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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讯
《西藏时报》1997年5月15日报导：邓小平死後不过几天的一个清晨，西藏安多热贡（现青海同仁）最繁华街道区的电线杆上，人们发现一 面西藏国旗在迎风招展。由於西藏国旗被西藏爱国者冒著生命危险挂在两根高压电线之间。所以，中国军警赶到现场後到中午十二时才将西藏国旗取下。时值隆务大寺举行法会，四、五千名僧俗群众都看到了当时的全部过程。同一天，这些爱国者还在热贡的中共政府机关和热贡寺前的石碑上贴出了要求西藏独立的标语，这些标语使用一种黏合力极强的胶水，所以中共当局不能立即撕下，只好先用一张纸盖在上面。
2月20日（星期六），青海省黄南州民族师范学校的旗杆上又发现一面西藏国旗在晨风中高高飘扬。中共军警逐门搜查了紧挨著学校的隆务大寺，却发现许多僧舍的墙上都绘有西藏国旗，并搜出大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照片。最後中共带走了被怀疑是散布 班禅照片的僧侣扎巴坚赞和怀疑在墙上绘制西藏国旗的画师僧侣格登东周。
隆务寺现驻有40余名中共官员进行政治教育运动。从1987年开始即处於中共严密管制下的爱国主义者、当地著名书法家僧侣曼八多杰也被正式逮捕。
现年37岁的舞蹈演员洛珠嘉措，因在狱中由於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被加刑六年。
1995年3月4日，洛珠嘉措在监狱中队门口高呼“西藏独立 “中国人离开西藏 等口号时，中国军警赶来後将他铐上，拳打脚踢并施到 刑讯室再次毒打。一狱卒边打边狂称：如果达赖喇嘛在这，我也要把他关进监狱。
1995年3月7日，中共狱警李东（音译，下同）刘宝、晁吉等前来提审时，洛珠嘉措不仅拒绝认罪，而且坚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权独立建国并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又遭轮番毒打，直至昏迷不醒方才罢休。此後一个多月的审讯中，洛珠嘉措不仅经常遭毒打，而且每天只给一个馒头和一碗水作为惩罚。但他威武不屈，坚持要求西藏独立无罪。中共监狱当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对洛珠 嘉措申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
1995年4月，中级人民检察院对洛珠嘉措以死刑罪起诉的消息被狱中的政治犯获悉後，立即将消息传递到外界，美国之音及时作了报导。1995年5月18日，联合国就此向中国政府交涉并进行了谴责。中国政府在各种压力下，才改判洛珠嘉措为六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洛珠 嘉措原是那曲索县擦荣村人，家中还有老母亲健在。1993年1月17日，洛珠嘉措由於失手打死向他挑衅之人，被判刑十五年。
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在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是中国在面临历史转折开头时所发生的一件大事，由於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平抗议的人民，因此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极大关注。
通过六四事件，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渴望自由、人权、民主的愿望和中国政府强力压制人类与生俱有之权力的事实。
今天，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们纪念“六四 镇压之际，我向为你们伟大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而牺牲的烈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为实现人类之普遍或与生俱有之愿望而陷囹圉的同胞们祈祷；为你们民主事业的成功而祈祷！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虽由於当局的血腥镇压而暂时遭到挫折。但在这一问题上，不管如何的残暴，都并不能消除人类热爱自由的意志。不管任何个人或制度，对实施压迫、欺骗或谎言等是任谁也不喜欢的。
我倡导并坚信非暴力、和平、自由，因此对中国民运，从第一天我就表示了支持。
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和其他与人权有关的活动，继续遭到中国当局的镇压；但我仍期望民主运动能遵循和平、非暴力的路线，因为这是解决人类所面临之问题的最佳途径。
现在的中国正处於变化中，邓小平的死亡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等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问题。在纪念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和对此的血腥镇压之时，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特别是处於中国政府之强压下的西藏人民之困难，我呼吁中国政府运用智慧、忍耐并考虑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中国国内之局势的变化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宁、自由等有著紧密的联系，这是国际间应予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我呼吁热爱自由的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
六月四日，由西藏青年会和达然萨拉居民委员会共同组织下，在木兰甘吉（上达然萨拉）学校举行纪念“六四”的一系列活动。
西藏流亡政府宣传部和达然萨拉居民委员会通过发表演说、放映影片＜＜天安门＞＞等，向人民解释“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民主运动在世界的发展形势等。当天有千余名群众参加了“六四”纪念活动，在集会中，各方代表纷纷发言，谴责中共镇压天安门学生和平、非暴力的民主运动。
集会的主持者表示：中共可以在大陆以及一个月後在香港禁止纪念“六四 民主运动，但“六四”的民主精神将会获得中国、西藏和世界人民的支持与永远的怀念；因为不管中国或西藏或是西方人，民主永远是正义的，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民族、国家之别。
集会还展示了“六四”之前的三月份，在西藏拉萨的和平示威中被打死的藏人牺牲者的遗照和他们的血衣以及中共军警使用的各类电棒、手铐、脚镣、催泪弹、匕首等。
前议员、达然萨拉居民委员会负责人达哇才仁先生和西藏青年会主席噶桑朋措等介绍了“六四 和拉萨的血腥镇压等历史，宣读了达赖喇嘛的“六四”声明。这是西藏人第一次以盛大集会的方式纪念“六四”运动。
救济贫困者
西藏政府内政部从去年开始在各藏人定居点对流亡藏人的生活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对鳏寡老人和贫困家庭提供更进一步的救济与其他措施，如送养老院。内政部官员表示：由於政府不鼓励子女将父母送往敬老院，所以，很少有子女提出类似要求，表明新一代藏人仍将瞻仰老人视为应尽的义务和美德，而且一个家庭有了老人，通过老人的教育和潜移默化，对在印度出生的西藏人了解和认识西藏并继承西藏的生活等传统等是非常重要的。基於这些考虑，西藏政府一直鼓励老人们继续留在家中，对生活有困难的，由政府提供生活补助等。
对贫困户，内政部已规定救济标准，第一批救济款已发出。内政部官员表示：救济将持续三年，期间除观察效果外，还要为这些家庭创造或安排适当工作等是重要的。
我叫朋措伦多，现年二十五岁，是堆伦德钦人，在哲蚌寺出家为僧。我家有四个兄妹，其中两个在家务农，一个妹妹叫朋错巴雍，在拉萨嘎日寺出家为尼。1994年5月25日，她和五名尼姑一道在拉萨八郭街举行示威游行，被捕後判刑六年，现押在扎什监狱。
现在西藏，中方对探监的、特别是政治犯的亲属极为苛刻，比如全家四口人去探监的，中共却只给一张探监证，所以真正能探监的只有一个，每月一次的探监，虽称可见十五分钟，但往往十分钟左右就强制结束探监。
狱中除了劳动就是军训，因不懂中文口令，藏人常挨打，特别是政治犯动辄遭毒打。
我在哲蚌寺期间，中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谓教育就是学习一些书籍，如西藏的历史部分则称：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等。法律书则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另有一本是反分裂，主要讲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进行分裂祖国活动，妄图恢复农奴制度等。
我在政治学习到“反分裂 部分时退出了寺院，中共马上逼问我退出的动机、目的，我只好谎称我跟不上学习进度，从举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来神志不清等。中共又在寺僧中调查我是否真的神志不清，对我也多次盘问，我搬到拉萨後，他们还在查，我怕招惹牢狱之灾便逃到了印度。
去年九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有寺僧阿旺松保、阿旺塔僧、嘉措益西等三人向工作队就西藏历史进行辩论，结果中共工作队马上说这是进行分裂活动，将三人逮捕後各判三年徒刑。寺僧阿旺图旺、阿旺嘉措在爱国主义教育的书籍封面上写了“西藏独立 几个字，发现後亦各判刑三年。寺僧阿旺隆珠在工作组让他回答六个考试题时，他会称这样的试题我写不出来，当即被捕并判了三年。上述被捕者至今仍关押在堆伦德钦县监狱中。
另有寺僧足津等五人，由於偷听美国之音电台，发现後强迫他们作捡讨；工作队威胁说如不公开作检讨，只有一个去处 那就是监狱。五名僧侣後来被迫作了检讨。期间，凡十八岁以下的僧侣全部被赶出寺院，前後以此为借口赶走了一百四十余寺僧。
另有寺僧宗珠、克珠坚赞、益西秋扎等二十五人则押回原籍，由各自的父母担保不需离家到外地。
在爱国主义教育期间，哲蚌寺有五十余僧由於不愿发表符合中共的言论而自动请假退出。另有一些则没有这样消极，有一次僧侣们发现每一个人的法衣或座位上放有一本为班禅喇嘛祈祷的颂词，中共工作队气急败坏多次审问值勤的寺僧，但最後还是未查出散发者。在此之前，每次诵经都要念达赖喇嘛所著“非暴力的智慧 和为班禅喇嘛祈祷的颂词等，中共将此视为最大的罪恶，每次念经都要专门派两个人在旁监听。
1996年底，郭芒扎仓的堪布从印度返回，随即遭多次短暂拘留、审讯。有一次正在给我们讲经时突然来人将他押走，但几天後又获释。 我叫XX，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桑曲（夏河）县宗教局的一名中国人和政协副主席阿拉登科喇嘛、安全局局长等人来到拉卜愣寺，将寺管会主任次成为首的三百余名僧侣 招集到一块後，宣布：
（1）十八岁以下的僧侣必须离开寺院
。
（2）其他各寺来学经的僧侣必须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并经过考试者方才允入寺学经。
（3）不许有违反国法的言行。
（4）现在寺内求学之外地寺僧，限期离开，返回各自的寺院。今年三月，甘肃省宗教局的一名中共干部率三、四名随员又 来到寺院，招集僧众开会并宣布要承认和尊敬中国政府认定的所谓的班禅喇嘛，并要嘉木样协巴在经堂中悬挂这名汉人班禅的照片，开始，嘉木样协巴未允，这些官员随即将嘉木样找到寺院赤巴格登嘉措的僧舍中，软硬兼施迫使嘉木样协巴将汉人班禅的照片挂在经堂内中国人所指定的位置上。
97年6月3日得到的消息：96年6月，所谓的“西藏自治区 书记旦增和拉巴朋措、统战部部长罗桑丹增等共六十余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色拉 寺，工作队向僧众散发四本宣传书籍，要僧侣认真学习，从此寺僧被小组，每个星期最少有四天要学习或开会，会议的内容是要爱国爱教，反对达赖喇嘛，不准承认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工作队在色拉寺住了五个多月後，大部分退出寺院，留下四名干部仍驻寺监督学习，当时规定最好每一个星期开会一次学习，如不行，则最少每月要开会学习两次。而且还规定凡来参加会议的发放十元布施作为奖励。未来的则罚款十元以示惩罚。这种学习方式现仍在色拉寺进行。中共还规定每星期必须抽出一天打扫环境卫生，由於这可能会杀伤许多虫子，僧侣们很不愿意但也没办法，还得 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活动，一些宣判大会也必须参加等。
达泽德钦密教院的僧侣坚措秋君则说：1996年9月26日，达泽县县长、法院院长、公安局以及德钦乡的代表等共十二人来到我们寺院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和其他寺院一样强制寺僧批判达赖喇嘛，否认十一世班禅等。当时有寺僧阿旺、朋措桑丹等五名僧侣以年龄不到十八岁为由赶出寺院。1994年，我们寺院有许多僧侣在拉萨举行抗议示威时被捕，至今在拉萨监狱关押著七人，拉萨格扎监狱关著三人，堆伦德钦县监狱关著一人。
学习结束後，让寺僧在一个有十个问题的试卷上回答问题，目前的四十名僧侣中，仍有七人未得到中共的红皮证书。中共“松阿寺爱国主义教育及清理整顿工作小组於去年9月27日所出的试题中包括：我国的任何宗教或团体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什麽？班禅喇嘛在世时他发表 的讲话之真正内容是什麽？李瑞环主席讲话中确定的有关达赖喇嘛的四个本质是什麽？什麽样的事情是罪过？市政府有关通告中对游行示威作了那些规定？什麽样的情况下游行示威可以不被批准？寺院民管会成员的标准是什麽？举行宗教活动时，要通过那些登记手续？要具备什麽样的条件才能进行宗教活动？怎样做一个爱国爱教的好僧侣等等。
国际议会议员支持西藏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於4月23日在美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厅内召开，达赖喇嘛出席了这个为期两天之会议的开幕式。
美总统克林顿向与会者致电表示：我向与会的、特别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不畏艰险以和平非暴力之崇高精神，坚持和谈的、为全世界所敬仰的达赖喇嘛表示欢迎。美国人民热爱宪法所赋予的各项自由，由於这些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有不分国界的普遍性，对破坏或不接受人权的行为，我们要不断展开讨论。向为使民主、人的尊严、信仰自由等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而努力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会议圆满成功！
会议通过了华盛顿宣言，其中指出：许多政府和议会代表多次敦促北京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展开会谈，但中国政府不仅不举行会谈，反而加紧了在西藏的高压控制等政策。根据联合国特别观察员、国际人权组织以及一些各国议员对过去两年来的观察，从中国政府在西藏加紧对藏人的宗教自由和保护传统文化权力的镇压，对西藏民族之现实或政见发表议论者随意指责、拷打、甚至剥夺生命，关闭部分藏文中学，包括西藏大学在内的各大学中减少藏文课程，却增加中文课程等歧视西藏文化，对三大寺为主的各佛寺再次进行所谓的政治教育，逮捕拷打了许多寺僧，甚至有被拷打至死者，继续对妇女实施绝育运动以实现中国政府自然减少西藏人口的既定政策和计划，随意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秘密关押十一世班禅丹增格登益西成列朋措巴桑波等行为，足以证明中国政府正在加紧开展消灭西藏民族之特徵的运动。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这种行为。
国际议会议员支持西藏的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分别於1994年和1995年在印度首都德里和东欧立陶宛召开。
这次会议重申了以往会议中通过的决议内容，即根据明确的西藏历史，西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与西藏人民要求自治权力的诉求是紧密相连的，国际议会成员代表大会重申达赖喇嘛和由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真正的代表，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中国政府在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会谈，会议完全支持达赖喇嘛通过和平非暴力路线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政府对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谈的建议不仅要经常重申，而且呼吁联合国任命特别代表，为中藏和谈创造条件；会议还呼吁与西藏和中国有商业往来的官方和非官方团体、机构，支持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和谈；呼吁官方或非官方的结构在与西藏发生商业交往时，促进西藏的建设和发展，慎重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真正对西藏人民有益。
宣言还称参加这次会议的五十余个国家之议会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几千名议会议员将继续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在美国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进行了四十五分钟的会晤。这是克林顿任总统以来第四次以同样方式与达赖喇嘛会晤。
在这次的会晤中，达赖喇嘛与美总统副总统讨论了有关西藏与中国间的问题，克林顿在会谈中向达赖喇嘛表示，他将呼吁中共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直接会谈。尽管北京当局一如既往地宣称美官员与达赖喇嘛会晤以及达赖喇嘛的白宫之行可能会使美中关系重现紧张气氛，但克林顿仍第四度加入了达赖喇嘛与高尔的会谈。美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说：大家心明肚知此一新招数的目的在於减轻中共抗议的程度。
白宫新闻发言人在会晤结束後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受到克林顿与高尔的欢迎，克林顿并向达赖喇嘛表示他对西藏的宗教与文化的维护继续保持关切。
声明又说：美国将继续呼吁北京当局和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举行高层会谈。达赖喇嘛在会谈後表示：他曾告诉克林顿他将寻求中共间的互信以获得西藏的自治，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与中共间最大的障碍在於北京领导人对他的怀疑，达赖喇嘛并再次声明他愿就西藏自治问题与中共谈判，达赖喇嘛指出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问题就能解决，因此，在某些时候我们需要更大的耐心。
白宫新闻秘书马克理表示：克林顿打算今秋在华盛顿与江泽民会晤时提出达赖喇嘛与中共直接谈判的建议。
达赖喇嘛於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对西班牙、法国、美国等进行为期近二十天的访问。期间，达赖喇嘛还与上述三国的重要人物会面，在美国还向一向支持西藏问题的前各美国议员颁发了“正义之烛 奖，这次的颁奖是由西藏运动中心组织的。5月15日，达赖喇嘛在美国给前来拜见 的藏人讲话时，再次重申他将竭尽全力争取有生之年返回西藏。他说：有些人担心象现在中共搞两个班禅一样，将来也会搞两个达赖喇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在国外圆寂，西藏人民如决定寻找十五世达赖喇嘛，那麽这个十五世达赖喇嘛只会转世在国外，而不会转世在中国人的控制范围内。
达赖喇嘛虽然不断寻求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中共对此积极行动一直采取不予理睬或歪曲的态度。四月份，达赖喇嘛在西班牙时，表示西藏追求的不是独立，而是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以及希望北京当局同意以“一国两制 作为西藏自治的帐本，并愿就相关问题与北京当局谈判时，中共却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表了〈〈是要求谈判，还是假谈判之名搞分裂〉〉的评论员文章，针对达赖喇嘛的言论进行抨击，认为这只不过是达赖喇嘛假谈判之名行分裂之实的障眼法，并歪曲达赖喇嘛的一国两制是企图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4月20日，达赖喇嘛访美前，中共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是宗教领袖-还是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指责达赖喇嘛的宗教活动是以宗教作为分裂活动的政治工具，并否定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的崇高地位。
五月十五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表文章，逐条驳斥了中共的荒谬言论，文章除强调西藏在历史上的独立地位，并指出中共认为蒙古人占领过的地方都是中国领土之说法的荒谬，以及解释了蒙古帝国时期西藏与蒙古国的关系，文章并揭露了历次中藏接触中，中共口是心非、内外不一的许多伎俩，表明了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的立场。全文长达几万字。
四月二十一日，中共新华社宣布原班禅转世寻访小组组长、扎什伦布寺前堪布恰扎仁波切泄露国家机密，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而被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六年徒刑。和他一块被判刑的还有原扎什伦布寺德吉夏宫的负责人香巴琼拉和商业主管桑祝等，两人分别被判处四年和两年徒刑。
消息公布後，美国外交委员会对此表示遗憾，并称中共一直宣称尊重西藏人民的信仰自由，这一件事已揭穿了这一骗局。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大赦组织以及国际支持西藏协会等则纷纷发表谈话，谴责中共的暴行。
5月8日，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秘书长丹巴次仁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判处恰扎仁波切的唯一原因是恰扎仁波切作为虔诚的宗教徒，坚定地尊从了宗教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达赖喇嘛的原则，因而引起中共当局的不满。
在此之前，恰扎仁波切已反复表明灵童人选的最後决定必须由达赖喇嘛作出，他还多次警告中国政府，西藏人民和佛教徒是不会承认未经达赖喇嘛确定的所谓转世灵童。但中共政府不仅不尊重西藏的传统和宗教仪规，反而私立假转世。还有所谓恰扎仁波切泄露国家机密之说，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因为恰扎仁波切与达赖喇嘛的联系，都是通过中国佛教协会进行的，达赖喇嘛给恰扎仁波切的回信，也是通过中国驻德里使馆转交的。中共当局这次捕判恰扎仁波切，再一次证明了中共所谓的信仰自由的虚伪。表明在西藏根本谈不上所谓的信仰自由。秘书长最後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恰扎仁波切和十一世班禅喇嘛。据了解，恰扎仁波切与达赖喇嘛的联系，完全是通过中共当局进行的。中共出版的〈〈中国西藏〉〉九三年冬季号所刊登的《一心功德佛为根本》的恰扎仁波切的访问记中谈到：1993年7月20日到23日，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 灵童寻访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扎什伦布寺民管会主任恰扎活佛主持了会议，他说：大师圆寂四年多来，扎寺按照宗教仪规、历史惯例和班禅大师的经师嘉雅活佛生前的指教，顺利地进行了诵经祈祷、朝看神湖、向寺院发放布施、请求各地著名活佛高僧颂经祈祷、指明预言等佛事活动，对於这种情况，扎寺已通过适当的方式向达赖喇嘛进行了报告……恰扎活佛说：西藏自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喇嘛之後，形成一整套寻访灵童的仪规和惯例，现在国家将寻访第十世班禅灵童的事情交给扎寺，交给我，我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弟子，将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规和惯例，尊重藏族僧众的意愿，功德圆满地完成班禅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从以上中共官方之文件的引文中不难看出：恰扎仁波切只是由於拒绝玷污宗教的纯洁性和违背自己的信仰而换取中共给予的荣华富贵，才引来中共的这次判决。
西藏驻俄蒙代表的消息：1997年4月5日，西藏和在中亚之五十万东突厥斯坦的领袖进行会谈，并达成未来加强联系，共同为实现自由而展开一系列活动的共识。四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当时在莫斯科的西藏人和东突厥斯坦人以及支持西藏和东突厥斯坦的卡尔梅、鞑靼等组织和人士於当天和次日先後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抗议的第一天，抗议者通过中共大使馆交给江泽民一封抗议信，抗议中共对西藏、东突厥斯坦侵犯人权、剥夺自由。俄国各大电台和中国青年月刊等都作了广泛报导。二十五日，由西藏和东突厥斯坦代表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向媒体详细介绍了西藏和东突厥斯坦的现状及历史等。
2月28日，意大利上下议员的百余名议员宣布成立支持西藏的组织。5月议会议长以官方身份正式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意议会。
97年5月7日，三千余蒙古大学生和群众在首都乌兰巴托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展示了大量中共残害内蒙同胞的照片和史料等，在发言中，许多人谴责蒙古共党无视内蒙成为中国的监牢和殖民地。
达兰萨拉举行“国母杯”足球赛
母亲杯足球赛为了纪念达赖喇嘛的母亲而定期举行的母亲杯足球赛，於1997年6月1日在达然萨拉举行，来自印度各地的二十余支藏人青少年足球队参加了比赛。
西藏时装表演由西藏儿童村组织的西藏服饰展览表演，於1997年5月30日在儿童村举行。展览会上展出了西藏28个地区的各类服装等。展览的组织者表示：举行展览是为了让在印度出生的西藏儿童了解本民族的传统习惯以及西藏各地丰富多采的风土人情和不同的服装风格。
建立体育馆鉴於达然萨拉缺少体育活动场所，达然萨拉居民委员会和几个青年团体联合修建一座娱乐文化宫。藏人东珠旺嘉已为此捐款一块 1500平方米的土地，工程已於确认班禅转世之纪念日正式动工。
纪念班禅喇嘛八周岁生日
1997年4月25日是班禅丹增格登巴松宝八周岁的诞生日，由藏北同乡会主持的几百名藏人在达然萨拉举行生日欢庆仪式，许多外国游客等也参加了仪式。
傍晚，几千人举行烛光游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并祈祷班禅仁波切长寿。
最後的解决中共实施改变民族实质的政策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6月17日」：自中共当局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接二连三地在西藏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族灭绝政策，其 中包括加快向西藏的移民，以逐步消灭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传统等，其中甚至将具悠久历史的西藏语文也视为分裂的一个根源，已开始在各 学校中以中文代替本来就很少的藏文课程。
1987年，在十世班禅喇嘛的关怀下，曾制定在西藏各地的藏族学校一律以藏语教学的章程。1989年3月，正式颁布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 文的规定，计划到九三年，在小学和初中的十三之十五岁的学生中实现藏语教学。到九七年，实现中等学校的大部分课程以藏语教学。1993年，中共政府成立四个藏文实验学校，中国政府并向大约五百名藏文教师进行培训，但到九六年，以这些学校无合格教师为由，不仅宣布关闭，而且在学前班开始试验用藏语和汉语混合教学。97年4月17日，所谓西藏自治区的官员取消在初低级学校以藏语教学为主的政策，从学 前班开始教授中文。西藏大学的藏文课程逐渐减少，至现已完全取消。近期来自西藏的消息：西藏大学从97年到98年的新生招收已经停止。西藏大学的一名主管亦解释说未再编制新的课本。
1996年12月，中共当局宣布西藏大学的西藏历史课由藏语教授改为由中文讲授。西藏大学初期成立时，是以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为宗旨的，藏语班的师生以往全是西藏人，考试也以藏语为主，但今年的高考，西藏考生失去了进入大学的机会。西藏大学有十七门课程，绝大部分全是用中文讲授。
1987年，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到2000年整个西藏的高等院校一律实现藏语教学的政策已被践踏。据不久前来自西藏的消息：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教授和使用藏语的干部已从拉萨下放到各县乡。私人学校的教学也受上述中共当局之政策的影响，甘孜县申请开办藏语学校一直未获得批准。据流亡到印度的藏语学校的学生证明：在西藏，凡藏语学校都是在动辄得咎以及随时面临关闭的情况下传授知识的。1988年，中国政府宣布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 各机关使用藏语。但现在藏人如不懂中文，就很难获得工作。法国一研究西藏教育状况的学者指出：拉萨中等学校的师生，平时使用中文的频率多於使用藏语，他还说：由於西藏大中小学校教学设备极差，许多学生希望到外地去学习。
1997年3月5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五十名流亡的西藏学生进行调查，其结果他们一致肯定地表示：在西藏各官办或半官办的学校中没有藏语课程。只有一些民办学校的教学使用藏语。被调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从小学开始接受中文教育，除去安多地区的四十余个学校，其余各中学都是以中文教授。在中学，只有少数学生获得以藏语学习的机会；他们考试时都要使用中文。中国政府虽宣布从小学到高等院校都使用藏语，至於是否学习中文则视家长的愿望而定。但目前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教育政策，是逐渐削弱西藏的语言文字。以前，从六至十三岁可以获得较少课程的藏语教育，从九岁开始中文只是作为第二个重点科目，但目前从学前班开始即以中文讲授，到大学则只有中文课程，以此手段，中共当局正在试图实现其削弱并最终消灭西藏语言文字的企图。
中国政府正在越来越严厉地以高压手段限制西藏的语言和文字的生存与发展。从国际法的角度而言，语文作为文明的基础，做为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徵而广泛受到尊重。中国政府亦在《国际儿童权益法》中签了字，在该文件中，强调给予儿童教育和传输知识的主要目的，是让儿童尊重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但中国政府不仅剥夺西藏语文的传播权力，而且严重践踏了西藏儿童接受本民族语言文字之教育的权力。
西藏日报5月25日报导：经济发展为全国第十的四川省，极为重视并采取措施遏止社会上正在恢复的修建寺院等封建迷信活动。近一年来，该省已先後拆毁了几百座寺院。
报导指从去年开始，在各个地区先後拆毁寺院526座，另有111座规模较大的寺院被改为敬老院、农村文化室、护林人员住室。
西藏有大片土地被并入四川，其中除了甘孜、阿坝和木里而外，还有许多藏人被中共改称西番族、普米族或以其它民族的名义并入。现尚不知这些被拆毁寺院中有多少是藏人的寺院。
世人所关注的、表现人类之权益的联合国人权《人权宣言》於1948年12月10日正式公布於众。但环视全球，人权状况仍很严峻。特别是对一些国家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国际各人权组织、国际大赦组织、红十字会以及一些政府和许多正直的非官方组织、个人等不断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但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并未能作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决定，也未能恢复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
在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政府象披著羊皮的豺狼列席联合国常任理事会，而且虽然也在〈〈人权宣言〉〉上签了字，但从1949年侵入西藏，到1959年开始对由生命和物质所组成的西藏进行大屠杀、大破坏；迫使今生和来世的怙古达赖喇嘛流亡国外。无数藏人遭到野蛮的屠杀和监禁，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被摧残几尽。在消灭西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拥有渊博宗教等知识的高僧大德和无数人民被监禁，寺院被毁，妇女被强制绝育等。其後一段时期，虽称宽松，也不过允许部分僧侣人寺而已，他们并没有研习深奥之宗教文化的机会。中共口称信教自由，实际控制僧侣人数。入寺的僧侣修复了被他们摧毁的寺院，人民捐献的财务却被中共占有。在社会上，对认为是持与他们相同之观念的党员，反复强调要立场坚定，不许进行宗教活动。为了异化青少年，在学校不教授藏语，并将宗教解释为迷信、落後等。盗掘西藏的矿产资源，无视社会上令人严恶的丑恶现象等等。鉴於这一切，我们呼吁联合国和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根据人权宣言，关注并支持达赖喇嘛为消除西藏人民的苦难而向世人解释的西藏真相和现状。
达赖喇嘛在美议会提出五点和平建议，在法国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但中国政府却不仅无视其在西藏犯下的滔天罪行，反而强横无理地诬蔑、辱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此我们全体西藏人民是绝难长期容忍。
从1959年开始，为了反抗中共入侵和殖民主义统治而不断进行反抗，期间有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被杀和被监禁。但正义毕竟是正义，1987年，由僧侣带头、有几万人直接参加的无畏的抗议示威活动，充分表现了西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中国政府对此采取的却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血腥屠杀，无数人枪杀、被监禁、被拷问……例如，向藏人实施电刑，以及以饥、渴、寒冷、诬陷等进行虐待，用狼狗撕咬以逼口供，向妇女的阴道捅电警棍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审批程序则不仅谈不上符合国际标准，而且不公正的审判在进行後也不向外公布。在法庭上，藏人几乎没有辩护的权力，通过这些手段，中共剥夺了藏人辩护和诉说立场的机会。在监狱中，将政治犯单独关押，严禁管教以外的任何人接触，哪怕是中共的守卫也不例外，严格限制犯人与家人的接触，不仅有人数时间的限制，而且限制所带食物等。
在狱中，其他犯人有凳子，但政治犯没有，其他犯人可以食用从外选购的蔬菜，但政治犯只能食用狱方购来的腐烂蔬菜等。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的方法是：立即放弃和停止对达赖喇嘛和宗教的信仰，要热爱共产党，无条件地遵守中共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对不顺从者，则以严寒、饥渴、以及专门的刑具或用铁棍、木棒、铁锁等一切顺手可得的器物毒打、以绳索捆绑等，象僧侣桑杰丹沛就是如此被活活打死的。
卫生方面毫不负责，药品全是过时且已失效的，象拉巴才让、嘎桑图多等就是由於使用这类失效药和未得到及时治疗而丧失生命的。他们还以各种名义从西藏政治犯身上抽血，被迫进行军事队列训练。那些官员和狱卒即使谈一些毫无意义的话，也必须要鼓掌表示高兴并高喊他们愿听的政治口号等。对这一切，由於我们全体政治犯团结一致，坚持抗拒，因此，中共方面派来军队逐个进行毒打，以及限制食物、饮水等已成家常便饭，难於尽数。对这些暴行，如果根据中共法律，向他们装模作样地专设的机构控诉的话，不仅不予受理，反而进行追查拷打，甚至延长刑期等。从中共凡对政治犯都一律残酷虐待，好不顾忌将政治犯致伤、致残以及使政治犯毫无权力可言，甚至难於生存等方面不难看出，上述暴行完全是中共有计划地采取的行动。
随著时间的推移，中共当局越发残暴严厉，那些中共狱卒对政治犯越残暴，就越能获得上司的赏识和超额的奖励，所谓公安厅、司法厅、自治区政府等则赞赏这种暴行并为暴行创造条件，他们曾为此召开过许多会议，但这一切在〈〈西藏日报〉〉未登一字片言。
现关在我们监狱的政治犯，最年长的七十余岁，最年轻的不过十五岁，总共有二百五十三人，平均刑期七年，其中刑期最长的十九年，最短的一年。现今西藏的局势处於极为严密的控制下，特别是我们的处境已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下。鉴於此，我们全体政治犯将上述告知外界，呼吁热爱和平、民主、人权及维护正义的各组织和个人给予关怀和支持。
拉萨扎什监狱的全体政治犯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
87年3月28日上午在西藏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刚才他（指仁增旺杰）代表发言中提到有关西藏的平叛问题，这是真实的。五九年西藏发生了叛乱，平息了叛乱，这是完全正确的，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麽呢？在平叛过程中，打击了不该打击的无辜好人，尤其是评叛的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为严重， 没有掌握好参叛与未参叛的界线，加之生拉硬扯，轻信口供，把无缘无故的和不得已的人统统牵连进去，作为打击对象。这种情况西藏不是没有，而是确实存在，反映相当强烈，意见很大。我们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认真做好工作，分析研究，正确处理，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有不满情绪也会消除。我们大家要讲的不是这些吗？(阿沛：就是）以前，我受到批判的所谓七万言书上，也把这些问题讲得很详细，尤其 是有关地方政府官员方面的情况。刚才阿沛讲的一样，地方政府有他们的一套组织和纪律，贵族官员不依他的那一套，他们要摘掉你的乌纱帽，让你穿上白氆 衣服，骑个黄公牛流放它处。怎麽办！谁能不考虑自己的处境？
再说，当时〈〈十七条协议〉〉规定，没有实行民主改革以前，地方政府依然行使原来的权力。属於拉萨管辖的仍由拉让自己行使原来的权力。但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以新的眼光来批判旧的，这种作法的确不好。如果是一个历史唯物论者，应当考虑到什麽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什麽问题，以此为据处理问题。贵族官员世世代代为地方政府服务，加之把达赖喇嘛作为来世的救世主，声望很高，人们心目中十分崇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为他们做些事，这是很自然的吗。把这些人都看做叛乱骨干对待，进行打击是根本不对的。这些情况我在上书上也写得很清楚，当时受到了批判。但是批判归批判，实话还是实话。我说的也有错的地方，说对的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对的，说错的，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错的，这个问题要分清楚。以山南地区来说，现有自称康巴“的叛匪骑马挎刀，後来达赖喇嘛行至山南的时候，人们要求晋见并敬献糌粑和酥油，当时却把这些人当做参叛、危险分子，这怎麽行呢？这是人之常情吗！假如说我来去的时候，藏族群众对我同样有献供的事，这能指控这些群众的政治上有问题吗？在这里既有藏族的习惯，又有宗教的信仰。西藏的这些特殊情况需要认真分析研究，按特殊情况加以处理才对。当然，西藏的平叛和民改基本上是对的。但在进行的过程中，受“左”的影响，不能说那时没有“左”的影响，这些需要纠正。
比如说，我党在建国三十多年来的工作中，有对的也有错的，这些都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确地总结了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向全世界都公布了，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讲出来，不会因此降低我们党的威信，反而威信不是更为提高了吗！我们的部分老同志、西藏军区和成都军区的部分老同志固执己见，我以为不这样为好。做的对的就是对的，这是无可非议的。我们一再讲：你们为西藏的革命和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流了汗、流了血，做出了贡献，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这是心里话。但是，你们的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些也留在西藏了，同样不能忘掉，这完全是为了更好地纠正，这样会使我们大家都更好。我是一片真心说这个话的。
这里说句笑话，达赖大师出走，噶厦政府发生了叛乱，只有我们拉让管辖区域未叛，当初给我们讲了要和平改革、采取赎买政策等等一大堆。可是，後来正式民改的时候却把我们整得屁滚尿流，使人感到吃惊！地方政府方面跑的跑了，留下的只有少部分，这些少部分人作为进步人士的典型安排了，我们整个儿坚定不移在家的却弄得够呛。当时我个人在拉萨还好，在家的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拉让有个官员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她提来审讯，交她交待问题，她就说：班禅这个坏蛋可把我气坏了！话一出口，大家以为她要揭发出班禅的什麽最大恶极的事，聚精会神地听她说话，搞记录的人也在伸著脖子准备把她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她开口说：我们跟著班禅这个坏蛋，不参加叛乱是个大错误。要是他带头发动叛乱就好了，先把汉人杀个痛快，而後跑出去，我们离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们做什麽进步、爱国、现在可好，逃不到印度，男女老少都被关押挨斗，活受罪。说到这里他们叫她“滚！滚”这是真情，不是我随便瞎说的呀！刚才你（指仁增旺杰）说的在家的（指未外逃的）不如外逃的，事实真是这样，我个人有体会。例如：1979年达赖五人代表团来藏的时候，我父亲也进藏为处理家里的财产问题，可是没人理他。对五人代表团一人一辆小车，配了翻译、警卫员、陪同等一套人马。可我父亲呢，出入自治区大门都很难，站岗不让进就在门外风雨中等待。论职位过去西藏只有两个“公”，一个达赖大师的大父和一个是我的大父。论旧社会的职位，我父亲比他们高的多，何况是一个进步人士。这样的奇怪事在西藏不是没有，而是有的。我们说西藏有“左”的影响，是实在的情况，不是信口开河。我不是在算旧帐，而是要在西藏人民中认真地调查一下，合情合理地落实政策，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的。如：平叛问题在青海等地搞及更是糟糕，要是把这些拍成一部电影，都会感到惊奇的。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炕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唱歌跳舞并架起了机关枪，在不管参叛不参叛用机关枪 一扫，牧民的帐篷都打下去了。说实在的有少数地方叛乱了，康区叛乱的多一些，但大多数地方没有叛乱。
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马利地区的牧民等早已把部下的几千支枪收起来，上交到政府。当时表示欢迎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并带上了红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车就全部抓起来，长期关押。有个老头子，他也关押了几年。康区和安多地区的情况很糟糕，十多个二十来个当场枪毙。本来这些话说多了不好，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伤了群众的心。如果不通过认真细致地做工作，调查研究。落实政策，群众心里会怎麽想呢？我认为这在民族地区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要说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分析问题，落实政策，工作要做到家，政策要落实到实处。不要给人家留下一个小尾巴，这样做有什麽好处？有问题需要说明的就要说明，有罪的需要抓得就要抓起来都可以嘛！不声不响地留下一个小尾巴干什麽？我说这种人是没有远见的。有一部分人干这种事很有兴趣，象抽鸦片上了瘾似的。
关於平叛中的问题伍精华同志不是表示调查处理吗？但是，需要出一把力呀！（多杰才丹：以我看有这样三种情况，1、是军队在平叛时， 没区分参叛的和一般群众的界线，都是一样对待；2、是按地区说，昌都、那曲、洛隆、边境等这些地方搞得很凶，面又宽，确实问题很严重；3、是地方政府官员凡是参加会议的人都当做参叛。）桑颇要不是头上挨了石头，还得去。下命令参加会议，当时谁敢不去？这当做参叛怎麽行？没有道理吗！（多杰才丹：以上三个方面是很严重的。当时上面有这样的精神：大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小蒋介石要清除乾净。）这个在毛主席讲话里写了嘛！我不仅要杀掉大蒋介石，而且要把小蒋介石统统杀掉。这是一点不假。我这个大班禅未死还好，很多“小班禅”搞得很惨，甚至整死了不少。（多杰才丹：原来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不把基层的头人清除，人民群众就抬不起头等。这与不分参叛与否统统打击有很大关系。所以“左”的影响由来已久，尤其是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进而开展“反右”斗争，以後“左”的东西更加泛滥成灾。我们自己来说，不是没有错误，而是有错误的。但是，九五年大量干部进藏，那种“左”的思想，使人难以顶住，民改没有结束，他们主张立即办人民公社。早已准备好了的。所以这些情况加以分析，错的一定要纠正，这样就好。军队很可能误会了！）（阿沛：我原来不知道军队有错误。去年开六届四次会的时候，陈明义同志来我家问我：代表里对西藏平叛问题有什麽反映？我说没什麽反映，只是说平叛扩大化了。陈说：班禅委员长不是讲了西藏平息叛乱才是正确的吗？简报都登了吗！这个时後我才明白军队发生了误会。其实平息叛乱本身没有错，只是说平叛过程中，打击面大了。）（多杰才丹：我们从没有说平叛是错误，我们说的是平叛过程中的偏差问题。）如：青海地区一个部落有一千到三、四千户，人口四千五千不等，每个部落里抓去的人数达八百到一千不等，在狱中死的三、四百人不等，将近占一半。据去年复查，除个别部落参叛以外，大多数部落都没有参叛。我原来上书里面写了被抓的人数达百分之五。当时我知道被抓的人数达到百分之十到十五，但是我当时没有胆量写这个数字，只写百分之五。当时把我批得差点死去。经复查被抓的人数达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所以说藏族地区的问题很严重的。对这些严重的问题光说些漂亮话应付下去，不采取根治的办法，其後果是严重的。我的这番话使人听起来刺耳，但我是对党对祖国怀著诚意而说的。
我曾经去新疆的时候给他们讲过，你们的群众工作做的好不好，只有在外部敌人向我进攻的时候才能看清楚，平时会议上讲的话都是假的不可信。假如苏联的坦克入侵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新疆人民站起来同汉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同入侵之敌拼死战斗的话，那就说明你们的民族工作和群众工作做的相当好了。我给他们讲了历史上的两个例子，就是说，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後列宁在世时期民族问题处理的较好，到了斯大林时期民族问题处理的不怎麽好。所以德国侵略者进攻苏联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原来处理好的少数民族都能站起来同俄罗斯人民和苏联红军一道，向德国侵略者拼死搏斗，但是，原来民族工作做的没有那麽好的少数民族，就是鞑靼族，德国侵略者进攻苏联时，这个民族一下子投靠德国侵略者攻打苏联红军。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
另外，我们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影片里可以看到，越南的群众给解放军带路、送水了吗！这些都是越南的少数民族，因为越南当局对他们的主要民族京族之外，歧视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的解放军一到，他们就出来欢迎解放军，给解放军带路、送水等等。京族不同了，他们拼死不投降。越南人强悍，五、六十岁的老太婆端起冲锋枪打，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打了我们八辆坦克。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们要吸取，总是有好处嘛。六四年把我弄到北京，个别领导对我批判说：你妄想背叛祖国，发动叛乱，企图分裂祖国，你们所有藏族干部武装起来只不过是三百万人，有什麽了不起。听到这话我不仅感到十分伤心，而且感到万分惊讶！我从来没有背叛祖国的想法，就算我叛国，怎麽能把整个藏族人民跟我的事联系起来呢！我认为这种提法是错误的。现在这样安定的形势下，谁也不敢跳出来，要是逃出来就会及时被消灭掉的。西藏的叛乱是几个不懂军事、不懂政治、不懂形势的小丑挑起来的。要打仗，就要有个时机，有个各方面的力量，估计自己的力量和对方的力量等都要考虑嘛。随便带几支枪冲过去能打赢吗？真是幼稚可笑。可是，外部的敌人入侵进攻之时这种情况就不妙啊！这个工作现在就要做，我们的情况好的时候要开始做，要使少数民族心里有党的温暖、祖国的温暖、同汉族一起建国的优越感。只有积极为少数民族办事，我们心里就更感恩，感情就会更融洽。如果老是想压，总有一天出问题。过去讲战争是不可避免，现在讲战争的因素依旧存在，但防止战争的力量越来越强。理论上是这样，万一发生战争应怎麽打？六二年解放军在中印边界打了胜仗。如果当时没有西藏人民的背著糌粑、赶著毛驴、犁牛，保证後勤工作，能使战争胜利吗？现在有人说中印边界又要打，这倒是传说，不会打起来的。要是真的打起来了，西藏人民会不会表现的象一九 六二年那样？要打个问号啊！我们有些同志在落实民族政策上拖拖拉拉，总是那麽狭隘。我看这些人是没有战略眼光，没有政治家的风度。万一西藏有个风吹草动，中央开个紧急会议，有什麽事需要阿沛和班禅去办，作为我们当然义不容辞。但是，平时不做好工作，到那时我们可难办呀！我平时说话刻薄，都是为了长远的事情。要是为自己，不需要说火辣话，我自己过得很舒服。我认为自己是中国最舒服的人了！所以考虑问题的时候眼光放远一点。西藏有“左 的影响有什麽好处？有“左“的思想的同志把这些压下来的呀！最近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职务时，有那麽一些人在那里放鞭炮，喝酒庆祝，说藏族的後台人垮了，现在伍精华回不来了，班禅也回不来，阿沛还不知怎麽样。我们为什麽不能回自己的家乡？他们高兴的早了一点！这些人把我们藏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我们认为大家都是祖国大家庭里的成员，应该看成兄弟关系。怎麽能说你们藏族的後台垮了呢？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些问题大家要很好地深思，要做好西藏的落实政策和改善藏族人民生活等工作。我们的议案涉及到对西藏的补贴不要减少的问题，飞机的问题，西藏好不容易买到了两架飞机，结果各种刁难，人家又不给我们飞。周总理在世时，还不容易给我们修了输油管道，现在人家提油价。如果这样我们的车辆只好停业不搞运输。有些事我们自己有缺点。中央给了那麽多钱到哪里去了？为群众办了几件事？还不是干部和职工吃掉了，正因为如此，不能为群众多办实事。但不帮助一点，西藏主要靠两手劳动，穷透了。（阿沛：没有任何基础，只是有点农牧业，几乎没有什麽工业、商业。）我们自己没有本事干，麻烦事又不少。又如思想认识上对藏文的使用重视不够，如果说西藏全民信教的民族地区，当然要使用好藏文，但问题很多。一九五八年我在青海听到党内文件上说要挑起叛乱，压出叛乱，然後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要回顾过去，全面认真考虑今後如何工作。现在国内形势是和平的，尽管有些小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是好的，是安定团结的。但不能满足现状，将来出现麻烦事怎麽办？所以做好民族的工作，一时拿不出那麽多钱，但在政策规定上给少数民族以活动的余地。
止贡文麻日经学院被关闭
据最近才得到的消息，九五年藏历十月二十九日，中共来人通知止贡文麻日辩经学院的师生到乡政府所在地丫日噶开会，他们到会场後，有乡长弓秋（约五十岁，止贡噶玛人）在会上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由於达赖分裂集团实施分裂阴谋，因此要反对和批判达赖喇嘛。时有学生诺布（二十五岁）普布扎西（二十九岁）诺部（二十九岁）三人由於不满便在会上打鼾睡觉，中共公安过来推他们说：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他们三人随即带头走出会场，其他僧侣於是也纷纷跟进，全部离开会场返回寺院。当晚，丫日噶乡政府的门口有人贴出西藏独立的标语，後来得知张贴这些标语的是索南才仁（二十五岁）秋杰（二十七岁）和诺部等人，次日，墨竹贡噶县四名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前来寺院，让全体僧侣在纸张上书写藏文，後根据笔迹查出是索南才仁并准备将其押往墨竹贡嘎县时众僧不放，要求提出证据。当天，中共安全部门未能达到带人的目的，其後中共方面又来逮捕索南才仁，但由於众僧反抗而未遂。藏历十一月七日，从拉萨调来两卡车的军队和十辆小车，小车内全是警察，他们强力将索南才仁逮捕。
九日上午，中国军警又一次前来包围寺院，将诺部和仁青久美（二十二岁）秋杰等三人逮捕。
上述被捕人员中，诺部在扎什监狱关押了五个月後获释，其他於次年六月判刑，其中索南才仁判刑五年，仁青久美和秋杰各判三年徒刑。他们几人被捕後，中共工作队便开始经常前来寺院，警告僧侣们好好学经，不许干涉政治。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墨竹贡噶县宗教局、公安局、统治部等部门的十余人来到寺院，招集僧侣开会後宣布：从今天开始，文麻日佛教学院正式关闭，并不准恢复。在寺僧侣必须在两个小时以内离开寺院後返回家中，不许入其他寺院。
一个叫澎嘉的美国人给此处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政府在美国和西欧以极低的价格倾销用西藏牦牛皮制的皮鞋。从中共侵占西藏以来，牛皮一直作为统购产品而禁止民间私自买卖。中共从西藏牧民手中徵购牦牛时，所出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一半以下，通过这些手段，中共从藏人手中得到大量优质、价廉的牦牛皮，然後以其他新的名称销往国外，赚取中国政府所希望得到的外汇。信中还介绍了牦牛的产地和有关情况，并要求联合国和有关组织对此不公正的行为有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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