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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兰萨拉到深圳
我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飞离纽约，按预定计划访问了台北，然後经香港、曼谷、德里，於十三日到达印度达兰萨拉，与先期已抵达的项小吉（中国民联理事长）、盛雪 （中国民阵秘书长）会合，访问参观了西藏流亡政府，接著於十一月十五日与达赖喇嘛进行两小时多的会谈。我於十一月二十日转回香港，二十二日取得中国大陆合法签证，当日下午即经罗湖桥抵达深圳，在最後通关时被中共认出扣押，阻滞审迅了数小时後被中国军警“礼送＂出境。会见达赖及闯关回国，这是海外民运组织的一次重要活动，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其中一些经验还是值得总结的。
十一月二十日我和项小吉、盛雪三人与达赖的会谈和以往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我们代表了几个重要的民运团体。因此，在会见前，我们对会谈的内容和程序作了一些更动，不象原定的一个一个分别会见，而是结合在一起，就双方关心的最重要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虽然在会见前达赖喇嘛的平 近人与谦和敦厚我是早有所悉，但当我们与他面对面坐下来开始谈话时，我还是被他的质扑和真诚所感动。他待人非常亲切，十分专注地倾听我们的讲话，时而肃穆沉思，时而莞尔微笑，时而又纵情大笑，完全没有排声与拘束，他思路清晰，反应敏捷，非常善於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对讨论的问题作深入剖析的同时，却又关心对方的感受。
有一次，他突然中止讲话，起身去把身後的窗帘拉上，原来他发现有缕夕阳正好照在项小吉的脸上，与达赖喇嘛讲话有一种如沐春风、如熏 兰芝的感受。他对别人那么亲切平等如同家人和兄弟，这时我几次产生一种上天不公的感受，因为老天 赐与西藏人民的是这样一位心地宽厚、纯洁质扑的领袖，而赐给我们的那些他称也罢自称也罢的“领袖＂，总是那样张狂疯癫。他们其实都还远没有成为真正的领袖，但却在那里大摆架子，大耍 威风而不可一世。达赖这位深受六百万藏人 衷心爱戴的领袖却是那样中庸宽厚、谦冲淡 泊，好象一个 刚刚从田畴回来的农夫。
首先我们向达赖介绍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状况和前景。达赖喇嘛对中国民主运动表示了高度的关切和支持。他表示，虽然西藏人民有要求独立的权利，但是他并不强求独立＇而只寻求真正的自治。他主要关切的是要保护濒临被中共灭绝的西藏文化和民族传统。他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人类的幸福和全世界的和平。他说，如果中国给予西藏人民一个公平合理的生活环境，他并不反对西藏留在中国这个大 家庭内与 汉民族和睦相处。达赖表示，他并不是反共，他甚至对共产主义的理想有相当的认同，她说他只反对共产党的一党 专政。
我对达赖喇嘛的理性主张表示钦佩和赞赏。我向达赖喇嘛陈述了中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中共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残 酷镇压和灭绝西藏文化的原则立场。中国民主运动和西藏人民的自由运动有著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反抗对象。中共是藏汉人民的共同压迫者。西藏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有赖於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的成功。我们也向达赖喇嘛表达了中国大陆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转型期中处理好汉藏两大民族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课题，尤其是中共不断 在国内煽动 大汉族民族主义的今天。民族运动与西藏自由运动的沟通和协调及互相支持是迫切和必要的。达赖喇嘛对此表示赞同。
达赖喇嘛还十分关切地询问了民运组织的近况，他对传闻民运组织的分歧和内争深表忧虑，我们向他解释了若干疑问，并向他说明了民运的主流力量是积极的、团结的，并解释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一定会到来，中共一党专制一定会垮台的社会原因。由於会谈的深入，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见廷长到两个半小时才结束。我认为这次会谈非常必要和十分有益。因为这是中国民运首次以正规的团体形式与西藏流亡政府交换意见。对民主运动和西藏自由运动的充分合作和相互支持，建立了良好的起点。我们的体会是，民主运动应该与中国境内的民族自由运动建立正常的合作关系，才有助於民主事业的早日成功。
与达赖喇嘛会谈後，我们对海外民主运动的涣散疲软状况极不适应当前反专制斗争的形势需要有了更痛切的认识。
民主运动按其性质而言应该是生气勃勃的，充满挑战性、具有主动进取能力的运动。然 而今天的海外民运长久处在坐而论道、等待观望的消极状态 中。为了打破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向中共专 制主动出击，自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一次回国正面挑战中共一党专 制的活动，在此以前，民运已经组织过多次回国闯关，向中共挑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影响，但也有一些教训。如不必要地过多暴露国内地下组织和牵累国内战友，更不济的是有人为了回国探亲不惜向中共屈膝以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媒体上大肆夸耀受到特殊待遇 等等，这都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
这次回国活动我们选择的切入口是公开直接地挑战中共宪法的合法性，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理论价值的战略突破，只要紧紧抓住中共宪法的荒谬性，将使中共当局在统治合法性上发生根本性动摇。这一点也许有人会认为是老生常谈，其实不然，你如果 仔细琢磨一下便可发现，恰恰是中共宪法的非法 性问题是长期没有得到我们重视的中共法制体系的一个大破绽、大漏洞和大伤疤，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熟视无睹，视为当然，居然连反抗阵营中的异议人土也被朦 住了。其实这个大弊漏一戳 就破，一破到底。只要把这个要害点讲清讲透，对中共统治非法性的批判就能势如破竹。这个大弊漏就是中共宪法存在公民权利不平等的问题。在现代宪政体制中，任何法律的基础都建立在“公民权利人人平等＂这个基准点上，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此意，任何法律只要背离了这个原则，那么这个法律就会失去法律的基本属性而沦为笑柄。
中共的宪法在两个基本点上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一、它规定全国人民就要服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就是要求每一个公民接受某一个特殊公民的思想统治，这就从根本上 违背了思想自由人人平等的制宪原则。第二，中共宪法规定公民都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就让党员公民的政治权利超过非党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更是直接破坏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以 从这两点入手加以揭露就可以证明，中共宪法是从根本上破坏“公民权利人人平等＂的制宪原则的，这也就是说中共的宪法是一部自相矛盾的宪法。如果让全中国的人民都认识到中共宪法的这一矛盾性和荒谬性，就将从基础上动摇中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
从这一分析出发，我们就起草了一份“修宪宣言＂，从法制的合法性上揭穿中共宪法的弊病，考虑到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表这个“修宪宣言＂它才能具有足够的震撼性和影响力，我们安排了在北京召开中外记者公开发表这份“宣言＂＇计划由我和其他 两同志赴北京公 开宣布後再把宣言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 中南海。当然这个行动一定会引起中共镇压和捕人，但我们秉承如下信念：第一、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由愿意付出的人来付。第二、人民只有从民运的具体行 动中才能真正理解自由人权的意义和价值。出於这种考虑，我们设想了两个方案，就是先合法後非法，为此我申请了合法护照，换了英文新名字。
关於申请美国护照我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精神挣扎。最後终於想清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民运人土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要善於用一切可用的斗争 方式来进行反专制的斗争。只要有利於这一斗争，只要无违自己的良知，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行动。
以前我认为民运人土不应该申请美国护照，认为这样一来把自己变成外国人了。为了这一点，我拒绝入籍十年之久。如今看来这是一个迷误和错失，白白失去了许多的机会和自我保护的条件。其实，从实质上来讲，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不是心存祖国，不在於你手里握的是哪国护照，而是你的心思和行为是不是真正有益於你自己的祖国，有利於你的人民。今天我想明白了这一层道理，所以我呼吁为了有利於我们的斗争，民运人土有可能拿到护照的都应该去申请外国护照，等到我们的祖国得到民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注销它，重新申请民主中国的护照。这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放弃中共护照是表示我们弃绝中共专制的一种方式。
十月底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修宪宣言经几大组织有关负责人的审定後成为民阵、民联、自民党民联阵、自民党 的正式文件定稿，我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按计划进入罗湖，在深圳通关时，电脑发出异常声音，几个武警就拥上来将我带进办公室内。他们显然是接获了有关信号。在几乎绝对机密的情况下，我们的安排还是被中共方面知悉，这说明我们民运组织的内部还存在某些不够严谨的环节。在四个小时的审讯中，这些军警虽然开始态度严肃，但在我向他们讲了民运的理念和主张後，他们大多表示了友善和同情，反复向我表白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其中的一些年轻警官 还极想了解海外民运的政治主张和发展前景。最後，竟有人对我说＂民主是迟早的事“。这与我在一九九二年上海闯关的武警态度对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十时左右，有人进来对我拍照，一名为首的警官要我在一张 空白纸 上按指纹，被我严词拒绝後，他悻悻而去。十一时，一名高级警官进来向我宣布注销我的签证，并限时离境。我向他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并交给他一份＂修宪宣言＂＇要求他转交中共中央。这时几名下层警官上来争著帮我提行李，高级警官发觉後厉声喝道：“让他自己提＂＇我笑著对他说，“都是中国人，相互帮助是应该的。＂大家都笑起来。最後，我与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後会有期＂。
我一人慢慢走过罗湖桥 中国的一侧时，晚风阵阵吹来，身後是深圳的万家灯火，前面是罗湖香港海关，心中真是感慨万千，虽然我未能如愿回到北京发布“修宪宣言＂＇但总算又一次踏上了故国土地，我默默发誓“祖国，我总要回来的，哪怕迎接的还是一座监狱！＂
----（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二零零零年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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