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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 六藏人因政治原因被处重刑
- 桑东仁波且当选首席部长
- 西藏政治犯桑莫双目失明
- 因欣赏有关达赖喇嘛的录相而被判刑
- 中共又逮捕俩名西藏僧人
- 强烈抗议中共封锁五明佛学院（马强）
- 欧盟议会代表团访问达然萨拉
- 西藏佛学院遭摧毁 僧尼遭驱逐
- 中国强制巴武活佛离开寺院
- 和平谈判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
- 西藏羚羊面临灭绝
- 大赦国际批评中国大开杀戒
- 美宗教自由委员会对国奥委会表示失望
- 中共宣布「青藏」铁路全线开工
- 江泽民称要加紧镇压西藏分离分子
- 不能忘记不能宽恕----中共八十年 杀人纪录
- 印中"边界 "谈判 藏人表不满
- ＜＜达然萨拉记行＞＞序言（茉莉）
- 美专家指宗教自由应为美外交重点
- 流亡藏人永远思念故国家园
- 阿坝监狱中的西藏政治犯
- 因保存达赖喇嘛照片被罚5000元
- 美支持西藏团体反对ARCO开发西藏石油计划
- 江泽民名列「人权恶棍」榜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西藏艺术品的不当反应
- 西藏的发展与变化（才嘉）
- 鲍威尔敦促北京同达赖喇嘛会谈
- 《狱中日记》一书发行
- 中共加强对西藏寺院的控制
- 中共称再西藏发现大型矿藏和由汽田
- 亚洲人权组织在达兰萨拉召开会议
- 大赦国际之中国人权状况依然恶劣
- 中共藏北考察『发现』点滴
- 促请准许达赖喇嘛访韩的接力示威
- 民族歧视政策导致校园冲突不断
这六名藏人分别是克珠（ 27岁）、丹增秋旺（ 24岁）、才仁拉贡（ 21岁）、益喜丹增（ 33岁）、札日益喜（ 45岁）久麦（ 29岁）。
他们于二零零零年三月份分别被捕，同年十二月中共那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分别判处克珠无期徒刑；益喜丹增、才仁拉贡两人各十五年徒刑；久麦十年徒刑；丹增曲旺和札日益喜两人各判处七年徒刑。
六人被控的主要罪行是：收藏有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带，以及刻制内容为『西藏要自由』『西藏的主人是西藏人』『达赖喇嘛万岁』『中国人离开西藏』等印刷刻板等。
据了解，中共安全部门首先分别在拉萨和那曲逮捕了益喜丹增和久麦，然後七名中共安全人员进入索县赞丁寺，逮捕寺院主管丹增秋旺，并从他的僧舍搜出达赖喇嘛讲话录音带一盘，在随後的审讯中他遭到严刑铐打，目前身体虚弱，不能直立。
克珠所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说是由於他刻制了鼓吹西藏独立的标语。这些刻板是从才仁拉贡住处搜出的。
札日益喜是那曲地区水电场职工。据了解，上述六人中，处了他和另外一人而外，其余四人都是索县赞丁寺寺僧。
在这次的逮捕行动中，除了上述六人，令另有多人被捕，其中赞丁寺工匠图登才仁被关押四个多月後获释，拘押期间遭到严刑铐打，释放时仍伤痕累累。另有赛巴色秋和南嘉索巴也被拘押三个多月後才获释。
赛巴色秋和丹增秋旺、阿旺格萨、南嘉索巴曾于1997年8月由於被怀疑是1995年索县爆炸事件的主谋而遭拘押几个月。其中阿旺格萨在拘押五个月获释後不久即告失踪，至今不知下落。由於不断有中共安全部门暗杀毒害政治异己人士的消息传来，当地藏人甚为其安危担忧。
据悉，六人目前关押在拉萨扎什监狱中。
选举产生的新部长将在九月底宣誓就职，他将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由人民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
这次选举是7月29日同时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美国、欧洲等国的西藏流亡藏人区进行的。
根据人民直接提名的候选人得票顺序，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4月29日宣布了五名候选人名单，其中除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桑东仁波切和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钦图旦而外，其他候选人均已退出选举。
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的有关规定，当选的首席部长应该在今年九月份向届时召开的议会会议提出3-7名内阁（噶厦）成员名单，经西藏人民议会55%以上通过後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批准即可正式生效。内阁任期为五年。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产生经历了几个过程，流亡初期一直是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改为由达赖喇嘛提出大约十四名以上的候选人名单，然後由议会从中选出七人组成西藏内阁，首席内阁部长则由当选的内阁成员通过选举产生。
达赖喇嘛很早就对由他提出候选人名单的方式表示不满，为了落实政党政治制度，达赖喇嘛虽然很早以前就提出组建政党，建立政党政治的主张，并强力支持西藏共产党、西藏全国民主党等政党的成立，无奈由於西藏人民的基本理念大体相同，政党一直不能成为西藏流亡社会的主流，因此内阁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一直都是在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後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西藏代表大会选举的方式产生。
在十二届议会的最後一次会议期间，达赖喇嘛在议会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候选人由卸任内阁部长、议员以及各民间团体常委共同通过选举产生的想法，议会经过讨论，决定采用由人民直接通过选举产生候选人的方式。
据了解，桑莫是西藏墨竹工卡人，原为拉萨附近曲桑寺尼姑。现年25岁，1995年，当时才19岁的她与该寺尼姑班巴（当时27岁，墨竹工卡县人）、白玛(当时22岁）、彭措索南（当时28岁，西藏曲水县人）、洛桑旺莫（当时31岁，西藏林周县人）、阿旺央忠（当时30岁，西藏山南江孜县人）共同商量後决定通过和平示威游行抗议中共对西藏的统治。
2月2日，他（她）们在西藏首都拉萨八廓街进行和平示威游行，要求西藏独立，游行半个小时後他（她）们遭中共安全人员的逮捕，并转押八廓街派出所，在八廓街派出所进行初审後在转押到拉萨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关押的4个月期间，他（她）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中共安全人员以电棒等为刑具的毒打，身心遭受重创。
1995年6月，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秘密审判，以『组织策划和领导者』的罪名判处桑莫六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洛桑旺莫和班巴以胁从判处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对白玛、阿旺央忠、彭措索南各判处四年徒刑，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等。判刑後他（她）们即转押扎什监狱。
在扎什监狱，桑莫被关押在第三中队，和监狱里其它西藏政治犯一起遭受残酷的暴虐。另外，她还曾参加1985年5月1日和4日在扎什监狱爆发的囚犯抗议事件，该事件造成多人丧生，几十名西藏犯人被加刑。
2001年2月1日桑莫刑满获释，这时她已经是病魔缠身，患有经常性头痛以及心脏病等疾病，虽经家人和朋友的帮助在拉萨多次进行治疗，终由她患病时日已久，长期得不到治疗而变成痼疾，到当年三月她的双眼已经完全失明，如今吃饭等都要靠他人帮助。对於桑莫的失明，许多西藏人认为这是中共造成的，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许多起政治犯刚获释即告死亡或致残的事件。
在过去的14年里，至少有七十三名西藏政治犯为了西藏民族的自由而参加和平示威游行并因此在中共的看守所、监狱和劳教所的管理人员或狱卒的暴虐下死亡或致残。其中，至少有二十七名西藏政治犯是在扎什监狱中去世的。更多的西藏政治犯则在中共暴虐致残。
据了解，2001年1月初，米玛在自己家中和四位朋友一起放映观看有关达赖喇嘛讲话的录相带，这时中共安全人员突然闯入家中并逮捕了米玛和她的四位朋友，逮捕过程中还对米玛的住屋进行了搜查。随後，米玛等四人被中国安全人员带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关押和审讯。2001年3月，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米玛犯罪，并宣布判处六年徒刑。其他和她一起观赏录像的四位朋友则除了短暂的关押还被各罚款 5000元人民币。
米玛（女）现年37岁，是拉萨市东部的菜公堂人。小学毕业後入第三中学学习。1984年到中国学习三年，毕业後分配到西藏自治区邮电局，是邮电局从事电话业务，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米玛的丈夫和她是同一个单位，他们有一个孩子。
另据消息来源证实，今年4月，甘孜寺另一位僧人耶布（24岁）也以同样罪名被逮捕。
获此消息深感震惊和愤怒，马上联系一位在五明佛学院进修的北京同修了解情况，得知当地情况确实如此。此师兄已经被迫回到北京。并且，这位师兄还在五明佛学院的最後几天，看到住寺僧众对当地政府如此名目张胆的大肆灭佛、谤佛、拆毁佛堂（每一位僧众的宿舍即是一处佛堂）的违宪行动深感愤怒，一些住寺大德觉姆当即往生。
这些乘愿再来以拯救、教化众生、匡扶道德为己任的大德高僧，一生致力於请佛常驻、教法长存的工作，对於稳定社会、促进道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五明佛学院的晋美彭措大法王，更是一位在密乘佛教中举足轻重的大活佛，一生行菩萨道，以服务众生为己任，除了在藏地色达创办了五明佛学院之外，还发起无上菩提心，愿一切众生能见其画像、照片而得解脱。其事迹、修行、德行在显、密二宗丛林中深得六众赞叹景仰，威德崇高，实为当世之法门龙象。很多藏地、汉地显密僧众皆慕名前去求法。数年来香火日盛，其根本亦是晋美彭措大法王之大威德与无上解脱妙法。
五明佛学院成立於1980年。当时终脱文革厄运的晋美彭措大法王，为了振兴一度惨遭造反派和当权派糟蹋蹂躏的藏传佛教精华，择当年大成就者敦珠仁波切的修行地 - -历来人迹罕到的喇荣山里，创建了一个小规模的密宗讲经班，向有缘弟子讲授密宗精要，大圆满法。学员约有30多人。这就是日後五明佛学院的前身。1987年，班禅副委员长正式批准成立了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此时学员人数已近千人。又经10余年的发展，而今前往五明佛学院求法僧众已近万余。这本是当今世风日下之中国的一大幸事。而今，这个不但有利於当前社会，更有利於中国未来文化、智慧发展的大功德，又要在中共手中毁於一旦。
在打压法轮功、打压基督徒之後，又向中国佛教开刀，我们不禁要问刚刚还在高叫宗教自由的中共到底要干什麽？要将中国人的道德和智慧带到何处？要将中国引入何处境界？难道中共必将将全体中国人陷入社会、道德和文化公敌的不义地步而後快不成？..众所周知，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当中，佛教是最与世无争、远离政治的。它谋求在世事上以忍辱、精进、慈悲、施舍等六般罗密菩萨行而感化世人、匡扶正气，在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世界文化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佛陀的教法针对世人因无明而起的五毒--贪、嗔、痴、慢、疑--对症施药，力以挽之。学佛之人不愿、并力劝众生也不要沾染世间暴力、腐败、贪污、色情等污秽，更与社会恶习无缘，是目前中国社会仅存不多的少数正义的社会力量之一，本应得到扶持和保护，而今反而遭到厄运之灾，实属中国人不幸中之大不幸。长此以往，中国的未来必然是一片黑暗。
值此中共大肆毁佛之际，作为一名佛弟子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热爱佛教文化、尊重法制和人权以及正义的朋友以及全体佛教同修发出呼吁，密切关注五明佛学院事件的进展，把维护佛法，维护人类文化的延续，当做我辈的责任。并请中国佛教协会以及宗教事务委员会关注且制止四川当局的毁佛行动，以至多修福德，少造恶业，早证菩提。
最後，以释迦牟尼佛在《文殊根本续》中预言晋美彭措大法王之偈，启请一切菩萨护法护佑佛陀事业，保佑五明佛学院之圣地，护佑晋美彭措大法王，并以正法开示当局有关人士，护佑其早日向善，免坠恶趣。名为啊（注）字大德者，守持佛陀之正法，具慧功德诸尊敬，授记一切证菩提，将得一切吾菩提。佛弟子马强悲书！
【注】藏地喇嘛认为，佛陀所预言的名为「啊」字的大德者，就是「啊百拉江」，亦即晋美彭措的梵音读法是也。
本报综合报导：由欧洲议会下属的西藏问题协调小组主席托马斯·曼率领的由十一名欧盟议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于7月15日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方达兰萨拉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随同代表团访问的包括欧洲声援西藏组织代表、欧盟有关人员和人权组织成员等三十余人。
访问期间，在西藏流亡政府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欧洲议员访问了西藏流亡政府展览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和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西藏儿童村、索嘉学校、西藏流亡政府成人学校等设施。
7月19日，代表团成员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正式邀请达赖喇嘛于今年 10月 24日在欧洲议会全会上发表演讲，这将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在有 15个国家之 626名议会议员参加的大会上发表演讲。
欧洲议会下属的西藏问题协调小组主席托马斯·曼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届时将有机会谈论和平。他说：『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基础，这就是达赖喇嘛必须有谈论和平、自由和有关人权理念的机会』。他还表示：『邀请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是他们过去几个月来所作努力的结果。而这次组团访问达兰萨拉的一个目的就是表示他们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团结与支持。这次访问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在达赖喇嘛访问欧洲议会期间主办一个有关西藏文化艺术的展览作准备。』
托马斯·曼说：『在他们看来，西藏人有自治的权利。中国政府必须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但是他也特别强调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他说，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7月20日，欧盟议会代表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拉巴次仁会议室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欧盟议会议员、德国西藏声援组织负责人托马斯曼和麦斯尼昨天晋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讨论了西藏的新局势、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等有关问题。在会谈时达赖喇嘛再次说明了他不追求独立，也不希望从中国分裂出去。达赖喇嘛说：他最担心的是西藏的宗教、文化的灭亡。西藏的佛教文化不仅仅对西藏人民有益，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等有帮助。
达赖喇嘛表示在没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他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中国进行谈判。达赖喇嘛说：如果面对面的进行谈话，可以消除彼此间的疑虑。相互可以产生信任和和好。
托马斯·曼表示：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现实的。所以欧盟和全世界为解决西藏问题而继续努力的。
有关欧洲议会访问达然萨拉，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组织主任布穷次仁指出：这是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协调小组第一次组织如此规模的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虽然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以及一些国家的议会以前也访问过西藏流亡政府。布穷次仁说，欧洲议会一直支持西藏。这次访问是欧洲议会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进行互动的一个继续。他说，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在於给中国当局发出一个信号。
布穷次仁说：『我认为，这次访问表明，达赖喇嘛呼吁中国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努力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布穷次仁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在欧洲议会下面成立西藏问题协调小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欧洲议会对西藏的理解。他说，欧洲议会代表团对西藏流亡政府的访问以及对达赖喇嘛在议会上发表演讲的邀请不会对中国与欧洲联盟的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
布穷次仁说：『我想，中国政府是成熟的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适当的背景下去理解，那麽他们就应该欢迎这个举措』。
不过，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张援远表示，欧洲议会的这个举动肯定会对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张援远：『这样的访问，这样一种对达赖集团支持的态度，自然不利於中国和欧洲议会方面关系的发展』。
在今年早些时候才正式得到欧洲议会认可的西藏问题协调小组成立於1989年。这个小组声明说，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那些对西藏问题感兴趣的欧洲议会成员创造一个进行非正式讨论的机会，同时为其他议会成员和公众提供有关西藏的信息，并且鼓励欧洲议会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不同形式的政治措施。
《西藏时报》7月10日报道：西藏甘孜色达五明佛学院中的8500名僧尼已经被中共驱逐出该佛学院，并有 6名尼姑在驱逐活动中死亡。
从西藏打来的电话中获悉：今年4月18日至6月30日中共从五名佛学院共驱逐了
8500名僧尼。并摧毁了他们的房舍、经堂、庙宇。在这一驱逐运动已经造成六名西藏尼姑丧生。
指挥驱逐僧尼和摧毁寺院活动的是从北京派来的王部长和李孔盾（音译），据说他们是直接根据江泽民的指示前来的。在他们的指挥下，由州及县武装警察和成都等调来的武装部队的配合下开始执行摧毁五明佛学院的指令。从中国来的千名左右的专业人员从6月 26日开始摧毁西藏僧舍，到 6月 30日已有1800个僧舍被摧毁。
从7月1日开始，当局宣称每天计划要摧毁五百间僧舍，毁寺大军中并增加了三百多名民工，据说他们每摧毁一间僧舍可得一百元人民币和僧舍建材做为报酬。
据了解，驱逐事件发生之前，超过八千名西藏僧尼和近两千名汉族学生居住在五明佛学院。
据【美联社】援引在伦敦的《西藏信息网》的消息，中国当局去年将年仅8岁的十一世巴武活佛从他所在的尼朗寺逐出，安置到首府拉萨以来，一直严密监视他。当局不允许他穿袈裟、学习佛经，并且每天由两名公安护送他上一所普通小学。
十一世巴武活佛1994年被十七世嘎玛巴活佛确定为转世灵童的，而中国政府也同意活佛的选择。不过，十七世嘎玛巴于去年1月逃离了西藏，令中国政府十分尴尬。另外，巴武活佛所在尼朗寺庙的一位大喇嘛也随同嘎玛巴活佛逃到了印度。
据《西藏信息网》介绍，嘎玛巴活佛和巴武活佛之间在转世方面有著极为重要的历史联系。在以前的转世活佛中存在过师生关系。因此，中国当局对十一世巴武活佛的处置方式被认为是对十七世嘎玛巴活佛出走的报复。
据报道，自从十一世巴武活佛被逐出尼朗寺、十七世嘎玛巴活佛逃离楚布寺以後，这两个寺庙的宗教活动有所减少。一方面，当局的爱国教育运动使得一些僧侣被逐出寺庙，另一方面，一些僧侣由於这两个寺庙都没有活佛而自愿离开。另外，在十七世嘎玛巴活佛出走以後，有关这两个寺庙的发展项目都停了下来。
和平谈判是解决藏中问题的唯一途径
达赖喇嘛说：西藏问题不是我返回西藏的问题，而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问题。至今西藏问题没有迈出新的一步，这主要是中国领导人对西藏人存有很大的疑虑。 .
达赖喇嘛还说：西藏文化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中国如果能解决西藏问题有助于改变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有助于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虽然很强大，还有核武器，但西藏的正义之斗争将会取得胜利的。因为民主、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等是当代世界之主流，中国必定也要走这一条路的，只是何时而已。
达赖喇嘛还表示他相信在今後的五至十五年内中国的形势将会发生变化，在他有生之年是能够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虽然至今西藏问题并没有任何变化。
六月二十七日，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和印度野生动物基金在中国北京、英国伦敦和印度德里同时发布一份题为《终止罪恶的贸易－－拯救濒危藏羚羊的国际行动》的最新报告。上面这组镜头即来自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报告中的一段录像。
这项关于非法藏羚羊绒贸易的调查报告向世人敲响警钟：作为西方上流社会身份象征，"沙图什"披肩代表著高贵。但一条"沙图什"披肩却意味著要牺牲三到五只藏羚羊的生命。
藏羚羊又称长角羚，栖息于西藏高原北部的偏远高寒地区，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其外层皮毛下面被称作"沙图什"的绒毛异常精细，被誉为"绒中之王"，可以用来织成华丽的披肩，价值数千甚至上万美元。而唯一能获取藏羚绒的手段就是将藏羚杀死。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和印度野生动物基金前不久联合进行一次多国调查，历时八个月。调查组收集了关于中国、尼泊尔和印度边境藏羚羊皮非法贸易的文字和录像资料，充分证明获取藏羚羊绒只能以牺牲这些珍贵动物的生命为代价。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代表葛芮对记者说，藏羚羊的数量从二十世纪初的几百万只减少到目前的不到七万五千只，且每年继续以两万只的数量被盗猎者捕杀。偷猎者甚至在藏羚羊产仔地射杀母羚，失去母亲的小藏羚往往被活活饿死。芮警告：
『如果不采取强有力措施终止这一国际范围的非法贸易，藏羚羊这一稀有物种将会在五年内灭绝』。
调查发现，"沙图什"披肩的主要生产地克什米尔一九九七年的加工绒量是三千公斤，这意味著至少有九万只藏羚羊被杀死。
调查还发现，非法出售的"沙图什"披肩在德里和伦敦的服装市场仍然随处可见。
据中国林业公安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截至二０００一年四月底，这个部门在打击偷猎者的行动中共没收了二万零七百五十六张藏羚皮。显然完全不足于遏止疯狂的盗猎者。
西藏民族由於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历史上就有保护和禁止猎杀动物以及保护森林的传统，也因此，到1950年中共侵占西藏时，西藏的很多动物不知怕人，可轻易猎杀----特别是面对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和干部组成的打猎队。
特别是从中共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贪婪儿不顾後果地追求财富成为中国政府疯狂掠夺西藏自然资源的动力，在政府默许下，无数的中国人驾驶著拖拉机来到西藏北部挖金，西藏北部经千万年才形成的无数一往无边的茫茫草原转眼就变成风沙遮天的荒野沙地，在西藏北部原野多次发生牧民为保护草原而与挖金破坏草原之中国人的流血冲突。
随後，非法藏羚羊绒的罪恶贸易的巨额利润又使西藏北部原野引来了更加贪婪疯狂的中国盗猎者，据了解，在国际市场上，藏羚羊毛加工量从五十年前的每年二、三十公斤上升到１９９７年的三吨。此後的地下贸易情况尚无正式的统计数字。
面对动物被成群屠杀，西藏人试图组织保护，西藏康区治多县的索南达杰担负起了这个责任，他四处筹集资金，通过各种途径争的中共官方的认可後，便招收藏人志愿人员组成野旄牛队，野旄牛队以极低的工资和条件、简陋的装备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开始与盗猎的犯罪份子进行战斗，虽然中国政府从未给予他们足够的资金，但他们狂热的献身精神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并有力地制止了盗猎活动。
一九九四年，雪域之子索南达杰为了雪域民族的未来，在追捕盗猎犯罪分子时英勇牺牲，牺牲时他仍保持射击的动作。接著接替索南达杰的妹夫也因此被暗杀在自己的家中。虽然野旄牛队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能力和现身精神，中国政府却一直拒绝正式承认野旄牛队的合法地位。使他们面对日益疯狂的盗猎活动感到力不从心。
美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对布什在中国申奥采取中立立场深表遗憾。并要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他不久访华时向中国传递以上信息。
对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哲通·才旺确嘉于 7月13日发表声明表示遗憾。他说，让北京举办奥运等于默认中国践踏人权和镇压的行为。将会对中国、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等的自由人权活动者造成严重伤害。他对国际奥委会无视中共在大跃进中造成四千万人民死亡，还有文革和六·四屠杀民主人士以及一百多万西藏人因中共入侵而非正常死亡而表示遗憾。 .
他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已失去原则和宗旨，成为一种商品，由贸易关系来决定奥运的举办权。
多卫（青藏）铁路从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至格尔木的846公里已修通并投入运营。新修的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北起安多格尔木市，经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翻越唐古拉山、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至拉萨市，长1110公里。据介绍，中间有960公里要经过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翻越唐古拉山的铁路最高点海拔5072米，多年连续冻土地段550公里。沿线地质复杂，全线桥梁隧道总长占8%。.
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计划总工期计划为6年。 .
中工称修建多卫铁路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一般认为，中共修建铁路的目的是为了便利和吸引移民，从而使西藏和新疆一样成为移民人口与当地民族人口旗鼓相当的局面。因为根据中共统计，西藏自治区不过二百余万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位於东部地区，从拉萨到当地的距离和从中国成都到当地的距离相差无几，所以中共修建铁路绝不是由於物资和人员运输的需要。.
由於铁路通过的地带都是人烟稀少的西藏北部地区，中共所谓带动沿途经济则完全是一句空话。而西宁到格尔木铁路的建设完全证明西藏人除了被赶出家园，搬到更加高寒偏远的地区而外，绝不会因此得益。因此西藏人相信，中共破费如此巨额款项修建铁路完全是基于政治原因，西藏人民从中得到的只能是更深的奴役和压迫。
星期五在有关西藏问题的一个讲座上，江泽民呼吁对这个地区的宗教事务 加强控制。他说，分离主义活动必须制止，共产党员必须要意识到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上个月，中国政府庆祝治理西藏50周年。北京坚持说1950年接管西藏是和平解放。
---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
曹长青
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也不是研究共产运动造成大众死亡的学者。只是作为中共专制下的一个幸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阅读到各种书刊，把这些资料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众死亡的数字随手记了下来。.
把这些资料综述在这里，一是通过这些数字（在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促使那些对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砖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国人把各自了解到的中共杀人数字也写出来，零星资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杀人数字的总体图，有一天也像法国人写出那部揭示共产运动杀人记录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样，写出一部《中共黑皮书》。
一，中共建政初期
（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随著内部清洗、外部残杀。30年代初镇压内部江西AB团（杀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风时枪杀作家王实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规模地杀害平民则是在它获得执政权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镇反 、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50年代初期，中国有二千万人被打成 "地富反坏 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
"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 "毛时代的大众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 "地主 为100万至400万之间；被杀 "反革命 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 ，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刊发了摘要）：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 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该报告还说：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 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後的"肃反 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
（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 "朝华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国 "左 祸》一书中的数字：在 "反右 中，共有55万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06人没有"平反 。中共当局坚持"反右 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 了。如以90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於 "扩大化 了5千7百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
"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万2千7百多人被逮捕，有2万2千1百余人自杀，3千5百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数达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
（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 ，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 '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
"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後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千万人。 据原《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长徵》（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书中的数字：「60年代初中国因饥饿死亡了2千7百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人数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 J.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 "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 "毛泽东时代，有2千7百万人死於饥饿。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 '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60年代初死於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 ，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资料翔实，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为：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徵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徵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该书引述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沈大卫（David Shambaugh）的专著《怎样当上总理：赵紫阳在省级工作的经历》（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说，1959年在广东省委负责农村工作的赵紫阳曾为此召开会议，认定粮荒是因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所致，因此赵发起 "反藏粮运动 ，派出工作组到乡下，按家按户、翻箱倒柜、挖地找藏粮。由此导致 "大批地方干部被清洗，自杀，和被批判。 沈大卫在他的这本赵紫阳传中说，毛泽东听到有饿死人的消息时，不相信有粮荒，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阶级敌人破坏。1959年2月毛泽东收到赵紫阳从广东递交的认定农民藏粮导致饥荒的报告後， "十分高兴 ，认为他的判断得到证实。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仅河南省就有780万人饿死，该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仅在西县镇（译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个村子由於饿死和逃走，成为空村，死亡人数达10万人。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该书提供的安徽省情况是：
"根据中国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字，当时安徽有3千3百万人，结果死於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 5千1百人饿死（该书还引用华人学者丁抒的专著《人祸》中的数字：凤阳饿死9万人），孤儿达3千3百零4个（多数在10岁以下）。
该书说：
"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万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千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据凤阳县文件，当地一位名叫赵传居（译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队长，一个人就打死了30个农民。
後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 （陈振亚於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万零2百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千4百零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中提到甘肃的数字是：
"甘肃省当时有1千2百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6千人饿死。据对这个省做过调查的原中共国务院体改所所长陈一谘的估算，该省饿死人数有120万。曾陪同汪锋到甘肃视察的中共官员钱英（译音Qian Ying）自传中的数字是：甘肃饿死了130万人。 贝克尔在中国得到的其他资料显示，甘肃有300万人死於饥饿。
该书提到贵州省时说：
"当时该省有1千6百万人口，约有100万人死於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徵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该书引述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的报告说：
"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万，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万，下降比例为0.91%。据中国人口统计学者彭子哲（译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饿死了900万人，仅在宜宾地区，就饿死了100万。 贝克尔自己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饿死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千1百40万人死亡。
据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国译为麦克法夸尔）的专著《文革史之3：1961到1966年的大灾难》（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数字：「1958到1961年之间的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饥荒，是人类的大灾难……超过3千万人被饿死」。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期，据估计造成了2千万到4千3百万人死亡。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60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 "领粮证 计算，有3千万人饿死（後来再没使用 "领粮证 ）。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 "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千3百万到4千6百万之间。
据金辉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 "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 中的数字：
"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千零40万至4千3百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千3百19万，是迄今学者估算的最高数字，由於金辉的数字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後遭当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
（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万4千人被批斗，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万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後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按照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
（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 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andMail）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报《绝密的说法》刊载了俄国著名东方问题专家达佛洛夫斯基谈"六四事件 的文章。达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为顾问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该文说，『根据当时苏联情报部门的估计，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约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已经具体调查到 "六四受难者名单 有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 "中国人权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杀之後，不仅有立即的处决，而且每年像以往一样，中共都处决大批人，其处决的数量，过去几年每年都超过全球其他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
『1995年，中国处决的人数达2千1百90人。当年全球187个国家共有2千9百人被处死，其中76%在中国。』（ "国际大赦 组织的报告）。
『1996年，根据中国官方报纸的报导，有4千3百6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天约有一打）。全世界每年处死的人数加起来也不如中国一年处死的多。』（《纽约时报》 2001年6月19日的报导）。
『1998年，中国处决了1千8百余人，其中包括政治犯。这个数字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处决的总人数还要多。』（ "国际大赦 组织的报告）
『2000年，中国处决了1千多人，比全世界其他全部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还多。仅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已处决了1千多人，仅4月的前三个星期，即处决了801人；在 4月20日一天内，处决了113人。』（加拿大《环球邮报》专栏作家马克士吉於今年6月15日发表在该报的文章）
虽然六四事件之後这十多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或被迫害致死，没有总的数字，但仅从上述的处决人数，就可以略见一斑，这还不包括很难统计的近年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成员和异议人士等的数字。
六，对蒙古人的屠杀
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数字更被当局控制。近年则有一些资料出现，值得专项介绍。
据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图们（蒙古人，曾参与审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祝东力合写的《康生和 "内人党 冤案》一书引用1980年11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34万6千多人遭迫害，1万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该书举例说，『1969年内蒙古图克公社有2千9百61人，被打成内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严重伤残270人。』（该书 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随後被当局查禁）。
据旅居纽约的蒙古学者清格尔图（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写的长达20页的研究报告《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 （The Asia Watch）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对西藏人的屠杀
1959年，因中共强行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导致全西藏起义，起义遭严酷镇压。据前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艾夫唐（John F.Avedon）1984年在伦敦出版的专著《雪域境外流亡记》（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游击队在伏击中缴获的西藏军区政治部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数字：『1959年3月到10月间，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万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该书中文版，但随後被当局查禁、收缴。）
据贝克尔《饿鬼》一书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法：1959年西藏人起义被镇压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个村子有800到1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该书说，当时西藏（不是中共後来划分的 "西藏自治区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的总人口约340万。班禅喇嘛所说的15%，就等於有51万人被逮捕，其中25万人死於狱中。
1959年藏人起义被镇压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谈藏人在监狱中的死亡数字：『甘肃省甘南县的一个寺庙，400名藏人僧侣被逮捕，仅100人幸存，其余都饿死在狱中；在关押藏人的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达赖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镇），至少50%的人被饿死。在有100万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万人死於饥饿。在四川的藏人，每5个藏人就有一个死於饥饿。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间，1万7千名被关押的藏人，有1万4千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说：『据从甘肃省会兰州北部的劳改营中幸存的人回忆，该地关押的7万余藏人，只有一半幸存。甘肃的另一所监狱酒镇（译音 Jiuzhen）关押的706名藏人，超过一半饿死。青海省会西宁北部10个小时车路的 Vebou劳改营，关押的3万多藏人，其中1万4千人饿死。』
《饿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书的资料：官方人口普查显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下降到250万，下降率达 10%。该书以同期内蒙人口从40万增加到197万（尽管也有饥荒死亡）的增长比例推算说，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应为340万。但1964年人口普查结果，西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到250万。这中间有90万人"失踪』。去掉1959年随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的10万藏人，那麽也有80万人"消失 。1961年班禅喇嘛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提到西藏人口时说当时有"300万 。即使按300万计算，也有50万人"失踪 ，等於每6个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镇压或饥饿。
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於饥饿，86万人死於迫害、枪杀。』
八，对新疆维族人的屠杀
1961年，新疆伊犁地区爆发了全民暴动。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 "东土民族中心 执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该组织总部接受我采访时说，那场暴动起因是饥饿，『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状态死的。』当几千名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宁市的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 时，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见证人说，大街上至少有几百具尸体。随後约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2月，伊宁发生暴动。据 "国际大赦 组织1999年4月发布的 "新疆人权报告 ：当时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了几个小时，一位後来逃到土耳其的伊宁市医院医生说，『其中有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该报告说，『从1997年1月至今，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枪决。这些被判死刑和枪决的，绝大部份是维吾尔人。』该报告还列出新疆监狱中关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详细个人资料）的名单。
据旅居德国慕尼黑的维族学者安瓦尔於1999年在澳门召开的 "一国两制国际研讨会 上的发言：『自1990年以来，被中共处决以及迫害死於狱中的维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关押、收审的人数达56万人次。』
九，异常死亡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共建政这50多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千5百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千7百万人死於 "饥荒 ，1千 8百万人死於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 "朝华出版社 的《中国 "左 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千万。』（该书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史研究室等部门的原始资料。该书出版後即遭当局查禁）。
据纽约大学 "瑞玛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千5百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後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千4百50万到7千2百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千万或更多。』
历史将审判中共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没有比这句话更能代表共产党对生命和屠杀的看法了。
那种残酷的共产主义者，永远也不会把任何死亡数字和每一个具体的生命联在一起。8千万，是个多麽大的数字！它相当於近4个台湾，11个香港的人口；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丧生人数的2倍半还多。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概况，但它和实际死亡
人数相差不会太悬殊。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多少人成为终生残废，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更使几乎所有（在过去50年里）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发展了兽性的部份。那种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面对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政党（且至今毫无任何悔意、更绝不向人民认罪、道歉，并且还在继续屠杀！），那些期望它还能改革从善的人们，简直是在做一个和共产主义同样的美梦。
对於8千万死者，历史永不会忘记；对於中共的暴行，人类绝不会饶恕！.
其实在历史上中国称印度为西天，是一个极为遥远的概念，双方并没有共同的边界。中共侵占西藏後双方才开始交界，在长达四千公里的边界线上，中国和印度曾於1962年发生军事冲突，因为印度拒绝讨论之前由西藏政府和英国政府划定的边界线，认为那已经是确定了的。中国政府则为了表明其对西藏自古就拥有主权而不承认西藏政府签订的边界协定。因此，虽然邓小平一再表示你让一点，我让一点就解决了，暗示中国政府将会作出大的让步，但印度政府仍拒绝讨论。
实际上中国政府并不打算收回那片西藏最肥沃的广大土地，1962年中国军队占领了这块地方後却又撤了出来，中国政府所争的其实是只有他---而不是西藏政府才有权将这片土地送给印度人。而印度坚持当时的西藏政府拥有这个权利。
简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欧洲四国的访问，于7月3日返回印度，当天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会晤。次日晨返回达兰萨拉。
中国史书记载著许多我们作为泱泱大国的荣耀，却很少记载被我们这个 "大国 徵服欺凌过的弱小民族的眼泪与屈辱。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能让自己的祖国继续扮演这种角色，我们用自己调查、思考、对话与呼吁，做出最大的努力。来自有著古老文明的中国，我们倍感维护他民族文明的责任。
迄今为止，流亡国外的西藏人已经高达十万余人，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四十年来，他们离乡背井、寄人篱下的日子是怎麽过来的？他们的心灵上经历过什麽样的痛苦与欢乐？作为他们世世代代的精神支柱的佛教，是否得以传承与光大？多年来，西藏流亡政府在改革旧制度、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中做了什麽？新一代西藏人，尤其是在国外成长的西藏青年，他们对西藏前途有哪些不同於老一辈的看法？为了一个和平的明天，流亡西藏人怎样与汉人沟通与建立互信？
我们在自己的足迹所到之处，力图去叩问这些问题。我们力图超越民族感情的隔阂，去寻求历史的真实，和流亡藏人一起分享异乡的痛苦与欢乐。访问归来，我们尽可能记载下中国国内人民不可能了解的一部西藏流亡史，记载下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印度，我们希望这本集子提供中国同胞一些难得的信息。毫无疑问，我们的思考水平和观察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更无能提供解决西藏问题的 "药方 。但是，我们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同胞关注这个问题。
在这个集子里，你可以看到：
--在世界各地，流亡著这样一个与我们中国人有关的族群，他们有另外一种信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的文化与语言。他们贫穷，他们丢失了家园，但他们有著弱者的尊严。面对强权，他们用背井离乡的流亡，来抵制对他们信仰的侵犯与侮辱。
--在失败中追求，在劣势下坚持。西藏流亡者在曲折漫长、艰苦卓绝的抗争历程中，在努力维护一个爱与仁慈的信仰。西藏文化在歧视中生存，在苦难中壮大，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与风云变幻的流亡生涯，那块雪域高原所哺育出的博大宽厚的精神，已经在世界各国结出果实。
--为了一个自由的西藏，流亡藏人在海外始终没有停止他们的正义抗争。今天，由於中国统治者的蛮横，西藏问题正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一个文明的生死存亡，两个民族之间的积怨仇恨。
我们深知，汉藏民族间的鸿沟是统治者造成的。统治者只考虑疆土的辽阔、政权的巩固，而各族老百姓最大的心愿却是和睦相处。
"尽管两个民族都以不同形式存在著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中国汉人是否能够认识西藏问题的真相，是否能够理解西藏民族的痛苦与屈辱，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只有在相互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话与妥协，才能避免更多的流血与苦难。没有正义与仁慈的地方，无文明可言；把弱肉强食当做法则的国家，只能称为野蛮。
今天，越来越多的汉族同胞对西藏产生了兴趣，随著交通的发达，到世界屋脊旅行，已经是一种很流行的事情。我们希望，在喝青稞酒、酥油茶、唱藏族民歌的同时，我们汉人也能接触一下那块土地上人们受辱的心灵。我们仍然要强调这一点：关心西藏问题就是关心正义。
在达兰萨拉，我们可以遥遥看见喜马拉雅山那银白的山脉，西藏就延伸在山麓那边。经过一次实地旅行，我们启程了另一次心灵之旅 - -对那片神奇高原的精神向往。 请求你 - -我的同胞，读一读这本集子，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西藏问题。
二○○一年三月於瑞典
美国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星期一在华盛顿召开宗教与布什外交政策讨论会。在会上发言的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工作家庭运动』主任鲍尔表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强势，更重要的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宗教道德观点。
鲍尔说：『不像其它任何国家，我们不能将外交政策建立在所谓的现实主义或者权利政治上。相反，应当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就会成功，也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才会最终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
鲍尔说，美国的性质要求美国政府将宗教自由以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他表示，他对目前有关应该将贸易和其它方面作为外交政策重点的观点不敢苟同。
会上的另一位发言人、自由之家宗教自由中心主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谢尔女士表示，近10年来，在很大程度上，宗教自由是人权活动的主要内容，美国任何一届政府不可能忽视宗教自由问题。
谢尔女士认为，布什政府在宗教自由问题上比克林顿政府要坚定。她说：『政府采取的有关宗教自由的积极措施，包括希望设立一个协调苏丹人道主义援助的调解员，布什总统接见达赖喇嘛并允许媒体拍照。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在同越南谈判时坚持提出宗教自由问题。』
谢尔表示，美国的宗教自由组织联盟在一系列宗教问题上给予关注，包括中国的法轮功成员遭迫害、被关进劳教所；中国非官方基督教教会遭到政府取缔和镇压、非官方宗教场所被政府捣毁等等。
鲍尔和谢尔女士都对美国一些自由派宗教组织背弃中国地下基督教教会，转而同官方批准的教会建立联系表示不解。他们认为，由於同中国关系涉及巨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因此，美国商界以及中国的宣传努力，削弱了宗教自由组织希望建立反映美国宗教价值观点的中国政策的努力。他说：
『中国政府将加紧努力，在美国扩大宣传攻势，利用官方基督教会、商人等一切手段，来削弱我们的努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很成功。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上，已经没有非贸易了，因为中国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打贸易牌，而美国商界又向政府施加压力，布什政府在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上不表态，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上的做法便是证明。因此，我们在建立反映我们宗教价值观点的中国政策上阻力很大。』
流亡美国藏人永远思念故国家园
【美国之音】消息：中国政府和西藏签署"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已经整整五十年了，1959年的拉萨事件也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流亡美国的西藏人仍然希望有朝一日回到西藏去生活。他们说，美国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国家，西藏才是他们自己的家园。
我的国籍是美国我的家园在西藏
在美国的西藏人大约只有三四千人，主要是美国国会1992年批准从印度移民来的一千人以及後来到美国同他们团聚的家人和他们所生的子女。这些人当中多数人出生在西藏或印度，在印度长大，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但是，他们在美国总有客居他乡之感。今年19岁、在新墨西哥州上大学的马拉什多嘎说，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西藏去，生活在属於自己的土地上。马拉什多嘎三年前从印度来到美国。她说，她觉得印度和美国都不是她的家园，而西藏才是她自己的地方。马拉什卓嘎说：『我出生在印度，但是，我不能因为有印度国籍就说我是印度人。我仍然称我自己为西藏人。现在我们到了美国，也有了美国国籍，但是我们无法说美国是我们自己的土地，西藏才是我们的家园。』
我的最终目标是返回西藏
今年37岁的丹增巴希在儿童时代随家人从印度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长大後来到了美国。从小接受的西方文化并没有冲淡他对西藏的感情，他最终的目标是在政治气候允许的时候回西藏定居。
丹增巴希(TENZIN BARSHEE):说：『那里是我的祖国，是我的国家，是我应该生活的地方。我的最终目标是返回西藏，生活在我自己的社会里，而不至於成为社会的少数。』
几十年来，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和西藏的亲友天各一方。住在华盛顿地区的新闻工作者奇密虽然在八十年代才探亲出来，但是现在也不便回去。她说：『我最想念西藏的老朋友、父母亲，还有西藏的天气，山和水。......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回去，那边的生活条件是比较困难，但不能回去并不是生活原因，而是政治方面，因为西藏没有什麽自由。』
我们喜欢美国但想叶落归根
西藏人在美国已经享受了多年的发达社会富足生活，他们是否还向往西藏那种简单甚至近乎原始的生活呢？尤其是那些小孩子，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物质上的巨大落差呢？ .
今年13岁的中学生丹增措登说：『美国的生活水平可能高一些，但是西藏是我的祖国。即使我生活在美国，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这和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藏人不喜欢美国。
1984年从西藏到美国探亲未归的塔诺说：『我也喜欢这个国家，但是我的年龄大了，已将近五十岁了，希望叶落归根。』
美国首都的藏文学校
(美国之音江天报导)为了在异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保持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一些西藏人在华盛顿附近的路德派圣保罗教堂开办了藏文学校。华盛顿地区大约只有三四百名西藏人，美国全国也不过三四千人，主要是1992年美国国会批准的一千名来自印度的西藏移民和他们後来所生的子女。这些西藏儿童每个星期天到藏文学校来接受西藏文化和宗教的熏陶。
孩子们上课前要举行藏传佛教祈祷仪式，然後唱西藏国歌。卓嘎老师教的班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她为他们编教材，教他们西藏的文化历
史知识和一些小故事。她说：『我教的这个班里，我用各种各样的课文，我自己编的。这里的小孩子同西藏和印度流亡社会的孩子有不一样的环境。我就专门找一些西藏的小故事呀，西藏的历史呀，我还介绍西藏的历史古迹和名人。』
在五月底中国政府和西藏签署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五十周年的时候，卓嘎向学生们介绍了十七条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背景。卓嘎还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看看他们是否真正领会了学习的内容。她说：『我们这个藏语学校是96年开始办的。不过以前是每个月才上一次课，我们也找不到教室。从去年开始每星期上一次。』每次课上两个小时。学生分为四个班，最大的十二三岁，小班的学生只有四五岁。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什麽呢？老师卓嘎是这样说的：『现在到美国的藏人越来越多，再说我们也没有专门的藏语学校。所以达赖喇嘛每次访问美国见到这边流亡藏人的时候老是强调，给自己的小孩子教藏语，这一点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就办了这个学校。』
家长和学生对保持藏人的语言和文化也有很高的热情。在美国的西藏儿童上学以後，学会讲英语，藏语就讲得越来越少了，而且不会阅读和书
写藏文。学生家长奇密送她的孩子来这里学习，是为了让孩子能讲藏语：『有的在这边长大的小孩子到西藏去不会说藏话。这样我觉得很惭愧。』
女学生丹增措登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了解我的文化和祖国，免得忘记它。』
这个学校的老师上课分文不取，每个学生只是象徵性地交一点学费，用来支付教堂的象徵性租金和举办学生课外活动。学生家长还轮流负责给学生们带来小吃和饮料。孩子们下课後在嘻笑中吃吃喝喝，然後还跑到外面玩耍一番，尽情享受小朋友之间每周一次的难得聚会。
关押在阿坝监狱的政治犯中最著名的有甘孜州色达县诺尔布寺的主持格布吉仁波切。他因向当局写信抗议开采寺院附近的金矿以及前来开采金矿的中国移民而于1996年6月10日被捕。
索南彭措，一位四十开外的著名藏语教师也关押在阿坝监狱，据可靠消息指证他被判处五年的刑期。他被逮捕是由於当局耽心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他公开表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在1999年10月24日他首次被拘留时，数百人在甘孜游行要求当局释放他，当局担心进一步的不稳定，因此将其判刑後送到远离家乡甘孜的阿坝监狱。
一名目前流亡国外在阿坝监狱中关押的西藏政治犯描述；在阿坝监狱的政治犯普遍受到比刑事犯更严厉的对待。他说体罚中酷刑时非常普遍，房间拥挤缺乏食物，政治犯被分散到刑事犯中。
另一位在阿坝监狱关押过的西藏政治犯说，"犯人们必须买自己的囚服等来维持必须的生活，如果他们发现没有囚服，就会被打、被罚。这名西藏人告诉西藏消息网，那些缺乏营业和生病的囚犯仍然被强迫参加体力劳动。
一名前政治犯解释说：在关押他的那栋楼有八间牢房每间牢房关有 18人，除了四栋主楼在监狱围墙里还有别的建筑。从西藏消息网的网页上看到整个阿坝监狱和附近的主要建筑，包括一个高台和墙上的标语：
"张开理想的风帆，驶向新生的彼岸"。照片在：.http//www.tibetinfo.net/ reports/ ngaba_prison/ ngaba_prison.htm
新华社称没有因供奉达赖喇嘛照片而关押的犯人，其实因此被判刑时当局会罗织其他的罪名。
五支持西藏团体反对开发石油计划
认须以藏人权益为前提.
洛杉矶西藏之友主席诺维克表示，这项将近六亿美元的石油开发投资计划始于去年三月，波及的主要地区从西藏东部直到兰州是中国大陆石油开采计划之一。在这项大规模石油开采计划中，与中国大陆合作的大公司有 Enron和 AGLP等。诺维克表示，西藏人除了在这场交易中被驱逐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外得不到任何利益。「他们基本上不雇用西藏人」诺维克说，即是雇用也是最基本、最廉价的劳工。
她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极为关切这一计划，达赖喇嘛竭力反对，希望 BP公司能停止这一计划，并与西藏流亡政府沟通，从中找出最佳开采方案。西藏流亡政府的态度是开放的，诺维克说：他们并不想阻止石油开发，而是希望开发能给西藏人带来利益。因此她表示，举行示威活动的目的是让判B P公司能够与西藏流亡政府协商，制定有利于西藏人的开发计划。当天的抗议活动在全美二十个城市同时展开。我相信世界各地其他地区也在举行同样的示威。诺维克说：她认为 BP公司总裁布朗当晚可能彻夜难眠。
"除了江泽民，"人权恶棍"榜上有名者还包括：津巴布韦总统穆加比，因他允许军队杀害反对派人士，攻击维护人权人士；波士尼亚多国维和部队，因为他们未积极搜捕战犯；加州的大能源公司"优诺克"因为它资助残酷压制百姓的缅甸军事政权；德州特赦和假释委员会也名列其中，因为死刑惩罚体系有缺陷。该组织也宣布了四位"人权英雄"，他们是：伊利诺州长雷恩--去年宣布该州暂缓死刑；前土耳其人权协会主席柏德尔--捍卫该国的言论自由；伊朗的人权斗士卡尔 - -争取承认妇女和儿童权利；已故的津巴布韦人权斗士崔帕诺 - -领导津巴布韦的男女同性恋组织。
对西藏艺术品的不当反应
吉尔曼议员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这个展览包含西藏艺术家的宗教画作而收回对这个展览的支持，这是可耻的。由於做出这一决定是在美国正在考虑是否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的时候，这就更加令人遗憾。吉尔曼说：
"我反对美国国会拨款支持教科文组织，这个组织决定退出展览，进一步证明我的立场是有道理的。 "
据报导，教科文组织表示，包含这位藏族画家的作品，可能对该组织同成员国的关系造成潜在的严重伤害，因此该组织决定退出。吉尔曼议员说，教科文组织的声明可能是用预测来解释它的行动。吉尔曼议员赞赏著名钢琴家托皮里奇为此辞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大使职务的举动。他表示期待教科文组织官员为这次有意侮辱西藏人民和伟大的西藏文化的举动动机做出解释。
才嘉
西藏的「变化」趋向
五十年来西藏最大的变化，莫过於西藏人民失去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毫无疑问，在「西藏人民」还没有「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十七条协议」第一条）之前，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西藏和中原历代王朝有著密切的关系，但在「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十七条协议」第二条）之前；以及「西藏军队逐步改变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十七条协议」第八条）之前，西藏政府不仅拥有独立的军队，而且国防安全均由藏军自己巩固和发展。西藏的变化当然不仅如此。
中共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使统一的西藏遭遇「分而制止」的命运；达赖喇嘛的出走使西藏失去了最大的精神支柱；十多万西藏人流亡海外获得了自由但失去了家园。更难能忘怀的是六百万西藏人跟著中国人遭受「反右」、「大耀进」、「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之外，还特别遭遇「民改」和「平叛」等风暴。在中共用数字夸耀「西藏变化」的同时，笔者也想用数字表达中共对西藏带来的惨重损失。一九五零年十月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野战部队八万四千大军横渡金沙江，进军西藏东部重镇昌都。几天之後中国政府宣布：「人民解放军向康北进军，歼灭五千西藏大军後解放了昌都」。（王辅仁/索文清编＜西藏简史＞）一九五一年十月，二万多中共军队兵分四路进军西藏首府拉萨，造成拉萨有史以来物价上涨、物资短缺的恐慌局面。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中共军队开始镇压西藏抗暴群众，导致西藏政教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及10万西藏人被迫流亡印度。西藏三区进行「平叛」运动，「平叛斗争进行三年来，击毙、击伤和俘虏叛乱武装人员93000余人；59年3月20至22日两天内在拉萨歼灭叛匪5360名；8月至11月，在昌都东南地区歼灭叛匪26100余名。」（中共驻藏军官吉柚权编＜西藏平叛纪实＞）中共五十年的殖民统治，造成近120万西藏人非正常死亡（包括中共军队屠杀、死於监牢、逼迫自尽、饥饿亡身等）；6000多座寺庙、佛法中心、闭关场所毁於废墟；中共在西藏建造数以百计的监牢、劳改营、看守所，到目前为止仍有451名良心犯关押其中。
自从一九九五年开始在西藏实施「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共有12271名僧尼被驱逐出不同的寺院（统计数字截止2000年12月）；数千人因悬挂供奉达赖喇嘛法相而被中共警察践踏蹂躏。对於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来讲，最难以忍受的痛恨是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虔诚的西藏人在接受中共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失去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信仰与法宝。
西藏几十年来的「变化」，其实是一种「汉化」与「赤化」。无数西藏人直接或间接地失去了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宗教历史的机会。有监於此，流亡印度投奔西藏流亡政府求学的年轻人逐年增多。据统计：从八零年代至二○○○年共有41980名西藏人流亡印度。仅在二○○○年就有2660名，其中包括900名未成年青少年和642名僧侣，以及507名妇女。由此可见西藏的「变化」对西藏人民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失望与痛苦。
所谓「发展」西藏的实质意义
.谈到西藏的「发展」，中共立即会搬出两大「援藏工程」，即四十三项和六十二项工程，其实这二大工程都是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及三十周年而建构，通称「大庆工程」，其实质意义在於突显中共治藏成就。我们撇开中共的政治用意，仅从经济及人民福利的角度去阐释，这两项所谓的「援『藏』工程」都没有包含自治区以外的其他藏区（中共将百分之五十之西藏土地划入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而三百多万西藏人就在这些省份），所以援『藏』根本就名不副实。
再看「援藏」项目：拉萨饭店、西藏宾馆、西藏体育馆、泽当饭店、林芝宾馆、自治区行政大楼（五千万）、自治区党校教学楼（两千万）、北京西藏大厦（二亿）、机场宾馆、37个贫穷县的县机关建筑…..这些工程除了提供中共入藏干部及外地游客方便之外，对西藏的小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共「援藏」投资一亿多人民币，撤毁布达拉宫附近所有藏式传统建筑，修建了一个大型广场，用於开会及升降中共国旗。神圣的布达拉宫就这样被玷污，这是对西藏人民极大的侮辱。所谓「援藏」工程就这样一目了然。
「和平解放」五十年後，西藏至少落後上海75年；北京72年；广东69年。到二○六○年中国大陆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实现现代化目标时，西藏还要等三十年。（中科院200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西藏的人均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币，目前仍有百分之七十的西藏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庆祝这样的「发展」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西藏人虽然历经艰难度过了半个世纪，然而在中共顺应世界潮流，改变其强权统治西藏的做法之前，西藏人的痛苦指数不会下降；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的使命也不会结束。
虽然达赖喇嘛一再强调他并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真正的自治，但中国政府一直拒绝进行谈判。
前西藏政治犯卓嘎嘉的《狱中日记》一书首发仪式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室举行。
西藏青年卓嘎嘉1971年出生在西藏安多玛曲县，1990年流亡印度，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成人学校学习两年後于1994年返回西藏，1995年4月17日被捕。1996年9月19日被甘南州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扇动罪"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後自由仍受限制，故于1999年初流亡印度。这本书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资助下出版发行的。
该书中收有卓嘎嘉和中国狱友鲁等就西藏问题等方面的对话。鲁原是兰州大学学生，是六四学生运动时的主要人物，鲁被判处十年徒刑。
.【多维新闻社18日电】中国最近加强了对西藏寺庙的管理，正在对一些重点寺庙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内容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法规政策、集会游行示威法、国家安全法和文物保护法等，以图肃清达赖喇嘛的对西藏寺庙的影响，增强僧众的祖国观念、法律意识和公民责任感，使藏传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据不断逃离西藏的流亡藏人和僧人介绍，中国政府除了在西藏各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以民主管理寺院为名企图用政府机构或其代理人控制寺院的日常宗教活动和僧人的行动，另外中共还禁止各寺院之间的相互联系，甚至不允许历史上根据传承等原因形成的母寺与子寺之间的密切联系，禁止西藏寺庙历史上曾有过的严密的管理体制，并将其称之为适应现代社会。
现在，西藏寺庙中普遍建立了所谓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和民主管理小组，在一些重要的或敏感地区的寺院，这些人员的选择完全由中国政府一手操控，使西藏佛教传统的师从关系等为基础的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僧人们对此感到担忧。
据「新华社」发自拉萨的消息说，目前世界上的油气资源主要来自海相盆地，而青藏高原恰好拥有多个典型海相盆地，一亿多年前，那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海相沉积的历史很长。同时，青藏高原地处特提斯油气聚集带，这条油气带上已经发现了中东油田、里海油田等世界性大油气田，而惟独青藏高原对科学家来说一直是个谜。
报导指称，自中共建政以来，大陆地质工作者就在西藏开展了油气资源的早期调查和研究工作。尤其是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七年，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投资四亿多元人民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油气调查，调查范围涉及羌塘盆地等三个海相盆地。
在这项调查中，面积十六万平方公里的羌塘盆地引起了大陆科学家的关注。去年七月，由成都理工大学王成善教授率领的科考小组奔赴海拔五千多公尺的羌塘盆地南部进一步开展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油页岩和相关地层标本，研究剖面达三百多公里。
经过二十多天的野外考察，科技人员发现了长约一百公里的古油藏带，这直接表明了西藏高原海相盆地曾经有过大规模油气生成和聚集过程，这为寻找大油气田展示了美好的前景。通过进一步展开室内研究，大陆科学家首次确认了羌塘盆地油气标志物－烃源岩的地质年代：大约为一点八亿年前的早侏罗世－拖尔早期。大陆专家认为，这种岩石年代的确定，表明羌塘盆地油气资源埋藏较深，勘探范围较大。
另据中共中央电视台报道，6月17日，羌北无人区科考队到达了扎布耶盐湖科研基地，这是世界最高的盐湖野外实验室。科研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硼、钾等矿藏。
郑绵平院士在这里发现的一种新型硫酸锂矿石，便被命名为扎布耶石。据科考队专家郑绵平院士介绍，扎布耶湖水卤水中锂的含量在世界盐湖中排第二，而锂是手机电池、电冰箱制剂等重要的原料，特别是在电动机车、锂镁合金等方面有远大的用途，经过十几年的基础研究，如今已进入了工业性实验阶段，今年可提取大约1000吨的含硫酸锂混盐。这个湖的潜在经济价值达到3000亿元。
扎布耶湖位於西藏仲巴县境内，距拉萨1050公里。现在扎布耶湖已经建立起了100万平方米的盐田，预计发展到600到700万平方米，这在世界上属於大型工业化实验项目。科研人员目前已经将矿物中锂含量提高了80%，计划到今年底生产出数百吨的锂矿。
上述内容被流亡社会的一些藏文报纸报导後，一般的流亡藏人对中共在发现矿藏和油汽田的消息感到沮丧，他们认为在现实状况下，这些并不能为西藏人民带来利益，他们反而担心中共就像在柴达木所做的那样会大规模移民西藏；另外很多人认为中国当局所谓的『西部开发』其实质不过是掠夺西藏西藏和新疆的资源继续维持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并顺便带动中国中部的经济，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宣布发现油田和矿藏不是个好兆头，将会促使他们进一步落实移民政策，而且将会更加彻底地破坏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藏、印度、美国、缅甸、不丹、中国、斯里兰卡、孟加拉、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代表。会议就民族歧视、反种族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并且将对9月份在南非召开的国际禁止民族歧视会议上的有关问题达成公识。
[大赦国际]2001年全球人权报告在评估中国2000年人权状况时指出，中国大陆当局去年在全国各地打压人民的基本自由，使用的方法包括拘留、不公平的审判、酷刑，乃至於死刑等。
去年中国大陆有数以千计的人因为行使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或宗教自由而遭到监禁，其中许多人在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的不公正审判以後被判处长期徒刑。另外一些人则在不经过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处罚以长达三年的劳教。
报告说，酷刑和虐待犯人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政治犯经常被剥夺应有的司法程序。
报告指出，新疆维吾尔人和西藏藏人的宗教自由仍然受到严重限制；同情或者被怀疑参与独立运动的人士尤其受到严厉镇压。
报告中还说，中国大陆去年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一人被判死刑，约一千人遭到处决，实际数目可能比这两个数字还要高。
报告说，中国大陆当局据以判处死刑的证据往往是有争议性的，这些证据包括在刑求下逼供，有些被判死刑的人在判刑後数小时就遭处决。
报告还指出，截至去年年底，遭到拘留的法轮功信徒数以万计，很多未经审判就送交"劳动教育"。在2000年至少有93名法轮功成员在警察关押期间死亡，其中许多是在遭受酷刑以後身亡的。
数十名不属於中国大陆官方 "爱国教会 "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还在狱中。
北京当局去年还企图加强管制网际网路的使用，用重罪起诉一些使用网路传递北京所称敏感信息的人。
[大赦国际]的伯克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非常糟糕，虽然[大赦国际]不具体指出哪一年更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改善。
伯克女士说：『每年践踏人权的状况都很严重，每年都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今天发布会上你看到薛东华所说的，便是活生生的事例。这些有系统
的、广泛的践踏人权的现象没有改进，实际上更糟糕，但是，我们不能说哪一年更坏，事实是每一年都非常糟糕。』
<B>贸易往来不一定有利改善人权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人权报告情况的[大赦国际]美国分部执行主任舒尔茨在谈到通过贸易促进中国人权时表示，所有的证据表明，增加贸易往来不一定会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舒尔茨说：『国务院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承认，贸易发展不一定促进人权状况的改进，事实上，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方面有所恶化。我们很难得到准确的数字，因此无法拿今年的数字同去年比较，具体说出哪些增加，哪些降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证据表明贸易关系帮助促进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改进。』
舒尔茨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问题时表示，[大赦国际]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不宣明立场，只是一贯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加以关注，并且意识到贸易不一定帮助改善人权状况。舒尔茨在谈到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表示，[大赦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表明立场。
他说：『[大赦国际]在申办奥运会问题上不选择立场。[大赦国际]所做的是向国际奥委会表明，中国还没有批准「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我们同奥委会委员提及某些政治犯的案例。我们希望奥委会能够运用其影响，向中国表明我们的关注。』
伯克女士说：『作为人权组织我们所做的是为那些无声的人申诉。我们关注一些案件，关注那些人的遭遇，否则没有人会知道。中国政府就会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地践踏人权，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向世人公布中国践踏人权的状况，为那些受害者申诉，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大赦国际]组织每年都要发布全球人权报告，对全球范围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估报导。
这个为期一个月考察，主要是通过班戈、申扎、尼玛、双湖、安多等县（区），最后到达长江源头格拉丹东雪山。
虽然西藏人怀疑中共的所谓科学考察与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一样，是为了掠夺西藏的自然资源并因此而感到不安，但考察团发回的一些消息显然还时有助于人们了解西藏北部的历史及现状，故特别辑录了有关的一些报导。
藏北发现 "除害 "高山蛙
7月6日，藏北高原无人区科学考察团考察人员在海拔4700多米的申扎县扎布那通湿地发现了一种专吃草原"三害"之首--毛虫的高山蛙。这是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首次发现高山蛙。
据西藏在线7月10日报道，这次发现的高山蛙生活在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的湿地上，平均分布密度为每平方米1.5只。高山蛙是高原草场害虫的天敌，深为牧民喜爱。
藏北发现远古时代岩画背景资料.
据中国西藏信息中心7月8日报道，在扎布耶湖东南７０公里处的一个山口，科考专家发现一块远古的岩画。这处岩画所在的陡壁位於措勤县仲巴乡内的一个狭窄的河谷中。这块岩石特殊的颜色引起了专家的兴趣，而在走近观察时有了意外的发现，岩石上刻有内容丰富、造型古朴的岩画。
这些画有的好像是一个人骑马，另一个人从马上掉下，描写战争场面；有的好像是描写狼吃羊；有的描写牧民民居的场面，有马、羊、牛……。
西藏环境与地质研究所多吉说："一百多幅画最晚是一千年前，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距今一万年』。
藏北发现八处石棺墓葬群.
新华社拉萨七月九日电（记者唐召明格桑达瓦）藏北无人区科考团科考人员今天在那曲尼玛县岗龙乡三村果旺湖附近发现八处石棺墓葬群。在所试掘的墓穴中，已发现排列有序的石棺遗址。.
海拔四千六百五十米的果旺湖附近，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西藏自治区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北藏无人区开发後，搬迁到这里的牧民没有石棺葬的习俗，周围也从未发现有石棺葬标志的黑石岩料。据西藏大学考古人员次旺分析，这可能是比较原始的遗柱遗址。
据了解，西藏各个地区都已发现了石棺葬，具有代表性的石棺墓是拉萨曲贡遗址和昌都相皮遗址，他们处於新石器时代前後，据今约有三、四千年的历史。石棺葬在西藏盛行可追溯到佛教传入之前的一千三百多年，佛教传入西藏後，石棺葬逐渐消失。至於它的来龙去脉，还有待发掘和研究。但从现在的试掘情况看，这一重大发现对於研究西藏和藏北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藏北无人区石棺墓葬群考古试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藏北发现大量海水石
【多维新闻社8日电】7月4日，在西藏藏北无人区进行科学考察的西藏藏医学院藏药考察人员格桑顿珠在班戈县娘日阔东的一处溶洞内发现大量可入藏药的海水石。
海水石是藏药里大量使用的一种矿石，主要用於治疗胃病等病症。
藏北溶洞发现各中天然佛像
新华网西藏频道7月2日电：新华社记者唐召明格桑达娃小分队随同藏北无人区科考队昨日抵达西藏班戈县保吉乡，在那里发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溶洞娘日个溶洞。
据63岁的西藏国土资源厅专家巴登珠及其他科考队队员观测，娘日个溶洞是当今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溶洞。溶洞洞高8米多，洞底到洞顶12米，面积5975平方米，溶洞里面满布石蔓、石花、石钟乳、石笋、石柱、石梁、石葡萄、暗池及各种天然佛像。
西藏羌北发现古人淘金遗址
中新网北京7月8日消息：西藏羌北高原是经过亿万年的地质变迁最终由湖底抬升形成的，剧烈地质构造运动，使这里的矿产资源异常丰富，科考队首次在无人区内发现古人淘金的遗迹。
这处呈遗迹坐落在距无人区西部边缘180公里，处的一处溪流附近，海拔高度达5130米。古人淘金时遗留下祈祷用的神坛、神塔还保存完好。.
专家发现这一淘金点距今可达三百年，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左右，据推测当时淘金人数最多时可达一百余人。地质专家们很快从古人淘过金的溪流中淘到了沙金。.
科考队进入无人区以来，已经发现类似的砂金显示点四五个，含金量也都达到了一定的品位。
藏北发现５万渔鸥"生儿育女
新华网西藏错鄂湖７月５日电（记者唐召明、格桑达瓦）西藏藏北高原无人区科学考察团的野生动物学家，今天在那曲地区申扎县错鄂湖上首次发现，5万多只迁徙渔鸥密密麻麻地占据在4650平方米的沙砾地面上 "生儿育女 繁衍後代。
这种体长60厘米、头部为黑色的渔鸥过去在西藏只是过路歇鸟，它们的繁殖地仅仅分布在青海和内蒙古地区。海拔4600米的错鄂湖鸟岛大群渔鸥新发现，使这个小岛成为迄今我国海拔最高、数量最多的渔鸥繁殖地，并改写了渔鸥繁殖地不在西藏的历史。
错鄂湖是藏北申扎县奇林湖的卫星湖，它大大小小有六个小岛。这个渔鸥栖息小岛藏语称 "桑勒日热 岛。10多年来，西藏野生动物学家刘务林曾考察过这个鸟岛，那时小岛的栖息繁殖鸟是比渔鸥个体小20厘米的宗头鸥，而从未发现过渔鸥在这里繁殖。今天的考察发现，岛上已经没有宗头鸥，替代的全是从青海、内蒙古繁殖地飞来的渔鸥。
据介绍：地处藏北高原的错鄂湖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以及无人伤害和干扰的宁静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为渔鸥的繁衍生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这里变成了渔鸥新的繁殖地。
藏北发现珍禽胡兀鹫
新华社拉萨七月四日电（记者唐召明格桑达瓦）藏北高原无人区科学考察团专家在途经藏北纳木湖的扎西岛时，首次发现了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禽胡兀鹫。.
被称为青藏高原卫生"清道夫 的胡兀鹫以动物尸骨为食。胡兀鹫在西藏只有千只左右，属濒危物种，过去只在西藏西南部时有发现，在藏北则是第一次发现。
考察人员发现，在纳木湖扎西岛西北角突兀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很大的胡兀鹫杂草屋，只见雌鸟飞出飞进，在给四个月大小的雏鸟喂食。这种头顶和後颈为白色、头顶周围有一圈黑羽、长有胡须、腹部为褐色的胡兀鹫，体长一米多。
据西藏大学生化地理系藏族副教授次仁介绍，由於胡兀鹫孵化期长达半年，每窝又只孵一至二枚，加上雏鸟出壳时在"三九 隆冬，所以繁殖率很低。这次发现对研究胡兀鹫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影响深远。
西藏是孟加拉虎最大的定居地
【新华网6月13日电】在西藏墨脱县的原始森林里，生活著八至十二只孟加拉虎，成为西藏自治区境内孟加拉虎最大的定居地。 .
.目前定居在西藏境内的最大群的老虎就在墨脱，大约有八到十二只，其中常年定居的有七只左右。而在全西藏自治区境内，老虎大约只有二十只左右。 .
素有"野生动物乐园"之称的墨脱县地处西藏东南部，属雅鲁藏布江下游山川河谷地貌，气候为喜马拉雅山东侧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全县面积为三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一千二百米。
.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孟加拉虎在西藏的分布仅限於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察隅、墨脱、洛扎、错那、米林等地以及门隅、珞隅地区，那里森林茂密，山高谷深，海拔在八百到五千米范围内，气候随海拔增高呈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不同类型。孟加拉虎的栖息地海拔高度为两千米左右，常活动於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以及灌木蒿草丛中。在林区活动的麝、鹿、羚牛、野猪等动物是孟加拉虎捕食的主要对象。
西藏发现一匹有角的马
【新华网西藏频道】记者在藏南桑日县发现一匹长著一对角的马，当地人称之为"罗布"（藏语为宝贝的意思）。
根据观察，该马浑身呈黑棕色，额头有一撮Ｓ形白色毛，左前蹄为白色，身体各部位与当地土著马没有太大区别，所不同的是其出生时头部带角，目前其两只耳根部位生出的一对角已有五点五厘米长。角中空，深灰色，每年脱落一次。.
据当地人介绍，这匹马已有十一岁。由於马的主人视其为『神马』，已将它赠送给当地曲龙寺供养起来。寺庙喇嘛平措说：『据传，五十年代末这个地区也曾经出现过一匹长角的马。现在寺里的僧人并不以为这匹马有什麽神奇之处，喇嘛们经常骑著它外出办事。』
桑日县平均海拔四千多米，面积达一千五百平方公里。这里自然植被保护良好，除世界珍稀动物西藏马鹿外，还有白唇鹿、黄羊、棕熊、獐子等众多野生动物。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学者认为，马长角有多种可能，也许是基因突变，也许是在当地马群中存在遗传基因等。
对於去年年初以来，南韩各界计画联合邀请西藏高僧达赖喇嘛访韩弘道讲学，南韩当局曾以尊重北京当局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曾与以曹溪宗为首的佛教界产生过纠葛与分歧。
但，在朝野各界展开全国联署声援等舆论压力下，南韩当局曾向「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承诺，於中共总理朱熔基参加二○○○年十月在汉城举行的第三届亚欧峰会 (ASEM)後，可考虑向访韩的达赖喇嘛发给入境签证。
孰料，「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执行委员长西江大学教授朴光绪，於日前发表以「政府应马上批准达赖访韩」为题的声明中指责道，「政府曾同意达赖喇嘛於七月中旬访韩，竟於上月下旬忽然转变了态度。」，声明中强调，「如果政府继去年十一月，此次依然在预定日期临头时违背承诺，必将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耻笑。」据「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透露，南韩政府於五月初还对达赖喇嘛访韩持肯定态度，因此准备委委员一直依据政府的要求，有条不紊地进行著准备工作。孰料，五月二十日政府以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佛教界所持的保留态度等为由，忽然单方面宣布将重新研讨是否准许达赖喇嘛访韩。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在六月七日凌晨，约三百名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在西安长安大学发生冲突，加上现场有千五人围观起哄，当局要出动上百名防暴警察到场镇压。事件中有超过二十名学生受伤，其中三名维族学生重伤。
信息中心的消息指，事发在六月七日凌晨一时左右，长安大学内一座宿舍有汉族学生喝酒後大叫「新疆猪」、「滚回新疆」等语句，立即引起住在该宿舍内维吾尔族学生的不满，双方发生推撞，其後有汉维两族学生加入争执，最後发生大规模打斗。由於校内教师都劝架不住，更有校内领导被打伤，於是报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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