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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藏 通 讯》
- 柯江记者会与达赖喇嘛推迟访台
- 请帮助促使中共放出我妈妈
- 不断抗争中的西藏
- 三藏人揭露真相遭加刑
- 扎什监狱扩建及其简况
- 中藏学者论西藏
- 保存达赖喇嘛自传被 处刑七年
- 第八次国际藏学研讨会
- 最後的奉献
- 藏人欢庆达赖喇嘛生日
- 西藏又发生爆炸事件
- 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
柯江记者会与达赖喇嘛推迟访台
柯江北京记者招待会
6月27日中午，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柯林顿与江泽民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江泽民主动提到西藏问题。
江泽民说：“很抱谦，还要耽误你们几分钟，我想讲讲关於达赖喇嘛的问题；柯林顿总统也很关心达赖喇嘛，应该说我们的西藏从达赖喇嘛五九年走了以後，整个的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政教合一的制度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很遗憾地它比欧洲的RENAISSANCE之 前的政教合一，它…它…就是分开的时间，要比它那个晚的多。另外一个，在达赖政权下的一百多万的农奴解放了，我曾经在九零年到这些解放了的农奴家作过客。
那麽西藏现在在实行民族自治，有自己的人民的这个自治的政府。从我到中央工作以後，我动员了我们二十九个省市支持西藏。包括一些生产比较落後的，比如青海省也要拿出钱来，大概将近八十亿人民币，六十个项目现在已经完成。
我们对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宪法有保障，对于许多的庵观寺庙，包括拉萨有名的布达拉宫，我们花了将近一亿人民币和一顿重的金品把它翻了一新。我想对于这个西藏来讲，达赖喇嘛，嗯，刚才柯林顿总统所提到的如果说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麽我看我们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而且我们有若干的沟通的渠道，这一点呢，我希望达赖他能够有积极的变化。
最後我要讲一句，中国的宪法，对西藏的宗教自由，包括别的，中国其他各地的其他的宗教自由是保护的。但是我本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来讲，我是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丝毫不影响对于西藏的宗教自由的尊重。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去年访美的时候，也包括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发现许多人，现代的文明，教育水平很高，科学技术水平很高，但是他们好象还很信…这个喇嘛教的教义，这一点呢，我也正在当做一个问题在研究，Why？为什麽？
我感觉柯林顿总统他是非常坚持美国利益的，我呢？也坚持中国利益，但是，我和他两人还是可以非常友好地交谈协商，这是什麽？这是 DEMOCRACY（民主）。
我想说明，我们有很多值得相互学习的地方。
（向柯林顿用英语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就此结束记者会。
柯林顿总统接著说：“我同意，但是你的让我说一下关於达赖喇嘛的话。首先，我同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是西藏的一个自治区，我也可以理解，为什麽要把认知这一点作为同达赖喇嘛谈话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同样的，我相信很多西藏人他们还是很崇敬达赖喇嘛的，因为他是他们的一个精神领袖。
江主席刚才指出，在美国、欧洲也有人信仰西藏的佛教，但是大部分的这些人，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还是支持他（达赖喇嘛），有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他们相信神和上帝的同一性，同时认为他（达赖喇嘛）是一个神圣的人物。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它是政治问题，我相信，其他人他们也有权充分行使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我认为如果他是本来诚意，按照这些条款，来表示愿意对话，那麽中国和他对话完全是正当的。
另外请允许我说一句可能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受欢迎的话，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和达赖喇嘛在一起，我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将来他如果能和江主席在一起交谈的话，大家会彼此很喜欢对方＂。
达赖喇嘛推迟对台湾访问
柯江会谈召开後的6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发布新闻稿，对中美两国首脑讨论西藏问题，以及江泽民根据西藏问题的重要性而公开表明通过 实际的操作而予解决的意愿等表示欢迎。新闻稿指出，如柯林顿总统指出的那样，西藏问题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还是具政治属性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相信也应该在政治途径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因此，西藏领袖达赖喇嘛多此向北京方面提出就西藏问题无条件的进行和谈的建议。
江泽民主席指出承认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如此，谈判之门敞开的说法，我们认为，历史作为过去，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达赖喇嘛一直强调不要让历史成为障碍，我们应该面对未来，因此，他明确宣布不寻求西藏独立，从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领导人理解达赖喇嘛的真诚愿望，并作出积极的回应。新闻稿还指出，1997年3月，达赖喇嘛指出台湾问题需要海峡两岸的人民和谈解决，如果试图以武力解决，对双方都不利。
在江柯会谈之前到十四日为止一直在印度拉达克宏法的达赖喇嘛，在拉达克接受台湾记者的访问时，表示在未与政府和议会议长商量之前，无法对江柯会谈作出反应，他还解释了推迟原定今年十二月访台计划的原因，是为了表明其对和谈的诚意。他还指出推迟对台湾访问的决定是 在柯江会谈以前就已经作出，否认决定是因江柯会谈作出的。
达赖喇嘛还对由于政治原因而不能前往台湾进行宗教活动表示极度的惋惜和伤感，要求台湾佛教徒理解他所处的窘境。
去年6月28日，我的妈妈去印度朝圣归来，第二天早上十一时，有三个人打听我妈妈，我把他们请进房内招待，他们却要我妈妈随他们去一趟，说是一会儿就回来，他们一出门，进来十余人，翻箱倒柜的搜查，查出一本书、五盘录像带、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和一面西藏国旗。
我不知道录相带和书籍的内容，妈妈被带走後一直没有回来，我和姐姐四处打听，我本来在西藏机场工作，由于打听妈妈的下落，十天未能去上班，十天後，我去上班时，得知我已经被开除。随後我又全力投入打听妈妈的下落，一直到四个月以後，才得知妈妈是被公安厅四处所拘押，但没有告诉我们拘押的原因，也不让我们见面。到12月，才收到一张说明，称我母亲由于犯有分裂祖国的罪行而被拘押。随後第一次让我去看望已经被拘押一年的妈妈。
由于我妈妈在没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长期关押，我雇请律师想告状，律师最後打劝我放弃打官司的念头，於是，除了已付给律师一千元而外毫无结果。
至今我妈妈在没有任何判决的情况下，已经被关押了两年，我从来不记得妈妈进行过任何的政治活动，她仅仅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现在，我在万般无奈之余，唯有呼吁联合国和国际各人权组织以及西藏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促使中国政府还我妈妈，还妈妈自由。
不断抗争中的西藏
《西藏时报》7月20日消息：今年五月，那曲索县绒波然丁寺又有四名寺僧由于出现鼓吹西藏独立的标语而被捕，另有一名七十余岁的老汉失踪。
今年三月，十五名寺僧由于举行示威，要求西藏独立而被捕，随後中国工作队继续留驻该寺，进行“政治教育＂，由此，寺院内再一次出现要求西藏独立的标语传单，当地中共军警在调查中逮捕了四名寺僧。随後，中共派出军警将四周的僧俗人民全部召集到然丁寺内，召开批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大会，会议上中共干部强制人民选出一个代表发表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人民推举一个叫瓦多桑丁的年逾七十的老汉为代表，瓦多桑丁在发言中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对自己上师喇嘛没有信仰，则哪有宗教信仰？反正是允许披一件红衣服（指袈裟），别的我不知道＂。他还说：“与会僧人如想批判达赖喇嘛，那麽，先脱掉僧袍袈裟再进行批判是最恰当的＂。
当晚，中国军警前来带走了瓦多桑丁，其後，随多方打听，至今仍不知其下落。
三藏人揭露真相遭加刑
《自由西藏》7月27日报道：1997年10月联合国人权观察委员会的部分代表获允前往西藏检查西藏的监狱，10月11日，他们在检查扎什监狱 （即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称自治区监狱）时，有部分藏人高呼西藏独立以及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其中的带头者是那曲县人吉卡，他还向人权观察组织的代表诉说被暴虐的情况，原籍墨竹贡嘎县的索南才旺和原籍日喀则地区萨迦县的旺德等人也勇敢的证明吉卡所述的事实，因此，事後他们三人被单独禁闭关押五个多月，据最近来自西藏的确切消息：他们因此被中共当局加刑，其中吉卡和索南才旺各被加刑五年，旺德加刑四年。
据联合国人权观察组织代表的解释，他们不仅向中共当局强烈声明不许以任何方式处罚与他们接触的犯人，并获中共有关人员的应允等。但是，这些人被加刑的事实在扎什监狱已经发生。
扎什监狱扩建及其简况
扎什监狱位于拉萨北郊区，监狱旁有一座小庙，由于建庙的是四个僧人，所以称为扎什（四僧之意）庙，1959年前，小庙旁是西藏政府军第二团（代本）的兵营，因此，第二兵营又称扎什兵营。1959年拉萨发生事变，中共军队在血腥镇压藏人反抗後，将扎什兵营作为收容战俘处， 1960年正式改建为监狱，原称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1985年改成自治区监狱，但一般都仍称第一监狱。
监狱中关押著三年徒刑以上的刑事犯和部分政治犯，据统计，目前关押在扎什监狱中的政治犯有五百二十名，其中二百五十名左右是女性。狱中共分七个中队，每个中队两个小组，刑事犯和政治犯一般分别关押，其中三中队和五中队全部是政治犯，其他中队大部分是刑事犯，监狱中的劳役主要是种植蔬菜，在历史上，扎什监狱一直是残酷镇压西藏民族精英力量的主要场所之一，虽然中共军警残酷压制，但在监狱中仍不断发生反抗运动，因此，许多政治犯被反复加刑，乃至有被加刑至四十一年的政治犯。许多不甘屈服的政治犯被监狱当局活活折磨而死，由于受到政治犯的影响和带动，许多刑事犯也在狱中展开反抗运动并有多人因此丧生，五月份在监狱中发生的示威行动中，有些带头者和死难者原来本身是刑事犯。
由于随著中共的镇压和西藏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被捕的人数越来越多，造成监狱人满为患，因此，从去年四月开始，中共已经在监狱南部开出一个小门，开始向外扩建监狱。
【编者按】 1998年5月3日，《中国世代》杂志组织代表各种观点的学者讨论大陆作者王力雄所著《天葬》一书，本刊根据《中国世代》转载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内容，因篇幅有限，只摘录有关西藏问题的部分内容。
对西藏重视不够
刘宾雁（著名作家）：
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诱惑太多，很难找到一个小说家能像王力雄这样，把那麽大的精力、心血投到这麽冷门的问题上──有多少人关心西藏？
我开始有过疑惑，为什麽王力雄对西藏发生兴趣？後来我对自己的疑惑发出疑惑：为什麽会有这种疑问？
反躬自问，我自己从来就没有把西藏、新疆、内蒙当做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年，我在国内有相当的行动自由，但我一次没有去过边疆。我当时对自己的解释是，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中原地区得到解决，要在最黑暗的地方如陕西、河南、安徽和四川等等。这虽然也不能说不对，但从感情深处来说，还是对少数民族另眼看待。而王力雄的这本书的价值，是展显了一个新天地，一个独特世界、独特的文化、一个令人尊敬的民族。不过在这里，我觉得作者写得还不是很充分。我最近在瑞典见到刚去过印度达然萨拉的茉莉，她谈起，西藏民族精神方面的有些东西，恐怕正是我们汉族所缺少的，不是像我们那样重功利，而是追求那些崇高的遥远的东西。就是在享受人生快乐上都跟我们很不一样。
为何同样一件事会有相反看法
阿沛·晋美
（原华盛顿国际援助中心主任研究员，现任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
我关注海外民运、学术界的研究进展，还没有看到像王力雄这样提到：西藏与中国的关系用西方的「主权」概念去进行评价。因为东方古代有其特殊的关系，如果将其硬行套入十五、十六世纪西方的「主权」概念去评估，很难找到答案，造成混乱。
我是学历史的，我也一直在思考，觉得很多事情，例如西藏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中国政府的观点与达赖喇嘛的观点非常对立，水火不相容，对同一事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为什麽？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像王力雄所说的，用今天的西方主权观念去解释二百、三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前的东方民族之间的关系，怎麽也解释不清。例如，西藏人认为过去与中国的关系是宗教的、宗主的关系。今天有人不理解，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怎麽可能光是宗教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政治、主权为主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在当时的情况，放在当时西藏人的思想境界、世界观、宇宙观来看待，大概也不是不可理解的。王力雄所说「模糊」的关系，是有道理的。这与西方的主权观念很不一样，西方的主权要求用法律条文，清清楚楚地明确下来，边界在哪里都列出来。再如西藏与蒙古的关系，就是一笔糊涂帐，今天主权观念来解释，怎麽解释也解释不清。
比方说，第五世达赖喇嘛当政，能够掌握西藏全部权力，是因为当时位於青海的一个蒙古汗王──固实汗为达赖喇嘛打下天下，坐完天下把政权交给达赖喇嘛了。固实汗死後，他的儿子又在西藏当王。蒙古人在西藏当王，蒙古人觉得理所当然，西藏人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质问：你蒙古人凭什麽到西藏当王？
再举一个例子，西藏喇嘛哲不尊丹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时，到外蒙古当最高政教领袖，蒙古人好像心安理得，从来没有人提出质问：你西藏人凭什麽当蒙古王？可见东方式的模糊关系确实有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模糊」很有意义，历代都提到「无为而治」，「难得糊涂」。糊涂是一种美德，一种艺术，西藏人不是「难得糊涂」，他压根儿就是「糊涂，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主权观念。对过去，我们可以用这种东方的观念来解释，今後应该如何解决？再回到过去东方观念大概不行了──大家已经明白，不再糊涂了。如何在未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再靠模糊，而是要靠我们的智慧──但有时候是不是也要点糊涂呢？
尽力帮助西藏避免「天葬」
洪哲胜（台湾民进党顾问）：
王力雄说中共给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之後落入了一个怪圈：达赖是西藏人的宗教领袖，同时也必然成为西藏的政治领袖。达赖是反对中共统治西藏的，因此中共的善意必然导致西藏对中共的反抗。
从西藏这方面来看，藏人追求摆脱汉人控制的心意是很清楚的。要中共放弃对西藏的强压看来是希望不大的。但是从当代历史进展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民主化是必然的，只是时间快慢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运动怎麽做，才能使西藏的命运摆脱天葬？第一，西藏与中国不见得一定要分开，成为独立的国家。民主人士应该怎麽做，使西藏人认为与中国合在一起不是一件坏事？这是对民主运动的挑战。
第二，西藏要摆脱「天葬」的命运，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那麽民主运动应该怎麽做，使西藏即使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也能成为中国友好邻邦？我想这两个问题值得海外的中国民运作出努力。这一两年来，曹长青、薛伟等好几位先生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大家把这两个问题放在心中，我们也许能使西藏的命运避免「天葬」。
西藏问题有解，引导民意为本
薛伟(《北京之春》经理兼编委，著名民运人士）：
谢谢作者在《天葬》一书中大量引用了《北京之春》杂志里的材料，其中也提到了我在达然萨拉访问达赖喇嘛时的想法和观
点。特别是我一直在鼓吹的解决西藏问题三原则：
第一，民主的原则：相信西藏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决定统独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
第二，和平的原则：任何情况下，反对诉诸武力来解决民族之间、或者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
第三，过渡的原则：要耐心，要等待，在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要留下一个充足的时间，让双方交流，和平相处，建立一定的互信、互利，建立一定的感情。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如果有一种善意的话，关系就容易解决，合起来是一家人，分开来是好邻居。
什麽叫民意？目前在中国高压统治下，是没有民意的。当初外蒙独立的时候，我没有听见任何一个中国人说起来反对，游行示威。很平静，独立就独立了。因为没有所谓的民意，民意不在人民自己手里。在高压之下，民意是随大流的。
海外的民运人士有权利把真心话讲出来，可以反映一部分真正的民意。我相信，在海外民运中，支持与反对西藏人民有权利民族自决，这两种意见表决，其中任何一方不会有绝对多数。从我认识的民运人士中，我没有看见哪一方有绝对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民意是要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来引导，把先进的思想灌输给大家，让大家能够接受，要让人民能够占有正反多方面的材料，在免於恐惧的情况之下作出选择。
一个社会的确存在著先进的知识界，能够对社会多数人的民意起到一定作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进步的思想告诉大家，今後中国大陆民主化了，告诉给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作选择。西藏问题不是没有解，而是有解的，这个解就是，不论是当兄弟还是当邻居，只要大家善意，想到今後世界都是大同，会消除国界，今天的欧洲，国与国之分也不再明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西藏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重评五九年事件落实西藏自治权
严家祺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著名政治学者）：
我们讲西藏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实。两个有联系，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现实问题，一个特定的含义就是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造成的西藏问题
。
现实的西藏问题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如何看待一九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武装暴乱？还是一个自发的藏人抗议运动、反抗运动
，总的来讲是和平的反抗运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逃出去时一起走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後来，中国开始搞平叛，搞了三年，三年搞下来，六万藏人逃到印度。文革中逃的也有几万人，在国外的藏人已经有了十多万人。
什麽叫西藏问题，这是首先要解决的西藏问题。达赖喇嘛逃到国外已经三十九年，这麽多人，这麽长时间，不让人家回家。我们才不过出来九年，而他有三十九年！国民党以前逃到台湾，到一九七八年，胡耀邦发文件，说不要管以前的事，他们很多人就回去了。现在这麽多藏人，三十九年不让人回去！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也死了，第三代领导人还是不让他们回去。
所以我很生气！前几天有藏人在印度新德里引火自焚，五万人为他送葬示威。达赖喇嘛还讲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保持西藏自治权，使藏人对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行使自决权？如何保护西藏的文化？藏人有很多习惯，与我们汉人不同，他们自己决定可以改革。现在西藏人自己决定的权力是有限的，当然八十年代以来有所扩大，胡耀邦视察西藏之後，西藏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发展，人权改善，这是事实；但是西藏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说了几句「西藏独立」的话的，抓起来打击迫害照样很严重。这就像中国大陆一样，言论的幅度大大放宽，但是对於要组织民运组织、要实现多党制的，绝不客气。
我想到北爱尔兰问题。现在全世界关注的几个问题：巴勒斯坦问题，西藏问题，北爱尔兰问题。北爱尔兰发生冲突也有四十年了，到一九七二年发生严重冲突，英国部队到北爱尔兰，枪杀了十几个还是几十个人，这造成北爱尔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次英国首相布莱尔作出决定，说，我们要重新调查。他们仅仅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人，而五九年西藏死了多少人？我看到这本书里，和《西藏平叛纪实》那本书里，「三十个小时里面歼灭藏方五千三百六十人」；「击毙、击伤、俘虏、投降的叛乱武装有九万三千多人」。这比英国的北爱尔兰事件、比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那次事件大概有上千人死亡，官方公布的有几百人，丁子霖统计了将近两百人。比一比，可见西藏的问题很严重！
我的意见是要重新调查五九年事件中共搞「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一些藏人不满，於是造成武装冲突。但是就三月十号事件而言，是一个什麽性质的事件？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反抗运动。表达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的安慰、忧虑。
希望北京与藏人一笑泯恩仇
林保华 （著名香港专栏作家）：
对西藏问题，以前我没关注过，观念长期停留在1959年水平。那时按照北京的说法，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当时我在北京人民大学读书，印象很深刻的是，北京举办一个「平叛展览」，主要内容是揭露黑暗的西藏农奴制度。长期思想形成这样的印象：西藏是恐怖的农奴制度，比欧洲中世纪更为黑暗，印象中就是人皮、刑具。一直到我对中共的观念发生变化时，对西藏的观念也没有变化。即使胡耀邦检讨对西藏的政策，我也停留在「文革期间中共执行了左倾路线」，而文革以前中共做法还是正确的这麽一种认识。
到香港以後，因为香港对台独、藏独这些问题都比较回避──不然就会受到新华社大力围剿──这种特殊环境下，对西藏问题也不能畅所欲言。看了些东西，对西藏问题有了些转变；到了美国之後，接触了一些藏人和对西藏问题有研究的朋友，就更关注一些。
达赖喇嘛自己讲他从一九七三年就没有提西藏独立，而是提西藏自治。三·一○讲话很明确，他要求「高度自治」，跟香港一样的自治。北京对西藏人的所有要求都不愿意回应。如果双方不谈判，怎麽消除敌意？跟台湾，北京可以消泯恩仇，为什麽跟西藏人不能呢？反映北京本质是欺软怕硬，台湾有一定实力，他就要把台湾骗上谈判桌；西藏人信佛教，慈悲为怀，也不搞暴力反抗，他就能欺压就欺压。我希望北京能与西藏人好好谈判，一笑泯恩仇，让达赖回到西藏去。
今天洪哲胜在这里，我也向贵党提出建议，如果北京不与达赖谈判，那麽台湾也不要与北京搞什麽政治谈判！
趁达赖喇嘛健在汉藏应尽早协商
王军涛 （著名异见份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生）：
大多数从大陆来的人，西藏问题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个很残酷的农奴制度，即使後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中国时犯的一些错误有所了解，不少人还是在心中想，那场社会主义改造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的选择上错了，但是不是消灭西藏的野蛮的文化方面有它的进步意义？来到海外，与西藏同胞、与各种意见接触之後才有了新的看法。
我觉得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进入亚洲之前，「西藏问题」──我们今天谈的「西藏问题」──什麽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如此等等，是个假问题。
在汉族角度看来，整个天下是个「藩贡体系」，我中国是个文明的中心，你们是蛮夷，我对你们进行精神与文化教化、管理，至於说政治上的控制，有时有，有时也可以没有；你给我进贡一点东西，我可以十倍百倍地回馈。评价它的道义基础，是看中央政府能对边缘蛮荒地区能有教化作用；而在西藏人看来，是一种「供施关系」：我是在宗教的中心，你们是边缘的可怜人。我对你们进行宗教的传播。这样对解释当时清朝的皇帝与达赖的见面，双方就有不同理解。汉族认为这是羁糜政策，而藏族则认为这是他们在进行精神领导。在十九世纪中叶有一个实力原则。此前汉藏关系，有汉族打过了和亲，有很惨的时候。但那时谈谁是谁的一部分，是个假问题。
十九世纪中叶以後，西方进入亚洲，开始把条约体系强加给亚洲的时候，汉藏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外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而西藏人更多的还是关心宗教、内心，关心精神上谁领导谁，没有注意、没有关心外部政治关系。这样在当时的国际条约中，西方列强就把中国中央政权看成了西藏对外的代表。
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九五九年以前──即使我们考虑到十七条的进藏协定──中国对西藏实际上没有行使过真正的主权管理
。包括十七条对他们的内部政治领导、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等一系列根本大政方针的选择上，中央政权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实际是由西藏人作主。中央政府完全管西藏的事，还是一九五九年之後。从条约来讲，有两点：
一，从国际法的意义上来说，到底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关系？
二，是否按照一个基本人权标准来评价一个政府的领导是好还是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阶段，西藏问题的关键，是究竟谁违
背了十七条，导致了後来汉藏关系的破裂？我还是比较同情西藏的说法──虽然不赞成极端的说法。王力雄书中提到一九五九年叛乱导致了中央政府大规模进军。但他书中提到：一九五六年随著内地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驻藏的干部产生要求在西藏进行改造的情绪，并进行了一些宣传。他也提到，一九五一年签订协定後，中共开始有系统地培养藏族干部，在一些地区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改造。这些如果按照条约规定来看，就是违背了协定。协定上说，即使要改造，也是由西藏人自己来改造。
胡耀邦後来在八十年代向西藏人民作的道歉，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可能还有潜台词。因为五十年代後期对西藏的改造实际上是与中国大陆内部急剧的左倾社会主义改造是有联系的；另一方面，胡耀邦对西藏的道歉，与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几十年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包括对汉族所犯的错误进行道歉，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个人赞同孟玄先生的看法：完全站在民族主义角度看问题，西藏问题没有解──不过他讲到有些民族问题是「想象」出来的，西藏这个民族却不是想象出来的。要解决这一问题，我觉得汉藏双方都要有一个现实主义的态度。谈到民族自决权，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最有道理的原则，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它不是一个在什麽时候都能够适用的原则。例如关於美国南北战争，我问过几个哈佛大学的美国教授，既然各州结合成联邦是「结婚」的关系，为什麽南方就不能独立？他们说，独立与否，既然已经加入了一个共同体，那麽就应该由共同体的大范围来表决，而不能只是由想独立的一群人来表决。
到底应该由何种范围来表决，是一个争不清的问题。但我想，有些争端是可以放在两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例如，达赖提出的原则，我觉得还是现实主义的。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为什麽中国政府不肯与达赖谈判。我前天与达赖谈过一次话，对他的想法，我归纳成三条：西藏自治不独立；西藏人和平实现自己的愿望；西藏完整保留自己的文化。
这三条我看不出与中国政府官方声明有何区别？除了中国要求达赖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一条，别的在现实方面，没有什麽区别，为什麽不能谈判？趁著达赖最近表这样一系列态的时候，我觉得是汉藏两族谋求一个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的时机了。如果拖到达赖喇嘛过世，对汉藏两族未来的後果都是很大的包袱。对於西藏人来说，独立要在实力的基础上，从现实看不大可能。达赖前天对我也谈到西藏现代化发展速度也很快，如果不是在本民族自己基础上发展，而是外来政权控制下发展，对西藏文化会带来急剧的破坏，使得将来连自治都变得很渺茫。
从汉族来说，有位挺靠近核心的人对我讲：达赖走了，藏族就分裂了，就没有一个精神领袖，什麽运动都没有威胁力。但我认为，达赖不在了的情况下，汉族想谋求一种合乎道义的长治久安的汉藏问题解决方案，就更渺茫了，就得面对一些极端的派别，他们会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不仅仅只是对共产党政权。我个人接触，在藏民族中间，尽管是由於中共政府方式上不得当，却使他们对整个汉民族产生很深敌意和怨恨。在达赖还在的时候，汉藏两族缔结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解决方案，是最好的时机。否则，双方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民族自决权的实施条件
严家祺：
西藏问题的核心，是五九年事件如何评价？我认为，59年3月10日事件，是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的抵抗运动。要翻这个案，这对解决西藏问题至关重要。达赖喇嘛和十几万藏人现在流亡在国外，就是因为这一事件。
我刚才讲到北爱尔兰事件就翻了案。对於西藏问题，我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要重新调查一九五九年事件；尽管有人拿了些武器，那是局部现象，总的来说是和平抵抗。
第二，达赖喇嘛多次提出希望与北京对话，北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主张对话，是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共同利益。
第三，达赖喇嘛要能够自由地回到家园。他出来流亡三十九年了，应该无条件地允许他回到西藏。
第四，要召开西藏民族团结会议，共同商讨怎样保障西藏充分自治的方案。前几天我与曹长青、郑义在一个关於藏人自焚事件的声明中表达过看法。
关於自决权问题，联合国在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公约里都有。江泽民中共已经正式加入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公约，而且表示要加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公约。那麽自决权就要承认。
自决权要承认，但自决权要实施，有一个前提条件：要行使自决权的地区，与之相联系的周边地区要认可。没有这一前提，自决权的行使就会有问题。自决权的行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殖民地自决权，不需要前提条件，因为它行使自决权不会造成新的国家，不会造成国家边境的变动。六十年代亚非拉很多殖民地行使自决权；到後来发现自决权概念扩大，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要求自决权，如果会发生国境变动的话，要遵守这一原则，满足这一前提条件。一九七五年欧安会就讲到这麽一个概念，讲到三个条件：第一要遵守国际法，第二要根据和平的原则，第三要双方、有关各方协商同意。
关於民族自决权，如果连接的两方面都同意的话，可以和平分离。赫尔辛基原则，就是这样的原则。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就是双方同意的和平分离。德国的统一，也要双方同意把中间的边界消除。没有这一前提就要出问题。波士尼亚的独立，在南斯拉夫的其他地方没有同意，德国首先承认它，所以德国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是有责任的。
在中国的情况下，汉族的大一统思想是事实。所以达赖喇嘛一直提出中道观念，就是中庸之道，他看到西藏独立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提出要求，主张在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央政府的前提下，发展西藏的高度自治。
自决权不可能是绝对的
胡平 （中国民运著名的理论家，《北京之春》主编）：
我希望分成一个问题来讨论。刚才有些朋友有些很明显的分歧，我看是把人权和自决权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了，例如，当年美国以统一的名义反对南方的「独立」，这不存在「侵犯人权」的问题；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基於人权的立场，逻辑地推出承认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就有权独立。我们说人权，最根本的只涉及个人，对他人没有直接影响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权才有绝对的存在理由。你发表言论，你信仰什麽宗教，都没有问题。现在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别的问题才能提上日程，才能得到合理解决。
「自决」这个问题，刚才家祺已经提到几个原则，细致分析起来也很麻烦：例如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是不是我这个地区要独立，非得另外一个国家也同意不可？是「自决」还是「他决」？台湾要「独立」要「自决」，是两千万人投票算数，还是十二亿人投票算数？两千万就算数，会有很多问题；但是非得海峡对面投票才算数，根本就不必投票了！那还叫什麽自决权？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单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意味著：我要「自决」我「自决」就行了，你们管不著。但是照这个理解，会引出很多很多麻烦。所以「自决权」问题，没法很严格地办理，真正作起来，一定有很多别的东西的考虑。而我们讨论的人，经常是各执一端，实际上多多少少意识到，自决权问题不是那麽简单，任何一个主张自决的人，总是要讲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理由，以此证明我们这里是可以这麽做的，他并不认为所有地方所有人都可以做。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并不认为四川可以独立，主张「藏人自决」的人并不等於认为彝人可以自决、土家人可以自决，他们也知道还有别的因素起作用。反过来，主张统一、反对某地区「独立」的人，也要找别的历史、彼此关系方面的理由。一系列附加条件，其实人们都是知道的。
简单点说，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在座的人没有太大争议。「自决权」问题，从原则来讲，不可能是那麽绝对的、无条件的。我希望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太大的争议。然後我们再来针对某一个地方例如西藏、台湾，讨论他们「自决」是合适或不合适。我们虽然也讲「汉藏关系」，但我不赞成认为是汉人和藏中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也不同意我作为一个汉人，就应该对藏人这麽多年来所受的苦难承担一部分责任。这就纯粹是「血统论」了。我爹我妈是地主，我就该为贫下中农受苦承认错误？一个人只能为他作过的事情负责任。凡不是他做的，就是他爹他妈都跟他没有关系，与其他民族就更是如此，那些民族的人还欺负我呢！我还该向他道歉？这没有理由嘛。一个人只因为属於某一族人，就先天地注定了他要为某一族人的苦难道歉，说不过去。至於说用这种方式表现仁慈的胸怀，那是另一件事。我的一个朋友打了人，我对这人说道歉，说这话时其实心里明白跟我没有关系，只是表示友好而已。
可以考虑让西藏人自决
孟玄（著名时事评论家）：
什麽是民族主义？在别的民族统治下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我还是不愿在他统治之下；在自己民族统治之下我生活得更坏，我还是宁可在自己民族统治之下──这就是民族主义
藏人是一个民族，西藏有独特的地理条件、文化，如果从民族自决的权利来讲，他是有权自决的。他是否愿意用民族自决权来解决他的问题？非得用自己人来管自己人？即使管了之後情况会更差？假设现在西藏独立，有了中国和西藏国。中国对西藏的援助自然就取消了，没有这一责任了。那麽西藏能不能维持现在的生活、现在的文化？都成了问题。如果你就是愿意，你可以去试嘛。西藏由於「天」的特殊环境，是其独特的保障原因，具有独立存在的条件。现代化对他来讲，是否一定会有效果？我觉得，与其以後变得像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你死我活的关系，不如现在中国就撤出来──西藏人觉得回到中古世纪的生活方式更好，就让他活在那个日子里嘛，干吗去管他？关於民族自决权，有些地方不能够实行，但是在西藏的特殊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他们自决。
不应以实施自决权的困难否定自决权
洪哲胜；
当西洋文化开始接触日本的时候，日本也没有任何科学词汇。他们运用汉字来为自己构造一些东西，来传播抽象的、直觉的内容。我们今天通用的这些西方科学概念，几乎都是日本人从无中创造的。中国统治西藏这麽多年，西藏没有科学词汇，这是谁的责任？难道是西藏人不愿意作主人翁？还是中国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他们把西方的概念藏化？我希望徐明旭先生想一想。
关於民族自决权问题，我在这里要提出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讨论中这两个概念往往混在一起：第一个是民族自决权，权利本身；第二个是民族自决权的行使。要不要自决，如何行使，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已加入联合国，要签署刚才所说的两个公约了，那他就必须遵守人民自决权原则，必须尊重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利。至於民主运动人士要不要主张西藏自决，要不要赞成西藏独立，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自决权，我们考虑西藏人民与中国人民的情况，来想到底我们要不要支持西藏人民行使人民自决权──这是两回事。
很多人把西方国家在解决民族自决、人民自决碰到的一些困难扩大化：因为有这些困难，所以民族自决权是不能实行的。我想这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的实行，在某些地区是很容易的，在某些地区确实是很复杂、很困难的。很复杂、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怎麽解决？还是要解决。例如达赖喇嘛说，他的西藏是这麽大，中共说西藏是「西藏自治区」。到底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广大地区，藏人与汉人混合的程度如何？我不很清楚，但混居一定是有的。西藏真要自决，这些边缘混合地区如何解决？是有复杂性、有困难的，但这种复杂性、这种困难，并不能排除西藏人民有自决权，而是要两方面人民很好地坐下来解决。
刚才徐先生说，巴斯克人民要独立，为什麽没有人指责(西班牙？错了，很多西方人指责西班牙不应该这样做。西方世界已经使很多民族、很多人民行使自决权而独立建国了。当然他们没有完全支持，这并不证明他们是对的。
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没有百分之百地支持民族自决权，我们就来否认西藏人应该有民族自决权。
大西藏图与西方对西藏的重视
曹长青 （著名的自由撰稿人，前《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
我谈两个问题。一个是达赖喇嘛的「大西藏地图」的问题。《天葬》最前面印了两幅地图，其中一幅是「达赖喇嘛心目中的西藏版图」，一幅是中国官方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徐明旭先生在文章中也说过达赖喇嘛画了张图」。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在达赖喇嘛没有出生之前，大地图就存在了：一九一七年上海远东地理协会出版的地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可以找到)，上面有中国本部十八个省，不包括西藏，西藏单独有张地图，包括卫藏和安多，就是今天所说的青海。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选举大总统，十七个省，每省一票，孙中山拿到十六票，黄兴拿到一票。十七个省也不包括西藏。那时达赖喇嘛还没有出生。
一九三四年一月份，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本书叫《西藏问题》，三个主编都非常出名，一个是蔡元培，北大校长、中华
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一个是吴敬恒，中华民国国安委员、监察委员；第三个是王芸五，著名学者，孙中山总统秘书长，也是经济部长，後来当了行政院副院长。这本书里也有个地图，「大西藏地图」，而达赖喇嘛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
现在要说是达赖喇嘛画的大西藏地图，我要是达赖喇嘛我也觉得冤哪，我还没有出生，我怎麽能画呢！
第二个，徐明旭列举了很多全世界要求独立的事例，说西方双重标准，不谴责。什麽叫「西方」？「西方」有很多层次，政府只是西方的一部分，我看到西方的人权组织，不同程度地对徐明旭提到的事例都有谴责，前天的《纽约时报》，就对土耳其军政府对库尔德族的镇压进行谴责。《纽约时报》有的专栏作家一直对波士尼亚的暴行持批评态度，另外一个专栏作家一直写文章支持巴勒斯坦人。
舆论与政府是不同层次的。人权组织和媒体是有很多代表良知的声音的。但徐所说的也有一个是事实：他们对其他地方与对西藏所关注的程度确实不一样。为什麽不一样？西藏问题太严重。达赖喇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有一百二十万藏人被杀害，包括饿死、被杀死。徐明旭先生也写过文章说不可能。现在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贝克刚出版了一本书叫《饿鬼：中国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他书中写到，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一九五九年，西藏有人口三百四十万；一九六四年，西藏人口为二百五十万。五年期间，西藏人口下降了九十万！刨去严家祺先生所说逃到印度的六万多，还有八十四万呢。这还仅是五年，後来呢？所以达赖喇嘛说一百二十万，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接触的西方人士，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西藏的人权问题，不是什麽独立不独立、自决不自决，他们说你们中国人和西藏人商量去。一百多万人是不是严重问题？严先生说，十三万人在外流亡，不是一天两天，三十九年了。我采访了好几人，当时是八九岁来的，大半辈子了回不去。有一位实在没办法从尼泊尔与西藏的边境跨过去，在那里站了半小时，哭了半小时，说我终於站到自己的土地上了。在印度那麽个贫穷的国家寄人篱下，生活非常悲惨。
如果照徐明旭先生所说，中国大陆给了那麽多帮助、人权改善，等等，怎麽解释这三个数字：从一九七九年到现在，第一，从西藏等地逃到印度达然萨拉的僧侣和尼姑，是一万两千人；第二，青少年是八千五百人；第三，平均每年逃过来的藏人，两到三千人。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很多人都死在半途，包括孩子。如果说用藏语教学，文化保存得很好，怎麽会有那麽多人付出那麽大代价出逃？出去後，他们不会印度语，不会英文，生活极为困难。有一半以上被西藏流亡政府劝了回去。正因为严重，国际社会才这麽关注西藏。这并不是双重标准。
「自决权」问题的三种现实考虑
王军涛：
从理想主义角度，很难说民族自决权没有道理从现实层面来说，确实像徐明旭先生所说，民族自决权在贯彻当中，各国政府对它在各个案例中的态度又很不一样。我想西方国家至少有三个考虑，使它打了折扣──但我想这三个折扣恐怕都是有道理的。
第一个考虑，就是哈佛大学一位教授问我对西藏问题什麽态度,我就问他，美国人在南北战争时是什麽态度。他说，我们不一样。南北战争 时，我们是缔结了一个条约，南方单独废约那不行。西藏则是一个征服的结果。但我想，缔约就算结婚吧，离婚也是可以的呀。我後来与他进一步谈到这一问题，有所领悟；如果缔约，利益有了一个共同的纽带，要想废约，就要双方来作一个安排。美国北方为什麽不让南方独立，一是社会发展，经济已经一体化，独立会使北方付代价太大，这是利益考虑；第二，是在什麽范围表决？已经是一个国家了，那就必须在一个国家的范围表决。不能是一群人说想独立就独立。
在现实中，为什麽明明白白是一个民族可以自决，却不让他自决？我後来又在哈佛上了一门课，「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课题」。西方是有很多现实考虑的，分成三类，比如台湾问题。有个美国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就支持台湾人，派艘航空母舰去，一艘不行就两艘。教授修理他说，你开什麽玩笑？中国的核武器能够打到洛杉矶，你让洛杉矶一百万人的生命为美国人连在哪儿都说不清的岛屿做牺牲？我就发现，美国人的外交问题，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致命的问题，遇到这种问题利益受到伤害，美国人毫不犹豫，要采取措施先打击後找理由；第二类是重要问题，他要权衡代价，看看投入多少得到多少；第三类是边缘利益问题，只是在不付任何代价时才发声明。例如，与中国大陆的问题，有三方面，贸易，台湾，人权。
台湾和人权都是属於第三类，只是在不用付任何代价时才进行考虑。以上所说，都是第一类现实考虑。第二类现实考虑，他对这个国家的考虑。例如南斯拉夫中的某些族裔，真的让他们独立了，会不会在当地造成流血事件？会不会比维持原状好一点？他们权衡作现实主义的估计，可能觉得後果更糟。
还有第三类现实考虑，他要与他更复杂的战略利益，例如区域安全结构联系起来考虑。他需要一些国家的合作，要作一些妥协。
刚才孟玄先生说，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历史上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不一定就要求独立。想独立的人，总要制造出一些关於民族的童话──例如有一篇文章说，英国就是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哪有什麽王室？世界上民族有这麽多，如果你想独立，总可以「想象」一个「民族」来。民族这麽多，而土地这麽少──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说，我这个民族与我这个土地要一致。差距太大，导致民族主义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各国得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价值判断作一个权衡。
对藏人苦难汉人在道义上有责任
刘宾雁；
对於西藏人，在法律上我们是没有责任的。我常常对藏族朋友说，唯一有一点我是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当共产党在你们那儿搞「平叛」时，我已经当「右派」两年了。我也是受害的。我们不承当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在道义上有没有责任？不要说独立，只是给西藏充分的自治，国内也会有很多人反对的。传统的大汉族中心主义，正如林保华先生所说，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很长时间保留了一些偏见。有些是在很深的层次里面，对於少数民族的蔑视、歧视，甚至於伤害他们的行动，我们小时候都是参加了的。我们班上有两个回族孩子，生活方式跟我们完全一样，但我们知道他们是「回子」──当时就叫他们「回子」，这就是一种蔑视，放学就追他们打他们。後来我大一点我就明白了，我想，当时哈尔滨已经是在日本人占领之下，如果那两个孩子是日本人，我们会不会那麽做？肯定不会的。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欺软怕硬嘛！对哪个少数民族，汉族是很尊重的？就从称呼上来说，「高丽棒子」、「老蒙古」、「回子」……从灵魂上，我们这个民族是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再反省一下，日本侵略时期，我们汉民族的表现并不是很光彩的。这都是有关系的，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在少数民族面前趾高气扬。我认为今後很长时期都值得我们思考。我不知道胡平是否同意我的意见。即使是地主、资产阶级子弟，对於受剥削的工人农民，在法律上可以说没有责任，在道义上谴责自己，认为自己分享了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这也没有什麽不对。
中共比达赖更重视保存西藏文化
徐明旭（前《西藏文艺》编辑，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有人问，共产党统治西藏三十九年了，为什麽不去创造科技词汇？共产党确实创造了很多科技词汇。一九七六年，在青海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藏对照词汇》就有大量的藏文科技词汇。一九九四年，青海省藏语术语规范委员会──这个机构是当年成立的，就编出了藏文出版史上第一套三本藏汉英三对照自然科学词典。第一本是物理学，第二本是化学，第三本是数学，上面有三种语言的对照表。相比之下，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已经三十九年，他宣称流亡藏人保存了西藏文化、繁荣了西藏文化，可至今编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词典。仅从这一点来看，一九八○年以来，中国政府比达赖喇嘛更加重视保存和繁荣西藏文化。
美国一位藏学家、帝国学院的教授，在他的《现代西藏的诞生》里面，讲了这麽两句话：达赖喇嘛一直谴责中共在学校里面用汉语上课，但是这话让人听起来感到虚伪，因为达赖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学校里用的是英语达赖喇嘛流亡藏人学校用英语教数理化，是不得已；他们没有科技词汇，也编不出一本科技词典；但中共却编出了三本三对照的科技词典。
那麽为什麽中共至今还不能用藏文在中学里讲课呢？这名美国藏学专家讲：有个比较，中国的哈萨克族是用哈萨克语教数理化，蒙古族地区是用蒙语教数理化，维吾尔族地区是用维语教数理化，朝鲜族地区是用朝语教数理化，可见不是中共不让用少数民族语言教数理化。我不懂藏文，不明白他们为什麽编不出一套藏文的教材。既然在中学都没有办法用藏文教数理化，当然在大学就更没有办法用藏文教理工医农这些课程。达赖喇嘛谴责，中共用汉语教数理化，就是消灭西藏民族，歧视民族语言。那麽中共一律不教数理化、不教自然科学，势必造成藏人不可能上大学和中专。
关於中共「消灭一百二十万藏人」，一九五○年十二月份，西藏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要求联合国制止中国侵略。
信中说，西藏人口是三百万，这是全体藏族，不是西藏自治区；一九八七年，达赖喇嘛在美国演说时，说当时有六百万藏人。这也就是说，在三十七年里，西藏人口翻了一番，而同期全国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三。在共产党统治下，藏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汉人。如果中共「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也就是消灭了一九五○年的藏人的百分之四十，那麽西藏人口从剩下的一百八十万增加到六百万，竟在共产党统治下增长了二点六倍！这从医学上、生理上说，是惊人的奇迹。对此奇迹，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中共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後，对剩下的藏人极其优厚的医药条件和生活待遇，任何人不会相信这一解释；那就只剩下了另一种解释：达赖喇嘛所说的「中共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是个弥天大谎。
智慧无烦恼慈悲无敌人
严家祺：
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科技概念，汉语里面高分子、生物的词汇，本来都没有，现在都可以创造出来。说藏语不能表达科技概念，这是一种歧视其他民族语言的言论。我作为一个汉人、一个中国人，我尊重发表不同观点，但不能接受歧视性的语言。我觉得这位老兄对藏人不是很友好的态度。
从根本上来讲，我主张在联邦制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当然这是远景。我们无非是尊重藏人，尊重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是很伟大的和平主义者。我看到很多藏人，表示要独立的藏人，西藏青年大会的那些人，他们与我们一样，无非是要表达他们的观点。台湾有多少人要独立？不能说这些要求独立的人就是坏人。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至於说能不能独立，如何和平地解决台湾、西藏问题，需要智慧。达赖喇嘛与圣严法师在对谈中讲了两句很深刻的话：有智慧，就没有烦恼──我们很多人烦恼西藏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智慧不够；有慈悲，无敌人──对藏族同胞，对受苦受难的人要有慈悲心。
藏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大家互相尊重。民运中也不需要有敌人，我看到报上把民运人士骂得那麽凶，很难受。我要宣布，我永远是一个民运分子。要骂就骂我好了。
中共如不反省宁愿支持藏独
林保华：
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我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看的。西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是西藏的自治是假自治。
如果真自治，就不该有中共西藏自治区工委。香港说是自治，但是始终就有共产党地下党在活动。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什麽真正的自治。不要说「高度自治」，连低度自治都没有。但我很遗憾，共产党作为一个崇尚权力的政党，到现在对自己所作的坏事，一点都没有反省的心情。他们通过各种舆论、各种利益收买，通过手中有特权利益的人士，宣传共产党统治西藏、对台湾的统一、对香港统一是如何合理。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也希望中庸之道，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但是共产党一点都没有反省，我也可以很明白地讲，如果共产党不肯承认自己这些政治方面的错误，我作为个人，我支持台湾独立，支持西藏独立！
首先驱除心中的种族主义
曹长青：
如何解决西藏问题？我认为，要相信藏人有他们的政治家，有他们的智慧，不要老觉得我们如何如何，要相信他们。今天我们是很幸运的，有达赖喇嘛在，我在中国民运人士、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中间，找不著一个有达赖喇嘛那样水准的。有他在，他又强调了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西藏自治，这个方案如果中国有新闻自由，如果我们的讨论会可以在北京自由地召开，最多一年时间，大多数老百姓就会改变看法。
王力雄有追求真实的心，同时反映出他没有种族歧视的想法，没有居高临下的殖民主义的心态。怎麽解决西藏问题？
起码有个第一步。尤其在海外的中国人能够尊重西藏人，把人当作人。像严先生刚才所批评的，说西藏人拿不出什麽科技词汇，编不出什麽词典──你可以批评达然萨拉的流亡政府作得怎麽不好，政府怎麽无能、怎麽独裁，但是你说西藏人怎麽怎麽的，就是一种种族歧视，是不能接受的。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步，是驱除你心中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心态、语言和思维方式。像达赖喇嘛，就把人都当成兄弟姐妹，说我心目中没有西藏人中国人有什麽区别，都是人。有了这个境界，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步。有人说「曹长青写文章赞成西藏独立」，我不是赞成西藏独立，它独立不独立，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尊重他们有选择的权利，这个权力不可以剥夺，不可以用武力来压制，不可以像中共对台湾那样用炮舰、导弹来解决。具体怎麽解决，要相信两边政治家的智慧。不要那麽
功利。
简讯：保存达赖喇嘛自传处刑七年
据《自由西藏》7月20日消息：1997年底，聂木县普松乡的才丹，女，现年37岁，由于保存有达赖喇嘛的自转而被中共判刑七年。才丹藏语 程度不错，平时喜欢写作，因此常被中共情治单位怀疑，她由于被怀疑张贴鼓吹西藏独立标语而先後于1988年和1995年被分别关押六个月和八个月。第二次获释後，她在色拉寺附近开酒店，1997年8月，中共军警借口她私藏有达赖喇嘛的自转而被捕，并被判刑七年，现押扎什监狱。才丹早先已与丈夫离异，剩下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在四处流浪。
第八次国际藏学研讨会
于1998年7月25日至31日在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召开第八次国际藏学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国际藏学研讨会于1977年在瑞士首次举行以来，已先後在英国（1979）、美国纽约（1982）、德国（1985）、日本（1989）、挪维（1992）和奥地利（1995）举行。第九次国际藏学研讨会预定将在荷兰召开。
最後的奉献
西藏青年会在清理为国自焚的土登额珠先生之遗产时，发现了其留在家中的遗嘱，遗嘱要求将其在银行的217607.00卢比献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另将万余款项和家中的一切财产捐给西藏青年会，作为争取西藏独立的费用。
藏人欢庆达赖喇嘛生日
七月六日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华诞日，这一天，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纷纷举行了欢庆仪式；在拉达克，当地藏人和拉达克人共伍万余人集会，举行盛大的欢庆仪式，载歌载舞，欢庆正在那里宏法的达赖喇嘛 64岁生日。
在西藏，虽然中共三令五申，严禁举行任何的欢庆仪式，但藏人们仍以逛林卡等各种名义和方式，通过举家野游或亲朋相聚、唱歌跳舞等方式以示欢庆，虽然今年在这一天公开郊游的人较以往多许多，但中共没有象以往那样采取明显的破坏活动。
西藏又发生爆炸事件
据在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消息：6月25日晚上十至十一时，拉萨市公安局院内发生爆炸事件，据了解，大约有三、四人受伤，爆炸遭成附近一些商店民房的门窗玻璃被震碎，根据发生爆炸的时间判断，爆炸的目的不是为了伤害人。
爆炸发生後，中共军警封锁那一带地区，并有六辆装满军警的卡车在街上彻夜巡逻。因爆炸发生在柯林顿访问前夕，引起中共当局的联想，因此在各路口设立哨所检查过往行人。虽然这次还是一如既往地指责西藏流亡政府，但在检查中，却不同往常地对中国籍旅客的检查变得格外严厉。同时，一些僧人和被释放的前政治犯遭到传讯。法新社曾通过各种途径查问爆炸情况，中共官方除了承认爆炸事件而外，拒绝做进一步的说明。驻拉萨的尼泊尔代表则称，除了谣传发生爆炸而外，不知详情。
中国人论西藏
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
读了都人在《枫华园》副刊（ＦＨＹ９８０６Ｃ-Ｓ）上发表的“种族灭绝、文化灭族和澳大利亚土著的｀伤心日＇＂，对其观点实在不敢苟同。
开发美澳新大陆殖民地者的后代并没有否认自己祖先不光彩的历史。况且种族歧视与压迫当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间行为，政府并未公开鼓励。南北战争就是指著美国宪法的众生平等原则号召废奴的。而中国进军西藏，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却是政府行为，只有日本侵华可相类比。日本几个和尚在上海遭到中国人殴打，日本政府要求道歉。结果还没等收到道歉信，日本军队就对上海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攻击。
最近王力雄著《天葬》里讲到藏民游击队袭击驻藏汉人的汽车，杀死工作队员；这大概和《红高粱》里“我爷爷＂用土制炸药袭击日军汽车，《铁道游击队》飞车搞机枪，还有《敌后武工队》和《小兵张嘎》的行径一样。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大破袭，到处扒铁路，割电线，袭击日军据点，结果引来了日军的“五一大扫荡＂。藏民游击队袭击入藏汉人，也引来了解放军“平叛＂。两者如出一辙。
中共以武力胁迫、半欺诈、半征服的“革命两手＂攻入西藏，逼走西藏原政府，怎么能叫“平叛＂呢？这和日军进攻南京，逼走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有什么两样？难道日军的进攻也是“平叛＂不成？
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只承认在华军事损失五十万人。二战结束时的统计，苏联损失人口第一，大约是一千六百万。中国第二，大约是一千两百万。中国军队作战人员损失三百万。也就是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中国要牺牲六名军人。若以中国人死亡一千两百万计算（这数字也不知道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则双方人员损失比为１：２４。最近中国的二战人口损失总数已经自己给追加到四千万了。这等于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要赔八十条中国人的命！１：８０的死亡比率只能证明“皇军神勇＂我们一名皇军能拼掉你们八十个支那人！＂中国人真是没用！杀中国人真如屠宰场杀猪羊一般。
当时中国人口是四亿五千万，杀四千万，相当于杀了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怎么个杀法？按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的规模，四千万相当于一百三十多场南京大屠杀。除南京外，其他的大屠杀都发生在哪里？苏联阵亡不过百分之八，就已经造成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很多大姑娘嫁不出去了。中国损失了百分之九的人口，还到处都是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
中国进军西藏“平叛＂，藏人说是“全民抗战＂。藏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一百二十万大概就如中国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四千万一样。王力雄《天葬》一书中引用的中共自己统计的内部保密资料中，正式“歼敌＂就有九万三。“平叛＂始于1959年三月的炮轰卢布林卡，直到1962年才最后肃清“叛匪＂，整整打了三年。再加上遍及整个藏区的强制“民主改革＂，估计中国在西藏地区总共杀害和迫害致死了十万藏人不是太离谱。整个西藏人口不过两百万，汉军入藏所杀藏人的人口百分比绝不会比日军侵华低！
“平叛＂的当时，入藏汉人全部都是武装的。有的汽车队并未受到攻击，也象打黄羊似的见到藏人就停车狙击；甚至把化装成藏人的解放军侦察员也当成游牧的藏人给猎杀了。藏人看到汉军进驻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文化习俗正在受到汉人的限制和强制改造，怒不可遏；偷袭和杀害进藏汉人的事件自然层出不穷，而且也很残酷。“打击侵略者＂当然要如雷锋日记所云 “对待敌人象严冬一般冷酷无情＂了。这和中国人痛恨日军进驻，愤而袭杀日本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人给自己找的进藏理由是让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给藏人送去新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日军当年侵华何尝不也是让中国进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怀抱＂，给中国人送来大日本天皇的“王道乐土＂？！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大跃进的破天荒，饿死生民无数，总数倒真有四千万人之谱了；而设若当年日本侵华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国人不会过上现代日本人那样的富裕生活？就如北美爱斯基摩人住在雪原汽车房子里看彩色电视，夏威夷土著在空调房子里打游戏机一样。中国人咽不下当亡国奴的这口气，放著富裕生活的前景不要，抗战了八年。那人家藏人可愿意因为城镇里能点上个电灯，就咽下毁家亡国，破坏文化传统这口气？！而如果不毁家亡国于汉族，又安知西藏城镇到现在还点不上电灯？中国政府现在每年给西藏多少万的行政拨款是否能买得下藏人毁家亡国之恨先且不说，如今日本每年给中国的贷款比这笔钱数要多得多。中国人还愿意邀请日军入侵，重回大东亚共荣圈里去吗？
中国军队，不管是国军、共军还是清兵，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即使游击队偶尔偷袭得手，也与大局无补；只好到处请求国际援助。过去这叫“以夷制夷＂。最后日本的海空军主力是被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消灭的，陆军主力关东军是被苏蒙联军出兵东北消灭的。中国人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真让中国人自己独立抗战，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
同样的道理，藏人的装备和军事组织都很落后，根本打不过解放军。单凭藏人自己抗战也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藏人和抗战时的中国人一样，自然也希望得到国际援助。现在西方对藏人处境的同情和对西藏流亡政府基本上仅限于道义上的援助，远不能和当年西方给中国抗战提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相比。更何况当年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正是借用西藏领空开辟的驼峰航线运抵中国；途中仅坠毁的飞机就有近千架之多，可见援助数量之巨大。中国抗战胜利，翻手就灭了西藏，这不叫“恩将仇报＂又叫什么？
即使如都人所言，西方人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猎杀都是真的，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连瑞典的优生政策也在76年结束，政府正在对这项政策的受害者道歉赔偿。西方没有无条件给祖宗护短的陋习。他们自己也不认为祖宗干的事都对，并且正在尽力弥补祖先所行的不义。比如克林顿总统前几年向夏威夷土著就一百年前美国颠覆了当地土著部落统治的事件道歉。美国国会还一致通过票决，追夺了当年以猎杀印地安人著称的卡斯特将军的“英雄＂称号。如今美加政府给每个印地安人每月五百美元到七百加币的终生津贴，以示对占用他们故土和过去所行不义的补偿。美国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都按规定教导学生 “除了印地安人，谁也不是美国人。大家都是来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达的先后，没有种族的贵贱，谁也没有理由歧视他人！＂美国的南北战争更是白人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流血牺牲。可是反观中国政府，可曾为文革冤死的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道歉、赔偿，和追究过凶手的刑事责任吗？
日本民间有不少个人对当年日本侵华行为表示过歉意。其中有状告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侵华内容者；有著书《恶魔的晚宴》，揭露驻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拿中苏战俘做实验者；有集会宣布“中日不再战＂以示忏悔者。但中国朝野至今无人对当年入藏“平叛＂的行径认错，却不乏都人者留意见到国际间指责中国在西藏的劣迹，立刻反唇相讥，大骂西方人祖上也行过同样的不义。就如一个歹徒，正在打家劫舍，欺凌弱小。旁边一个绅士看不过去，出面指责这歹徒的所行不义。该歹徒听罢，翻过脸来指著绅士的鼻子大骂 “你们祖上不是也曾打家劫舍，欺凌过弱小吗？你们不也经历过野蛮时代吗？你们不也是从猴子变来的吗？你又有什么资格假装绅士来指责我？！＂
都人文中提到捷克名列迫害吉普赛人的恶名国家榜首。有美国记者就此质问时，捷克官员便反唇相讥 “你们把印第安红种人关进保留地时何曾问过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有这种恶棍遗风。
退一万步讲，即使西方民主国家现在的种族政策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处，甚至歧视仍在暗中继续，也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充足理由。不能指著别人的三分不义，自己就有权行七分不义。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负责人勃兰特曾遭受纳粹通缉而流亡国外达十三年之久。他在战后担任西德总理访问波兰期间，出人意料地当众向纳粹入侵的波兰死难者纪念碑跪了下去。而其实他本人有充足理由可以宣称 “我和这些死难者一样，也是纳粹的受害者。我也是抵抗战士，凭什么我要为自己在国内的政敌认错？！＂勃兰特可没这么不知趣，他这主动的一跪，为德国人民重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接纳。可是反观汉族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海外民运分子如刘国凯者流，一说到共产党的阶级压迫就喊冤叫屈，一说到共产党对西藏的民族压迫就叫好。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畸形人格。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是儒家文化被及的国家。虽然日本后来“脱亚入欧＂，主动吸收了西方工业文明，但儒家的传统影响还在。德国则是路德叛教的新基督教策源地。从德国发动第二次欧战，日本侵华，中国进藏三方对自己侵略行径的反省上来看，德国是政府和人民一起道歉赔偿了。日本政府虽然没道歉，但民间不乏同情惨遭本民族侵略残杀的他民族者。中国则是政府和民间一致抵制国际间对中国进军西藏的指责。
儒家传统和新基督教文明在对待本民族所行不义的态度上，就是如此地大相径庭。
---（摘自电子刊物《枫华园》199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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