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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 ''三、一十 ''
四十周年的讲话
值此 1959年西藏民族起义四十周年之际，我谨向在西藏以及流亡海外的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友人和支持者表示衷心的问候。
我们流亡海外已有四十年，然而在西藏内外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未曾间断。对个人的生命而言，四十年当为不短的时光。1959年以来，许多留在西藏及远离故土的同胞都已经辞世。然而今天西藏人的第二、第三代正以一如既往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肩负起争取自由的责任。
在四十年的流亡生涯里，流亡社会的民主日臻完善，教育事业卓然有成。我们也保存并弘扬了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遗产。凡此种种成就，均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与嘉许。这一成就当归功于西藏人民的决心与刻苦努力。然而，我们的成就离不开诸多国际援助组织与个人的慷慨帮助。我们尤其感谢印度政府及人民，自从已故尼赫鲁总理为西藏难民提供庇护并设置教育及家园重建计划以来为我们所提供的慷慨款待。
四十年来，西藏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彻底控制，中国当局在西藏为所欲为。已故班禅喇嘛1962年撰写的七万言书，当为揭露中国在西藏各种不仁政策与行动的一份历史文件。而後不久所发生的文化革命造成的浩劫与众生之苦难，今天已为世人所公知，我无意沉缅于这些悲惨痛苦的往事。1989年1月班禅喇嘛在圆寂之前数日曾说过，西藏在中国统治下获得的进步，不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破坏与痛苦。
西藏虽然有所发展，经济也有进步，但是，西藏仍然面临诸多根本性的问题。西藏和中国在历史、文化、语言、宗教、生活方式以及地理条件等方面均迥然有异，因而导致价值观念的严重冲突，思想的对立以及彼此的猜忌。而每当不满情绪稍露端倪，中国当局便以强烈镇压，进而在西藏引发对于人权的广泛侵犯。这些侵权行为具有一种特质，并以阻止西藏人表达民族文化和自我认同以及保存文化的愿望为目标。因此西藏所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往往起因于种族与文化的歧视政策，实乃种种深层问题之表征而已。中国当局认为，西藏独特的文化与宗教是导致藏人愤怒并离心离德的根源，故以摧毁西藏文明及民族认同所不可缺少的核心为其政策目标。
在“ 解放＂五十年以後，西藏问题丝毫没有消失，而且尚待解决。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中国和西藏的任何一方。长此以往无助于减轻西藏人民的苦难，无助于中国的稳定和团结，也无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欲于合情合理并负责的方式处理西藏问题唯有对话，除此别无选择。 基于这一认识，我在七十年代早期和我的高级官员进行了讨论，并且决定了我後来提出的“中庸之道＂的主要观点。据此，我主张在解决西藏问题时，不要求西藏独立或从中国分离。我坚信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达成政治解决，使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我主要忧虑的是，以慈悲与非暴力为本的西藏独特的精神遗产能否得到保存。我相信，这一精神遗产对于今天的世界具有意义，因此有必要予以保存。
保障这一精神，当邓小平在1978年底表示有意于我们对话时，我立即作出回应。此後，我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多有起伏转折。遗憾的是。尽管我多年作出种种表示，中国领导人却由于缺乏政治勇气而不给予回应。因此我们与中国政府的正式接触在 1993年 8月终止。不过，而後仍然通过私人和半官方人员建立了一些非正式接触渠道。近一年半来有一条非正式渠道似乎顺畅可靠。此外，一些迹 象显示，江泽民主席个人对于西藏问题发生兴趣。去年六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之际，江泽民主席和他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一段讨论。在一次联合记者会上，江泽民主席要我公开澄清两个条件，而後才恢复对话和谈判。我方对中国政府表示，我准备回应江主席的讲话，并且愿意在公开协商之前进行非正式的磋商。令人失望的是，中国方面未作出任何积极反应。
去年秋末，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在对话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对我本人的态度明显强硬起来。在这一突然转变的同时，西藏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压力镇压。我们目前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就是出于这种状态。基于数十年来的经验，我们明确认识到，仅仅依靠正式的讲话、官方的言辞和一时的政治考虑，不太可能减轻西藏人民的困难，也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同样清楚的是强力只能够控制人的人体，而赢得人的心灵则唯有诉诸理性、公平与正义。西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尚需政治意志、勇气与远见，为此方能以各方都满意并对各方都有利的方式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多年来一直明确表示，一旦西藏问题得到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我将不担任任何官方职务。
西藏问题之根源并非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差异，也无关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西藏问题亦非仅仅为侵犯人权的问题。西藏问题的根源，在于西藏长期以来与中国分离的历史，在于西藏独特的古代文化以及与众不同的民族特性。与1978年末时一样，在今天处理这个复杂而严重问题之唯一含量与可行的办法是恢复接触与对话。西藏人与中国人之间深刻不信任的气氛必须消除。不信任固然不会一天内消散，只有在面对面的会谈和真诚对话中方可化解。
我感到中国领导人有时因受到自身疑虑的限制，无法理解我方关於全面解决西藏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的真诚建议。比如，我长期一贯呼吁，有必要尊重西藏的环境状况。我长期以来一直告诫人们，在西藏高原脆弱的环境中肆意开采会带来什麽後果。我的所作所为并非西藏一己之私而是因为西藏生态环境的失衡，不仅影响到现在自杀，而且会殃及邻近的中国地区甚至周边国家，这一点极为清楚的中国领导人在去年惨重的水灾後才意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这一点实在令人悲哀与遗憾。我很欢迎现在暂时停止滥砍滥伐西藏森林的做法，并希望这一迟来的措施将伴随进一步行动，保持西藏脆弱的生态系统不被 破坏。
我本人始终坚信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在于对话。我无意寻求西藏独立，并希望开始谈判，以此为西藏人民带来真正的自治，保存并弘扬西藏文化、宗教与语言的完整，乃至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我衷心希望我提出的“中庸之道＂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团结，并保障西藏人在自由、和平与尊严中生活的权利。作为西藏人民的自由发言人，我已尽力就西藏人民的未来与中国政府谈判。这一努力得到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的支持，这对于我来说是巨大的鼓励和启发。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令我深为感激。我想特别感谢克林顿 总统和克林顿政府鼓励中国政府与我们对话的努力。此外我们一直有幸 得到美国国会的坚强支持。
我们西藏人的苦难经历，以及我们以非暴力的手段争取自由的斗争，赢得了世界上许多热爱真理与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国际上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自去年以来空前提高。人们对西藏的关心和积极支持不限于人权组织、政府和议会。大学、中小学、宗教和社会组织、艺术家和商人团体以及各界人士，现在都认识到西藏问题的存在，并且表示和我们站在一起。各国政府和议会鉴于民众 的这一情绪。也将西藏问题作为主要问题列入与中国政府关系 的议事日程。
我们和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得到加深和扩展。我们同时和中国佛教徒以及在海外与台湾的普通中国民众也建立了和睦友好关系。对我们而言，中国兄弟姐妹的支持成为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令我特别感到鼓舞和感动的是，那些中国国内勇敢的中国人，敢于以敦促政府或公开呼吁的方式，要求改变中国对西藏的政策。
今天，西藏自由运动空前强大并处于有利地位，我坚信尽管目前中国政府毫不让步，我们和中国进行对话和谈判并取得进展的前景仍然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因此我呼吁各国政府和议会以及我们的朋友，以新的热忱和努力，继续给予我们支持。我坚信国际上的关心和支持非常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向北京的领导人传达一种紧迫感，说服他们以认真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西藏问题。
在此我谨表达 我对我们的自由献出了生命的烈士们敬意，并为尽早结束我们的人民的苦难，为所有众生的和平幸福祈祷。
达赖喇嘛
1999年 3月 10日达兰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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