好的生态。你会惊讶僧侣们用传统方式体现著现代的环保精神。僧侣和寺庙在青藏高原无处不在，拥有对百姓的至高权威，又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本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力量，帮助社会和政府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遗憾的是中国当局没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其视野只涉及到自己的权力会不会遭到分割与触犯的问题。甘孜州当局对阿安扎西第二次整肃，其中一个罪名是指控他鼓动当地群众制止林业局砍树。对此罪名即使真像当局描述那样，阿安扎西所做也和国家要求的没有什麽不同。之所以会被当作罪名，原因只在於阿安扎西是一个僧侣，通过民间力量进行生态保护，因此触犯了政府的权威和权力。
１０、宗教与直升飞机
一位藏区公安局长设想，解决藏区治安难题最有效的办法，是给警方配备直升飞机。他的理由是，藏区每个州的面积都有十多万平方公里，只有直升飞机能够不受交通限制地迅速抵达案发现场。这当然是一种“唯武器论＂，不过也是从实践中换来的真知。问题是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在四千米以上，普通直升飞机性能不够，必须是适用於高原的专用直升飞机。中国目前不能生产高原直升飞机，在青藏高原使用的大都是美国进口的“黑鹰＂直升机。一架“黑鹰＂直升机价格超过一千万美元，接近一亿元人民币，是藏区一个州本地年财政收入的几倍到几十倍，这还不包括昂贵的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
多年来中国当局批评宗教无用、僧侣是寄生虫，正是忽略了这方面的计算。如果宗教能够让人不犯罪，一个社会可以少付出多少成本，这是可以换算出金钱数额的。即使不考虑宗教给人的幸福、爱心及内心世界的平衡，仅从这个角度，也不能把宗教视为无用。
无独有偶，因为藏羚羊问题而受到世界瞩目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也提出过同样想法：需要配备直升飞机打击盗猎者。在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自然保护区，但是收效甚微。是否应该研究一下，为何藏区历史上没有政府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却保护得很好？显然，宗教起的作用是重要的。包括一些迷信，如把 虫 草视为神山的肠子，不可挖采，还有对猎人的歧视，都有保护生物的效果。阿安扎西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他不是歧视猎人，而是花钱买来牛羊送给猎人，让猎人改行放牧，不再靠狩猎为生。如果整个藏区的僧侣都能像阿安扎西这样做，不仅教育百姓不杀野生动物，还组织群众自发地保护森林，政府可以因此省下多少投资，效果也不可同日而语。
记得在马尔康旅行时，路上一个画面给了我极深印象。那是路边山坡上一座藏家房屋，整个一面山墙上顶天立地用白灰写了一个巨大汉字 “富＂，远远看去，房屋主人，恨不得一夜暴富的心态扑面而来。可是以往藏家房屋的那个位置都是用来画宗教符号或图形的。藏族本是个按照快乐原则生活的民族，快乐原则比利害原则更接近生活本质，但是必须有道德原则的制约，否则容易堕落。宗教就是藏族的道德原则体系，若是缺少了宗教无所不在的制约，藏民族的前途令人担忧。
藏人一旦从宗教的境界堕入对世俗之利的追求，一心致富，能靠什麽满足呢？为了得到更多的钱满足更多欲望，人们只有不停地增加牛羊数量，消耗草场，结果导致草场退化，变成沙漠，减少流入中国江河的水，给内地带去铺天遮日的沙尘。为了解决水资源的问题，沙尘的问题，政府每年的投资又得付出多少？
而宗教不需要政府投资，也不需要政府组织，只要政府不去压制，给宗教以真正的自由，宗教就会自动去做上述工作。从投资的角度，简直是无本万利。而今日中国当局却采取相反做法，一方面动用大量资源压制和瓦解藏区本土宗教，一方面以“援藏＂方式从内地调动大量资源去满足藏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这将形成一个循环，宗教越淡化，人的物欲越强，胃口随之增大，北京对藏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财政供养已成为习惯状态，不要说不再供养，供养少了都会立刻难保稳定。而这样供养下去，哪里才是头，又如何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稳定的基础呢？
１１、心中的警察
无论对生态平衡，还是社会稳定，起到最大破坏作用的都是人心之内的贪欲。个人一旦贪婪就会堕落，人类一旦贪婪，自然和社会就会走向毁灭。无论是偷盗、抢劫、捕猎、毁坏自然，哪一个不是出於人的内心之贪？而恰恰对这个内心之贪，再严密的法律，再强大的警察，再昂贵的直升飞机也是看不住的。对人的内心，唯一能起作用的是“心中警察＂ 道德。而宗教是道德的主要来源。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利润为最高目标的社会。“资本来到世界，每个毛孔都流淌著鲜血＂ 马克思这话说得没错。每个社会的原始资本主义都是贪婪且无恶不作的怪胎。当年欧美社会，幸亏有受著国家尊崇和保护的宗教力量，才能从怪胎状态过渡到规范的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也进入了丑陋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然而中国的国家机器不但在努力调动和纵容全社会的贪婪，而且还使用国家力量不遗余力地摧毁唯一能防止社会彻底堕落的宗教。
一个社会的警察没有了，可以在很短时间重新建立，一个人的“心中警察＂没有了，重新建立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一个民族丧失了“心中警察＂ 即宗教和道德的体系，则是没有几代人的时间不可能重建。在宗教盛行的西藏传统社会，除了拉萨几乎没有警察的概念。为什麽犯罪的情况却很少，就是因为藏人被“心中警察＂所管束。而且，外在的法律和警察更无法与宗教相比，法和警察只是防止、惩治恶，却不会产生、促进善。
中国现在有数百万警察，各地还有数不清的联防、保安、民兵等作为辅助力量，然而犯罪仍在不断增长，每年仍要把大量财富投入与犯罪进行的斗争。如果人们只是因为对外在警察和法律的惧怕才不敢犯罪，那麽只要在法律看不见的地方，不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警察再多，又怎麽看得住比他们多千百倍的百姓，以及如何顾及得到像藏区那样广阔的地域呢？
比较内外两种警察，如果只有外在的警察，没有“心中警察＂，犯罪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而若人人都有“心中警察＂，外在的警察就成了多余的，不再需要。当然，完全依靠“心中警察＂的理想状况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二者结合 国家为社会运用外在的警察，宗教给人们建立“心中警察＂，二者互相补充，才能让社会处於最好的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家如果把宗教视为敌人，就是犯下了大错。今天的中国，国家就正在犯这种错误。
１２、佛教为何离不开“高僧大德＂
僧侣在所有宗教中都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我认为佛教要比其他宗教更依赖於僧侣。基督教、伊斯兰、犹太教等都有其宗教的唯一经典（圣经、古兰经等），信仰者可以通过对经典的研读直接面对其宗教的神与教义。对那些宗教，僧侣有重要作用，但不是离开僧侣就完全无法与其神和教义沟通。例如基督教的圣经，两千年就那一本，一代一代往下传，每代基督徒从小读起，活到老读到老，加上以故事为载体的写法，文字相对平易，一辈子读它，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比较深入的认识，由此实现与上帝或基本教义的直接沟通。
佛教没有那种最高的和唯一的经典，而是由众多经典组成一个庞大的教义体系，浩瀚如海，博大精深，加上文字难懂，思辨玄奥，充满了“悟＂或“机锋＂一类难把握的内容，又分成众多门派，各有独自的典籍学说，纷纭庞杂，即便是穷尽毕生，也未必能通彻全貌，普通信众更是没有可能凭自己的能力与精力去掌握。因此佛教始终存在著一种奇特的二元状态 一元是象牙塔中极高理性的哲学（佛法）境界，另一元则是大众层面的普遍迷信及根植迷信的虔诚，而能够把这相互分离的二元有机地衔接起来、使其相互沟通并包容在佛教完整体系内的，唯有依赖佛教的僧侣。
佛教僧侣通过世代传承的教育体系和毕生研修的自我努力，具有把握佛教哲学一元的能力，同时他们又直接面对信众的一元。僧侣的工作是既要守护和发展佛法，又要以佛法对大众进行教化，把佛教的深奥哲学变成大众的日常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僧侣是架在佛教二元之间的桥梁。佛法只有通过僧侣才能抵达人世，而信众只有通过僧侣才能认识佛法。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僧侣，也就等於没有佛教。佛教所称的“三宝＂ 佛、法、僧之所以缺一不可，道理就在这里。再好的“佛＂和“法＂，没有能够将其带给信众的僧人，就如同空中楼阁，与人世间无法相关。
仅从技术层面可以看到，基督教因为具有唯一经典，信众可以直接把握，神职人员的话语权就不如佛教僧侣那麽大，也比较容易受到信众的监督，对他们构成世俗制约。佛教则因为典籍体系庞大艰深，且充满辩证法和“方便＂，信众难以掌握，解释权几乎全被僧侣垄断，信众也就无从对僧侣产生制约。尤其是历史上全民信仰佛教与政教合一的西藏社会，缺乏其他精神资源作为对僧侣进行判断的参照，对僧侣无条件服从的迷信成分就会更多。
这就对藏传佛教的僧侣阶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僧侣阶层能够保持纯正和自律，信众的迷信 即对僧侣的无条件服从就不构成多大问题。“如法＂的僧侣保证佛法与信众不发生脱节，使佛教体系保持有序与完整，也能让佛教良好地发挥社会功能。而在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又是僧团领袖。僧团是指以寺庙为单位的僧侣团体，对寺庙和僧团进行管理的活佛、堪布、主持及上师喇嘛等构成僧团领袖。佛教的组织特点是各个寺庙自成一体，由僧团领袖进行领导，因此只要僧团领袖能够自身如法，同时以佛教戒律对僧团严加教育和管束，配之以必要的清理门户，僧团的如法就可以得到保证。
这种僧团领袖一般被尊称为“高僧大德＂。他们对佛教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晋美彭措和阿安扎西都属於这种高僧大德。晋美彭措所办的五明佛学院，正是针对佛教的关键 培养僧侣阶层；阿安扎西虽然没有晋美彭措那样的佛学造诣，然而他所履行的是僧团领袖另一种重要功能 直接面对信众，以巡回每个村庄的方式用佛法具体地指导百姓日常生活。这种工作是佛教僧侣最需要去做的。正是依靠这样的工作，才能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
怕的就是僧团领袖堕落。僧侣堕落只是个人问题，而且可以清理，僧团领袖堕落则会使整个僧团失去管束，集体败坏。同时僧团领袖充当著民众精神导师那样的重大角色，假如以教谋私，把信仰当作牟利工具，普通信众是无法做出判断的，佛法因此则会与信众绝缘，信众对僧侣的虔诚迷信也就由此堕落为受人耍弄的愚昧。
佛教深知这个危险，所以佛教对戒律和传承极其重视，相当於佛教的生命线。藏传佛教的传承被形容为如黄金一样纯洁清净的链条，不能有任何一环受到污染。一位上师给弟子的加持，等於那黄金链上的世世代代所有上师的传承与集合，受传承者从而可以获得巨大的加持与成就。假如一个给弟子实施灌顶传法的活佛或上师违反了戒律，他的弟子就将没有一个能够得到传承，已经沿袭了世代的传承到他为止而中断。如此严厉的规则之用意在於阻吓僧侣的破戒和堕落。当僧侣集体堕落之时，将导致佛法传承整体中断，也就是佛教中所说的末法时代。由此可以看到，所谓末法时代的根本就是僧侣阶层 首先是僧团领袖 整体地堕落。
１３、宗教对僧侣的制约
没有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这已是基本常识。那麽对藏传佛教僧团领袖的制约是什麽？首先来自心里。佛教给世人建立“心中警察＂，需要僧侣自身先具有“心中警察＂。僧侣必须遵守众多的清规戒律，实行被常人视为残酷的禁欲，那不是因为存在现世有形的监督和惩罚，而是因为僧侣对其宗教因果业报的坚信。如果违反戒律，不仅不能修成正果，而且必会遭到报应。
僧侣在信仰方面的坚定与纯正，很大程度上取决於纯正的传承。被概括为“闻、思、修＂的传承方式是一个复杂体系，但首先要求环境纯正，以及传承链条不可中断。藏传佛教有很多僧侣从儿童开始出家，为的就是避免尘世欲望在心里生根；很多寺庙藏在深山之中，尽量封闭，也是要远离尘世污染和诱惑。克服俗世欲望并不容易，需要艰苦地修行多年。藏传佛教的噶举、宁玛等教派那种三年三个月零三天不出门不见人的“闭关＂，被认为是战胜欲望的一种标志。能够经受住那种考验，即被百姓尊奉为喇嘛。只有消除了尘世欲望的僧侣，才能成为佛法与信众之间的纯正桥梁。而他们在纯净环境修行成熟後，再去面对滚滚红尘，就可以岿然不动，专心於弘扬佛法和救渡众生。重要的是这种消除尘世欲望的环境不能中断，始终保持著由纯净上师培养纯净弟子的环境与教育体系。而只要出现一次整体性断裂，产生一代被尘世污染的僧侣，传承就会失去纯净。
藏传佛教从１９５９年以後，就发生了这样一次整体断裂。当时的中共当局不仅禁止宗教和传承，而且对活佛和僧侣实施全面改造，有意识地迫使他们背叛宗教戒律，接受世俗生活。（典型例子是１９６４年在拉萨成立的“活佛学习班＂，十几位少年活佛集中劳动和思想改造，有意识地安排他们从事屠宰、打猎等行为，使其中有些活佛染上终生无法戒除的恶习。）１９８０年代宗教得以重新恢复时，宗教传承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一代僧侣受到尘世污染，失去了佛教正见，且新一代出家人几乎都在无神论环境长大。这对藏传佛教无疑构成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危机并没有到此结束。今天中国当局虽然重新开放宗教，并且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在宗教传承方面依然施加种种限制。色达五明佛学院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晋美彭措本是有幸跨越了藏传佛教断裂年代的高僧大德，如果给他这样硕果仅存的僧团领袖以充分自由，本还有可能把断裂传承续接起来。不幸的是，当局一旦发现晋美彭措和跟随他的高僧大德们把佛学院办出起色，就认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从而一定要用严厉手段将其打压下去。
有几个数据可以反映一些问题：甘孜州在被中共当局接管之前，共有各种佛学教育场所６０４个，现在只有９３个 这９３个中间，政府批准的只有９个，其余８４个都算违法。（这些数字是我在甘孜州佛教协会所在的安雀寺所见。）合法的佛学教育场所比过去减少了六十多倍；即使是连非法的算在一起，也只是过去年代的六分之一。因此，烧香磕头虽在今天有了自由，佛学传承的断裂仍然没有真正接续。从这个意义上说，藏传佛教传承的断裂不能说是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二十年，而是至今还在断裂中。传承断裂二十年还有可能接续，长达四十多年时间，足以使高僧大德逐一耗尽生命，而接掌了佛教界香火的僧侣都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年代长大，而後又被全民逐利的世风熏染，接续纯正传承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渺茫。
前面说过，除了内心的自我约束，僧侣还要受到僧团的制约。僧团可以对违反戒律的僧侣进行处分，直至清理出门。但是对於僧团领袖，僧团制约就弱了很多，因为僧团是被僧团领袖管理的。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活佛，其活佛身份与生俱来，不可剥夺，因此对活佛的外在制约几乎没有。当然，达赖喇嘛和各教派法王那样的最高宗教领袖，对自己教派下属的僧团领袖应该有一定制约能力。在传统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也给藏传佛教提供了自上而下约束和惩治僧团领袖的手段。然而现在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藏传佛教几大教派法王全部流亡在外，无法介入藏区境内的宗教事务。而利用政权控制了宗教事务的中国当局，其手法就是把藏传佛教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联系割断，只保留以寺庙为单位的各自独立的僧团，禁止相互串联，禁止介入其他寺庙的事务（从甘孜州宗教
局处理阿安扎西的文件可以看到），从而使得僧团领袖既不受宗教内部自上而下的制约，又不受僧团之间的互相制约，而只受其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制约。可想而知，地方政权对僧团领袖的制约无疑不会是要求他们遵从佛法和宗教戒律，只能是要求他们顺从政权的意志。
１４、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
中共政权曾经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党，集中了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性、狂热性和排他性，势必要对其他信仰全面否定。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放弃意识形态，走向务实，宗教才得以恢复。但在中共领导人的眼中，似乎从来没有看到宗教的价值。
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与江泽民总书记共同进行了一次电视直播对话。江泽民有一段话涉及西藏宗教。他说：“我本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来讲，我是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毫不影响（笑）对於西藏的宗教自由的尊重。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去年访美的时候，也包括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发现许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识水平都很高，可是他们还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义。这一点，我把这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Ｗｈｙ？为什麽？＂
分析这句话，在江总书记心目中，如果教育水平、知识水平高，信仰藏传佛教就是不正常的，就需要问“为什麽＂。这可以反映在他心里对藏传佛教的不以为然。中共当局之所以容忍藏传佛教，是因为一时还不能把它消灭。但是在容忍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控制分化，决不允许宗教对权力形成挑战。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僧侣，尤其要控制僧团领袖。按照江泽民的说法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１９９３年江泽民在中共全国统战部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江泽民对此这样解释：
“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从事的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於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２日。）
非常明显，这里没有任何从宗教需要出发的考虑，都是从中共权力出发的考虑（在中共的词汇中，“祖国＂、“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进步＂等都是由它代表），宗教只能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只能发挥中共需要的工具作用。而僧团领袖与中共的关系，其本质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八个字。
中国当局对僧团领袖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让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僧团领袖满足大众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是自由的，但如阿安扎西那样深入本地社区，对民众讲经传法，以佛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由此成为当地民众的精神领袖，则会深受当局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对僧团领袖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当局也要严加防范。如阿安扎西没有得到政府批准“擅自＂建立孤儿学校，成为他受到一系列指控之一，孤儿学校也被政府收管，很快垮掉。当局担心僧团领袖从事公益活动会使其获得当地民众的感激与拥戴，由此逐步成为社区领袖，对政府权威造成削弱。从阿安扎西案例可以看到，一旦僧团领袖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能量就很容易超出政府的可控范围，对当局权威提出挑战。如阿安扎西反对政府的林业局砍伐森林，当地百姓和乡村干部就包围林业局人员进行抗议；而当阿安扎西担心政府对其迫害出走时，数万百姓联名为他请愿。这些无疑都加深了当局的担忧。
二是对现存僧团领袖进行“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当局工具的僧团领袖（如阿安扎西、晋美彭措），都会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如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恰扎活佛按照宗教仪轨向达赖喇嘛通报班禅灵童寻访情况被判刑八年），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则当作“统战对象＂，既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个人利益至上，善於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人大、政协甚至政府官职，对其活动开放绿灯，提供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西藏那曲地区一名低阶活佛因为主动在各种公开场合斥骂达赖喇嘛，被当局封为全国政协常委）。
三是由当局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与任命。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经当局批准，甚至由当局直接遴选。通过使用这种权力（相当於世俗权力中被视为要害的人事权），一方面可以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时日逐步替换不断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整个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变成中国当局挑选的驯服工具。配合这个目的，中国当局还把重要的僧团领袖分批送到北京等地的官办佛学院进行培养，灌输当局需要他们具有的思想，同时对色达五明佛学院一类不受政府控制的藏传佛教教育系统进行封杀。
由此可以看出，对於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目前来自佛教本身的制约已基本没有，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增加。政权利用其制约能力引导僧团领袖，效果只能是促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虽然理论上宗教戒律仍然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对犯戒的惩罚是否存在，全在於当事人信或不信。共产党按照其世俗标准挑选和培养的僧团领袖，对佛法能有多少虔诚和纯正值得怀疑。而佛教为了适应其自身复杂体系所发展的“方便圆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处，也非常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以及为我所用的花言巧语。
所以，今日中共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对佛教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少。毛泽东是要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因为一旦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於远离真理的迷信，并且失去对佛法的信心。据说释迦牟尼对佛教消亡的末法时代有过如此预言 “毁我宗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指的便是穿袈裟的僧侣。当然，今日僧侣堕落的根源不在僧侣，但佛教从根基被毁，只能因为僧侣的堕落。
１５、末法时代的活佛
我曾亲眼目睹这样的场面：康区一个县党政班子集体出城三十里，在路边搭起帐篷，欢迎寺庙一位活佛偕汉人老板从内地返回。一路警车开道，车队长达一里地，每辆车上都挂著黄色哈达。县当局给活佛这种旧西藏迎接贵人的礼节，目的不仅仅是“统战＂。今日藏区跟全中国一样，各级党政部门都在不拘一格搞经济。一切都被资源化。哪个地方有知名寺院，就要把它搞成旅游点；哪里有地位高的活佛，就当成招商引资工具。在内地的汉人老板眼里，藏区的县委书记、县长只是百无一用的芝麻官，但是对藏区活佛却兴趣浓厚，尊奉有加。活佛因此变成了有价值的资源。
对活佛来讲，想获得个人与其寺庙良好发展，当然需要地方权力多方支持和高抬贵手。有些活佛正是出於这一点去讨政府欢心。例如那位被政府远迎的活佛，在当地农民因为不杀生的戒律而拒绝使用杀虫剂时，他便应政府的要求出面说话，向农民保证他已经把所有虫子都超度了，於是农民就不再拒绝按政府要求使用杀虫剂。那位活佛官至副县长，与他同寺的另一位活佛官至副州长，当然还有成为“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活佛。目前藏区这种权力、金钱和宗教之间的“三角＂，吸引了不少活佛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他们无心钻研佛法、努力修行，既不通过讲经传法指导百姓的信仰生活，也不从事社区公益为百姓造福解难。他们热衷的是同有钱的港澳信徒和内地老板交往，或是同官场权势者周旋。他们很多时间是在内地都市间飞来飞去，住高级宾馆，出入饭店酒吧。位於北京使馆区附近的“玛吉阿米＂藏餐厅，常常同时出现四、五个活佛，每人周围簇拥著一群有钱的汉人男女。活佛要大款供养，大款要活佛保佑。有的活佛出手能买上百万元一辆的汽车；我见过要当影视编导的活佛，要当电影明星或歌星的活佛。他们常年留在汉地，贪图享乐，被内地的花花世界吸引，置自己的寺庙和僧团不管，抛弃父老乡亲和养育自己的地方。还有活佛在内地做起生意，成为商人。我甚至听说过这样一个场面，在成都的迪斯科舞厅，一位年轻活佛置身於一圈鼓噪喝采的青春女孩中间，十根手指套满荧光棒，随震耳欲聋的音乐疯狂蹦跳。他的绛红色袈裟随著舞姿翻动飞舞，那形象可真够酷。可是让佛教信徒想那场面，分明已是鬼怪的影像。
除了被世俗化的现代生活所诱惑，还有活佛热衷钻营权力。一方面积极宣称“爱国爱教＂、“反对分裂＂以获取政治上的资本；另一方面为了扩大个人声誉，利用西藏文化的神话资源和西藏宗教的神秘性，任意编造身世、神乎其神；同时针对汉族信徒惘然不知却又心仪藏传佛教的心理，到处封许谁是活佛转世，谁是空行母投胎，用以笼络人心和交换利益，由此给一些有名有钱却行为不端的人创造盗名欺世的可能，败坏宗教。
上述活佛往往这样为自己行为寻找理由 宗教事业需要资金支持，要建寺庙、塑佛像，就需要找有钱人化缘。一位活佛对此具体解释：寺庙靠有钱人几万、十几万供养才修得起来，靠藏人一元两元钱地供养，何年何月才凑得够，不在汉地化缘怎麽行呢？更振振有辞的说法是：弘扬佛法不能仅限藏地，也要去救渡汉人众生以及全世界的众生，因此要在汉地学汉语、英语，才能更好的弘法利生，何况大隐隐於市，出家人即使身在红尘又有何惧？对这些说法，晋美彭措明确反对，他说建庙造塔、印经放生一类事应该让在家人去做，出家人的功德不是把心思放在那上，而要把全部生命放在闻思修上。“大隐隐於市＂首先得有一个“大＂，现在的出家人中有几个能担当起那个“大＂？如果你不是大成就者，谁能相信你能在红尘中可以做到不动心，能冒得起和俗人混居一起的风险！然而因为晋美彭措对今日活佛、僧侣行为的严厉批评，却遭到藏区僧侣层的不少非议。
我没有见过晋美彭措。但我知道雅江百姓之所以爱戴阿安扎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要个人享受。老百姓给他的供养，都被他用於公益事业。我去过他的住处，与我见过的很多活佛相比，他的生活真是过於简单。他睡在地上，只有一个垫子。上面摆著一些经书。放在藏桌上充当笔筒的是一个饮料罐。四面木板墙没有油漆也没有雕刻，仅挂著一张印刷的布达拉宫像。他留我吃了饭，因为我是客人，给我增加了牛肉和花生米，他自己只有一碗水饺。他用的筷子两根颜色不一样，不是一双。他周围的所有物品，唯一不属於基本必需品的只有一朵插在净水瓶上的鲜花。
对比两类活佛不同的命运，不如说今日中国的宗教自由是有宗教堕落的自由，但是没有宗教提升的自由。
１６、宗教不能被权力改造
以上所说的逻辑脉络：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僧侣阶层整体堕落→藏传佛教进入末法时代，虽然是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导致，却不见得是其目标清晰的战略安排（当局似乎缺乏如此远见的战略能力），只是就事论事的权术操作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结果。
中共内部也出现过另一种声音。如以改革形象著称的官员潘岳（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深圳特区报》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６日），提出中共应“以新型的执政意识重新审视宗教功能＂，“开辟一个｀功能主义＇新视角＂，他在总结了宗教对社会有益的功能後，表示希望中共“不再被动应付宗教＂，而要“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起摧毁宗教或腐蚀宗教的中共以往政策，潘岳先生的观点有积极意义，但是他没有脱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路。这样说不是为了求全责备，而是因为此种出发於权力集团的思路不能实现其希望的“功能主义＂。
宗教是一个独立体系，虽然立足於现世，面对的却是彼岸世界。宗教体系是一个完整的、包罗万象、且绝对不会从属於其他体系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同时也是囊括现世与其宗教有关的人与事的实体。宗教体系有很多层面，不同角色与不同部分在体系中各归其位 寺院、僧侣、僧团组织、僧团领袖、教派、法王和最高的宗教领袖……有教育体系、考试与选拔的体系、经书研读和传承、面对大众的讲经传法；有信众、居士；有各种宗教节日、繁复的仪轨与修行、大规模的法会等等……在这种结构中，不需要每个局部角色对体系总体把握，或体现整个体系的完整意义，只需要其完成局部功能。关键在於体系是完整的。只要体系完整，众多局部就可以在组合中实现宗教的整体意义，并完成宗教的整体功能。那些局部如同多米诺牌一样相互制约，彼此支撑，不能简单地论定哪个局部可以不要。即使单独看某些局部似乎无用，但其是整体中的一个支点，去掉它会带动连锁变化，体系的完整性就会出现缺失。
由此而言，对宗教是不能采取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的，不能只允许看上去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禁止看上去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在一个体系中，所谓“精华＂与“糟粕＂不可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某些被局外人感到奇怪甚至荒谬的事物，如闭关，苦修，禁欲等，不能把它们当作单独事物进行质疑，因为它们是组成一个完整体系的不同局部，是在历史积淀中形成和互为组合的。一个大体系不会是单一成分，必然要滋生出形形色色的事物。旁观者看其好坏，不过是价值观不同的评价。即使宗教有改革的必要，也不是能够以世俗权力从外部推动的，不能是那种外科手术式的局部切除和移植，而必须是宗教从自身内部进行的改革，是一种自发的、平衡的、水到渠成和整体协调的改变。只有发自於宗教内部的改革才会是良性的和平衡的改革。
总之，宗教不是能够被“引导＂、改造和利用的。宗教的现世功能只是其走向彼岸世界的过程中自然结出的果实。这种关系不能颠倒。彼岸世界怎能被现世权力引导和改造呢（如果不是相反的话）？这样的想法违背宗教的基本原理，如果不是对宗教的无知，就是出於对权力的自以为是。现世世界如果真想“利用＂宗教的话，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对宗教进行干涉，给宗教以充分自由。那时，宗教的善果将会自然降临人间，造福人类。
１７、末法与末世
在藏传佛教体系保持完整的以往年代，普通信众尽管教育水平不如今天，却是“如法＂。一个衣衫褴褛目不识丁的老婆婆，也许只有一盏从家乡千里迢迢带到佛像前的酥油灯，但她的祈祷从保佑宇宙万物众生开始，到保佑人类、保佑西藏、保佑达赖喇嘛健康长寿，保佑部落村庄，保佑亲戚朋友，最後才会求到保佑自己。而今天，寺庙香火旺盛，衣衫光鲜的人们在拉萨大昭寺一出手就点上千盏灯，祈祷的却只是保佑自己发财升官，许诺自己所求能实现就出更多的钱拜佛 那无异把世间行贿手段拿来收买佛。大昭寺的喇嘛终日被过度香火所熏而感身体不适，释迦牟尼像因为太多的人上金粉（上一次全身金粉的价格为６０００元人民币，上一次脸部金粉的价格是３００元），每隔不久就会被过厚金粉变得形象臃肿，必须把金粉结成的壳去掉。这种“瘦身＂过去每年只做一次，现在则是四五次。做了坏事的人因为缺乏因果的正见，不是去改邪归正，而是以为只要肯花钱点灯、烧香、放生或给寺庙供养就能够抵消罪孽，花的钱不过是以罪孽挣的钱之零头，从商业角度绝对是合算的投资。
色达五明佛学院一位僧侣告诉我，他认识一个藏族青年，把家里的二百头犁牛全部放生。青年由此认为，做了这件善事足以宽恕以後他犯的所有罪孽。他不知道在佛教因果相报中，一个因和另外一个因是不能混淆和错乱的。放生犁牛和再犯罪孽是不同的因，各有各的果报，不能相互抵消。这本该是佛教常识，但那位舍得把全家犁牛放生的信徒对此却一无所知，可见宗教教育缺乏到了什麽程度。这是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所导致，然而却不会带来中国当局希望的结果。例如那位藏人青年的理想是去印度参加争取西藏独立的军队。他并且肯定地认为，只要为西藏独立斗争，死後都将往生极乐世界。这种话听上去已经不像佛教徒的语言，而是从伊斯兰圣战者口中说出。
中国当局应该由此认识到，这位藏族青年的狂热和偏激并不是因为学懂了佛教的结果，恰恰是没有学懂的结果。按当局目前的政策把宗教搞乱，使宗教失去哲学内核和体系框架，反倒使宗教更有可能成为任人取舍的工具，大众的迷信更容易被蛊惑煽动。一旦信仰失去宽广的眼界、多样化的空间和互为制约的平衡时，就会因为狭隘而走向极端，宗教仪轨变成巫术，惑众妖言或旁门左道趁机而出，被装扮成教主的野心家控制，成为作乱的工具。佛教本是最排斥暴力的，然而既然有一个藏族青年开始这样想问题，难保将来不会有更多的青年这样想。这几年在康定、理塘、成都、拉萨、昌都……不都已经陆续发生了爆炸吗？
所以从长远看，对西藏宗教的毁坏不会给西藏带来稳定。对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除掉了坚持宗教原则的高僧大德，留下投机效忠的势利小人。但投机者永远都会投机，未来无论有什麽新变化，他们都可能立刻转变，并用另一个方向的极端表现去洗刷相反的过去。今天以世俗物欲诱引藏人淡出宗教，使他们投入逐利行列，也许一时能转移藏人对其民族问题的关注，但不会使民族问题就此消失，反而失去了宗教赋予藏人的慈悲心和行为约制，未来可能导致更难控制的爆发。人是需要信仰的。让全社会的人一切向钱看，短时间也许可行，长久则必会自食恶果，因为钱能形成的平衡远远少於它所造成的失衡，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反而是越有钱越需要信仰，否则就会出现危机。
其实从治国角度，体系完整的大宗教本可以成为最有效的稳定器，不仅对藏地如此，汉地更为需要。佛教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与中国社会有良好的适应性，虽然没有占据国教地位，但在孔孟之道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今天，佛教在中国民间仍然保持著生命力，成为难得的可以整合社会的信仰资源。藏传佛教相对汉传佛教有独特优势：一是佛教在西藏有世代国教的地位，保存得最为完好，在共产党统治期间中断时间也比汉传佛教短，而且一直有流亡藏人保持著未中断的纯正传承。僧团领袖堕落和僧团腐败的问题是目前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共有的，但是藏传佛教有达赖喇嘛及各教派法王等宗教领袖，具有进行自我净化的权威与能力，汉传佛教却缺乏这种具有公认权威的领袖；二是藏传佛教重视修行仪规和方法，讲求实修，比起汉传佛教相对形而上的思、悟境界，对需要从感性入门、明确引导并要求立竿见影的大众更为适合，更容易把握；三是藏传佛教的活佛制度能为信众提供人格化权威，使信众获得比较直观的依赖，由此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四是西藏文化具有世界性影响，已经成为时尚，加上它特有的审美性和神秘色彩，比较容易得到汉族文化精英的认同，并借助他们的能量进行传播。
因此，藏传佛教本可以成为填补汉人信仰真空状态的宝贵资源，中国政府既然不断宣称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就应该把藏传佛教视为中国自身的重要财富而加以珍视和保护。对於汉人是否需要宗教，应该已是不需要论证的问题。让我在这里转述一个小故事，是一个警察给我讲的他本人亲历之案。这样的故事在今日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朝鲜战争时四川出了个用胸口堵枪眼的英雄黄继光，今日其家乡出来五兄弟到成都打工。一天老二和老三喝酒，先是感慨没钱花，然後琢磨怎麽才能搞到钱。老二说他有一个康定的朋友常来成都做生意，肯定有钱。於是哥俩商定老二负责把朋友带来，由老三下手。不久朋友来成都，老二约他到自己住处喝酒，老三作陪。二人给朋友酒里放了安眠药，不停劝酒，直到药力发作，朋友睡倒。老二对老三说下面该你了，便到外面去等。老三用绳子勒那睡去的人。朋友在窒息中蹬腿。老二听到屋里挣扎不已，担心老三对付不了，便进屋按住朋友的腿。朋友被勒死後，从他身上搜出九千元钱。哥俩把尸体藏在床下，出去喝酒分钱。路上给老大打了一个电话，出二百块钱让老大帮助处理床下的东西。老大赶去一看，原来是尸体，知道自己一个人处理不了，便打传呼叫来老四老五。这哥仨算帐，买口袋多少钱，绳子多少钱，还要花钱租车等。等三人把尸体弄出去扔进河里，二百块钱还剩七十多，哥仨吃了一顿饭就全光了。死者失踪後，家人到公安局报了案，很快查出线索，抓住老二，其他几兄弟也随之落网，只有老三逃跑。公安局去乡下老家抓老三，其母一问三不知。有一个警官很能干，把那母亲单独叫出门，塞给她二百元钱。母亲立刻说出老三藏的地方，由舅舅带路，抓住了老三。
照理说警方圆满破案，可是给我讲述的警察却是从头到尾嘘嗟不已。我在这里转述这个故事，实在难以抑制心中悲叹 如此一个民族还要摧毁宗教，其智何在、其心何在、其前途又何在？！
2003年2月～3月北京---转自《民主中国》2003年五月号(5/1/2003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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