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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 全球抗议中共迫害藏人领袖
- 达赖喇嘛答记者问
- 达赖释放善意中共正面回应
- 又一西藏政治犯在狱中去世
- 活佛爆炸案
- 西藏青年会成员抗议中印边境谈判
- 关於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审理建议书
- 『成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
- 中国政府回避媒体对藏人死刑案的采访
- 王力雄评论：甘孜当局与阿安扎西的纠葛
- 达赖喇嘛访印南及藏人获奖
- 茉莉专论
- 丹增德勒仁波且小传
- 胡锦涛的西藏情结
- 中国人权要求公开审判
- 首席部长桑东仁波且接受记者采访
- 桑东仁波且指并不是最後通牒
- 达赖喇嘛访蒙以及与日本内阁副大臣会晤
- 萨迦法王前往匈牙利弘法
- 王力雄解答听众热线电话评论
- 西藏学生抗议印度博览会中国代表
- 欧洲议会就西藏问题举行会议
- 中共官员称十一世班禅很健康
- 中共又逮捕五名藏人
- 民运人士警告西藏流亡政府勿上北京当
- 『正义之光』奖授给印度人民
- 印度哲普成立藏印联络分会
- 世界上最高的佛塔在印度建成
- 流亡藏人庆祝国际人权日
- 《甘孜报》批判丹增德勒仁波且的文章
- 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人事变动
12月2日，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爆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藏人洛桑登珠死刑，判处丹增德勒仁波且死刑，缓期2年执行。
对於丹增德勒仁波且的判决，由於疑云重重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人们发现，根据中共媒体的介绍『今年4月3日中午12时许，成都天府广场东南侧发生一起爆炸案，致多人受伤，现场散落有煽动分裂国家内容的传单。』
但是，根据2002年04月04日人民网-江南时报的报导：『综合新华社、人民网消息：昨天中午12时许，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发生一起爆炸案，造成至少三名过路市民被炸伤，犯罪嫌疑人事发不久即被警方抓获。……经警方清理搜索，在现场发现了爆炸物残渣、电池、报纸、遗留衣服等。』
遍查当时的所有新闻，其中都没有提到『现场散落有煽动分裂国家内容的传单』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实在耐人寻味。
还有，中共一直放风暗示在成都被捕的洛桑登珠交代丹增德勒仁波且指使他进行爆炸，人们开始还信以为真，但据审判时被当局叫去旁听的泽瑞 迪迪和泽瑞 勒盎在电话中向仁波且的众弟子们介绍说，洛桑登珠在法庭上使用中藏两种语言明确地否认了他参加过政治活动，也否认搞爆炸，表示从来没有交代过受丹增德勒指使等内容。而丹增德勒仁波且也在法庭上谴责审判不公且完全是一片谎言，并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呼达赖喇嘛万岁得口号等情节。
此外，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在采访有关的审判细节时，中共当局一直都是三缄其口或者是牛头不对马嘴，破绽百出。由於类似的种种疑点，加上中共一直拒绝向外界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因此，对丹增德勒仁波且的判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人们更加怀疑中共对丹僧德勒仁波且的判决完全是由於政治原因的栽赃陷害，是中国政府清除西藏地方领袖的一种政治迫害行为。
首先是中国作家王力雄第一个向世人介绍了案件的情况，并上书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公正的判决，并引起了中文世界的纷纷响应（见本期的其他内容）。接著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和团体纷纷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公正的审判。
位於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6号发表声明，敦促国际社会对此予以干预，拯救两名西藏人的生命，保证他们能受到公正的审判。声明表示，中国当局使用未经证实的指控来打压为西藏宗教、文化和社会服务的人士。
12月7日，在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近千名僧俗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抗议中共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桑东珠的不公正判决。
2002年12月11日，在纽约的西藏流亡人士组织[美国西藏委员会]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阻止中国处决两名藏族政治犯。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藏族人洛桑顿珠以及另一名藏族人在四川省甘孜自治州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罪名是在成都制造爆炸案。但是，当地公安机关并没有公布任何证据。因此，审判是不公正的。声明说，他们二人被判刑是由於他们二人持有的政治立场。
当天，[美国西藏委员会]和[自由西藏学生]组织就此在纽约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
此外，在英国、比利时、瑞士、德国、法国等欧盟各国和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有人权团体要求各自的政府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以及前往中国使馆门前进行示威抗议的活动，特别是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不仅向欧洲执行委员会就西藏人丹增德勒仁波且等被判处死刑采取了何种对应等问题提出严厉质询，而且有望通过有关的决议。国际大赦组织也敦促中国政府公正对待西藏政治犯。
记者问：以前我在印北多次访问您时，您都表示不放弃在有生之年返回西藏的看法，现在，回去的脚步近了？
达赖喇嘛答：这麽说仍嫌过早。在我们与中国官员建立互信的对话管道後，接下来要看对话的意义。我个人回不回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六百万名藏人福祉。我认为，中国政府也希望西藏和平及稳定，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统一；所以我们也应该说清楚，只有提供西藏自治，上述统一才有可能，西藏也因此会繁荣。长期而言，藏教文化才不会绝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寻求自治的可能，一条新路，然後我才可能回去。
前几天，我要从印北出发到欧洲时，在达兰莎拉遇见一位教育程度很高的女藏胞，出乎我意料，她竟劝我不该回去。这是一个理性的问题。我当然时时刻刻都想回家乡，那里有宫殿有中国食物（笑），民生条件可能比印度山上好得多，但如果你没有自由，没有改善情况的可能，那麽回去比不回去更糟。所以，回去是时间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也像我们一样展示诚意，我会说，尽可能释放政治犯，而不是一、两个人。那就更好了。
但现在的对话刚开始，我认为维持和谈气氛是必要的。今年到二○○三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届时可能会有结果。我全心希望有好结果。
问：在维持和谈气氛的前提下，您很可能在这一年中，不会再去台湾访问？
答：谢谢你的建议（注：记者只是提问，并未建议）。我去过台湾两次，对台湾印象很好，本来西藏流亡政府与台北协商过，我每年有一次到台湾固定的访问，但由於目前我们正处於与中国对话的时机，因此前往台湾有所不便；原本计画明年成行，但现在只能暂缓。其实我到台湾访问一直只具宗教性质，可惜中国方面并不这麽认为。
问：但是您在台湾有广大的信徒，您若不去，可以想像信众的失望？
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官员非常敏感。目前成行的确有困难。
问：您去年身体不适，大病一场，现在健康情况如何？
答：非常好。去年元月我患严重肠疾，在印度医院治疗时，医生告诉我可能有生命危险。
问：但您现在看上去容光焕发。
答：我很幸运地逃过此次病厄，但身体状况并未完全恢复，也得多加注意才行。
问：您曾告诉过我，您非常喜欢「闭关」，现在还经常闭关吗？
答：经常，我一有时间便做。自从去年生病以来，我取消了很多访问，包括欧洲等地的巡回访问，所以相对地，闭关时间增多了。
信任民选总理未来可能不会有转世达赖
问：但闭关後，是否有更多的工作在等著您？
答：不，从去年起，西藏流亡政府有了民选总理山东仁波切，所以在政治事务方面，我已逐渐转交给他，现在多半由他负责。他当然也常来询问我的意见，我也乐意把经验和意见告诉他。我想，这是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化的一大步。我完全信任这位民选总理，在政治方面我宣布退隐，但这并不表示我没有兴趣或不必负责，这只是我支持民主化的一个决定。
问：此举是否表示，未来十五世达赖喇嘛也不再接手政治？
答：有关未来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转承是另一个问题。就我这一任而言，西藏流亡政府已步上政治化，也就是说，达赖喇嘛不再涉入政治事务，而纯粹担任宗教领袖，西藏政治由民选的政府组织接手。这是件严肃的大事，不能等闲视之。另外，有关十五世达赖喇嘛的传承问题相当棘手，不过依据上述发展，未来我们很可能不再需要转世的达赖喇嘛来接管西藏事务。或者根本就不会再有转世的达赖喇嘛。
问：两年多前由西藏出走到印北的噶玛巴呢？你们是否常见面？
答：是常见面。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习，有时出外访问，也开始主持宗教祭典。
问：您刚才提到，您已逐渐把政治事务交给民选总理，可否告知您目前的工作要务？
答：佛教信仰的要旨便是身心灵合一，也只有如此，人类的生活才可能幸福，当我去年躺在医院病床上时，我能做的便是祈祷，为自己、更为人世间的生灵，那便是我的工作。
我经常在印度旅行，看到许多物质生活很贫乏、甚至身体更为不适的人群，他们却远比我在欧美看到的富有朋友活得更开心，这种生活态度使我感动，也让我更希望能将佛教精神传达给更多人；不一定是指信仰，很可能是提醒人类去发展不同相面的人生，发挥同理及同情心，建设个人心灵，关心其他地域福址，所有的生物都是共同体，都应该学习倾听和交谈。
只有如此，才能共同寻找和平之道，任何人或任何国家都不该采取激进或武力方式，帮助别人便是帮助自己。我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活佛」，我只是一个宗师（GURU），我很愿意在有生之年对更多人做出好的影响，对宗教做出贡献。
中国已经是强国做好准备坐下来对谈
问：您的工作可说便是和平使者。您是如何对中共政府发挥同理及同情心？
答：我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纷争，有关西藏问题，我们要谈的是正当性问题。每个人面对问题时习惯躲藏，如此反而更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已经是强国，必定会更强大，也因此不需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我们已做好准备，会坐下来与中国官员对谈。我觉得，中国也在改变；过去几年，中国官员一如过往对我施加人身攻击，并没有和谈的意愿，但最近情况有所改变，我们已有接触。今年九月，我们派出一个正式代表团，我们的成员有机会与中国官员展开建设且开放的对话，我们希望这个对话的管道在双方互信下建立起来，也只有透过对话，双方才可能化解误会和怀疑。
双方直接沟通气氛良好中共官员态度已有改变
问： 但外界对九月对话所知不多？可否告知会谈内容？
答：为了要建立互信管道，首先便是要布置可以对话的气氛，也因此我不便在会谈前後对媒体说话，重要的是由代表团人员和中国官员直接沟通。
问：会谈成果如何？
答：我并不在场，我的印象是凭代表成员的描述，印象非常好，中国官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中国官员总是从上而下，像老师教训学生的态度，所以以前我常说中国朋友只有一只嘴巴，没有耳朵（笑），现在却不同了，中国官员至少试著倾听我们的声音。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个接触很重要，未来一旦对话管道建立，便可以更进一步坐下来沟通。那次会谈後，我也对远在国外的藏胞发出通告，希望他们在江泽民访美那段时间不要发动示威抗议，当然我们不可能限制藏胞的个人自由，但是我们这麽做，也展现了诚意。总之，我们今天有机会与中国官员接触对谈，应该是世界各国政府过去对我们的支持，使得西藏问题不被忽视，如美国、如欧盟政府过去也力劝中国政府与我们对话。
问：您对中共十六大後的布局有何看法？
答：基本的政策一时仍不会有太大改变，但我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会往一个较为讲究民主、人权、自由的社会发展。
--------欧洲特派员陈玉慧【侧记】
达赖喇嘛看起来气色不错，尽管寒流已入侵欧陆，他足踏塑胶拖鞋走在五星旅馆的地毯上，谈起政治，话说得比过去少，且态度比过去轻松，他现在只专心於宗教事务，「西藏流亡政府已推出民选总理，政治就交给他处理。」
但他也强调，「这并不表示我对西藏事务不关心或不愿负责。」民选总理山东仁波切都会来徵询他的意见。所谓的西藏事务，重点是与中国的关系。谈起此事，达赖喇嘛的笑容比过去要少，但他的信心却比过去增强，「我们从中国政府得到极正面的讯息，」为了促进今年九月对话的继续，极力配合「中」方，寻求良好有利谈话的条件。
他过去便说过多次，但中共官员不相信，现在他仍然强调，「我寻求的不是西藏独立，而是真正的自治」。他说的「真正自治」，其实与中共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没有太大差别。
自从去年六十七岁的达赖重病一场後，中共政府内有人担心一旦达赖过世，西藏境内藏独暴动势力也许会扩大，加上达赖已释放一些善意，中共官员比较愿坐下来沟通。
这也是继九○年初双方对话完全中断後，第一次出现和谈的可能。至於和谈进度将如何，「有可能数月，也可能长达数年。」达赖喇嘛乐观地分析，且他估计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後，中国局势可能会更开放。
西藏流亡政府虽然对胡锦涛很陌生，但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山东仁波切在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後便表示，「现在预估中共新政府人事布局对西藏政策是否将改弦易辙恐嫌太早」。
胡锦涛一九八九年在西藏实施了一连串的镇压和宣布西藏戒严，有人认为那不是他的决定，他只是贯彻中央政策；也有人认为，胡比江泽民更年轻，且更开明，中国可能会逐步开放及民主化，对解决西藏问题更有信心。
远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的西藏流亡政府筹码不多，除了达赖喇嘛多年来在国际间的奔走游说。达赖的策略看似没有进展，但多年後逐渐发酵，在两千年那年，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便从中国捎来讯息，要与中共谈判，首先要务是暂停在国际间对中国政府的不当批评，再者是承认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省。达赖开始做了一些让步。
没错，达赖喇嘛改变了，他决定隐身政治权之後；尽管他本人已成为西藏问题的代名词，在国际间已塑造了影响力。此举可能有助於与中国的和谈气氛，也可以说是更为务实。至於台湾，他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来了。
-----引自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中文网站
【综合报导】西藏政治犯洛桑达杰第二次被中共判刑後在西宁某劳改砖瓦厂服刑期间于11月19日去世，洛桑达杰的亲属前去监狱领取遗体时，当局对他的突然死亡未作出任何的解释。
洛桑达杰1966年出生在西藏安多果洛玛沁县曲瓦村， 22岁开始入寺学习佛法。二零零壹年初为探母回西藏时被捕并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1987年开始在拉萨的和平示威运动虽然遭到中共的镇压，1989年中共甚至在拉萨进行军事管制，但这些信息却鼓舞了远在果洛的拉嘉寺僧，从1992年以来拉嘉寺多次发生散发传单的事件，由许多藏人被捕，（见《西藏通讯》总第五期的相关报导）而洛桑达杰就是首先在拉嘉寺开展类似活动的僧侣之一，1992年他和其他三位僧人一起书写和木刻有关西藏独立等为内容的四万份传单标语和一些西藏国旗图案，于1992年 11月 15日是该寺大喇嘛香萨仁波切举行坐床典礼之时人员集中的机会将标语张贴在公路、商店、寺院转经路等处，并在寺院大经堂顶上悬挂了两面西藏国旗，十天後，中共警方破案并将洛桑达杰逮捕，其他成员则及时逃脱了中共的追捕。1994年果洛中级人民法院以鼓吹分裂国家罪判处洛桑达杰两年半徒刑。
1995年5月25日获释後，当局不许他返回寺院，但他一直与寺院保持著紧密的联系。同年八月，给洛桑达杰和同伴洛桑巴丹、益西坚参获西藏青年会颁发的『爱国英雄奖』。
期间，由於西藏境内已经没有正规的宗教学院，历史上西藏格鲁派僧人必须到三大寺进修的传统由於中共以限制寺院之间的串联为理由遭到禁止，因此，为了让年仅17岁的香萨仁波切能够真正学到必要的佛学知识，洛桑达杰于1996年4月2日夜晚领著香萨仁波切离开了家乡，到达印度後如愿以偿地前往位於印度南部的色拉寺学习佛学，二零零二年初，洛桑达杰为了看望母亲而又返回家乡，在回家的途中被中共安全部门逮捕，随後转交果洛安全部门，随後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目前还不知道中共对他提出什麽样的指控以致于竟然被判处如此重的徒刑。
一位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活佛制造了七起恐怖主义爆炸案，这是今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警方破获的一件大案。
活佛的俗名叫阿昂扎西，法名是丹增德勒，名号为阿登彭措。因为他的活佛身份是於八十年代流亡印度时被认证，中国当局对此不承认，所以官方口径只称其为阿昂扎西。目前虽然法院尚未进行正式宣判，但甘孜州已经开展了『揭批阿昂扎西』的运动。
事件起由据说是这样：今年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发生爆炸，作案者是阿昂扎西的一个远亲，曾经帮阿昂扎西做过活，被捕後供认其行为是受阿昂扎西指使。4月7日警方逮捕阿昂扎西，经过审讯，阿昂扎西认罪，同时供认近两年发生在甘孜州的另外六起未破爆炸案也是由他指使。至此地方当局通告上下，案件似乎已经可以了结。但是当地不少百姓认为，这只是地方政府的一面之词。
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昂扎西其人，并且耳闻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带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众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不少戒掉恶习重获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视为再生父母。我曾去过他的住处，对他的生活清贫印象深刻。当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养』，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听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连我在心理上都难相信，更不要说敬仰他的信众。
此前阿昂扎西和当地政府、警方有过多次矛盾纠葛，曾经两次出走，都是藏身百姓中间。当地群众搞过数万人的签名和按指印请愿，并派代表到北京告状，要求保证阿昂扎西安全。地方当局因此一直对阿昂扎西不好下手，直到这次有了爆炸案的罪名，才终於得以放手对他进行处置。
当地很多人怀疑，这是不是一起栽赃陷害的冤案？一方面可以搞倒阿昂扎西，一方面使警方多年无法告破的案子一起了结，可谓一箭双雕。至於说阿昂扎西已经认罪，凡对专制体制稍有了解的人都可想而知，通过摧残人的肉体和精神，搞出个认罪口供实在算不上难事。中共历史上制造过难以胜数的冤案，如何让人相信不会重演？
当然，我个人并不确认此案一定就是冤案。我虽见过阿昂扎西，毕竟可能『知人知面不知心』。然而我坚定地认为，阿昂扎西的案件不应该黑箱操作，必须公诸於众，要给阿昂扎西在世人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和权利，并且允许人们对案情表示怀疑，进行追问和调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谁要是帮助阿昂扎西说话，就当作同案犯处理！』--这是我听到雅江一个乡长禀承上级口径对群众发出的威胁。如果是这样，即使阿昂扎西真的有罪，也会有千万当地群众永远不会相信，并会将此案件流传成汉政府压迫藏人的又一个历史故事。
-----------於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
中印双方于11月23日举行有关所谓印中边境的谈判-----即在中国侵占西藏之前，西藏政府和英印政府就西藏与印度边界的划定，中国侵占西藏後以西藏不是主权国家，无权签订边界协定为由拒绝承认，但印度政府坚持边界是合法的,并拒绝对此进行谈判，这次的所谓谈判据报导主要是双方交换地图。
在印中举行谈判的当天，西藏青年会德里分会组织在德里各大学的西藏学生到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他们认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所谓的中印边界，现在所谓的中印边界是五十年代中国侵占西藏後的产物，双方因第一次接触'而发生过战争，因此中国政府无权决定西藏与印度的边界。抗议过程中，印度警察逮捕了18名西藏学生。但是，当晚即获得释放。
关於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2日以“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之罪判决甘孜州雅江县农民洛让邓珠死刑，判处雅江县崇新寺僧人阿安扎西死刑，缓期2年执行。
阿安扎西（亦为阿昂扎西）八十年代在印度被认证为阿登彭措活佛的转世，法名为丹增德勒，在康区南部的藏族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也是海外藏人十分关注的人士。目前，当地群众和海外各界对案件的判决提出的疑问有：
一是爆炸恐怖活动与佛教的不杀生原则和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相悖，不应该是热心公益、善名远播的一位藏传佛教活佛所为；
二是阿安扎西被捕前与当地政府、警方有过数次矛盾纠葛，两次出走，导致当地群众上万人联名派代表到北京告状；
三是在法院审理之前，甘孜州已经 展“揭批阿安扎西为首的犯罪团伙＂运动，有先定罪后审判之嫌；四是如果说阿安扎西是首犯，洛让邓珠受其指使，对洛让邓珠的量刑更重不合法理。
我们认为，产生猜疑的根由主要是审判过程的不透明，人们无法听到当事人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也无法对案情进行追问和独立调查。这种黑箱运作是我国司法获得社会公信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个具体案件，除了需要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宪法、履行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以外，还涉及到在我国特殊敏感的民族问题和已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的西藏问题。如果一个受到当地藏族百姓广泛爱戴的僧侣被不透明的审判判刑，即使他真地有罪，也会被说成是汉政府对藏民族的迫害，埋下未来导致民族冲突的隐患，成为国际指责的把柄，也为正在恢复中的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增添干扰。
2002年8月10日《甘孜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州委办公室干部职工深入揭批阿昂扎西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丑恶行径＂，充分证明对阿昂扎西是先定罪後审判。（王力雄提供）
尤其是，此案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人命关天，一旦洛让邓珠被执行死刑，就无法再使其复活。同时，所有那些未得到澄清的猜疑也会随死人不能说话而变成永远的猜疑，给汉藏关系中加上一笔无法偿付的新债。
因此，保证上诉审理过程的透明、公正是至关重要的──是消除各方对此案的猜疑，避免此案伤及汉藏民族关系的最后一个机会。为此我们建议，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上诉审理的过程中，除了严格遵循法律，充分保证法律被审判者的权利以外，还应该针对此案的特殊情况，采取以下三点措施：
1、由我们作为独立民间人士，为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为二人进行辩护；
2、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
3、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的整个过程。
我们认为，如果甘孜州警方的确掌握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犯罪的确凿证据，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的确公平无误，在上诉审理过程中采纳我们所建议的措施，对国家、对汉藏民族、对我国司法系统的信誉都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害，其他方面也将因此对案件的最终判决口服心服。
此致
敬礼！
王力雄（作家），王吉陆（大学生），王怡（大学教师），马容（佛教居士），冉云飞（土家族、编辑），刘义（画家），刘苏里（企业家），刘晓波（学者），师涛（记者），朱建刚（学者），余杰（作家），张卫民（学者），张祖桦（学者），李蕴（电视编导），季丹（独立电影人），林泉（医生），林猛（大学教师），罗艺（职员、探险运动者），姚国华（教师），赵诚（学者），徐晓（编辑），浦志强（律师），萧瀚（律师），廖亦武（作家）
1933年1月30日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就任总理。不到一个月後，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燃起熊熊大火，希特勒望著烈焰，兴奋大喊"这是上帝的旨意！"次日，希特勒以这一恐怖事件为由，逼迫德国总统兴登堡授予自己以独裁的全权。该事件导致第三帝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被扫荡以尽，导致政府大肆逮捕反对党派及人士。
纳粹党指控荷兰左翼分子马尔纳斯 冯 德 卢贝纵火焚烧国会，但是一些现场目击者却冒著风险指出部分纳粹分子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希特勒被授予独裁权力之後，他的重大行动再也不需要国会议员的投票批准了。过去因为纳粹党徒在国会里并非多数，所以希特勒的执政常常受到限制和掣肘。此後，希特勒独裁大权在握，疯狂的冲锋队代替了特殊警察的职权，大肆搜捕反对派，封闭不听话的报刊杂志。而广播电台也迅速变成纳粹宣传部长戈倍尔的喉舌了。
对德国人而言，1933年2月27日那冒著浓浓黑烟和冲天火柱的国会象征著德国民主的火葬场，几乎所有德国公民的个人自由都在那场大火中被焚烧殆尽了。
将近七十年过去了。前不久，在亚洲的中国，在四川成都天府广场东南侧，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使多人受伤。之後，一个广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於2002年12月2日以"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之罪判处死缓。消息传来，全球震动。
阿安扎西（亦为阿昂扎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印度被认证为阿登彭措活佛的转世，法名为丹增德勒。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阿安扎西与当地政府、警方曾经有过数次纠葛，并导致他两次出走，引起当地群众上万人联名派代表到北京告状。而在法院审理之前，甘孜州当局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揭批阿安扎西为首的犯罪团伙"运动，这是明显的无视中国政府已经承诺的"无罪推定"司法原则。在康区南部的藏人中，阿安扎西活佛的德行和善举受到普遍推崇，而爆炸恐怖活动与佛教的不杀生原则和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再说法院判定阿安扎西是首犯，洛让邓珠受其指使，但"协从犯"洛让邓珠的量刑居然比"首犯"更重。特别要紧的关键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是秘密审判，这一黑箱操作加上前述种种脉络所呈现的因果链条，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一秘密审判的公正性。
有鉴於上述原因，长期身体力行致力於汉藏两族和睦相处的作家王力雄先生联合一批中国的独立知识人提出了关於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建议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上诉审理的过程中，采取以下三点措施：
1、由这批知识者作为独立民间人士，为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为二人进行辩护；
2、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
3、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的整个过程。
该建议的核心诉求是审判的公开、透明、公平，落实控辩双方的基本权利。在我看来，这一要求是无懈可击的，笔者对之持无保留支持的态度。
笔者并无意断言此案就是当年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由於并未经过符合文明世界公认的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的审理，由於基本的情况都仍在黑幕之中，事实上目前任何断言都是轻率的。
该建议只是希望此案获得公正的司法对待。倘若当局一意孤行，毫无道理地拒绝王力雄先生等的建议，拒绝给予二位被告以公开公平的司法审判，仍然把此案关进"黑箱"运作。那麽，北京将永远无法洗清前述合情合理的怀疑，从而就是无声地证实了国内外的普遍猜测，承认了自己是理亏的，是没有证据的。这样做，事实上就是关上了化解猜疑之门，实际上也可能是关上了正在恢复中的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之门。那麽，二十一世纪的新"国会纵火案"的名声恐怕就将如影随形永远如梦魇一样与北京政权纠缠在一起了。
中南海如果要想真正堵国内外的悠悠之口，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王力雄等的建议：公开公正审理。而倘能面对阳光，面对公正的司法程序的检验。无论审判结果如何，都对国内外舆论有了一个交待，正如王力雄等先生所指出的，各方都将"口服心服"。如此，改弦易张，抛弃黑箱，则司法独立在中国也就将以此为起点，迈出其历史性的第一步。
人死不能复活。草菅人命，将导致死无对证。如此，民间猜测必将永远凝结在历史上，而汉藏和睦的希望也将成为此案的殉葬品。
最後，笔者认为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第三帝国，司法也不完全是婢女。当年柏林纵火案被逮捕的人士中，最著名者是国际左翼领袖季米特洛夫。被捕後在长达三个月的审判中，他慷慨陈词，揭露了当局自制恐怖事件并嫁祸於反对派的阴谋，在公开审理下，他赢得了官司，获得了司法胜利。试想，在希特勒的德国尚且能公开依法审判，而且居然让被当局严重指控的嫌犯获得清白。而一些中国知识者因成都爆炸案而联想到的1898年左拉声援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也於次年被宣告无罪。对照中国此案，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当局不会比希特勒更害怕公开透明的审判，不会比纳粹政府更无视被告的权利，不会比第三帝国更野蛮。倘能如此，则阿安扎西、洛让邓珠幸甚，中国司法幸甚，汉藏关系幸甚，中国幸甚。
据美国之音记者黎堡报道：丹增德勒被判处死刑後，美国之音也打电话到甘孜州中级法院了解情况，接电话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在记者的追问下才说，她刚才问过书记，书记要她『暂时回避，不回答这个问题。』记者问到『上诉法庭是否会很快受理』、『被告是否有律师』等问题，这位法院工作人员均以『不知道』和『上级要我们回避』等说法拒绝回答。
美国之音记者接著给这家法院的另一个办公室打电话，听起来接电话的人是一个主管。
黎堡：请问您贵姓，哪一个部门的？
对方：你说吧，你说了之後，我看能不能答复你。
黎堡：好。上个礼拜一，你们法院对洛让邓珠，还有阿昂扎西判处死刑，其中一人死缓。
对方：对。
黎堡：我想了解一下法院是怎麽看这个问题的。是不是认为这次审判比较公正。另外，是有关上诉的问题。按照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十天内可以上诉，那麽十天也快到了，已经九天了。您能就这两个问题回答一下好吗？
对方：我们首先是按照法律来审理的，这个肯定的。第二，至於第二个问题，我想我们这边有这边的规定。我想，可能省法院将对外做宣传，做一个最後的证实。好吧？
黎堡：在程序方面，你刚才说是合法的。
对方：一切按照法律程序，是合法的。
黎堡：那麽，当时，星期一开庭的时候有些什麽人在场呢？
对方：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要回避了。
黎堡：暂时回避。当时的开庭是不是属於公开的审判的。按照一般中国的法律，这样的开庭是不是可以给人看的，可以给人听的呢？是不可以给人听的吗？
对方：这个问题我要暂时回避。
黎堡：那麽，上诉的情况又怎麽样呢？
对方：上诉，本人肯定有上诉的机会。他自己也提出来了。他要自己请律师，这是没得含糊的。
黎堡：律师是他自己请，对吗？
对方：他自己请，这是他自己的权利。当时，徵求意见，因为不是我们具体承办，是省高院直接来了。省高院去徵求意见的时候，他跟他们具体协商，最後结果，省高院没有给我们答复，所以我不好跟你答复这事。
黎堡：请问你是法院什麽职位的官员？
对方：对不起，我暂时回避。
黎堡：您连姓名也不可以说，对吗？对方：嗯，不说，不说。黎堡：好，非常感谢您的时间，谢谢您。
从2000年到2002年连续三年，我每年都要到雅江县──也就是这次被判死刑的两位藏人所在的县。我对其中的阿安扎西尤其关注，2001年还亲自去拜访过他。
我对阿安扎西的兴趣，主要是由於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崇高威望、以及当地政府对他进行打压排斥这种反差所引起的。1997年7月，甘孜州宗教管理部门专门下发一个文件，列举阿安扎西的问题：
一、未经当局批准，擅自兴修寺庙；
二、私自指认活佛；
三、干涉其他寺庙的事务。
文件宣布对他进行的“处理＂是：
一、否定其活佛称号，不许他再以活佛身份活动；
二、免除他的雅江县政协委员之职；
三、禁止他到别的寺庙参与活动；
四、不许他再兴修扩建寺庙；
五、废除他指认的活佛。然而，当局这种直接针对宗教事务的干涉得不到当地百姓认可，信教群众仍然视阿安扎西为活佛。这对当地权力部门无疑构成一种挑战，导致对阿安扎西进一步施加压力。
1998年初，当地发现了要求西藏独立的传单，权力机关把怀疑矛头指向阿安扎西，开始审查他身边僧人。阿安扎西感觉受到威胁，於是采取了出走躲藏的方式。当地百姓上万人为此联名按手印上书给政府，为阿安扎西进行担保。我目睹的其中一个村的上书是这样写的：
“我们村在这几年突然变了，没有过去那样到食店吃饭时，不但不交钱，而且还要把别人的碗打碎，有时还要打人；有的人喝酒、抽烟，整天打打闹闹，整得大家都日子不好过；有的人爱打架等等。喇嘛来了之後，这些现象已减少了很多。这些大的改变是谁给我们的，不是哪个人的威力，而是我村来了一位大好人，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活佛，他给我们，还给我们村的各位人民都带来了好处。他从不说哪个民族的好坏，我们从没有听到过，看到过。总而言之他讲经的目的是：
1、教育我们做好事，不要做坏事。
2、教育我们尊老爱幼。
3、一贯教育我们不要犯党的政策。我们认为这种的好喇嘛很少，最终，他是一个好喇嘛，我们可以保证。请求上级有关部门给我们的好喇嘛，给一个好的结论。＂
面对这种聚合在一起的群众呼声，当局担心引发事端，不得不答应百姓请求，许诺不对阿安扎西进行“处理＂。当阿安扎西重返寺院时，数万百姓自发夹道迎接和叩拜，哭成一片。不知道是不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当局这一次没有搞倒阿安扎西，埋下了以後对其打压不断升级的祸根.
2000年，甘孜州国家安全局传讯阿安扎西，事先准备好一份材料，列举了阿安扎西的四项罪名，一是说他煽动百姓阻挡林业局砍树；二是说他私自办孤儿学校；三是说他在雅江县城建了经堂；四是说他提议把一个地处偏僻的乡合并到另一个交通便利的乡，是宗教对政治的干预。国安局让他承认材料上的指控，并要他签字按手印，否则便不放他回去。僵持了一天，最後阿安扎西不得不签字。他亲口告诉我，当时一共让他在那份材料上按了三十多个手印。
几天後甘孜州国安局又一次传唤他，并勒令不得让其他人知道。阿安扎西的寺庙里曾有一个年轻僧人就是这样被叫到国安局後遭到拘押的。阿安扎西担心国安局既然有了他签字的罪行材料，这次去就会正式逮捕他，於是决定再次出走躲藏。当地老百姓又一次动员起来，联名为他请愿。国安局指控阿安扎西的罪状，在百姓眼里都是他的功德。这次请愿比上次声势更大，有4万多人参加，并且更有组织性，由各村村长和支书组成的代表团，带著几万藏族百姓的联名信分头去省城和北京上访告状，要求自上而下保证阿安扎西的安全。事情搞到这种地步，甘孜州国安局不好再采取进一步行动。於是阿安扎西在躲藏五个月後重新露面。这回当局各个机构都没有再找他，阿安扎西在雅江县城住下，希望把自己放在当局眼皮底下能使当局感到放心。似乎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我就是那段时间去雅江县城他的住处拜访他的。拜访过程中他对我讲得最多的是他办的学校，当时已经被政府接管，走向败落，大多数学生被遣散。他当年为学校筹集的几万斤粮食也不知去向。
对他和权力机关之间的矛盾，他总是表示中央是好的，不好的是下面。按照他的说法，中央是太阳，省里是月亮，到了州里剩星星，县里就什麽也没有了。如果真是这样，他两次出走并且引起百姓大规模请愿，让州、县当局丢尽了脸面，他们难道能善罢甘休吗？我是带著这种怀疑离开他的。
今年四月，听到阿安扎西被捕的消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不是甘孜州当局和国安系统的出手反击？如果是的话，这回可谓打得“稳准狠＂，打到了要害，再不是以前那些宗教、办学方面的问题，而是爆炸，是在9/11後全球反恐大势下的恐怖活动！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今年秋天又一次去雅江。这次再没有老百姓敢为阿安扎西请愿了，甚至没人敢打听他的情况。有人警告我，如果在外面问阿安扎西的情况，不久就会有警方找上门。当时阿安扎西虽然还没有经过法庭审判，但是甘孜州已经开展了“揭批阿安扎西＂的运动（可见法庭後来的审判早被设定了结果）。一位忠於阿安扎西的共产党村支书听说爆炸共造成财产损失一百多万元，天真地以为只要凑够相应钱数交给政府，活佛就可以没事了，於是在百姓中号召捐款。为此他得到的是开除党籍，并且被关进了监狱。
阿安扎西是出家人，父母已逝，没有妻子儿女等亲属，这种情况下，除了律师，其他人都无资格去询问情况和为他奔走，然而没有亲属委托，别人又无法为他聘请律师（当地也没有律师敢为他辩护），因此阿安扎西目前的情况就如陷进黑洞，什麽信息也传不出来。外面只能听到当局的一面之词：阿安扎西已经供认不讳──他就是洛让邓珠从事爆炸的幕後指挥。
不过当地人对此有一个逻辑简朴的质疑，如果阿安扎西是洛让邓珠的指使者，从洛让邓珠在成都被抓到阿安扎西被抓，中间有三四天的时间，为什麽他不试图逃跑呢？以往两次情况都不如这次严重，他都要出走躲藏，以他拥有的群众基础，本是可以像鱼藏海里一样难被找寻的呀。他既然没有出走的企图，只能说明他和爆炸案根本无关！
还有一种质疑是，以阿安扎西的智慧，何以想不到他和权力机构有那麽深的过节，肯定是被置於严密监控之下的。他要是被当局抓到把柄，无疑将被置於死地，他何以要顶风而上，去指使那种毫无意义并且违背他的宗教不杀生和非暴力原则的爆炸案呢？
一个喇嘛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就是现在立刻把我拉去枪毙，我也不相信他会参与爆炸那种事！＂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1月25日抵达位於印度南方卡纳塔卡邦比拉库佩西藏难民定居点的色拉寺，受到当地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
11月25日下午印度卡纳塔卡邦总督前往色拉寺晋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进行了有关问题的讨论。卡纳塔卡邦总表示，达赖喇嘛永远是我邦之贵宾。并肯定和赞扬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佛教所作的贡献。达赖喇嘛表示，我和我的人民非常感谢印度人民和政府对流亡藏人四十多年的援助。特别感谢卡纳塔卡邦提供流亡藏人在印度最大的定居点。此外，卡纳塔卡邦于11月1日举行建邦纪念大会，在这次纪念会上组织者为九名有突出贡献者颁了奖。获奖者当中包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旦增协热，他获得了「社会服务」奖。
评奖委员会认定西藏僧人旦增协热曾担任色拉学校教师、校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等二十年间在教学方法上努力倡导古今结合，在管理上进行改革和完善，最後使该校成为印度政府认可的世俗中学。并给六百名学生进行免费教育。
旦增协热曾1961年出生在印度南方比拉库白西藏流亡社区，毕业于印度瓦拉纳西大学。
自从收到王力雄的一封信，我和我的那些汉藏两族的朋友，便一齐面对著一个离奇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反革命爆炸案＂。
我本人在中国经历过反革命案从审讯到判决的全过程，而後，也经常观察了解同命运的反革命案件，以及各种类型的刑事案件。可以说，进修过中瑞两国法律的我，不完全是一个无知的法盲。
但是，在阿安扎西判取死刑一案面前，我发现自己那些狭隘的知识经验全都不管用了。也许对於西藏少数民族的“反革命分子＂，中共当局采取的是与其特殊“优惠政策＂一致的特殊司法手段，不但外国人、流亡藏人对此感到无法理喻，就是我这个很能理解汉族政权的本族同胞，也为此堕入的极大的困惑之中。
阿昂扎西是在今年四月被秘密逮捕的。在中国，秘密逮捕不算稀奇，不少汉族异议人士也会突然失踪。但一些汉族人士失踪过一段时间之後，大都会被当局宣布正式逮捕什麽的。毕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一旦进入审判程序，当局通常会允许汉族被告聘请律师，只不过对律师有诸多限制。比如我本人当年聘请的律师，就被司法当局严格要求：必须是共产党员，必须经过司法局批准，还命令律师不得为我这个“反革命＂做无罪辨。虽然我们家付费请这样的律师有点亏，但我好歹还有律师帮忙，在法庭上给执意自己做无罪辨的我，敲边鼓提供一些有利於我的事实。
但我这个汉人当年获得“党派律师＂的待遇，却不是“繁荣幸福的新西藏＂里的异族“反革命分子＂可以享受的。前几天，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的记者采访了阿安扎西的亲属，问及阿安扎西是否获得律师帮助。亲属说，尽管他们一再要求给被告配个律师，但办案法院不予理睬，并严正警告亲属：“阿安扎西等人是反革命,反革命没有权利要求配给律师。＂而後记者又采访了四川甘孜州司法局的赵局长，问及阿安扎西等人是否聘有律师,并要求采访律师，那位赵局长支吾其词，没有答复。其他海外新闻媒体和国际人权组织，也都试图向中国有关法院和机构了解情况，得到的回答大都是“不知道＂和“上级要我们回避＂。
这就像卡夫卡笔下的荒诞故事。曾经预言极权主义的卡夫卡，在他描写的审判场景里，立法者、法官和刽子手是同一个人，没有律师，犯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麽罪，所有的法律操作全都来自同一只手。
但卡夫卡的描写远不如中共治下的红色西藏荒诞。中共当局这只全能的手，一边在司法上操纵黑箱作业，一边无视国际公认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当地发动规模很大的“揭批阿安扎西犯罪集团＂的政治运动。“把阿安扎西批倒批臭＂之声在媒体上一片喧哗，当地藏民却被警告：“谁要是帮助阿昂扎西说话，就当做同案犯处理！＂在审判时高喊“无罪＂、“达赖喇嘛万岁＂的阿安扎西，被用布头堵住嘴。正如王力雄在《甘孜当局与藏族高僧阿安扎西的纠葛》一文分析其缘故：在藏区享有崇高威望的活佛早已不为当局所容，这次以“爆炸＂治罪，“打得可谓稳准狠＂。
我在中国监狱服刑时，经常听到惯於欺骗的犯人改变自己的案情版本。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堂堂司法机关也像那些刁钻无耻的犯人，翻云覆雨玩儿戏，见机改变自己对“案犯＂阿安扎西罪名的指控。
在法庭审判前四个月，四川甘孜州党政机关报《甘孜报》，就以头版头条报道“深入揭批 阿昂扎西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丑恶行径＂。其中谈到：“要把揭批矛头直指达赖集团＂，“把握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这说明，阿安扎西的罪名是政治性的。虽然对被告如何“制造了7起恐怖爆炸活动＂语焉不详，缺乏证据，但当局的口径是：其爆炸案也是“反革命爆炸案＂。
然而，当境外人权组织和媒体纷纷质疑，指责此案是一起栽赃陷害的政治冤案，批评中国政府不公布证据搞黑箱操作之时，当局的答复却来了一个叫人惊奇的大转变。他们不再强调此案的政治性质，而故意说阿安扎西爆炸案与被炸者信仰“雄登＂有关。前面提到的司法局赵局长，就对记者有此惊人一说。
要解释藏传佛教格鲁派中有关供奉“雄登＂的争执，需要一本专著才能解释清楚。这里我只能简单地交代一下：藏人一般认为，雄登是一个世俗的护法神，他怀有怨毒，不大公正，但却是生利迅速的财神，因此被一些西藏人供奉。达赖喇嘛本人也曾五十年代拉萨危机之时，开始供奉这位护法神，後来他逐渐发现供奉雄登等於引火烧身，害大於利。为了护持藏传佛教的纯洁无污，达赖喇嘛於七十年代末开始，呼吁信徒禁止供奉雄登。此後，雄登派信徒和达赖喇嘛的信徒产生争执。一九九七年初，雄登派信徒在达兰萨拉制造了一起血案，笔者曾在《开放》98年3月号做过报道。前不久，雄登派在印度对达赖喇嘛公开发出死亡威胁。
藏人内部的宗教派别冲突令人痛心。但中共当局借机插手，拉拢雄登派对付达赖喇嘛，已经是证据确凿的事实。尤其是这次阿安扎西案件，在大半年的审判和宣传中，当局没有半个字提到阿安扎西的“罪状＂和他反雄登的宗教信仰有关，却突然在前几天告诉记者：“由於阿安扎西对信仰雄登的人极其不满，於是唆使他人搞了好几起爆炸。＂
这下就更奇妙了。即使在达赖喇嘛信徒占优势的印度，那些要报复雄登派血仇的藏人尚且被达赖喇嘛阻止，阿安扎西－－－一个被达赖喇嘛亲自指认、在藏民中深受爱戴的仁慈活佛，怎麽可能在雄登派与当局合作的四川当地搞暴力？何况，当局公布的爆炸地点（成都天府广场、州委大门、交警队大门、康定桥上）和受伤对象，都不像是针对藏族雄登派的。
如果此案真的是藏人自相残杀，中共当局为什麽不一开始就大肆宣传，揭露“达赖之流的丑恶行径＂呢？而且，按照这种说法，这个案子应该定性为“刑事案件＂而不是“反革命案件＂才对。此外，王力雄为此案在藏区奔走了那麽久，为什麽当地没有人给他透出一点“宗教派别自相残杀＂的信息呢？
看来这里面的隐情就越来越大了。根据我和汉藏朋友们的分析，当局（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在故意把这个案子往雄登问题上上引，以转移矛盾和制造矛盾。
就在笔者写作此文时，有关阿安扎西的案件出现了一丝亮光。原来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采访四川甘孜州司法局赵局长, 得到的回答是：“到现在为止,被告没有提出上诉。＂当时我们很焦急，以为阿安扎西等二人不相信上诉有用，只求速死。阿安扎西的兄弟也被软禁，不准外出。没有律师，其他人无权帮他们上诉。昨天（12月12日）法新社报道，二人已提出上诉。真是谢天谢地！估计是由於国际社会过问，舆论压力大，更高一级的当局插手，改变了做法，给“案犯＂上诉的机会了。
此案的复杂和离奇，我这篇小文只能粗浅地写出一二。对於阿安扎西案件，笔者感触最深的是：民间的人道干预是有用的。由於王力雄以一介汉人身份带头揭露真相，由於国内外知识分子和人权人士纷纷声援，这就有可能促使中共当局公开、公正审判此案。我们汉人救援阿安扎西的努力，令一些西藏朋友非常感动。要促使汉藏两个民族真正和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值得做的事情还很多。
一个达赖喇嘛亲自认证、在家乡深受藏人爱戴的活佛丹增德勒（俗名阿安扎西），於2002年12月2日被中共当局以"制造七起恐怖主义爆炸案"的罪名，一审判取死刑。这一由四川甘孜州司法机关黑箱操作的案件，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如秘密拘捕、不允许被告聘请辩护律师、单凭口供定案、禁止被告自我辩护等等。
当地藏民都认定这是一起栽赃陷害的冤案，但长期嫉恨阿安扎西崇高威望的地方官员，一心把阿安扎西往死里整，他们以政治干涉司法，在甘孜州藏区开展了气势汹汹的"揭批阿安扎西"政治运动，并威胁广大藏民："谁要是帮助阿安扎西说话，就当作同案犯处理！"尽管阿安扎西和其同案的洛让邓珠的亲属，都一再要求给二人聘请律师，但甘孜州司法机关拒绝亲属的请求，说："他们是反革命，反革命没有权利要求配给律师。"
就在这位藏族活佛无助地面临极刑、只求一死之时，一位汉族作家不顾自己的安危，对此案进行调查研究，在海内外发动了一场广泛的舆论干预活动，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司法程序，给西藏活佛一个公开、公正的判决。
目前，这一令人怀疑的死刑案已被提交给四川高级法院复审，王力雄和支持他的一百四十九位汉藏人士，国际人权组织和西藏流亡政府，正在为刀口救人做最大的努力。
王力雄是中文读者熟悉的作家，也是一位和西藏有独特缘分和感情的汉人。多年来，他深入藏区采访，撰写了深受读者欢迎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他不断发表对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看法，努力摆脱"大汉族本位主义"，从尊重少数民族的角度看问题。
去年6月，王力雄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中国独立作家笔会首届"写作自由奖"，在答谢辞中，他说："我深知本人并无值得一提的文学成绩走上这奖台，让我来此只是为了昭示一个原则－－－作家的身影要始终傲立於权势对面，而非在帮忙和帮闲的队列里游走。""
我认为在今日中国，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以及反抗强权，应该是写作自由的第一要义。"王力雄不是在说漂亮话，他一直在实践自己对於写作自由的承诺。
关於藏族高僧阿安扎西的事迹，王力雄是从连续三年在雅江县寻访的过程中了解到的。他说："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昂扎西其人，并且耳闻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带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众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不少戒掉恶习重获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视为再生父母。我曾去过他的住处，对他的生活清贫印象深刻。当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养"，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听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连我在心理上都难相信，更不要说敬仰他的信众。"
对於阿昂扎西和当地政府、警方的多次矛盾纠葛，王力雄了解到：1997年7月，甘孜州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指控阿安扎西，说他未经当局批准，擅自兴修寺庙，私自指认活佛，并对他做出处分。1998年初，当局发现了要求"西藏独立"的传单，就把怀疑的矛头指向阿安扎西，并且开始审查他身边的僧人。阿安扎西感受到威胁，於是出走躲藏。随後当地百姓数万人联名按手印上书给政府，为阿安扎西请愿担保，并推选出代表到北京告状，要求保证阿昂扎西安全。
因此，王力雄认为，当局想惩治阿安扎西一直不好下手，直到这次有了"爆炸案"的罪名，才终於得以放手对他进行处置。在全球反恐形势下收拾阿安扎西，可谓"打得稳准狠"。
由於不准被告请律师，不准媒体自由采访，活佛阿安扎西目前的情况就如陷进黑洞。坚定地站在权势者的对立面，为无助的、受欺凌的人声张正义，王力雄竭尽一己之力，给这个黑洞打开一线亮光。
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当局制造了迫害犹太人的"德雷福斯冤案"，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和《我控诉》，无情揭露出事实真相，激烈抨击军方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当左拉因此受到陆军当局和民族主义分子、排犹分子的迫害之时，法国有一批作家和艺术家站出来声援左拉，同他一起为反对国家犯罪、为恢复法国的良知而斗争。
今天，当汉人王力雄为西藏人阿安扎西的公正审判抗争时，他也不是孤独的。149位汉族、藏族人士，签名支持王力雄等人提出的《关於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议书认为："鉴於此案公正性受到当地群众广泛质疑，涉及到汉藏民族关系和国际瞩目的西藏问题，为了防止其成为未来导致民族冲突的隐患，给国际社会的指责增加把柄，和给正在恢复中的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增添干扰，特提出：一、由建议人为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进行二审辩护；二、允许国内外媒体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及有关部门和人员；三、邀请海外藏人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过程。"
此外，还有87位朋友给王力雄写下"一句话"，表示自己的支持与建议。一位汉族作家说：发出声援阿安扎西的这种声音，是我们生活唯一幸存的安慰，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还有朋友对王力雄说："我们为有你这样一个不屈不挠为中国社会说真话的人感到欣慰，也许在一个谎言代替真实的年代，站在你身後的人并不多，但是历史是你後面的长城。"
一些西藏朋友也写下自己的感慨。他们中的一位说："我从小就是听著官方称我们为'同胞'的喧闹中长大的，当时，听到汉人称我们'同胞'就有一种反感，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可是，今天，有一个汉人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样，为两个西藏人的命运而不惜冒险犯难，让我们在外面的西藏人都感到惭愧…。"还有西藏朋友说："能不能救出两位西藏人，我们不敢抱大的希望，但是，王先生和与他共同签署建议书的中国人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人和中共政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整体。"
正如洪哲胜先生所指出的："假如有一天藏人会心甘情愿地和汉人同属一个国家，那一定是因为中国有不少王力雄这样的人！"王力雄和他的支持者们所做的一切，不仅是在以人道和法制精神，敦促中共当局依法办事，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同时，他们的努力也将成为汉藏两族和平共处的一个里程碑。
当西藏活佛阿安扎西那令人怀疑的“罪案＂发生後，王力雄再一次表现了他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色：拒绝沉默，拒绝冷漠无为，而是从人道、良知和法律原则出发，以一个正直公民监督权力的责任感，以他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情义，竭尽全力揭露真相，暴露中共当局的违法行为。最近，他在海内外发动了一场广泛的舆论干预活动，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法律，给西藏人一个开放、公正的判决。
西藏理塘仁波切丹增德勒（俗名叫阿安扎西）－－－一位深受藏人爱戴的活佛，被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和“制造系列爆炸＂的罪名，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论从国际法律和中国法律的角度看，这一案子存在著很大的疑点，中共司法当局的作为有许多明显的违法之处。
一，阿安扎西被秘密逮捕後，被禁止与外界接触，这种黑箱作业的方式，明显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囚犯有权在监管人员的控制下与外界接触的有关公约。
二，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无罪推定＂原则，当局早在法院做出审判之前，就给阿安扎西定了罪，四川省甘孜的官方媒体在几个月前的头版新闻中，就把阿安扎西称为“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从事暴力恐怖事件的犯罪团伙的头目＂。
三，司法机关完全缺乏独立性，在调查案件的同时，四川甘孜当局就广泛开展揭批阿安扎西的政治运动，令人怀疑这个案子背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四，根据当局的说法，阿安扎西在审讯中已经认罪，但藏族群众全都不肯相信。果然，昨天（12月6日）公开宣判时，阿安扎西不但否认所有指控，而且高呼“达赖喇嘛万岁＂，当即被警察用布捂住嘴。
阿安扎西是出家人，父母已逝，没有妻子儿女。由於没有亲属为他聘请律师，由於中共气势汹汹的“揭批阿安扎西运动＂，当地没有律师敢为他出面辩护，藏族人民（包括我认识的海外藏人）普遍感到悲愤而无力。在一个权力可以践踏法律、强奸事实的地方，在一个能够让处女承认自己是妓女的国家，所谓的“法制＂，经常成为愚弄人民、甚至是欺压人民的工具。
面对黑幕重重的死刑判决，面对阿安扎西无助无援的处境，一个汉族作家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王力雄以他多年深入西藏地区访问的经验，以他对阿安扎西个人声誉的了解，对这一案件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他精辟的分析与有力的质疑。在黑暗腐败的中国，由於找不到可以依赖的的援手者，王力雄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向海外媒体通报内幕消息，并向国际人权机构请求帮助。
在这个人心麻木冷漠的时代，对於社会不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习惯於装聋作哑，充当看客，王力雄却以他的赤子之心，为他民族的弱者寻求正义，挑战制造黑幕的庞然大物。他所拥有的武器，仅仅是一支笔，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我在收到王力雄求助的来信後，久久抑制不住心灵的感动。不管阿安扎西的案情结局如何，我为中国拥有王力雄这样致力於民族和解、高尚正直的知识分子而骄傲。
当年，法国作家左拉干预迫害犹太人的德莱福斯案件时，曾经预言：“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一百多年过去了，不仅是法国，不仅是欧洲，而是整个世界，都向左拉抗争的道义精神，致以深沉的感激之情。
我相信，将来感谢王力雄的，不仅是西藏人，而将是我们整个中国。
前不久被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法院以反革命爆炸案罪名判取死刑的活佛阿安扎西，曾有一个很天真的观点，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好的，不好的是下面。按照他的说法：“中央是太阳，省里是月亮，到了州里剩星星，县里就什麽也没有了。＂
如今这位不谙世事的出家人，其案件已经从甘孜州报到了四川省高级法院二审，但省里的“月亮＂只是闪了几十个小时就没入一片黑暗之中。12月28日，王力雄发布了张思之大律师为阿安扎西做上诉辩护的消息，32小时之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四川省高院拒绝亲叔叔仁鲁鲁从北京聘来的张思之，改由他们强行指派当地律师，借口说是失去自由的阿安扎西自己指定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派警察把亲属仁鲁鲁斥责威吓了一番。
这个突然变故对辛苦奔波、筹款营救的王力雄和他的朋友，以及所有关注阿安扎西案件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在法律毫无尊严、政治审判盛行的国家，其实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当年笔者在六四後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受审，自家花钱去请律师，却被邵阳市司法局强行指定律师人选：律师必须是中共党员，律师不能为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做无罪辨。
为什麽四川司法当局如此害怕张思之？正如王力雄所说的：“律师是有可能打开中国司法黑箱的唯一渠道。然而律师发挥这个功能需要具备一个前提－－－ 即律师必须是站在被告立场上，而不是仅仅充当伪装法治的摆设。＂声名卓著的张思之、李会更两位律师，他们过去的办案历史，证明他们是不愿意充当法治摆设的。
由於没有独立律师和独立媒体能到四川查阅法院案卷，我们目前尚不能证实，中共当局在阿安扎西案件的黑箱有多大，即他们在实体上怎样栽赃诬陷。仅仅从法律程序来看，四川当局的确是肆无忌惮地践踏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他们违法的事实历历可数：
一，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在公诉案件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就有权获得律师帮助。律师在接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後，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帮助。在起诉阶段，必须有律师为被告做如下工作：（一）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二）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三）调查；（四）提出辩护意见；（五）代理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
而阿安扎西等人不仅在侦查阶段被秘密拘捕坐黑牢，就是在甘孜州起诉阶段、一审判决阶段，也一直没有获得律师帮助。阿安扎西的弟弟说，尽管他们一再要求给被告配个律师，但办案法院不予理睬，并严正警告亲属：“阿安扎西等人是反革命,反革命没有权利要求配给律师。＂而後，就连这位弟弟也被当局监视起来。
二，上述中国法律还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其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
根据这一条，即使四川当局给阿安扎西本人确实接受了当局认可的律师，他仍然有权更换律师，有权选择更好的律师。但问题在於，由於四川当局拒绝亲属会见阿安扎西的要求，阿安扎西根本不知道他的亲属给他从北京聘请了好律师。记得笔者当年法庭一审後，马上就获得了会见亲属的权利，但阿安扎西被剥夺了这种权利，我们因此有 三， 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律师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律师依法进行辩护，不受公诉人的意志约束，也不受审判人员的意志约束。
但四川的政法委书记召集公检法，公然宣扬“统一意见，联席办案＂，并在办案的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揭批阿安扎西的运动＂。在这种政治高压的气氛下，四川甘孜州本地的律师，谁能独立进行辩护？谁能不受公诉人和审判人员的意志约束？
综上所述，四川当局在律师问题上的做法，违反了本国的好几个法律。不仅如此，由於中国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他们同时违反了《公民权利公约》第14条第三项规定：受刑事指控的人，“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与自行择定的律师联络＂（乙目）；“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应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丁目）
如果此案发生在笔者所在的瑞典，司法当局在执法中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当事人或者人权组织完全有能力把司法机关告到国际法庭上去，一定会让办案人员受到法律追究。但在一个法律行同废纸的国家，我们只能在此严正警告四川司法当局：
尽管国际正义力量暂时无法起诉你们的违法行径，但现在不能不等於永远不能，总有一天，今天参与黑幕操作、践踏法律、剥夺阿安扎西基本人权的四川官员，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丹增德勒图登曲吉尼玛，1950年藏历九月出生于西藏康区理塘县城，父名才巴多杰，母亲叫卓玛曲藏，七岁时入理塘寺，从夏巴堪苏仁波且座前受戒出家为僧，1958年由於寺院被摧毁而返回家中。
&bnsp; 七十年代末流亡政府的参观团到达理塘时，丹增德勒不顾中共当局的高压政策和警告，向代表团成员罗桑桑丹指出中共在西藏的破坏和镇压的事实。
&bnsp; 十世班禅喇嘛获得自由後第一次到安多拉布愣时，丹增德勒从理塘秘密潜赴拉布愣，向班禅喇嘛报告理塘的苦况并要求恢复寺院以及平反冤假错案。
&bnsp; 1980年，丹增德勒组织邀请剩余的僧人向青年人传教授戒，并公开在理塘寺的废墟上举行宗教仪式，宣布理塘寺的重建工作正式开始。
&bnsp; 1982年流亡印度，在达然萨拉从达赖喇嘛座前受近圆戒，然後前往位於印度南方的哲邦寺学习佛法，1983年底被达赖喇嘛认定为格西阿当彭措之转世，赐法名为丹增德勒。
&bnsp; 1987年应家乡人民的再三要求返回西藏，并在人民集会中公开表明对达赖喇嘛的爱戴和信仰，同时指责一些寺院惧于压力连达赖喇嘛的名字都不敢讲，从而对自己的信仰都不敢维护。并再三说明如果真正按照达赖喇嘛的意志行事，不仅会使国家统一稳定，民族团结，而且也可以利益世界和平。他还不断指出一些喇嘛和干部不讲因果，将人民供献的财物和集体财产不用在寺院建设和帮助贫穷人民的身上，而是先让自己富裕起来，这不仅违背佛法精神，而且也是违背国家法律的。他还指责地方干部仅仅满足於自己的私利和按时领取工资而不关心人民生活和地方发展，要为藏人的缺乏知识，生活艰苦，政治觉悟低，不懂国家法律以及仍处於落後状态等行为负责。
&bnsp; 在中共召集的会议上，丹增德勒多次要求中国政府真正帮助西藏发展教育和实现现代化，对计划生育政策也提出异议，认为不能在地广人稀的西藏也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丹增德勒後来第二次避难回来後谈到他曾反对在西藏民族中实行计画生育，结果政府让我不要说这些，我以後也就没有说过）。
&bnsp; 期间，丹增德勒到沃图堂噶玛，在当地新建寺院和禁止信徒供奉雄天，当地政府官员禁止丹增德勒修建寺院，丹增德勒专程到北京从十世班禅喇嘛座前获得允许修建寺院的文件，并为寺院赐名『康区纳蓝陀大乘法苑』，在丹增德勒的法名上加赐「图登曲吉尼玛」，从此仁波且的法名就叫『丹增德勒图登曲吉尼玛』，从而使寺院的修建顺利完成。
&bnsp; 1990年，开始在一个叫堂噶玛的牧区修建学校和养老院，遭到中共县政府的禁止。1991--1995年在雅江县境内修建文殊发轮寺、德钦曲林尼姑寺、果洛大乘解脱院等七座寺院和一座养老院，另外还在他的寝室中以「和平养育院」的名义收留了百余名少年出家人，这些都是一些居家甚远或孤儿以及家境贫寒的孩子.当时的一个春天，中共地方当局开始推行一项砍伐属于集体所有之森林的计划，丹增德勒先後向县和州上反映不能这样做的道理，结果遭到否决，最後告到省上才告赢。
&bnsp; 1997年，所谓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专门召开会议，推出一个所谓的『阿旺扎西违法行为之决定』的文件散发到甘孜州所属的十八个县，指控仁波且违背国家法律、打著喇嘛和宗教的旗帜无视和践踏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未经批准便私自修建寺院等共六项罪名，准备逮捕丹增德勒，迫使仁波且逃到山上待了五个多月.当时有三万多名群众签字担保丹增德勒无罪，要求不要逮捕，要求到省上後，省上表示以後只要不进行政治活动，可以不予逮捕。
&bnsp; 在达赖喇嘛障年，人民根据仁波且的要求停止屠宰和食用素食等，中共雅江县政府指责丹增德勒危害人民的生活。
&bnsp; 1998年，康雅江地区发生草山纠纷，人民邀请丹增德勒前往调解，通过将说佛法平息了草山纠纷引起的冲突，在每次的法会上，丹增德勒都宣讲人民要团结互助，听从达赖喇嘛的教诲抛弃所有的恶习，要继承和宏扬传统文化，西藏籍的干部不应该仅仅为了工资而应付差使，而是尽职尽责地为把雪域西藏建设成为进步、现代化的家园而作出努力。
&bnsp; 当年，在雅江河畔购买土地修建了一所孤儿院，其中收留了三百余名孤儿和贫寒家庭的孩子，其所有的支出---包括老师的工资和学生以及学校的所有日常开支都全部由丹增德勒独立负担，但後来中国政府宣布不准私人建立学校，并强制将学校收归政府所有，由於中国政府除了反达赖喇嘛而外并不真正尽力经营学校，因此到2000年学校便宣布关门，学校附设的养老院也同时被关闭，使孤儿和老人顿失依靠。
&bnsp; 2000年，理塘县底擦和莫拉之间发生严重的草山纠纷，械斗导致多人伤亡，中国政府和其他任何人都未能阻止，这是丹增德勒前去不仅说服双方停止械斗，而且圆满解决了纠纷，中国政府却说丹增德勒未经政府批准便私自前往调节纠纷以及私自建立寺院为罪名准备逮捕丹增德勒，丹增德勒第二次被迫逃离，在山上躲避了七个多月，这时又有两万多名西藏人签名担保丹增德勒无罪并逐级上访到中央，最後中国政府表示丹增德勒可以返回寺院，但不得进行任何的宗教活动，不得外出，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僧侣等。
&bnsp; 由於丹增德勒的支持使几百名弟子可以在各大寺院安心学习宗教理论，同时由於丹增德勒经常通过佛法禁止人们抢劫偷盗或无辜猎杀动物，教导不要抽烟喝酒等，从而使地方一片祥和。
&bnsp; 当中国政府在各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当局问丹增德勒对班禅喇嘛的转世问题怎麽看，丹增德勒回答说：『我个人只信仰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而且据我了解绝大部分西藏人也是这种想法』。
&bnsp; 又有一次，中共县政府叫丹增德勒到县委，丹增德勒遵命前往时，中国政府命令丹增德勒要向所有的寺院宣布禁止悬挂和供奉达赖喇嘛的照片，丹增德勒马上回答说：『对我而言，对达赖喇嘛的信仰不会因为允许供奉照片而增长，也不会因为不让供奉照片而损减，达赖喇嘛对我而言同于生命，而且，我认为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只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由百害而无一利』，中共当局表现极为不满。
&bnsp; 2002年4月7日夜，中共安全部门以不久前发生在成都的爆炸案为丹增德勒所为为理由，逮捕了丹增德勒和他的学生慈成达杰、丹正才仁、阿希达杰以及俗人敦珠。12月2日被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bnsp; （本文由本报编辑部根据丹增德勒丹增德勒在印度之学生们编写的《悲哀的呼唤》翻译整理。）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主张对学生民主运动采取温和措施，而被邓小平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中共开始检讨胡耀邦的路线及思想，并大幅度调整胡耀邦的西藏政策。
同年九月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自「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反抗中共专制的抗议运动。中共中央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采取果断、强硬措施防患於未然。然而，当时的「驻藏大臣」伍精华，却迟迟无法抚平藏人抗争的激情。
北京认为这位被胡耀邦钦定，被西藏人称之为「喇嘛书记」的伍精华，的确软弱无能，无法强制实施中央的政策，太过偏向地方民族主义一边。因此开始酝酿更换事宜。
恰好一九八八年六月间，伍精华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个会议中，突发心脏病送医住院，之後又转往北京治疗。此间，北京高层已决定免去伍精华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
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中，中共高层酝酿接替伍精华的「驻藏大臣」人选。十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决定：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转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此一决定得到了中共高层各派大老的赞同与大力支持。
伍精华调离西藏的消息发布之後，很多西藏人相当惋惜这位「喇嘛书记」的离开。伍不仅是班禅喇嘛向中央争取、胡耀邦特别钦定的人选，他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任党委书记中唯一不是汉人的书记。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正式宣布，由胡锦涛接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他已跟随中央赴藏考察团到西藏进行二十多天的「适应」考察。
中共决定调胡锦涛去治理西藏，显然是想藉重他在贵州务实的经验，在改革西藏经济的同时，以温和、谨慎的方式处理西藏问题；另一方面，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等，非常肯定胡锦涛在贵州的政绩，同时也希望他再到最艰难的地方磨练，以便为将来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做准备。
而胡锦涛在上任不久接受中新社访问时也强调：西藏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变动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不会因此而改变。他还强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西藏有关方面将下定决心尽快解决落实政策方面遗留的问题。他表示会落实宗教、民族、统战政策。
很多研究分析认为，胡锦涛不仅是镇压西藏民族反抗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也是第一个支援镇压「六四」学运的地方官员，以此判断他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功过。
胡锦涛接替伍精华的主要目的显然在於「 稳定西藏局势、制止分裂活动」。作为北京钦定的「驻藏大臣」，西藏政局的稳定与否，在第一线的胡锦涛有著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以三月八日《西藏日报》所刊登之胡戴著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为由，草率地独断他是镇压「抗暴」事件的主谋。其实，在一九八九年的西藏抗暴事件中，胡因始终保持低调、冷静的态度，最终成为政府与武警两边不讨好的人物。
反观当时的情景，当年的抗议事件是从二月七日拉萨大昭寺悬挂西藏国旗开始，到中共对西藏实施戒严的三月八日为止。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与武警部队之间的分歧。
二月七日，当大昭寺出现西藏国旗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除了向中央报告之外，基本上没有商讨出任何应变对策，导致以乔石为首的中央强硬派专派工作小组抵达拉萨，并主导武警部队擅自闯入神圣的大昭寺，逮捕僧侣、玷污佛堂，引起西藏信徒的极大愤慨。
从愤怒的僧侣走出大昭寺，与来自各地的西藏信众集会并走向街头开始，到二月底，拉萨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多次示威抗议活动。西藏其他地区如日喀则、昌都、那曲、青海、甘南、阿霸、甘孜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抗议现象。然而西藏自治区政府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除了逮捕关押示威僧尼之外，没有作出任何良性的处理。
因此，三月二日一场更大的抗议行动在首府拉萨揭开序幕，三日、四日示威活动继续进行。三月三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党政军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当前紧张局势。会议一直开到四日 晨，但因各方意见不和，没有商讨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供北京参考。胡锦涛只好将事件的发展状况与结果评估，以及局势的紧迫性向中央报告，等待中央的指示。四日下午，中央回电要求西藏党政军做好「战斗」准备，并随时报告局势的发展动态。
虽然胡锦涛知道中央要采取行动，但在中央的最後的决定未到之前，他还是希望公安武警采取备战、监视、防止的克制态度。
武警的蛮横与民众的反感，可以说是「拉萨事件」的导火线，而点燃这导火线的始作俑者，则是主管国家安全与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
乔石曾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到西藏考察，并试图了解从八七年九月底开始发生的抗议事件的根源。回到北京之後，乔石提议调整由胡耀邦主导、赵紫阳继承的对藏绥靖政策，并主张严加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
三月五日，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中共武警总部的单方面直接作战动员令，随之西藏武警临时指挥部也迅速发布了在拉萨进行镇压的命令。武警不择手段的镇压，使圣地拉萨顿时变成了血迹斑斑的人间地狱；西藏人民的眼前，再一次浮现了一九五九年的血腥事件。
胡锦涛在无法直接控管武警的同时，也受到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等方面对武警强力不满的压力。加上自治区公安系统的三千多名警察拒绝与武警合作，导致地方与武警的分歧越加严重。胡锦涛无法抚平双方的情绪与矛盾，只好向中央汇报并请求北京尽快提出应变决策。
据资料显示，当时在中共高层同样出现意见分歧。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认为，西藏事件发生的主因为严重的极左路线所致，於是建议以理性、克制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然而以乔石为首的强硬派却认为，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宗教界的反共势力升级，必须采取严厉的打击，否则後果不堪想象。最後，极端派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共大老的采纳。
三月七日晚间，胡锦涛接到了中央在拉萨实施戒严的指示，并向自治区党政军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中央还特别肯定并赞扬了武警部队的英勇精神。
以胡锦涛小心、稳健的个性，他当然迎合北京的决策。三月八日，代表西藏党委喉舌的《西藏日报》刊登了胡锦涛戴著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并发表了措词强烈的评论员文章。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导致中共政治生态发生剧震，中央权力板块重新组合。使得胡耀邦、赵紫阳的对藏怀柔政策走入历史。胡锦涛更积极地回应党中央的政策，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手抓反分裂斗争，稳定局势；一手抓改革、建设两件大事」的政策。
从「拉萨事件」的前前後後，我们可以看出胡锦涛只是一个忠诚的官宦，如实执行中央「圣旨」而已；他不是没有自己的主见，而是「不敢」擅自做出未经中央「点头」的决定。
换言之，当西藏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时，制止与平息是自治区第一把手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时的胡锦涛，并没有立刻采取「果断」措施，而是请示、等待中央决策的到来。这反映了他小心谨慎、稳健庄重的行事风格。
当然，历史不可能轻易抹掉胡在镇压西藏民族运动过程中的直接责任。对於一个执行、拥护皇帝「圣旨」的杀手，他不仅有责任，而且责任非常重大。历史不能、也不会忘却胡在西藏执政中关键的这一年。
我们遗憾的只是，胡锦涛没有凭自己的智慧去寻求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请求、等待中央的指示。这也许是他没有危机处理的经验，以及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胆识所致。不管怎样，他对西藏「坚决、果断」地执行中央的高压政策，对西藏人民造成了无穷的伤害，而这也成为他迈向仕途顶峰的条件之一。
胡锦涛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权力核心。中共最高决策阶层 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及十六位委员中，胡锦涛是唯一对西藏有切身体会的官员。虽然他在西藏的时间不长，但在他短短的几年里经过了西藏人民多次抗暴示威；十世班禅喇嘛突然「猝逝」；西藏实施军事戒严等重大事件。
所以胡锦涛应当了解西藏人民对自由的渴求、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对民族尊严的认同。他更应该知道，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宗教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有鉴於此，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胡锦涛在与来访北京的日本新党广报委员张海江田会晤时，首度表示中共同意达赖喇嘛回大陆的条件是再度确认「十七条协定」。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表明以「十七条协定」为达赖喇嘛回西藏的条件。不管西藏方面的回音如何，胡提出一个与中共高层不同的新的方案，说明「西藏问题」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西藏问题的存在，不仅对西藏本身是一个创痛，对中国的外交及国际形象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换言之，胡对西藏问题长期拖延的後患应有切身的体会。
虽然他已到北京数年，但他的西藏色彩似乎没有淡化。除他在去年代表「中央」参加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典礼之外；每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他都会参加西藏代表团的座谈，以表对西藏的关心。
西藏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只期待胡锦涛个人对西藏的了解或愧疚与否，特别是在中共的决策模式趋向集体领导制，以及江泽民的权威仍然间接影响著「党中央」的时候，胡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改变既定的政策。关键在於，中共权力核心有无意识到解决「西藏问题」对中国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胡锦涛应该是相当明了的。
总之，西藏问题对胡锦涛是一个契机，如果在他施政期间能够圆满解决西藏问题，这不仅可以提高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也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12月号〉
中国人权12月7日发布新闻稿指出：『活佛阿昂扎西判处死刑没有得到公开公正独立审判，中国人权要求重新公开独立地审理，给阿昂扎西等人公开辩护的权利和机会。
中国甘孜法院宣判藏人活佛阿昂扎西、藏人洛让邓珠因爆炸罪，分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和死刑，中国人权对此案十分关切。中国人权的通讯记者采访了甘孜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甘孜州政法委员会、甘孜州政府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虽然他们大多回避不谈，或者相互推诿，但是一些情况仍可以推断出，阿昂扎西等人没有得到公开公正的独立审判，此一案件是政治操作的政治审判。例如中国时间12月6日下午二点多，甘孜州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一位不愿告诉姓名的女士，在被问及审判时有多少人参加旁听，两位被告的律师姓名电话等问题时，回答『审判无人参加，不知律师的姓名』，并随即中断了电话。在采访甘孜州政府宣传部自称阿莲的女士时，她说审判过程及其他情况均不知道，是四川省政法委、省宣传部、省高级法院来人（主持）。并且说有关此案的情况，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统一对外发表。四川省委宣传部一位张姓男子对此回答说，此事由省宣传部新闻处对外负责，然而省宣传部新闻处却始终无人接电话。甘孜州政法委一位不愿告知姓名的女士，也证实12月2日此案审判的前後几天，四川省委几个部门都为此案专门来人，并开会确定此一爆炸案由省委宣传部统一口径对外发表。』
中国人权认为『阿昂扎西等人的爆炸一案，掺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干预，审判完全没有公开性公正性独立性可言，阿昂扎西等人没有得到公开的社会可以监督的辩护权利，因此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黑箱操作的案件。
判处死刑是一件必须慎重公正依法进行的严重事情，中国人权要求中国政府和法院撤销此一判决，严格依照法律和法院独立公开公正的原则从新审理，阿昂扎西等人必须得到公开辩护的权利和机会。中国人权呼吁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此案，促使中国法院公开公正独立地审理此案。』
【2002年11月中，桑东仁波且在英国访问期间接受了英国BBC记者李莉的采访，以下是BBC的报导】
李莉问（以下简称问）：你如何评价达赖喇嘛特使此次对中国的访问，你认为这是一次'破冰之旅'吗？
桑东仁波切（以下简称桑）：是的，我认为特使的这次访问的确是一次破冰之旅。我对他们此行的评价很高。首先，代表团成员的人选完全是西藏流亡政府这边确定的。东道主没有对代表团的组成进行任何干预。第二，我们的代表团在中国时见到了那些对未来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真正有发言权，能起作用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中共统战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官员。特使们同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广泛交换了意见。格外令人鼓舞的是访问中双方交谈时的诚挚和友好的气氛，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代表团80年代末访问中国时，中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强调他们的立场，根本不听我们在讲什麽。而这一次，他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所有这些都说明特使的访问是成功的。
问：你认为你们受到了平等的对待，是吗？
桑：大部分情况下，代表团受到的是对等的待遇。在北京他们受到的最高的贵宾的待遇。但是，当他们去到西藏时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他们被当作一般的旅游者。
问：能通过这次访问看出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有所软化吗？
桑：我不能说是立场的软化。但政府官员的态度确实有很大的变化。用的语言缓和了。
问：访问取得了任何具体的成果吗？
桑：我们特使这次访问的目的是重建联系，这点已经成功做到了。除此之外，我无法说有其他具体的结果。这要等到我们下一次代表团的访问後才能进行评估。
问：下一次访问的日期定下没有呢？
桑：还没有。但我们很快会商谈这个问题。
问：特使的这次访问使双方重新建立了对话的关系。那麽是谁先迈出了第一步？那一方首先提出了这个建议？
桑：应该说是双方的共同努力。但首先提出来的是我们。在我开始主持达兰萨拉政府的日常工作以後，第一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同北京政府的联系。大约今年一月份时，我们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北京方面的反应是积极的。这便最终导致了早些时候达赖喇嘛特使的访问。
问：达赖喇嘛的哥哥就在特使访问之前不久去过中国。他是否在双方恢复联系上起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作用呢？
桑：并没有。他以前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唯一一个双方之间的联系人。但是他已经从西藏流亡政府退休很长时间了，现在定居在香港。他今年对中国的访问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是在他本人的要求之下。西藏流亡政府同意了他的访问，但他并不代表达赖喇嘛，也没有向北京方面转达任何达赖的信息。这次我们特使的访问他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问：您刚才提到，恢复双方对话是你们先迈出了第一步。这背後的考虑是什麽？
桑：因为我们需要对西藏地位的问题开始谈判。中国方面也许不著急，因为他们对西藏有完全的控制。而我们感到，如果不尽快对这个问题有个解决方法，西藏的形势很可能会恶化。我们虽然有耐心，但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如果再拖50年，西藏也许就没有什麽剩下的了。
问：我记得您在达赖喇嘛特使回到达兰萨拉後曾表示，希望在明年七月前双方能就西藏地位问题展开对话。而後，您又提出请所有藏人和西藏的朋友至少在明年6月份之前不要采取任何对抗北京政府的行动。为什麽有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要北京对谈判做出回应？这种时间表是如何定下来的？
桑：我说要在一定时间内不要对中国当局采取任何有挑战性的行动。因为对於双方联系的恢复，我们也应该做出积极的反应。要给北京方面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不能无限期的等下去，所以，我提出至少到明年6月份。到时候，我们也许能看出北京是否真的有诚意。
问：如果到时得不到中国当局的回应呢？那会出现什麽样的情况？难道意味著藏人的大规模反抗吗？
桑：现在说到时会怎麽样为时过早。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领导人会不做回应。我衷心希望他们到时会做出回应以便双方能开始真诚的对话。如果这一回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得不到，那一切只好重新考虑。
问：但这所谓的合理时间是多长？明年7月份是不是期限？
桑：如果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
问：假使说有关西藏问题的对话或谈判真的能举行，你们会在什麽样的基础上谈？是会从一些比较小的，具体的问题上入手，比如说先谈双方人员的自由往来问题，以便对话能够顺利进行，还是一开始就要谈西藏的真正自治权等根本性的问题？
桑：我认为我们必须两方面的问题都谈。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我们一开始必须先从小的问题谈起，在逐步建立了信心後再谈根本性的问题。这并不适合我们。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同最根本性的问题，即西藏的地位问题相连的。不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谈其他问题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会提出大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也可以涉及到人员往来，教育等其他问题。
问：在50年代初，当时的西藏政府和北京曾签署了一个17条协议。其中提到给与西藏政治和文化的自主权。维护西藏宗教。如果真的就西藏问题谈判的话，你会不会同意以这17点协议作为谈的基础？
桑：17点协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署的。西藏方面在协议的谈判过程中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另外，虽然在协议签署後，西藏方面真诚的希望能依照这一协议行事，但後来是北京政府本身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了这个协议。最後，在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从西藏出走。我们正式宣布不承认这17条协议。此外，这一协议只是针对当时的形式。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北京政府和西藏本身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因此，以这17点协议作为谈判的基础恐怕并不全面。不过，即便是这样，如果北京政府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谈，我们不会拒绝。
问：你怎样看中国的新领导人？胡锦涛曾主管西藏三年。您认为他们上台，北京对西藏政策的改变，对西藏问题展开谈判会更有希望吗？
桑：新的中国领导人更加年轻，同西方社会和民主思想有更多接触。因此，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可能会比较开放，有更大的灵活性。这是我们的希望。我虽然不认识胡锦涛，但观察家们说他是个很讲道理的人，也了解西藏的情况。因此，我们也盼望他对西藏问题有一个更加务实的态度。
【桑东仁波切访英期间，还接受了《中国时报》记者江静玲的专访，以下为桑东仁波切接受访问提要】 问：关於九月双边对谈，您可否告诉我们到底是什麽谈话内容，令西藏流亡政府显得如此有信心和乐观，以致在江泽民访美期间流亡政府甚至呼吁支持者降低抗议声浪？未来的协商计划为何?有无对话时间表？
答：我们的确是抱持很高的希望，但我们并没有信心，这是首先要厘清的。与中国政府的对话看来很乐观，也很有建树性。但过去二十三年来的经验，让我们在这个阶段，并不全然具有信心。我们对未来发展有希望，是因为双方代表团都表现出十分肯定的态度。至於谈判内容，中共方面的政策和内容其实并没有什麽改变，但中方在语调和用辞上则有很大的改变。其次，我们期望西藏问题可以透过双方领导阶层以对话协商，而非武力解决，我们相信中国的领导人已逐渐明白这个期望，并愿意接受我们的代表团。由於代表团为中国接受，北京方面的想法和态度也有很大改变，而让我们觉得很有希望。
至於时间表，政治事务是很难有时间表的。必需要有耐心。不过，许多西藏问题必需尽早解决，否则，事情可能会在我们掌握之外(out of our hand)。目前，我们希望到公元二○○三年六月双方预定再度展开协商前，我们的支持者可以保持低调，以创造好的对话气氛。
问：是什麽事情将在你们掌握外？
答：任何问题，将其留在不确定中愈久可能变的愈复杂，很多意外情况可能会发生。在西藏，人们变得没有耐心，尤其是居住在西藏内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爱国主义，对目前的西藏情况并不满意，因此，我们担心西藏的领导人或许无法再满足西藏年轻一代。
问：九月到现在已两个月，中国也换了新领导人，胡锦涛曾经是西藏总书记，西藏流亡政府准备如何与他的政府合作？
答：他掌管西藏事务时，我已在外面，我个人不了解他。不过，胡锦涛曾经是西藏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以高压政策统治西藏，一九八七年时更是在他的手下引进西藏戒严一年的。如今，许多评论说，他其实是倾向对话的，当初乃是听中央政府的命令而已。无论如何，我相信，由他的经验中，他应该自内心深处了解，西藏问题是不能以暴力解决的。我们无法全然相信舆论的评论，现在，他成了新领导，数月或数年後，人们会知道他的立场，如今置评尚早。
问：你们对与胡锦涛合作保有更大的期望吗？
答：是的，我个人对与他合作是抱持高度期望和希望的。
问：您认为随著新疆独立采取的激进手段，以及国际恐布主义升高，中国政府是否因而更变其优先顺序，而对西藏问题更愿意放松？
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最早，中国说西藏流亡人士是恐布份子，但这个讲法根本无法说服国际社会，现在中国政府已绝口不提西藏为恐布份子了。但是，北京对西藏的政策并未太多的改变。反而是时间证明，经过数位中国领导人的评估和检视，西藏问题最终只有透过协商和对话解决。
问：西藏流亡政府对完全自治和政权转移有无时间表？
答：一旦与中国的协商完成，完全自治问题也自然可以施行。那麽，西藏领导人的政权也会立刻转移，届时达赖喇嘛将只会是宗教领袖而已。
问：外传达赖喇嘛健康情形不佳，得了重病 ?
答：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今年一月，他的确因为胃发炎而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但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他的健康状况，以他的年纪而言，好的不得了，我们相信在他有生之年，他会回到西藏的。
问：那麽，达赖喇嘛明年会如期到台湾访问吗？
答：达赖喇嘛一直是很关切台湾的。但他到台湾访问的行程到目前为止，尚需端视流亡政府与中国谈判的情况而定。如果有必要，可能会延期到台湾访问，毕竟，建立一个良好的谈判气氛和环境与中国对话，达成协定，对西藏而言，是很重要的事。
(美国之音王泽报道)西藏流亡政府高级官员桑东仁波切警告说，中国必须在明年6月前开始和达赖喇嘛对话，否则局面有可能失控。不过这位相当於流亡政府总理的高僧表示，他并不是预言6月过後要发生重大事件，流亡政府目前仍对北京能够表现出善意抱有希望。
桑东仁波切星期四离开伦敦返回印度达兰萨拉。他在伦敦对媒体表示，流亡政府希望在明年6月前能和北京开始谈判，否则流亡政府可能难以控制西藏境内外藏族青年激愤的民族情绪。
桑东仁波切说：『西藏问题需要尽早解决，否则我们可能会控制不住局面。因此我呼吁我们的人民和支持者至少在2003年6月以前保持低调和克制。』
桑东仁波切澄清说：『我的确说了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但是并不是说要发生什麽重大事件。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因此我设立了明年6月份这个时间框架。在此之前我们要寻求积极的事态发展，如果没有积极的发展，我们会重新考虑一切。』
桑东仁波切拒绝谈论西藏流亡政府会考虑什麽新的政策和行动。不过他说，达赖喇嘛不会放弃和平路线，藏人也不会从事暴力运动。
桑东仁波切表示，在谈判时间表的问题上，达兰萨拉和北京之间并没有什麽幕後承诺，明年6月的期限是流亡政府自己制定的，因为他们需要一段观望时间。他说，6月份以後，会有一些关於西藏问题的国际会议，支持流亡藏人的西方民间组织也准备举行一些活动，他希望届时达兰萨拉方面能对北京的态度有明确的认识。
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共和国
应蒙古共和国噶丹大乘寺等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於十一月三日离开北印度达兰萨拉前往蒙古共和国进行为期近一周的访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蒙古共和国期间对几十万信徒举行了讲经、灌顶仪式等。蒙古是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国家。当地人民和西藏人一样将达赖喇嘛奉为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据美国之音的报导，达赖喇嘛所到之处都吸引了大量民众，人们甚至在他踩过的地上求福。不少佛教徒为了看到达赖喇嘛，从几百公里的地方来到乌兰巴托。蒙古知识分子也对达赖喇嘛表示欢迎和钦佩。蒙古FM-107电视台的主任布杨巴达日赫说：『达赖喇嘛这次的访问期间，我们看到了蒙古知识分子也很尊重达赖喇嘛在国际舞台上为了和平和宗教之间的和谐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在这个越来越机械化的社会里，他强调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和人道主义，这对人们越来越有吸引力。』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此次对蒙古共和国的访问是第七次访问。达赖喇嘛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第一次访问蒙古弘法，之後曾五度参访这一历史上与西藏关系密切的佛教国家。蒙古国自一九九○年开始进行政治改革，顺利通过第一部政党法，从而改变了蒙古七十多年以来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之前，在实行社会主义的70年期间，佛教在蒙古被歧视和限制。现在佛教得到广泛的复兴。
十一月七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乌兰巴托的国立蒙古大学发表演说中对西藏代表访问北京一事表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要观察这次访问的实质结果。达赖喇嘛在演说中再次强调，他不寻求独立，只是寻求自治。他说，西藏的文化遗产，宗教和环境需要得到保护。
达赖喇嘛说，北京目前的政策有害於安定和团结。达赖喇嘛拒绝就即将产生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发表评论。他说：『我乐观地感到，世界正在变化，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达赖喇嘛会见日本内阁成员
11月9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蒙古共和国返回途中在日本停留期间会晤了日本内阁副大臣米田建三和两名国会议员。米田建三在会晤中批评中国的西藏政策，他表示，西藏目前的情况是，公认的人权保护和自决等理念没有得到落实，并对此感到愤慨。舆论认为日本高官的这种言论可能会触怒中国。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米田建三是作为超党派议员组建的『西藏问题思考议员联盟』成员会见达赖喇嘛十四世的。米田建三是日本内阁府的第二号人物，也是第一位与达赖喇嘛会晤的日本高级官员。
亚洲自由电台 11月 11日北京消息，中国政府对日本内阁成员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不满并认为，这是对北京西藏政策的攻击。法新社星期一引述中国外交部的一项声明说，日本方面无视中国的反对，除了允许达赖喇嘛在日本过境，还同意他会见日本内阁副大臣米田建三。声明说，这是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攻击，也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米田建三日前强调，他是以非官方的国会议员身份同达赖喇嘛会面的。米田建三还表示，达赖喇嘛希望西藏能够真正自治，也希望同北京进行对话。
《自由西藏》10月30日报道，据西藏流亡政府驻东欧办事处消息，应在匈牙利的萨迦派扎西确林寺邀请，西藏萨迦派领袖阿旺更噶仁波切10月23日至27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为当地的400名信徒进行弘法。24日西藏萨迦法王会晤匈牙利国会人权小组主席LASZLISZFALVI先生进行了长达45分的交谈。另外，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东欧办事处负责人经匈牙利人权小组主席呼吁匈牙利国会支持西藏。
(美国之音夏启文十一月底报道)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不少听众打电话和写信发电子邮件，就西藏问题发表意见和评论。曾经多次深入西藏内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北京作家王力雄来为听众解答问题。
湖南常德的王先生说：『中央政府对於西藏的经济资助汉人是拿出很多钱的。这几百万人要在那个广阔和贫瘠的土地上能够富裕起来，既使独立，要发展起来也是很慢的。』
曾经写出版过汉藏问题的专著『天葬』的王力雄回答说：『有没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确实会对西藏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西藏基本上是二元经济，也就是有传统的经济状态，一个就是现代化的一块，现代化的经济部份几乎是靠北京政府的支持在运转的，如果要是没有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的话，这部份的经济是撑不了多久就会崩溃的，但是如果是西藏本身高度自治的话，实现了达赖喇嘛所说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的话，那麽有藏人自己来管理的话，他会走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不是一定需要北京的财政支持就需要商量了，这就不一定是输血式的、供养式的经济，它就可能会是在自身内部生成现代化经济的因素。』
另外对於现代化本身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什麽是现代化，以及人们为什麽要追求现代化？是不是对藏人而言，现在世界上流行的物质主意的主流就是一种好的、值得追求的现代化呢？这种现代化也许正是对於藏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对他们并不一定是一种幸福。在满足温饱的情况之下，人生是不是幸福它并不一定取决於物质的多少，所以这也是可以探讨的问题，很多藏人也会看到这一点，他们并不希望丢掉自己原本拥有的，而去追求自己本来不需要的，所以这种现代化是不是外来的强加的，这必须要比较全面的来考虑。
『当然很多汉人还是具有一种殖民主义的心态，认为是汉人、是有北京、中国内地给西藏送去了幸福和文明，虽然很多西藏人也会认为没有错，但是他们对这个意义会产生疑问。包括对他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在这方面还是做的有很多问题，老百姓还是有很多不满的。』
曾经四次面对面地和达赖喇嘛进行访谈，了解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对於西藏未来看法的王力雄说：『达赖喇嘛所说的中间道路，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留在中国，以民主的方式，实现大西藏的高度自治，那麽也就是这四个因素：留在中国是一个，以民主的方式，其实达赖喇嘛在流亡出走以後他一直致力西藏政治制度的改革，因此它不会回到以前旧西藏的政治制度，另外大西藏也就是把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区统一在一起，实现藏区的高度自治，藏人治藏，这时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一个概括，这条道路我个人认为是解决西藏问题一个比较好的出路，但是目前来说，还看不到实现这个目标的希望。』
1月23日在西藏青年会新德里分会的组织下，新德里的西藏学生前往印度国际经贸博览会中国展区呼吁停止买卖中国产品，并呼吁印度人民勿忘62年，印度警方逮捕了16名西藏学生。
亚洲自由电台11月14日布鲁赛尔消息：欧洲议会在此间就西藏问题举行会议。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栋仁波切星期四在会上表示，中国近年来变化迅速，西藏流亡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同时也希望中国领导层的更迭能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他也强调，冲突若不被重视，就有可能造成最终无法解决。
另外，桑栋仁波切也批评欧盟执行委员会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不如欧洲议会的那麽明朗。
亚洲自由电台消息，西藏自治区政府官员热地12号表示，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1995年挑选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海外媒体报道说，这位灵童已被中国政府秘密软禁多年。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的采访报道。
西藏政府官员热地是在十六大召开期间的一次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提到这位名叫根敦曲吉尼玛的灵童的。热地说，他前不久派人去看了这位现已13岁的男孩一家，他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热地说，他现在已有一米六高，体重65公斤。他在学校学习很好，他的父母和全家都很幸福。热地进而谴责了达赖喇嘛当时选定根敦曲吉尼玛为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是不合法的，没有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是专断的行为。
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仅次於达赖喇嘛的第二号宗教领袖。十世班禅喇嘛於1989年1月圆寂。随後不久中国政府在西藏和藏传佛教的一些高僧开始寻访班禅的转世灵童。但是在1995年5月，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抢先宣布根敦曲吉尼玛为班禅转世灵童。但是宣布不久，这位男孩神秘失踪，中国政府随即确认了另一个同岁的男孩确吉杰布为班禅转世灵童。
根敦曲吉尼玛失踪好几年後中国政府才承认他被官方秘密软禁。一些国际人权组织称这个男孩是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後来很多外国政府访华代表团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公署多次要求见见这个男孩，但都遭拒绝。中国政府对这个男孩的事情一直讳莫如深，很少透露他的情况。因此这次热地如此详细地介绍了根敦曲吉尼玛的现况，使一些关注西藏事务的人士感到非同寻常。
现在旅居美国的中国事务评论人士，曾经编辑过有关西藏出版物的曹长青说，此举可能和最近中国政府对西藏政策进行调整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期研究西藏事务的专家巴尼特(RBARNET)认为，现在西藏的藏民普遍都认定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是十世班禅真正的转世。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中国当局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些藏人为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举行祈祷的活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之後派军队进入这个地区，逮捕了五名男子。
该组织说，这五人年龄在35到55岁之间，10月18日在西藏康区甘孜藏族自治州被捕。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新闻稿中说，当局没有告诉被捕者的家属他们会受到什麽控罪，只是说他们的罪行严重。
该组织说，这次逮捕行动看来是与今年二月甘孜自治州的藏人为达赖喇嘛举行的一系列祈祷活动有关。
美联社记者星期四打电话给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局，一位姓王的女发言人回答说，公安人员正在甘孜一带进行调查，行动保密。但她否认军队出动逮捕藏民以及祈福法会的报道。
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称，警察发现了一些录像带，里面有其中一次最大聚会的场面，录像显示在达赖喇嘛的画像前，有人跳舞，聚餐和发表讲演。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藏人不准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从10月17日开始，400多名解放军战士佩戴冲锋枪，抵达甘孜自治州，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巡逻和夜间演习活动。
该组织的新闻稿说：『虽然中国当局没有做出正式解释，但是甘孜地区的藏人说他们认为逮捕行动直接与为达赖举行的祈祷活动有关。』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其他被警察问话的人後来逃到印度。
最近中国当局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北京当局今年释放了六名西藏政治犯，并准许达赖的哥哥以及达赖在印度的流亡政府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西藏。
这个代表团今年9月访问了西藏，标志著中国当局与达赖9年来首次恢复正式接触。
但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阿克尔雷说，这次的逮捕行动则表明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没有更本的改变。
(美国之音方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同海外民运人士最近在纽约就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一事进行交流。民运人士警告流亡政府不要上北京的当，但是达兰萨拉的官员表示，达赖喇嘛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一定要同中国政府和人民协商。
以海外民运人士为主体的汉藏协会最近在纽约同前来美国参加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就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汉藏学会发言人薛伟表示，达赖喇嘛办公室在其特使访问北京之後，发出呼吁，要求藏人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不要举行示威。薛伟说，海外民运人士对此感到不解：『我们担心我们的战友会不会被中共欺骗，甚至於被软化，甚至会给中共因为妥协而最後根本上失去你们想争取的目标，就是自由。』
牺牲文化换取繁荣
薛伟说，北京根本没有承认到访的代表是西藏流亡政府或是达赖喇嘛的特使，只表示欢迎长期生活在国外的藏族同胞以私人身份回家来看看。薛伟认为，北京安排特使参观上海和西藏，是为了炫耀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他说，拉萨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很多民运人士认为那些繁华是牺牲了藏族人民的文化、教育、尊严所换来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保存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族的自由和尊严。
薛伟说：『我个人希望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定要警惕注意中共的阴谋诡计，不要轻易地做出妥协。我记得中共有一次给达赖喇嘛提出条件，谈判的条件是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同时还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当然达赖喇嘛後来既没有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也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是我们认为一定要警惕中共的这种统战分化的阴谋。』
达赖喇嘛寻求沟通渠道
索南达布说，达赖喇嘛在此期间一直想方设法寻求同北京沟通的渠道。为此达赖喇嘛任命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华盛顿和驻欧盟的两位代表洛珠坚赞和格桑坚赞为他的特使，但是北京政府从1993年以来一直没有承认达赖喇嘛的特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今年9月份北京接受了达赖喇嘛早就任命的两位特使访问北京的时候，达赖喇嘛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索南达布说：『两位代表到北京，达赖喇嘛交待了两个任务，第一是延续在93年中断之後的达兰萨拉与北京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把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想法向北京官员做一个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去非常清楚，不是去参观、不是去旅游。』
索南达布说，我们谈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六百万西藏人民幸福的问题。索南达布说：『达赖喇嘛说，如果西藏问题一旦能够得到合理解决，流亡政府将会解散，没有任何流亡政府的官员会去做官，他回到西藏後不担任任何政治上的职务，他只当一个佛教的精神领袖。』
索南达布说，达赖喇嘛办公室发出江泽民访美期间不要举行示威的呼吁，首先是因为今年年初开始北京当局释放了很多西藏的政治犯，其中包括被判刑时间最长的著名西藏政治犯达那晋美桑波。索南达布说：『到目前为止北京释放了六名知名的西藏政治犯，不管北京有何考量，当然可能是迫於国际压力，但是这对西藏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北京允许达赖喇嘛的代表访问中国，不管有什麽阴谋伎俩，这是一个善意的回应。因此我们也做出了善意的回应。流亡政府发出呼吁，但这只是一个呼吁，流亡政府没有任何权力禁止藏人示威。』
12月12日在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西藏议会政策研究中心、印度声援西藏组织联合组织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为期一周的『西藏非暴力慈悲周』活动庆祝西藏噶登颇章建政360周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南方的弘法活动，返回途经新德里时参加了『西藏非暴力慈悲周』闭幕仪式。在仪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给印度人民颁发了『正义之光』奖，印度前上议院议长热帕热代表印度人民领了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发表了演讲。
『正义之光』奖是由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创办的特殊奖项，该奖是专门颁发给援助西藏有特殊功劳的集体和个人的奖项。由於印度政府和人民自藏人流亡至今给予了大力援助，所以今年的『正义之光』颁发给印度人民表示感谢。
参加这一仪式的有印度国家安全部部长、前印度总统、好莱坞演员、国际支持西藏委员会主席李察·吉尔等。
《自由西藏》10月30日消息，10月26日在印度锡克邦首府成立了藏印联络协会分会，并组织了一次有关西藏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藏印联络协会主席果德先生说：『印度政府和人民应该必须支持西藏，因为西藏的自由斗争不仅仅是为了藏人。这关系到保护印度国防，所以印度政府和人民需要进行支持西藏的运动。』
参加会议的印度喜玛伽尔邦议会议员杰格日先夏玛发表讲话说：『西藏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将能解决印度的国防政策的一大问题，所以印度人民要举行支持西藏的运动。』他还指藏印传统友谊是不能和只有几十年历史的中印关系史相比较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藏青年会主席和西藏民主党主席向会议介绍了西藏现在的情况。
《西藏时报》10月31日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印度东北部的德拉东吴坚孟林参加该寺修建的拉白佛塔开光仪式，拉白佛塔高为185公尺是世界上最高的佛塔。
10月23日达赖喇嘛结束奥地利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後，26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德拉东尼玛巴寺院吴坚孟林，给该寺院的僧人和数千名信徒弘法。10月28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拉白佛塔进行了开光仪式。并在当天给信徒们传授了白度母灌顶。
参加佛塔开光仪式的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印度安全部长、印度旅游部长、印度北方邦总督、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长等。在开光仪式上印度安全部长发表讲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暴力和恐怖的世界里，有一天藏人返回西藏时，为世界的和平而建的拉白佛塔将会成为和平象征。』他还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世界和平发出的呼吁，在国际社会中如狮子之吼声』等。
为世界和平和佛教的发展而新建的拉白佛塔是由台湾法师释地清资助，由括钦仁波切规划建成的。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同时也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13周年纪念日，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都通过各种活动庆祝这一节日。
在达兰萨拉，连续三天以各种方式欢庆人权日和获奖十三周年以及同时举行的国际喜玛拉雅节。
桑东仁波切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西藏人权状得到改善，然而在接近国际人权日和美中人权对话之际，中共政府却在没有公正法律审判情况下公然判处丹增德勒仁波且和洛桑东珠死刑，对此使我们非常震惊。而且这将对最近有所改善的藏中关系受到冲击。所以，呼吁热爱和平和正义的世界人民对中国进行强烈的干涉，解救两位判处死刑的藏人。另外，希望中国立即释放以班禅喇嘛为主的所有西藏政治犯。』
州委办公室干部职工深入揭批阿昂扎西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丑恶行径
本报讯：近日，州委办公室召开干部职工大会，深入揭批阿昂扎西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从事暴力恐怖事件的丑恶行径。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公安部门的努力，一个在康南地区长期纠集的地下分裂团伙被侦破，团伙头目阿昂扎西、骨干分子洛让邓珠等人被抓获，维护了全州政治稳定，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要通过揭批阿昂扎西团伙的丑恶行径，认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本来面目，进一步增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首先，要把揭批矛头直指达赖集团。以阿昂扎西为首的犯罪团伙，是达赖集团安插在我州康南地区，伺机搞分裂破坏活动的一个秘密地下组织，该团伙成员深受达赖集团思想的熏染，受达赖集团的指使，为达赖集团卖命。从1998年以来，该团伙通过精心策划，制造了7期恐怖爆炸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阿昂扎西本人也从一个地痞流氓摇身一变成为达赖指认的"活佛"，披著宗教外衣从事分裂破坏活动，用小恩小惠欺骗善良群众。因此，揭批阿昂扎西，其矛头要直指达赖集团，通过揭批阿昂扎西犯罪团伙的其人、其事，进一步认清达赖集团在宗教上的虚伪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认清达赖集团从事恐怖暴力活动对人类社会的极端危害性。
其次，要警告那些仍在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人，尽快迷途知返，放下屠刀，回到人民中间来。达赖集团所从事的民族分裂活动，其目的是要把一个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藏区带回到封建农奴社会，这是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藏族人民决不答应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藏区才有今天的发展进步，这是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达赖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少数藏人的利益，缺乏群众基础，因而达赖集团所从事民族分裂活动，也只能找西方反华势力撑腰，向西方反华势力献媚，充当反华工具。鉴往古今，任何从事民族分裂活动与人民为敌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都没有好下场。阿昂扎西团伙被侦破，就是一个充分的例证。虽然他们隐藏得很深，伪装得很好，但是最终被人民所识破，等待他们将是法律的严厉治裁。
再次，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应当看到，阿昂扎西犯罪团伙被侦破，仅仅是打掉了达赖集团隐藏的国内从事民族分裂破坏活动的一小撮，反分裂、反恐怖的任务还十艰巨而繁重。甘孜州作为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处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对全室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把握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定要做到认识不含混。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既要看思想表现，更要看具体行动，决不能当面一套，背後一套。广大党员干部要通过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进一步增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反分裂斗争中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州委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扎实工作，把发展为作为第一要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为经济社会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通讯员）
据西藏流亡政府噶厦（内阁）秘书处11月11日消息，从2002年11月19日起任命驻台达赖喇嘛基金会副董事才嘉为基金会董事长。
才嘉原为西藏阿坝地区的学校校长，因参与自由西藏运动而被捕入狱，1992年与夫人一起流亡印度。
原驻台达赖喇嘛基金会董事长旦增平措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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