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藏通讯》
- 达赖喇嘛西藏三.一十四十四周年纪念讲话
- 达赖喇嘛称西藏最终将真正自治
- 嘎厦三.一十四十四周年纪念讲话
- 中共无理处死无辜藏人
- 就阿安扎西案的三项疑点呼吁最高院提审
- 达赖喇嘛主持时轮金刚大法会
- BBC记者陈立专访达赖喇嘛
- 台藏交流基金会成立陈总统莅临致词
- 台藏关系解读不宜泛政治化
- 2002年西藏人权报告
- 在理塘寺废墟上成长的活佛
- 中共害怕丹增德勒喇嘛影响力才判他重刑
- 西藏原油外运创纪录
- 王力雄因质疑活佛藏人死刑案遭报复
- 谁陷害了阿安扎西活佛？
- 藏人与移民的回族发生冲突
- 西藏人权状况没有明显改善
- 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 西藏第八次宗教大会
- 达赖喇嘛今年可能三度访台
- 达赖喇嘛为印度医院捐款
- 西藏尼姑与公安人员发生冲突
- 西藏生态日趋恶化
- 三藏人在尼泊尔被捕判刑
- 一名前西藏政治犯去世
- 二零零二年西藏重大事件摘要
四十四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
在西藏民族起义四十四周年纪念集会之际，我向境内外所有西藏同胞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及支持者表示问候。
总体而言，西藏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虽然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西藏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丧失权利的边缘化状况仍在继续，同时其人权状况和宗教信仰自由问题至今依然令人焦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实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的权力正常转移，从而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表明了中国的政治意识之发展和顺应潮流的新气象。
由於江泽民继续了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因而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贸易、外交领域等方面变化尤为突出，对这一切我都是表示欢迎，因为我一直强调要设法把中国纳入国际大家庭中，任何阻遏或孤立中国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辖的人民之基本的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以及自由的权利等必须予于尊重，尤其是所谓「少数民族」的权利由於遭到漠视而引发了许多的问题。
去年，中国政府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是好的现象。象西藏政治犯达纳·吉美松波和女尼阿旺桑卓等人所以遭到监禁，仅仅是由於他们反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或勇敢地说出了西藏的历史状况。从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了境内西藏人民之勇气和坚强的决心。
去年九月，我的代表前往中国北京和雪域故土，从而重新恢复了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期间还会晤了一些西藏籍高层官员，尤其是有机会向中国领导人详细叙述我们的意见，并且是在友好和具成效的气氛中交流看法的。
我指示我的代表要设法寻求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和谈的途径，要利用一切机会对我们的观点和立场由於交流不畅而造成不明或误解的情况做出解释。这是运用人类的智慧和人道、通情达理地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并加深理解的唯一途径。虽然这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轻易完成的，但在消除过去几十年中累积的苦难、仇恨、疑虑和猜忌的同时，双方在平等、友好、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是极为关键而重要的。
虽然中国政府承诺容忍西藏特殊的文化、历史和民族特性并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在现实行为中却恰恰相反，对西藏的特殊不仅不予尊重，而且对忠于西藏的西藏人被指控为分裂主义分子而继续推行残酷无情的镇压政策，从而使西藏人民丧失了表达正义的机会。最近中国政府不经过合理的法律途径而杀害藏人洛桑顿珠，并判处丹增德勒仁波且死刑等就是一个明证。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予改正。
我衷心期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拥有为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而开启新篇章的勇气、智慧与高瞻远瞩。从国际社会可以看出许多以民族问题为根源的纠纷由於遭到漠视或未能得到合理解决而最终酿成棘手难解的困境，因此，妥善解决这类问题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如果能够以智慧和具有开创性地解决西藏问题，则不仅可以表明一个变化、发展的中国，而且也可以明确地展现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足以承担更多责任并值得信任的前进中的强大国家。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采取实质有效的措施，则可以在国内或国际社会中创造具信心、信任与宽松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国际社会目前由於冲突、恐怖主义和民族纠纷而焦虑之时，更可以为世人做出榜样并赢得信任与崇敬。
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职位或其他利益，明确这一点很重要。早在1969年我就明确地确定要由西藏人民来决定已经延续几百年的达赖喇嘛之结构传统是否还要继续延续下去。1992年我在一份官方的正式公告中明确指出：一旦我们获得一定的自由而返回西藏，我将不会在西藏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而且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的政治职务-----当然，如我常讲的那样，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真诚地希望能够为人类与生俱有的善良价值和促进各宗教间的和谐关系而效劳-----同时我还宣布届时西藏流亡政府将会被解散，未来的新的西藏政府的工作必须要由目前在西藏境内的藏人负主要的责任。我还坚信未来的西藏必定要有不分宗教的民主制度。因此，所谓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恢复旧制度的说法是对事实的歪曲，西藏境内和流亡的藏人都已经完全走出了西藏的旧制度，没有任何一个西藏人还希望恢复旧西藏。与此相反，我们刚刚流亡国外时就开始致力于流亡社会的民主化，一直到2001年实现了流亡藏人的政治领导人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在人民中推广对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识的认识。
七十年代初，我和藏人高层官员商讨後明确决定：将以『中道』路线寻求解决西藏的问题。我的『中道』思想不仅不寻求西藏的独立或从中国的分离，而且相反，为了保障自认为藏人的六百万人民之民族特性、宗教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为了保护脆弱的西藏高原之生态环境而一直是在努力寻求一种自主自治的途径。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是一个根基于许多世纪以前的古老文化意识并在二十一世纪仍然能够利益人类的文化与宗教。如果『中道』思想真的得到实现，则有益于中国的统一与稳定。我对这种切实可行而又立竿见影的解决方式充满信心，并将继续寻求互利的解决途径。
现实是我们必须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上相互依存，因此通过理性和智慧解决个人、人民或国家之间的纠纷时，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创造以和平非暴力为基础、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政治艺术或习惯。
我们的斗争是以正义、公正、非暴力和互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为了对抗中国。因此，我们在国际社会和汉民族中都获得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对国际社会始终如一的同情和支持我表示赞赏和感谢！同时对印度政府和人民始终如一地给予我们的巨大援助和支持我代表所有西藏人民再次表示衷心地感谢！
最後，向为了我们的自由原则而献出生命的所有英烈们致于崇高的敬礼！为我们的人民早日摆脱苦难而祈祷！
达赖喇嘛
藏历第十七个胜生周之水羊年一月七日
西历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
(美国之音陈苏1月25日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国际压力和中国内部的迅速变化，将迫使中国最终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星期四在离印度首都新德里450公里的萨尔纳特表示，他欢迎中国当局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最近恢复会谈。他说，西藏与中国领导人的正式接触，将促使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得到发展。
达赖喇嘛对那里的记者们说，西藏要求的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真正自治，是"在中国宪法的框架里，不影响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全面自治。"达赖喇嘛说，虽然中国宣布西藏为自治区，但是那里缺乏真正的自治。西藏人民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他补充说，在中国领导人的言辞与行动之间有著巨大的差距。达赖喇嘛说，西藏自治是个复杂问题，他不知道还需要花多长时间西藏才能得到自治。
达赖喇嘛在解释解决西藏问题的所谓"中间道路"时说，国际间的支持，以及中国国内人民对西藏问题的重新认识，将会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西藏真正的独立。他还说，若西藏获准自治，享有若干程度的自由，他会将所有行政权移交给民主政府，一个代表人民意愿的、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将管理未来的西藏。达赖喇嘛说，他的三个主要目标是弘扬人权价值、提倡人道主义的福祉和西藏人民的自由。他还说，人道主义没有人类同情心就无法生存下去。
四十四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
今天，2003年3月10日，是西藏人民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在西藏首都拉萨反抗中共统治的四十四周年纪念日，在这一特殊的时刻，谨向为雪域西藏的政教事业而献出生命的无数英烈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向仍处於中共暴力压迫下的无辜之民族英雄们表示深切的问候！去年的三·一十纪念集会上，第十二届嘎厦政府在讲话中回顾了过去四十三年的经验教训，表明本届政府将遵循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通过和谈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并呼吁人民给予关注和支持，同时也谈到希望能早日实现接触与和谈。由於那是嘎厦经过深思熟虑後的重要宣示，因此希望引起所有藏人的重视。在此，对一些基本情况就不再赘述，而只对过去一年中的变化和与此有关的计划等做出说明。
从2002年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领导人取得联系後，经过交涉，于去年九月终於使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完成中国西藏之行，并有机会与许多中国领导人交流观点，由此恢复了双方自1993年以来断绝的联系，而且有希望使这种联系能够得到持续与发展。这一切不仅使境内外的西藏人感到兴奋或希望与疑虑交织，而且也使国际上许多关心西藏命运的政府和团体看到了希望并感到振奋。
作为「三区统一、自主自治」为宗旨寻求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之支持者，我们必须抓住目前的机遇，从藏人的角度而言，必须谨言慎行，不至於因其行为而对和谈造成障碍或丧失机会，因此，我们在本届议会第四次会议提出了『从现在开始到2003年6月左右为止，我们必须表现出积极、友好的态度，并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努力』的决定。虽然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的团体对于嘎厦的要求或决定是否妥当有许多的异议，但大都给予了支持或配合，对此我们表示赞赏。由於议会和人民的配合，在过去的半年中，中藏关系不仅未遇到困扰或障碍，而且有希望或正在部署进一步的接触与交流。
此外，对嘎厦六月份的期限，有不少以各自的立场做了各种不同的揣测，但这些并不表明任何的事实。本届政府已明确宣布对任何问题都将遵循真实（正义）、非暴力和真正民主的原则，可以肯定地说，任何超越上述原则范围以外的揣测都是绝对错误的。不管是2003年六月或其他任何时候，当确定中藏会谈无法达成之时，流亡政府会对目前的策略等重新做出评估，但是对於『中间道路』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不会或没有任何改变的计划。对此这一原则问题，绝没有任何可供新闻媒体联想或揣测的空间。
当我们说为了给中藏和谈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对抗时，有人却指责说这样做是蔑视公理与卑恭屈膝，那是由於不了解实情。自达赖喇嘛的代表访问中国到至今为止，我们从未停止对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等不合理行为的批评，例如对丹增德勒仁波且和洛桑顿珠在未得到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和执行死刑等行为我们向中国有关领导人做出了强烈的批评，而且在国际社会通过各中途径做了广泛的宣传和各种营救活动。也有一些人士认为可能会影响中藏和谈而建议暂时停止类似活动，但由於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漠视不管，因此没有接受。即使在中藏和谈期间或通过和谈达成双方满意的共识之後的未来，如果出现了不合理的行为，我们仍然会一如既往地面对并进行和平的抗议，而绝不会漠视或故意回避，因为这违背了正义与非暴力的理念和原则。同时，任何的批评或抗议都将遵循慈悲的动念并表现为非暴力的形式；绝不会以仇视和愤怒为动念采取暴力的行为，这也是上述理念所决定了的。
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五十五年来的汉藏纠纷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也是涉及民族问题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西藏问题的实质虽然不是民族间的冲突，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地位等极为深远的问题。雪域西藏的民族不仅从历史、语言文字、文学、宗教、传统、文化、艺术等诸方面表现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民族，而且在过去的三千余年间与所有的邻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发生过极为紧密的联系，其中与中国时战时和，虽有高低起落，但大部分时间仍是互利互助的友好相处，尤其是自公元十三世纪开始建立起特殊的檀越关系以来，对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未来当西藏实现自主自治以後，为汉藏和睦相处，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精神是民族团结的必要性重于政治上的需要，这是一种很崇高的见解，对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与团结是一种跃进式的发展和丰富。所谓的民族平等并不依赖于人口的多寡以及经济、军事的力量，而是运用人的智慧与感受，不区分所谓高低好坏而达成的平等相处，因此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汉藏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和睦共处之政治与社会条件成熟，则毫无疑问，这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团结与和平稳定的基础，而且也会成为解决中国其他问题或国际上民族纠纷等方面的最佳楷模。
达赖喇嘛提出通过三区统一使所有藏人都处于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之中的构想，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民族问题，并使汉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和睦共处与稳定。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坚持这一关系民族未来的必需条件，这并不是汉藏和谈的前提，而是最终的目标。一些反对汉藏和谈的人士宣称：如果和谈实现，除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对自治区以外的其他藏人不会有任何的利益。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歪曲，是为实现少数人的个人利益而制造的谣言，对此众人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在过去的四十四年中，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对於西藏三区不可分割的原则和立场不仅从来没有丝毫的动摇，而且有关决议由西藏人民议会一直通过而成为永远不可放弃的原则。
实现民族平等与团结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彼此间表里一致的慈悲与友爱以及没有嫉恨与仇视，因此，我们今天再次重申去年的讲话中所发出的呼吁，即境内外的西藏人民要舍弃对汉民族的嫉恨与仇视，要争取以友好慈悲的心理相互交往。这不仅是我们西藏民族力量的唯一基础，而且也符合达赖喇嘛祈祷的『因烦魔所迷而疯狂，其害人损己堪悲愍；赐凶横之众知取舍，入慈悲友爱愿吉祥』之目的，尤其是实现『长久铭心之所愿与所欲：是整个西藏自由之吉祥，与享受政教结合之欢宴，愿此良辰吉日尽早来临』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就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势而言，从1951年开始，西藏民族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参与中国的革命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也是中国领导人所明确承认的。虽然对於过去的功过评说是另一回事情，但西藏民族参与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在极端艰难、冲突乃之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西藏境内的人民不仅依然维持和延续了自己的文化、风俗习惯、传统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基础的语言和文字，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历史，这种伟大的业绩再次表明了西藏民族的伟大与坚韧。此外，从诸多方面已证明境内藏人的民族意识远远强于境外的藏人，去年达赖喇嘛的代表在西藏逗留期间，也感受到了藏人领导和干部之智慧、勇气和决心，并因此而感到振奋。当未来的汉藏和谈真正实现时，不仅希望境内藏人学者和长辈就西藏的未来、发展计划以及与中国政府的协商等方面发挥部分主要的作用，而且在西藏真正实现自主自治的地位以後，其管理等也要有目前在西藏的具有丰富经验的藏人干部们担负起主要的责任，这点达赖喇嘛在1992年发布的《未来西藏政治指导》中已做了明确的说明，由於其重要性而在此予重申。
在历史上，至为明显的事实是，西藏的所有失败与衰败都是由於内部的分裂，因此，我们要吸取教训，未来在涉及西藏之原则问题时一定要同心协力。去年也曾谈到这一点，由於其重要性而予重申。
境内西藏人民的心愿与誓言坚定一致，反而是在自由世界的流亡藏人有时候如山坡上的流水顺势散流，这是不好的，希望大家以民族大业为重。如果西藏人方面具备了我们可以具有的条件，则中藏间无条件地举行具实质意义的谈判就一定是水到渠成。
最後，祝达赖喇嘛长寿！祈愿其心愿自成，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
【本报记者综合报导】为了让丹增德勒仁波且保持沉默以及为了消除丹增德勒仁波且在当地藏人中的巨大影响力而被中共作为指控罪名进行陷害之工具的藏人洛桑顿珠已于一月二十六日被秘密处决。西藏人坚相中共如此匆匆忙忙地处死洛桑顿珠是因为诬陷丹增德勒仁波且的所谓证据只有中共声称的洛桑顿珠的交代，但是，洛桑顿珠从被捕的那一天到被处死为止的几个月中，唯有第一审时有丹增德勒仁波且的两位亲属见到过他（这也是外界唯一一次见到他），据两位见证人介绍，洛桑顿珠在法庭上以藏中两种语言明确否认实施爆炸，也否认丹增德勒仁波且与此事有关。但中共基于对丹增德勒仁波且在人民中影响力的恐惧而罗织罪名的需要，仍然秘密处死了洛桑顿珠，而且拒不公布所谓的罪证。
西藏人相信，中共这样做是因为除了洛桑顿珠的所谓口供而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而洛桑顿珠的所谓口供在死无对证且在长期关押期间一直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由当局随意编造。而如果洛桑顿珠真的有中共宣称的交代内容，中共就绝不会如此匆匆忙忙地将其秘密处死。根据中共的脾气，应该是召开几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从而证明其一直宣称的达赖集团以宗教为幌子进行恐怖活动的宣传指控，然而中共没有这样做，而是做贼心虚地将洛桑顿珠秘密处死以杀人灭口，制造死无对证的局面，说明中共手中并没有真正可以支持其对丹增德勒仁波且指控的口供，也印证了洛桑顿珠在一审时法庭上的陈述。这也是中共拒不公布所谓罪证的原因。
对中共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据《天葬》一书的作者、对西藏问题颇有研究的中国作家王力雄向美国之音证实，据他所知，对丹增德勒的上诉星期五进行审理，但是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而被判死刑的洛让邓珠到目前还没有提出上诉。
王力雄说："因为我们只能从一些侧面的渠道了解一些情况，从法院司法体系它是不跟我们交流的。所以我们听说是洛让邓珠没有提出上诉，但他也不服一审判决。丹增德勒他是提出了上诉。我们一直想给他们两个人找在上诉过程中为他们辩护的律师。而且我们也找到了律师也得到他们家属的委托。另外，四川省高法开始也同意接受我们的律师，但是後来突然变卦。所以我们只是听说今天进行上诉的开庭审理。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
王力雄介绍说："起因是去年的4月3日在成都的天府广场发生了一起爆炸，这个爆炸当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亡。据警方是这样介绍，人们都跑去看热闹的时候，有一个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发现有一个男子往外走。於是这个学生感到可疑，就做了报告，警察就把这个人拘捕了。这个人就是洛让邓珠，在审讯过程中供认他是爆炸的施行者。又在经过一段时间审问以後，他供认幕後的主使是丹增德勒。丹增德勒是甘孜州亚江县一个寺庙的活佛。抓起来以後也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审讯以後供认他是爆炸案的主使者。
最後在去年12月2号由甘孜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做了一审判决。两个人都否认自己跟案子有牵连。我们听的情况就是这样，至於具体的内幕情况到底是怎麽样，因为整个司法运作没有对外公开，不能知道情况到底是怎麽样。"
中共在一审判决後，丹增德勒仁波且提出上诉，并有一盘录音磁带从监狱转辗传到国外，在这盘从四川省监狱偷运出来的录音带中，丹增德勒在今年1月18日的录音中说：『无论当局做什麽、说什麽，我都是完全无辜的。』他还说『我经常敦促人民心存良善、关怀他人。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言行。』
丹增德勒说，他只是听闻有炸弹事件。『对我的指控是不对的，我被指控因为我向来真诚献身於西藏人的福祉。我从来没有散发信件或小册子，也没有秘密放置炸弹。』
香港亚洲人权委员会发言人沃里斯表示，他怀疑丹增德勒.仁波切受到了不公平的审判。他说，"多数涉及西藏人的审理都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性审理，被认为是公平审判的可能性很小。他们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当局本来要在一月初审理他们提出的上诉，但是到了最後一刻被取消了。"
据西藏青年会消息，在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印度南方班劳市地方分会的组织下，迭吉拉索、洪素、比拉库佩青年会和妇女会的 200多名成员于1月 21日在该市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绝食抗议活动。另外，孟戈特地方青年会和妇女会也在 1月 21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绝食抗议活动，以抗议中共非法关押丹增德勒仁波切，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事件。
在达然萨拉，流亡藏人在得知洛桑顿珠已经被处决的消息後，各团体分别组织举行烛光游行、诵经祈祷等活动，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些事件。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在印度新德里，有超过250名学生和妇女举行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当局处决藏民洛让邓珠以及驳回西藏僧侣阿安扎西的死缓上诉。
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几个团体发布的消息以及美联社的报导，在判处丹增德勒仁波且和洛桑顿珠死刑的同时，又有10名藏人被中国当局逮捕，目前仍被关押，其中三人已被分别判刑。消息说，这些人被捕或被判刑与因涉嫌去年4月成都爆炸案而被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的事件有关。美联社报导说，四川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宗教事务局官员证实，确有三名藏人在甘孜州进行的两次审理中被判刑，其中一位叫次仁邓珠的被判刑5年。海外西藏团体透露说，次仁邓珠年龄在65岁到70岁之间，是一位村长，曾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一事在村里收集了2万多个请愿签名。
总部设在伦敦的西藏信息网负责人杜丁向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感到关注的是，这不仅仅是逮捕和判处几位被指控为爆炸案主谋的宗教人士个人，而是系统地企图将政府无法控制的团体和宗教活动置於政府的控制之下。"
亚洲自由电台2月4日消息，中国当地的官员曾警告日前被处决的藏民洛让邓珠以及被判死缓的西藏僧侣阿安扎西的，不得打电话向外界透露洛让邓珠和阿安扎西两人的情况，否则将受到惩罚。
洛让邓珠的家属还说，他们在洛让邓珠被处决後五日先从外界获知有关消息，当局至今拒绝向家属交还洛让邓珠的遗体。
《西藏时报》2月10日报道，中共禁止被处决的洛让东珠和判处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家属与外界接触，并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严密监控。
据亚洲自由电台藏语台消息，有关中共恐吓被处决的洛让东珠和判处死缓的丹增德乐仁波切家属禁止对外界接触情况，他们的一位亲属对亚洲自由电台说：地方官员禁止我们对外界说话，如果谁向外界泄漏有关被处决和判刑的情况将得到惩罚。所以，大家都不敢向外界告知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在被逮捕的危险处境下，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关注这一事件。
另外，他们的一位不想透露名字的家属说：洛让东珠被杀害後中共政府对他的尸体进行了非同一般的严格控制。1月26日四川省法院驳回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上诉後，中共把丹增德勒仁波切秘密押送到别的监狱中，现在没有人知道他被关在什麽地方。对洛让东珠的处决其家属是在五天以後才知道的。因为洛让东珠被处决後的第五天的1月31日中共政府向甘孜州的18个县散发通告之後，其家属才知道洛桑顿珠已遭杀害。中共二审丹增德勒和洛让东珠前虽然通知其家属1月10日开庭。但是，1月10日这天法庭没有任何的动静，所以其家属向中共政府呼吁进行重审。当时，中共官员说：「那是中共政府要决定的事，对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作出决定後会通知你们。」但没有想到接著却看到已经被处死的通告，其遗体也不知在何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03年1月26日星期天，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甘孜州首府康定对阿安扎西"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案"进行了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洛让邓珠死刑、阿安扎西死缓的原判，并对洛让邓珠执行了死刑。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此案审理过程中存在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情况与事实不符、地方司法系统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三项重大疑点，分述如下：
一、中途改换律师：
甘孜州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後，国内24位各界人士发表建议书，表示为保证上诉审理的公正透明，愿为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进行上诉辩护。2002年12月17日，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的张思之律师和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会更律师同意为阿安扎西辩护。
12月18日，甘孜州理塘县的自仁鲁鲁（阿安扎西的叔叔）签署委托书传真给两位律师，同时通过邮局发出正式委托书。
12月25日，在收到自仁鲁鲁的正式委托书後，李会更律师与阿安扎西上诉案的承办人--四川省高法刑事一庭的王静宏法官电话联络，给他传真发去律师事务所公函，以及自仁鲁鲁的委托书（原件随後以特快专递发四川省高法）。王法官收到後电话确认。
第二天，12月26日，王静宏法官打电话给李会更律师，询问两位律师何时可到成都阅卷。王法官表示自己要出差，但可以与两位律师的日程配合。双方约定2003年1月6日星期一到四川省高法阅卷。
12月27日上午，李会更律师再次打电话给王法官，确定会见阿安扎西之事。王法官介绍了去康定的路线与路况。因阿安扎西不懂汉语，两人就翻译问题进行了讨论。王法官表示理塘藏话地方口音浓重，只有本地翻译才能胜任，允诺由当地部门提供翻译人员。
12月27日是星期五，12月30日星期一刚上班，李会更律师突然接王静宏法官电话通知："阿安扎西已於12月17日自己委托了两名律师，并已交上书面辩护意见"，告知张、李二律师不能继续作为阿安扎西的二审辩护人。
这里的疑点在於：作为二审的主审者，王静宏法官怎麽可能在十天後才知道阿安扎西自己委托的律师，却在此之前接纳了张、李两位律师，积极配合，毫无其他迹象？如果说问题出於沟通，王法官所说阿安扎西委托的律师"已交上书面辩护意见"，写出书面辩护意见的前期工作必须阅读案卷，那麽"阿安扎西委托的律师"如何在主审法官不知道的情况下调阅了案卷并写出了书面辩护意见呢？
此後王法官再不露面。张、李二律师向合议庭提出书面交涉（见附录），希望"按日前与主审法官商定的行程安排，及时赶赴康定，专就'委托律师'问题徵求阿安扎西本人的最终意见"，但无论怎样催问都无回答。阿安扎西的亲属也以书面向四川省高法表达不同意见（见附录），认为阿安扎西会愿意接受亲属为他委托的律师，要求让阿安扎西充分了解情况後进行选择，但也一直得不到答复。
我认为，如果阿安扎西参与爆炸案的证据确凿，就不应该发生中途改换律师的变故。把张思之律师和李会更律师换成两位难以保持独立地位的甘孜州律师，目前已经被很多人视作是为掩盖某些真相才采取的措施。
二、对外宣布的情况与事实不符：
2003年1月26日新华社对案件二审结果这样报道：阿安扎西、洛让邓珠"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两被告人均供认不讳"。然而参加了一审开庭的阿安扎西亲属却亲自在法庭上见闻阿安扎西否认自己与爆炸案有关，表明他是被冤枉的申辩过程。那麽"供认不讳"从何而来？对外进行这种与事实情况不符的报道，目的又是何在呢？
报道还称："一审宣判後，被告人洛让邓珠服判，不上诉"，而在甘孜州当地，人们说的却不是洛让邓珠因为服判而放弃上诉，而是因为他顶不住压力指认了阿安扎西，导致阿安扎西被捕和判刑，为此感觉愧疚才求速死。据说洛让邓珠有这样的说法：把他枪毙他"高兴得很"。这种推测目前未加证实。不过在一审宣判後，洛让邓珠口喊"阿登彭措（阿安扎西所转世的活佛之名号）万岁"的口号，却是阿安扎西的亲属在一审法庭上所亲见。
三、地方司法系统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
上述报道称"本案一、二审期间，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无法接触审案过程和案犯本人，但是从阿安扎西亲属所受的对待可以看出，连他们的诉讼权利乃至人身权利都没有得到保障，案犯本人权利得到保障的说法显然令人难以信服。
阿安扎西亲属反映了如下情况：
1、一审期间，他们表示要给阿安扎西找律师时，有关部门粗暴回答阿安扎西是反革命罪，不给找律师；
2、理塘县公安局规定他们去康定必须经公安局长批准，否则就要把他们抓起来；後来发现亲属委托了北京律师，又进一步命令他们不得离开理塘县城；
3、2002年12月27日星期五（李会更律师与王静宏法官商讨到康定会见阿安扎西的当天）下午，理塘县公安局对阿安扎西三家亲属进行传唤，查询谁委托的北京律师，同时警告後果严重，後果自负；
4、2002年12月30日，自仁鲁鲁就律师变故一事致信四川省高法，後多次电话询问，法院方面始终不予回答。亲属希望知道如何能与法院所称的"阿安扎西自己委托的律师"取得联系，本该是亲属的基本权利，也未得到回答，至今亲属尚不知道律师是谁；
5、2003年1月10日，听说二审在康定开始进行，阿安扎西亲属打电话给甘孜州法院询问情况，但受到对方厉声斥责，要他们"少管闲事"。
另外，因为我个人对案件表达了看法并公布所了解的情况，甘孜州警方在当地展开了针对我的调查，牵扯了一系列我在甘孜州接触过的人。我的朋友廖亦武也被成都警方整夜审问，并对其家进行了搜查。
以上情况足以让人认为，此案在四川省之内难以得到公正审理，目前的判决存在著冤假错案的可能，加之此案涉及民族关系、宗教人士和国际影响，案情疑难、复杂、重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对於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正确，但是在适用法律上有错误，或者案情疑难、复杂、重大的，或者有其他不宜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的情况的案件，也可以提审"--我郑重提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提审。
王力雄
2003年1月27日北京
综合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於1月12日在印度菩提伽耶主持佛教时轮金刚灌顶法会。
据悉，法会为期10天，有20万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参加；达赖喇嘛在前行法会上致词时说："在今天这个盛会上，我看到许多来自西藏的同胞。欢迎你们来这里朝拜或者探亲访友。菩提伽耶是块神圣的土地，是佛教教祖释迦牟尼彻悟成佛之地。我知道你们能够来到这里，一定克服了许多艰辛。"
本次时轮金刚大法会本应于去年举行，但因达赖喇嘛患病临时取消而改在今年举行的。
时间： 2002年12月30日下午
地点：印度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官邸兼寓所
在场人士：达赖喇嘛办公室主任，英文秘书，西藏流亡政府新闻部官员。
陈立：您离开西藏，流亡到印度，迄今已经40多年，但西藏的前景仍然一片渺茫。不过，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在中断10年的正式接触後，您和北京高层又恢复接触，重开对话。您的特使在9月访问了北京和拉萨，西藏问题似乎出现解冻迹象，对此，您是否聊以自慰？
达赖：无论从那层意义上来说，我的特使对中国的访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访问归来，他们汇报说，见面时气氛很好，、（中方）比较积极，所以我很高兴。我觉得，任何问题，任何人类产生的问题，最好的解决途径是坐下来谈，彼此协商。特别就西藏问题而言，我不希望把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中分离出去。我觉得，在兼顾双方利益的前提下，西藏问题应当可以解决。因此，我认为，展开对话谈判，不应当有任何障碍，这是我最基本的信念。最近，我们和北京重新接触，面对面对话，我很高兴。
陈立:您是否觉得，您的特使这次出使北京，象徵意义远远超过实质意义？因为它并没有触及根本的敏感问题？
达赖：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是良好的开端，我们双方将继续接触，接著谈。
陈立:外界有评论说，达赖喇嘛过於自信，过度乐观。有人认为中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改善国际形象，纯粹是公关宣传攻势，并非在西藏政策上回心转意，作出实质让步。您的看法呢？
达赖：现在下结论，时间还早。当然，他们做公关，这也是可能的。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600万藏人的福祉，特别是对藏文化的保护，其中包括藏文和西藏的自然环境。我们跟中国政府接触，主要目的就是，西藏存在很多问题(要讨论)，不管中国政府是否承认。藏人正在经受痛苦，环境也在遭到破坏，这对中国的团结与稳定造成了消极影响，也妨碍了中国西部的开发。我们唯一的愿望是，帮助中国政府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密切观察西藏内部的事态发展。
陈立：您的特使从北京返回达兰萨拉已经三个多月，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有没有下文？您有没有从任何渠道得到任何北京方面的反应？
达赖：现在看来，这个接触还会继续下去，这也是我们的期望。首先是个人之间的接触，双方建立互信，这个过程很需要时间。我从来没有说过，特使北京之行後，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从来没有很高的期待。如果（西藏问题）再要等上几年，也没有问题。
陈立：我想再问一下，到目前为止，特使出访北京拉萨之後，中国政府有没有对您做出任何表示？
达赖:从（北京见面时的）气氛看，中国政府有意继续这个对话过程。
陈立：您是说，北京方面表示，希望和您继续展开对话？
达赖：是的。现在看来，情况正是如此。
陈立:您目前有没有具体的对话或接触的时间表？下一轮接触的时间是否已经作出安排？
达赖：下一轮接触的时间，现在还没有决定。但是，我想，在今後几个月当中，(我的特使)可能将再一次访问中国。这个可能性很大，会发生的。
陈立：您是说，未来几个月内，您的代表可能和北京方面再度会面接触？
达赖：是的。
陈立：可否请您更具体一些？双方将在哪里会面？谁将成为您的特使？
达赖：（接触）会继续下去。到时，我的特使代表团会去。如果可能的话，最後也可以请中国有关官员到印度来，让他们来看看达兰萨拉的情况，看一看我们是否反对中国人。
陈立：我想确认一下，您是说，您的代表可能在今後几个月内和中方官员再度会晤，会见地点可能在印度，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是这样吗？
达赖：这我不知道，无法告诉你。但是，双方的接触将继续下去，这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一直坚持，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我们所讲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寻求西藏独立，但在中国主权下寻求真正的自治），这会继续下去。
陈立：11月份，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访问伦敦时曾提到，他给北京方面定了一个时间期限，也就是在2003年6月底之前对您的主张作出答复或回应。您对中国方面限期作出实质反应，有信心吗？
达赖：实质反应？现在下定论，时间还太早。我们已经要求流亡藏人，以及我们的支持者今後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尽量不要让他们难堪，以创造积极良好的气氛。
陈立：您一定意识到，在达兰萨拉，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很多人已经等不下去。他们对西藏问题迟迟没有突破，已失去耐心，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批评您对中国政府让步太大。6月30日这个期限是不是最後通牒？如果北京方面没有反应，您是否会采取新的对策或行动？
达赖：(笑)这个问题，您最好还是问我的首席部长，他回答得会更清楚。有关的细节，我完全不清楚。2001年，我们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葛厦内阁，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已经正式进入"半退休状态"，最终的决策由民选的内阁来制定。当然，我还会承担最终的责任。我们的立场是与北京之间寻求相互理解。我们不主张藏独，不从中国分离出去。我们的方案，其实正是依照了邓小平的讲话，也就是，除了独立，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我的框架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我想，双方先通过个人接触，先听听北京的看法，也让北京听听我们的看法和不满，面对面交换意见。一旦北京方面发出任做出表态，我们就将立即排遣代表团，展开谈判。一开始，也不必就解决西藏问题设置什麽议程，先接触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现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上任，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接触外界比较多的，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也会增加。因此，我有信心，事态会出现变化，双方能够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如果，到时候，事态仍没有改善，OK!那也没有办法。只能说，所有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陈立：看上去，您对9月份您的特使访问中国，评价颇为乐观。请问，在公开会晤之後，您目前和北京方面是否还有私下或秘密的接触？
达赖：秘密谈判？指的是什麽？当然，我们有一些好朋友，比如中国的一些商界人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和他们有接触，并通过这些人，和中国领导人沟通。这个过程仍会继续，也就是说，非正式的，私下的，个人的接触会继续下去。而後，在这些接触的基础上，创造谈判的机会。
陈立：最近，中国最高领导层完成权力更替，推出了一代年轻领导人，新的总书记也走马上任，也就是90年代初曾担任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的胡锦涛。您觉得，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相比，以他经手西藏事务的经历，您和胡锦涛能打交道吗？ 达赖：至少他在西藏生活过一段时间，认识很多西藏的领导人，包括已故的班禅喇嘛。很自然，与其他中国领导人相比，他至少对西藏有所了解，可能成为有利因素。但是，他在西藏的经历，到底在什麽程度上有助於西藏问题的解决，我们还得看一看。现在下判断，还是太早。我也不想作太多的揣测，说这个可能，那个不可能。我不喜欢揣测，因为揣测可能有害处，也没有用。
陈立：有种看法认为，中国政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经过仔细推敲，较为完整的处理西藏事务的政策。您的看法呢？
达赖：中国政府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住西藏。按照他们的理解，政治是最重要的。(笑)。正因为如此，他们看问题，总是片面的，单向的，不是全方位的。这种情况总是在发生。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能够对西藏问题的各个层面予以充分的关注。不仅仅是西藏，对其他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可以说，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还有点处於'真空'状态，不成系统，不完整。
陈立：您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一再谈到，解决西藏问题，最大的障碍是中国政府疑心太重，对达赖喇嘛缺乏信任感。
达赖：不仅仅对我，对藏人也是如此。(笑)
陈立：您从16岁起，就开始与中共最高领导人接触，打交道，从毛泽东，周恩来，到其他高层领导人。您觉得，您是否还可以作出努力，或者一些让步，来帮助他们克服对您的不信任呢？
达赖：(沉思良久)。我这一代，至少还有一些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历，是在50年代。其中，阿沛阿旺晋美（原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健在，还有其他一些人，大都退休了。我觉得，我们这（老）一代人，有道德责任，就是为解决西藏问题助一臂之力。至少在目前流亡藏人中，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走的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藏人全新的一代。以後的事情，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可能会变得容易一些，也可能变得更为复杂。就我个人而言，我想为解决西藏问题尽己所能。至於我是否能够解决西藏问题，这还有赖於很多其他因素。
陈立：西藏问题没有进展，外界有时也感觉到您的失落和沮丧。很多流亡藏人觉得，您对北京作出让步太大太多，比如放弃藏独，退而寻求在中国主权下高度自治，但北京方面并未作出积极回应。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考虑过再作让步，向北京表达良好意愿，以重新启动政治谈判，求得西藏问题的突破？比如，如果双方达成原则协议的话，您回到中国後，是否考虑居住在北京，而不回西藏定居？
达赖：(笑)从一开始，我的态度就很明朗。问题关键所在，是600万藏人的利益，而不是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旧体制的地位。因此，在流亡藏人社区，我们已经在尽最大努力，建立民主制度。因此，主要是西藏境内的问题。我想，我的'中间道路'主张，实际上，已经作了最大的妥协。我是否还有其他可以让步的地方？我不知道。(笑)至於我未来的安排，不管我是在拉萨，还是在北京，这些都是个人问题，并不重要。
陈立：您一再强调，您最关心的是西藏和藏人的未来。北京方面也越来越感到，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是关键。所以，您未来的政治地位，不可能不成为谈判议程和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难道不是吗？
达赖：1992年，我就说得很清楚。一旦西藏得到自治，我回去後，将把所有的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当然，是按照我们的愿望，选出民主的政府，就像在达兰萨拉这里一样。在我交出所有权力之後，我就是一位普通公民了。我将全身投入到我的宗教信仰的修炼，这个责任，我将至死不渝。
陈立：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本著西藏大局的利益，在您如何返回西藏的问题上，包括待遇，地位，住在何处，这些问题都可以商量？是否是这样？
达赖：是的。这些都不重要。一旦中国政府认真考虑600万藏人的利益,我个人的问题，自然也找到了归属。没有问题。
陈立：您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一旦回到西藏，您将退隐深山密林，像一头受伤的动物，偶尔会会老朋友，朝他们微笑。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藏人把您看作神，还有北京政府，他们会允许您退隐只当一名普通的喇嘛吗？
达赖：当然，不管他们想法和愿望如何，我想，我还是有我的基本人权吧。(笑)。我会争取我的权益，表达我的看法。退位之後，我很想在环境保护上做点事情，倡导人的价值。我想，在倡导人的价值上，中国还需要更多努力。坦率地说，中国传统的孔夫子学说，已经受到极大破坏，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进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管用，在西方也行不通。现在中国腐败现象严重，正是因为没有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我想，在倡导人的价值，家庭社会道德这些立国之本的问题上，我能够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一起，作一点贡献。
陈立：我注意到，您在谈到'中间道路'主张时，开始更多地强调西藏留在中国主权内，对西藏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好处。经济因素是否越来越成为您'中间道路'政策的一个出发点？
达赖：是的。完全如此。我的基本看法是，当今世界越变越小，彼此间的相互依存也越加密切，这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那欧洲联盟的形成来说，并非因为彼此同情而结盟，而是势在必然，不得不这样。拿西藏来说，它地域辽阔，自然矿产资源潜力很大，但是，西藏人口少，交通，通讯落後，西藏也需要经济现代化。如果中国政府允许藏人真正自治，保障藏人的基本权益，保护它的环境，语言，那麽西藏就可以留在中国，西藏也因此可以得到很多经济上的好处。(我自己的)政治地位现在已经不重要。
陈立：曾有外国记者这样问您：50年代中国人是"带枪入藏"，现在是"带钱入藏"。现在您很看重中国可能对西藏经济带来的好处，这是否意味著，您和北京谈判时，手上的砝码越来越小？
达赖：如果现在的中国还停留在50，60年代的那种状况，那麽我们会考虑不同的政策。中国本身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它的一党统治还在，但是，事实上，它已经变化很大。从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来看，今後中国的变化还会更大，已经退不回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中国人获得的个人自由也越来越多。还有环境问题，在中国也越来越成为议论的热点，中国政府也开始予以关注。所以，从这些变化看，我有信心（把西藏）留在中国主权下。我在台湾跟台湾领导人也这样说。
陈立：很多人会同意您对中国现状的评价，中国的确出现很多重大变化。但是，很多人在西藏访问或者旅游後的感觉是，中国内地的一些进步和变化，在西藏没有看到，并没有变成现实。在他们看来，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成为遗忘的角落？
达赖：事实真是如此。那些有机会到中国内地旅游的藏人常常非常吃惊，感叹中国人正在享有那麽多的个人自由，当然是比较而言。但是，为什麽在西藏却没有看到 (笑)。我想，这是因为西藏在政治上过於敏感，(中国政府)政治上疑心太重。(笑)
陈立：您的意思是，因为政治原因，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成为中国开放和发展最後的受益者？
达赖：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开采矿产资源，但是，当地藏人却没有得到好处。这是很不公平的。至少应当把其中的一部分利润，用来改善当地藏人的生活条件，比如教育和医疗设施。对这点，我的感受颇为强烈。有时，中国政府强调，他们在西藏花了多少钱，但是，他们从来不谈在西藏得到了多少。
陈立：过去两天，我在达兰萨拉采访了一些年轻藏人。他们对我说，他们尊重您，认为您是一位杰出的精神领袖，但同时说，您不是一个技巧娴熟的政治家？您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达赖：我想，这个说法有点道理。现在的政治家，嘴上讲的太多，做的太少，两套面孔。或者见机行事，谋求利益。首先，依我的个性，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第二，我是一个佛教僧侣，有戒律，不允许这些行为。和很多政治家相比，我不是色彩斑斓，而是没有什麽色彩。(笑)在流亡藏人中，不仅仅是年轻人，还有很多老人，因为我不寻求西藏独立，他们一开始就不喜欢我的'中间道路'政策。如西藏青年大会，就一直反对我的主张。甚至有少数人也不赞成我的非暴力主张。但是，不同意见，是言论自由的表现，也是民主制度必备的东西，所以我欢迎不同的声音。 陈立：采访开始时，您提到，您对目前的'半退休状态'很满意。这是否暗示，现在您更乐意退居幕後，当一个名义上的藏人领袖，将政务完全交给民选内阁来管理？
达赖：是的。完全如此。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时，说的很清楚。在决定西藏未来的问题上，最终还是由藏人来决定。
陈立：但是，一个难以躲开的问题是，谁到底有最终的发言权？决策权？无论如何，您还是所有藏人至高无上的政治和宗教领袖？
达赖：就拿现在和中国政府的接触来说吧。对话继续下去後，最後会就谈判的议程形成一个提议。有关西藏未来框架的大问题上，或者协议的草案，我最後还是要徵求(流亡)藏人的意见。如果可能，也会听取藏区内藏人的看法。现在，我们已经和中国官员重新对话，我希望把对话的规模再扩大一些，把中国内地和西藏的知识分子和智囊人士也包括进来。首先，我们想听听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判断，他们在西藏的经历，而後再来谈谈我们的想法，特别是对世界各国自治制度多元化的理解。而後，就西藏政治未来进行磋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下，哪个自治制度框架最合适西藏？在不牺牲中央政府利益的前提下，哪个方案藏人最满意？我现在的想法是，多接触，多听取对方不同意见，而後徵询藏人的想法，在这个基础上，最後产生一个协议。由少数人定夺的协议，如果多数人不满意，最後只能是临时过渡的协议，过不多久，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陈立：现在您的流亡政府已经实现民选，内阁对选民负责。您是否预想过，不久的将来，流亡藏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可能和您的主张不一致？您有心理准备接受对您政治权威的挑战吗？
达赖：比如，我的'中间道路'主张，提出已经多年，但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反应，所以我请内阁讨论，我也会设法徵求西藏内部人士的意见。流亡藏人中的大多数，包括西藏的藏人，他们完全相信我，认为我有判断力处理好这些问题。无论我采纳什麽政策，大多数藏人都会支持我。如果有朝一日，对我的批评多了，大多数藏人不同意我的主张了，那也没有问题。这是600万藏人的事情。如果他们想采纳不同的政策，他们有这个权利。
陈立：如果流亡藏人中的年轻一代不喜欢您的'中间道路'主张，仍坚持西藏独立的政治目标？
达赖：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有人对我的非暴力主张提出挑战，我一定会予以回击，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坚持非暴力。我相信，非暴力是解决争端最好的途径。根本而言，暴力是不人道的。至於其他的选择，由藏人来决定。如果，有藏人试图采取暴力手段，那麽我就辞职。首先，我会解释劝说，如果有人顽固不化，那我就辞职。那个时候，倒真的给了我一个机会，像一头受伤的动物，退隐深山密林。(大笑)如果，有藏人试图采取暴力手段，那麽我就辞职。
陈立：现在，流亡藏人的人口越来越年轻。他们大都生在印度或世界各地，在当地受的教育，其中很少人去过西藏，更不提中国其他地方。外界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代年轻藏人的情绪越来越激进，很极端，他们并不赞成您的和解主张。对此，您担心吗？
达赖：有时，我担心。比如，有藏人在中国用炸药爆炸。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攻击目标是房子，没有攻击人命。但是，这个世界常常更有兴趣报道暴力事件，对我们的非暴力主张，国际舆论却关心的不多。
陈立：您是否担忧，如果您不在了，西藏问题可能会失控？现在您还健在，是否已经担心了？对年轻一代，您还有绝对的政治权威吗？
达赖：我想，是的。比如，西藏青年大会。他们尊重我，热爱我，是相信我的。但是，我并不太多考虑这些东西。我会虔诚地履行我的责任，直到最後时刻的到来。(大笑)
陈立：您多次提到，在西藏问题的谈判中，美国可以从中担负一个积极角色。您觉得，美国会有意担当这样的敏感角色吗？再说，美国的介入，会不会帮倒忙？
达赖：中国非常看重和美国的关系。虽然，由於官方宣传，中国人对美国有很多负面看法，但是，中国年轻人都在急於仿效美国文明，美国现代化。美国经济非常发达，是自由世界或者西方世界的领头国家。美国的支持，当然很重要。
陈立：目前，美国是否已经在承担一个角色？
达赖：美国上届和现任政府对西藏问题都作了努力，并特别关注对西藏文化的保护。他们关注西藏问题，也是因为美国公众对西藏的支持。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对西藏问题都很同情，很多国家的议会也支持我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陈立：一年前，您曾患病住院，外界一度对您的健康状况很担心。您是否乐意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最新的健康报告？
达赖：一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很严重，後来，经过藏医和现代医学的护理治疗，在孟买一家医院作了彻底检查，已经完全康复。治疗後三个月，我就出访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行程很繁忙，但是，我并不感到疲劳。我想，我大概已经完全康复了(笑)。我越来越老了，我对朋友讲，我年龄越来越大，但越活越健康，除了一年前的一场大病。大体而言，我健康状况良好。
陈立：所以，在有生之年，您还是有信心回到西藏，看看布达拉宫？
达赖：(笑)。这是肯定的。我想说，我的基本看法是，有时候，你看看西藏内部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的现状，你会感到很失落。但是，如果你观察一下国际大趋势，看一下中国的发展，看一下藏人的精神信仰，我觉得，我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我的宗旨是，解决西藏问题，要本著互利原则。任何理智的中国人，包括中国领导人，为什麽要拒绝呢？我是在间接地帮助中国，解决西藏问题。
陈立：您是否梦中回过西藏，回过布达拉宫？
达赖：有！有！前些天，就梦回过了一次。我到了拉萨。东走走，西看看。好像去了些寺庙。有时，我也作恶梦，是1959年从拉萨逃亡出来时的情形。(笑)。
陈立：您有信心在有生之年和北京方面达成协议，解决西藏问题？
达赖：(笑)。是的。当然有信心。
陈立：如果上帝不帮忙，没有让您生前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会不会出大麻烦？
达赖：如果我在今後几个月突然死了，西藏问题会马上经受一个重大的挫折，这是肯定的。但是，和中华文明一样，西藏作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文明，特别是藏传佛教，仍然活著。我们的传统长达几千年，藏人的精神信仰是难以改变的。
陈立：您越来越多谈及步入晚年的心境。您有没有想过下一世？下一世您会变成谁？会做点什麽？
达赖：(笑)。下一世？！我给您念一段我最喜欢的祈祷词：只要空间还存在，只要人类的苦难还存在，我就会存在。作为一个僧侣，这段祈祷总是赋予我一个使命感和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不管在那儿再生，我总希望对那里的社区和人类有所用处。但是，我下一世到底会从哪儿冒出来，我也不知道。至於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早已说过，转世制度是继续下去，还是废除，这要由藏人来决定。如果，我很快离开人世的话，藏人想让达赖喇嘛转世，那麽就会有新的达赖喇嘛转世。如果很多年之後，藏人觉得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没有意义了，那麽就不会再转世。
陈立：最後一个问题：很多BBC的中国听众和网友都非常关心西藏问题。但是，迄今为止，西藏问题，可能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盲点'。新年到了，您对他们有话要说吗？对中国领导人有话要说吗？
达赖：(笑)眼下，我并没有特别的话要说。但是，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等到西藏不再成为敏感问题。所有相关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必须努力，为那一天的到来尽力。我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商界人士，智囊研究人员，艺术家呼吁，希望他们关注西藏问题。我和他们也有些接触。我相信，和历史上一样，藏传佛教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对中国的兄弟姐妹是有帮助的。所以，保护藏文化的遗产，环境和宗教信仰，是中国人的利益所在，中国人也有一份责任。
陈立：谢谢您，达赖喇嘛。谢谢您在达兰萨拉的寓所接受我的访问。
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台北消息：由台湾关心与支持西藏的热心人士所筹组的「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于2003年1月20日下午在台北六福皇宫永福殿成立，陈总统、立法院长王金平、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外交部长简又新均应邀出席。
陈总统并与王金平、戴胜通、萧美琴、吴钊燮、达赖喇嘛特使札西汪笛、达赖喇嘛基金会前任董事长阿底峡、新任董事长才嘉等人共同启动金轮│转动西藏经文祈祷轮，祝福基金会成立。
陈总统在致词时表示，对於最近二年，能够相继与蒙古共和国和西藏流亡政府有非常好的关系改善与提升，他感到非常欣慰。台蒙关系，从他担任台北市长时积极推动，乌兰巴托跟台北市的姊妹市情谊之厚，紧接著又有台蒙协会和蒙台协会的互设，不久更宣布与蒙古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互设代表处，台湾驻蒙古代表处已经在去年九月挂牌，蒙古驻台代表处也即将来挂牌诞生。
陈总统指出，达赖两次来台，象徵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友好关系，过去有许多台藏的实质交流与合作，但是很多无法公诸於社会，但慢慢有台藏基金会成立，让双方关系能够更向上提升。
陈总统指出，不管台蒙或是台藏关系能够有今天的改善，主要的关键是二年来政府和人民严肃面对台蒙和台藏关系无法改善的关键障碍，就是过去把蒙古人和西藏人，特别是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民视为大陆人士，我们不认为这是对的，不再把蒙古共和国的人民视为大陆人士，不再把西藏流亡政府的人民视作大陆人士，很多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这是他个人感到高兴的地方，感谢相关部会包括立法院在内，大家同心协力，在过去几年能够辛苦走过来，才有今天台藏基金会的成立。
陈总统表示，今天他受邀参加台藏交流基金会的成立茶会，感到非常高兴，他代表政府及台湾人民，对达赖喇嘛远从印度派遣特使，祝贺基金会成立，表达最热诚的欢迎与感谢之意。
陈总统说，绝大多数国人对遥远的西藏，过去只有从历史地理教科书上得到模糊的印象，但近十年来，国内对於西藏佛教的热衷，大大拉近彼此距离，相互接触日益频繁。
陈总统表示，六年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首次来台访问，他在担任总统的第二年，再度邀请达赖来访，透过达赖两次在台湾的现身说法，国人对西藏有更全面性的了解，特别是西藏在公元一九五九年被中共占据後的艰难处境，以及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辛苦奋斗过程。
陈总统指出，达赖以无比坚毅的精神，领导流亡藏人在印度和世界各地重建藏人社会、保存西藏悠久的文明，获得全世界的尊敬与肯定，台湾自然也不例外，达赖二次访台期间，台湾人民对他毫不保留的景仰与尊崇，已说明了一切。
陈总统说，他参与台湾民主运动多年，对达赖终身提倡的保障人权以及非暴力伦理，深表赞同并身体力行，也对藏人的流亡处境深感同情。
他强调，台湾身为国际民主社群的一员，再加上台湾人和西藏人近年来所发展出来的特殊情谊，加强台藏双方的友谊与交流，已是民间与政府的共识，台藏交流基金会的成立，开启台藏友谊的新纪元，他除了特别感到高兴以外，对基金会超越旧制度的限制，也要寄予厚望，政府会全力支持台藏交流基金会的运作，也希望基金会本著非政府组织的自愿、主动的精神，弥补政府业务不及之处。陈总统期勉基金会，未来能够充分结合民间与政府的力量，不论是引介西藏宗教文化，与达赖流亡政府的交往，对藏人医疗、农技、教育、职训各方面的协助，以及对在台藏人的服务，都能抱持「互信、合作、成长」的信念，为台藏交流建立通畅的网路与高效率的平台，甚至结合全世界支持民主、人权和弱势族群的力量，为西藏人民与台湾人民，谋求和平繁荣的未来。
该会董事长由台湾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长戴胜通担任，由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萧美琴担任副董事长，总统府副秘书长吴钊燮兼任秘书长，同时政府单位与民间共同捐助。
另据台湾总统府1月21日新闻稿：陈总统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在总统府接见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旦增彭措 阿底夏，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对阿底夏董事长促进台藏交流的贡献，表达肯定与感谢之意。
总统说，阿底夏董事长即将奉达赖喇嘛之命，出任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代表，他也要祝阿底夏董事长新职顺利，并圆满达成达赖喇嘛所交付的任务。
总统提及昨天他在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到，台藏关系之所以能够提升，最主要的关键在於我方不再视藏人为「大陆人士」，西藏流亡政府的人民入境台湾，不必透过内政部申请，而是直接向外交部申请，这是重大的突破；此外，我们也比照外国驻华大使离台的惯例，在总统府接见阿底夏董事长，加上昨天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的成立，在在象徵台藏关系的友好与更上一层楼。过去，台藏的交流非常不方便，都要在台面下进行，现在浮出台面，关系正常化，令人欣慰。
阿底夏也认为，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的成立，为台藏交流开启新的一页；他并感谢在台期间受到各界的协助，使一切工作能顺利进行。
总统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欢迎达赖喇嘛新任代表才嘉，希望新任董事长才嘉能在阿底夏董事长奠定的良好基础上，让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能扮演更积极、建设性的角色与功能，对台藏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才嘉助理董事长则当面转送达赖喇嘛致总统函，并保证未来将致力增进台藏的交流与合作。
总统最後请新代表才嘉，正式邀请达赖喇嘛第三度来台访问，并期许未来台藏能继续加强合作交流，使双方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开展。
另外综合各媒体的报导，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虽定位为民间单位，但是却有半官方的色彩，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吴钊燮兼任秘书长，同时政府单位也是主要的捐助人。台藏基金会短期内虽以援助海外藏人为主要工作，但是也期望能和西藏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建立常态化管道。
中国时报吴典蓉、林照真报导，政府相当重视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的成立，为了集结民间力量，相关单位特别情商总统府国策顾问戴胜通出任董事长，副董事长则由长期和西藏密切交流的立委萧美琴出任，民间董监事名单中包含大众电脑董事长简明仁、太子建设副董事长庄南田、学者翁松燃。大陆工程公司领导人殷琪虽未担任董监事，但也是赞助人，立院院长王金平则是荣誉总顾问。此外，基金会的二千万资金中三百万来自蒙藏委员会，五百万来自陆委会。不过为了维持民间身分，其他一千二百万则由民间筹措。至於今年的预算则是一千八百万，此一部分，则由外交部及教育部捐助一千二百万。
据台湾相关人士指出，由於西藏流亡政府不信任台湾主管西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因此达赖喇嘛政府虽在台湾成立达赖喇嘛办公室，但苦无单一的对口单位，台湾政府同样也有困扰。因此，扁政府上台後，政府决定协助成立第二窗口，来处理相关业务。
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翁仕杰表示，短期内服务对象是海外藏人的服务工作，将以在印度、尼泊尔的海外藏人为主。
戴胜通表示，基金会虽以民间交流为主，但是未来可能接受政府授权或委托办理相关业务，例如协助西藏人民来台等相关事宜，这许多事项都牵涉到政府部门，因此才请总统府副秘书长吴钊燮出任秘书长，以利协调政府各单位。
据台湾媒体报导，戴胜通、吴钊燮等人都不愿公开强调台藏交流基金会的官方色彩。但是据了解，基金会的成立代表台湾政府不再如过去一样，将流亡政府视为是中共的一部分，而视其为政治实体，独立於中共治权之外，达赖喇嘛政府也乐观其成。
台湾与西藏，原本各有各的历史与民族问题，却因中共因素而使台藏间出现微妙关联，而四十余年来台湾与西藏关系因此亦不断改写。值得关注的是，从蒋介石到陈水扁时代，台湾对西藏问题之立场已从早期的反共对抗，进入全球化普世关怀的基本立场。如今看待西藏问题，已不能纯做泛政治化解释，更不能以「台独与藏独结合」，故意做阴谋式的思考。
台湾与西藏之间，始终夹杂著「中国」，也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建立，一开始就是错综复杂。从蒋中正、蒋经国之反共时代起，台藏间是暧昧多变、乃至恶化的复杂关系；直到「後李登辉」时代，双方才渐渐建立正常关系。如今陈水扁政府更积极成立台藏基金会，台藏间将更加积极交流。
从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达赖喇嘛出走後，当时的蒋介石总统虽对西藏抗暴行动持高度肯定之意，并将之纳入反共的一环，但蒋介石时代又因为反对西藏独立的坚定立场，对达赖喇嘛始终持怀疑态度，与西藏的关系形同撕裂。一些台湾情治人员以反对西藏独立为由，甚至在印度、尼泊尔等西藏游击队活动地点进行破坏，台湾因而成为西藏抗暴时，中共以外的次要敌人。
六○年间，西藏流亡政府曾经尝试与蒋经国建立友好关系，并希望蒋经国先生能以开明立场公开支持达赖喇嘛。但最後蒋经国并未做此表态，流亡达赖与台湾之关系形同中断。当时，台湾仍然希望西藏议题能成为挑战中共统治大陆正当性的例证，因而还曾秘密招募流亡西藏青年在台进行武装训练，以便将他们空投西藏，进行各种敌後工作，而蒋经国正是训练班名义上的主任。只是，训练後并未真正派上用场。日後在西藏议题发展上，台湾已经是边缘角色。
台湾虽已失去大陆主导权，但在反对西藏独立的鲜明立场下，台湾与流亡达赖间的关系依然恶化。一九六九年时，台湾方面还找了几个流亡官员成立「噶厦」（西藏内阁），形成噶厦双胞案。但因在达兰莎拉的流亡政府普遍获得藏人认同，以致台湾方面的噶厦不但无法混淆视听，还弄得台湾政府与达赖关系决裂，直到九○年代才恢复。
长期以来，台湾在流亡藏人社会是一污名，若干接受蒙藏委员会聘任之藏人，在藏人社会间原本就无好形象。但他们却能坐享台湾资源，并将与其关系良好人士介绍来台，更令流亡藏人无法接受蒙藏会。而少数蒙藏会人士亦曾出现攻击达赖喇嘛之言论，均令台藏双方关系难以改善，达赖甚至下达格鲁派喇嘛不得到台湾传教的禁令。
从一九八○年代起，随著台湾经济起飞，台湾民间对喇嘛教兴趣日浓，亦从密宗正名为藏传佛教。达赖喇嘛在一九八九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又早已宣布放弃西藏独立，并寻求与中共对话。蒙藏会多次试图邀请达赖来台访问，但西藏流亡政府始终不愿与其对话，一些佛教信徒到印度流亡藏人社会後，才意外发现台湾竟然受到极大敌视。
李登辉时代於是开始试图改善与达赖关系，达赖喇嘛迟至一九九七年方首度来台访问，李登辉总统亲自接见。尔後「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成立时，李登辉也亲自出席。
但台、中、藏三方关系之进展，均将影响台湾与西藏间之互动。一九九八年，中共提出只要达赖停止与台湾关系，双方将可恢复和谈之说法，达赖也因此提出「无限期延期访问台湾」的立场，随後方知中共只是虚晃一招。二○○○年时陈水扁执政後，达赖喇嘛二度来访，但台、中、藏三角关系之复杂已逐渐浮上台面。二○○二年九月，中藏恢复中断许久的双边谈话，台湾除了祝福外，其实更在意对台湾可能产生之杠杆影响。
对廿一世纪的台湾社会而言，西藏问题聚集更多宗教、人权与文化人文的成分，早已摆脱反共与对抗的观念，台湾与西藏或许因北京政府而有特殊牵连，却与中共屡次营造的「台独与藏独合流」的泛政治阴谋无关。尤其在全球化趋势下，非政府组织之全球化串联是台湾进入国际社会的管道，而形之多年之「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正是另一个全球化的缩影，更值得台湾努力参与。因而，要提醒中共的是，昔日阴谋与对抗的论调，已经无法解释今日西藏问题的.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2月10日发表了共有168页的《2002年西藏人权报告》。
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政府在国际关系中似乎有所积极的表现。但是，後来继续进行了暴政。过去一年里中共的积极表现是以各种名义释放了六位著名的政治犯，邀请西藏流亡政府代表访问西藏，邀请两批外国记者前往西藏。但是，在另一方面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各寺院的严格控制。其中包括逮捕丹增德勒和洛让东珠，2002年12月3日所谓的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的公正性的情况下以分裂国家和制造爆炸案的罪名对洛让东珠判处死刑，对丹增德勒判了死缓。对这一惊人的判决西藏流亡政府、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呼吁对他们进行公正审判。但是，中共在国际社会的眼皮下对洛让东珠进行了处决。
报告指出，2002年中共以政治嫌疑逮捕了20名藏人，现已知208名西藏政治犯被关押在中共监狱、看守所、劳改场和管教所中。其中，前西藏政治犯洛桑达杰在中共暴虐下于11月19日去世。1987年至今在中共监狱中由於暴虐而死亡的西藏政治犯达81人。
报告指出，中共在西藏剥夺宗教信仰自由权的情况非常严重，在西藏的各寺院中强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藏人颠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西藏传统风俗、宗教仪式进行严格限制。对藏人敬仰的宗教领袖进行严密监控。
报告指出，2002年对西藏媒体进行严格控制，加大对西藏的网络、广播等控制力量。成立网络警察，对藏语广播进行严重干扰。
报告指出，中共自称"生存权是人权"，事实上西藏生活水平在全国中国来说是最差。中共称以西部大开发来解决西藏的落後状况，但是，专家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的真正目的是开发西藏矿藏资源和移民更多的汉人到西藏，使西藏融入中国社会。
报告指出，教育状况在西藏很落後，大多数藏人居住的农牧区没有合格的学校，在西藏各城市虽然设有学校，但是都是灌输中共思想的学校。而且学费昂贵、主要课程都是用汉语授课等，使藏人在西藏受不到西藏传统文化教育。因此，大批的西藏青少年流亡印度学习西藏传统文化。2002年流亡印度的十八岁以下少年儿童达715人。报告指出，西藏的医疗卫生状况极差，特别是在西藏农牧区没有正规的医院和医务人员。各城市医院由於费用昂贵而使大多数藏人没有接受治疗的机会。
报告指出，2002年1378名西藏人由於中共进行民族歧视，践踏人权、剥夺信仰自由权等原因而流亡印度。
报告最後说：由於西藏的人权状况日趋严重，中共政府继续违法国际人权宣言，践踏西藏基本人权的行为西藏人权中心深表担忧。希望尽快得到改善这一现况。同时，也希望即将召开的第59届国际人权大会上通过批评西藏人权的决议案。
那年我在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社区访问时，在一户藏人家里，看到神龛中供奉著释迦牟尼像与达赖喇嘛照片，佛像前放著祭祀用的碗，碗里装著果品和花儿，此外，还供著一张奇特的照片－－一片废墟。主人告诉我，那是他们藏东家乡在五十年代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炸毁的理塘寺。
那座宏大的佛寺只留下断壁残垣的图景，令我震惊，当时我便要求主人让我拿到照相馆去复印了一张。前不久，我得知四川甘孜州那位被以爆炸罪名判取死刑的活佛阿安扎西，在七岁时就入了理塘寺，从此受戒出家为僧，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照片上那一片废墟。
理塘位於甘孜州西南部，藏语意为"平坦纯净如铜镜般的草原"，藏人视其为"祥瑞宝地"。1580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理塘建成康区第一大格鲁派（黄教）寺庙，占地面积900多平方米，僧侣几千人，以其宏伟的建筑与厚重的文化底蕴为康区之最。
然而，这座康巴名刹灾难不断，它在清朝和国民党时代都被攻击过，但那两次都只损坏部分寺院，赶走了一些僧侣，损失不是太大。到1956年後，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不但僧侣被强迫还俗，寺庙财产全都夺走，由於藏人不甘屈服，解放军还派飞机把理塘寺炸成一片废墟。
那一片废墟上就站立起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这个後来法名叫做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小喇嘛，曾在既是佛寺又是学校的理塘寺接受过最初的藏学和宗教教育。在寺院不存、僧侣们或者是被炸死、被抓走、或者是逃亡他乡之际，小小年纪的阿安扎西只得返回家中。
没想到，担任重建这座历史名寺责任的人，就是那位七岁入寺的小喇嘛。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阿安扎西在几十年间，都一直不放弃他的理想－－－找机会重建理塘寺。七十年代末，西藏流亡政府的访问团到达理塘时，阿安扎西曾不顾中共当局的警告，向代表团成员直陈西藏传统被破坏、人民被镇压的事实。
十世班禅喇嘛在多年冤狱获得自由後，第一次返回西藏之时，阿安扎西就秘密会见班禅喇嘛，报告理塘人民的苦况，并要求班禅喇嘛平反冤假错案，重建理塘寺。
1980年，阿安扎西在理塘寺的废墟上举行公开的宗教仪式，宣布理塘寺的重建工程正式开始。今天，这座依山而筑的寺院，其富丽堂皇的建筑，琳琅满目的法器，千姿百态的佛像，精美绝伦的雕塑和浩瀚的藏书文献等，被视为一座藏族宗教、文化、艺术的宝库。
1982年，阿安扎西流亡印度，在达兰萨拉从达赖喇嘛座前受近圆戒，然後去印度南方哲邦寺研习佛法。1983年底，他被达赖喇嘛认定为格西阿当彭措的转世，赐法名为丹增德勒。
在印度修行了5年，阿安扎西在家乡人民的再三要求下，於1987年返回西藏。他不顾政治高压，在人民集会中公开表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批评中国政府不帮助贫穷的藏人。在家乡，他继续行善，并向青年人传教受戒。就像王力雄在他的《活佛爆炸案》一文中讲的： "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昂扎西其人，并且耳闻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带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众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不少戒掉恶习重获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视为再生父母。我曾去过他的住处，对他的生活清贫印象深刻。"
但这样一位活佛却不为中共官方所容，他被不明不白地扣上"爆炸案"的罪名。今天，当阿安扎西的二审案件陷入一个更大的黑箱，他的亲属和地方干部全都被当局强行封口，不准向海外任何人谈他的案件。在无奈之际，我望著自己珍藏的理塘寺废墟的照片，倍加惦念那位在废墟上成长的活佛。
（中央社记者张声肇纽约二十三日讯）中共以莫需有的罪名判处两名西藏喇嘛重刑，纽约时报记者最近走访四川理塘地区(Litang)，发现其中被判处死刑的丹增德勒喇嘛是信徒心目中的活佛，影响力太大，才遭中共拘禁、判刑。
该报驻北京特派员艾克何姆(ErikEckholm)说，位於一万五千三百英尺高山的理塘，名义上属於中国四川省，可是历史上和文化上，它处於是西藏人称为康区(Kham)的中心，那是绝不驯服的地区，前几年才开始对外国人开放。
这个藏人为主的社会里面，唯一显现出汉藏关系紧张的是理塘警察局门口张贴的两张布告，各以汉藏文字宣布，五十二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Deleg Rinpoche)因牵涉爆炸案和分裂活动被判处死刑，二十七岁的罗桑东杜(Lobsang Dondup)今年一月上诉被驳回当天就被处死。
报导说，许多当地藏人怀疑丹增德勒仁波切（意为尊贵的行者）真的主谋理塘、康定、成都等地几次小规模的爆炸案。这几案造成的财物损失都很小，警方说其中一次有人丧命。
时报引述一名刚从丹增德勒喇嘛南部寺庙地区搬到理塘的年轻商人说，「丹增德勒是这一带最受尊敬的喇嘛。」「他教西藏人清白做人。他说藏人不该内斗，不应喝酒、吸菸，也不应穿汉服，做汉人打扮」，这名二十多岁的商人说。
艾克何姆说，丹增德勒喇嘛是信众心目中的「活佛」，曾经为宗教原则与寺庙宗旨问题，和当地的旧势力－－不论汉藏－－都起过争执。
丹增德勒喇嘛建立了自己的寺庙，并以身作则，严谨自律，赢得世人的尊敬。他运用牧民捐的钱修路盖学校，他热诚拥护达赖喇嘛。当地人坚称他没有宣扬过西藏独立，中国当局却硬说他有，报导说。「许多住在这儿的人怀疑，丹增德勒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和广大、忠诚的信众，不是犯了什麽罪，导致这次判刑」，报导说。「因为藏人敬爱他，中国人才把他带走」，前述的商人说。
报导引述近年来数度访问理塘地区，写过西藏专书的名作家王力雄（也就是曾以保密之名，在台湾出版过「黄祸」长篇小说的作者）指出，丹增德勒在这些横遭压迫、贫穷、酗酒恶性循环的高山地区普受敬重，因为他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他的所作所为，立下了道德典范，这对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政府却把他视为一大威胁」，纽时引述王力雄说。
报导说，丹增德勒和理塘喇嘛庙领袖分裂的原因，包括他不赞同膜拜复仇天使「修登」(Shugden)。达赖喇嘛认为膜拜修登不是正信的佛教，也会造成藏人的分裂，因此不鼓励藏人把修登当作信仰的对象。
报导说，九零年代初，丹增德勒在雅江(Yajiang)建立自己的寺庙，内地各处也有分庙。警察数度想要逮捕他，罪名是未经核准建立宗教机构等，可是强大的群众力量吓退了中共当局，直到去年才终於把他逮捕定罪。如今，丹增德勒虽然身处狱中，他的影响力仍然不变。加上过去十年来，达赖喇嘛更加坚定地告诫藏人，理塘寺和该地区几乎所有寺庙，已经不再膜拜复仇天使修登了。
据新华网青海频道西宁1月18日消息，格尔木炼油厂装运车间已累计外运原油145.3万吨，提前完成全年原油外输任务。2003年元旦，青海油田销售公司装运原油五列（173节）计8858吨，创青海油田原油外运史上的最新记录。
中国人权14日发布新闻稿指出，著名作家王力雄因质疑活佛藏人死刑案司法程序不公遭报复，被自己创办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开除。
据中国人权报道，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王力雄，最近被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开除。根据中国政府有关民间社团的规定，所有民间社团要每年重新登记才能得到认可。今年"自然之友"重新办理登记时，中国政府民政部社团司、"自然之友"的托管机构中国文化部，皆警告"自然之友"其秘书长王力雄是危险人物。知情人表示这一警告对"自然之友"不是小事，意味著"自然之友"如不去除王力雄，就将面临不能重新登记而遭取缔的命运。
"自然之友"为了能够继续致力於中国的环境保护，劝该组织的创办人同时也是负责日常工作的秘书长王力雄退出组织。王力雄不愿屈服於这种压力拒绝退出而宁愿被开除，於是遭到开除并从"自然之友"网页消除了他的名字。
知情人说王力雄之所以被有关部门说成危险人物，据分析主要是因为王力雄最近质疑阿昂扎西活佛一案。中国四川法院不久前以爆炸和分裂国家罪，判处活佛阿昂扎西和藏人洛让邓珠死缓和死刑，并在二审之後立即执行了洛让邓珠的死刑。从此案立案审理之後，对藏人及阿昂扎西有直接了解的王力雄，便一再呼吁从国家名誉和汉藏关系考虑，此案一定要慎重、公开和严格依法办理。王力雄对一审二审都提出了具体疑问，如此案审理过程中存在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情况与事实不符、地方司法系统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三项重大疑点。王力雄对此案情况的介绍和质疑，在国际国内得到高度重视，知情人说因而招致了有关部门的紧张和压制欲望，首先将王力雄从"自然之友"除名就是缩小和压制他的活动及影响。
"自然之友"成立於一九九四年三月，是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虽然该组织是得到中国文化部的担保并归文化部托管才被批准成立的。中国政协委员梁从诫是该组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王力雄也是该组织的发起人并担任负责实际工作的秘书长。该组织多年来致力於污染严重的中国环境保护，积极开展保护环境意识的各种教育活动，例如近年开展的到农村教育青少年环境保护意识的"野马还乡计划"。王力雄也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环境保护，并争取得到国际的重视和帮助。
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九五三年生，他在大学毕业後不久的八十年代初，即离开中国官方系统，而成为自由职业的独立作家。王力雄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注意和评论的小说，如《黄祸》、《天葬》、《溶解权力》等。他十次深入西藏後所写的反映西藏现实情况的《天葬》一书，虽然内容有反驳或不同意藏人一些说法的地方，却被藏人评为很多材料前所未有、是汉人所写的关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观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书，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这书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并邀请王力雄到藏人在印度的居留地访问。王力雄一九九九年到新疆旅游考察，希望写出反映新疆真实情况的报告，但遭到中国国安部门秘密逮捕关押，甚至逼迫王力雄为国家安全部充当线人。由於王力雄自杀抗争和人权团体国际社会极力营救，王力雄才在关押数月後获得释放。王力雄同时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在中国身体力行的推展环境保护活动。王力雄不是一个进行政治抗争的异议人士，也从来没有采用政治方法表达观点和要求，他只是一个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作的事情只是写书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愿望。
中国人权认为中国政府将王力雄视为危险人物，是一个可能进一步迫害王力雄的危险信号。
－－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治藏“功绩＂
阿安扎西案件的二审，令海内外善良的人们目瞪口呆。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中国四川司法当局公然违反中国法律，在此案审理过程中玩弄一系列卑劣手段：强行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虚假案情，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尽管王力雄等国内外知识分子竭力呼吁给阿安扎西公开、公正的审判，四川高级法院仍然黑箱操作，在其二审判决中仍然维持洛让邓珠死刑、阿安扎西死缓的原判。洛让邓珠被立即处死，其尸体甚至禁止家属领取，可见当局有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要隐瞒。
手段的卑劣证明其目的的卑劣。四川当局顽固地拒绝实行法律的程序正义原则，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心怀非正义的目的。那麽，究竟是谁陷害了阿安扎西？为什麽要用杀人灭口的方式，把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藏族活佛，置於终身监禁的死地，是谁在这个黑幕中受益？
据最近从四川藏区逃亡出来的藏人说，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现公安部长周永康，是这个大黑案的幕後操纵人。
周永康是江泽民江苏无锡的同乡人，北京石油学院毕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一起出身於石油系统，曾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99年12月，周永康出任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12月，“江系＂周永康接掌公安部，成为继华国锋之後，25年来首位兼任公安部长的中共政治局委员。
并无政法工作背景的周永康如此顺利高升，既由於江泽民的大力提拔，也由於他在四川工作期间的“政绩＂：用铁腕手段打击西藏人和法轮功。用中组部部长贺国强的话说，他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迫害法轮功成员方面，早有哈佛医学院研究员何海鹰，在美国指控周永康在四川西昌迫害他们全家，犯下虐待、使用酷刑、违反人权等多项罪名，原告提出赔偿五千万美元。此案由伊利诺州北区区域法庭受理，周永康因此成为第二位在美被起诉的中共省级官员。在接到诉讼状的第二天，周永康一行人就匆忙离开美国。
在四川藏区迫害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夏天，四川省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华人僧尼遭到镇压，他们的住宅被强行坼除，在被驱逐之前，当局要求喇嘛在声讨达赖喇嘛的声明上签字。穿著破烂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处流浪，这成了周永康的“治藏政绩＂之一。
五明佛学院原是一个小山村，1980年初建佛学院时，一百多名西藏僧侣住在简陋的石头草房里面，用牛粪生火做饭。由於院长堪布喇嘛的佛教讲授精深，加上他的人格魅力，佛学院广受藏汉两族佛教徒的欢迎，弟子人数迅速增加。其影响之大，引起了周永康等中国政府官员的忌恨。
甘孜州的阿安扎西活佛一案，也和五明佛学院的情况相似，与周永康仇视西藏民族的文化宗教有关。作为江泽民的忠实追随者，为了在甘孜藏区贯彻好江记“三个代表＂伟大思想，加紧在四川藏区“反分裂＂，周永康曾七次去康巴高原，到甘孜州考察调研。
造福一方的阿安扎西活佛因此成了周永康的眼中钉。在印度被达赖喇嘛认定为转世活佛的阿安扎西，回到甘孜州之後，一直努力帮助当地藏人建立寺庙，为当地汉人和藏人儿童建立学校，还在藏人和汉人之间充当调解人。由於他在当地民众中的威信太高，令政府官员感到威胁，1998年和2000年，当局曾两度试图将他逮捕，都因为当地百姓的请愿和支持而免遭拘禁。
在周永康上任之前，甘孜州当局对阿安扎西虽然恼怒不已，但碍於群众呼声，多少有所顾忌。在周永康到四川工作後，阿安扎西不仅被莫名其妙地以爆炸案罪名拘捕，“揭批阿昂扎西＂也成为周永康布置的头等大事。甘孜州的党报毫不讳言：“揭批阿昂扎西，其矛头要直指达赖集团，通过揭批阿昂扎西犯罪团伙的其人、其事，进一步认清达赖集团在宗教上的虚伪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
让完全不懂宗教，也丝毫不尊重他民族文化传统的周永康到四川去治藏，不仅酿成西藏人的悲剧，也使我们汉人感到羞辱。2000年3月，刚上任两个月的周永康就在和四川农民人大代表见面时，表现他的愚昧无知。他说，他视察了四川藏区甘孜地区，不明白四川藏民为何不顾今生只顾来世。他反对西藏人捐献给寺庙，说，“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哪有把钱都送到教堂去？＂
看来，这位无神论者不但不懂西方一些宗教的捐赠传统，而且连藏族佛教徒“自己高兴、愿意奉献＂这一点也缺乏基本的尊重。但无知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可怕的，是他要改变西藏人的信仰，要用党的领导去取代西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他指示说：“达赖要分裂，绝大多数钱是藏族人民捐献的。你们多宣传无神论，要讲科学。＂
这样我们就可以触及阿安扎西一案巨大黑箱的本质了。一句话，这是顽强捍卫本民族特殊宗教文化权利的西藏人，与要用“三个代表＂去同化他们的大汉族统治者之间的殊死抗争。在这场抗争中，靠使用狰狞国家机器的周永康和他的後台，在表面上占了上风。但在实际上，他们不仅因此案招致了西藏人的痛恨，也使有良心的汉人为之齿寒，更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所谓的与达赖喇嘛谈判，完全是一出骗人的把戏。
当西藏人发现，残酷迫害、血腥镇压他们的人一个个被提拔到中共中央，他们到哪里去寻找与中国人和平共存的信心呢？
亚洲自由电台2月23日消息，青海省境内发生回藏民族冲突，造成数百人受伤和大范围的财产损失。当局不得不调派军队平息冲突。消息人士说，这场冲突发生在二月14号，地点是尖扎县，起因是三名藏人向回族居民销售摩托车时双方发生了口角。之後，双方纠集本族裔的民众大打出手，造成数百人受伤，至少有一人死亡，众多回民店铺，饭馆被砸抢。消息人士对本台表示，截至到上星期五，军队在这一地区巡逻，但还没有人因这一冲突事件被捕。消息人士还说，这一地区的回藏民族关系一直很紧张。
据本报记者了解，尖杂原为纯藏人居住区，六、七十年代开始在中共当局安排下有一些回族移民改地并组成生产大队，後来陆续有回人移民前来，藏人因不懂汉语而常受欺压，这次的冲突不过是平时绩累之不满的爆发。
西藏人权及民主中心发表的2002年年度西藏人权报告指出，从1987年以来，有81名西藏政治犯被中国当局处决或死於监禁之中，目前在西藏关押的已知的政治犯有208名。
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的主任艾利森.雷诺兹女士表示：『一方面，一些服刑还没有满期的政治犯被提前释放，西藏流亡政府一些代表得到访问北京和拉萨的邀请，这些是积极的迹象，表明西藏人和全世界的西藏支持者的活动取得了成效。』雷诺兹女士还说：『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西藏一些地区大量的镇压活动，藏人洛让邓珠和丹增德勒的逮捕和死刑判决，洛让邓珠是今年年初被处决的。』
雷诺兹女士又说，中国以打击恐怖活动为名在西藏对分离主义进行严酷镇压活动是值得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反恐战争对西藏的人权带来了负面影响。她说，中国以参与爆炸活动的罪名处决一名藏人，实际上他在这方面是无辜的，但是对他的政治指控『从事西藏分离活动]』列在前面，这就对西藏人权活动分子发出一个强烈信息，就是政治活动是不能容忍的。
（ 2000）甘中刑初字第 11号
公诉机关：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翻译：何寿华，女，甘孜藏族自治州编译局干部。
被告人生龙彭措，又名洛绒多吉，男，藏族，现年48岁，僧侣，相当藏文大专文化，四川省甘孜县人。捕前住四川省甘孜县昔色乡青沙村。1999年10月25日因涉嫌爆炸被甘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00年4月21日因涉嫌煽动分裂国家一案，经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4月23日由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局执行逮捕。现押于甘孜州看守所。
辩护人那仓.怒罗，男，被告人生龙彭措之亲属。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甘州检刑诉字（2000）第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生龙彭措犯煽动国家分裂罪，于2000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启麦多吉、薛贵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生龙彭措及其辩护人那仓 怒罗、翻译人员何寿华等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指控：1996年，被告人生龙彭措在拉萨非法购得出境证明後，私自出境前往印度，受到达赖接见，并与其合影。被告人生龙彭措从印度返回甘孜後，在甘孜县城绒坝岔、贡龙、来马等地及德格县中扎科等处非法多次举行跨地区、大规模佛事活动。1998年1月30日，被告人生龙彭措在甘孜县绒坝岔昔色乡组织约 2000名僧侣及群众非法集会，为达赖念长寿经，并宣传煽动具有"藏独"内容的反动言论，并挑拨离间爱国活佛与寺庙僧侣之间的关系。
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证言、录像磁带、出国护照、扣押物品清单等。
指控被告人生龙彭措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请求依法惩处。
被告人生龙彭措辩称：从未讲过煽动分裂国家和 "藏独 "的话。
被告人生龙彭措的辩护人辩护称：
1.生龙彭措没有亲口说过有关 "藏独 "的话，没有煽动分裂国家的故意；
2.生龙彭措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构成犯罪。
经审理查明：一.1996年2月，被告人生龙彭措在未向户口所在地有关部门申请同意的情况下，在西藏拉萨购得出境证明後，私自出境前往印度，与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达赖会面，并与其合影。
控方就上述事实提供下列证据：
1.被告人生龙彭措1996年2月，在西藏拉萨购得的出境签证；
2.甘孜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证明及搜查笔录证实，被告人生龙彭措在未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的情况下，私自在西藏拉萨购买出境证明并出境的行为，属非法出境，且该证据来源合法有效；
3.当庭出示了被告人生龙彭措与达赖在印度时的合影照片。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生龙彭措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经合议庭当庭评议，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二.被告人生龙彭措从印度回国返回甘孜县後，在甘孜县绒坝岔、贡龙、来马及德格县中扎科等地非法多次举行跨地区、大规模佛事活动，以在僧侣及群众中树立个人威望。
控方就上述事实提供下列证据：
1、证人学X证言证实，被告人生龙彭措在甘孜县昔色乡、仁果、贡龙、德格中扎科以及新龙阿色沟等地讲过经；
2、甘孜州人民政府发（1994）72号文件规定，举办佛事活动，必须提前向有关部门申报，经批准後才能进行。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生龙彭措及其辩护人无异议，经合议庭评议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三、被告人生龙彭措为了达到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目的，1998年1月30日，在甘孜县绒坝岔昔色乡，在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非法组织约2000名僧侣及群众参加的为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达赖念长寿经活动。这次颂经会是在被告人生龙彭措的亲自率领下，高举由自己提供的达赖巨幅照片，在唢呐声中进入讲经会场，并在讲经过程中，不断地为达赖颂长寿经，公开宣传和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侣和群众信奉达赖。同时将整个为达赖颂长寿经的活动制作成录象磁带，广泛流传。1999年10月25日，我公安机关在对被告人生龙彭措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後，当地3000余名群众，在个别不法分子的煽动、蛊惑下聚众冲击乡政府、派出所，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控方对上述事实提供下列证据：1、当庭播放被告人生龙彭措1998年1月30日在甘孜县绒坝昔色乡讲经的录象磁带，证实此次讲经活动是在被告人生龙彭措的亲自组织下，高举由自己提供的达赖巨幅照片，在约2000名僧侣、群众参加下，为达赖念长寿经的事实；2、甘孜州公安局说明材料证实，录象磁带系班X主动交出；3、证人班X证言证实，该录像磁带确系被告人生龙彭措在甘孜县昔色乡讲经时的录像带，同时，证实讲经的主要内容是被告人生龙彭措要求老百姓全心全意听达赖的话；4、国家已有明确结论：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达赖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达赖集团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达赖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而是一个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上列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生龙彭措及其辩护人，除对证人班X证言证实的"被告人讲经的主要内容是被告人生龙彭措要求老百姓全心全意听达赖的话"这一内容提出异议，称不符合事实外，对其它证据均无异议。经合议庭认为，被告人生龙彭措组织举行1998年1月30日的为达赖念颂长寿经活动本身，就可以证实煽动群众信奉达赖的事实，被告人生龙彭措及其辩护人对班X的部分真言提出的异议，不影响控方所举上述证据需要证明的事实，合议庭当庭评议予以确认，并作为定案依据。
四、被告人生龙彭措在1999年2月，还多次与达赖流亡政府进行书信往来，不断保持联系。
控方对上述事实提供下列证据：当庭出示甘孜州公安局扣押的被告人生龙彭措与达赖流亡政府的两封藏文信件。
上列证据经法庭当庭质证，被告人生龙彭措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异议。称：信件往来是事实，但使用的信笺不是流亡政府的。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生龙彭措与流亡政府的信件往来，所使用的信笺、印章等都是达赖流亡政府的，且被告人生龙彭措及其辩护人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不是达赖流亡政府的信件往来，所以其理由不能成立。故对控方提供的证据当庭评议，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生龙彭措未向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履行出境手续，私自出境与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府流亡者达赖会面并与其合影。回国後，未经批准多次举行跨地区、大规模佛事活动，尤其是1998年1月30日提供达赖巨幅照片，在众多僧侣、群众参加下，为达赖念颂长寿经，并将其制成录像带广为散布，长期在群众中鼓吹、宣传、赞颂达赖，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侣、群众信奉达赖，树立其个人威望，且与达赖流亡政府保持书信往来。1999年10月25日，在我公安局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後，当地3000余名不明真相的的群众在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蛊惑下，聚众冲击乡政府、派出所，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案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甘孜州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生龙彭措及其辩护人辩称：没有亲口说过有关"藏独"的话，但就其所实施的行为，足以证明其煽动分裂国家、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客观事实，故辩解理由不能成立。辩护人辩护称：生龙彭措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构成犯罪。对此，国家早就明确指出达赖是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但被告人生龙彭措却无视国家法律政策，公然组织众多僧侣、群众，在公开场合公开展示由自己提供的达赖巨幅照片，公开赞颂达赖、煽动群众信奉达赖，为其念颂长寿经，同时不断保持与达赖流亡政府的信件往来。这些行为，充分证实了被告人生龙彭措煽动分裂国家的事实，後果严重，影响极坏，故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生龙彭措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0年11月20日起至2004年10月24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潘琪
审判员：徐斌
审判员： 李玉兰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张毅
【编者按】作为周永康在康区高压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刊登了中共对格西生龙彭措（索南彭措）的判决书，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迫害案件，中共对他的指控中，一条是买护照出境见达赖喇嘛，护照是中共拉萨当局颁发或出卖的，生龙彭措的即使取得方法不妥也不构成犯罪，见达赖喇嘛以及为达赖喇嘛长寿诵经是宗教行为，教导信徒听达赖喇嘛的话也是宗教行为，并不构成犯罪，而法庭人为其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竟然是李铁央在任命假班禅转世仪式上的讲话内容，称其为「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不知道认定犯罪是根据刑法呢还是根据所谓的「国家已经明确规定」？更邪门的是认定格西生龙彭措犯罪的第二条罪名是跨地区进行宗教活动，竖立各人威信，其根据竟然是「甘孜州人民政府发（1994）72号文件」而不是法律，显然，这个案件完全是以含糊不清的「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以及「甘孜州人民政府发（1994）72号文件」为依据定罪的，使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更主要的是，这也是悬在每一个西藏宗教人士头上---其实也是悬在宗教信仰自由之上的一把随时可以砍下的利剑，试想，西藏有几个喇嘛或宗教人士没有上述的「罪行」？
第八届西藏宗教大会于1月23日至26日在瓦拉纳西大学召开。西藏四大教派代表和西藏原始宗教本教代表等四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据了解，这次会议是由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主持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西藏佛教萨迦派代表加央拉夏等七位代表、格鲁派代表降孜确杰、三大寺、上下密院、扎什伦布寺等寺院的八位堪布、尼玛派代表堪布格勒丹增等七位高僧以及噶觉派代表八位、以曼日成赖尼玛大师为主的七位本教代表等。此外，西藏人民议会的各宗教代表也参加了这次的会议。参加该会议的代表共计有四十余人。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在讲话中肯定和赞扬了各教派在保护西藏宗教文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达赖喇嘛还就有关在西藏各寺院开设现代科学课程以及迎进纯正比丘尼传承和对西藏尼姑授予格西学位、改善各寺院生活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多维网消息】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教授22日对台北联合报系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欢迎陈水扁总统的说法，「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这不是政治议题，而是地理文化上的事实。
针对台湾西藏流亡基金会将前往达兰沙拉访问，并当面邀达赖喇嘛三度访台一事，桑东仁波切说，达赖喇嘛原则上会访问台湾，但时间还未敲定。达赖喇嘛去年起已将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权交给民选总理桑东仁波切，目前只专心於宗教事务。以下是访问摘要：
记者问：台北的陈水扁总统曾公开表示，「西藏人并不是中国人，过去一些台湾人认为西藏人或蒙古人是中国人，这是不正确的」，西藏流亡政府是否欢迎这种说法？
桑东仁波切答：我们欢迎这个说法，这并不是新的说法，而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基於地缘和文化关系，西藏人的确不是中国人。这也并非政治议题，不是挑衅，而是认知的基础。
问：台湾政府将简化西藏人士前往台湾签证手续，未来不再比照大陆人士办理，您看法如何？
答：我们也欢迎简化签证手续，这个方案一年前便提过。
问：该基金会并将面邀达赖喇嘛访台，达赖喇嘛有可能今年三度访问台湾吗？
答：达赖喇嘛三度访台是过去达成的协议，达赖喇嘛已同意，他有可能今年三度访台。
问：但去年底达赖喇嘛到欧洲巡回访问时曾表示，他对去年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与北京的对话感到满意，为了营造双方和谈气氛，他会尽力避免产生摩擦，所以不太可能前往台湾做三度访问，这个态度是否已有改变？
答：有关达赖喇嘛三度访台一事，只能由其本人决定。事实上，达赖喇嘛的访问一直只具宗教性质，外界不宜将之政治化。
《西藏时报》2002年12月31日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北方的巴伦保参加了印度一综合医院的奠基仪式，并向该医院认捐五千万卢比。12月28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巴伦保为印度著名学者Vinekanand所建的综合医院的岗底斯项目举行奠基仪式。在当天的奠基仪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演讲时指出："能为医院提供资助是一项善举，一则这个医院将会利益当地许多人，再则我们在印度喜玛嘉尔邦居住了42年，做出一些贡献是应该的，但由於我们目前仍未能摆脱困境，加上其他的因素，因此我能提供的资金很有限，当然，我还可以呼吁许多熟人共举善业。"达赖喇嘛还说："我和一些熟人合作写书，本来写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钱，但这些书总会带来适当的金钱报酬，在这些报酬中，部分用于藏人的福利事业，其他部分我今天带来五百万，其他的以後我会陆续送来"。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12月25日中共公安人员来到中共所谓的四川省甘孜州色塔五明佛学院准备摧毁西藏尼姑复修的僧舍时，和西藏尼姑发生冲突。当时，一名中共公安受伤。
事发第二天，数量庞大的中共公安人员来到五明佛学院计划继续摧毁复修的僧舍，当时五明佛学院的200名僧尼集聚阻止公安人员摧毁僧舍。因此，再次发生冲突，据消息来源证实当时公安人员开了抢，但至今尚无僧尼受伤的消息。由於堪布晋美彭措当时在玛尔康的一所医院中就医，所以，佛学院的负责人在想方设法努力平息这次冲突。自从中共摧毁大部分僧舍并驱赶僧尼後，便一直严密监视佛学院的活动。
据新华网青海频道西宁02月19消息，中国科学院动物学所博士生导师蒋志刚警告说，西藏珍稀物种----普氏原羚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目前种群数量不超过200只。青海湖畔是普氏原羚惟一的生息地，因此全世界目前仅存的普氏原羚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尽管普氏原羚应该生活在草原地带，但为了减少人为影响，它们只能大量生活在青海湖畔正在退化的沙漠地区。
据了解，普氏原羚携带了大型优秀哺乳动物在生物进化史上的特殊基因库，如果普氏原羚灭绝，将对地球自然生态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由於草原沙化而濒临灭绝，而位在长江、黄河之源头的西藏康区曲麻莱县城，草原沙化已经开始威胁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存，据新华网青海频道西宁1月14日消息，近年由於地下水位的下降，居民守著西藏水塔却没了水吃，所有的饮用水都要从2公里外的通天河支流去汲取。如今，县城里水已卖到0.5元一桶。中共青海省人大代表、玉树藏族自治州州长罗松达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江源头地区水位急剧下降、植被退化、干旱时间延长、雪线上升等一直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但尽管如此，三江源头的生态环境现状依然非常严峻，草原仍然以每年12公里的速度向东沙化。
对此，西藏环境专家指出：中共政府在历史上的移民开荒、截断水源以灌溉国营农场或劳改农场的农田以及放任掠夺性地采掘黄金等都是造成目前青海湖畔和长江源头草原沙化不断趋于严重的根源，而中国政府除了年年表示『针对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而外，实际上从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各及地方官员则急功近利，为了表现政绩对长远性的治理工作不感兴趣而宁肯杀鸡取卵，使西藏民族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三名流亡藏人2002年12月从西藏章木口岸经尼泊尔流亡印度途中遭尼警方逮捕。12月13日当他们抵达尼泊尔巴拉巴西的地方时遭到尼泊尔的警方的逮捕。被关押了两个小时後，他们从拘留所逃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之後尼泊尔警方再次逮捕了他们。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及时把情况汇报给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但是，由於正好是星期六所以国际难民署没有人上班。因此，耽误了两天。 12月 16日警方把三名藏人转交到尼泊尔移民局。 17日尼泊尔方面发出通告说暂时进行关押。
2003年1月8日尼泊尔法院以非法进入尼泊尔等罪对三名藏人判处了三年徒刑。另外，尼泊尔方面表示：可以赎买三名藏人，每人以372美金。（约2900多尼泊尔卢比）被尼泊尔判刑的三名藏人是来自西藏安多拉卜愣地区的扎西（30岁）、桑智（15岁）和央拉措（女15岁）。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中心说：至今尼泊尔关押有十三名流亡藏人，都是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判刑关押的。
据西藏九.十.三组织消息，前後在中共监狱中度过了10年岁月的前西藏政治犯洛桑丹确先生于1月31日在西藏去世。
洛桑丹确先生1938年出生在西藏江孜，从小入江孜寺出家为僧。1958年参加西藏自愿护教军，在西藏洛卡（山南）进行了抗击中共侵略军的多次战斗。1959年在洛卡遭到中共逮捕後关押在拉萨扎什监狱中。1987年重返寺院，1995年12月18日由於散发大量的祝寿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祈文而遭中共逮捕，并判处了五年徒刑。1996年1月他的弟子美玛东珠也遭中共逮捕判处五年徒刑後关押在拉萨扎什监狱中。他另外一位叫格桑的弟子被驱逐出寺院。
1月8日：德国僧人项巴云丹宣布：举行15000公里的长途游行向欧洲各国人民介绍西藏情况。
1月14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身体有所不适而前往印度孟买体检，并根据医生需要休息的建议，于24日宣布停止正在进行中的时轮金刚大法会，改在次年同一时间在菩提伽耶重新举行时轮金刚大法会。
1月20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共释放了西藏政治犯阿旺秋沛。
2月7日：亚洲西藏声援组织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会议。
2月9日至11日：印度西藏声援组织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会议。
2月21日：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时和江泽民讨论了西藏问题。
3月5日：美国下议院42位朝野党议员就西藏问题提议，西藏流亡政府向提议者和支持者致谢。
3月15日至30日：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第三次会议，15日西藏人民议会选举出议会议长和副议长。
3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十八届人权大会上瑞士、法国和荷兰外交大臣对有关西藏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在这次会议上有关西藏问题的提议受阻。
3月30日：西藏人民议会审议了西藏流亡政府预算案。
3月31日：中国政府以监外就医之名释放了关押三十多年的西藏政治犯达纳晋美桑布。
5月8日：意大利上下议院 90名议员组成的意大利议会声援西藏组织成立。
5月17日：西藏流亡政府举行集会庆祝西藏噶登颇章政权建政360周年。
7月1日：达赖喇嘛哥哥嘉乐顿珠 52年来第一次对西藏安多和卫藏地区进行访问。
7月23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就第十二届噶厦内阁有关禁止信拜"雄登"发表了声明。
8月12日：印度议会西藏声援组织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表示支持藏中和平谈判及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五项和平计划；争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印度国会发表演讲。
8月16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取消年底达赖喇嘛对俄罗斯三个共和国的访问。
9月9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抵达中国首都北京，13日特使代表前往西藏首都拉萨。29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在达兰萨拉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媒体介绍了这次访问情况。
9月20日至28日：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第四次会议。
9月25日：意大利国会西藏声援组织的五位代表等访问了达兰萨拉，并且通过一项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称：如果中国不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欧洲联盟和意大利政府将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代表西藏人民的政府。"并把决议提交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9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总理）呼吁藏人和西藏声援组织在一定期限内停止抗议中共的活动。
10月15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奥地利举行第二十七次时轮金刚灌顶法会。
12月2日：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西藏仁波切旦增德勒和洛让邓珠进行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
12月9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代表参加亚洲公民权论坛大会。
返回文首
关于此网站 | 与我们联系 | 西藏即时新闻
慈悲与智见 |
达赖喇嘛 | 西藏通讯 | 介绍西藏
流亡西藏 | 西藏与世界 | 文献与档案库 | 西藏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