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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 藏 通 讯》

《 西 藏 通 讯》

第 23 期 (1999、 9 · 10 )


因绝望而铤而走险的西藏人
─── 一名藏人在布达拉宫前撕毁中国国旗并欲引爆炸弹

  本报综合报道:从8月18日开始为期十天的所谓“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在暗探遍布,戒备森严中正在拉萨进行之际,一些西藏人仍 然不理会中国当局再三的严厉警告,奋不顾身的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据了解,在运动会期间,至少有三名藏人──其中两名僧人由于公开地进行抗争而被中共逮捕。
  8月20日的早晨11时左右,运动会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安排的一场民族歌舞表演会,当演出正在进行时,一名十五岁左右的僧人出来高喊“西藏独立",在四周警戒的中国军警立刻扑过来围殴後押走。据了解,这位僧人法名叫丹增旺德,是拉萨附近堆隆德庆县达扎寺的寺僧。
   8月25日,运动会的一个项目正在拉萨一公园进行之时,一位僧人突然站起来喊“西藏独立!",立即被警察围上後被捕带走,目前尚未确定这个僧人的身份和下落等 具体情况。
   8月26日,根据“运动会"的议程,这一天的安排是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民族贸易展览会,但由于从早晨开始即不断降下大雨而使贸易展览 会未能举行,大约上午11点40分左右时,一名40岁左右、披著雨衣的男性走出一辆公车,走到布达拉宫广场中央,动手降下中国国旗并将其撕毁,然後将绑在身上的在铁罐中装满炸药的自制炸弹点燃後,继续准备升起西藏国旗,这时为避雨而擅离岗位的中国军警已经冲上来将其压倒,由于当时的倾盆大雨将炸药和导火索浸湿,使炸弹未能起爆,当中国军警在雨中围殴这个藏人时,他仍不断高呼“达赖喇嘛万岁"“自由西藏万岁"等口号。据说这个人是拉萨市的居民。


中共继续扼杀藏文生存空间
   据一位来自西藏的教师指出;以前青海海西州民族师范学校设有藏、蒙、中三种课程,在校藏蒙学生大多数来自天峻、都兰、乌兰、格尔木等地的农牧民子女,他们毕业後 90%回到乡以下的基层学校担任启蒙老师,进行基础教育。
  从98年开始,中共停止为该校西藏学生分配工作,并说藏文无使用价值而取消该校西藏学生的招生名额,该名额被用来开设中文电脑等课程。目前海西州西藏学生唯一的升学机会是每年从青海司法学校分配的两个名额,因此,许多学生初中毕业後,因得不到升学的机会而回乡务农。
  另据97年西藏出版的《现在 论西藏社会》中指出:目前西藏社会由于使用藏语文的空间日益缩小,因此西藏各学校中的藏文地位日益下降乃至没有地位,如西藏嘉绒(现划并四川之阿霸州所属的马尔康、黑水、大小金川等地方)虽有许多小学,但没有一个以藏文授课的,对农村藏人扫盲时也使用中文。正如史达林所说;“一个民族能否在历史上长期生存下去,主要看这个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利用。反之,如果想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消灭它的语言文字"。目前在西藏实行的正是消灭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


中共加紧移民区控制,都兰已有十三人被捕
  近期自西藏安多天峻地区流亡印度的藏人旦正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今年6月开始,中共在都兰地区采取严厉控制措施,武警部队由原 来的300人增加到600多人。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十三名藏人被捕,其中多数是商人,此外还严禁当地人与国外旅游者或外人接触,并开始把非本地人赶出都兰。


西藏又有3名政治犯去世
    本报综合报道:今年以来,西藏至少已经有3名政治犯由于中国军警的严刑拷打而去世。据不完全统计,从1987年9月到今年1月为止,至少有32名西藏政治犯死在中国军警的严刑拷打下 。
    今年被拷打折磨致死的是甘丹寺僧阿旺金巴(见本刊第22期的有关报道)和距拉萨以北 25公里处的萨迦派寺院那林芝寺僧列谢措朗 和诺布。
    勒夏措兰木因不愿参加年初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被捕後,在古查监狱拘留几天後获释,不久( 4月 12日)去世。
    诺布于今年年初圆寂,从95年2月25日到96年2月在古查监狱服刑期间,中共军警一直不顾他的身体状况而残酷殴打,致使腰部严重受伤而致残。
   1995年中共在那林芝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从该寺逮捕了34名僧人,另有64名僧人被赶出寺院。其中诺布的老师索南顿珠为一名由于佩戴西藏国旗图案而被捕的僧侣 送被褥时被捕,被判处12年徒刑。和诺布一起被捕的34名僧人中,目前至少有8人仍关在监狱中。


西藏人反抗不断又有15人被捕
    6月16日,中共安全部门以“进行政治活动"为由逮捕了哲蚌寺僧江白仁增、江白吾色和另外一个僧人。江白仁增今年34岁,堆龙德庆县东噶镇二村人,他被捕後遭到残酷毒打,目前关押在古查监狱,生命垂危。
    8月30日的晚上,中共军警又逮捕了拉萨市城关区的一位西藏工人,据信是由于政治原因,目前下落不明。
    7月30日,划并四川的西藏康区甘孜寺僧人由于在寺院围墙上张贴有关西藏自由的标语,中共军警至少已逮捕了十一名寺僧。


格德寺院自办藏医门诊
   位于达然萨拉的格德寺藏医门诊部于8月27日正式开业。该寺开办藏医诊所的初衷是该寺二百多僧人大多是最近自西藏流亡印度的,因气候和心理原因疾病较多, 为方便他们和 附近藏人 就诊以及为 培养更多的藏医医务人员等。


西藏议会召开第十二届八次会议
    西藏第十二届议会第八次会议于9月21至30日在达然萨拉召开,达赖喇嘛致函议会就第十三届议会的选举问题指出:“我一直致力于使藏人 实现真正有效且合格的政治民主化…从十一届议会开始增加议员数目,制定流亡藏人章程等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但至今仍未能形成由多党制议会掌控政府以及执政与反对党相互制衡的局面,根据当前的处境,在近期内实现的希望仍渺小。以目前的选举制度,要充分表现民意和使民间有学识能力的杰出人士脱颖而出仍然困难。虽有一些以个人立场参选的,但因流亡藏人大面积分散居住,相互交流困难,使人民被一些投机者欺骗的现象难于避免,因此许多关注西藏民主进程的人士对目前的选举制度表示不满,许多团体和组织也珍重地提了出来,西藏政府的巩固和能否有效的行使职权维系于能否选出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代表,因此,如何使候选人的产生更能符合民意、合理现实是我们现在就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达赖喇嘛的致函在议会引起热烈的讨论。
  此外,由于内阁宗教部长辞职,这次的议会还补选了一位内阁成员,参加投票的有38名议员,共有西藏青年会会长、妇女会会长、四位现任西藏政府部门秘书长和议员等九名候选人,其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丹巴才仁先生以22票的最高票当选。新当选的内阁部长丹巴才仁先生1950年出生在西藏江孜县,1959年通过不丹流亡印度,1960年开始先後在麦索日学校、噶伦堡洪司学校以及玛德拉斯大学读书,1973年毕业後担任青年会麦索尔支部秘书长,1974年7月进入西藏流亡政府新闻部任一般干部,1981年担任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任秘书长助理,1985年调入内政部,1987年任内政部驻柏洛代表,1991年10月任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至今。


西藏发现新的金矿
   据北京新华社9月13日报道,武警色钠总队第三所一直在西藏勘探,最近在西藏北部那曲的两个地方发现了新的金矿,这两个矿区的黄金产量,按市场价格计算超出三亿人民币。


嘉益彭措判刑6年保外就医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9月3日消息:西藏安多仁蒙(现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属)嘉益村的藏人教师嘉益·彭措于1998年8月被 中共青海省安全部门被捕後一直下落不明。近据可靠消息来源证实:嘉益·彭措已于今年7月被所谓海南州人民法院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由于嘉益·彭措在此期间遭受中共安全部门非人道的残酷折磨而体弱缠病,因此判刑不久中共不得不让他保外就医。
   嘉益·彭措于1931年出身在西藏安多的一个牧民家庭,从小就进入德查寺修习佛教与西藏文化。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後,他曾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迫进行“劳动改造"。
    1980年为了保存和弘扬西藏民族传统的文化和让家乡的孩子们接受现代教育,他通过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捐助在家乡建立了一所希望学校,学校开设藏、英、中三种文字的课程,目前该校有七个教师和150余名在校学生。
    1992年3月嘉益·彭措曾到印度朝圣。6月返回家乡後他就成了县公安人员的监视对象。一直到1998年8月终于被秘密逮捕,当时,青海省的 安全人员在他家中进行搜查时,发现他藏有达赖喇嘛的语录等书籍,当天他就被一辆汽车送进在西宁的某监狱中进行秘密审讯。他的亲人焦急万分地向安全部们询问他的情况时,安全人员竟否认他被捕关在监狱。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获悉他被捕的消息後,立即向联合国人权调查小组报告并呼吁采取相关措施,同时召开记者招待会。
    根据最近来自西藏的可靠消息,嘉益·彭措在秘密拘押期间,由于狱中没有被褥,在加上不断轮番受到审讯甚至连续八个审问昼夜而一直不让他坐下来,因而体内的血液循环受阻而使其双腿肿胀不能走路,加上严刑拷打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上中共当局拒绝为其进行任何的治疗,继续轮番进行审讯,因此,当中共所谓的青海省海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已过69岁的嘉益·彭措于1999年7月以“破坏国家安全罪"判处6年有期徒刑後,鉴于他年迈体弱,加上倍受摧残而不得不允许其保外就医。目前在海南州国家安全科的监视下,他住在恰不恰镇人民医院进行治疗,活动范围只限于西宁、恰不恰、嘉益村而不能到其它地方。


美国一议员到达兰萨拉访问
  9月1日,美国议员玛特·萨蒙(MATT SALMON)前来达兰萨拉访问,他先後参观了西藏政府、西藏议会以及西藏文化中心、西藏儿童村等各个学校和文化中心等;9月2日,他还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参加了西藏实行民主 39周年的纪念集会,并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了会晤。
   美国议员玛特·萨蒙先生在前来达然萨拉之前曾亲自前往西藏参观调查,在了解西藏的情况以後这次又专程前来达兰萨拉了解流亡藏人的情况。
   9月2日,他在与达赖喇嘛的会晤结束後召开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会上他指出:“达赖喇嘛是主张放弃对西藏独立的追求,而寻求在西藏实行真正的高度自治或象香港一样以“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西藏问题。今年11月我准备再次前往北京,届时我将会向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转达达赖喇嘛的意思,并呼吁北京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而早日与达赖喇嘛举行和平谈判"。他认为现在中国政府的两大愿望是参加世界贸易经济组织和解决台湾问题。中国能否参加世贸组织取决于美国施加压力的程度;如能解决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也就能获得解决了,他说,我们会呼吁将中藏问题列入议程。


为100名西藏僧尼免费治疗
  8月27日,据西藏西医院秘书长达瓦彭吉介绍:距达兰萨拉170多公里的孜兰达市贝斯(Beas)医院,宣布为100名西藏僧尼提供免费医疗。
  从今年9月5日开始,这个医院将建成亚洲最大的眼科基地。贝斯医院是一个无派别宗教组织创立的。这个团体的宗旨是通过医疗等方式为社会服务,医院还为周围25公里以内的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美国李察·基尔基金会的计划项目之一就是为流亡藏人僧尼提供医疗帮助,因此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李察·基尔先生与该会联系後,由西藏西医医院负责人和该医院达成上述协定。
   西藏西医院表示,他们将介绍重病患者和经济困难的僧尼病人前往该医院接受治疗。


令人窒息的社会
   流亡印度的西藏安多道帏人丹真贡保说:“我们家乡从1997年开始连续几年旱灾,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目前该村的80%户家庭已处于极为窘迫的状态,许多家庭不得不流浪异乡讨生活,在过去的两年里,道帏村 40多户人家中已有 12户人家漫无目标地外出流浪"。
  丹真贡保悲观地说:“除了贫穷,疾病也对他们缠著不放,在循化县人民医院,经济条件和种族成为医生接受和治疗时认真与否的重要指标,由于藏人普遍贫穷,一旦得病只有便感到走投无路,以我自己来说今年21岁,因父母离异我从小和父亲、小弟一起生活。我13岁时,父亲得重病在“人民医院"住了一年,前後化了两万元人民币,但最後还是因为再也没有钱继续治疗而去逝。过了四年,小弟又得了肺炎,又得送到“人民医院",那时我们兄弟俩只有200元,100元作住院押金,100元用于其它费用,不过几天钱全部用光了。没有钱医院是不管病情严重与否都要赶出来的,不过几天,小弟因肺炎而死了。从此,这个世界上我就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最後说我多麽希望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不受歧视,得到平等的权利,这样我的父亲和弟弟就不会死掉。他说,我 现在一直感到是中国政府对藏人的区别对待害死了我的父亲和弟弟的。


中共增派军队进驻三大寺
   8月19日,拉萨正在进行“少数民族全运会",当晚,拉萨色拉寺大经堂前竖起了一面西藏国旗,并张贴著大量有关西藏自由的标语,中共 常住色拉寺的工作队和军警极为紧张,虽然进行调查却无任何线索。为防万一,中共加派武警部队增援驻扎在色拉寺内的“工作队",并加强了警戒。同时,也向哲蚌寺和噶丹寺增派了兵力。


里塘发生爆炸事件
    据《西藏时报》9月10日 报道:今年7月26日,康区里塘县城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目前还不知道爆炸是谁造成以及其动机,但当地百姓却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中共严厉压制西藏佛教而引起的不满行为。


能否出家为僧要靠“爱国爱教"测试
    据8月21日至达兰萨拉的一位藏人指出:98年10月,西藏果洛(现划入青海省)的四十多名官员来到拉加寺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爱国主义 教育"运动,他们将拉加寺列为青海省内受“达赖集团"影响最深的一个地区。在此期间,他们主要宣传“法律知识问答一百题",并强制该地区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人都必须人人购买这本书,每本书的定价是人民币9元。同时宣布拉加寺原有的500名僧人中只能允许留下160 名,至于这160名允许留下的僧人要通过“爱国爱教"的测验成绩来决定。
   然而拉加寺的僧人并没有屈服,他们不仅不予理睬中共的恐吓诱惑,而且还在中共果洛州党委书记的座车上贴上了有关西藏独立的标语。工作队离开寺院时,指责寺院的有关人员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使这次的“教育"没能取得好成绩。
   今年6月25日,由果洛州公安系统组成的工作队再次来到拉加寺,准备进一步“深入开展教育"。


禁止招收学生
   据一位来自康区里塘、近期抵达达然萨拉的藏人提供的消息:康区雅江县宏伦地方有600多牧户,他们的孩子因无学习机会,没有几个识字 的人,为此,康区那岭扎大乘寺院的旦增格勒喇嘛从1995年开始多次向中共申请办学,1997年在寺院附近投资新建了一所小学。小学建成後,在没有提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中共当局竟然禁止该校招收学生,致使到目前为止,虽然孩子们盼望上学,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到知识,师资等条件一应俱全,却眼看著 学校的教室空空荡荡而无可奈何。
  另据《西藏时报》9月20日报道:据一位来自山南的教师介绍,在山南吉德秀,一所有三百余藏人孩童的学校,开设有藏文、中文、数学等课程,一直正常开课,但从1998年开始,中国当局削减学生人数,并让男生织地毯,女生织毛衣。
  一般认为,中共在西藏办学,并不是基于开智利民、提高人口素质等原因,其动机更多的是出于将学校变成同化藏人、培养代言人的场所。 因此,藏人自己开办学校,不仅达不到上述目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才会有中共不许招生,以及近几年大量关闭藏文学校等怪事的发生。


纪念西藏民主日
  1999年9月2日,西藏流亡社会迎来了第39个民主节,自从39年前达赖喇嘛领导西藏人民开创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度以来,9月 2日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法定的民主节。
   纪念仪式在达然萨拉大乘法苑举行,西藏内阁首席部长索南多杰在致词中指出: “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发展史,各国的民主制都是无数先驱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西藏人民却不需要经历艰苦奋斗,不仅民主制完全是由我们的领袖达赖喇嘛提出并实施,而且为了真正实现民主和民主制在人民中的普及而做出的努力和成果也是举世公认的。今天,我们在特别感念达赖喇嘛之恩惠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改善民主制以及为将来在西藏推行民主制做好准备是至关重要的。"他强调,目前在西藏的同胞别说享受民主权利,甚至连中共自己法律中规定的权利都不能享受。因此,处于民主进程中流亡藏人一定要珍惜这一权利,并谨慎地选出即将通过选举产生的第十三届议会。
   美议员玛察·萨门在发言中指出,他相信民主制必将在西藏和中国实现,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支持藏人追求信仰自由和维护人权的斗争。
   在纪念仪式中,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还向在卫生行业工作二十五年以上的医务工作人员颁奖了勋章;在达然萨拉的各藏人团体并在仪式上表演了西藏传统文艺节目。


“爱国主义教育"下的噶丹寺
   噶丹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创建的寺院,是格鲁派赤巴(总法台)的驻锡寺。
    1996年5月6日,中共“工作队"第一次到噶丹寺进行严打活动,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目前为止,噶丹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国工作队进驻寺院後立即召集僧众开会,首先宣布禁止悬挂、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僧侣们试图以中共标榜的信仰自由为根据拒绝工作队的指令,工作队索性强制执行,由此与寺僧发生冲突,工作队立即召来大量的军警向拒绝听从的僧人随意开枪,造成两名僧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的严重流血事件,随後中共军警从噶丹寺几百名寺僧中逮捕了63人。
  西藏民主与人权促进中心证实获释不久于1999年5月20日去世的阿旺金巴也是当时被捕的。
  1997年1月,中国政府对被捕的63人中的23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判处十五年徒刑的有:巴卓、波路、强巴丹君。被判处十二年徒刑的 有巴桑才杰、云丹嘉波、克珠、边巴、贡觉伦珠。被判处十年徒刑的有阿泽、扎桑、洛桑旺秀、才仁巴卓。被判处五年徒刑的有金巴达杰、 索南才仁。被判处三年徒刑的有慈成尖参、边巴、拉桑尖参。被判处两年徒刑的有扎曲、嘉措仁青、普布才仁、丹增益西、桑杰、索南丹巴。
   另有益西多杰,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达然萨拉召开“心理与科学"研讨会
   由“国际心理研究会"主持的“心理与科学"研讨会于9月12日至16日在达兰萨拉的罗布林卡文学院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高级官员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环保学者以及相关团体代表等。罗布林卡文学院负责人格桑益西先生在致词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物质文明将进一步得到发展的同时,研究和探讨人类心灵平和发展的途径也是极为重要的。
    达赖喇嘛在致词中表示:“目前在许多地方有许多人谈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有些人问我新世纪将会是什麽样的?我告诉他们,其实新世纪并没有什麽奇特,不过是又一个新的白昼和夜晚,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有所期待或希望非同一般的话,作为众生的我们就应做充分的准备──为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和平、幸福而又团结的世纪而进行充分的准备"。达赖喇嘛还指出:“在二十世纪,人类的许多困难随著科技的进步而得到解决,但与此同时也增生了许多新的难题,为了在新的世纪不再发生这类难题而进行思索和探讨是极为必要的。"
    在为期五天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就如何适度改造世界以及科学与心灵之结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决定为了继续召开类似的研讨会而由罗布林卡文学院负责在新德里机场附近设立分院,为此与会者初步预算该项目的投资约需要 75万美元,与会者将共同负责筹集资金,与会的一位美国商人当场表示他们生产的西藏铜制手镯工艺之全部收入将捐献给这项事业。
   有百余名影视、电脑网络等传媒工作人员在会场进行采访活动,这也是第一次从达兰萨拉直接把每天的会议消息通过网络送往美国和世界各国。


藏人内部冲突,中共推波助澜
   据来自枣格的藏人扎西说;1998年3月,划并四川的枣格县河西乡江察农区藏人和划并甘肃的禄曲县桑茶牧区藏人之间由于草原纠纷而令人 痛心地引发流血冲突,两天的冲突造成三十余人伤亡,对此重大的草山纠纷和冲突,中共当局不仅不予阻止,中共禄曲县委还提供枪支,动员人民,并在“战场"的一边设立战地医疗队。最後还是枣格康赛寺院的方丈出面调停了这次的冲突。


中共官方庇护的妓女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言人9月4日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拉萨有1500个妓院,有一万多妓女,按城市人口比例计算的话,拉萨市现在成了世界上妓女最多的城市,在过去的四、五年中四川省为主的其它地区的妓女,在中共的庇护下来到西藏,有目的地毁灭西藏的佛教、文化、习俗。


为“影响"剥夺贫穷藏人的权利
    今年4、5月间,中共公安人员和武警联合起来在拉萨藏人居住区进行扫荡,拉萨巴郭街和布达拉宫转经道上的藏人乞丐全数被捕,另有一些衣著破烂的 来自康区和安多的朝圣者也被一同逮捕。据说他们被送去修路。
   所以清理,是因为今年拉萨“庆祝节日"时有许多外宾前来参观旅游,如果继续容忍穷人出现在街上,对中共的影响不好等。


流亡藏人不是真正的藏人?
   1999年8月31至9月4日在泰国曼谷召开的非政府妇女代表研讨会上,中国政府派出的十名“非政府代表"成天轮番围随两名西藏代表,叫嚷“流亡藏人不是真正的藏人"“西藏是中国的"等,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不满。
   此外西藏妇女会还参加了8月11-15日在泰国召开的亚洲难民妇女会议和在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召开的妇女大会,介绍西藏妇女的现状并就 保护妇幼权利,尤其是难民妇女所遭受的虐待、孕妇的健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
───一名西藏境内的一个知识分子写的文章

   一、宗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 36条不仅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个人都不许强制人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以及禁止信仰宗教;而且在中国本土也得到实施。
   1989年2月,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在党内的一次报告(内部文件)中说,“在西藏社会,宗教与宗教人士的地位过高,我们一定要妥善处理西藏问题,首先要削弱宗教的影响,降低宗教人士的地位。"从此,西藏的信仰自由权利明目张胆地遭到践踏。1994年,首先宣布禁止党员干部不许信仰宗教以及悬挂达赖喇嘛的相片,禁止党内的信教自由;随後是禁止一般干部信仰宗教;接著逐渐的开始剥夺一般人民的信仰自由,最後甚至连作为宗教中心的寺院也被禁止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严禁悬挂宗教导师达赖喇嘛的照片。从 1995年和 1997年开始在寺院常住“工作队",强力限制僧人进行纯净的宗教活动。由于长期强制宣扬爱国以及反对和谴责达赖喇嘛等,使那些真诚信教的僧人被迫离开寺院返回家中,他们则乘机发放薪水诱迫那些无知的僧人诅骂达赖喇嘛,并从社会上收集一些流浪汉到寺院领薪水冒充僧人驻寺,从而使目前的寺院中经常发生假僧侣和窃贼内外勾结盗窃珍贵文物的现象,一般藏人因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西藏社会对喇嘛僧人的尊敬和信仰。
   1997年11月20日,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主持的一个会议上(除了藏族党员而外,一般的藏族记者全被赶出场外),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消灭西藏的宗教及文化。陈奎元声称;“藏传佛教是分裂主义分子的主要工具,是西藏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更有效地消灭藏传佛教,现阶段消灭宗教的主要途径有三个:一是强制性地消灭佛教。二是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的观点,从而使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然而然地消失。三是大力发展经济和各种文化生活,从而使宗教信仰的思想自然消失。其中第一种曾经在西藏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在吐蕃朗达玛时期,曾采用过这个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在现阶段采用这个措施将会遇到不少困难。第二种方法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短期内很难实现这个目标,但我们要继续坚持贯彻这项措施。第三种方式是丰富城镇文化生活,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努力使人们的思想与宗教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要在城乡地区加快市场经济步伐,使民族主义思潮和宗教意识在无形中自然消失。"
  1998年上半年,开始在西藏干部中推行不许在家中摆设佛龛的政策,不分党员非党员,凡干部家庭一律不许摆放佛像、佛经以及其他宗教标志和供品,规定自该通知发出之日,以後若发现谁家还摆设佛像等,将处于罚款、降职,严重者开除公职等处罚,并为此专门成立一个“调查小组",随时强制闯入干部住宅进行搜查。
   2、3月间,我对拉萨市的五户人家进行了电话采访:甲户人家说;现在已经和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样了,有时他们会进来检查看有没有设佛龛,他们来时我们就把佛像、佛龛藏起来,他们走之後又重新拿出来供奉。如果家里没有佛龛,心里很不舒服。
   乙户人家说;我们把佛龛的所有圣器和其他东西全部存放到一般百姓朋友家里,一般普通人家总比干部家庭要稍微安全一些,我们自己看样子是不敢保存了,如被他们发现是极危险的,现在他们愿意什麽时候来检查就来吧, 我们什麽也没有。
   丙户人家所说的和甲户人家差不多一样。丁户人家则说;现在是不让你安宁地生活了,处处找岔刁难我们,我在争取办理退休手续,离开公职以後应该就没有什麽可讲的了。
   戊户人家表示;他们还没有来搜查,我家其实就我一个人,而且经常不在家住,即使来搜我也只有一些佛像而已,让他们拿去把,信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悟,他们没有办法拿走我的心中的信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19条明确规定,不许强行闯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禁止非法闯入和搜查居民住宅。但是谁也不能阻止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组织的“调查组"随时闯入并强行搜查藏人干部住宅的行为。
   上述严重违反中国宪法有关信教自由规定的行为,在西藏却是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进行著。
二、文化与风俗习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4条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但是在西藏只懂藏语藏文根本不安排工作的,进大学参加考试时,除了藏文之外,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等一律用中文答卷。
  1999年3月,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的一次会议上曾讨论过以後的大学考试藏文只给50分就可以了。不管这个意见以後是否得到执行,它实质上 已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说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平等,则藏文只允许给50分的想法又如何解释?在西藏大学三年停止学习藏文。
  陈奎元还公开说;“思想反动与否,主要看他是否会藏语言文字。"“反动"是个贬义词,是打击对象,因此,青少年听到这句话,自然就没有学习藏语文的兴趣。
  1997年7月11日,党委书记陈奎元在“歌颂香港回归"征文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刊登在7月17日的《西藏日报》上,陈宣称:“(作品中)大量表现 雪山的神奇、康巴汉的萧洒、排成长龙的朝拜者和磕头 顶礼者以及宗教的神秘或雄伟壮丽等等,甚至民间的歌舞等都难于分辨究竟是 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呢还是封建奴隶制的旧西藏"。实际上这些都是当代西藏青年按照自己风俗习惯,心理特征而创造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歌曲,与政治没有任何的联系。
  该报还称;“五、六十年代有许多传遍全国各地的西藏歌曲,如《北京的金山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翻身农奴把歌唱》等等,这些都是汉藏两族共同创造的结晶"等等,赤裸裸地表明了他们不允许藏人唱属于西藏自己的歌曲,而只能唱歌颂共产党的歌曲。事实上上述禁止演唱的那些歌曲都是当代西藏青年知识分子创造的歌曲;而他们允许唱的那些歌曲却都是五十年代由中国人创造後让藏人演唱的。
  1995年前,西藏电视台制定的台标是一只饰有哈达的犁牛头,但当局说有民族主义倾向而强行取消,西藏电视台的英语缩写不许使用TTV, 一定要改为XZTV。在这个小小的问题上西藏人都没有一点点自主的权利,涉及更大问题时西藏人民会有多少权利是可想而知了。这些行为其实都是违反中国宪法的,但在西藏却变成似乎是合法的事情,从而使藏人毫无自由权利可言,并被强制地、情不由衷地去热爱赞美中国人,仇视和糟踏自己的民族和传统文化,这种由中国在西藏实施的比法西斯行径还要恶劣的政策,是凡热爱世界和平,维护人类自由权利的人们都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三、民族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四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保护和促进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
  在胡耀邦时期,曾经执行过这种政策,但由于遭到许多中国人的反对,在胡耀邦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和去世以後,所谓民族平等的政策在西藏也就寿终正寝,代之于制定“西藏属于中国"“中国是西藏的主人"的政策,规定县级以上的党委书记全部由中国人担任,实际上是西藏所有要职和第一把手都要有中国人担任的政策。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国,任何单位机关中掌握实权的是党委书记。比如,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是列确,但在党委他是第四位的,第一位是陈奎元,第二位是郭锦荣(音译),第三位是热地,第四位才是列确。由此也不难看出西藏籍领导人的真实地位。
  当今西藏需要升迁干部时,首先考虑的是中国籍的干部,如果需要升迁西藏籍的干部,首先考虑的是不了解西藏文化以及对西藏民族没有感情的人;如果有谁表现了热爱本民族文化或自己的民族感情,则被指责为有民族主义倾向而予压制打击。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表现出热爱,都会说这个人爱国爱自己的民族而大加赞誉。三、四十年代,与日本人共事合作而出卖中国利益的中国人被称之为汉奸,并诅咒唾骂。到了九十年代,如果一个藏人诅咒自己的民族,亲近中国人,这个藏人就是“爱国人士"且赞誉倍至,平时也是升职调级的优先考虑对象。实际上这些人难道和那些汉奸一样难道不是“藏奸"吗?!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对少数民族而言,中国政府是不折不扣的侵略霸权主义者。
  目前,中国政府赤裸裸地宣扬对欺压同胞、谄媚强权的藏人提薪升职。陈奎元在党外爱国人士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见《西藏日报》1997年 1月12日)时称:“现在换届时期,不管党内党外,年龄限制要按中央文件的规定执行,但是我们绝不把年龄限制作为唯一的条件,我们不 会忘记西藏处于关键时刻与我们同甘共苦的人,那麽什麽是关键时期呢?不必说远,就近几年而言,例如在寻访班禅转世灵童以及在反对达赖分裂主义阴谋时的表现等关键时期,在这些重大的关键时期,与我们党站在一起,与西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对这些人,我们不会仅仅著眼于年龄限制"以及“常说的只要做成好事,前程不必担忧一样,只要你一心一意去做好事,就不必担心个人前途问题,这次换届期间,我们要瞻前顾後,不管党内外的任何人都要看他的全部历史、行为,尤其是看每个人的先进与进步"。从这些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他究竟想什麽或想说什麽,听他的话就前程似锦,因为他是统治者,藏人是被统治者,由此也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国和西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关系的实质。在现实中也是如此贯彻执行的,例如,西藏大学的党委书记球配多杰因连续三年停止教授藏文课程的功劳,这次提升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西藏驻北京办事处的呢马才仁由于在刊物《中国西藏》上前後发表反对达赖喇嘛以及说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前後矛盾的文章之功劳而在这次的换届中获得提升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赏赐。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在西藏一直发生著。
  嫖娼卖淫不仅违反中国法律,而且在中国本土也经常展开扫黄运动,娼妓卖淫业是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在西藏,卖淫嫖娼却是完全公开的,这些妓院(即所谓的酒吧、迷你展等)的老板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幕後老板或保护者主要是中国军警。嫖客主要是西藏自治区高层干部和西藏商人。有时当全国处于扫黄高潮时,西藏也会进行为期几天的“扫黄"运动,中国军警在此之前早已经通知了中国妓女,让她们有组织的成批乘飞机返回成都,然後,中国军警逮捕一些从康区和安多前来朝圣的妇女关押几天,拍成电视做出开展“扫黄"的样子,不过一个月时间,那些中国妓女又相继返回西藏重操旧业。如果没有妓女,在西藏的中国饭店、酒吧就兴隆不起来,因为那些用公款吃喝玩乐的官员是不会进没有妓女供应的酒吧、饭店。因此,这些中国籍妓女不仅养活自己,也养活了中国酒吧、饭店的老板。绝大部分官员都是以公款嫖娼,穿军警服者是不用付钱的。
  以上的内容是根据一位当事藏族警察告诉我的情节写的。
  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97年在以拉萨城为主的整个西藏自治区有六千余名中国籍妓女,到了1999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一万,其中还不包括来自康区和安多地方的中国籍妓女。
  现在中国成都的汉人互相开玩笑说:全国支援西藏,西藏支援四川。事实真是这样,以最低价评估妓女每人每天至少收入一百元,一万个妓女一天的收入就是一百万,一年她们从西藏带出去的就是三亿六千五百万元。因此,只要对中国人有利的,任何违法的事情在西藏照样可以进行,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996、97年两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为了发扬西藏优良清净的社会风气,多次在会议和新闻媒体指出要赶走妓女,这些讲话虽在报纸上多有宣传但始终无法执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有关人士指出,党委书记陈奎元认为:“汉族妓女来到西藏,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为这些妓女也就披上了政治保护衣。
    四、环境保护
   保护环境是当今世界性关注的一件大事,同样中国政府也制定了许多有关保护环境方面的条例、章程并在执行当中,例如,不许随意砍伐树木,违者罚款三百至五百,情节严重的逮捕判刑。在公园折拿一朵小花都要罚款五十元,为防止工厂排放水污染江河而让各个工厂购买先进清污设备以及对一些造成污染的工厂勒令停业,对随意破坏植被和胡乱采掘矿藏等破坏环境者给予法律制裁等,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西藏自治区执行的却是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整个西藏,尤其是康区的森林在被当地林业部们大肆采伐後以低价运销中国,当地群众却没有购销的权利,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向中国运送木材的车辆平均每天至少有两千车次,而更多的木材则投入长江中漂运到中国,这些漂运木材大部分都在途中白白浪费。
  历史上,西藏的寺院有许多的“禁山",在这些“禁山"禁止砍伐森林或挖掘植被,不许杀生,因为藏人传统认为如果不保护这些“禁山",就会使土质变劣(即所谓的地气衰败),冒犯地方神,於是就会发生旱灾、水灾、疾病等灾害。因此,藏人虽然曾经强烈反对砍伐森林,然而中国当局一昧镇压。四十年来西藏人民要求停止砍伐森林的愿望到1998年夏天才有点实现,因为在西藏过量采伐的结果,导致长江爆发洪水,使中国本土的许多省份发生大水灾。
  西藏大部分地区都有许多的金矿,但却不许当地人自己开采,另一方面,采金的中国人成千上万地遍布西藏各地。如那曲地区的一位县长指出:粗略统计,在那曲地区采掘金矿的中国人,每年采掘的金矿价值一亿五千万元以上。在康区青海省的曲玛莱县为主的结古地区,从1992年到1998年间,有六万多名中国采金者在四处挖掘。康区划并四川的木雅然岗、道孚、色达、德格等地,四十年里一直充斥著来自中国的采金者。这些采金者采掘的金矿浅挖辄止,而且不填回沙坑,过去的草原植被被毁,剩下的只有无数沙坑,这些被破坏的植被有些是永久不能恢复,不仅严重的破坏了牧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永久性的损失,而且经常造成牲畜和小孩迭入坑中的事情。
    五、滥杀野生动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有 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而且在中国本土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已逐渐成为规范化和连续性的,在西藏,表面上也宣传要保护野生动物,对滥杀野生动物的要依法严惩等等。但在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各级地方官员、特别是公安军警是滥杀野生动物的罪魁祸首。他们不仅自己大量枪杀野生动物,而且将枪械租给人民,让他们去滥杀野生动物。例如:1985年,德格县武装部的中国人张部长,以每天20元的租金把枪枝租给群众去猎杀野生动物。当时更秋书记也以每天 10元的租金把枪枝租给群众,如果有猎获物,还要将鹿角、麝香献给他们。

中共对西藏问题阴谋政策
   1998年10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以及藏中之间的谈判经过等广为传播之後,中央统战部召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声称是西藏问题研究人员者,让他们编写反击达赖喇嘛的文章,那时非常慎重地让给他们传阅一份注有“绝密文件XXX"的有关中央对西藏问题之观点的 文件,其中有一段江泽民的讲话,他说;“对西藏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这是涉及到西藏主权问题的,绝没有谈判的余地,如果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境内,将会对我们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威胁,我们将无法控制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至少十余年以後达赖喇嘛就会不存在,如此则西藏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再不会有人找我们的麻烦,因此,自始至终我们都要巧妙地阻止达赖喇嘛返回。"亲眼看到这份文件的人,父亲是汉人,母亲是藏人,平时也较同情西藏,他在看见这个文件後思想有所转变,他很不安地说;“政治这个东西真是虚伪的,对外宣传时说除了西藏独立,其他什麽都可以谈。我还信以为真,我平时还想如能这样,这是对中藏双方都有利的政策,事实原来不是这样!江泽民亲口这麽说,如此言行不一,真是令我震惊。"


 
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
──我的统独观

薛伟

   自从进学校以来,我就是一个大中国主义者:我梦想中国有一天能够成为全球顶尖的强国,带领著人类迈向世界大同。随著年龄的增长、岁月的磋砣,特别是在中共劳改营中的岁月,我的大中国迷梦逐渐破灭了。那种岁月线上的挣扎,饥饿、疲劳和无穷的精神折磨,在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麽国家、民族对我是毫无意义的,我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要复仇。那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祖国。
   中共统治者总是教育人民为祖国和民族去献身,要甘当党的螺丝钉,学习雷锋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而五十年的事实揭穿了他们鼓吹的神话:掌权的、得利的、腐化的、堕落的,都是中共中上层掌权者;他们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却要人民默默地为他们作出奉献。我在极度的愤慨和不平中走向觉醒,离开了这个人吃人的祖国。我接受了西方世界中人们所崇尚的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了根本的变化。我崇尚的不再是国家的大一统、政府的威权,而只有人民的福祉,认为,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和判断任何事业是非的标准。
   中国政权最近对台湾当局提出了横蛮无理的四不应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不应以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来拒绝统一。这种陈腐的观点也许对少部分大陆人民还有一点欺骗性,但全世界都看的很清楚,中共主义制度意味著专制和独裁、贫穷和灾难。我们要争的首先就是社会制度。中共为什麽对香港要保证五十年不变?就是因为香港人民不接受共产主义制度。台湾人民为什麽不愿和大陆统一?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不能接受共产主义制度。稍微有一点民主观念的人,都不希望自由的台湾统一在专制主义的中国大陆之下。台湾当局和中共展开政治谈判,开宗明义要谈的就是社会制度,中国永远没有民主统一的可能。而且,最终中共统治者必将会走上穷途末路:不是被迫接受和平演变就是遭遇到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的命运。
   在有人类以来成千上万年以前,地球上也许无所谓统独之争。在从今以后的前百年中,世界一定会走向大同。今天的欧洲共同体,不是正在进行著某种演习吗?我们所争论的统一和独立,都只是人类一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点小小的波浪而已。没有自古以来就属于谁的领土,也没有谁的领土是永远封冻不可改变的。为了人民的福祉,有的人在争取独立;为了人民的福祉,有的人在维护统一,而决定统独的标准,在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自己,只有他们才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
   几年以前,我应西藏流亡政府之请,访问了印度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进行了深刻的交谈。令我深深感动的是,西藏人民为了保存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和文化所付出的悲惨代价。多少藏民甘受骨肉分离的痛苦,爬山越岭,将他们的幼子送到流亡政府手中接受教育,而自己再重回西藏接受煎熬。不少在欧美接受过教育的年轻藏人,抛弃了西方的物质生活来到达兰萨拉服务,过著一百美元月薪的日子。偌大的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崇尚忠孝、仁爱、信义、何等的悲哀。

全文摘自《自由时报》(一九九八年九月五日)。


为“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说不好藏语"担忧

德荣·泽仁顿珠
    在我国伟大祖国的大家庭中,藏族,他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遗产。可是,当时代的步伐迈进知识爆炸。科学文化正日新月异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藏族地区却出现了“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说不好藏语"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在我们藏族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我对我们甘孜藏族自治州过去民族文化水平较高的康定、德格、巴塘、理塘、甘孜、新龙、白玉、石渠、色达九个县的现有藏族干部6044人中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懂藏文的只有991人,占九县藏族干部总数的16.4%。其中康定占3.1%,巴塘占5.3%,理塘占9.9%,甘孜占21.6%,新龙占9.5%,德格占38.7%,白玉占13.2%,石渠占30.7%,色达占15%。对康定一所中学一个班中的25名藏族学生中进行抽样调查:在任何场合均可用藏语对话的只有5人,占全班藏族学生总数的20%在一般场合下可用藏语对话的4人,占16%,只是听得懂,但只会讲一般生活用语的9人,占36%,只听得懂一般生活用语,但不会说的7人,占28%。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民族丰富、优良的语言文字不就要失传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吗?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不值得我们担忧吗?
   出现“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说不好藏语"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急于求成“民族大融合"的错误思想引起了这种现象。
   人类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这就决定了民族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民族存在不仅同阶级、国家相联系,而且同它自身的经济、文化、特点及其表现出来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心理素质等相联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能为各民族的繁荣兴旺和将来走向民族大融合创造条件,并不意味著民族的消亡。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後是国家消亡,而後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时期,不是民族消亡时期。但是我州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优良的民族文化"的规定。不“重视民族语言文字在诉讼、教学、翻译、出版、报刊、广播和电影等方面的利用。"不是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平等权力。不用本民族通用的文字作为自治机关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在语言文字上的自治实际上成了代治。不重视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实际上也是一种民族歧视的表现。
   民族地区如果在语言文字上推行“以汉为主",甚至“全盘汉化"的思想观点来帮助消除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别,力求达到“民族平等",急于促进“民族大融和",不但违背了国家宪法“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规定和“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而且不利于祖国的统一,各民族间的团结。采取这种“民族同化"的政策去帮助藏族发展和繁荣经济文化,所取得的成效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不是吗?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民族自治区域的甘孜州,藏文学校、藏文专业、藏文课程和书刊统统被砍光;成千上万的藏文历史文献被烧毁;具有高深学识的藏族僧俗学者有些被打成“反动喇嘛",“牛鬼蛇神",遭到打击迫害,甚至有些被置于死地;经书被烧毁,神像被砸烂,寺庙被毁掉,强迫群众不准信教等,到头来其效果又是如何呢?藏区的经济文化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倒是摧毁了群众对政策的信赖,毁掉了党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不同程度地加深了藏汉之间的隔阂,给藏区的宗教文化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任何轻视民族工作,缺乏用马列主义的民族观去处理民族问题都是十分有害的。凡是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各级领导,请您们时刻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
   二、“藏文无用论"的错误论点导致了“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说不好藏语"的後果。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由于党的民族政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左"对路线和大民族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不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使藏族的文字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出现“藏文无用论"的错误论点。我州从一九六二年到七八年之间,全州从中小学到其它各类学校的藏文课程和专业以及藏文刊物先後被停办,後来几乎被砍光。藏文教师成批精简或改行调离。推行法律使用汉语文教学制度。藏区藏文教学几乎被绝迹,使藏族地区的广大青少年失去了学习藏文的机会。许多人想自学,但那时一无书学、二无人教。由此而导致了今天的这种现象。
    藏文果真无用吗?不!藏族人民经过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举世瞩目。无论从产生年代、数量、内容到价值等方面,在我国仅次于汉族。并且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中,藏文仍有较高的地位,许多发达的国家里早有藏文研究机构。
    藏族的文字有著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七世纪藏文已相当发达。藏族人民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写出了韵律、文字、史地、哲学、逻辑、法律、天文、历算、医药、故事、小说、诗歌、寓言、绘画、建筑、雕塑等系统完整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书。藏文《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合起来就有三百多帙,四千多部,象这样的佛学巨著世界各国中是少有的。可以这样说,藏族的文化是古老的、发达的;藏族的文字是先进的完善的。各门科学中无论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是其他一些边缘科学都可以使用藏文或翻译成藏文,难道说它是无用吗?
    我州自古以来藏文水平较低吗?不是。我州民族文化结构较差的得荣县,民改时全县总人口不到七千,但具有初小以上藏文水平的近七百人左右,获得西藏三大寺的“格西"、“堪布"等学位的就有二十多人。而现在具有藏文大专水平的只有两个。
    强调藏文的有用性、重要性、发达性和先进性绝不意味著排斥外族和外国的文化,请不要误会。积极吸收外族和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每个人懂得几种民族的语言文字无疑是进取的表现。是值得提倡、发扬和坚持的,闭关自守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认为:学习外族和外国的先进文化,应该在使用,发展本民族文字的基础上,在继承、发掘本民族文字的前提下学习吸收其精华部分将变成自身的要素来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那种采取“抛弃自己固有的优良文化,全盘外族化"的办法来力求达到提高、发展本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自从出现“藏文无用,唯汉文先进"潮流後,我们甘孜州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毕业的近三万多藏族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不懂藏文。藏族说不好藏语的也是这批人。因此,“藏文无用论"的错误论点是导致“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说不好藏语"的根源。
    三、藏族自己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酿成了“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说不好藏语"的现象。
    我们自己酿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藏族中有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贬低自己,崇洋媚外,以轻谩的眼光看待本民族的文化而自以为是和盲目赶时髦的人不少,包括许多本民族的领导干部在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对本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遗产不甚了解,也不愿了解。因而对本民族得语言文字感情淡薄,浑浑噩噩地随“藏文无用论"之大流。对目前出现“藏者不知藏,知者多无藏"的现象无动于衷。其次,我们本民族在自治机关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对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领导同志至今还没有认识到我州是“藏族自治州",对“藏族自治"四个字的含义缺乏从本质上加以认识。表现在订政策、措施、策略、办事情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四个字。使我们费解的是:藏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藏族自治州为什麽不可以广泛地使用和推行藏族的语言文字。难道说在藏区无论讲话、写文章、发公布、宣传、教育等都使用汉语,汉文就算是“民族团结"。否则就是搞分裂,就是狭隘地方民族主义?我们知道各类科学都可以使用藏文或可以翻译成藏文,但为什麽只要求藏族学习他族语言文字,而在藏区工作的其他民族为何不可以学习藏族的语言文字。有些人在藏区工作了近三十多年,迄今还不会说一句通顺的藏语,不懂一个藏文字母,这又说明了什麽?
    更费解的是,有人把“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说不好藏语"说成这是藏族新一代的“进步"、“开化"、“有知识"的表现。背弃自己古老、成熟、优良的文化,丧失祖先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积累、流传下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难道这是“进步"、“开化"的表现?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的“进步"?难道说我们藏族干部无论讲话、写文章或到农牧区搞调查研究,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身边带过翻译就是“进步"?就意味著“有知识"?直接与群众对话就是“落後",“原始"?第三、我们藏族领导干部中确有这样一少部分人,他们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就有优策良计,深谋远虑,甘愿付出一切代价,而对本民族的前途命运和繁荣兴旺的问题上则采取漠然视之、无动于衷的态度。我们民族的许多事情就坏在这些少数人手中。所以,目前出现“藏族不懂藏文,藏族说不好藏语"是由于我们本民族不重视自己的语言文字所造成。重视藏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提高藏语文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而且是发展藏族地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出发点,也是建设具有藏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方向。因此,要想把我州建设成团结文明、美丽富饶的藏族自治州,就必须提高藏语文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就是因为她有独特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居住地域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如果没有这些特点,那就无所谓民族了。党和国家也没有必要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来解决民族问题了。
   我的上述呼吁是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地位和肩负的责任,初步懂得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的关系,是站在热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立场上提出来的。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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