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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对话----达赖喇嘛在波士顿给中国学生的讲话
今天，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和中国留学生及学者会面，我总是感到与中国人建立个人关系和他们进行诚挚的对话是极为重要的。不管我去什麽地方，总是想方设法和中国的学者、学生、记者、民运人士和佛教徒们见面。有的中国人还到达兰萨拉来看我，我也总是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和他们会面，几个世纪以来，作为邻邦的西藏与中国之间除了偶尔发生过一些冲突和对抗之外，绝大部分时间相处和睦，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除了作为邻居和睦相处下去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因此我经常敦促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去接触中国人，和他们交朋友。建立个人关系，我一直强调要西藏人分清中国的百姓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了天安门悲剧以後，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逃离了中国，这给国外的西藏人和中国人之间相互了解，进行对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但这并不意味著我们有加剧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之间分歧的意图，事实上正如我们目睹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过程，证实了中国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热心并不亚于其他民族。特别是令我感动的是，那些在“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实际上崇尚非暴力的道路，也就是我一心遵循的原则。当然，让西藏人民对中国人开放胸怀表示友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并不是所有的西藏人都乐意。当我设法让他们接触中国人民的时候，我想对于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讲，当他们试著和我们这些中共政府称为“反动派＂奴隶主和“分裂分子＂沟通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然而在过去几年里，由于我们共同的努力，双方之间的接触有了明显的进展，现在，西藏人和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已越来越熟悉对方。
在中国大陆的人权门士和民运人士，象魏京生等人，在促请他们的政府尊重西藏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和自治权。在海外，中国的学者正在为未来联邦式的中国拟订一部宪法草案，其中也包括了西藏的联邦式的地位。尤其是在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和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共同发起之下，还有你们………我们的中国朋友们的参与合作之下，使我们能够聚在这里，共同讨论西藏问题，这些事实本身表明了：加强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对话，是会带来积极成果的。这也证实了我一惯倡导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对话，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打下坚实基础的。可是中国政府对此却置之不理。
我深信，达到我们目标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对话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接触，因此，过去十五年间，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试图与中国政府就西藏的前途进行会谈。西藏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且我坚信西藏人民有权力选择独立，但是西藏现在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这也是一个政治现实，正因为如此，我们应找出一条双方都能接受解决问题的道路，我曾经提过一个“中庸之道＂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也是对邓小平先生的“除了独立什麽都可以谈＂的回应，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们曾派遣了六个官方代表团访问中国和西藏，我的私人特使访问中国也至少有十多次，我还向中国政府提到过一些建议，并且发表在有声望的国际论坛上以表明我们的诚意和认真。不幸的是，中国政府不仅拒绝我的建议，而且把我称为“企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分裂主义分子＂，其实，我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想保护西藏的文化及其独特的民族传统和寻求一个藏中双方都能接受的并对双方都有益的公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已。中国政府自己对西藏传统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的不尊重，就是践踏了西藏真正的自治。正是中共的宣传媒介竭力把西藏描写成一个在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蛮、最落后的地区，和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被西藏人民视为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行经而激起了愤恨，所有我们有理由说，正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政策迫使西藏的分离，最近的有关寻访班禅喇嘛转世的分歧是一个例子。
“灵魂的转世＂这一概念对于一个无神论者的共产党政府来讲，完全是一种荒谬的异端邪说。然而对西藏的佛教徒来讲，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法则。而现在，一个无神论者的共产党政府在指使我们谁应该认选和谁有权力核准，这完全是粗暴的践踏了西藏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民族风俗习惯。
就有关的西藏问题国际化而言，在中国入侵西藏和武力镇压1959年的西藏人民的反抗之後，十多万西藏人逃离了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各地成为难民，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不是某一个人在有意使问题国际化，相反我从1978年到1987年之间还曾试图在无任何国际组织圈入的情况下通过单独和中国政府谈判来解决问题，不幸的是，我的一切努力被中国政府置之不理。
而在最近的两年里，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谈判的先决条件，就是不仅让我放弃西藏独立的的主张，而且要我承认西藏历史上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我们的历史显示，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许，中国政府对于历史有其不同的解释，但这强加给我们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因此提议，与其纠缠历史问题不如保留各自对历史的不同解释，而面向未来，正如邓小平先生经常所讲的那样“向前看＂，历史是不可能改变的，可以改变的是未来。
最近在美中关系上发生了一些摩擦，我们绝无意从中获利，相反我们原意促请美国政府加强和中国的关系，希望美国领导层继续和中国进行对话，找出一条非孤立和制裁的解决办法，美中间一个稳定正常的双边关系，不仅有利于美中双边，而且也有助于解决西藏的问题，我还促请中国领导层认识到武力强迫和恐吓是极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如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最近的对于李登辉访美一事的过激反应和台湾海峡的导弹试射等的评价很不好。
今天，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之际，中国也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正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的领导层也面临著更新换代的局面，人民迟早会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
一场从一个极权政治到一个更为开放和民主的政治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它是一场和平的演变，还是一场激烈的变革，只是什麽时候发生和以什麽样的方式发生的问题。
一个爱好和平的自由的中国，一个尊重人权的繁荣稳定的多元化的中国，一个在邻邦的友好关系上具有安全感的中国，将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且对西藏对于亚洲、甚至整个世界将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未来中国从极权政治转为民主国家的过程中，西藏问题同样是无法逃避的，如果合理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过渡，而且有助于使西藏加入其民主化的过程的联盟。如果西藏问题解决不得当，将会对中国的转变极为不利，借助武力镇压西藏境内的和平示威者等于在扮演一个压制民主的角色，是对中国自身的和平过度极为不利。还有，如果在西藏继续执行现行的强硬政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更难于解决。甚至还会增加西藏人民的不满情绪和发生暴力的可能性，这对双方是绝对没有任何益处。
从我们的角度，正寻求一个和平宽容和理解为精神的解决办法，解决西藏问题需要软著陆，而不是强硬。在任何情况下，西藏的活动人士必须继续坚定地遵循非暴力的原则。我们希望在互尊互利的基础上，和中国交往，我们希望和中国建立一个永久的友好关系，而不是敌视中国。如果我们选择留在同一个国家中，我们就应该象一个真正的兄弟姐妹那样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选择分开，那麽我们就应该成为一个永久友好的关系是西藏的头等大事。
解决西藏问题时，不仅应该考虑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我们应该认真地体谅中国的战略问题、经济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那些居住和工作在西藏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和人民将会得到保障，有关他们权益将会得到妥善的安排。 1988年我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提出的建议原则上概况了上述事项。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国家，对于人类文明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的中国更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强国。一个保卫和平维护人类尊严的强国，将会赢得世人的称道。一个尊重小国权益的强国，才是真正的强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收益的不仅仅是西藏人民，最终将对中国自身带来很大的利益。
最後，我坚信尽管西藏这样的小国，也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最近几十年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出现了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极大的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价值观。
一个精神和道德价值观荒漠正在中国社会迅速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西藏的佛教和佛教哲学能够帮助于千百万中国兄弟姐妹找到精神上的归宿。
毕竟，传统的佛教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说并不是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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