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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 达赖喇嘛在西藏起义四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上的讲话
- 中庸之道是捷径 无理取闹 无意义
- 流亡者被捕
- 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
- 西藏人权状况依然如故
- 剥夺西藏政治犯的生存空间
- 索县驻军与藏人冲突不断
- 中共开发西部藏人担忧移民
- 中共又认了一个转世灵童
- 美西藏特别专员访达然萨拉
- 私立孤儿院被查封
- 西藏政府设选举章程修改小组
- 安乐央的狱中诗集出版
- 中共特色的信仰自由
- 一些西藏政治犯被加刑
- 简讯
- 西藏流亡学校的发展情况
- 西藏与中国之间的高速公路
- 西藏是条件最差和发展最慢的地区
- 横遭掠夺的西藏牧民
- 冬季严打
- 因言贾祸 13名藏人被捕失踪
- 印度人为西藏独立举行长途 游行活动
- 我们很难将希望寄托于中共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已踏入了二十一世纪。但回顾过去的二十世纪，虽然外在的物质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在解决地区与人类彼此间的矛盾时，由于不是通过对话、而是以暴力手段寻求解决，因而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可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战争与纷争的世纪。我们从中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经验教训就是暴力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决问题的，和平与接触是争取彼此间产生良好认知的唯一出路。我们一定要努力使新的世纪成为一个对话与和平共处的世纪。令人遗憾的是，北京当局由于缺乏合理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勇气，因而对和谈缺乏诚意并越发强横。
今天在此举行纪念活动之时，我们的自由斗争仍处于争持当中，而西藏人民不懈的信心以及国际社会日益热烈的支持增添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从流亡开始就对未来抱著良好的期望，同时也作出了最坏的打算和准备。长期以来，我们努力寻求与中国政府通过和谈达到和解；并积极促使藏人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外华人兄弟姐妹进行接触，以达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同情；同时我们不断地通过显彰西藏自由斗争的实质、保护西藏传统的宗教与文化、宣扬和平非暴力思想、加强民主制、与国际间支持我们事业者加强联系等，努力使西藏流亡社会的基础更加稳固。
非常遗憾的是，近几年来，西藏的人权状况已处于非常严峻的状态，旨在破坏西藏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严厉打击活动仍在日甚一日地开展中，在某些方面发生了类似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恐吓、强制和恐惧的现象，仅1999年一年，就有六名西藏政治犯因在狱中遭受非人道暴虐而丧生；另有1432名僧尼由于拒绝发表批评我本人的言论或从事西藏自由活动而被赶出寺院。据我们所知或根据现有资料，目前西藏仍有 615名政治犯，从 1996年开始已经有 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
十世班禅喇嘛根据中共刚入侵西藏时的亲身经历，于六十年代初写出著名的《七万言书》，对照现在，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暴行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大的改变。
现今，令人忧虑的是，年幼的十一世班禅又形同囚禁地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更令人焦虑的是，开放西藏经济和推动市场经济，使大量的中国人正在不断流入西藏，其中对包括妓院、赌场、酒吧、舞厅的普及等，当局都一直给予无形的鼓励。这一切不仅侵蚀危害了西藏优良的传统、民族特性和良好的品行，而且促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少数民族方面较暴力更具威胁。
类似恶劣的局面不仅无助于减轻西藏人民的苦难，而且对中国的稳定和统一也没有好处。如果真正注重于稳定与统一，则应努力使西藏人民心悦诚服，而不是强加自己的观念。如果想要避免分裂，统治者就应保证执行使各民族平等、公正的政策，谎言与阴谋只能得逞于一时，强权也只能控制人的行动；要想真正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满意，则必须真正了解人民的愿望和状态，并表现出公正、相互尊重的胸襟。
中国政府将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视为西藏从中国分离的根源，并因而推行新的高压路线和加紧移民以消灭民族特质和文化精华。中国的新政策已非常明显的表明了其消灭西藏特殊的宗教与文化的企图。
西藏人民的反抗运动和追求自由的斗争，是基于其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古老文明以及民族特质等，西藏问题并不象北京当局解释的那样简单，它是一个深刻而又重大的问题。
历史就是历史，对过去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各取所需而无视其他是徒劳的，对此，让中立、公正的历史学家和法律专家去研究并作出评判是最为明智的，历史问题不应该由现实政治所左右，我更注重的是未来。
中国政府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理解或尊重西藏的文化、历史和民族特质，因此其制定的西藏政策每次都是走入歧途。
在中国统治下，西藏已经是个不可理喻的社会，统治机器的高压和暴力使人民无法抗拒恐惧而被迫以说谎自保，地方官员则根据北京或在西藏之上司的意愿曲意奉迎，也因此，针对西藏的政策都是不符合现实的。它不仅表现为短视，而且也是一切危害的根源，这些政策的基础是心胸狭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膨胀，政治上缺乏自信等，去年的塔尔寺堪布阿佳仁波齐和近期噶玛巴的出逃就是最好的说明。
借口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而肆无忌惮地推行镇压以避免国际社会指责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人民最终必将为摧毁西藏丰富灿烂的古老文化而感到悔恨。我相信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不仅可以利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而且也将有助于丰富中国的精神财富。
一些中国官员期望西藏问题随著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是极为拙劣的，是重复以往的错误思维方式，1949年、50年、59年，没有一个中国官员认为到了二十一世纪西藏问题还会继续存在。目前，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人了。时间虽然在流逝，但西藏自由斗争的情势却日益高涨，这表明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个人或单个民族的利益，也因此，新的一代人必将继续珍惜和努力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不管怎样，终究有一天中国当局必将要正视和接受这一事实。
我追求的是西藏民族能够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不是走向独立，但中国政府不仅不信任，而且还公开指责我在说谎，我是否在说谎，他们可以到流亡社会来进行调查了解。
对西藏问题，基于寻求在和谈、互愿的基础上解决的途径，我考虑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这对中藏双方都有好处，它不仅使被中国政府视为至关重要的稳定和统一得到保持，而且也使西藏民族享有保护和宏扬自己的宗教、文化以及 环境保护的基本权利。
由于中国政府对此没有任何积极的回应，我们被迫转向国际社会寻求同情与支持。虽然中国政府暂时对此表示不满，但为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由国际社会明确地表现出关注和支持的态度还是非常重要的。显然，由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策略没能发挥作用，北京当局因此拒绝改变现有的西藏政策。
我仍然继续秉持中藏和谈的原则，我相信，如果我们通过和谈，努力公正地认识西藏的真实状况，则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有益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借此机会，我向支持西藏问题的政府、议会代表和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以及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越来越多的中国兄弟姐妹在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後开始同情和支持我们，这是极为重要的，也使我们对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更加增添信心。
今天，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我们的支持者正在举行各种纪念仪式，对此我表示衷心的问候和感谢。特别是对四十年来给予我们无与伦比的支持与关注的印度政府和人民，我代表西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为西藏人民的自由而献身的英雄们致敬！祈祷西藏人民的苦难早日结束！
达赖喇嘛
2000、 3、 10
但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为此展开具实质意义的谈判而提供任何积极条件，而且否定了谈判原则，因此，藏中和谈一直无法迈出第一步的责任在于中共一方是至为明显的，对此，让国际社会、特别是让中国人民知道这一切是极为重要的。
1999年10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表所谓“阐述我国之立场＂之七条内容的讲话中，针对西藏问题时他说；“我国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是明确的，那就是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停止一切分裂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可以与达赖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和达赖间的谈判纯属中国内政＂。
我们提醒江泽民先生，达赖喇嘛提出的“中庸之道＂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放弃独立，其後达赖喇嘛在讲话中一再声明他追求的不是独立，而是名副其实的自治，特别是在1999年的三·一十纪念日发表讲话时达赖喇嘛再次指出“我对西藏问题通过和谈寻求解决的立场始终没有变，也不是要争取独立，我只是希望藏中和谈早日实现，希望西藏民族在享有真正自治的基础上，可以发展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和社会经济等。我相信＂中庸之道“有助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稳定与统一，也可以使西藏民族获得在和平、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环境中享受人生的机会。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公正地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利用西藏人民的信任和托付，呼吁西藏与中国不分离＂。达赖喇嘛的这些讲话并不是非正式场合的信口开河，而是面向世界的公开声明。在如此的明确情况下，江泽民先生依然宣称达赖喇嘛必须放弃西藏独立等显然有失理智思维，也是在有意识地为藏中和谈设制障碍。
要使西藏不从中国分裂，则不仅必须面对西藏问题并设法解决之，而且还要创造可以使藏中和睦相处的基本条件。然而把与六百万西藏人民的甘苦利益息息相关的西藏问题歪曲成为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这实际上是在不折不扣地制造藏中之间的分裂，其责任当然也在中国一方。
1987年12月，西藏政府给中共的回复中非常明确地谈到：“达赖喇嘛一直强调他只不过是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西藏问题是针对西藏人民的，而且也要由西藏人民作出决定。达赖喇嘛一直致力于西藏人民的长远和眼前利益，因此对西藏人民的诉求有著极为深刻的认识和感触。至于有关达赖喇嘛个人的权益问题，我们以往从未谈过，今後也不必考虑＂。
目前，达赖喇嘛除了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乡而外，他依然是西藏人民铭心刻骨地尊崇的领袖，而且达赖喇嘛的事业和名誉已经传遍世界五大洲，即使强盛富裕傲视全球如美国或欧洲各国的首脑也对达赖喇嘛敬礼有加，千百万忠实的信徒广布世界各地，成为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和平领袖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前往世界各地都会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隆重欢迎，所经之处都是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顺大道，走大门，从来没有为避开抗议的人民而串小巷，走後门等事情的发生。达赖喇嘛已经拥有了如此令无数傲慢世俗官员所求之不得的地位与荣誉，实在没有必要为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劳神费思。
在真正实施民主的国家，各种观点和意识形态共存，人民也可以公开发表各自的意愿和观点，这是不同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由民主制，因此在西藏流亡社会有一些组织和个人坚持追求西藏独立的立场，而且也展开一些活动，这是自由民主之社会制度所必然具有的特性，是无法阻止的。但他们也和一般的西藏人民一样，尊崇和敬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而不是背叛反对，例如，不久前宣布就西藏的前途问题进行全民投票，结果西藏内外的大部分人民提出不必进行全民公决，有关西藏前途问题，委托达赖喇嘛审时度势，全权作出决定，据此，西藏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并展开和谈，则达赖喇嘛可以据此说服那些坚持独立要求的组织或个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拖延和谈，可以预测只会是适得其反，使独立意识更加普及，独立运动更加获得人们的认同。
江泽民还称：四十年来，在一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达赖喇嘛顽固地坚持分裂中国的立场，在国际上到处散布＂西藏独立“的言论，妄图在西藏地方恢复原来的黑暗政治制度，为此，达赖集团还在西藏制造了大量的骚乱和恐怖活动，破坏祖国统一和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看一个人不仅要听他说什麽，而且还要看他干什麽＂。
将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抗争一律解释为分裂中国的强权逻辑，和借口以往的社会制度而试图阻挠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只能是黔驴技穷的表现。
当年为了说明解放的理由，指责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可是看看国民党统治下的现今的台湾，从社会民主、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等都远远优於社会主义中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样，解放以来，从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以及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运动，仅仅三年时间，就造成三千万人饿死的惊人之事，总不能把这些也说成是幸福生活吧！再说西藏地区，即使目前，高压与暴虐年甚一年，西藏人民不但丧失了自由、平等、人权和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甚至连继承和运用西藏文化、语言、风俗等的权利也被剥夺，在如此恶劣的状况下，西藏人民和平抗议不仅符合当今世界趋势和标准，而且也是他们合法合理、不可剥夺的权利，怎麽能说成是恐怖主义活动呢？至于所谓高压统治下弱小的西藏民族在威胁侵占西藏之强大中国的论调不说也罢，正可谓是言者不羞，听者羞。
从江泽民先生的讲话方式中，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江泽民并没有通过双方和谈从内部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和魄力。虽然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追求的不是西藏独立，而是名副其实的自治，但江泽民仍顽固地宣称达赖喇嘛必须放弃独立，显然是欺骗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的所谓欺上瞒下的非君子行为。
那麽，江泽民的真正立场又是什麽呢？在中国政府1998年10月的一份名为“有关西藏问题之立场＂的秘密文件中有一段江泽民先生的指示，江泽民在其中谈到；“有关西藏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这关系到西藏主权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达赖返回中国将会影响我们的稳定，对西藏也无法实施统治。达赖喇嘛现年事已高，至多二十年後就不会有达赖喇嘛，到那时西藏问题就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再也不会有人找麻烦，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巧妙的手段阻止达赖喇嘛回国＂。起初我们对这个讲话还持怀疑态度，但从江先生目前的言谈举止分析，可以确定这个讲话并不是无中生有。
江泽民口口声声说藏中和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实际上他扮演的却是关闭谈判大门、言行不一之共产党专制独裁者的角色，这一点正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达赖喇嘛提出的互利中庸之道是明确而又光明正大的，它不仅可以解决西藏问题，使中藏和睦共处，而且符合中藏双方人民眼前和长远的利益，因此，互利基础上的中庸之道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选择，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正义立场。
我们坚信通过努力，热爱和平之人民的愿望最终一定会实现。
注：
全文摘译自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知识》杂志1999年12月号社论。
流亡者被捕
综合近期抵达达然萨拉之部分流亡藏人的报告：1999年9月9日，被怀疑是企图前往印度的大约四十余名藏人在岗底斯雪山附近一个叫卡著达青的地方被中共边防军警包围後逮捕。
据当地人介绍说那些被捕者都被押到拉萨，其中有些人至今仍关押在扎什监狱。一个叫旺扎的芒康人被指控为这些企图逃亡国外的藏人带路而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
综合报导：1月8日，西藏流亡政府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俗称白教）教主十七世噶玛巴已经逃抵印度达然萨拉，并已经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
十七世噶玛巴吾金成列多杰于 1985年出生在康区拉多。父亲叫噶玛顿珠，母亲叫罗嘎。1992年由达赖喇嘛确认为十六世噶玛巴的转世灵童。随後，中国政府也宣布承认吾金成列多杰为十七世噶玛巴。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扎西旺堆在记者会上介绍说：十七世噶玛巴和24岁的保膘以及四个助理是3月5日早晨10点30分抵达达然萨拉的。扎西旺堆强调说，西藏政府是在噶玛巴抵达达然萨拉并与西藏政府联系后才得知此事的。西藏政府对噶玛巴克服艰难顺利抵达达然萨拉表示欢迎。
1月28日，噶玛巴及噶玛噶玛派各大喇嘛拜见达赖喇嘛後，根据达赖喇嘛的旨意，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扎西旺堆主持下，噶举派 各大活佛集聚罗布林卡就噶玛巴如何象前辈噶玛巴那样宏扬佛法，与国外各寺院和佛教中心联系以及如何使噶玛巴成为未来各教派之领袖等方面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期间，大家一致推举第九世禅古仁波齐继任十七世噶玛巴的经师。其後，根据噶玛巴的请求，禅古仁波齐也同意担任噶玛巴经师。
事後，中国新华社称噶玛巴出逃不是为了反对中共和中国领导人，他前往印度也仅仅是为了取帽子和法器等，对此，扎西旺堆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为了不丢面子不得不这麽说。就象 1959年达赖喇嘛出逃後，他们也称是被绑架的。扎西旺堆同时指出，噶玛巴亲口向他否认所谓流亡印度仅仅是为了取帽子等的说法。
对噶玛巴突然逃亡印度，印度政府至今除了表明已经知道噶玛巴抵达印度而外，没有对噶玛巴未来的出路作出任何的说明和决定。对此，西藏宗教与文化部长解释说；至今为止，噶玛巴在印度达然萨拉是作为西藏政府的贵宾而居。他还说有关噶玛巴逃亡的原因及未来计划等目前尚不清楚。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阻止印度政府向噶玛巴提供政治庇护，对此，扎西旺堆表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会屈服于威胁恐吓，但他否认噶玛巴已经向印度政府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
据英格兰西藏研究所2000年1月12日发布的消息：1月1日，中共发觉噶玛巴出走後，立即加强了楚布寺通往边界之各个路口的戒严监控，同 时，当局还从堆龙堆钦县派来大批武装军警和工作人员进驻楚布寺，宣布禁止僧人自由出入，并对僧人逐个进行审查，特别是一些噶玛巴的亲信遭到了严审，据了解已经有两个僧人被捕。
另据消息，噶玛巴的父母也遭到中共的软禁，并已经从拉萨押往昌都某地。
报告称；1999年至少有130名西藏人由于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捕；另有六名西藏政治犯在监狱中因酷刑而致死。据人权报告统计，到1999年2月为止，中共在西藏监狱中仍关押著615名西藏政治犯，其中有162人是女性政治犯。在这些政治犯中，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达62人之多。
1999年至少有1432名僧尼因为没有按照中共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的指导行事而被赶出寺院。从1994年实行“严打＂运动以来，中国政府已将至少11409名僧尼赶出了寺院。
从中共在联合国“禁止使用酷刑＂法案上签字以来，至少有69名西藏人死于中共军警的酷刑下。
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非人道的高压和区别对待政策，1999年已有2474西藏人流亡印度。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管洛桑宁扎介绍说；西藏政治犯的人数在过去三年虽有所下降，但并不表明西藏的人权状况有任何改善的趋势。特别是1999年敏感纪念日较多，因此，中共除了加强戒备，甚至不许西藏各城市和寺院有两人以上的聚会。
洛桑宁扎还谴责国际上的一些发达国家，由于“谜恋＂中国的庞大市场而放弃在国际事务中保护人权等方面所负有的人道责任和义务。
剥夺西藏政治犯的生存空间
综合报导：最近一些西藏前政治犯前後流亡印度达然萨拉。他们大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後在拉萨或西藏其他地区为西藏独立而举行示威游行时被中共逮捕判刑、遭受酷刑和非人道待遇後近几年陆续刑满释放的。他们回到社会後，由于继续遭到中共军警的骚扰、监控，使得他们无法享有正常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空间，许多人最後只好流亡印度。
12月27日抵达达然萨拉的前政治犯普布多杰介绍说：1992年12月19日，他和朋友达哇在拉萨八廓街示威大约五分钟後被中国军警逮捕，后被判刑两年。
1994年12月19日他们获释後，几乎寻找任何工作都会遭到中共当局的阻挠和干涉，即使最基本的如租房子等，公安人员也会跑来找房主威胁说：他是政治犯，不能让他住在这里。由于无休止的恐吓和剥夺一切生存的空间、机会，因此也只好踏上流亡之途。
另据最近逃亡印度的尼姑阿旺旺姆介绍：最近获释的伦珠宗尼姑南珠东桑回家後即受到乡政府的严密监控，即使得病去医院治疗也必须的 请假。中共乡党委特别仇视和怀疑出狱的藏人，不仅禁止她去别的寺院参加佛事活动，而且还限制她和村民的接触，更不允许她向别人提及政治话题或她在监狱的经历。她虽名曰出狱，实则不仅其言行受到严格控制，而且还因累及家人而倍感痛苦。
西藏政治犯因遭到中国当局的忌恨和打压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于言表的，他们不仅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而且也没有回原单位或寺院、学校继续工作或学习的机会。平时乡政府或派出所还要强迫前政治犯定期上交所谓的思想汇报，其任何的言行都必须要由父母或兄弟姐妹出面担保。
中共担心政治犯继续传播西藏自由思想，将监狱中的种种罪恶告知于世，以及成为年轻人敬仰崇拜的对象而通过封杀他们的生存空间、刻意打压贬低来消除前政治犯在人民中可能形成的道德感召力。
其实，出狱的政治犯大多由于在关押期间遭到中共的酷刑和其他非人道折磨而健康状况极差，必须要接受治病，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很多政治犯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养疗，除了身体状况较好的勉强维持个人生活而外，有许多还要依赖家人的照料，中国政府明知这些，还要雪上加霜，除了仇视，一般还认为是为了打击藏人的反抗精神，特别是让青年人看到政治犯获释後的凄凉下场，从而动摇和恐吓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藏人青年。
索县驻军与藏人冲突不断
由西藏康区流亡印度，12月12日抵达达然萨拉的藏人多杰指出：近几年在西藏，藏汉间的敌视情绪日趋加深，中共驻扎在那曲索县的军队在过去几年内频频与当地藏人发生肢体冲突。
去年八月一日，当地驻军在索县丁赛举行“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期间由于中共军人调戏侮辱当地藏族妇女，得知消息的一百余名藏人与中共军队间发生冲突，冲突造成三名中共军人重伤。
去年9月5日晚，藏人和中共军队在卡拉OK里再次发生冲突……。面对这一系列的冲突，中共当局却片面地认定藏人有政治动机而一直处于疑惧戒备当中。双方由于没有沟通，相互敌视而令人担忧。
九十年代，索县亚拉乡和永纳乡曾发生当地藏人抗议大量中国人前来移民定居的事件。当时藏人组建秘密组织，破坏中国移民开设的商店， 1995年甚至发生索县政府附近的国营大商店被炸药毁坏的事件，当时在那曲其它地区也多次发生散发号召西藏独立的传单，中共当局虽然进行了镇压，并先入为主地指责出现分裂主义以及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根源是寺院，并加紧对噶丹达杰岭寺僧的严密控制，1996年春甚至以散布达赖喇嘛言论为借口逮捕了寺僧洛珠，但由于一直没有查出发起反抗运动的组织或人员，所以，中国政府对那曲索县的藏人一直是敌视戒备的。
另据消息，为了防止被认为是西藏民族主义根源的藏语文在索县也遭到敌视性的禁止，从1986年起，索县中学一直用藏文讲授物理、数学和历史等课程，但从1996年起，除了每周单独设有几节藏语文课程外，其它课程全部改用中文授课。此後，27岁的强巴宗珠老师和学生们多次向县教育局要求改用藏语授课，但县教育局始终没有同意。最後，强巴宗珠老师根据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要求，想在课余时间用藏语授课亦遭到干涉而未能如愿。
目前强巴宗珠老师因不满而已离校。
中共开发西部 藏人担忧移民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中国南方和东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建设，要把这些地区建成中国的经济特区。
如今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的十年里将西部列为主要开发区，目前所谓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国南方和东方相比相差甚远，但由于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中国政府为求进一步的发展而需要尽快开发那些矿产，因此，中共计划将这些地区建设成为中国主要的能源基地和工业原材料基地。
所谓的中国西部地区指的是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其中包括西藏安多的大部分地区和康区的部分地区。
对于中共的所谓西部开发，许多藏人担心这是进一步向西藏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担心这所谓的开发是中国当局巧立名目，剥夺他们生存空间的把戏，因为以往中国在西藏地区的所谓开发，都是伴随著大规模的移民和对当地生存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例如，柴达木盆地的开发，藏人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土地被抢占，所有的工作机会几乎完全被移民占据，所有的利益完全由中国中央获得，对地方财政和百姓就业等方面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其他类似森林砍伐企业也有十几万就业机会，当地藏人除了获得森林看护员等而外，其他的就业机会也完全被中国移民所占据。
中共又认了一个转世灵童
据西藏安全部研究中心提供的消息：2000年元旦日，中国政府在拉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认定一位孩童为热振六世，据称：由拉萨市热振转世寻访领导小组、（由活佛高僧组成的）顾问小组以及热振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所组成的热振转世寻访小组，根据北京和自治区制定的有关章程，从来自8个县、31个村的740名儿童中选出了上述的所谓转世灵童。据本报记者采访近期逃抵达然萨拉藏人得知，一般西藏人对此漠不关心，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他们表示对中共任命喇嘛已经习以为常了，反正那不是我们的喇嘛，与我们没有什麽关系。
美西藏特别专员访达然萨拉
美助理国务卿兼美国政府西藏特别专员塔夫特女士一行于一月十日抵达然萨拉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西藏政府驻华盛顿特别代表加日·罗智坚参专程陪同。
在这次访问期间，塔夫特女士参观访问了西藏政府各部门、各学校、西藏文献图书馆等文化中心，在访问西藏难民接待中心和索噶成人学校时，特别就有关问题做了详细了解。
12日塔夫特女士发表声明指出；我是美国政府西藏问题特别专员。我们做了每年援助西藏难民二百万美元的计划。所以我和工作人员一起来跟计划实施负责人会面。并对他们的计划进行调查，同时还要了解难民们对援助方面是否有新的要求。
当记者问道对十七世噶玛巴有什麽看法时，她说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惊奇和幸运的。但是我的此行计划是几个月前就已经做好了的，我以前总是做访问达然萨拉的计划，我是作为国务卿助理来访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哲同才仁确杰发表声明称：塔夫特女士本来计划于去年10月访问达然萨拉，但因其他原因而延至今日。她这次来访的目的是代表美国政府对援助西藏的项目进行调查。
私立孤儿院被查封
1999年8月底，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城嘉措堆的一所叫嘉措家庭学校的私立孤儿院突然遭到中共当局的封查，孤儿院长夫妇和三名工作人员被 捕。
据了解，这所1996年5月开设的孤儿院有40多名大多来自西藏边远地区的孤儿。孤儿院院长是帮日确智仁波切，他的妻子尼玛曲珍则协助他。
据说中共安全部们从确智仁波切住处搜出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东西。目前确智仁波切因遭酷刑而身受重创，妻子和其他三人亦仍在关押中。
嘉措家校除了每天的早晚祈祷，课程包括汉语、藏语、英语和数学等。孤儿们的日常开支由确智仁波切负责筹措，加上一些藏人们援助，有时也有部分来自西方社会的资助。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确智仁波切被捕和孤儿院被查封三个月後的去年十一月，西藏电视台还在宣称嘉措孤儿院为孤儿教育等，甚至声称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能有这样的孤儿院。
西藏政府设选举章程修改小组
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南杰多杰1月6日透露：根据议会决议，中央选举委员会于12月20日组织了由八人组成的选举章程修改（起草）小组，并著手工作。
小组组长为西藏议会副议长图旦龙仁，成员包括议员洛桑念珠、西藏政府副秘书长以上的公务员洛桑克珠、降边确桑、达布·索南诺布、洛桑次成、扎西嘉措、多杰次仁等人组成。
对这次选举章程修改（起草）的立场，南杰多杰介绍说：选举委员会希望通过修改或重新起草使过去有关选举的章程更加明晰化，规范化。小组的修改或重新起草结合以往的经验，主要遵循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有关讲话指示以及西藏议会为此专门分组讨论的有关记录，还有我们一年多来的有关计划等。
由于涉及未来的议会道路和有关章程，事关重大，西藏议会必须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要名副其实地能够代表人民，因此，其选举程序和章程等就一定要慎而又慎，周密而详细，需要总结过去四十年来累积的经验教训，加上我们的社会民主政治意识和文化程度、人口素质等都有长足进步，我们也收集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意见，有各方面的内容，还有宪法的有关条款和长远的角度等都要考虑，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但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圆满达成愿望。
去年九月召开的第十二届议会第八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发表讲话，要求在选举新一届（十三届）议会时，要总结经验，尽可能完善选举制度，使选举结果最大可能地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为此西藏议会通过了修改选举章程的决议。
安乐央的狱中诗集出版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赞助下，表现西藏前政治犯拉德·安乐央先生在中共狱中五年生涯的诗集《城》于1999年12月29日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举行首发仪式。
诗集《城》收录了126首作品，其中100多首作品是安乐央先生在监狱关押期间写的，由于政治犯不许带笔和纸张，因此这些诗大都是写在香烟纸上并托付一些中国籍犯人保存而保存下来的。
中共特色的信仰自由
据最近到达然萨拉的流亡者透露；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正式实施对康区甘孜色达地区（现划并四川）拉绒五明佛学院的僧尼人数限制。
据了解，佛学院位于色达草原，虽然交通不便，地方偏僻，环境艰苦，但由于色达堪布金美朋措佛学知识渊博，专心修行，因此吸引了无数信徒千里迢迢前来投师学经修行，其中包括大量中国大陆和港台信徒，目前在五明佛学院学经修行的有四千余名僧人和三千余名尼姑，总数超过七千余人。
面对如此多信徒的集中，虽然地处极为偏僻，但中国政府仍感到不安，目前中国政府强制要求五明佛学院的学僧人数不得超过一千名，尼姑人数不得超过四百名。
在此之前，中共当局虽然多次宣称寺僧人数不得超过规定的名额，但由于五明佛学院地处极为偏僻，交通不便而并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但这次，中共当局威胁说如果三年内不能设法使五千余名超额僧尼自动离开佛学院，则中共四川省政府将命令地方有关单位采取强制措施，将多余的僧尼赶出寺院。
在传达命令时，当局还教训说一生沉溺于颂读经书是没有任何利益的。
一些西藏政治犯被加刑
1998年，拉萨扎益监狱发生政治犯抗议事件后（见本报总第19期的有关报道），除已报道的几名政治犯死亡，九八年九月政治犯拉桑、罗布彭措、巴桑旺堆、米玛、格桑彭措等六人被宣布加刑三至四年。另据消息，由于1998年扎益监狱的抗议事件，墨竹贡嘎人噶丹寺僧洛桑旺堆（27岁）和同乡僧人克珠在狱中因酷刑而丧生，另有一位那曲康玛寺的22岁僧人被逼自杀。
对于1998年5月1日发生在西藏扎什监狱中的反抗事件和中共对此的血腥镇压以及造成至少六名以上政治犯丧生的事件，中国政府一直是讳莫如深。
简讯
据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发布的消息：2000年，世上最年幼的政治犯十一世班禅丹增格登将满十一周岁，在班禅生日当天，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三藩市等城市组织由东突厥斯坦人、蒙古人和中国人所组成的长途和平游行。
1960年3月2日，达赖喇嘛首先在流亡社会创办了麦索日西藏学校，其後成立西藏教育部，又创办了大吉岭西藏学校和西姆拉西藏学校。由于西藏儿童不断增多，1961年5月新建达然萨拉西藏儿童村，由达赖喇嘛的姐姐才仁卓玛管理（1964年达赖喇嘛的姐姐去世，由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宗卓玛接管至今）。
1961年5月，达赖喇嘛与印度第一总理尼赫鲁进行会面，讨论有关西藏流亡社区的情况，其中特别就西藏儿童的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谈讨 。总理称：即使在每一所印度学校安置一名西藏的孩童，西藏儿童没有印度学校多，这样做虽然没有什麽困难，但按照达赖喇嘛的期望，如果不另外设立西藏学校的话，西藏的宗教、文化将无法传承和发展。因此答应了另设西藏学校的要求。此後，西藏流亡社会在建立学校方面一直得到印度政府的帮助，首先是在德里成立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管理麦索日、西姆拉、大吉岭等西藏学校。
由于学生的增多，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于1964年5月又创办了达拉贺色西藏学校，1964年11月创办了麻登达、噶伦堡、班迦玛日西藏学校。
上述这些学校是西藏流亡社区设立最早的学校。其中除了班迦日和麻登达学校後来关闭而外，其他学校由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和西藏政府教育部的共同管理下一直在正常运转。
印度南部的西藏社区建立後，为方便那里的学生，由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和文化部以及一些国外援助机构的关怀下，先後在每个社区建立学校。
1960年创办的达然萨拉儿童村如今发展到近一万名学生，分别在十五所下属学校中学习。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三十多所学校里有一万三千多名学生。另有西藏教育部单设的十六所学校和其他部门设立的学校中就读学生达五千余人，麦索日西藏儿童村所属两所学校有五千余名学生，加上一些流亡藏人的私立学校的在校生八百余人，在上述八十余所学校中就读的在校西藏儿童总数近三万人。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进入印度高等学府毕业後，在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或在教师、医生、会计、政务、法律研究等各行业为社会服务。
另外，西藏教育部至今已经安排一千多人去国外高校学习。为了确实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西藏传统文化，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志愿可以进入印度各高等院校和西藏瓦日纳斯综合学院，也有一些为了学习宗教知识而前往各宗教学校中心接受学习者。
上述学校中有的是达赖喇嘛所创建，有的是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创办，有的是由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创办，有的是民间创办後移交给西藏政府教育部和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管理。
现有创办桑布扎学校管理协会，我们对它抱著更高的期望，希望为未来的西藏做出伟大的贡献。
西藏与中国之间的高速公路
《自由西藏周报》根据网络消息报道：中国政府计划修建从西藏安多通往中国的高速公路，这条计划从西宁至甘肃兰州市之间的高速公路预计长达271公里，平均海拔为两千米，计划投资四十五亿人民币，完工後从西宁到兰州的车程将从原来的四个小时缩短为两个小时。目前，据说西宁至平安段已经开始前期工程。
另据中共西藏电台报道：中国政府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将投资100亿人民币以改善或发展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交通状况，从而推进西部开发与交通发展的步伐。
西藏是条件最差和发展最慢的地区
西藏是条件最差和发展最慢的地区《西藏时报》报导：近期召开的全自治区经济协商工作会议结束时，自治区书记陈奎元讲话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阶段政策目标已实现。现在要向第三阶段的政策目标前进。他承认西藏是条件最差，发展最慢的地区。
横遭掠夺的西藏牧民
据美国之音一月初报道：西藏西部阿里的牧民目前面临三大困难，即牧业发展受限制，牧民温饱得不到解决以及青少年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等。据一些到印度朝圣的阿里藏人介绍，目前牧民的生活水平不如四十年前，以前富裕牧民家中拥有四、五百头牛或两、三千只羊，一般牧民家也会有四、五十头牛或二、三百只羊，当时没有听说过草原养不活牲畜的说法，牧民生活遇到困难更是极为罕见。但是近十余年里，中共以草原超载为由，只许牧民每人拥有五十头牲畜，因而无法满足牧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除了拥有的牛羊按头数每年征税，牧民日常的畜产品如奶酪、羊毛、牛羊皮、绒和牛尾等，中共也要每一样都征税，每年规定缴售的畜产品完全是以缴售为名的掠夺，当局给多少就算多少，不允许拿到市场上按市场价出售。其他超出中共允许拥有之数的牛羊在屠宰或出售时，也要按头数征收好几种名目的税费，从1996年年底到1998年初开始，中共所谓的土地使用税改为按拥有牲畜头数计算，一只羊按五角人民币的税率征税，一头牛按六只羊计，一匹马计十八只羊计算。仅此改变就使牧民负担增加许多。
另据报道，牧民的孩子很难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在阿里地区仲巴县的牧区至今没有一所正规的学校。目前仅有的那些所谓的学校，不仅没有值得一提的教学设备，学生没有课本、本子也是家常便饭，即使这样，前来上学的学生每人每年还必须要给学校交两只羊作为学费，这两只羊还要由学生自己饲养。由于学校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学生的身体状况极差。
冬季严打
《西藏时报》报导：12月16日山南地区公安处和乃东县公安局在山南地区影剧院召开“冬季严打公开逮捕＂大会。大会宣布冬季严打斗争要更深入、更有力，要对犯罪分子造成威慑，要为澳门回归和迎接新世纪到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大会期间有十一人被捕。
中国当局一直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为借口，推行政治高压政策，一般认为，这次的所谓严打，也是旨在打击不断出现的民族主义活动。
因言贾祸 13名藏人被捕失踪
两位最近到达然萨拉的巴塘朋友向我介绍说；巴塘县的纳交西神山是当地较有名气的神山之一，千百年来当地人一直都虔诚地供奉著它。由于该神山铅锌含量高达30-50％以上，85年以来，巴塘县政府无视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和要求，强制进行开采，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和环境带来极大危害。90年後，该矿开采权先後出卖给四川和云南，现由一家云南矿产公司开采，矿工全是中国人。
1999年九月份，中咱村村民提出应聘用当地老百姓为矿山工人的要求遭拒绝後，村民禁止矿山运矿车辆从村里通过，逐与矿山之间发生争执。
巴塘县委、政府闻讯後，立即派出包括公安干警在内的七部小车前来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由于一直偏祖矿方，中咱村村民提出“如果我们到汉族地方去，汉族人绝不会让我们挖他们的神山和矿产，这里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你们应该回内地去。＂就这麽一句话，巴塘县委和政府认为有“民族独立＂趋向，必须消灭於“萌芽状态＂，立即调来三辆车一百多名武警包围中咱村，并逮捕了以村长旺堆为主的13名藏人
。 13名藏人押往巴塘县城後，在关押期间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毒打。最後以“偷矿＂罪名在巴塘县城游街示众，游街期间，13名藏人脸色苍白，五化大绑，绳子由嘴里套向颈後，两民武警押一个。房顶上和街两面都是阴枪实弹的武警情景，相当吓人。游街示众後，当地人不清楚几名藏人押向何方？有人传六十多岁的旺堆村长被判了无期徒刑，有人又说13名藏人已经关押在新都桥监狱云云。
（安全部西藏研究中心 格桑提供）
印度人为西藏独立举行长途游行活动
《西藏时报》报导：“甘地国际慈爱协会＂创始者马哈西亚达费和会长阿杰井以及秘书长索格翁达森等人准备在12月10日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十周年和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四十一周年之际，组织为期两个月的乘车长途游行宣传活动。游行队伍将分别从印度最北部的克什米尔和最南端的耕亚果玛日出发，在为期两个月的游行当中，将会横穿印度全国，行程一万两千余公里，最後在新德里圣雄甘地墓前会合。据游行组织者介绍说，这次的游行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彰显西藏独立运动以及印度安全问题和宣扬世界和平等，游行期间，将会散发大量有关西藏历史资料和西藏独立的材料。
问：您认为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朱熔基对西藏问题是怎麽看的？
答：目前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朱熔基和李鹏在没有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前，对西藏问题不甚了了，因为以前他们都是在工业或机械领域工作，在他们的人生中基本上没有与西藏发生过直接的联系。他们似乎和中国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干部一样，除了完全信服中共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有关西藏的宣传而外，似乎并没有根据他们本人的工作经历、经验或学识对西藏问题进行研究或积累经验。他们是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後才不得不面对西藏问题。
目前的江泽民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李鹏原任总理，现任人大委员长；朱熔基现任总理，原为副总理，他们进入高层後已经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了全面接触，所以现在说他们不了解西藏问题是不对的。但是，当他们接触西藏问题时，中国内部已经不同以往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整个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世界范围而言是前苏联十几个联邦的解体、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瓦解，共产主义统治的结束等。这些变化对中共领导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影响。他们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原来唯独能够抗卫美国的前苏联解体，如今俄罗斯经济等各方面处于困境中，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等，还有俄罗斯联邦中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乃至发生战争等这些纷扰等等都对中国领导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在中国内部产生的影响如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冲突以及西藏人的民族意识增强、多次发生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等等，使中共认为以前的松放政策结果与他们的愿望适得其反，藏人不仅不热爱中国共产党，反而使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因而使当局对以往的宽松政策产生怀疑，因而出现了现今对西藏在政治上严密监控和镇压，同时在经济方面则稍予放松的趋势。
这个措施也在中国内部实施而且成效显著，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六四运动等发生很多事件後。中国政府的国内政策总的趋势也是对政治方面严格控制，对民主运动等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同时在另一方面则宣传致富，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以及国际贸易等，使经济形势稍趋好转後，中国国内有关民主运动的声音就变得衰弱，绝大部分人热衷于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从而确实使中国国内的自由、民主斗争和追求人权的力量遭到削弱，很明显地他们的目的已达到了。因此中共也开始对西藏推行同样的政策。
问：邓小平于1979年开始提出为了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可以返回西藏以及要为此进行谈判等。虽然二十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从达赖喇嘛的讲话或噶厦的政治新闻材料仍然解释说，中共领导层中有保守派与开放派，目前是在保守派的主导下不愿为解决西藏问题而进行谈判，在西藏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您觉得这种说法恰当吗？
答：对西藏问题，在中共领导层中是出现过持开明态度的人，例如胡耀邦就是，胡耀邦承认以往确实有严重的错误和过失，後来又强烈建议在政策等各个方面采取宽容的措施。胡耀邦下台後是赵紫阳。赵紫阳时期中共领导中也有思想较开放者如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福等人，他们多多少少都是些能够对西藏问题进行适当考虑者，这样的官员是有一些，但是在胡耀邦时期，虽然他个人思想开明，但那时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政权内部，大部分能够真正贯彻个人思想或观点者、主要是邓小平，他们当时对西藏问题并不很开明。因此胡耀邦个人对西藏问题哪怕是在开明也无法在当时的中国推行，特别是当时最後的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中，所以胡耀邦很难实现自己的愿望。後来胡耀邦下台时其最大的罪名就是在西藏实行贵族主义政策，没能采取强硬政策等。
目前的中国领导阶层中，也许可能在是否统一或在经济开放程度等方面有不同的观点派别，但对西藏问题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所谓保守派与开放派之争。目前的中共官员似乎大多数倾向于强硬路线。
问：如此则西藏流亡政府至今仍坚持以中庸之道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而中共并没有类似的诚意，如此是否意味著我们的政治路线并不适当？
答：目前达赖喇嘛对于解决西藏问题是基于藏中双方理性考虑，并在互利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对此我并没有看出有什麽不适当，西藏问题是极为紧张、复杂的，要妥善解决，最终必须要通过与中国政府对话来解决，其他都是非常困难的。经过谈判，在双方互利、互让基础上寻求解决，这没有什麽不当之处。
但是如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现今的中国政府身上，我认为是很困难的。回顾近十年中国国内形势，一个新情况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西藏问题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并不大。
问：今年中国总理朱熔基访美，从他离开中国开始，凡涉及科索沃问题的言论以及在加拿大回答记者提问时，都强调西藏问题不同于科索沃问题，如此凡涉及科索沃的言论都不得不提及西藏问题，这表明什麽？
答：这很明显，他不得不如此表态，当西藏问题处于紧张状态之时，他们当然无法视而不见或置之不理，他们非常明确地知道这一点。特别是前苏联因民族独立运动而解体等，他们从中吸取了很多的教训。他们意识到中国内部如西藏的独立运动等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如果坐视问题越来越严重，则最後可能会在中国国内蔓延而造成很大的问题，因此，他们很清楚不能轻视西藏问题。
问：如上所述，中国国内在经济上宽松开放，政治民主运动则在近几年遭到削弱。那麽在西藏，以经济方面中共以农村市场经济为名，在农村也开始发展煤气灶、电话、电视等设施，似乎是在期望通过改善和发展农村从而防止农村的分裂活动蔓延。文化大革命等20年对西藏虽然是纯粹进行破坏的时期，但以後却听说有所谓奋斗二十年的成果毁于一日的说法。以现状分析，您认为西藏人民的传统习俗或民族思维意识等诸方面是否有削弱消失的可能？
答：目前中共虽然在西藏推行这种政策，但这个政策能否推行到底还很难说。一般而言，西藏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拥有自己独特历史、语言、文化的古老民族，不是一个由于个别人的富裕而就会削弱消亡的民族，如你所说，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等遭受过空前的浩劫，但现在不是又开始重新站立起来吗？再看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如前苏联统治下的一些民族几近销声匿迹达七十多年，最後这些民族不是又起来争取独立吗！因此，西藏民族也不是轻易就可以被消灭的。也因此，中共推行的这些政策要想取得预期结果也是很困难的。
我有一点感到不解的是，这些政策无疑将会对西藏带来很大危害，特别是年轻人只想发财享乐，对自己的民族权利、民族意识和感情、民族文化等可能会渐渐的不太关注，这种危险确实存在。但有时中共也打一些错误算盘，如中共宣称的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发展民族教育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实施的，如此，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如真的得到发展，则随之将会提高这个民族的素质，如果象以前那样什麽都不懂地处于愚昧状态，则不会有太大的希望。如果事实上民族文化素质和教育得到发展，虽然民族传统等方面会遭到一些削弱，但其民族意识将必定会得到加强，我想未来这对中国将会是很大的麻烦。一方面由于面临棘手问题而不能不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则又会存在或出现许多的问题，因此，他们很难轻易解决这个问题。
问：最近传闻胡锦涛将是江泽民的接班人，你认为中国各民族和西藏民族对这个江泽民未来的接班人能寄予什麽期望吗？
答：很难说，胡锦涛曾经有几年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多少了解一些西藏的情况，但他真正的想法或观点我们还是不甚清楚。从胡锦涛个人方面而言，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他在什麽事情上表现了果敢与魄力，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并没有发现出任何由他自己决断的事，之所以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并不是由于他解决了什麽复杂的问题或取得突出的成绩，而是由于他善于奉承，对上级说好话，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路线，能服从组织，在党内出现矛盾时能够采取非常稳健的立场，除此而外，眼下还看不出他具有那种可以在紧急、复杂的情况下推展强有力政策的果敢与魄力。
如果中国领导阶层让胡锦涛接任江泽民的职务，这些目前已多少掌握了高层权利资源的人，大都在40至60岁左右，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後的五、六十年代从高等学校毕业的一代人，目前已经爬上高位的这一代人除了紧跟党中央而外，基本缺乏在复杂的局面中闯出新路，改变大局的大智大勇。因此，在他们领导下，我认为西藏问题很难有什麽大的突破。由此看来，我认为由他们领导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很小，但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著巨大变化，当社会内部发生变化时，由于人民和社会的推动，由他们领导而发生变化也不是不可能。
注： 全文译自《西藏时报》 1999年 12月 31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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