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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 达赖喇嘛“六四＂十一周年声明
- 由于供奉达赖喇嘛照一僧人死亡 25人被捕
- 三千藏人抗议拘押高僧：中共暴力镇压并处重刑
- 西藏政治犯谈扎什监狱屠杀事件真相
- 噶玛巴谈其决定流亡的过程
- 阿嘉仁波齐的证词
- 为了不让西藏死掉：第三届支持西藏组织国际大会小记（茉莉）
- 让僧人接受现代科学知识
-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第三次代表大会
- 西藏代表出席台湾总统就职典礼
- 吕秀莲会见庆贺团
- 再看中共特色的信仰自由：否认中共灵童的僧人遭被捕或赶出寺院
- 拉萨孩子入学难
- 中共间谍杀人灭口
- 西藏安多掘出1800年前吐蕃古墓
- 纪念达赖喇嘛抵达达兰萨拉40周年
- 西藏妇女报告
- 六名西藏人在藏尼边界被抓
- 在达然萨拉的西藏博物馆
- 简讯
达赖喇嘛“六四＂十一周年声明
当各人权团体和个人，以及为在中国实现基本的自由与人权而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的中国人民，当他们为十一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抗议活动的学生遭到政府暴力镇压而举行纪念活动之时，我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支持，对当时失去生命者表示衷心的怀念和敬意。
我始终坚信：当中国扩大和加强与国际间的经贸合作的同时，其政治制度也必将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和经济的发展而向宽容、透明的方向发展。
我寄言中国的兄弟姐妹们：永不放弃你们的希望与信心。
作为我个人，不仅没有进行与中国分裂的活动，相反地正在为使西藏民族之不共特性能够在宽容、妥协的中国这一框架中得到共存和发展而作出努力。我认为这是符合 1989年 6月 4日献身的那些英勇的学生们之理想的。
二零零零年六月四日
由于供奉达赖喇嘛照一僧人死亡25人被捕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2000年 6月 12日消息：据本中心工作人员采访近期抵达印度的僧侣时得知： 2000年 5月 1日，中共昌都地区宗教事务部门的大约 30名工作人员来到昌都亭都寺，在此期间造成寺院管家扎西热旦的突然死亡和中共公安人员将 25名西藏人逮捕的事情。
据了解，这些中国工作人员到寺院後发现寺院供有达赖喇嘛的照片後，立即勒令将照片取下来，中共的命令遭到寺僧的拒绝，他们表示将会继续供奉达赖喇嘛的照片，因此工作组召来公安，强制取下照片。并以张贴西藏独立标语的嫌疑逮捕了五名僧人。为了恐吓附近的群众，逮捕了 20名西藏人，使当地处于紧张状态。
随後，中国工作人员和公安开始对每一个僧人进行审查，公安强迫寺院管家扎西热旦交代是谁在大经堂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另外大经堂的三楼有一间专门为达赖喇嘛准备的寝室，寝室钥匙在管家手中，因此，公安和部分中国干部带著管家前往经堂三楼的寝室搜查，没过多久，扎西热旦突然从三楼掉下来， 当集中在楼下的僧人想去急救时，扎西热旦已经气绝身亡。
5月 3日，公安人员召集众僧人，宣称扎西热旦是从三楼跳楼自杀的，中国公安没有动他一根指头，随後恐吓说：如果以後谁还说扎西热旦是被政府工作人员杀害的，就抓谁进监狱等。
管家扎西热旦去世後的第二天（ 2000年 5月 2日）晚上，亭都寺内贴满了西藏独立的标语和传单，经堂的墙上也有用墨汁写著大大的“西藏是独立的国家＂等字。随後，佐贡县公安局和地方派出所联合进行调查，先後有五名僧人被捕後拘押于佐贡县监狱，这五名被捕僧人是嘉央扎西（ 28岁）、丹巴（ 25岁）、慈成紧巴（ 29岁）、才仁曲丹（ 22岁）、益希尼玛（ 25岁）。
扎西热丹去世後，当地寺僧和百姓议论纷纷，一致认为是公安人员把他推下楼害死的。特别是寺院附近的群众要求公安派出所对扎西热丹的死做出说明并表示不满後，中国政府从县城派来大量的军警对亭都乡范围进行严密控制，为了恐吓附近的人民，中共军警于 5月 3日逮捕了二十名寺院附近的西藏人，这些人目前关押在佐贡县监狱中。
三千藏人抗议拘押高僧 中共暴力镇压并处重刑
【据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于 2000年 6月 6日发布的消息】据本中心可靠消息来源证实：并入中国四川的西藏康区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甘孜县法院于 2000年 2月对五名藏人各判处五年徒刑，近期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56次会议结束後，上述被判刑的藏人在没有其他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加刑至十年左右。
1999年 10月 24日，中国政府以秘密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接触为罪名逮捕了甘孜寺（有些称是大金寺）格西索南朋措和他的助手索南秋佩和阿嘉才仁，三人被捕後的第六天（ 10月 31日）三千余名群众和平集会示威，要求中国当局释放被捕的六人，中国政府出动军警，以暴力对付和平示威者，八十多名参加抗议示威的藏人被逮捕。对格西索南朋措和索南秋佩、阿嘉才仁仍然在没有说明任何指控的情况下继续拘押。
由于参见抗议示威而被捕的藏人中，据目前所知有热果的曲麦才仁（ 46岁）、热果的白玛措（ 55岁）、萨德的降索（ 38岁）、西才的其麦坚参（ 33岁）、卡岗的索南益希（ 32岁）、果络的阿奈喀勒（ 35岁）和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布希仓·旺德（ 43岁）和他的一位兄弟等九人于 2000年 2月被所谓的甘孜县人民法院各判处五年徒刑，并押到各村进行游街示众，期间中国军警还至少对其中的两个人严重实施暴力殴打。
今年四月日内瓦人权会议结束以后，上述这些人的刑期突然改变，从原来的五年徒刑改判为十年徒刑。不久前得到的消息称，他们已经从甘孜县监狱转移，至于被带到什麽地方目前尚不清楚。
另据消息，在甘孜地区， 1999年陆续发生一系列抗议事件，仅仅在甘孜寺，中国政府于 1999年 6月和九月以在寺院内张贴西藏独立标语，悬挂西藏独立国旗为由，逮捕了寺僧勒珠（ 24岁）和扎西尼玛（ 27岁）。截止接到消息时，上述两人尚拘押在甘孜县监狱中。
1999年 8月，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举行少数民族运动会时，在甘孜地区也举行了赛马会。赛马会开幕式上升中共国旗时要求所有观众起立，当时在场的十三名大金寺僧人拒绝起立，并在大会正式开始时离开了会场，引起中国当局的不满，因此，当各村镇和寺院出现大量要求西藏独立的传单标语时，中国军警在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文件的情况下闯进寺院进行搜查，当时一位僧人勇敢的站出来说那些都是他干的，跟寺院没有关系。这位被捕的僧人目前仍在关押中。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认为：中国政府以暴力对待进行和平示威的西藏人，而且随意殴打和非法拘押藏人，指控非法的罪名，继续践踏西藏人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在康区甘孜逮捕西藏人不仅没有任何法律文件，随心所欲，而且在提不出任何具体指控的情况下仍长期拘押这些藏人。这次对甘孜的九名西藏人非正常地随意增加刑期，表明对西藏人言论自由的践踏和高压控制已较以往严厉。中国政府虽然改变了一些罪名，但在西藏的司法状况没有任何的改善。国际法禁止一罪两罚，中国政府对九名西藏人无理加刑是违反国际法的。
另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去年被抓的索南澎措目前仍拘押在达泽多（康定）的监狱中，而他的两个助手索南秋佩和阿嘉才仁现已获释。
西藏政治犯谈扎什监狱屠杀事件真相
在联合国人权会议有关如何防止针对妇女的迫害之会议上，与会者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压制西藏妇女的自由权利，特别是 1998年 5月初在扎什监狱血腥镇压西藏爱国囚徒展开的非暴力抗议活动，造成包括五名尼姑在内的十多名藏人身亡。
但是中国代表却在会议上散发文件，矢口否认曾经在扎什监狱发生过屠杀抗议藏人囚徒的事情，宣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自监狱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犯人抗议的情况等。然而在随後召开的防止暴力虐待的会议上，当与会者再次提出上述指责时，已经无法否认的中国代表只好承认发生过抗议等行为，但同时又宣称 5月初在扎什监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期间，在升国旗时，一些犯罪分子明目张胆地高喊分离主义口号，甚至围攻监狱管理人员等等。在抵赖不成时，又试图把事件的责任推卸到爱国囚徒身上。就此，不久前刚获释，目前流亡国外的前西藏政治犯、 98年扎什监狱爱国运动的直接参预者与见证者尼姑秋央更桑和罗桑秋增、秋央坚参、巴桑拉毛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事件经过和真相，现将她们介绍的真相摘译如下：
5月 1日是国际劳动节， 5月 4日是中国的青年节。 5月 1日虽然是法定节日，但刑事犯和五中队政治犯和三中队的新政治犯被集中到体育场参加中国国旗升旗仪式，参加仪式的除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劳改管理局的头领和扎什监狱的狱卒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那天还特别有部分新闻记者参加。当揍国歌升国旗仪式举行到一半时，一位在中共监狱里承受十三年徒刑的刑事犯噶玛达瓦和他的一个伙伴突然高喊“西藏是独立国家！不许在我们西藏的领土上升中国红旗！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同时将一些写著“西藏是独立的国家＂等内容的传单向空中抛撒，并试图降下中国国旗。其他犯人这时也齐声发出支持他俩的喊声，中国军警当即反应过来，立即扑上来围著噶玛达瓦用枪托乱打，其他军警则殴打其余犯人，并逐次把他们驱回监牢或关进小号。从而压制了藏人的爱国运动。
事情传遍监狱後，那天未被带到大会的三中队和五中队的老政治犯们为了表达对中共的抗议和对藏人反抗活动同心协力而决定展开绝世活动，绝世活动进行了六天，结果有一人吐血失去智觉的情况下，监狱当局使尽各种伎俩最後才使藏人停止绝食。
五月四日，全体刑事犯和三分队及五分队的新政治犯又被押出，是两个军警架著一个犯人，连打带拖地赶到体育场，试图再次迫使他们唱中国国歌，升中国国旗，但是犯人们毫不畏惧地进行反抗，以不怕牺牲的英勇爱国精神高唱西藏国歌，齐声高呼“西藏独立万岁！达赖喇嘛万岁！你们没有在我们西藏的国土上升中国国旗的权利！等口号，当即遭到中国军警的镇压，不久乘车赶来的中国军警直接向人群中开枪，并用各种凶器残酷殴打和平抗议的藏人，整个体育场鲜血淋淋，顿时变成了阎罗王的屠宰场，在场的犯人全部被击伤，这时在三分队和五分队监牢中的老政治犯们也在监狱里高喊口号，并在从门口和窗口大叫“杀人了＂，对遇难同胞表现了支持和同情。
总之，在前後两次的暴虐与屠杀中，先後有出生在澎波乐雪的噶登寺僧阿旺旦琼，出生那曲的康玛寺僧罗桑琼培、出生澎波乐雪的甘旦寺僧克珠、出生澎波觉布的夺底寺尼姑罗桑旺姆、出生澎波林周县的澎波夏本巴尼姑次成桑莫，出生聂木柏乡的聂木吉瓦寺尼姑扎西拉姆和尼姑耿卓云丹、聂木朱瓦佛塔的尼姑珠久琶姆等人为了西藏的独立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种牺牲精神都将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除了上述失去生命者，欧旺桑热等六位爱国囚徒在中共的暴虐毒打下导致半身不遂，终身残废，尼姑欧旺桑忠等十一人被加刑四至五年，更多的犯人则被关进方形小牢房里，承受了为期三至六个月的折磨。几乎所有参与喊叫的犯人都遭到残酷的毒打，有些人被打的小便失禁，亲身尝受了半死不活的滋味。
同时那些为国殉难之英雄们的亲属也受到牵连，甚至因此被关进监狱。中国政府还强迫殉难者的家属们，承认他们的亲人是因为没能接受教育而自杀身亡。为了掩盖罪行，中国政府强迫殉难者家属签名接受中国当局的解释。为了毁灭罪证，中国当局拒绝将殉难者的遗体交还给家属，对前来领遗体的家属，残暴无耻的中国当局从每 人手中索取 1000元人民币，然後仅仅让他们瞻仰一下遗体面容，随後即将尸体火化，他们显然期望把遗体烧得乾乾净净，并以此来毁灭证据。
从那以後，中国当局加紧对囚徒的迫害，伙食和衣物等都比以前减少了许多，在政治犯中到处安置配合当局以求图利的耳目犯人，加重每天的劳动量，延长劳动时间等等，试图以此把犯人们折磨成为“听话＂的人，但在狱中的爱国藏人拒绝屈服，他们依然在不屈不挠地进行著斗争。
最後她们表示：西藏境内以政治犯为代表的西藏人民一如既往地在各条战线上为了西藏民族的自由而进行著艰苦的努力，同时，日感不安的中国政府黔驴技穷地日益暴露出其狰狞的面目，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藏人日益处在无法度日的状况下，因此，我们一定要以比以往更加团结的力量，为尽快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望而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竭尽全力，为使西藏人民尽快得到政教自由而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心愿。
噶玛巴谈其决定流亡的过程
五月四日，法国一位信徒（後来据说是记者）拜见噶玛巴，并与噶玛巴进行交谈时，噶玛巴谈及他如何决定流亡印度的过程。噶玛巴表示：中国和西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中共政府是一个压迫西藏的政权，西藏处于邻国的暴力压迫下。
他还表示：中共一直对我说好听的话，但我觉得他们是想等待利用我的机会，如果我留在西藏，他们的目的就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我对抗神圣的达赖喇嘛和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他还表示他注意到西藏藏人没有言论自由，以及对僧尼的区别对待和对寺院的破坏等。他否认逃亡印度是对中国的敌视行为，而是为了遵循达赖喇嘛的教诲和寻求人类自由与和平。
五月七日，他在同样接受法国一位（後来据说是记者）以信徒身份前来拜见时谈到：达赖喇嘛是超越教派的西藏各教派之共同的领袖，我作出流亡的决定，是在中国政府要求我在集会中谴责达赖喇嘛之时，就决定流亡国外。
《西藏事务报》 4月 19日报导：在噶玛巴逃亡印度之前，格鲁派塔尔寺主持阿嘉活佛也于 1998年底流亡美国， 2000年 3月 16日，阿嘉 仁波齐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国际宗教自由协会组织的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研讨会发表了长篇讲话，以下是讲话全文：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乐意根据你们的要求谈中国内部的信仰自由问题，这也是我离开西藏以来第一次谈有关西藏的问题。
我叫阿嘉洛桑旦增久麦嘉措，我不仅是安多塔尔寺的堪布，而且也是中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席、中国青年协会副主席、青海省青年协会主席等。我出生在一个蒙古家庭，很小就被认定为安多塔尔寺第二十世堪布的转世，接著就带到寺院开始 为成为西藏佛教领袖而接受教育，但在我八岁时，恶运开始降临。
1949年，中国政府宣称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开始所谓解放西藏的运动。从此到1958年为止还算和平，但从1958年民主改革以来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寺院都被关闭，寺院的有形物体全部遭到劫掠或破坏，高级喇嘛和官员被逮捕关押；强制僧人结婚和参加劳动；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塔尔寺所在的所谓青海省的无数无辜农牧民和妇幼被集体屠杀；我家所在的牧人在枪杆子的威逼下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被赶到几百公里外荒芜人烟的地区，因此饿死了很多人。由于中国政府的行为而直接造成千万名西藏人丧生，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和其他家中亲人。次年所谓的和平解放推行到西藏中央，结果迫使我们伟大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
1958年的一天，（中共）召集塔尔寺所有僧人开大会，在大会上中共工作人员和解放军用枪和绳子恐吓僧人，吆喝著恐吓所聚集的人民，并当场有五百名僧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的经师和管家等全部被逮捕。我们的房子被改为一号公共食堂，寺院的房子应该属于西藏的佛教徒，但全部被中共没收了。我也被赶出寺院的僧舍，当时我只有八岁，就开始了“自食其力＂。幸运的是我们寺院的一位老僧人收留了我为弟子。由于我是这个寺院最年轻的堪布，因此我也就成为最年轻的改造对象。我被强制送到当地的中国人学校，原来神圣的僧服这时也变成违背戒律的服装，僧服被剪裁後成为缝制学校制服的布料。由于突然以残暴的手段赶出寺院，使我惊恐万分。
在为期几年的恐怖镇压期间，仅仅安多的青海省据了解就有600余座寺院被摧毁，到处都是饥饿、灾荒和死亡。六十年代初期有几年镇压的残酷稍微减弱，我也被允许继续研习佛学。到1966年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和西藏全面推行，对西藏的文化也进行了最彻底的摧毁，所剩不多的寺院这时也几乎全部遭到摧毁，经典被焚烧，佛像被摧毁，僧人则被强制还俗结婚，使他们违背出家的誓言和律仪。那时我十四岁，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三十岁为止，我被强制在塔尔寺附近条件极差的农村进行劳动，让我和其他僧人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说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幸好从八十年代开始形势得到改善，虽然在实质上并没有丝毫的信仰自由，但是对西藏人民的残酷迫害已有所减弱，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也自流亡以来第一次允许访问西藏，班禅仁波齐和很多西藏犯人获得释放，有些寺院又被允许重新开放，重新允许部分僧人研习佛学，我们塔尔寺的恢复也得到了当局一定数量的拨款。
我们国内外的西藏人民虽然期望照这个方向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中国政府继续对我或所有寺院的宗教研习进行控制或操纵是极为明显的，但对上述的变化我还是感恩的。
近几年，中国政府在西藏一些地区所实施的宗教政策，不禁使人产生我们的国家是否又要面临“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如从 1998年开始，以法律形式提出要在我们的寺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个运动包括那些进驻我们寺院的中国工作人员，他们强迫僧人们学习政治，比这个更加严重的是强制僧人们指责达赖喇嘛，甚至让我担任攻击达赖喇嘛的领导，使我极为为难，因为根据佛教教义，攻击宗教领袖是莫大的罪过，如果勉强遵行中共的指示或政策，则我不可能成为我们寺院中的众僧之公正领导，如果为了保护寺院而对中共的命令言听计从，则又违背了建寺原则和信仰。
我想在这里指出中国有关宗教自由政策中极为重要的有关问题，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在中国宪法（法律）的其它条款中，对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利都有规定，但没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由于没有法律，政策制定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独裁，当宗教自由遭到践踏时没有任何向上诉讼的途径。就仿佛狐狸守卫鸡窝，政策的制定者仅仅不过是为了表示一下他们维护宗教自由而已。虽然有时候允许进行一些宗教活动，但又有些时候却不允许进行这些宗教活动，甚至可以成为可以由法律制裁的行为。这种不稳定的政策也是我流亡他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因此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根据宪法精神，尽快制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
就我个人而言，从1989年班禅喇嘛圆寂和寻访灵童开始就趋于紧张，由于班禅喇嘛是西藏除达赖喇嘛以外地位最高的喇嘛，西藏人民渴望早日寻访他的转世灵童，期望班禅转世也和前世班禅喇嘛一样，可以维护我们的宗教遗产，并对中国政府直言不讳地反应情况。本人也是中国
政府组织的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的成员，历史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相互确认灵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传统，前世班禅的经师嘉雅仁波切表示愿意协助寻访灵童的同时，要求有关寻访灵童事宜，寻访小组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与达赖喇嘛进行商榷。中国政府宣称同意他的要求并正式成立了灵童寻访小组，但几年过去了，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寻访小组并不是一个宗教小组，而是一个政治小组，所有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根据中国政府的安排进行。
嘉亚任波切去世後，扎西伦布寺的恰扎堪布被任命为灵童寻访小组的领导。1995年，灵童寻访小组的成员突然收到立即前往北京的指令，当局让寻访小组的成员讨论恰扎仁波齐背叛祖国，将班禅灵童寻访情况通报达赖喇嘛的罪名进行讨论，虽然我们非常清楚寻访事宜向达赖喇嘛通报一事是经过中国政府同意的，但我们还是被迫谴责恰扎仁波切，并表示支持当局逮捕恰扎仁波齐。除此之外，还命令我们谴责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转世，并另立一位新的灵童等，由此我无法再保持沉默，因此当场对此表示反对，并发布了要求释放恰扎热仁波切，承认达赖喇嘛确认的转世灵童的呼吁声明，当局因此对我进行威胁，并警告我要效忠于中国政府。我只好默默地返回我所在的寺院。
此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寻访小组成员接到前往拉萨，参加由中国当局决定的金瓶掣签活动的命令。我由于对在中国政府的监督促使下产生灵童的仪式没有信心，因此我不想到拉萨去，因为参加仪式的所有人都知道中国高层早已经确定坚参罗布为班禅灵童，当时我虽然因病在医院，但还是被强制出院并在我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带到拉萨，随後，我要求退出寻访小组，也不被批准。
如果我继续留在西藏，在强权下，我必须的指责和攻击达赖喇嘛和我的宗教。而为中国当局效劳，则是在为一个违背自己宗教信仰和意愿的 政府效力；而我作为塔尔寺的堪布，中国当局必定会强迫我协助他们，从而使西藏人民承认他们确定的班禅，上述行为由于完全违背我最深层之信仰，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我意识到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最後，我决定遵循我的经师的教诲───他曾教导我在五十岁时要放弃政治活动，一心修习佛法。而实现这一教诲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一直陷于中国统治下的人生之途而流亡国外。
总而言之，我小时候经师和众僧友被捕，我们的寺院被关闭，我开始了孤独的生活。青年时代，被强迫劳动而未能实践僧人的生活；成人後，由于能力和运气，在中国政府中得到一些官职，从此开始完全在强制暴力下从事或发表与自己的观点信仰严重冲突的工作或言论。有一段时期，我那样做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为人民服务而已。但是，人民在实质上并没有实践宗教信仰和继承传统的自由，他们遭受著迫害和痛苦。由于这些原因，我无法继续留在西藏而只好逃出来。
众所周知的，最近西藏所发生的事情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三月二日的报道仅仅是一个证明，我重视在美国发表言论后可能产生的效果， 但是在我的国家内的僧侣和朋友们并 没有象美国这样的权利和自由。
我希望中国政府给予西藏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祈愿能够就达赖喇嘛为中藏人民双方的利益而返回自己的国度，以及为我国的宗教自由而尽微薄之力。
今天的作证演讲是我离开西藏以来的第一次声明。我所以接受这次的邀请，是因为目前已到了讲出自己的真实的人生，以及开始住在美国而尽己所能地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的人民效劳的时候。
最後，谢谢大家！！
那里正是柏林墙倒塌的地方。 5月 12日，在昔日东德的国会大厦里，代表我们「汉藏协会」组织发言的廖天琪女士，以她优雅的风度、标准的英语，向来自全球 52个国家的三百多位支持西藏组织代表宣称：我们要向藏族朋友伸出友谊之手，要「打破汉藏两族之间的柏林墙」。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由海外中国人和西藏流亡藏人联合组成的组织，参加「支持西藏组织国际会议」，向世界表达我们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和支持达赖喇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坚定态度。
五大洲民间代表的誓言
几年前，一个中国人访问西藏流亡社区达兰萨拉时，达赖喇嘛对他说：「我给您讲一个寓言。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後，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迦牟尼未来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那麽您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
为了不让西藏就这样在强行汉化中死掉，为了给他的那些殷殷盼望的子民一线希望之光，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不顾疲劳游说各国。刚在柏林大会上和他握过手，回到瑞典又接受他对「中国兄弟姐妹们」的合十祝福，我在心里为老人这样辛苦奔波而难过。
各国政府顶著中共的抗议欢迎他的到来，坚韧不拔的他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不追求独立而是寻求真正自治的理念，一再表示希望和中国政府友好接触。
然而那个傲慢冷酷的中国政府根本不认为有理睬的必要，他们在等待这样一位仁慈老人的死亡。这样，西藏问题对于他们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新一代西藏人因此怀疑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他们认为羊和狼在一起一定是被吃掉的命运，因此主张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拯救西藏。
这即是我们参加的「第三届支持西藏组织国际大会」召开的背景。
来自五大洲的几百个民间支持西藏组织代表，在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後，一致做出决议，表示极力支持达赖喇嘛的和平建议，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和达赖喇嘛对话。鉴于中国政府的这种长期拖延和拒斥的态度，大会代表也不掩饰地表达了他 们的焦虑和不安，因此集体表示赞同一个欧洲议会议员的提案，其大意如下：
「如果在未来的三年内，不能促成与中国政府的谈判，有关西藏真正自治的呼吁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那麽大会代表将采取积极行动，鼓励西藏政府考虑它的独立地位。」
为西藏动了真感情的各国民间代表，誓言采取各种方式去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如回去游说自己的政府、尽早促使下一届联合国人权会议提出谴责中国的提案、组织各种游行示威活动、……。所有的这一切，大家全都是在尽心尽力地义务奉献。因为在他们心里，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对喜马拉雅那片高原雪域和那里的人民，他们有著强烈的同情和爱。
爱国者是关心他民族尊严的人
作为中国人，我们能为此做些什麽呢？作为汉藏协会成员参加这次会议，我个人的心情复杂难言。在欧洲介入国际人权活动多年，我深知各国民间人权人士为西藏争取自由的无私和真诚，也知道西藏问题如果不这样国际化，如果没有这麽大的国际舆论压力，那个有著古老绚丽文明的民族，也许就会在汉化洪流中被淹没，消失于无形。
然而，我也深知，缺乏自省精神的中国同胞，只知声讨昔日欺负中国的殖民者、侵略者，却很难设身处地为被本民族欺负了的他民族著想。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本来是流亡藏人走投无路求告各国的不得已之举，却被霸道的大汉族主义者「妖魔化」，被视为西方阵营遏制中国的「反华」行为。
怀著对一个弱小民族被欺负的愧疚，怀著西藏文明将会在汉化中消失的忧虑，那个达赖喇嘛与之谈起佛祖寓言的中国人薛伟，後来与著名的西藏支持者曹长青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美国汉藏协会」。我们欧洲的几位同仁：仲维光、还学文、廖天琪与笔者本人，也发起成立了「欧洲汉藏协会」。我们的宗旨很明确，即：「在人权和自由原则下促进汉族和藏族之间的了解，希望能达到互相之间的宽容和互敬。」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海内外学生、学者和华侨，超越过去在中国接受的片面宣传，重新认识和理解西藏问题，并为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尽一份力。
用我个人的话来解释汉藏协会的宗旨即是：不涉统独，只问人权，进行沟通和交流。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些比较理性中庸的主张，在某些狭隘自私的「爱国者」那里仍然是「汉奸」行径，而在激烈主张西藏独立的人们那里，我们又未必很受欢迎。但不管面对怎样的褒贬，我们坚信：爱国者是关心他民族尊严的人，为此，我们甘做一座通向汉藏友好共存的桥。
微弱的希望仍然是希望
《天葬》的作者王力雄曾经断言西藏问题的「无解」。面对一个连本民族人权都肆意践踏的专制政权，我们确实不敢存有太大的指望。但是，为了历史不像东帝汶和车臣那样血流成河地重演，理想主义者们的任务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没有希望的地方创造希望。即使一个及其微弱的希望仍然是希望。
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刻，由于宽容、民主和人权这些理念精神的传播，由于人民之间逐步增加的了解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加上国际社会持久不懈地人道干预，西藏的未来也许不会如预料的那麽悲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相信柏林墙会有被坼毁的一天。这次和各国支持西藏组织的代表齐聚柏林，我们相信中藏之间的柏林墙也终将被打破。
偶然读到我的这篇小文的读者，如果你也同情他人，如果你也赞同我们的理念，请表示你的看法。为了不让西藏死掉，让我们在最能被人听到的地方，发出被官方长期蒙蔽与扼制的声音，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影响现实的进程。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2000年 5月柏林归来
让僧人接受现代科学知识
2000年 2 月 15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文献图书馆的安排下，为印度南方各大寺院选送的 46名僧侣传授现代科学原理。
在为期三个星期的培训阶段，三个礼拜的时间内，专门聘请的两位美国科学家，系统地向他们讲授了现代物理学和机械学方面的原理，参加学习的学僧都表示收益非浅。
据文献图书馆馆长阿却仁波切解释：这次的学习是根据他刚刚上任时达赖喇嘛“把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翻成藏文以及给寺院里的僧尼传授现代科学知识是你们图书馆的职责＂的指示精神组织的。
他解释说，这次的学习经费曾经向联合国有关组织申请贷款，但由于世界银行支持中国在西藏安多都兰地区移民伍万中国人的计划引起藏人和部分支持西藏组织的抗议，世界银行中的中共代表对此表示不满，因此借款一事遇到困难。之后，世界银行虽答应借款，但又必须要领取印度政府的许可文件，而印度政府正面临著总统选举日，因此， 1999年没能拿到许可文件。
最後根据达赖喇嘛的 2000年这个项目必须开始，而且项目经费由他本人支出的指示，我们正式推行了这一计划，原计划首先收 100名学僧，但聘请的两位老师认为人数太多，因此不到此数。学僧来源是向南方各大寺院和各教派分配名额，由他们选送。他还表示：第一次参加学习的学员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都要求文献图书馆或有关部门每年都组织这样的学习项目，然而要组织这样一次活动，经费预计要一百万卢比，因此虽然有困难，但我们还是会尽力设法解决。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第三次代表大会
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组织的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第三次大会于 5月 11至 14日在德国首府柏林召开。参加本大会的有 52个国家的声援西藏组织的 282位代表。他们代表分布世界各地的三百七十多个支持西藏的民间组织，另外，这次会议还有汉藏协会成员和民运组织成员参加，他们代表了中国人当中希求合理解决西藏问题，促进藏汉和谐的民运组织和个人。前联合国难民总署主管和欧盟议会议员、奥地利议会议员等许多人士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15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了闭幕仪式，并发表了讲话。
会议通过了柏林宣言，其中谈到，有 52个国家的支持西藏组织之代表出席的第三次大会，决心为恢复西藏人民的合法权益以及为了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而展开更加强而有效的活动。宣言指出：我们支持西藏人民为维护基本人权和自决的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认为达赖喇嘛和他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唯一合法的代表，我们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重无视和践踏西藏人民的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经济权利的行为，对达赖喇嘛领导下，西藏人民坚持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自由的行为表示赞赏。中国政府方面对于达赖喇嘛为了合理解决西藏问题而表里一致地进行的努力，没有给予任何积极的回应，并不断提出前提条件，表明中国政府方面并没有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和勇气；因此，会议坚决支持欧洲代表有关如果在三年内中国政府方面仍没有和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进行具实质意义的会谈，则应该检讨西藏政府现行的中国政策，并为西藏的独立而展开活动的提案。并为西藏的独立或自决而推展具成效的行动。
在有关具体实施方面，会议通过了各国支持西藏的组织协调一致，争取在联合国第 57次人权大会上通过对中国的谴责案，以及加强在南美洲和非洲的支持西藏的组织，争取在南美洲建立区域性的支持西藏组织和设立西藏政府办事机构。争取在更多的国家通过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议会已经通过的承认达赖喇嘛和他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民族唯一合法的代表和政府的决议。加强亚洲、中东、和独联体各国支持西藏组织。为了统一协调全球的支持西藏组织，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在谈到这次的大会时指出：西藏问题能否持续在国际上得到讨论和关注，与支持西藏组织的活动有著特别重要的联系，他并以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向西藏安多都兰地区移民的事来说明其重要性。据了解，世界银行贷款给中国政府资助其移民西藏安多的计划目前尚未或通过。
西藏代表出席台湾总统就职典礼
台湾与西藏的关系从台湾总统李登辉总统主政以来，特别是从一九九七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台湾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改善和发展之中，西藏佛教在台湾却赢得千万人的信仰，双方开始走出以往由于所谓蒙藏委员会在西藏流亡社会制造分裂和破坏活动所造成的阴影，以务实的态度正视双方的利益，校政不必要的政策偏离，效果显著，这次的台湾新总统陈水扁在就职典礼应邀参加的贵宾有五百余人，在来宾中包括台湾有外交关系或特殊关系的 29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西藏流亡政府也第一次派出了以内阁首席部长和议会议长等组成的代表团，以平等、正式的身份参加了台湾的政府典礼，本报特摘录了两篇有关的报道。
首席噶伦谈台湾之行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在接受西藏政府所属周报《自由西藏》记者采访时谈到这次的台湾之行，他表示：这次的台湾新总统就职典礼，原来邀请的是达赖喇嘛，对方也表示，如因故达赖喇嘛不能前来，则请派遣一个代表团，由于达赖喇嘛的行程已经确定，难于改变，因此由首席噶伦他和议会议长以及内阁办公室政治秘书长丹巴桑喀三人组团前往台湾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在台期间，分别与总统、副总统、前总统、民进党主席、国民党秘书长、行政院长、议会议长等进行了会晤。他表示这次前往台湾，是作为独立国家的代表出席总统就职典礼。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李登辉总统是西藏人民的老朋友，他高度评价达赖喇嘛，关心西藏事务，我们希望在他未卸任以前见到他，因此于 5月 18日得于会见，李登辉在会见中表示，未来，如果需要我为西藏人民说话或办事，西藏办事处在这里，可以告诉我，我原意提供帮助，也有这个准备。和新总统见过几次面，也详细谈了西藏问题。首席部长表示，他和李登辉谈了怎样加强台藏关系，以及双方的共同利益在那些方面等。在与行政院长和议长等会面时，没有谈许多政治问题，主要是介绍西藏，以及说明有许多藏人非法来到台湾，虽是非法，但既然已经来了，希望台湾政府为他们的留居提供方便等。他也表示台湾议员李先生以前曾来过达然萨拉，这次他在一次招待宴会上，送给西藏政府三百万台币的支票。
他还否认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会面，说虽然这次的委员长是新政府的人，可能不同于以往，他也通过各种途径想与我们见面，但由于议会决议限制，我们没有见他。首席噶伦表示，台湾政府和人民对西藏极为友好，媒体对我们也甚为关注，各国代表团也很注 意我们。
吕秀莲会见庆贺团
中央社台北二十三日电： 副总统吕秀莲今天下午继续分批接见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历任会长、澳台经贸协会会长及达赖喇嘛代表庆贺团。
她在接见达赖喇嘛代表庆贺团时表示，一九九七年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第一次法会在桃园举行，刚好在她就任县长的前一天，也是在震骇人心的刘邦友血案发生後不久，而达赖喇嘛的法会，使慈光普照桃园，对桃园人心的安定很有助益。
吕秀莲指出，自从达赖喇嘛在桃园的法会後，她在三年内历经三次选举都当选，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子。不过，随著每次的当选，都深觉责任加重，至今进入总统府四天，已感受到任重而道远。
她说，台湾民主化的过程相当艰辛，但想到西藏朋友至今仍流亡海外，我们的辛苦就不足挂齿，相信新政府及国际友人对西藏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都会给予相当的支持。
吕秀莲也告诉访宾，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徐正光是一位民族学的专家，未来他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不会只是以政府的角度来看，也会以一位民族学者的角度来切入，因此新政府对西藏问题一定会提出更好的政策。
访宾对新政府西藏问题的政策，也抱著高度的期盼，他们认为，自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在台成立後，双方的交流有突破性的发展，希望基金会在新政府成立後，能继续运作顺畅，同时也期望新任的徐正光能先深入了解西藏的问题，进而制订出更符合现况需要的政策。
再看中共特色的信仰自由：
否认中共灵童的僧人遭被捕或赶出寺院
综合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6 月 2 提供的消息：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位于林周县境内的热振寺热振活佛之转世灵童後，中共又任命另一个儿童为热振转世，由于热振寺僧人拒绝承认中共任命的所谓灵童，已有八名僧人被中共当局逮捕。同时，热振寺受到中共的严密控制。受中共严密控制的所谓拉萨市灵童寻访小组根据中共的旨意，宣布 2000 年 1 月 16 日出生的西藏康区嘉黎县的儿童索南澎措为第六世热振活佛的转世灵童。
中共的这种违背宗教惯例，一意孤行地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指定热振转世的行为，遭到信教僧俗的不满，特别是热振寺僧对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拒绝承认这个所谓的转世。中共安全部门因此于 2000 年 5 月 17 日逮捕了八名寺僧，目前有关这些人的下落和被捕後的情况等仍无明确的信息。中共新闻媒体和往常一样对此保持缄默。随後，中共加强了对热振寺的控制，禁止僧人集会，大量中共军警在拉萨通往热振寺的达孜桥上对行人进行搜查。
热振活佛是西藏的大活佛之一，热振五世曾担任西藏政府摄政，热振六世旦增久麦于 97 年 12 月 13 日在拉萨圆寂。历史上热振寺也是西藏北部的一座大寺， 1997 年，中共军警和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多次到该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动僧人攻击达赖喇嘛，由于遭到寺僧的抵制，当年有十七名寺僧被赶出寺院。次年（ 98 年）又有三十二名寺僧由于同样原因被赶出寺院。目前该寺尚余 130 位僧人。
拉萨孩子入学难
据最近抵达印度的拉萨人才仁曲仲指证：如今拉萨市的各小学学费猛涨，很多西藏儿童面临失学。她说一个孩子一年要交一千六百元人民币，平均每月要交三百元人民币，加上书本、校服等都要自己购买，如此的支出除了发财的商人或有额外收入的中共官员，对于一般百姓而言，无疑是个难于负担的数字，因此，已经迫使很多家长由于无力支付这笔庞大的开销而让孩子退学，她说，拉萨贫富悬殊的情况从孩子上学情况就可以判断出来。
据了解，在西藏，有很多父母希望把孩子送到印度去接受教育，因为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学校内，不仅基本实行免费教育，而且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也是西藏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仅仅中学毕业後，也已拥有相当的英语与藏语基础，更主要的是由于资讯和信息以及宽松的学习环境，使学生普遍视野开阔，同时，流亡政府的学校管理严格，学生自我生存能力和融入社会的能力都较强，而且不会在学校中学会喝酒、抽烟等不良习惯。
如果把孩子送到中共的学校，不仅学费高昂难于承担，而且教学内容有大量意识形态和政治课程，除了使孩子远离宗教而外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其他所学也以文科为主，几乎没有任何与就业相对应的专门课程，视野狭小，所学课程大多是非实用的，而且用非母语的中文，不教藏文或仅仅作为副课，其结果往往是藏文中文都不会，无法成为强项，即使中文学的不错，由于进入中共行政机构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就业范围过于狭小，无法与中国人竞争。
然而，由于中共禁止西藏孩子到国外就读，有些干部即使把小孩偷送国外，也被强制勒令领回来，否则以开除公职等相威胁，使很多藏人为孩子就学问题忧虑万分。
中共间谍杀人灭口
杀人灭口
4 月 25 日下午，居住在尼泊尔佛塔附近的藏人嘎玛与他的妻子白玛之间发生矛盾。当噶玛殴打妻子时，其妻便说：“你是中共的间谍，我要向西藏流亡政府揭发你的罪行＂，嘎玛一听此言，顿生杀人灭口之歹念，他一边殴打妻子，一边把煤油泼洒在自己妻子身上并毫无人性地点燃 了火，由于妻子的反抗，撕扯中他也引火烧身，更可悲的是当时在他俩身边的小女儿一边哭泣，一边拉著父母乞求他们别这样，结果女儿也被这个中共特务点起的大火所吞噬，当周围的邻居赶来扑灭烈火并把他们三人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时已经为时已晚，白玛和其女儿由于严重烧伤，虽经抢救却回天无力，不幸相继去世。
噶玛的简历
噶玛为何一听妻子揭出中共特务的真面目就丧心病狂呢？ 1960 年噶尔玛出生在日喀则昂仁县，年轻时他学会了开车的技术，後来他就一直在西藏樟木和尼泊尔之间运送货物或过往藏人，在此期间，他被中国安全部们发展成为走狗，由此他不仅自己拥有了一部车，而且还在尼泊尔大佛塔附近和另一位中共走狗一同联营餐厅。平时，他把从西藏内 逃来的流亡的藏人出卖给尼泊尔警察，反过来又把没有法律手续而准备潜回西藏的藏人出卖给中共警察，卑鄙地从出卖自己同胞的勾当中谋取肮脏的利益。尤其是他为了执行中国安全部们交给他的秘密任务而两次专程前往印度。
中共在豢养他时，从购买汽车到经营餐厅慷慨为他支付了很多钱，但当他身份暴露没有利用价值以後，就在他住院的第二天，他的车被所谓西藏自治区安全厅的人所扣留。
以上事情发生後，他才迅速与尼泊尔警察取得联系。基于政治原因，尼泊尔媒体将此次事件解释为房屋起火，但是尼泊尔佛塔附近居住的全部藏人可以为此作证。
反面的启示
噶玛所走过的历史，就是一个西藏人不顾自己民族尚处于生死存亡之关头，为了满足个人的一点点私利，竟然不惜认贼作父，为践踏西藏人权，毁灭西藏佛法，屠杀自己同胞的中共当局效劳，不仅积极为中共安全部们搜集情报，执行任务，甚至不惜出卖自己落难的同胞，其肮脏卑鄙莫此为甚。当罪行被揭穿之时，噶玛仍然不知悔过求赎，反而睁眼赴地狱，竟然丧心病狂地杀害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作出连禽兽都不会做的事情，其结果又是什麽？卖国求荣从来就不会有好下场，噶玛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一个西藏人，噶玛不仅要为杀害自己的妻女而忏悔，而且也应该为他不顾民族利益的卑鄙行为而感到惭愧。
摘译自《自由西藏》， 2000 年 5 月 29 日
西藏安多掘出 1800 年前吐蕃古墓
据中共西藏电视台报道： 5 月 1 日在安多化隆县，发掘出土泥雕画、三副完整的铸模。在 8 种类型的泥雕塑里现共出土 200 余件。据考古学家研究说：泥雕塑以及泥造铸模一同在地下出土是极为罕见的。
4 月 30 日，当地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了这块墓地，经考古学家研究证明：这是用火砖砌起来的一副保存完整的吐蕃陵墓，距今已有 1800 多年的历史。
纪念达赖喇嘛抵达达兰萨拉 40 周年
《西藏时报》 5 月 10 日报导：上月 30 日有印藏友好协会组织的达赖喇嘛抵达达兰萨拉 40 周年纪念大会在下达兰萨拉亚东地方警察广厂举行。这一大会成为达兰萨拉的印度人民欢迎达赖喇嘛的一大盛会。并解释说也是印度全体人民对西藏独立斗争事业的支持。
此次大会邀请有达赖喇嘛、印度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西藏流亡政府部长及议会代表。参加纪念大会的印度群众及藏人三千多人。大会有达赖喇嘛开幕。印度各教派代表为达赖喇嘛长寿及事业圆满成功而进行祈祷。达赖喇嘛及各代表讲了话。
西藏妇女报告
《西藏时报》 2000 年 5 月 31 日报导： 5 月 24 日，西藏妇女会举行西藏妇女权益情况报告发布仪式。该报告记录了 1998 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到 2000 年为止有关西藏妇女权益的调查情况，她们希望参加由联合国组织的 2000 年世界妇女大会，并在会上发布这些记录报告。
六名西藏人在藏尼边界被抓
《自由西藏》6月12日引用尼泊尔政府新闻部门发布的消息称：5月30日，尼泊尔边防军在藏尼边界固大山附近抓获了六名试图逃往印度的西藏人，在这些被捕的西藏人当中有一名是六岁的儿童。据报道，尼泊尔军方已经将这六名西藏人转交给在加德满都的有关机构。
达然萨拉的西藏博物馆
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主持新建的西藏博物馆于四月三十日早晨举行开馆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关人员以及僧俗等千余人参加了开馆仪式。
有关人员在介绍建立博物馆的宗旨时表示：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共政府为了掩盖侵略西藏的事实，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西藏和国外进行歪曲宣传，建立介绍西藏的真相并保存西藏历史真面目的博物馆是极为重要的，通过这个窗口，世人和新一代藏人可以了解到本世纪以来西藏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和他们的追求。
西藏博物馆位于达然萨拉大乘法苑转经道外侧，博物馆目前展出的主要是部分历史照片和放映有关西藏的纪录片，以及雕塑等，部分实物和其他展览物等目前正在充实之中。
简讯
3 月 23 日，卫生部及有关人员集会，庆祝卫生部建立 39 周年。集会中，内阁部长为 部分在医疗卫生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工作人员颁发了奖品及证书，为获得医师和历算学位的人员颁发了证书。
西藏全国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五月五日在达兰萨拉召开，与会代表 44 人，代表 14 个社区的党组织。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的领导、 导机构。
西藏噶厦首席噶伦、议会副议长、西藏青年会负责人等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 1998 年 1 月 25 日，中国政府在康区昌都东面约十公里处新建了一所名为“劳动学习园地＂的监狱，监狱包括 30 间牢房，每间牢房可以关押 6 名犯人。有 30 名狱卒进行管理，第一批送到这个监狱的是直耶寺的僧人欧旺桑结、且迈落桑、贡布、扎西尼玛等六人，目前，判刑三年的昌都八宿县的松巴南嘉和昌都波达寺的更登尖措等人也关押在此地。许多西藏人认为这所监狱是专门针对西藏政治犯而设立的。
5 月 18 日 ，觉囊派主寺达丹澎措林在印度西姆拉举行开光典礼。 1996 年达赖喇嘛将一座寺院交给哲布尊活佛，以弘扬觉囊派法。觉囊派是西藏一古老的教派，曾经很兴盛，教义中有许多与格鲁派（黄教）教义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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