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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藏 通 讯》
- 求自由 藏人前赴後继
- 三藏人以间谍罪被处重刑
- 对解决西藏问题充满信心
- 百余尼姑被赶出寺院
- 擦瓦塞乌寺被关闭
- 恰扎仁波切狱中绝食
- 中共制定僧尼守则
- 美议员谈访问西藏
- 古鲁木纳里成立地方议会
- 影片《在藏七年》的反应
- 失落的故乡
- 中共宣布释放百余藏人
- 纪念9.27独立运动十周年
- 法青年在中国使馆前绝食抗议
- 流亡西藏社会
- 简讯
- 中共继续保持杀人世界之最记录
- 寻求共同点 藏汉对话
- 藏文杂志《达色尔》编辑 失踪
- 虎口脱逃记
- 美任命克雷格为西藏事务协调员
- 西藏政府拒绝先决条件
- 陈奎元谈防内部的敌人
- 计划生育在西藏
- 外汇储备与穷人
- 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
［总合报导］昌都专区八宿县林喀乡（音）塞巴寺的七名僧侣，为了表现对中共侵占西藏的不满和追求自由、独立的愿望，于今年 6月 30日凌晨从塞巴寺出发，步行一日到林喀乡後，以要求自由、独立的大副标语取代当地中共乡政府的门牌，并继续步行。于 7月 1日凌晨赶到八宿县，沿街高呼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而被赶来的中共公安逮捕，在狱中遭到暴虐，一个多月後被押往昌都镇，现尚无更进一步的消息。
七名被捕僧侣中，扎西朋措和西热次成25岁，仁增秋沛和达瓦多杰24岁，罗桑当秋和阿旺秋沛均为16岁的少年，罗松多杰稍大，现年17岁。 另据消息：八宿县扎巴村村民、画师仁增丹沛先生，因怀疑与上述被捕七名僧侣有联系而于八月份被中共逮捕，现已转押到昌都监狱。仁增丹沛先生当时正在为塞菩寺作画，塞菩寺现已被中共关闭，寺僧全部被赶出了寺院。
在八宿县范围，这已是诸多各种反抗中共侵略的事件中，已知的第三次以砸毁中共政府门牌的方式表示抗议：1994年3月，塞巴寺寺僧齐美 多杰、罗桑次嘉、白玛次仁、罗桑巴登、项巴扎西等五人亦因捣毁中共区政府的门牌，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而被捕。事後，齐美所杰、罗桑次嘉和白玛次仁各判处十五年徒刑，罗桑巴登 和项巴扎西各判处十二年徒刑，现押扎什监狱。
另一起发生于1995年8月6日（见本报第八期第五页的报导），八宿县仲萨寺僧罗桑西热和罗桑次成、罗桑次仁三人砸毁八宿县吉达乡政府门牌，公开张贴要求西藏独立的标语而被捕，事後，罗桑西热判刑十五年，其他两人各判十四年徒刑。在狱中，他们由於遭到毒打而让人认不出来，其中罗桑次仁的右臂已被打得不能动弹。
据在伦敦的西藏信息网的综合消息：西藏安多阿力克（即兴海）县的乐喀先先生（28岁），曾于1991年来印度，一年半後，由於健康原因而返回西藏，1993年3月他再次前往印度时，在边界定日地区被中共边防军抓获。根据中共当局对他的判决内容，中共军警从其身上搜出了一些机密文件和给达赖喇嘛的两封信，中共随即将其转交给所谓青海省海南州的公安部门。
中共海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海中法刑判字第19号（1994）判决书判处乐喀先十七年有期徒刑：其中间谍罪判刑八年，建立西藏独立运动的秘密组织判刑十年。两封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信中，一封是所谓青海省刚察县公安局负责人，现年33岁的才贡塔（又称才贡嘉）。另一封信是恰卜恰共和县民族语文办公室的干部，28岁的南洛央所写，由於信件落入中共手中，他俩于1993年5月同时被捕。中共指控他俩参加乐喀先的秘密组织，收集秘密情报及向达赖喇嘛写信等罪行，判处才贡塔十六年徒刑，南洛央十二年徒刑。
他们是在1994年6月份被判决的，但只到最近才为外界所知晓。另有一叫夏吾敦珠的青年也参加了这一秘密组织，但他没有和上述人员一道宣判，原因 是由於其不满十八周岁的缘故。
上述四人是“安多青年献身会＂成员。在审判过程中，三人均否认进行分裂活动，申明所谓的情报材料都是可以通过公开途径购的，是公开发行的材料，但没有为法庭所接受。
1993年6月江泽民到海南州时，亦将当地有名的相声演员曼拉杰关押了6个月，另一叫德噶本的青年亦因政治原因判刑六年，判决指控他与一个秘密组织联合试图转移活动资金。
对解决西藏问题充满信心
达赖喇嘛于今年8月访问印度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时，对当地藏人和佛教徒的讲话中，在谈到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时指出：若问藏中间的问题 能否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地说：完全可以。我虽无未卜先知的本领，但对照许多现象，通过分析可知变化不仅会发生，而且实际上正在发生。例如1959年在拉萨，中国军队镇压了西藏人民的反抗後，中国领导者认为反动派已被消灭了，西藏已经被征服。但三十八年後，西藏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议题，这是中国领导人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现在，西藏问题经过了三十八年而仍引起世人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人之间，关注西藏问题和对西藏人民的呼声表示同情与支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这些都是变化。以往在世界上有十几个共产国家，现在只剩下中国、越南、北朝鲜等，因此世界上的专制政权逐步向民主、尊重人权的方向变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可以肯定了的。
今年6月，中共闯入澎波林周县的纳噶尼姑庵，进行所谓的爱国、爱教教育运动，时有七十五名尼姑由於拒绝发表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不满的言论以及以年幼为名被工作队赶出寺院。该寺尼姑庵目前仅剩八名尼姑，已难进行起码的法事活动。
因同样原因，钵敦尼姑庵的 35名尼姑也在大约与上述同期被赶出寺院。
今年6月中旬，中共工作组进入昌都八宿县的擦瓦塞乌寺，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期间，中共追问僧众是否信仰达赖喇嘛？当众僧答信 仰达赖喇嘛之时，中共工作组的人声称依法禁止寺僧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中共取缔达赖喇嘛的照片的行动遭到众僧的反抗，脑羞成怒的中共当即宣布关闭寺院，不久并将寺僧全部赶出了寺院。
中共称该寺为分裂主义分子的寺院，事後将寺内老僧逐个召到县城，试图个别突破，但由於无一僧发表对达赖喇嘛不敬的言辞，寺院仍处于关闭中。该寺共有三十余僧，已先後有十六名僧侣以进行分裂活动的罪名被捕。
中国人权第三十一号新闻稿消息：因负责为中共寻访灵童又与达赖喇嘛合作选出灵童，因而遭判刑的恰扎强巴赤烈，在绝密状况下，于一九九七年四月底，五月初的一个夜晚被转押到中国四川大足县（从重庆六个小时的车程）川东第三监狱严管队後面的一个小院落内。第三监狱的一半狱警也不知其姓名，只知关著一个犯“分裂祖国＂罪行的戴 眼镜的西藏人。
该小院由川东监狱政委和一个副政委直接管理，由於监狱不允许恰扎仁波切与外界通信，更不允许亲属前来探望以及进行其他的活动，因此，恰扎仁波切自七月开始绝食以抗议中国政府的非法迫害。目前生死不明。
中国人权新闻稿还指出：对恰扎的这种关押，也牵扯一个严重的民族问题，在中国强权政治统治下的西藏，是中国诸多不断反抗和获得世界同情声援的民族地区之一，而且是反抗最激烈、并最受关注的。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历来是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毫不松懈地运用国家的强大专政力量，严密控制这一地区，唯恐不满的藏人将不满暴发为抗议行动。
恰扎强巴赤烈活佛在藏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对他如此严密控制和剥夺，就是出于对藏人和西藏地区压制的需要。企图依靠这种压制，最终消灭不满和反抗。这当然是中国政府一厢情愿，历史上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被压制的民族，不断地重新站立起来，就说明了压制不能消灭不满和抗议，只会制造，最多只能延缓民族间的痛苦和灾难。真正解决问题唯有民族间的平等的对话和寻求和解方式。
新闻稿最後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允许红十字会探望恰扎仁波切，重新审理案件以及给予恰扎应得的权利等。
今年7月20日，所谓拉萨城关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颁布了《拉萨城关区各寺院（包括庙宇与静修院）僧尼守则》，守则要求佛教僧尼服从 党和政府的领导，尊重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政策、法律，不许传播和收听破坏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反动宣传，不许保留、传播反动书报、录音录像带以及其他物品，不许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等。
江泽民访美後，美共和党众议院沃尔夫致函中国驻美大使，要求根据江在美国的宽容表态，前往西藏探视政治犯和良心犯。
沃尔夫曾于8月9日至13日掩饰其身份作为游客前往西藏，成为首位在没有中国官员陪同下访问西藏的美国议员。返回美国後，他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宗教迫害和毁灭文化的事实，并提案要求就中国在西藏的宗教迫害等进行制裁。
8月21日，刚从西藏返回的他在华盛顿召开记者招待会，向世人介绍了中共以残暴、高压的方式统治西藏人民，以及被暴虐的西藏人民对国际社会抱著厚望等情况。
他在解释以游客身份前往西藏的原因时指出：由於了解和保护藏人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是目前极为紧迫的事情，而中国政府始终不愿给有 议员身份的人核发签证，而且即使成行，也只能尊从官方早已安排好的行程，从而无法了解实情，因此他才产生了以游客身份前往西藏的念头。
沃尔夫是在一位懂藏语的西方人陪同和翻译下，在西藏住了四天，其中三天在拉萨，另一天则前往乡村地区进行调查。
在拉萨期间，他先後去了格扎、扎什等监狱和许多佛教寺院，在调查中，他得知中共将保存和供奉达赖喇嘛照片的佛教徒均视为罪恶而进行限制，许多藏人还因此被捕入狱。目前还有七百余名西藏政治犯仍在关押中。他还了解到西藏目前所处危机和中国政府在西藏继续实施残暴的政策，对持不同政见的藏人进行残酷无情的镇压等情况。
他指出：西藏的人权状况毫无进展，在西藏的藏人所遭受的不幸与痛苦很难传播到外界，藏人盼望国际社会的支援。他说：我获得许多与西藏僧尼和青年交谈的机会，虽然充满危险，那些藏人仍义无反顾地介绍了许多中国政府的暴行和西藏目前的真实现状。他谈到他们前往桑耶监狱时，在监狱门口遇到一位藏人，这位藏人向他们介绍了中国政府残酷虐待西藏政治犯的情况，这位藏人解释说：中国政府宣称藏人有信仰自由完全是谎言，不仅如此，一切权利都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藏人毫无自由或权利可言。我们从一些藏语电台中了解到西藏问题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但西方各国政府却继续与中国官方进行贸易活动，使我们有一种这些民主国家无视被欺压的弱小以及抛弃西藏的感觉。
沃尔夫还说：在西藏他们所见到的藏人，不分老青幼，都虔诚信仰达赖喇嘛。不管中共如何施展强权，藏人的信仰都难于改变，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认为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的真正领袖，他还谈到在拉萨，不仅中国人比藏人多，而且中国政府剥夺藏人青年学习、使用藏语或认识传统文化、宗教等的机会。
他还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关注和拯救西藏的时刻业已来临，如果我们对西藏的现状无所作为，那麽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以及其他的民族特性等日趋衰落，并最终将从我们的世界消失。他因此主张美国和自由国家应加紧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为了使西藏的实情为世人所了解而作出努力。
他认为虽然许多有毅力的记者前往西藏了解情况，但西藏的实际情况并未能真正传播到世界，许多实事仍不为外界所知。
他还呼吁美国政府在江泽民访美前和访美後，要与中国政府持续就西藏问题进行对话，并尽快派遣一支议会代表团前往西藏了解实情。
8月22日，美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将会郑重考虑沃尔夫先生就美政府对西藏现状应采取的政策或措施等的建议。发言人并 且指出：美国政府将呼吁双方恢复会谈，为保护西藏特殊的文化、宗教问题进行商谈。美国政府将中国政府与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会谈，视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自由西藏》10月20日报导】在古鲁木纳里的西藏十二届议会议员益西才丹和地方负责人次仁丹达以及选举小组成员等的共同努力下，根据西藏宪法草案的有关规定，根据当地流亡藏人的要求，于 9月 2日西藏民主节，通过选举正式组建了地方议会，并开始正常运转。
有关人士认为这标志著西藏的民主制度的稳健发展和藏人民主意识的逐步提高。
此间评论认为这是藏人从过去依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引导，开始步向自觉、主动地追求和运用民主机制保护自己利益的表现。
来自伦敦的消息：影片《在藏七年》十月开始在伦敦放映，加上还准备拍摄五部有关西藏的电影，受到刺激的中国驻伦敦代表表示：作为反击，他们也将放映本来针对即将公演的影片《根登》而制作的电影《达赖喇嘛》。
在日本东京，从十一月一日开始进行为期十天的国际电影展，中国政府本来计划两部影片参展，其中一部叫《尼玛的鸟》。但十月三十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中国政府将退出影展。
影展组织者相信影展的最後一天将放映《在藏七年》，从而导致了中国政府退出影展。
中共还指责《在藏七年》为纳碎分子所写等，对此，西藏政府发布新闻公告指出：影片《在藏七年》从10月8日开始在美华盛顿、纽约公演 後，世界人民将会从中看到当年中共入侵西藏时的情形，中国政府称《在藏七年》的作者系纳碎分子，在拉萨曾与年幼的达赖喇嘛相处时间甚长，故受其影响等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作者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和两个朋友一道为了攀登喜马拉雅山而来到印度。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印政府逮捕，他越狱逃到西藏寻求避难，作为中立国的西藏，鉴于他们在途中遭受极大的苦难，基于人道主义原则收留了他们，其中并无任何政治动机。
当时达赖喇嘛正在学习佛教经典，从作者处除了学习英语和了解西藏以外世界的情况而外，并未长期在一块儿。作者虽参加过纳碎组织，但那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而且作者自己多次申明加入纳碎组织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并表示对此表示悔恨。而且他在西藏期间，也从未表现出对纳碎主义的迷恋或向往的迹象。他在後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亦称：我本人的政治观点在西藏期间获得长足进步，那是源自佛教的极端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价值观念，在过去的四十余年里，不管是在西藏或世界其他地方，我的认识均是以此为基础的。他还多次谴责了纳碎分子所制造的暴行。
中国政府本想以影片《达赖喇嘛》抵销影片《根登》将会造成的影响，但由於对抗的意味太明显，反而引起世人对影片《根登》和西藏问题的极大兴趣，这恐怕是中共始所未料的。
藏人回藏探亲时的所见所闻
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对西藏的经济并没有带来起色，在大昭寺、布达拉宫以及饭店等门前挤满了要饭的乞丐，其中大部分是应该去上学的小孩。
在拉萨有200余家酒吧，在这些酒吧中，大部分同时兼营卖淫业。我们在拉萨期间，许多藏式房子正在被推倒，其中有一些是颇具历史的老 房子，是拉萨历史的缩影，但全被推倒并以灰色的水泥大楼来代替。如果没有大小昭寺附近的藏式房子，你可能会误以为这是在中国一个城市里。
在西藏，不懂中文被认为是落後的标志。如果一户藏人在门上装饰了吉祥八图或其它的民族图饰，则会被认为是落後或守旧的 至少一些藏人官员担心他们的中国上司会这样认为而避免民族图饰在自己的房中过多地出现。在拉萨城，除了八廓街而外藏语不能通行，你必须要懂中文，因为其它地区多是中国人，他们根本不懂藏语。
在拉萨，中国官员为了防止藏人官员和人民打成一片而有意进行分化，如专门指使藏人警察殴打藏人，而中国官员一般都会袖手旁观，甚至会甜言蜜语。所以有相当一部分藏人认为那些藏人官员还不如中国人官员。但当我在拉萨待久了，知道一些内幕後，才知道对追求自由的同胞是否心狠手毒，是衡量一个藏人干部立场是否鲜明，对中国是否忠诚的标准。依据良知行事，就会被认为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独立。在这些干部中，我认为死心塌地的人少至而又少。（作者为一在流亡中出身的藏人，因还需去西藏，故隐 其名）。
法国记者九月十六日从北京发来消息称：中国政府近期在西藏释放了111名西藏犯人。九月初，中共拉萨的法院宣布对132名犯人予释放或减刑。
据西藏民主与人权促进会的不完全统计：在西藏，至少有1018名政治犯仍在关押中，但在中共公布的减刑或被释放者名单中，只有两名是政治犯。对中共释放百余藏人一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丹巴次仁先生表示欣慰，并希望这是公正的开始，他并重申希望中国政府释放一切被关押的西藏政治犯。
9月27日，在流亡藏人区，各团体和学校等纷纷举行9.27独立运动十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主要是以为死难同胞祈祷，为仍在关押中的千余西藏政治犯的自由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良心或政治犯的早日获释而祈祷为主题的。
在达然萨拉，由九、十、三运动所组织的包括几十名曾为西藏的自由而被关押过的前西藏政治犯参加的纪念仪式上，组织者还进行展览，向人们展示十年来一系列示威游行以及中共军警血腥镇压的照片和沾满鲜血的血衣，被杀烈士的遗物、中共的各种刑具、催泪弹等。
1987年9月27日，一些哲蚌寺寺僧首先在拉萨八廓街公开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西藏独立，由此拉开了西藏人民为民族生存和自由而展开的新 一轮反抗运动的序幕，在这十年间，有几百名西藏人为了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自由而献出了生命，几千名西藏人被中共投入监牢，至今至少有一千余名西藏政治犯被关押在西藏的各监牢中。
法国支援西藏团体9月19日消息：现年26岁的青年普威瓦纳，在中国驻法使馆前为了争取在狱中遭受非人虐待的西藏女尼阿旺松卓的获释而从 9月 15日开始进行绝食。
普威瓦纳是独自从住处步行约七十公里赶到中国驻法使馆前进行绝食活动的，他在绝食地点插了一面西藏国旗，并有一块写有“立即释放阿旺松卓＂以及注明绝食时间的牌子。中国使馆人员除了对他进行录像，还要求法国政府采取措施，将他从使馆门前赶走，由於他的行为未触犯法律，警察未采取任何行动。
阿旺松卓是西藏格日寺尼姑，现年20岁。13岁时，她由於参加争取西藏独立的示威活动而被中共关押九个月，期间遭毒打。1992年6月17日，她再次被捕後被判刑三年。1993年，由於她和另十三名女政治犯一起唱颂西藏独立的歌曲而被加刑六年。1995年，阿旺松卓在狱卒巡视时未起立表示恭敬而遭毒打。并又一次加刑九年。
声明还说：以往印度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结果有了1962年对印度的侵入，这是一个教训。中国正在扩充军力，绝无意减少在西藏的驻军，如果印度继续对中国保有幻想，1962年也许将会重演。
8月25日，国际大赦组织公开的统计显示，中国在去年的严打运动中，至少处决了四千三百六十七名罪犯，比世界其他各国处决罪犯的总数还多。
----藏汉对话
由欧洲藏人组织和中国民联阵英国分部共同组织的流亡藏人与中国民运组织和知识分子“寻求共同点＂的对话于 10月 11至 1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民联阵总部的徐邦泰、伍凡、汪泯、高沛其、王策和著名学者司马璐、于浩成、严家祺、曹长青以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徐明旭等人。西藏方面出席的有西藏流亡政府外宣部外交负责人达波 索南、西藏研究中心主管才嘉、青年会主席以及定居欧洲的西藏学者等。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共有一百四十余关心西藏问题的中藏学者和民运人士等出席了对话会。会议之後还通过了自民党民联阵与欧洲西藏人组织间的联合声明和由双方共同组成联络协调组织等方面建成了一致。
在会议期间，于浩成、司马璐等著名学者高度赞扬了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思想，以及以中道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指出了西藏民族无可置疑地拥有包括自决权在内的天赋人权等，著名学者严家祺还就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谈到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人一般想当然地认为的政治问题，它还涉及到保障一个文明与传统的问题。与会的中国民运人士和学者大部分都推崇达赖喇嘛有关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但也有人认为西藏在历史上即为中国的一部分，理由是这一点已记录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却不言二十四史同时也将英国、梵底罔、越南、朝鲜、日本、俄国等许多欧亚国家都记载为中国的属国或藩属国。当然这也说明了不仅中国人民，甚至许多中国的民运人士，在考虑国家疆域、主权等问题时，仍将帝国与国家等量齐观，仍难于走出大一统和传统的帝国心态。这恐怕也是双方认识到前路遥远而在会後成立联络协调小组的原因。
《西藏三区报》11月1日报导：西藏安多地区的《达色尔》藏文杂志编辑夏朵次仁先生由於政治原因，大约在6月份左右被中共警察带走，从此失踪。中共警方即未通知单位，也未告知家人。《达色尔》是在中国甘肃（拉卜愣被并入甘肃）注册登记的正式刊物，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影响。夏朵次仁是拉卜愣人，先後毕业于甘南藏文中等专业学校，甘肃民族师范学校。在学校，曾以进行藏独活动而被监视。
我从美国之音得知达赖喇嘛于3月22日访问台湾，买了四尺白布後请朋友日卓画了两个雪山狮子，当时我只告诉他画狮子，没有说干什麽。 回来後动手制成两面国旗，上书“博札（梵语“西藏＂之意）不畏雪狮旗＂，于3月22日夜晚两时左右，与朋友洛珠一道将一面挂在街旁电线杆上，然後则进入州民族师范学校，取下旗杆上的中国国旗，换上另一面西藏国旗。
次日开始，中共展开大规模的调查，三个多月间逮捕了四十余僧侣。其後中共又组成严打队进驻寺院进行调查，大肆搜查僧舍。
6月25日晚两点，中共军警突然包围我的僧舍後将我逮捕，并从僧舍中搜出《达赖喇嘛自传》和六盘美国之音录下的有关达赖喇嘛的讲话及 其他新闻。次日，将我押到蒙旗县监狱，偶然从门缝看到我的朋友洛珠，才知道挂旗一事已 被发觉。
6月30日，他们以两辆吉普车押我们前往热贡，途中押有其他两人的车抛锚，我们的车单独行进到一牧区时，我要求解手，得允并解开了手 铐，我在解手时，乘他们不注意撒腿就跑，有藏人警察开枪追击，幸未击中。我想：进监狱还不如让他们打死，所以死命奔跑，追赶的警察摔了一跤，趴在地上起不来，我也摔了一跤，腿骨骨折而疼 痛难忍，但我不敢停下来，强忍著疼痛继续连滚带爬地跑到一草丛中躲起来。
中共军警没有发现我，向前面的森林中追去。我随机返回到能看见吉普车的地方躲起来，时已走不动了。几个小时後，追我的军警返回，又从附近带了几个藏人牧民，试图再去搜查。时有暴雨，後一辆车亦赶到，中国军警不得不收兵。我想折一树支做拐棍，使出全身的力气仍折不断，饥渴中爬向一个水沟，刚到就昏了过去………。
如此我在这一带躲了九十余天，治好了伤口。期间中共在这一带散发通辑令，言有一个盗窃二十余匹马的僧装青年逃跑，如有人发现并报告则有重赏等。之前，中国军警将我未能到达的那片森林派兵围了许多日，当时对当地人却言要围捕一个盗窃寺院佛像的僧人。
养好伤，我通过拉萨而终於逃到了印度。
在江泽民访美期间，美外交部与10月31日宣布任命克雷格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美外交部发言人称：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主要工作是与中国政府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接触，设法使双方尽快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以及保护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
西藏流亡政府对此表示欢迎，认为在江泽民未离开美国前宣布这一任命具有重要意义，这项任命再一次提醒北京政府，靠高压和拖延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通过和谈，西藏问题才能得到 解决。并声明了美政府对坚持以和平非暴力路线争取自由之西藏人民的 坚定支持。
克雷格先生是一个具有丰富从政经验学识渊博的老牌公务员。对西藏问题甚为关注，有关人士认为，他的事务被画入政策计划委员会亦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11月6日，他在议院外交事务小组的发言中指出，外交秘书长指示他以特别协调负责人的身份，尽最大的努力在中国政府和西藏达赖喇嘛之间进行沟通，设法尽快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同时美国政府方面已答允在人力或物力上提供一切方便。
他还表示：保护西藏的文化和民族本质是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亦抱著一定要将其妥善完成的决心接受这项工作。目前虽有一些困难，但通过努力，希望如众议院议长所指出的那样，能为事务的良性发展而尽力，使神圣的达赖喇嘛和江泽民主席有一天能够举行会谈。外交事务小组负责人哥尔曼先生表示希望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为中藏间的和谈发挥积极的 作用。美国议会和美国人民将会尽力予帮助。
克雷格先生计划和外交委员会秘书长一同前往印度与达赖喇嘛会面，然後向中国政府联系，并将要求前往西藏。
西藏政府发表书面声明，拒绝接受江泽民访美期间就西藏问题提出的预设条件。声明指出：达赖喇嘛已表明愿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地点与中国领导阶层讨论西藏未来的地位问题，但绝不接受任何预设条件。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西藏在历史上是否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因面对历史，从历史事实寻求答案，而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更关心的是西藏人的基本权力和西藏文化与宗教等问题。而且西藏政府多次申明，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愿意对话，及真的有所行动，则西藏政府是愿意积极回应的。
十一月初，陈奎元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称：我们的许多干部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这点对思想教育造成极大的阻碍。他还说西藏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不仅要高度重视达赖集团进行破坏和制造纷乱，而且还要注意隐藏在我们队伍内部的冒充正人君子的那些人。
陈奎元是历任中共党委书记中最公开扬言西藏籍干部不可信和对藏人最露骨地以征服者的姿态进行统治者。由於他在西藏遭到西藏籍干部的仇视，许多藏人干部说兔死狗烹 ，但现在就烹是否太早了。
6月12日的《青海藏文报》称：西藏安多恰卜恰县的十三个村庄有84名妇女进行了绝育措施，有113个妇女进行了避孕措施，其中有许多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与个人。萨主西村有31名妇女被绝育，18名采取避孕措施。江西村也有14人被迫采取绝育手术。
西藏面积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六百万，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计划生育。毛泽东当年多次宣称中国要帮助西藏发展人口、经济等。但实际上，为了防止西藏民族的发展与强大，同时为了给本国移民留下更多的“生存空间＂，中共不顾西藏民族人口稀少的事实，采取严厉的人口控制。对一些超生者予重罚，如安多昂拉县中学的教师多杰措莫怀第二胎，临产被发现，被逼堕胎，最後经多方求情才以交纳一万元人民币了事。而绝大部分西藏人民年收入不过几百元，当然无力支付这笔钱以便从中共手中购买生育权。
中国副总理朱熔基在世界银行一项研讨会上说：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已从1993年的180亿美元增加到1316亿美元。在此之前，世界银行公布 的最新报告显示：虽然亚洲贫穷人口削弱的速度较其他地区快的多，但仍有近十亿亚洲人处于贫穷状态，中国大陆的贫困人口统计数字已有原来的一亿人增加到三亿多。
西藏问题是五十年代开始产生的，在这之前没有什麽西藏问题，因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一定要说有西藏问题，则是西藏与当时中国政府国民党就边境问题、或者说西藏人为收复失土而先後与中国军队发生的军事冲突。但自从西藏陷于中共统治後，西藏民族不仅遭受异族最残酷的统治，而且在中国统治者有意地通过暴力和移民等手段推行的民族灭绝和同化消灭政策下，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开头。
首先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从民族、地理、历史、文化或是生活在这一土地上之人民心理认同，所谓的“西藏＂，指的无疑是西藏民族世世代代居住的、由西藏文明所含盖的那块土地，即所谓的大西藏。而所谓的小西藏，即中共政府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划分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完全是抱著极不正当或不光彩的动机而作出的人为划分，是肆意割裂历史、民族、文化之联系的行为，充其量只是一个行政单位的概念，与我们所讲的包含民族、文化、地理等含义的“西藏＂或藏语 BOD、英语 Tibet的内涵与外延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藏，除了西藏民族以外，现今还有其他民族居住，但除了藏人，其他民族都是从外迁移进入西藏的，即除了西藏以外，其他都不是西藏的土著民族。历史上，中国人将位于其西方的各民族或国家一律称之为“羌＂，“羌＂仅仅是一个泛称，其中也包括西藏民族，如西藏最原始的六大姓氏中的“党＂氏，被中国人称为党项族。虽然在历史上有外族短暂侵入的历史，但至到十三世纪为止，西藏人在西藏的土地上一直保持了民族的单一性（注1），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横扫世界时，才开始真正有外族的人口在西藏土地上定居。
到本世纪为止，蒙藏而外的外族移入西藏领土，主要是所谓青海省的海东地区，那也是自十八世纪开始，一直由满清直接统治的地区。就以那一地区而言，首先是蒙古人的移入，现被称为土族者，有许多学者认为是蒙古与藏人联姻的产物。另有几百名撒玛尔罕的男性也迁入这一地区，他们在接受了藏人提出的一些条件後，迎娶西藏的妇女并在这一带定居下来，形成了现在的撒拉族。另有一支称为回纥者迁入，但人数似乎并不多。
总之，虽有这些外族的迁入，但在这一地区，藏人和蒙古人平分秋色，一直占有人口的绝对多数。如公元1723年罗布藏丹津与满清的战争结束後，战胜的满清将占据的青海湖以东地区并入甘肃省，设立西宁府，下辖三厅（另有循化厅画入兰州府），据《西宁府新志.田赋》载1746年这一地区共有245735人。其中包括大量的蒙、藏族，如：满清打败罗布藏丹津後，将剩余的两万余户，约十万蒙古人并入其统治下，而 西藏人的人口数在当时虽无明确记载，但对照罗布藏丹津在战场上动员二十余万人的情况，不难看出当时在这一地区的蒙藏人口至少在八万以上。战争中人口虽遭受巨大的损失（满清出师十五日内，斩首八万余……冯浩华编《青海人口》57页），但不至于毫无留存。又根据1810年《西宁事宜节略》记载：当时编户人口中藏人有1908户，亦即十万人左右。再加上土、回、撒拉等，可知当时在青海湖以东地区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口并不多，主要应是以兵丁为主，并没有形成聚居的情况。到本世纪初，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口数仍然是不多的（注2）。自从 1929年中国政府非法在西藏领土上建立所谓的青海省以後，中国移民的人口才稍有增加。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蒙古人口的锐减和回族的膨胀（注3）。而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移民政策，使这一地区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汉族人口便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中国人口：青 海分册》就指出：到1959年，在青海省的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从外省迁来的。然而这一数字正如该书说明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由後往前推算的估计数，因为中共到1982年为止，并未在青海进行过人口普查。事实上，这一估计仍然大大小小地小估了移民的人口数。如1959年，中国政府称当时所谓青海省的总人口数为2425097人，其中藏人已从原来的八、九十万左右减少到当时的四十余万（注4），加上回、撒、蒙、土族共约三十余万，以及50年前就在青海的二十万左右的汉族，其总数不过九十万左右。也就是说，实际上最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 50年後迁移进来的。何况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口以军事机密或国家机密为由不予计算，如劳改场的人口和军事企业的人口等（注5）。
以上是西藏东北部青海湖以东地区的情况，再说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从1950年有军事部门进驻以来，大量的军人就地专业，到 1959年完全掌握西藏後，更有大量的中国人移民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据《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76页载：“从1965年至1985年，十九年间迁入16.53万人（即共有18.85万人迁入，2.32万人迁出）。有关的迁移情况该书还介绍到：＂1965至1973年间，由於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尤其在工业方面，为了“填补空白＂，陆续建立了不少工矿企业，因此从内地每年要进来不少科技人员、行政干部、工人及其家属子女和亲戚，此外还有一些知识青年来西藏参加西藏的建设。1974至1979年间，形成一个迁入高峰，因1976年後内地大学毕业生大批进藏，1979年中央从全国六个省市抽调了三千多名干部进藏。1980至1985年间，迁出多于迁入，因为从1980年开始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大批内调“。
至于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共更是进一步搞瞒天过海的勾当，称在西藏自治区的中国人总数不过八万而已。这八万余人中，在校生近万人，在业人口59285人，其他人口为万余人。根据中共的定义，在业人口是包括个体户的（注7）。但人们在西藏区看到的中国个体户人数完全超过上述统计数。《西藏文艺》上曾发表了由唐晋中、丁穷夫、周绍西三人合写的报告文学《商品大潮席卷下的西方净土》，其中写道“正当国家干部人心思走……时，五万多户操著不同方言的个体户却在这清晨的曙光里，从五湖四海云集于这片“高压之岭＂＂。这五万多户是个什麽样的数字？仅以一户有两名在业人口计算，其在业人口的总数也在十万以上。而根据《1991年经济统计年鉴》的统计，仅在全名所有制单位职工中，即有五万三千余名中国人，还有所谓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又会有多少呢？因此中共的所谓第四次人口普查依然是不可信的，其数字依然是 中国政府根据其政治需要而作了改造的。
对所谓个体户的移民，中国政府一直讳莫如深。在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虽仅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但在82年的人口普查中有八、九项项目，而在90年的人口普查，二十一个普查项目中，中国政府又专门取消了三项与这点有关的调查项目。即：
（1）1985年7月1日常驻地状况；
（2）前来本地原因；
（3）本户户籍离开本县市一年以上的人口数，可见其中有名堂。
中国政府有一论调，说这些个体户是流动人口，不会长期定居西藏。海外有人说：西藏高寒，没有人愿意留在西藏。流动人口和个体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个体户一般而言必定是固定的，当流动人口找到他认为适合的地方，并开始谋生时，他就变成了固定的居民、或者说是个体户。因此，在西藏有许多是流动人口（即流浪者）变为个体户的。而那些个体户赚了钱就会回去的说法当然是自欺欺人的，人的欲望是无尽的，而且他们首先是由於在家乡难于立足才出来讨生活的，特别是到西藏的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贫穷农村的剩余人口，这些一般仅仅掌握著底层次的生存机能或毫无专长，却由於在西藏自治区由中共政府的优惠和在政府任职的亲友老乡或关系套关系的护持下才大有作为的个体户，他们离开西藏一般就意味著重新加入本来就人满为患的盲流大军中，可以这样说，他们只有在西藏才能够过得象个人样。所以，他们虽然会不停地抱怨西藏的气後和高寒，以及交通不便等，但利害相较，对他们而言，留在西藏当然是最明智的选择，是利远远大于弊的。这和中共干部八十年代初内调有点相似，开始大家兴高彩烈……要回家了吗！可不过几年，他们就发现与西藏的高寒和交通不便一道，他们还失去了许多的利益，包括高待遇、实权、统治者的优越感等等。于是利害相较，又有许多人坚持要“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支援边疆＂。这些人回去好歹有个工作，个体户离开西藏就意味著从头再来，谈何容易。所以，以高寒为借口，否定那些非中共官员的移民已移居西藏的事实是难于成立的。
至于所谓这些人在西藏自治区没有户口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在北京、天津、深圳，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因为中国政府不想让这些地区的人口过分膨胀。但在西藏则恰恰相反，中国政府竭尽全力鼓励自己的人民移民西藏。在拉萨，每过一两年总要拉开阵势，动员军警、干部等，驱赶那些朝圣後滞留不归的西藏人，却从来不会听说过中共军警在驱赶来自中国的盲流。相反，还有这些盲流到县、州政府静坐示威要求解决户口问题的怪事出现，如甘南合作镇，原是一个有几百名藏人手工业者的小城镇，中共进入後大量移民，现在在合作镇，藏人几乎是寥若晨星。在合作镇周围形成了许多移民的村庄，人称黑户庄，全是没有户口的。当地藏人虽强烈反对这些非法留居在他们土地上的移民，但中国政府除了“防止分裂主义分子乘机兴风作浪＂而外，并未采取任何有力措施。这些移民知道中共政府在为他们撑腰，竟嚣张地与附近藏人斗殴，到县、州政府静坐示威，要求解决户口和土地问题。
所谓殖民，指的是因政治、经济等原因，由占统治地位的政府鼓励或促成的本国人民迁往被统治地区的行为。
殖民行为一直是联合国明文禁止的，如1949年日内瓦第四次会议的49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禁止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向被统治地区移民或将土著迁离本土。同年的联合国第5号补充决议中又进一步阐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向被占领地区移居非军事人员，也是违背日内瓦49号决议精神的。
在历史上，通过大规模的人口移民来消灭土著民族是有无数前列可寻的，大的如原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在欧洲殖民者的庞大人口殖民下，只好龟缩在保留地，一蹶不振，坐以待毙。眼前的例子如现中共统治下的满族，曾是那麽强大，但在当今中国，除了统计数，你到那里去寻找名副其实的满族人呢？实际上，满族已经是历史名词，现已经被同化而灭亡。再说现在的内蒙古，在中国政府的殖民政策下，一千七百万人口中，蒙古人不过二百万，据“甘南州＂的藏文杂志《达色尔》于八十年代末报导：在内蒙，已有百分之二十的蒙古人不会说蒙语，百分之二十的人虽会简单的蒙语，却以汉语为第一母语。往下还有新疆、西藏等，都在强大的人口压力下，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以我前述的西藏东北部的青海湖以东地区（即现今海东地区）为例，这一西藏人时代居住的地方，现虽仍有几十万藏人，但绝大多数人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是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再如西藏佛教中最大的教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家乡塔尔寺，原有两千余寺僧，是个藏人聚居的地区，现今这一地区已被完全汉化。寺院沦为观光胜地，除了老年人，当地已鲜少会使用藏语的。在西藏的其他地区，这一情况随著移民的增加而正在曼延，那些移民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不仅在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地方大展身手，而且完全垄断了西藏的经济。对这一现象，中国政府不断地喋喋不休地称藏人没有商业观念，完全是在胡说，西藏民族一直是一个有著经商传统的民族，其商业的触角甚至曾经伸到加里各答或上海、天津等地，历史上，往来与中国和印度间的商人络绎不绝，这一传统在流亡藏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印度，有上千万来自各国的流亡者，但只有流亡藏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完全是以经商为生，而几乎绝大部分藏人都进行商业活动。西藏寺院经商更是已有著悠久历史的。但是在西藏自治区，现在的情况却是藏人主要分布农牧区，除了以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交售＂农牧产品并以高于正常价格购买中国移民出售的产品而外，几乎无力在这所谓的商品大潮中一展身手，藏人的产品如能输入到近在咫尺的印度、尼泊尔，虽可得较高的利润等，但这却要冒坐牢的危险，正因为西藏人的产品交售或生产资料的购买渠道只有一个，所以除了承受被垄断、剥夺的命运而外很难有别的出路。
在这绝不是有没有商品观念的问题。移民的中国人由於完全把持著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藏各城镇，从而使他们可以利用对藏人的优越甚至垄断的地位，尽情地盘剥西藏农牧民，然後却反指藏人没有经商意识，真是咄咄怪事。如据《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载：在拉萨除去八郭街，全市一万两千八百二十七间店铺中，由藏人经营的仅三百余家，在康区八宿的145家中，由藏人经营的仅15家，在昌都840家中，由藏人经营的仅92家，波密扎木232家中，藏人经营的仅3家。这些数字还是几年前的统计数，目前的情况更趋严重，如中共一年前拆毁大量藏人建筑（其中包括许多有保存价值的古建筑）而平整出的布达拉宫广场，四周象雨後春笋般开出的近千家各类商店中，藏人经营的仅 几户而已。1995年2月，新华社宣布有一千名中国干部和职工技术人员将前往西藏工作，这些人去西藏後，替换了全部原县一级党委书记的西藏人。在此之前的1994年7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了向西藏殖民的事实，同时却强调要给予特殊的待遇，以吸引复员专业的军警和干部、职工留居西藏。已泄露的1993年5月12日在成都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曾讨论到如何制定促使中国人潮水般移民西藏的政策问题。早在1989年3月，阿沛阿旺晋美就曾谈到：现在大量的汉族商人和定居者涌入西藏，仅在拉萨就有十余万，给当地人民的安宁带来极大的危害。在西藏东北部的安多，这一情况当然就更严重，如安多拉卜愣是西藏黄教的六大寺院之一，原为纯藏人区，只有一些回汉流动商人前来经商（藏人领袖不许他们携眷定居），但现在原寺院面积一半已为中共机关和由移民开设的各种商店所占据。在拉卜愣寺外的几千家商店中，由藏人经营的不过几家而已。再如柴达木发现千座藏人古墓的新闻，但现在在这一地区的藏人被赶到更高寒的地方，然後中国政府在那里建起了几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总之，在移民大量集中的城镇，西藏的文化、语言、传统正在丧失，而在农牧区，虽然人们暂时还讲著藏语，但不仅文盲充斥，遭受到中国政府和移民的双重盘剥，贫穷落後。
就西藏和西藏人目前的现状而言，实际上已变成了中国廉价的原材料生产基地或生产者以及不公平的贸易中，倾销其产品的场所或对象。随著移民的增加，西藏从人口、文化、经济等诸方面，正在逐渐走向灭亡。
如果中国或中国政府继续奴役西藏民族、坚持殖民、同化西藏民族的政策，如果中国民运或中国人民继续无视并使现状持续发展下去，则西藏很可能就没有明天。
如果这种事果真发生，这不仅是西藏的不幸，而且也是人类的不幸。西藏的灭亡，同时也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同样古老而独特之文明与宗教的灭亡。我想，未来的中国人一定会悔恨，一定会为中国在人类发展史和文明史上、在人类已进入高度文明之时，犯下的这一无可弥补的罪恶而感到遗憾。
毁灭西藏民族，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同时也是中国的罪恶。中国人民有责任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
注释
（1）历史上，中国西汉的王莽曾“拓边＂，并在现青海境内建西海郡，但郡制不久即废，这些地区又为当时中国人称为“羌＂的西藏人所 收复。30年後（公元35年），东汉皇帝：“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还旧邑＂。至于七世纪的吐谷，中文史料推测其王室是三世纪由阴山迁来的鲜卑人，不管是否属实，其国内的主体民族依然是西藏人。西藏史书中，记载的卫藏与吐谷间的交往，并未谈到其王室是属于其他种族的人。
（2）中文资料记载的人口数仅包括其直接统治的海东地区，即所谓的编户人口。据《甘肃通志稿.民族志》记载：1908年西宁府所辖人口为361255人，到1928年人口增长到428605人。当时的其他资料如《甘肃全省新通志》以及1912年的《内政年鉴》都作了相近的记载，表明至1912年，现海东地区的总人口为三十六万左右。由於移民的汉、回、撒拉、土族等非藏蒙人口全部聚居在这一地区，所以这一数字等于现青海省境内的全部非藏蒙人口数和这一地区的藏蒙人口数，而根据中共的统计，1949年回、撒拉等人口为三十万，以人口自然增长率递减，二十年代最少有十五万以上，加上十余万藏人和蒙古族等，可见非上述民族的人口甚少。
（3）192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甘肃省划出西宁道所属之西宁、大通、乐都、循化、巴燕、丹噶尔、贵德七县，建 立所谓的青海省。又：《化隆回族自治县概况》载：1744年，藏人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六五……原来信仰佛教的一部分藏族，由於归依伊斯兰教，在宗教、生活习惯、婚葬习俗方面成为现在的“回族＂。目前，这一地区所谓回族多仍以藏语为第一母语。又在《 青海风土调查集》称：“番民言语与蒙古略同，近年为汉族所同化＂湟中县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诞生之地，该地有西藏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但据1932年的统计，整个湟中县藏人人口仅七千零一人，严重不实，因仅寺僧就有几千人，塔尔寺所属藏人亦应超过此数，因时间或资料原因，留下存疑。
（4）有关藏族的人口数，1985年出版的《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青海人民出版社）记录了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对现青海人口、风土等的调查情况，其中记录时间应在四十年代的、书中注明原件藏南京档案馆的《青海概况》记载：青海人口140余万，其中仅保安十二族（现黄南热贡为中心的藏人）、环海八族（围绕青海湖的八个藏族部落）、果洛（现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二十五族（现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人口为五十五万余人（该书另载：有郭密一族，在黄河北岸，分上下郭蜜，约四千户。该文和此书中另一份调查亦称：番人分布各地，不易记载），上述部落的人口统计数多有错误，如玉树人口记载为仅有六万七千余人，但该书约同一时期的另一份调查中则称：玉树为省南大族，其人口当时不少于二十万。《中国人口：青海分册》承认玉树地区的人口，1964年比1953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三，这些人口的减少并不是每年平均递减，而是在58年平叛中被消灭而减少的，对此《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也不否认，多次谈到1958年的特殊事件，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即使在人口如此减少的情况下，1958年劫後余生的玉树人口仍有132030人（见《中国藏族部落》中国藏学出版社），考虑到中国政府一直极力试图掩盖藏人屠杀，如《中国人口》中多次谈到：由於左倾思想的影响，对（64年以前的）死亡人数未做如实统计。故当时玉树人口在二十万左右是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国民党的《青海概况 》中仅玉树一地即少算了十余万人口。
又1949年国民党的《电复本省编户保甲编查情况》（摘自《中国人口》，书中称原件藏南京档案馆）载：1948年编户人口为952671人，也就是说未编户人口为五十三万（1949年青海省统计局称当年青海人口为1483282人），而未编户人口为藏人，所以加上已编户人口，藏人人数 应在八-九十万。因为即使不考虑人口增殖，1808年藏人编户人口为十万人左右《青海事宜节略》，加上1936年出版的国民党《内政年鉴》 载1931年全省十五个县的人口为637965人，比1928年多了二十万，显然是人口统计范围增大的缘故。而那些人口统计范围增大的地区全部是藏人区，故其增加的二十余万应计入藏人人口数中。这一数字也和西藏安多著名的领袖……拉卜愣的阿巴阿罗（又名黄正清，曾任中共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在其所著历史中指出的：三十年代安多地区有大小部落六百多个，人口约150余万的说法相吻合。因为根据人口分布，所谓青海省的安多人口，约占安多总数的一半左右，加上为康区的玉树地区人口数，在青海省境内的藏人人口也在八-九十万左 右。
在此有一点说明为好，即果洛地区，果洛自称果洛三本。“本＂是藏语十万之意，谓果洛三部各有十万人口，共三十万人，民俗调查记载有四十万人口。《中国人口：青海分册》承认从1954年至1964年间，果洛人口减少百分之七十八点九六，也就是说：果洛只剩下老人和儿童了，青壮男女几乎完全被杀光了。但这个数字依然是不够的，不仅因为剩余人口中包括著移民的人口数，而且因为中共计算的果洛人口基数仅仅为十万人，即五六年果洛人口十万人的基础上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余，如以果洛实有人口（四十万左右）言之，则中共对西藏民族的灭绝政策已是非常明显的了。其比例当然更是惊人，果洛已经到了斩尽杀绝的地步。
由於中共尽力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而在其控制的人口统计数字上做了许多手脚。
（5）《中国人口：青海分册》载：“从1952年以来，全国部分省市的部分犯人先後在本省一些农场、工厂及其他场所进行劳动改造，他们 刑满释放後百分之六十的人自愿留在青海就业，同时也有部分省外刑满释放人员自愿留在青海就业的＂。（又：在青海至少有十九支队的番号，说明最少有十九个劳改营）。又据《中国人口：青海分册》记载（210页）。全省耕地面积872.99万亩，其中省属国营农场约147.18万 亩，其他2.79万亩，两项合计约150万亩，由於国营农场的人口完全是由移民或犯人所组成，仅此点，亦可窥见其人口规模。又各州县的人口统计中都未计入该地的犯人和农场职工人口数。
（6）据《中国人口：西藏分册》载：1979年至1985年，六年中，非农业人口增加二十一万，其中出生增加仅百分之十五，迁入增加百分之 五十四点七，农转非百分之二十五点二。该资料还显示：职工家属和随军家属农转非人口为三万人，1985年仍有近万名未能解决落户问题，其中投亲靠友者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九。
（7）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标解释，“常住人口＂一栏第二、三条为“在本县市常住一年以上，常住户口在外地的人＂“普查时住 在本县、市，常住户口待定的人＂。“在业人口＂指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15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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