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与社区散记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对于当代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疑议的问题。因为在中共的宣传中，在任何一本现代教科书中，都作如是说。西藏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既陌生又熟悉的，说它陌生，是因为很少有中国人了解西藏的历史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尤其是思想感情。说他熟悉，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西藏旧社会挖眼睛、剥人皮的故事。同时还知道一个美丽的传说，那是中国盛唐时期，中国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文成公主远嫁到西藏，做了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的妻子，同时把汉族的文明带到了落后的西藏。作为挖眼剥皮的西藏，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就有理由去解放西藏，消灭这种制度。作为文成公主的传说，就证明历史上西藏就是中国的。但是很少有中国人想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要从属于另一个国家，仅仅凭这一点故事和传说，是不是有一点太牵强附会了。如果以这样的逻辑来强调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不是太显得荒唐。但是中国人不会去作这样的思考，这样一些故事和传说，对于他们已经是足够了。如果有中国人不满足于这样一些故事，要去作一点思考，那么作这样思考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还不仅仅在于有可能造成牢狱之灾，更大的危险还在于被他的同伴当成一个汉贼，而遭唾弃。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著一种叫做"大中华"的民族情结，这种情结如果仅仅是一种民族自豪感倒属正常，但它却变成了一种阿Q式的欺软怕硬，并成为一种生理上的遗传，无论在压迫和被压迫者，统治与被统治者身上都是同样的。这种传承通过一代一代的接力，已经成为民族机体中的一种毒瘤。
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到外族的侵略，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元朝，但中国在它的历史排行榜中，却把它称作为自己的一个朝代为"元朝"。把成吉思汗称为一代天骄。后来满清入关，灭了汉民族的明王朝，建立了大清帝国，但是几百年下来，中国人不但忘了亡国之耻，反而把它视作自己的朝代。在近代又有八国联军打入中国之耻，后来又有小日本侵入中国，建立满州国。好在这一次中国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结盟，打败了小日本，致使中国没有再度成为另一个民族统治下的国家。一个有过丧国之痛的民族，按理来说应该比较能够善待在它周边的弱小民族，也较能理解一个被统治的民族的痛苦。但是在汉民族这里，却正好相反，它不但没有这种善良和理解，反而更为凶恶和麻木。仿佛要把它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和苦难，都要强加于另一个比它弱小的民族身上去。西藏作为和汉民族一个相邻的民族，就这样沉浸在汉民族所强加给于的痛苦和苦难之中。
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九五零年的十月，中共军队在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就乘胜进攻了西藏。西藏政府在大军压境之下，无奈之中和北京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十七条相当于目前的一国两制，西藏保有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宗教，也保证达赖喇嘛和班禅的领导地位。但是，就是这样被迫所订的城下之盟，共产党也照样不遵守，最后导致西藏人民起义，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在这以後，中共对西藏像内地一样，不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直到目前的经济自由、政治暴政，这样一种统治。
在中共的半个世纪的统治下的西藏，到底成为怎样一个西藏了呢？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告诉人们，西藏原有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已被整个儿地推翻，宗教文化被严重的摧毁，生活方式被强迫改变，自然环境严重破坏，大量的生命被迫害至死，如今西藏是历史上最坏的时期。然而中共告诉人们的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面貌。它说：西藏在和平解放以后，从落后的奴隶制一跃而达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走上了康庄大道，过去的农奴翻身作了主人，经济上也翻了身。在内地各省的帮助下，建立了无数的现代化项目，而人权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一个西藏两种不同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交错著。从而也使西藏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问题。面对国际社会，作为一个统治西藏的汉民族，在西藏问题的研究上显得十分地苍白。就是在中国对西藏问题的"白皮书"中也堆积著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假大空的陈词滥调。因此，研究西藏问题，了解西藏的现状，体察西藏人民的心声，对于解决西藏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好在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特别是在海外的异见人士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批敢于为汉族之先的无畏的勇士。从魏京生狱中就西藏问题寄书邓小平开始，此後即出现了如严家其、王力雄、曹长青、茉莉等这样一批人士。他们已深深地认识到关心西藏问题，是中国知识份子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西藏的人权问题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部分。我作为一个长期关心著中国问题的海外华人新闻工作者，对于西藏问题的关心也历来已久，这次正好乘我的兄弟陈维明先生到达兰萨拉，为达赖喇嘛敬塑雕像之际，一同前往，深入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和他们的社区、学校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兹将采访的记录，以散记的形式写出来，以提供给对事实真相有所不清楚的读者，并略陈我个人在采访过程中的心理历程。
在吉隆坡转机以后，经过一天的航行，飞机在浓重的夜色中，在万米高空开始向印度这块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徐徐降落。从舷窗外可以看到德里的一片茫无边际而又疏落的灯火。我的心怀著一种激动，唤起我从书本上得到的印度文化，印度电影，它的神庙、种性制度、大街上的神牛、圣者甘地、诗哲泰戈尔，还有《流浪者之歌》的拉兹和丽达等等的回想。飞机平稳地降落了，我踏入了德里的机场。迎著我们而来的是包著头巾、长著大胡子的印度男人，和穿著莎丽、额头点著蒂卡的印度女人。虽然我的视线被他们所吸引，我也还是深感机场之陈旧破败，那白色的大理石的地面已失去了光泽，满是窟窿的天花板，摇扔欲堕。没想到作为首都国际机场一个国家的大门，竟然如此的破败不堪。和起飞的吉隆坡国际机场的现代化相比，真有一天一地之感。
我们推著行李车一出关，便看到在迎客的人群中有二位印度小伙子举著一张写著我们的名字的纸牌迎著我们过来，他们是西藏流亡政府驻德里办事处的职员。我们和他们握了手并作了自我介绍。他们一个叫雷斯，一个叫巴登。我们惊奇于他们一眼就认出我们是他们所要接的客人。他们笑著说，整班飞机就你们两位是中国人。当我们走出机场大门时，一下子围上来一大批人，来帮著我们推行李、拿包，我们一时还不明就里，以为都是来接我们的，等上了车他们向我们要钱时，我们才知道这些人都不过是机场的脚夫而已。
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吉普车，车开出机场停车场，在昏暗的街灯下，扑面而来的就是拥挤的车辆和黑压压的人群。雷斯的车左穿右避，开得飞快，其惊险程度让人捏汗。在连结机场的公路上竟然如此的拥挤，使我们首次体会到了印度的人口密度和交通拥挤的程度。汽车拐进了一条小道，在一幢类似上海亭子间的小楼前停下来。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在德里的一处接待站。我们推门进去，两位穿著藏服的姑娘出来接接待我们，她们将两手合放在胸前，向我们迎礼，用藏语说著"扎西德勒 "。扎西德勒是藏语吉祥如意之意。我们也回之同样的语言。"扎西德勒 "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一句藏语，我们也就用这一句顶万句的藏语，开始了我们对西藏人民和他们的政府进行的友好访问。我们进了门，就看见了挂在厅中央的达赖喇嘛像，镜框上围著洁白的哈达。我们被引到二楼的一间小屋，屋里挂著两幅西藏风景的彩色照片。图片下是一张藏桌和二张矮椅。我们刚放好行李坐下，藏族姑娘就双手托盘端著两杯奶茶进来了。她放下了茶盘，向我们道了晚安，弯著腰退出了房间。我们坐在矮椅上，拿著杯子搅拌著放了糖的奶茶，奶茶飘拂著阵阵淳厚的香味，使我感到虽还未到达达兰萨拉，但已感到浓浓的藏族风味和情调了。带著奶茶的芬芳，这一夜我们睡得很香很甜。直到第二天早晨，窗外的树枝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声，和小贩们些起彼伏的吆喝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
我们懒懒地起了床，洗刷完毕，下楼到了厅里，此时姑娘们已准备好了早饭，与我们同桌一起用膳的还有二位来自意大利的夫妇，他们俩在达兰萨拉学经三个月刚回来。听说我们要到达兰萨拉去，并要给达赖喇嘛做像，他们的话就多了，从他们的谈话中，使我们感到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尊敬，以及对藏传佛教的倾心。吃完早餐不久，司机雷斯就来接我们去西藏流亡政府德里办事处，会见办事处主任宾泊，商量有关雕像事宜。汽车从大街上拐进了居民小区，这一片小区均为四五层楼，已十分陈旧，墙面肮脏又爬满了各种管子。雷斯告诉我们说办事处到了，我们看著这破旧的居民楼，不敢相信这就是办事处。我们跟著他上了水泥楼道，推开了没有任何标志的门，不大的厅里面有三四个人在案头工作著。他们抬起头来和我们打了招呼。我们被引到了里面的一间房间，雷斯告诉我们这就是宾泊的办公室。我们坐在办公室简陋的沙发上环视室内。室内的墙和天花板虽然刚刷过，但很明显的凸凹不平，上面吊著一台大的电扇。办公桌椅和文件架都是极其蹩脚，唯有桌子上那台电脑还算不错。我们正打量著时，昨日和雷斯一起来接我们的巴登给我们端来了奶茶，说宾泊一会儿就到了。宾泊来了，看得出他还刚起来不久。他说他就睡在办公室楼下，说昨天工作晚了，非常抱歉让我们等了，并对我们来到印度表示欢迎。接著我们就开始谈工作。宾泊是一个体貌魁伟的藏族汉子，很直爽爱笑，笑起来时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我们告诉他，我们在去达兰萨拉前最好能联系好制作铜像的工厂。宾泊不会说汉语，但英语却是十分地流利。他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后，就开始给我们打电话联系。他在打电话联系时，不忘给我们拿来一张印度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并不时地过来向我们介绍印度和德里的文化景点。他介绍起这些名胜来，头头是道，想来到印度来的访客都是先在他这里落脚，再到达兰萨拉去的。
德里办事处我们前后去过三四次，每一次都让我感叹，它应该有条件可以弄得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它是由德国的一个基金会所支持的，办事处负责人宾泊是西藏议会的国会议员，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珍惜每一分来自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他们觉得要对得起国际社会的支持，唯独以自身的简朴和踏实的工作来回敬国际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西藏做实事比一个像样的办公室更为重要。
宾泊给我们联系好一位在德里做生意的藏人，说他的客户中有搞铜像的，所以他能帮助我们找到铜厂。我们很高兴，这样快的速度就能找到铜厂。不过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一条歧路，差一点使我们铜像制作不能完成。不过也意外地使我们发现了德里旧城，那是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一段旧城区。
雷斯开著车把我们带到那位藏人的公司。那个公司座落在主要街的内街。新德里的城市设计有一点像北京，街心是绿化带，两旁是不同方向的行车道，再有绿化带，然后是内街和居民楼。德里虽然有这么多的绿化带，但一点都没有绿树成荫的感觉，因为树上的叶子全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土，树下的地只有边角上长著一点可怜巴巴的杂草，完全掩盖不了那疏松的没有一点水份的黄土，而且触目皆是垃圾。老板道奇是一位矮个子黑脸膛的汉子，嘴上有二撇很浓的胡子，穿著没有打领带的西装。这样的打扮在印度就是有些身份了。道奇是一位很成功的商人，他开著一家有十几个人的公司，还有二家卖藏族工艺品的商店。他很自豪地带著我们参观了他的公司和商店，他的职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印度人。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我们和他的老板鞠躬。道奇是在印度出生的西藏人，他的父辈们跟随达赖喇嘛翻越了雪山逃到了这里。他在印度这块炎热的平原上长大，那块神秘的高山雪域对他来说，这是父辈们口中的传说。但是就是凭这些传说，一直供养著他的心灵。当我们参观他的藏族工艺品商店时，他对那些藏传佛教的佛器说来仍是如数家珍。他对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一片忠心，就像政府让他陪著我们找铜厂一样，他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一直陪著我们。流亡藏人这种对自己政府的忠心令人感动。
我们等候的印度铜厂商家一直没有来，从中午时分一直到下午三时还不见人影。道奇电话催促好几次，最后道奇说不等了。印度人就是这样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我们直接到他商场上去吧。司机雷斯在一旁摊开双手歉意地笑著说，我们印度人就是这个样子。下午，道奇和雷斯陪著我们去德里旧城的铜雕商场，虽费了很多周章，一直到天色尽黑，但也于事无济。
两天後，我们从登上了去达兰萨拉的火车，火车在茫茫夜色穿越著印度大平原，经过十二小时到达了柏坦可。我们在柏坦可下了火车。正当几个包著头巾的印度脚夫围上来要给我们拿行李时，一个飘著长发的青年人向我们奔来，他是流亡政府派来迎接我们的桑杰嘉先生。在这以前我们已通过伊妹儿了，他是外交部达瓦才仁的助手。我们没想到桑吉嘉会是这么年轻潇洒，而且说著一口很好的普通话。他双手将我们的手握住，连声说著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的到访，并把哈达挂在我们的脖子上。在柏坦可这个熙熙攘攘的火车站，我们抚著胸前的洁白的哈达，感到了扑面而来藏族人民对我们这个有罪于他们的汉民族的朋友的深情。
柏坦可是印度锡克教所在地，所以在市区我们到处可见都是包著各色头巾大胡子的锡克教徒。连穿制服的警察也同样地包著大头巾。汽车开出柏坦可市区，不久就渐渐进入了印北山区。由于这儿属正值印巴边界战火纷飞的克什米尔地区，所以我们在山路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开著的军用卡车，和持枪实弹的士兵。一种临近战争的感觉油然而起，多年来从电视画面中所看到的印巴战火纷纷从眼前浮出。
汽车开行约莫一个多小时，我们就看到前面的雪山和依稀可见的建筑，在半山腰中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达兰萨拉。桑杰嘉是西北民族学院的毕业的，是一位性情中的人，他一路上给我们讲著有关西藏，有关达兰萨拉的故事。他说达兰萨拉是在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一个兵营，达赖喇嘛来了以后，印度人就把这块地送给了他。这块地由于背靠著喜玛拉雅山，不但气候适应藏人，而且还因为那山头就是和自己的家乡的山头连在一起的，有离家不离乡的感觉。桑杰嘉说在西藏传统歌曲中就有"我住山这头君住山那头"的歌曲。说到此他还深情地为我们唱了起来。他的歌也触动了我的心，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和藏族人不也是一样受著流浪之苦和思乡之苦吗？汉民族也有这样一首词："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汽车过了下达兰萨拉街市以后，山道变得既陡又窄坑坑洼洼的路面，汽车向跳著舞步似地前进。达兰萨拉其实很大，是印度邦下面的一个行政区，但是现在在国际视野中的达兰萨拉，作为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达兰萨拉实际上就是指雪下面的上达兰萨拉。上达兰萨拉又分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一个是达赖喇嘛所住的行宫和大乘法苑儿童学校所在地和商业街。我们的旅馆安排在临近政府所在地，和西医院职工宿舍相邻。是一幢贴著山背的三层楼的单排房子。在我们旅馆前面挂满了彩色的经幡，这些经幡相映在绿树丛中，和绿叶一起在山风中飘动著。在旅馆的右侧山坡上有一个小小的佛塔，使这些建在山腰上的这些毫无生气的普通水泥房子有了藏区的宗教气氛。我们在旅馆刚安顿好，新闻部主管中国民运的官员达瓦才仁先生即时来看望我们。达瓦才仁身材高大为人爽直，嘴唇上的胡子贴厚实显出一股阳刚之气。由于他受的是中国教育，讲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此不多的几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达瓦才仁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办公室，并会见外交新闻部秘书长桑培。新闻外交两个部委是合用一幢楼的，这幢楼造得虽然十分地粗糙，但那涂著黑漆的窗框和向外凸出的半圆型门窗，却有著西藏建筑风格。新闻部是一个组合式的大办公室，由低矮的组合板分隔而成，每一组是四个办公室。新闻部大约有五六个这样的组合，和外交部加起来有工作人员八十多个，是流亡政府中最大的一个部委。达瓦才仁的办公室就是这些区隔著的办公室中的一间，但他的位置在角上，连同有一个存放他的资料的小间，这是他唯一比他的下属多一点的地方。在他的资料室里，我看见许多，由世界各地图书馆拷贝下来的西藏文化和历史资料，他已把这些资料汇编成册整齐地放在书架上。可见达瓦才仁是一个对资料收集工作十分细心的人。达瓦的办公室倒是很凌乱，一架手提电脑没在纸片之中。一张挂在隔墙上的西藏地图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张由四川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凹凸地图，这张地图上所呈现出来的青藏高原，和它周遭的地区相比整整地高出了一大截。我的心灵一下子被震惊了，这不就是地球上的天国吗？我从来没有站在一张地图前有过这样的心灵震颤过。这块高原自然而然地把它和世界分隔开了，这个高度就是它的自然城墙。它和卫护著我们汉民族的万里长城相比，以它的自然高度所划分的界线是何等的矮小了。难怪作家王力雄在讲到西藏民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之所以这么多世纪以来没有被其它民族所统治，在于西藏的地理环境，是天助了西藏。当我用手去抚摸了一下这张高低不平的地图时，瞬间我感到自己似乎一下子搭住了西藏问题的脉膊。
当我凝视著这张地图时，达瓦才仁在一旁说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它是佛国天堂，多少个世纪以来它的佛教文化一直都影响著它周遭的国家和地区。但是自中共统治西藏后，就把西藏割得四分五裂，一部分变成了青海，变成了四川，变成了甘肃，变成了云南。并安置了大量的移民，有许多地方汉族的人口已超过了藏族，使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当他在说著这些话时，我感到这个高大的汉子的身体有些颤抖，他的眼睛有些迷蒙起来，流露出一丝忧愁，他似乎在说著：西藏要完了，西藏要完了。我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从达瓦才仁的办公室出来，他带我们去见秘书长。进秘书长的办公室前，有一个厅，厅的两面各有一位男秘书和女秘书。女秘书穿著藏族服装，已经灰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她的面容兹祥而又庄重。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具有职业妇女气质的藏族女性。她把我们引进了办公室。秘书长桑培先生正埋著头在他的大办公室工作著。他的办公室简朴而又宽敞，大窗子下是一排曲尺型的沙发。他招呼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自已也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和我们亲切地交谈起来。桑培象一位老知识份子，戴著一副边框退了色的陈旧的眼镜。他说话老是很谦恭地向前倾著。他不太擅於辞令，但言谈却十分地诚恳，没有一点官气。桑 培虽然是秘书长的称谓，但在首席部长兼任新闻外交部长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两个部委的部长。我们在言谈间，他看见窗帘因风而拂在我们的头上，就过来斜著身体把窗子关上，他的动作是那么地自然，象长者一样关照著他的孩子。我们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不是一个正式的访问，他说，如果做雕像碰到什么困难就提出来。有关会见达赖喇嘛拍照一事，他已和达赖喇嘛办公室联系过了，他们会再进一步努力。当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后，秘书长那谦和的形象久久未能忘怀。
晚上，我们邀请达瓦才仁和他的妻子及桑杰嘉和我们共进晚餐。他们没有太多的推辞就接受了邀请，但他们坚持在旅馆边上的小饭馆就餐，但我们坚持要到好一点的饭店，他们说好饭店只有山上有，要乘车上去的。我们说那就乘车上去吧。於是我们就坐上了印度人在达兰萨拉经营的四人座小巴。这一晚月色很好，月光下不但能看到山峰上的积雪，还能清楚地看到那盘旋在山腰上的公路。公路崎岖而又坑洼不平，在月影下更觉险象丛生有时道路陡得已看不到了前方的路，以为车就要掉入了悬崖，当前方有车下来时，车就要停下来让道，有时开不过还要倒退下去。这样的路走著都会害怕，何况车在上面走。没想到达兰萨拉的路面会这样危险，不但开车的人需要胆量，坐车的人也同样需要胆量。我们说为什么不把路面修得好一点呢？他们无奈地摇著头说，我们总是寄人篱下，虽说印度政府将这一方土地划给了西藏流亡政府，但是整个市政还是属于印度政府管理的，而印度政府也不是说没有拨款修路，而是修路的钱给贪污了。我们来到山上小镇的一家名叫"西藏饭店"的饭店。达瓦说这家饭店流亡政府占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我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就餐，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餐厅里灯光柔和，墙上挂著几幅西藏图片。许多穿著袈裟的僧人在里面用餐。我们选了一个靠窗口的桌子坐下，窗外明月之下可以看到蒙胧的山景和座落在山间的点点人家灯火。夜色显得十分安宁迷人。
虽说是西藏饭店，但是服务员倒都是印度人，且均为男士。我们让达瓦他们点餐，但他们只点了馍馍，就是中国人的小包子。以后就无论如何不肯再点了。我们要了叫切巴契的印度饼，还要了一份鸡，因为在德里饭店我们已吃过一种叫FIRE CHICKEN的烤鸡，这种鸡很小很瘦，味道不错。我们再要了三瓶啤酒，由于桑杰 嘉和达瓦的妻子扎西不喝酒，就点了桔子水。扎西只要了一杯奶茶，她说胃不好不能喝凉的。有了酒我们的话题就谈开了，话题也就从酒开始。我说藏人在这样高寒的地区放牧，一定很会喝酒吧。他说，藏人其实不喝酒，藏区所喝的那种青稞酒，比啤酒还要淡得多，淡得可以说称不上酒了。在藏人的心目中，喝酒并不是一件好事。当然现在藏人中也有许多喜欢喝烈酒，但是烈酒是中共来到西藏以后才带进来的，所以西藏人喝烈酒的历史非常的短。我说，西藏的喝酒历史倒是和纽西兰毛利人喝酒的历史相仿，毛利人以前也没有酒，英国人来了以后才带来了酒，但是毛利人现在喝酒比英国人要利害得多了，喝酒也成了社会问题。达瓦说，在西藏也是同样，许多藏人对前途无望就拼命喝酒来麻醉自己。维明在一旁对达瓦说，今天我们请你喝酒，扎西会有意见吗？由于扎西不懂中文，达瓦翻译给她听。扎西脸红地低头说了一句。达瓦翻译过来说，扎西说，客人来了喝一点酒没有关系。我们的话也因而开始转到了西藏女人的地位。达瓦说，普通藏族家庭妇女一般来说地位都高于男人，家里的每一件事基本上都是由女人作主，男人在外面赚了钱都要带回家交给妻子支配，当然男人回家后基本上就不用做事，妻子会把他服待得舒舒服服，达瓦说，我在家就什么事都不做，甚至脱衣服只要一抬手就行了。当然只要是家里的事，我也什么都听她的。他说著回过头来问扎西，是这样吗？扎西向丈夫温柔地点了一下头。达瓦看著妻子，突然想到一件事，他说扎西要我再三想你们表示谢意，给她们带来那么多的衣服。她和小姐妹们试衣试了整整一个下午，高兴极了。我们来前曾询问过来过达兰萨拉的茉莉女士带些什么礼物到达兰萨拉来，她说不必带好的礼品，带一些旧衣服和糖果就行。当时我还真有一点不敢相信，现在看来这些衣服是带对了。这些礼物是我和妻子到教会办的二手商店去买的，质量很好也很新。
我们从家庭生活又谈到了政治，我说我们汉藏都同样受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之苦，共产党是我们汉藏两个民族的共同敌人，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中国民主了，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共同愿望，所以我们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就象多年的老朋友一样熟悉了。达瓦说，其实我们藏人是很愿意和汉人成为朋友的，要不是共产党这样欺侮我们，屠杀我们，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留在中国境内是没有问题的。至圣的达赖喇嘛也再三表示，我们只要能获得自治，我们不追求独立，仍旧留在中国境内。我为达瓦的肺腑之言深受感动。"达瓦"在藏语中是月亮的意思，我感到达瓦的心也象月亮一样明亮纯洁。酒喝得并不多，但我已深深地沉浸在友情之中了。
在说到与共产党的斗争中，我感叹地对他们说，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没有你们来得幸福，虽然你们很艰苦，但你们为自己的同胞和亲友所理解和支持。但我们民运得到的理解和支持却不多，虽然我们与中共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也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在斗争。达瓦说，我们藏人中只要是与中共斗争的人，都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我们确实在斗争中有一种幸福感，就象不久前在德里为抗议中共而自焚的土登，现在就成了全西藏的民族英雄。
我们在这样大声地谈论著时，整个餐厅的人都在哑雀无声地听著，他们没有对我们投来责备的眼光，他们虽然听不懂我们用中文谈的话，但知道能够和藏人这样亲密无间地谈话的人，一定是藏人的朋友。我们是最后一个离开餐厅的。这一晚我们吃得并不多，但我们却谈了很多很多。这是我们初到达兰萨拉的第一天。
旅馆已变成了维明的雕塑工场，达赖喇嘛的塑像在维明的手中已俱雏型。上午的阳光很好，透过树梢见扎在树梢间彩色的经幡在阳台上晃动，阳台很温暖，早晨的浓霜已经溶化，只剩下在阳光中的一点暖气。阳台对面是藏医院的职工宿舍，哪里此时传来了阵阵的藏族音乐，循著音乐声，可见开著门的屋子里有几个青年人正围著一只音箱在手舞足蹈。我和达瓦才仁倚在阳台的栏杆上侧著身子谈著西藏。由于我来印度前刚好接触过来纽西兰访问的西藏歌舞团，和观看他们的西藏图片展，所以我很自然地谈到今日的西藏。
我说，我最近从西藏自治区来海外展出的图片看到，今日的西藏确实变了样，特别是拉萨，高楼大厦各类现代建筑都有了，已经很象内地的城市了，而且这些建筑都是内地省份根椐中央的指示无偿地为西藏所建的。不知你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感想。达瓦脸上带著一丝无奈和苦笑说，各省份为我们造了这些建筑，虽然化了很大的代价，作了很大的牺牲，但是他们在造的时候并没有来问一问我们，这些是不是我们藏人所需要的，而我们最需要的建筑是我们的庙宇，他们却破坏殆尽，虽然后来恢复了一些。现在很多到过拉萨的西方国家的朋友回来说，拉萨除出一个布达拉宫以外，已经不象西藏了。那么这样的建设倒底是建设呢还是破坏。
我又对他说，据中共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央政府每年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平均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几乎要达到二千多元人民币，这对许多内地的老百姓来说，一年的收入还远远不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即使西藏百姓什么也不干也够生活了。他说，我也相信有这样的数字，但是这些钱可以说基本上和西藏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大多数用在干部身上，特别是汉族干部身上。对于这一点，他说，你可以去看看王力雄先生写的《天葬》，他在书中有非常详实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我说，王力雄先生的这本书我早就听说过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它。
我又问他，听说目前在西藏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藏族干部已经不希望流亡政府回来了，如果流亡政府回来他们就不可能再当官了，弄得不好还要受审讯，你觉得是否有这样的思想和可能。他说，藏族干部存在这样的思想是有可能的，但出现这样的情况却是不可能的。第一我们流亡政府回去了，没有多少干部，还需要许多具有工作经验的干部。我们对于目前任中共干部的藏族人是不会歧视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故事，它就在我们流亡政府中。有一个从西藏来到达兰萨拉的中共干部，他在国内好象是一个乡长。他到达兰萨拉以后，正好碰上流亡政府招聘公务员，他通过考核被录取了，流亡政府并不因他过去是中共的干部而歧视他，只要他有能力，和所有人一样地对待。他现在和大家也相处得蛮好，他还经常地吹嘘他在当乡长时的风光。大家也都不无恶意地称他为"乡长"。他说，其实很多藏族干部也都是在其位谋其政而已。我插嘴说，是人在汉营心在藏是不是。他笑了起来。他说，我在西藏时就在中共的警察局干过。不过后来也蹲过中共的牢。对于达瓦才仁的经历我是早已有所闻。他说，我们藏族干部平时看起来和汉族干部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到关键时就不一样了。从历届中共政权里的藏族代表来看，都是或多或少地在维护著藏人的利益的。如班禅喇嘛，他为西藏人民舍身上了"七万言书"，诉说西藏遭受的破坏和人民饱受的痛苦。就是阿沛阿旺晋美，多年坐于中共怀抱中，但是在谈到"十七条"时，也说里面有许多欺骗的成份，并说西藏历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他说过这样的话以後，中共也就不再重用他了。他现在的一个儿子在纽约和流亡政府也有些来往。所以我们对在西藏自治区工作的干部是一点儿都不抱成见的。再说在达兰萨拉一直有共产党的组织存在，当然这个共产党不是中共组织系统下的共产党。他们公开活动，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包容不同的思想和组织。当然没有市场存在不下去，而自动消失那是它自己的事。达兰萨拉的共产党好象是前年才自动消失的。在达兰萨拉有共产党组织这倒确实是使我大吃一惊的新闻。虽然不由中共领导，但也可见藏人的宽容度。
在谈到西藏独立问题时，我说，我这次来达兰萨拉是很想亲耳听一听，达赖喇嘛有关西藏独立问题的观点。倒底为什么中共要一再拒绝和达赖喇嘛谈判，并一再指责他分裂祖国。达瓦说，达赖喇嘛一直认为虽然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现在我们尊重目前既成的事实，把西藏是否是主权独立国家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不进行讨论。我们可以留在中国境内，但我们必须高度自治，西藏人必须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生活。我说，达赖喇嘛的这些要求应该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目前的西藏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包裹。达瓦说，中共直到目前没有回答这一要求，是有他比较深沉的考量的。他们害怕一等西藏自治以后，就难保他们不进一步要求独立。就象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一样，他们合在一起都百年了，连统治整个苏联的斯大林都是格鲁吉亚人，但是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人依旧要求独立，所以中共也有这样的耽心。我没想到作为一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能这样平心而论，设身处地地想到中共所作出的政策。
在我们谈论著这些有关西藏的话题时，维明的雕像又显得丰满一些了。窗外的音乐还在持续，对于这些已经在达兰萨拉安居乐业的年轻藏人来说，也许他们对西藏问题并没有考虑得这样多，因为他们把这一切都托咐给了他们的至圣达赖喇嘛和他们的流亡政府。
达兰萨拉也有罗布林卡，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让达瓦了解在达兰萨拉是否可以找到翻制铜像的地方。达瓦说我们可以到罗布林卡去找找看，那儿是达兰萨拉西藏传统手工艺制作中心，或许能够找到。于是我们就坐著车出发了。罗布林卡在下达兰萨拉镇的西边。罗布林卡这个名字在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暴政中有著特别的意义。四十三年前的三月中旬，罗布林卡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传说中共的大炮已经对准了罗布林卡，中共要武力绑架当时身处罗布林卡的达赖喇嘛，激动而又愤怒的藏人把罗布林卡里外围得水泄不通，保护达赖喇嘛。最后达赖喇嘛从这里出逃到印度。从那时候起，罗布林卡就不再仅仅是西藏的一个园林、达赖喇嘛的夏宫，而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的符号了.
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的跳动中，进入了一个山石秀美的小村子，一块块形态各异的大卵石夹著溪水交错在路的两旁，当汽车在一棵大榕树下停下来的时候，罗布林卡已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蹬著石板拾级而上，进入了罗布林卡的大门。但见园内山石重叠，流水潺潺，楼台池榭，回廊曲径，和金顶辉煌的观世音菩萨的大殿，已俱相当的规模。它著实让我感叹不已，流亡藏民能在他们艰苦的流浪生涯中，不忘民族文化和历史，在异国它乡建起他们的罗布林卡。罗布林卡的建筑风格和山水的布局，和中国的园林风格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美，所不同的是它不但有观世音菩萨的大雄宝殿，还有许多刻有经文石片堆起来的玛尼堆穿插在其中，突现了园林中的宗教色彩。玛尼堆不大，一人多高，石片上所刻的经文所体现的都是六字真言。在藏人中有这样一个习惯，信众们只要积下一点钱就会请匠人来，把经文刻在石片上堆成玛尼堆。就这样千百年下来，在西藏这块高山雪域之中，就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玛尼堆，成为西藏随处可见又非常具有特色的景观。当我们在一旁抚摸著石片上的经文，赞叹著藏人的宗教情怀时，在一旁为我们解说的达瓦语调显得沉重起来。他似乎沉浸在藏民族的不幸悲剧之中，巨大的历史惨痛压迫著他。他说，这些结藏民钱财和心愿为一体的玛尼堆，在中共进藏以后就被筑路大军彻底的摧毁了，它们有的被拿去造房子，有的被打成碎块成了铺路石。看到达瓦诉说时的激动，我的心里感到有多么地沉重，仿佛听到那铺在雪域高原的康藏公路，那解放牌大卡车沉重的轮胎压著玛尼堆经石发出的卡嚓卡嚓的声音，那铺在雪域大地上的公路竟是以破坏藏族人视作经堂佛龛的玛尼堆为代价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到中共进藏后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和对藏民的精神信仰的打击。
穿过罗布林卡楼台亭榭，它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背后就是皑皑积雪的雄伟的喜玛拉亚山的雪峰。我们脱了鞋进入了大雄宝殿，当我仰视著心慈面善的观世音菩萨时，我的心里竟有了一份虔诚。在中国时，我曾去过无数这样的大雄宝殿，但我的心里从来没有象进入达兰萨拉罗布林卡的大雄宝殿那样心怀虔诚。同为观世音菩萨，同为在她脚下顶礼膜拜的信众，但在中国多为临时抱佛脚的有求之人，少有藏人那种一生一世的虔信。一个僧侣用布在擦著大殿里的地砖，那些地砖已是一尘不沾，但他还是在一丝不苟地擦著。他体贴安祥，并没有因我们来到而影响他的工作。达瓦领著我们从大殿的右侧拾级而上，来到大殿上方的回廊，在这个回廊的墙上，画有达赖喇嘛共十四世的画像。其中五世达赖喇嘛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像画得特别大，因为在藏族历史上这两位达赖喇嘛是对西藏贡献最大的。当我走近十四世达赖喇嘛像时竟发现在他的身旁竟然还画著一只金光闪闪的诺贝尔奖杯。可见十四达赖喇嘛在藏民的心目中，已把他神圣的光芒和世俗的光彩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他不但是一个神，同时也是一个现世之中的一个和平使者。在回廊的后面还有一个藏经阁，里面藏有不少从西藏带过来的经文和在印度抄写的经文，都被整齐地放在书柜中。在经阁中还放置著茶几和椅子，可供僧人在那里查经时之用。
从大雄宝殿出来，我们就到设在罗布林卡的西藏艺术文化学校参观。许许多多的来达兰萨拉的年轻人都在这里学习西藏的传统文化艺术。这儿设有唐卡、木雕、陶艺、刺绣、缝纫等项。工艺品制作中心桑杰嘉的女朋友卓玛也在这里。罗布林卡不但传承了西藏文化，还为政府增加了就业和经济收入。我们走进了唐卡班，十多名男女学员都围著墙根盘腿坐在垫子上，专心地在绑著木架的画布上，一丝不苟地绘著唐卡，有些还刚起了一个头，有些则已进入了尾声。据老师介绍，有些大一点的画要一二个月才能完成。这儿的学制是三年，相当于大专水平。这儿的老师也大多来自西藏，他们感到在汉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下，西藏的这些传统文化正在消失之中，他们为了避免这些传统文化遭到消失的厄运，所以他们不顾危险爬山涉水来到达兰萨拉。自这个西藏艺术文化学校建立以后，这里已培养出不少西藏的文化人才。
罗布林卡还建有文化博物馆。博物馆用尺许高的人像组成藏族的风土人情，从婚嫁喜事，到天葬丧事，从修道闭关到市场买卖，以及围猎和从事家业劳动，无所不有。还有西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我们所熟悉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可见藏人是很珍重历史的，他们不会因中共以这个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强行把西藏说成历来是从属于中国的，而把它在历史中抹煞掉。相比中共为了政治现实而抹掉历史，显得非常难能可贵。罗布林卡，"罗布"在藏语里是宝贝之意，"林卡"是园林之意。在达兰萨拉的罗布林卡，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它是达兰萨拉的一颗璀灿的珍珠。
达赖喇嘛生病了，虽为小恙，但还是惊动了世界。达赖喇嘛办公室不但取消了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举行的一个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大型金刚灌顶法会，还宣布在三月十日前不作任何会见。达赖喇嘛的健康牵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四川高僧带同他的弟子来到达兰萨拉，为达赖喇嘛的身体健康举行一场祈祷法会。这场法会在二月二十三号星期六的上午举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一个法会。
清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坐上了车，前往上达兰萨拉的大乘法苑。从车的灯光中望去，在黝黝的山道上，都是顶著凛烈寒风上山的人群。桑杰嘉说这些人大多是下达兰萨拉成人学校和罗布林卡的学生，他们为了参加山上的法会,三、四点钟就开始上山了。
车到了达兰萨拉街市就停了下来，此时虽然天色依然漆黑，但在微弱的街灯下可见满街的人了，他们正顶著前面的人，在慢慢地向大乘法苑移动著。大乘法苑就在街市的一侧。大乘法苑前已排起了长队，进口的路非常地狭窄而又陡峭，一队是穿著袈裟的僧人队伍，一队是俗装的队伍。人虽拥挤而并不吵闹，但人群拥挤，其险象却令人捏汗。在拥挤中，我们终于到了入口处，入口处有一个电子安全检查门，门口除了搜身检查员以外，还有持枪实弹的印度士兵把守在那里，在微弱的灯光下空气更显得紧张。过了电子安全门，首先检查我们的证件，核实我们的护照，我们虽然持流亡政府发的高级记者证，但安全人员仍旧要我们叉开双腿，高举双手进行全身的触摸检查。其细仔超过了"九一一"时期美国机场的安全检查。对妇女的检查也毫不例外。
大乘法苑因依山而筑，所以它分好几个层面。我们所到的是最上一个层面，即大乘法苑的大殿。当我们进入大殿时，我们的证件再次被核实了一次，摄影包也再作了一次检查。然后我们被指引到大殿回廊靠前台的窗口，这儿离达赖喇嘛的法位只有六七米远，可以清楚地看到达赖喇嘛了。我们在窗前坐好，准备好了摄影器材。此时东方渐亮，透过大乘法苑外挺拔的松树，可以看到晨雾缭绕中的雪峰。大乘法苑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人。我们这方临窗的记者席也坐满了。坐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台湾记者，刚开始还以为是藏族姑娘，因为她穿著藏人的裙子。坐在我们另一旁的是一位老僧人，当他拿出摄影和录音器材时，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位记者，对话间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在我们后面的都是来自西方各国的记者，有二位女记者，一位是来自意大利，一位来自德国，那位德国女记者看上去已有五十多岁了，满脸都是饱经风霜的样子，看得出是长时间在外采访的。还有两位男记者来自于法国，他们的身上都挂满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业高级照相机。
大殿内台上正中是达赖喇嘛黄锦缎披盖的法椅，后面是观世音菩萨，它的右面是莲花圣和千手千眼观音。按西藏大乘佛教的说法，达赖喇嘛就是这尊千手千眼观音的化身。这尊千手千眼观音全部是用白银制成的，因此十分贵重。在打造这尊观音时，达赖喇嘛就曾说，有一天回西藏，一定要把它带回去。所以在打造时就把它设计成可以拆卸和组装式的。通过这尊观音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藏人虽然在印度这么多年了，但是他们念兹在兹的还是他们的故乡西藏。为了回到故乡去，在达兰萨拉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将就就将就一点，就是大乘法苑也是造得非常的简单，达赖喇嘛还借此简化了许多宗教的繁纹褥节，对一些宗教礼仪都进行了改革，使它符合目前的困难阶段。他曾说过以前西藏宗教的一些仪式过于铺张，对民众的负担很重，现在通过这样的机会改掉是一件好事。他还对自己的袈裟进行了改革，使它变得和普通的僧袍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在达赖喇嘛还没有来到以前，坐在大殿内的僧人由青海高僧主持开始祈祷，那卷在紫红色佛袍中的僧人把手合于胸前摇动著身体，发出阵阵的祈祷声，低沉而跌宕，其间还时有清脆的铜铃声和沉厚的号角声相伴，这声音如晨间风吹松林的松涛声，如晚间浪涛滚沙的潮音，它越出了大乘法苑在达兰萨拉的山谷间回荡。
九时许，当清晨的阳光打在大乘法苑外松柏的枝梢上时，一阵悠扬低回的佛号从大乘法苑的后面响起，达赖喇嘛从与大乘法苑相连的寓所过来了。达赖喇嘛穿著紫红色的袈裟在晨风中飘动，他那露在佛袍外面的臂膀向人们挥动著，眼中闪著慈爱的圣光，坐在地上的人们双手合在胸前，仰望著他的身影徐徐的过去。走在他前面的是带著高耸的星月形的黄色帽子开道的乐队，两旁是穿西服剃平头的保镖和持枪的印度士兵，在他的后面是一群手持各种法器的高僧，他们围绕著大乘法苑护送达赖喇嘛来到了大殿的台上。当达赖喇嘛在座椅上入定之后，祈祷法会就正式开始了。在鼓号声中，达赖喇嘛盘腿合掌，半闭著双眼摇动著身体和众信徒一起开始颂经，此时整个大乘法苑是一片如潮的经声起伏不停。声音持久而又绵长，在这经海声中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感到过的力量，这力量低沉而不高昂，但却沉重而又坚定，更带著渴求和冀望，它是众口众心中发出来的震荡。我从记者席的东窗望去，经声中的达赖喇嘛，这个藏族人的至圣活佛的脸上还略显著病容，但他那慈祥的笑意却始终不落，这是对众生多么巨大的厚爱。虽然他的笑意在大殿外的千百信众是无法看到的，但他的经声已和千百信众们的经声溶汇在一起了。
在祈祷经文告一个段落以后，大乘法苑的僧人们提著茶壶和桶，开始给祈祷信众分发达赖喇嘛加持过的酥油茶和烧饼。早晨的落了霜的达兰萨拉是非常的寒冷的，特别是待在大殿外广场上从天黑待到天明的信众们，此时个个都手揣著滚烫的酥油茶，和热气腾腾的烧饼，面向著达赖喇嘛满怀著内心的激动。一个身穿彩条裙藏服，头上盘著细辫的中年妇女，跪在地上身体前倾，双手裹著酥油茶放在心窝里，一对虔诚而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向著远处的达赖喇嘛仍在不停的祈祷。从这位妇女的眼神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藏人的宗教情怀，达赖喇嘛在藏人中那至圣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他们的心目中，简直不可设想如果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达赖喇嘛，他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什麽样。我揣著纸杯中滚烫的酥油茶，这是藏族人民喝了世世代代的酥油茶，稠稠的茶飘著浓浓的香气，带著淡淡的咸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喝的一杯酥油茶，我细细地品味著，我的心头也生出丝丝宗教情怀来。
点心过后，四川来的高僧在两名僧人的簇拥下来到达赖喇嘛前，颂读他自已亲笔所写的祈祷达赖喇嘛身体健康的长文。在一旁的桑杰嘉告诉我们说，祷文的意思是，希望上天可怜我们不要把达赖喇嘛接走，仍旧留在人间，因为人间百姓的苦难仍旧需要他来拯救。并对达赖喇嘛的丰功伟绩进行了歌颂，一直歌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前身。在高僧颂读时，达赖喇嘛带上了有披风的黄色帽子。祈祷文很长，每读一段停下来时都有一段鼓号。当祈祷文念完以后，一个带著大圆顶帽子，穿著宽大的法袍的大仙跳将出来，他摇摇晃晃，口中念念有辞，然后被众人扶了下去。跳大神是藏族一种祛病的传统方式。祈祷仪式结束以后是敬献仪式。这时，敬献礼物的信众已从大殿内手捧礼物，一直蜿蜒地排到了大乘法苑的门口。这些敬献礼物的人虽然还远离著达赖喇嘛，但他们依然弯著腰双手平揣著礼物。礼物从佛像到珍珠宝贝，再到日常用品，可以说应有尽有。但这些敬献礼物的人，只有前面很少几个能直接呈现到达赖喇嘛的面前，并接受达赖喇嘛的摸顶，余下的人只能在台下鱼贯而过，但即使这样，敬献仪式也超过了半个多小时。在达赖喇嘛接受礼物的同时，整个大乘法苑内，人们争相取出放在怀中的哈达向达赖喇嘛抛去，一时白色的哈达象彩练般的在空中飞舞，它又象瞬间释放出的千万白鸽飞满了天空。那飞去的不仅仅是哈达，而是万众藏人对至圣的达赖喇嘛始终不渝的敬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是世世代代的，是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这样的信仰是如何能让中共的几句恶语所能改变的。
敬献完毕，达赖喇嘛开始弘法。他的声音带著磁性，宽厚而又低沉，但已掩盖不住苍老，虽然他只有六十八岁的年纪，在当代社会，一个六十八岁的人实在还不算老，但是一个民族沉重苦难背负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一个民族的出路盘桓在他的脑际，每年他都要跑大半个世界，为西藏前途演讲，为世界和平弘法。这个老人每年要多少次地来回，在达兰萨拉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他何时能够把西藏民族的命运放下一刻，安坐下来休息一下过。这样的重担，这样的辛苦，人如何能不老，神如何能不憔悴。望著他的面容，听著他的声音，我的心和这里千千万万的藏人一样在流泪了。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每年从西藏翻山越岭，穿过死亡地带逃到达兰萨拉的藏民大约有七至八千左右。面对达兰萨拉峻峭的雪峰，和它背后那连绵不断的雪山，这样的数字它使我几乎难以置信。然而你在达兰萨拉街头所看到的每一个藏人，几乎都是从那里过来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著一个生命和死亡相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故事。当我到达达兰萨拉以后，我决心对此作一个采访，我要把他们的故事告诉生活在自由和幸福中的人们。我采访的第一个人是一位文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德协麦朵。"德协麦朵"在藏语里是幸福的花朵之意。但是她的真实姓名并不叫德协麦朵，她另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但是为了她的安全起见，我给她取了这一个名字叫德协麦朵，因为她正值花样的年华和有著花样的美丽。
虽然昨晚下了一场厚厚的雪，达兰萨拉背后的山头整个儿的白了，但中午的阳光打下来却温暖如春，上达兰萨拉的街头熙熙攘攘赶市的藏人，已放下了藏袍，把两只晃动的袖子系在了腰际上，相遇的朋友将手合在胸前，一声"扎西德勒 "互相招呼祝福。桑杰嘉和他的女朋友卓玛和我一起，来到了上达兰萨拉主街中心的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
难民接待站它的当街门楣并没有任何标志，从街口横著踏上几个石头台阶就进了了大门，大门的左边即是男生宿舍，宿舍是个大统铺，七八十个床位，由于窗子非常的狭小，又没有开灯，所以感到非常的昏暗。但依然可以看清挂在墙上的雪山狮子旗。进入屋子，阵阵尿骚气和汗气逼人而来，由于人多，又没有高低床，所以床与床排得一点间隙也没有。床上的被褥脏得已看不出颜色来，床上三三两两地坐著无所事的成人和小孩。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小孩们就从床上跳下来向我们拥来。桑杰嘉说，在这里大多数难民是孩子，都是父母亲把他们送到这里以后就走的。这些孩子就完全由流亡政府负责照顾生活。他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就会根椐年龄把他们分配到各种学校去学习，成人则分配到成人学校去学习各类手艺，毕业以后就去自谋出路。当我拿出摄影机录影时，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到我的前面，调皮地做出各种姿态来。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著一套肮脏衣服，他的脖子上竟还挂著红领巾，脸上还浮著两朵雪山高原才有的红疙瘩，他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向我打招呼。我把他抱起来，心头掠过一丝悲哀，西藏这一代的孩子，穿的是汉装，说的汉语。此一刻我明白了，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为什么要冒著这样大的危险，翻越雪山过来，让孩子来达兰萨拉接受教育。在这里即使条件再艰苦，但他们受的却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教育。长大了不会变成一个藏族汉人。我们和拥著我们的孩子们拍了照片以后，就下楼到了女生宿舍。
女生宿舍似乎比楼下男生宿舍要宽敞一些，光线也明亮一些，刷了漆的墙面上挂著几张佛像，而且是地板，因此她们也就没有了床，将铺盖直接铺在地上。屋里人并不多，有些已经外出了，有几个小女孩扑在白铁皮箱子上学习，有几个躺在铺上闲聊，有一个妇女坐在地铺上正坦著双乳在喂奶。好象是奶水不够，孩子显得不乖，她摇著身体在哄著。这位喂奶的妇女使我感到非常的惊讶，难道她是带著这个婴儿翻越雪山过来的。桑杰嘉询问了她，才知道她是挺著七八个月的大肚子翻越雪山过来的，还没到达兰萨拉，她就在尼泊尔的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中心分娩了。我很想再多一点知道她的经历，知道是什么让她有毅力有决心身怀六甲翻越雪山来到这里。但是看到她的双眼正沉醉在怀中的婴儿，就没好意思再问下去。在这位妇女的身边，有一个眉目清秀，还一脸娃娃气的女孩正斜倚在一只铁皮箱上，手中拿著书，她穿著一件黑色的皮背心和一条年仔裤，有几份学生的清纯。当我的目光注视到她身上时，她向我微笑了一下，低下了头，眼睛又回到了书本上。她的秀气和大方看上去不是一个牧民的女儿，象是在家境良好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回过头来问桑杰嘉，你能问一下这女孩子，我能向她作一个简单的采访吗？桑杰嘉用藏语问著她，她却用普通话作了回答。虽然她的普通话带著浓重的地方口音。我说，你如果耽心接受采访会影响你的家人的话，我可以不用你的真实姓名和家乡地点。她点著头轻轻地说，谢谢你叔叔。于是我坐下来在她的地铺上，打开了我的笔记本。她用那还带著童声的嗓音开始叙述出她的故事来。
我的名字叫德协麦朵，今年十五岁，在藏区的一所中学念书，今年某一个月的一天，我的父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含著泪水对我说，麦朵我知道你很想到那边去，这几天正好有一个机会，有一批人要到那边去，我已把你和妹妹托咐给了他们，让他们带你们过去。我听到这个消息，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到那边去念书了，但难过的是要离开爸爸妈妈。妈妈说，你离开了妈妈到了那边有达赖喇嘛照顾你们，比留在妈妈身边还要好，只要路上小心，到了那边就好了。在这以后的几天，妈妈为我们准备了充足的乾粮和衣服，以及路上所需的东西。
在一个月黑的夜晚我们由向导带领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家。我们是先到日喀则和其他人集合一起出发的，我们这一行一共有三十五人。前三天的路程我们都是坐车的，白天休息，晚上起程，一路都很顺利，没有碰到什么麻烦，所以大家都很轻松，似乎觉得就这样可以平安地到达印度了。然而没想到三天以后当我们即将到达边境的时候，事情一下子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的向导失踪了。刚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可能到前方去探察路线，但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他还没有回来，我们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到第二天他还没有返回来时，我们确信他已卷走了我们的钱潜逃了。
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处境时，男人都开始诅咒起这个该死的骗子，女人们都开始哭起来。我们既不知道前方的路怎麽走，也不知道解放军的岗哨在什麽地方。我们大家都六神无主地傻傻地呆著，正是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的不知进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放羊的牧人过来，我们象看到了救命恩人一样的向他迎过去。他知道我们要去那边，就告诉了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对著太阳升起的地方走。我们千谢万谢过他以後，就朝著他指引的方向出发了。可是当我们在黄昏的时候来到一片丛林时，我们还是迷了路，更可怕的是我们三十五个人失散了，还好我的妹妹和我在一起。在黑黝黝的森林里我们害怕极了，我们不知道周围是不是有解放军的哨所，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断崖峭壁，所以叫也不敢叫，走也不敢走。只有和剩下的十几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坐下来，我们大家都互相拉著手害怕再度失散。森林的夜晚又冷又恐怖，虽然我们都裹著毯子，但潮湿的空气有一种侵人心肌的寒冷，这寒冷是丝丝的入怀，阵阵地透心。树林里还有不断的野兽的嚎叫，叫声恐怖而又凄厉。有时伸展一下手，不小心碰到树枝，就会听到头顶上呼地一下有东西拍打著翅膀飞起来，让人心头发毛。虽然一天的惊恐和步行下来，我的身体已极度疲倦，但还是没能够睡著。就这样在惊恐和寒冷中一直挨到天亮。这时候我们才点了一下在一起的人，一共还有十一个，我们大家都互相嘱咐不要再失散了。大家相隔距离不要太远。当太阳开始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前进。
在穿过丛林到达雪山前，我们要过一条河流，这条河流虽然不深，但水流很急水也很凉，它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我们站在岸边看著激流在河心鹅卵石上击起的水浪，都害怕得不敢过去。有一个人拣一根树枝扔下去，树枝在急流中跳了几下，就被冲没了。我们沿岸走了很长一段路，都没有找到平缓的地方，大家知道不下决心过去，就没有任何路可走了。只有撑著胆子过去。我们十一个人手拉著手一步步地过去，脚下是乱石，每走一步都摇晃个不停，身体象要被飘浮起来，一点重心也没有。当走到河心时，水快要没到我妹妹的胸膛了，妹妹拉著我的手大叫著姐姐，姐姐。可我停不下来，因为我搀著前面人的手，他拉著我，我又不敢松开他的手，我知道如果我将手松开了，我不但自己站不住，也会和妹妹一起被水飘走的，我急得大声喊起来，快救我妹妹。还好一个叫德哇（化名）的小伙子从前面赶回来，把妹妹抱起来放在了他的肩上，我跟在他的后面，这才过了这条河。从这以后，这位小伙子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姐妹俩，如果不是这位小伙子，我们姐妹俩一定是死在路上了。我们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我们终于歪歪斜斜地颤栗著过了这条冰冷剌骨的河。
当我们上了岸以后，大家都把湿衣服换下来套上乾衣服，幸亏我们事先都有了准备，衣服都装在塑料袋中，所以没有被河水打湿。但由於全身都已冻僵，四肢失去了活动的能力，湿衣服好久都没能脱下，衣服上了岸就结了薄冰，好象粘在身体上一样。我们换了乾衣服，但是身体仍然暖不过来，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拧一下皮肤，一点痛感都没有，象死了一样。有的人在过河时鞋子掉了，脚底板踩在石头上，把皮肤冻在上面都不知道，直到暖过身子来，才知道痛，才知道皮被扯掉了。妹妹上岸时已被冻傻了，一句话也不会说，打她一下她也没有反映，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很长很长的时间她才恢复了一点知觉。过了河岸的一段卵石，我们又穿越了一座森林，来到了一片牧场。这一天，将近天黑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间用树枝搭起来的简易空房子，这种房子是牧民放牧后留下的，在藏区只要在牧场都可以见到这种牧人的小屋。这些房子没想到给我们这些逃亡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看到房子大家都很高兴，今晚可以不在露天里过了。然而最使大家感到兴奋的还是，在这里我们已看到了雪山，翻过雪山就到了尼泊尔。从西藏到达兰萨拉的难民，基本上都是过尼泊尔边境再到印度的，因为从西藏到印度不但有两国的重兵把守，常有人被解放军抓回来，而且雪山重重几乎难以翻越。而过尼泊尔则有一条传统的商业走道，有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只要依著商队留下的犁牛粪走就不会迷路，但这必须在不下雪的季节，因为一下雪，雪就把小径和 犁牛的粪都掩盖了。
这屋子也许多年没有牧人来住过了，因此破烂不堪，四处漏风，在屋里可以看到外面的星星。我们打好了铺，吃了一点带著的糌粑和水就睡下了，由于连续几天来的疲倦。我们一睡下去，就沉沉的象死过去一样。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太阳光已照进了屋子，我直觉感到好象出了什么事，我揉著眼坐起来一看，屋里的人全没了，只有德哇一个人在一旁陪著我们姐妹俩。我问德哇：他们人呢？德哇难过地说，他们走了，他们嫌你们两个女孩子走得太慢连累了他们。我苦苦哀求他们等你们一起走，但是他们还是走了。我看著德哇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德哇安慰著我说，他们想快点走就走吧，我们不跟著他们走也好，会走得轻松一点，目标也小一点，反正路也不远了，我们已看到了雪山，牧民说过了雪山就是尼泊尔了。我陪著你们慢慢地走，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得到不少安慰，虽然离开这些大人，心里有些失落和恐惧，但不需要紧跟大人疲于奔命，身体也轻松了一些。这一天我们速度慢了许多，我们只准备走到雪山脚下歇力，第二天再翻越雪山。这一天我们在雪山脚下又找到一栋牧人留下的破败屋。
但我们知道，明天我们连这样的的屋子都没有了，我们将在雪山上过夜。想到明天要过雪山就让我感到恐惧，我曾听说过多次，有许多人都是在过雪山时冻死在山上的，有的没有死也冻掉了脚和手。我这样想想，真有一点失去翻越雪山的勇气了，我害怕死在山上。德哇对我说，麦朵不要怕，出发前都打听过了，这一段时间没有暴风雪，天气好，只要我们小心一点，一定会没事的。我们就这样在惶恐中又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开始翻越雪山了。
这一天早晨，天气很好，阳光打在皑皑的雪山上，使雪山显得更加晶莹而又美丽，也显得非常的安宁，空气也因阳光而并不显得特别寒冷。这样的好天气打消了昨晚对雪山的恐惧，我的精神状况好多了。我们一行三人踏著雪开始往上爬。刚开始积雪还不厚，而且坡也不陡，所以走得也轻松，妹妹和我还在雪地里玩了一会儿。但是再往上走，坡就越来越陡，积雪也越来越厚，每走一步就要把腿抬得很高，踩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坑，而且雪也越来越松软。整个山野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只能听到自己革滋革滋的踩雪声。这声音在旷野里竟然会产生一种久远的回音。我们感到越走越吃力，呼吸也感越来越困难，身上背著的行包也越来越重，那根吊在行包上勒在额头的带子，也绷得越来越紧。整个身体都是弯著的，头低得差不多快要碰到了雪。
快要到山顶时，我的腿已软得没有一点力了，好在坡已开始缓和了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感到脚底一松，整个儿的身体就开始往下沉下去，刚开始我还一时没有反映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待意识过来后，吓得大叫起来，拼命地挣扎，但一点也没用，很快大半个身体已经埋在雪地里了。当德哇赶到我面前时，雪几乎没到了我的脖子上，我的呼吸已经很困难，几乎发不出声来。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我想哭，但雪压得我没有办法哭。我只听得妹妹在我身旁哭，但她的声音我听起来却非常的遥远。也许是我的背包加大了我的体积，使得沉没延搁了一些时间，使德哇有时间把我救出来。德哇见我沉下去了，大声叫我别乱动，他立即放下身上的行包，跪在地上两只手发了疯似地在我身边刨了起来，在这冰天雪地里，他刨得气喘吁吁头上冒出了热气，终于在我的前面挖开了一个大缺口，然后他躺在地上把手伸过来，把我一点一点地拉了出来。当我爬出了坑，德哇累得已经没有说一句话的力气了。我们三个人都倒在雪地上，仰望著天空，天空的云在悠悠地飘著，它和雪一样地白，一样地软，我感到整个世界一点儿都找不到有坚硬的东西可以支撑著我。那种柔软下沉的恐惧感长时间地在我心头没有消去。
我们不得不又出发了，刚才因死亡的恐惧所渗出的热汗，已变得冰凉冰凉的，和著内衣贴在身上，使得疲惫的身体无法多休息一会儿。必须通过运动使身体再度热起来。由于怕再一次地陷下去，我们不敢象前面一样地走了，我们伏在雪地上一点一点地爬，平坦一点的地方就用身子滚，我们终于到了山顶。下面就是尼泊尔了。虽然前面是同样的雪域，但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西藏，离开了中共的统治。精神上有一种胜利感。其实到了山顶根本不能说胜利，前面的路更危险。我们曾经听很多人说过，有些人就是因为到了山顶一时兴奋，就往下冲而滑到深渊里去而丧了命。因为我们有了刚才的危险经验，所以我们往下走的时候依然是小心谨慎。一步一步地慢慢向下走，有时就坐在雪上，一屁股一屁股地往下移，但是下山毕竟要比上山快多了。当我们快到山脚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前面有蔚蓝色的湖，湖水晶莹而又透明。我高兴地喊起来，以为我们马上要走出雪域了。但德哇说这不是湖，这是雪山峡谷中结成的千年冰川，是最危险的地方，冰川很滑，上面经常会有很深的裂逢，如果滑到裂逢中去，那么就一点救也没有了。裂逢一般都有一、二十米深。没有人能够从裂逢中爬出来，活著的人也只能看著掉下去的人死在里面而无法救助。刚从死亡中脱险的我，又被冰川巨大的危险所吓坏了。在冰川的巨大反光下我突然感到眼睛一阵晕旋，我知道自己的眼睛被冰雪的强烈反光剌伤了。我赶紧用双手捂住眼睛。我的太阳镜，已在我陷入积雪中时丢掉的。我直到离开那里好长一段时间才发觉。
在雪域中走路没有太阳眼镜是非常危险的，时间只要稍稍长一点就会得雪盲症。德哇见状知道我的眼睛被雪光剌伤了，他过来把自己的太阳镜摘下来递到我的手上，然后把自己的头发从头上撸下来挡住太阳。这是我们藏人对付雪光的传统方法，所以很多藏族男子都蓄著长发。戴上德哇的太阳镜后，我的眼睛又自然地好了。当我们到达冰川时，天光已晚，由于冰川在月光的反射下，周围依然很亮，但我们还是怕掉进冰窟窿里去，就决定在冰川上住下来，虽然在冰川上冷极了。特别是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找一块避风的冰崖，把毛毯裹在身上，三个人挤在一起，又把带著的塑料布盖在外面当帐逢。我们三人就这样卷缩著从口袋里捞出糌粑来吃，为了减轻行包的重量，我们是不带水的，在树林里我们喝山水，在雪地上我们抓雪吃，在这冰川上，我们就用藏刀锤扎著冰渣吃。糌粑在寒冷中冻得非常的坚硬，但咬在嘴里仍然十分的香甜，在旅途中，只要有糌粑在，我们心里就不慌，因为有了糌粑，我们的身体就有了热量，有了力气。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口袋里的糌粑已经不多了，我们不知道还要走多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肚子虽然很饿，但是我们还是不敢多吃。
虽然几次抑制不住饥饿，但依然没有能够将思维从口袋中的食品中移开，然而在手不由自主地伸进了食品袋，在干瘪的口袋的角落只触摸到那一小块糌粑时，那种进食的渴望就变成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比饥饿来得更为强烈，它把饥饿给掩盖了。这一晚，我们可以说是在冷饿和恐惧中渡过的。冰川上的寒冷透著骨髓，脑袋都被冻得几乎失去了思维能力。天还没亮透，我们就开始出发了，因为我们已无法再呆下去，我们感到再呆下去就会冻死在那里，此时身上已没有了一丝温热，我们会成为冰川上的一根人肉冰柱。后来，当我们到达达兰萨拉，先于我们来的人就告诉我们，他们在穿越冰川时看到过两个尼姑被冰冻在山上，红色的袈纱上包著一层冰，象透明的腊像，她们永远地被留在山上了。
在太阳升高的时候，我们终于越过了冰川，冰川前面是沙丘和乱石岗，走在被太阳晒热的石头上，我们身上感到回升了一丝暖意。对于从冰窟中走出来的人，这暖意是多么地令人欣慰，人只有暖和了，才能找到生命的感觉，我们已走出了与死亡相伴的冰冻。但我们此时却不知道自己正走进了另一个更可怕的死亡地带，红砂石泥石流区。
泥石流区没有一草一木，更没有一汪水。石头象是被火烧过那样地赤红。大的象一座房子，小的如同一只鸡蛋，面目峥嵘地伏在起伏的丘陵上。当我们走在那紫砂色的滚石区时，我们饥饿的身体似乎已到了极限，脸上带著被冰雪冻得紫黑色的皮肤和倦色，一颠一跛地在乱石上走著，每听到脚下有一颗石子发出滚动的声音，都会神经紧张地痉挛起来，因为一颗小小的滚石，可能会产生连锁的反映，带动一大片滚石，这一大片滚石又会带动更大的一片，然後滚石就会象千军万马一样滚下来带著你滚下去，最後把你埋在滚石之中，连尸首都找不到。许多逃亡的藏人都是在翻过了雪山，穿过了冰川后被埋葬在这乱石丛中的。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有可能踏在一颗死亡的石子上。有好几次我感到脚下踩著的石子滑动了，我的身子摇晃了起来，我屏息静气稳住自己，不使自己倒下来。但有一次我还是没能稳住自己跌倒了下来，我吓得整个身体趴在地上，把脸埋在碎石中静等著乱石滚下来，但只听到几块小石滚动了一下，象是在那里搁住了，再也没有发出声音。我一直这样趴著，直到确信没有危险了才起来。当我趴下时，德哇也带著小妹扑在了地上。
红砂石区的荒凉，象是在月球上一样，没有一点生命的感觉，但却时刻潜伏著摧毁生命的力量，即使你不去惊动它，有时也会因一丝风吹动了一颗滚石，而将整个山谷里的滚石带动起来。由于害怕空气的颤抖而振动石子，我们几乎都不敢说话。但说实在的，我们也早已没有说话的力气了。我们走著，脸对著地面，两只眼睛象死鱼眼似地瞅著地上的石子，有时看到一颗大石头却搁在另一颗小石头的石峰上，有时看到一块巨石停在斜坡上，仅仅靠一粒小石子将它挡住，每每见此，我们就吓得发抖不敢靠近它，远远地绕著它。逃难的藏人说，雪山、冰川、滚石为三大死亡地带。而这三大死亡地带，我觉得最为恐怖的还是滚石。当我们最终走完这段滚石区以后，我的脚还因恐惧不停地哆嗦。
滚石在我们后面渐渐地退去了，死亡也离我们远去，我们又看到了一间牧民空著的小屋。这些小屋是我们在荒野中唯一能触摸到的生命的东西，虽然它还是石头和树枝，但它却是人搭起来的东西。当我们经过小屋时我们却并没有停留下来，因为此时我们口袋里的糌粑已经告罄。在进入滚石区前我们已咬完了最后一块糌粑。我们清楚，如果我们在这儿呆下来休息一晚到第二天再走，我们会因饥饿而无法行走。我们必须乘著现在肚子里还有余物，尽快走到能够找到食物的地方。虽然我们已精疲力竭，但毕竟腹中还积蓄著提供给身体的能量。就这样我们乘著荒野的月色，继续走了八个多小时直到凌晨。好在这一天晚上有好月色，月影照在地上，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驴走过的脚印和留下来的驴粪蛋，使我们没有迷路，没有偏离方向。当清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远方的原野上冒起了缕缕炊烟，我们已十几天没有看到这样的炊烟了，看著那袅袅的炊烟我们知道我们有救了，生的希望使疲倦的身体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当我们最终到达那个冒著炊烟的屋子时，我们全部瘫在了地上，甚至没有力气说出话来，我向女主人只问了一句：我们有没有脱离危险。她笑著对我们说，孩子，你们已脱离了危险，你们可以放心了。我听了她的话，多少天以来的恐惧一下子全消失了，但积压著的疲倦却一下子把我们复盖了。沉重的眼皮塌了下来，饥饿也没有挡住我们的疲倦，我们睡过去象死了一样，连一点知觉也没有。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已属尼泊尔的领土，是一个叫厦巴的地方。这儿曾经是西藏的土地，所以这儿居住的依然是藏人，这儿的藏人虽然在国籍上早已是尼泊尔人，但是他们依然把西藏看作他们的国家，把达赖喇嘛看作是他们的领袖。我们所到的这一户人家也是一位尼泊尔藏族人。由于近年来从西藏逃过来的藏人日益增加，于是这位藏人就想到在这里开设一家客栈。供难民们休息和补充供养之需。这些年下来多少逃亡的藏人在它这儿歇过脚，在它这儿得到补养去了印度。它已成为一个逃亡藏人不可缺少的"加油站"。经过一天一夜的睡眠，疲倦恢复了，饥饿也随之开始苏醒，胃在隐隐地发痛似有小刀子在绞著空空的胃壁。由于我们身上的钱全给向导卷走了，身上已无分文。德哇于是脱下身上的皮夹克和女主人换了十包放便面和几包饼干。当我们的嘴吃到被水泡发开的放便面时，我们感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了。我们在客栈又住了一夜，让身体有了力气才开始出发。出发前，女主人告诉我们，过了厦巴就到了拿部切，拿部切是尼泊尔毛派游击队的活动区，在那儿无论如何都不要在夜间行走，因为只要一到天黑，游击队就不管是什么人，都会开枪射击。后来我们到了拿部切以后，真的证实了她的话。当我们在树林里夜宿时，果真不断地听到枪声在山林中响起，山林中的枪声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因为每一声枪声都会有长长的回音，我们也无法从枪声中判断，游击队离我们有多远。想不到我们这一路过来没有遇到解放军，却听到了尼泊尔解放军的枪声。当我们穿过毛派游击队的活动区以后，我们就到了拿部切市。拿部切是尼泊尔的一个旅游城市。我们到了那里时，在小客栈用衣服换来的放便面和饼干早已吃完。我们又累又饿，衣服褴褛，脸上呈显出的是经受著饥饿、疲惫、恐惧和苦熬过来的表情。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有一种快乐，因为我们毕竟已离开了荒野，离开了渺无人迹的恐惧。在拿部切的街上，我们看到来来往往的行人，这给我们的心带来了一种踏实的感觉。这种感觉没有经过荒野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开始乞讨，好在这里也住著不少厦巴人，他们多多少少给我们一点，虽没能让我们吃饱，但也不会挨饿了。
晚上我们就露宿在街头的屋檐下，我们就这样在拿部切做了好几天的乞丐。后来我们的运气来了。我们碰到了一辆旅游车，一个从车上下来的日本女人，见到我们衣衫褴褛，脸上都是冻伤的紫块，就停下来询问我们。我们告诉她，我们是从西藏那边逃过来的藏民，我们要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去寻找我们的达赖喇嘛，可是我们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们只得在这儿讨饭。因为我会一点英语，并用手势比划著，她居然听懂了。她给了我们一千元钱。后来我们在大街上又碰到一个美国人，他也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他给了我们五百元。我的这一点点英语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还有了一点路费可以搭车了。但是要到加德满都西藏流亡政府的难民接待中心，还有很远的路，而且在路上还有可能遇到警察，警察只要识破你是逃亡的藏人的话，就会立即把你抓起来，抓起来後或敲诈一笔钱，或送你回去。有许多逃亡的藏人，都是经过了千山万水的艰辛跋涉，九死一生地来到尼泊尔，最后在尼泊尔被警察抓住送回西藏的。而一当被送回西藏后就会被中共判刑。所以我们虽然已到了尼泊尔，还是没有最后脱离危险。但是我们到了尼泊尔后运气却一直跟随著我们，我们在路上又碰到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在拿部切开出租车的厦巴人，他的妻子则是从西藏逃过来的藏人。
当他知道我们是从西藏逃过来的後，很同情我们，我们坐了他的车，他一分钱也没有收我们。他开车把我们送到他在机场工作的一个亲戚那里，让他把我们送到加德满都。那位亲戚对我们也很表同情，收留我们在机场旅馆免费住宿，并安排我们坐飞机到加德满都。因为尼泊尔政府有规定，凡是逃亡的藏人一律都不得坐飞机。所以逃亡的藏人在到了拿部切以後，都是坐汽车到加德满都的。但坐汽车到加德满要好几天的路程，而且在路上也很不安全，有许多路卡。这位亲戚是买通机场管理员後，把我们送上去加德满都的飞机的。几天以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们坐上了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我们逃亡的历程也可以说基本结束。在所有的逃亡者中，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很少有人能象我们一样坐著飞机到达加德满都。所以我们永远记得那个机场的名字，它叫如拉机场。
到了加德满都以後，我们很快地找到了西藏流亡政府设在那里的难民接待中心。几天以後，接待中心又把我们送到了达兰萨拉。在难民接待中心，我们虽然止不住逃亡胜利的喜悦，但是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却使我们非常的难过。我们听到了把我们甩掉而先走的九个人，他们在到达拿部切以后，被尼泊尔警察逮住，送回西藏交给了中共。虽然这九个人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姐妹俩甩在了荒野中，但是我们还是为他们可惜，为他们难过。他们付出了这样沉重的逃亡的代价，最终不但没有成功，而且他们还将被关在中共的监狱里遭受酷刑。
德协麦朵的故事终于讲完了，我这时才感到因长时间地坐在地板上而腰腿酸痛。要不是亲耳听她的叙述，是很难使人相信这样的故事的。这时正好她的妹妹刚从外面玩著进屋，德协麦朵把她叫过来让她见我。八岁的小妹妹穿著一件黄色的滑雪衣，头发短短的象一个小男孩，一脸玩皮地拥在姐姐的身上。一个八岁的小妹妹能够跟随一个十五岁的姐姐翻雪山、过冰川、越过泥石流来到这里，很难使人相信这不是一个奇迹。当然创造这个奇迹的不但是他们自己，还有一个叫德哇的小伙子。当我听完这个故事以後，我很想见一见这个小伙子，因为在他身上体现著一种人类在危难当头中，最高尚的帮助同类的精神。可惜这个小伙子已不在难民接待站了。采访完毕以後，在她们的女生宿舍里，我和这对姐妹一起拍了照片以作纪念。这张照片现在正放在我写作的案头，但是我却不能将它与这篇报导一起呈现给读者，以便保护她们还在西藏的亲人。但是读完她们故事的人，一定已和我一样，相信她们是青藏高原两朵最美丽的花朵，是冰山上的雪莲花。我向她们告别，她们送我到接待站的门口。就在和她们分别的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一个忘记问的问题，我回过头来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不顾死亡的危险来到这里？她平静而不加思索地说："我想见达赖喇嘛，我想学藏语。"
雪山上的雄鹰是我采访的另一个逃亡者的故事。比起上述的这对姐妹花来又更为曲折，也更为艰难。由于他住在下达兰萨拉的成人学校，离我所住的地方有三个多小时的行程，所以联系了几次一直没有我们二人共同空余的时间。但这一天他来了，是一个晚上，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了我的旅馆。维明正在灯光下塑著达赖像，我在整理著笔记。他是由桑杰嘉陪著一起来的。他站在桑杰嘉边上要高过半个头，扎著一把披肩的长发，胸口的黑毛压不住地从T恤的领口中透出来。他是一位高大粗犷而又英俊的藏族男子，和桑杰嘉的隽秀正好形成了一个对比。当我起来和他握手时，他的手是那么地粗壮有力，但他对著我微笑的时候却近乎有一点腼腆，与他谈话始终感到一种质朴和憨厚，象是一块厚实的土地。他的名字叫才旦加。这是他的真姓实名。他说，我不怕共产党，你用我的真名可以了。我的名字在公安局都有记录。我推开被褥让他坐在我的床沿上，开始我的采访。
才旦加今年二十六岁，是青海民族师范学院的学生。他说，我是在共产党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在中学时，他是一个思想非常进步的学生，他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当解放军。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思想在一个僧人的启发下才起了变化。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我们藏民族的历史故事，讲了流亡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使我开始对自己的民族有了认识，思想感情才开始有了转变，对共产党产生了逆反心理。到了上大学时，这种心理更为强烈了。后来听到土登为了西藏的自由在印度自焚身亡，心里产生了感动，于是有了报效民族之心，想逃到达兰萨拉来做些事。当时有一个朋友来和我商量，一起逃亡到达兰萨拉，但是后来这个朋友变卦了，我就又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二位女同学逃到拉萨来找我，要我帮助她们逃到达兰萨拉，于是我再一次地动了心，开始和她们一起准备逃亡达兰萨拉。但是我没有想到，我逃亡达兰萨拉的历程会是那么地曲折和艰难。我总共逃亡了四次，真是九死一生才到了达兰萨拉。
第一次逃亡，我记得是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从拉萨起程的，在这以前，我们找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向导。找到向导后，因为需要凑到一定的人数才能开拔，所以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在西藏现在有一些人是专门做去达兰萨拉生意的职业向导。这些人虽收入高，但危险性也大，政府抓住了要判大刑，比逃亡者还要严重，所以他们都十分地小心。这次逃亡，除了途中的车费以外，我们每人给了向导二百元钱，说好带到尼泊尔后，每人再给四百元，这样的价钱是不算高的。因为这一次我们一起去的人很多，约有五十多人。
在出发以前，我们准备好了糌粑、棉衣、毯子等途中所必须的东西，这些东西装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包。我们坐的是一辆东风牌的大卡车，五十多个人，再加上这些行李，把帆布车箱挤得紧紧的。由于怕被发现，后面的帘子也都放下来，里面的空气非常地混浊，我们在里面感到气闷，再加上汽车开在高山上时空气稀簿，每到停车休息下来小便的时候，大家都大口大口地透气。由于怕被查获，我们的车都是白天躲在山道上，晚上才开始开车，就这样我们日伏夜行，在颠簸的山道上开了三天。车开到日喀则正值清晨四点，这个时间也是大家最累最迷糊的时候，大家在车中你靠著我，我依著你，摇来晃去的，忽然感到整个身子一倾，车子翻到山沟里去了。车箱中是一片叫喊声，向导要大家安静也没用，在叫嚷中大家纷纷地逃出车。好在沟不深车子没有翻跟斗，人都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擦了一点皮。但是车子是没办法起来了，只能用吊车把它拉出来，如果喊吊车过来的话，就容易被发现。向导让大家在山沟里躲起来，离出事地点远一点的地方，自己和司机去找车，要我们大家等待他们回来。但是在他们车还没有找回来以前，我们不知怎麽的给交通管理站发现了。管理站立即汇报到日喀则公安局，当公安赶来时，大部分人都逃跑了，有些带著小孩的人则待在那里没有动。当时一起逃亡的有一个最小的只有二岁，他在路上一直都哭个不停。这些没有跑的人后来都给公安抓获，但是因为不在边境上被抓的人都不承认去达兰萨拉，他们在日喀则公安局拘留所关了一天，也就放他们回去了。我则在公安到达前就和一批人逃跑了，我回到了拉萨。这样我的第一次逃亡就很快地结束了。
第二次逃亡，是在二个星期以后。我回到拉萨，那个去寻车的向导也回到了拉萨。他说上一次司机没找好，害了大家，这一次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好司机让大家放心。这一次人数比以前少了一些，共四十七人，多数还是前一次去的那一批人。这一次的路线和上一次一样，也依然是日伏夜行，不过这一次的司机技术好象确实好了很多，车也开得很稳，车上的人因少一些，坐著也舒泰一些。过了日喀则，又到了已近边境的定日县。在定日县，汽车就不能向前开了，因为前面都是无路可通的荒野。我们下了车开始步行，开始了正真的逃亡。一开始上路，大家随即发觉带的东西都是太多了，大大的行包背在身上在荒野中行走，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个子较大，就帮著一些妇女背一些东西。但是整个队伍还是不能很快地行走。在这个地区，分布著雅鲁藏布江的许多支流，我们一共涉过三条支流。这些支流虽然水都不是很深，能够淌水过去，但水流都很急，而且水十分的冰凉，我们这支四十多人的男女老少队伍，每渡一次河都要化费很长的时间。孩子要把他们驮在背上，行包要放在头顶以免被弄湿。过了河又得把湿衣服换下来，如果不把湿衣服换下来，身体立即就会被冻僵，因为我们逃亡的时候已是九月入秋的天气了。经过几次渡河的来回折腾，大家的体力也都下降了，而且已经没有了乾衣服。穿在身上都是半干半湿的潮衣服。有许多人开始生病了。有一个尼姑，她的名字我忘了，发生了高山反映四肢无力无法行走，靠我们几个男子背著她走。当涉过河流来到一片牧场看到牧羊人时，大家都说走不动了，央求向导停下来休息，买一只羊吃，补补身体。向导要我们再坚持一下，他说，再有一天的路程就到雪山脚下了，到了雪山脚下那边比较安全一些，到那儿以后再作整休，然后翻越雪山到尼泊尔。
但是他看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又有那么多的病号，也只好让大家休息。我们在牧人那儿买来了二只大肥羊，就在野地里支起了架子，开始杀羊割肉烧羊肉了。羊肉在火中发出了吱吱的声音，缕缕的香味在原野上扩散开来，大家围著烤著羊肉的篝火，吃著喷香的羊肉，不但肚子感到了充实和温暖，身体也暖融融的，把这些天来涉水过河的寒气都赶跑了。这时候从远处过来四个人，我们当时还以为是和我们一样的逃亡藏人，所以我们还挥著手让他们过来，一起和我们共享美食，但是当他们走近时，我们都吓呆了，原来这四个人都是解放军。他们一边放著枪，一边把我们围起来，在这个无处藏身的荒野，我们能向那里逃呢。再说我们这里还有这么多的病号和老小，子弹又唰唰地在我们头上飞，大家都只有抱著头伏在地上不动，待著束手就擒。
他们过来后，首先用枪顶著我们男人，让我们把鞋带抽出来，然后让我们两只手反在背后，他们用我们脱下的鞋带，把我们两只手的大姆指绑在一起。这种绑法比两只手绑在一起还要难受，细细的鞋带钳在指姆骨上，疼痛麻木得失去了知觉。好在他们只绑了我们男人，妇女和孩子都没绑。他们把我们绑完以后，就开始翻我们的旅行包，凡是值一点钱的东西他们都收走了，留下东西就随便往我们脖子上一套。由于行包没有双手帮助，勒在脖子上不但沉重而且难受。就这样他们押著我们走了三四个小时。由于我们的双手被反绑在后面，身体仿佛失去了稳定性，所以走得不快，他们就用枪托打我们，有些人冷不防被打，就摔倒在地上，来一个嘴啃泥，爬在地上蠕动著不能起来，他们就用脚死命地踢。在我们走的过程中，他们一直用步话机在联系。所以当我们走到公路口时，已有十几个军人和卡车在等著我们了。我们因手被反绑著不能爬到卡车上去，解放军就把我们象沙包一样推扔上去。好些人的脸都被磕破了。
卡车到了定日县武警总部以後，我们才被松绑，这时候我们的大姆指都已紫得发黑，几乎坏死了。我们一个一个地被叫到一间小屋里去审讯。小屋里除审讯的人和一个记录的人以外，还有两个手拿电警棍的人。他们让我们蹲在地上手抱著头。问我们家庭情况，到印度去的动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们如稍微回答得迟疑一点，或回答得让他们不满意，他们就用电警棍殴打我们。他们说，你们都是上了达赖的当，他是一个骗子，你们到印度去是找死。他们还逼著我们说达赖喇嘛的坏话，我们不说，他们就用电棍戳我们男人的下身。我这样的大个子，都被电棍戳得浑身发颤，人象抽筋似的发出尖叫。他们看我们这个样子，还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在定日武警总部一共关押了四天。在这四天里，我们男的强迫给他们干农活出大粪，妇女则为他们洗衣服被子，打扫卫生。我们如脸上稍露出一点不满的神色，就对我们拳打脚踢，而且还不让我们吃饱。四天後，他们看看差不多活也干完了，就把我们送到定日县公安局。公安局又对我们重新进行了审讯，而且比武警要详细得多。好在分安局里有一些干警是藏人，虽然对我们很凶，但没有怎么打我们。我们在那里也为他们干了二天活。
然后他们把我们转送到定日县公安一处，在雅鲁藏布江边上的一个叫尼日的看守所。在押解过程中，当我们穿越一个树林的时候，我们的向导跑了。当公安发觉以后立即开枪去追，算这个向导命大，没有给追上。向导知道自己是要判重刑的，所以他和我们不同，无论如何一定要逃跑。我们也为他能逃走而感到庆幸。也后悔当时没听他的话，一鼓作气走到雪山，不买羊吃，不坐下来休息，也许我们就逃过了这一劫，现在想已在尼泊尔了。
尼日看守所共有十四个房间，房子不大，可是要住四十多个人，小间也要住二十几个人。晚上睡觉是没办法平躺下来的，侧著身子，还要人贴著人。房里还有一只粪桶，这么多的人用，都满溢了出来，只好拉在地上了，整个房子里是臭气熏天。睡在粪桶旁的人无处下塌，只好往里面挤，里面的人只好半坐著起来。大家轮著躺下来。看守所的伙食比拘留所的还要差，不但每天给我们只吃二顿，每顿是一瓢糌粑，一瓢茶。糌粑都是变质发霉的，绿色的霉菌在上面点点都是，吃进嘴里难以下咽。茶，说是茶，但既无一点奶香也无一点茶香，褐色的象泥浆水，沉积一会儿，里面会有半杯土。吃这样的食物，又睡在这样恶浊的环境中，大家都开始拉肚子了。一拉肚子，本来就粪满为患的房间就更加灾难深重了。许多人没有办法,肚子咕嘟一叫，就只能在自己的墙根上解决了，弄得屋子全是粪便和猪栏没有什么二样。我们多次要求狱警,让我们打扫一下屋子，但是他们不但不给打扫,还辱骂我们。有一个我们学校物理系的同学，他的肚子拉了很长的时间，每一次看他蹲在墙角落双手托著双颊，脸上都呈现出极度痛苦的表情，而且他拉的次数越来越多，虽然已拉不出东西来了，但他还是在拉。有一天我们看著他拉著拉著,突然大叫一声就摔倒了，我们过去一看，他的一段肠子带著血拉在了肛门外面，真是恐怖万分。大家都不由自主的叫起来；"要死人了！要死人了！"看守听到我们这样的叫喊，以为我们要暴动了，拿著枪过来。後来看到那个学生躺在地上肠子流在外面那恐怖的样子，知道要出人命了，就让人把他抬出去。他们进到房间，也都捂著自己的鼻子，一股呕心的样子。于是他们总算让我们把房间的粪便清理了一下。
和我们关在一起的有一个僧人，和大家都不同，大家都在拉肚子，他却没有拉，刚开始大家还说他幸运没拉肚子，可是後来慢慢地发现不对劲，他不但不拉肚子，他连大便也没有，整一个月下来他都没大便一次。他每天缩在地上，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地在念著经，说是念经，其实一点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只见嘴唇有一丝微动，但他的脸色是越来越黑，黑的怕人，我们知道他这样下去一定会死掉的。再三与公安交涉，公安怕真的死了人也麻烦，总算让大家出去活动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这样总算能够活过来。这个看守所里有几个是藏族公安，我们关的时间长了，也和他们熟悉起来。在看守所这样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也是十分地枯燥和无聊，他们除出拿犯人作乐外，也别无所乐。他们后来知道我会跳舞和唱歌，所以让我跳给他们看，唱给他们听，我们的关系也算改善了一下，伙食也给我们好了一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被关了二个月后，被放出来了。我们的钱财早就给他们搜刮完了，他们也不管我们如何回去。好在我们中有一个僧人，他把钱缝在贴身衣服里没有给发现，我们大家就向他借了一点钱坐车回到拉萨。
我的第三次逃亡是在次年的三月，也就是一九九九年。由于前二次逃亡失败的经历，使我这次逃亡选择了另外一条逃亡路线，不再走日喀则再到定日，而改走拉萨经羊巴井坐卡车到雄县。这一次一起出发的人更多，有二个向导，一共有八十几个人挤在一辆车上，人是象货物一样压在一起。由于汽车严重超载，汽车在山道上爬坡时，慢得象蜗牛一样，一路上我们的汽车坏了好几次，每一次坏了，我们都要藏到山上，等修好然後再开，这样开开停停，弄得大家都非常的神经质，汽车只要换一次档，听到一点异响，我们就立刻紧张起来。汽车开到近宁玛县时，大约是凌晨三点左右，如果继续开下去的话，到宁玛县刚好天亮，这样我们就无处藏身。为了避开检查，我们都是象前几次一样在晚上开的。因此向导们就决定停下来休息。大家下了车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身体，就乱哄哄地走到一条山沟里去睡觉。八十几个人挤在车上一团，散开来却是一大片。老的老小的小，虽然大家尽量的小心，但是在这宁静的山中，依然有著很响的动静。有压断树枝的声音，又踢著了石头滚动的声音，每一次声响都让人心惊肉跳。因为我已经历了二次中途被抓的经历。所以整个途中没有片刻让我感到安全。到了山沟以後，大家就都自己找了地方睡下去了。由于路途的疲劳，没过多久，大家都睡著了，宁静的山沟里呼吸著我们这群逃亡者熟睡的酣声。我裹著毯子，在黎明前清冷的空气中正迷糊地睡去，忽然听到有人喊："汉人来了！"我登地一下跳起来。看见公路上有好些车的车灯照射我们这片山林。持著电筒和枪的警察已向我们围过来。我们已无处可逃了。大家只好束手就擒。我们被一个一个地押上军用卡车，送到了宁玛县公安局。在宁玛县公安局，我们又被一个个地进行审讯笔录，然后我们又被转送到那曲公安处拘留中心。
这个中心和青海省交界，里面拘押著很多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二个月的漫长拘留生活。其生活之惨的程度不下于前二次，我也因为有了前二次的拘留生活经验，已不象前二次那样恐慌，心里倒是踏实了很多。二个月以後，那曲拘留中心通知我们这些逃亡者所在家乡的公安局来取人。我和四个和尚并二个小孩却是让他们押回青海的。到了青海公安厅，我被关起来一连审讯了二天，他们可能已发觉我提供给他们的个人资料有问题，所以对我进行重点审讯。因为我是一直瞒著我是大学生身份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大学生身份暴露的话，以后我的行动将会受到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监视。不过这一次审讯，虽然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仍然被我蒙混过关了。省公安厅待我审讯完毕后，又将我送到南海州我的老家公安处。因为是在自己的老家所辖区，他们在审讯我时，从我上小学开始，一直问到现在，并要我说出所有亲属关系，和他们现在所在的单位。我知道我的学生身份再也瞒不下去了，只得说出我是青海民族师范学院的学生身份。对于学生逃亡，共产党特别重视，为此他们更加详细地对我作了审讯，并将我所说的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让我的手指在一只红色的印盒内沾上印泥，在记录著我说的每一页纸上都按上手印，以此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在审讯完毕以后我又被关了起来，并拿了一大叠监狱的的规章制度要我背。我想是不是要长期关押我了，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一点底也没有，没想到第二天我父亲就来拘留所。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在这样的环境下见到老父亲，心里真是很激动也很难过，我上了学以后不但没有为家庭分担一点困难，还要老父来为我担惊受怕。老父是拿著二千元钱交保把我赎回去的。我们家不富裕，二千元是一个大的数字。但老父为了让我少受一点罪，早一点出来，凑足了这一份钱。用钱交保在西藏是很流行的做法。那些实在拿不出钱的人，只好在里面做苦工多待一会儿。我出来以前，公安局还和我父亲订了合约，就是我不能离开海南州，如要离开，一定要通知公安局，在公安局备案，父亲一一承诺，并签了字。我在路上对父亲说我已误了学业，不想再念书了，我还是去赚一点钱。家里为了我花了二千多元的钱，我不能再用家里的钱了。我说我要到冈察县去挖冬虫夏草，听说很赚钱。于是我没有跟父亲回去，半路上就分手了。在冈察县我只呆了一个月，我又跑回拉萨。虽然经过三次逃亡的挫折，但我的心仍然不死，我想我既已认准了去达兰萨拉的这条路，我就不能放弃。于是我又开始准备起第四次的逃亡。
到达拉萨以后，我在海南州混出的一点钱又没有了。我身无分文，只好到拉萨的一家饭店去给人家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打听去达兰萨拉的向导。不久通过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个就要出发的向导。朋友跟那位向导说，我已逃了三次了，都没有成功，所以现在身上一点钱也没有，希望向导能给我带上。这位向导人很好，他说真没钱也就算了，反正多一个人我也一样带。
这一次我们共有二十三人一起出发，其中七人是女性。路线和前几次稍有不同。从拉萨到日喀则是一样的，但到日喀则后不是直接到定县，而是到拉孜县，再从拉孜县走到定日的。从拉孜到定日我们走了四天的路程。到了定日县后我们就开始晚上行走，白天休息，走的全是山路，路虽然难走，但是要安全多了，因为公安武警大多是在有公路的地区活动。从定日到雪山我们一共走了五天，翻越了无数的山头穿越了无数丛林，淌过了无数的河流。由于我们走的这几天都下著雨，所以平时浅浅的河，深了不少，而且水流很急，每次过河都费了很大的劲，身上已没有一件可替换的乾衣服，大家都受了风寒，好些人都拉肚子了。我的肚子拉到雪山还没有停止，拉出来的屎还带著血，在雪地上渗开去殷红殷红的显得特别怕人。当我们穿过丛林以后，天气变好了，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地上犁牛队的脚印。太阳在雪山上显得特别的刺眼，明晃晃的反光使很多人都得了雪盲症，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家只有手拉著手，由带著太阳眼镜的人带著走。翻过雪山，我们又走过了一段非常危险的滚石区，就到了尼泊尔境内，我们在一个夏巴人家里休息，正好这个夏巴人家里有一个妇女在哺乳，大家用她的奶汁滴在自己的眼睛上，不久就可以看到东西了。用奶汁医治雪盲症是我们藏人的传统方法。
在尼泊尔境内，我们又走了大约七天的时间，看到了公路。这时，我们这支侥幸逃亡过来的队伍开始分手了，有钱的一些人就坐汽车去加德满都，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就再接著走路。在尼泊尔境内，我们这些逃亡者虽然已没有了受自然威胁的生命危险，但是被尼泊尔警方发现送回去的危险却开始出现了。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共有十五个人是没有钱继续走路的。我们这些翻山越岭过来的逃亡者，都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身上背著大包小包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逃亡过来的人。所以只要被警察看见就只能被抓了。果真我们到了第二天就被发现抓了起来，关进了尼泊尔的拘留所。他们对我们还可以，还给我们食物吃。第二天，他们就用车把我们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警察局。当天，国际难民所的一个专员就来看望我们，让我们放心。经国际难民事务所出面交涉，由西藏流亡政府出钱给我们保释了出来。大约我们每一个人化费了一千卢比。至此我们的逃亡算是获得了成功。但这次成功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到了尼泊尔后被尼泊尔警察抓住送回国的。而这一次警方却采取了向流亡政府要钱的方法把我们释放了。从警察局出来我们就到了西藏流亡政府设在驻尼泊尔的难民所，然后难民所又把我们送到印度首都德里，再由德里到达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我记得我到达兰萨拉的那一天是在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那天起我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才旦加用平静的口气讲完了他四次逃亡的经历，在这短短的二个多小时中，我也仿佛与他共同经历了四次逃亡历程。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实现他的逃亡目的的。这种决心和意志是来自何方呢？来自于他们的这个民族，半个世纪以来遭受的种种苦难和杀戮。因为逃亡的艰险和这个民族所遭受到的灾难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而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这个汉民族。天已晚了，雪山下的小镇显得十分地宁静。维明还在专注地塑著达赖喇嘛的像，他把手中的泥巴一块块地添上去，又一点一点地剔下来，看著他的神情似乎感到，他在重负著我们整个汉民族对藏民族的罪孽，他要一点一点地把这个沉重地罪孽赎回来。才旦加看著维明也有了感动。他要求在这尊还没完成的塑像前和我们一起合影。
才旦加走了，我送到他门口，到下达兰萨拉的成人学校他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艰坎坷的路，但今晚的月光很好，明亮亮的挂在无云的天穹上，背后山脊上的雪在月辉中是一片银白。他走了但我末能入睡，我所记录下来的他所经历的四次逃亡历程，象电影一样地在我眼前呈现著。我想一个能够在民族师范学院念书的藏族年青人，作为中共培养的对象应该是很有前途的，在当前这个见义忘利的社会中，放弃这样的前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才旦加他放弃了。一当了解自己民族被迫害的历史以后，他就为义无反顾地为他的民族解放而勇往直前地走下去了。因为西藏人天生就有三样东西：佛祖、佛法和喇嘛。这是与身俱来的本能，只要是本能，中共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无论时间长短总有一天会被甩掉的。从才旦加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藏民族的这种本质。有这样本质的民族，不管被压迫多少年，它是不会被压垮的。因为他是高山雪域上盘旋飞翔的圣鹰。
我们在旅馆房间做塑像期间，住在我们隔壁的一位藏族青年经常敲门进来看维明做塑像，他衣著光鲜，身材修长，谈吐文雅，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是一口一个陈老师。看得出他在国内不是一位普通人家的子女，是生长在良好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来的次数多了，我们也熟了，在闲聊中也得知一些他来达兰萨拉的经历。他的名字叫洛桑，当然这是一个假名，因为我并没有对他进行一个专访，我们在谈吐间他处处显得谨慎，这种谨慎对于从中国政治生活中过来的人都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与他都是泛泛而谈，并不作深入。现在将他作为一个西藏的"逃亡者"的例子写出来，自然不能用他的真名。
洛桑和大多数来到达兰萨拉的藏人不同，没有经过那种翻山越岭的艰辛和被军警抓捕的危险。他是拿著护照，坐著飞机舒舒泰泰地来到印度的。所以象德协麦朵和才旦加们所穿过的丛林、翻过的雪山、被抓住的惩罚，对他来说依然是非常地陌生。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机翼下一掠而过的东西。他说，现在在西藏申请出国已并不是一件太大的难事，但要直接申请到印度却很难批准，到印度都是通过第三国转道而来的。当然大多数来印度的藏人都是先到尼泊尔后，再转道印度的。因为在尼泊尔有许多藏传佛教的寺庙，而且住在尼泊尔的藏人也最多，所以申请理由很充分。我就是先到尼泊尔后再转过来的。我们家在尼泊尔有很多亲戚，我们通过尼泊尔的亲戚出具担保信，然后到公安机关去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最近又作了改革，连担保信也不要了。但是公安机关对于申请人仍然要进行政治审查。如果在政治上有过问题的人，就不会给于办理。还有一种人也是不给于办理的，那就是僧人。不过这些人如有关系和通过这些关系，花一些钱的话，也是有可能办出来的。洛桑说，他从拉萨坐飞机到尼泊尔后，并没有直接到印度，而是在尼泊亲戚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再从加德满都坐飞机到印度德里，再从德里坐车来达兰萨拉的。我到达兰萨拉还没有几个月。这两天我父母亲也来了。他们也是坐飞机，走我同样的路线到达这里的。我问，象你们这样从尼泊尔转道来达兰萨拉的情况，中国公安知不知道。洛桑说，我想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开一眼闭一眼了。
一天，他进到我们屋子，要我们检查一下他用英文写的一则小广告。他说，他想找一位洋人老师教他英文，他则可以教洋人藏文。维明对他所写的小广告读了一遍，说写得非常的好，说自己还没有他写得好。他说，我已在国内学了很长的时间了，看也能看一点了，写也能写一点了。但是学的就是哑巴英语，开口说不了话。所以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学英语。我说，你这个主意很好，在达兰萨拉到处都是到这里来学佛的西方人，有的还剃光了头穿起了袈裟，他们要学佛，就要学藏语，所以你贴出这个广告，一定会有许多人来找你，说不定你还可以找到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呢。说著我们大家都笑起来了。我说，你看到了没有，在街上有些穿袈裟的僧人，身旁都有这样的姑娘相伴著，你这样帅的小伙子，可能人家抢都抢不到手呢。洛桑被我们说得好像脸都有些红了。他调转了话头说，我的父母亲知道你们在塑达赖喇嘛的像，很想过来看一看，我说，现在还没有塑好，待差不多时再过来看。他又说，我的父母亲很关心你们的，他们说象你们这样的汉人真是不容易，你们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和承受很大的压力的。他们说这儿旅馆条件不是很好，如果你们缺什么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拿。我说，谢谢你们的父母亲了，这样地关心我们。我说，前些天我已过去借过一把扫帚了。看你们父母亲的穿著打扮和气度，在国内一定是干部了。洛桑点点头，但没有说下去。我知道他们的父母亲还是要回去的，所以他们在国内的身份是不便声张的。
二十三日星期六，是大乘法苑为达赖喇嘛的健康做祈祷法会。洛桑和他的父母亲都去了。那一天，他们一家三口都穿起了藏族服装，他们穿的藏服和其他藏人的服装不同，显得特别的精工细作，色彩特别的鲜亮，都是用绸缎做成的。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好象是刚从舞台上下来。我们碰到他们的时候，法会刚刚结束不久，看得出他们都还沉浸在见到达赖喇嘛的激动之中。事后洛桑告诉我们说，他的父母亲从那天见到达赖喇嘛和听他演讲后，他们很感动，整个儿的人都好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达兰萨拉与我们接触最多的要算是桑杰嘉了，我们在达兰萨拉的日子，他几乎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他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是一位年青的藏族小伙子。他的译诗作已在海内外许多刊物上发表。他是安多人，西藏著名的塔尔寺、拉卜楞寺就在安多。那是西藏最美丽的地方，九寨沟和黄龙风景区都处在安多，它的自然资源也最丰富，黄河、长江的发源地均在此地，但是这一方土地现在却不归西藏自治区管辖而属青海省。桑杰嘉出生在安多一个农牧藏人的家庭里，他一脸秀气，长发披肩，英俊潇洒，感情充沛而又沉郁，他的诗象冰雪一样地美丽，又象大山一样地深沉，真可谓一方土地，养一方人，他属于安多那一方山水。
二月二十四日，还是藏历的新年。晚上，桑杰嘉和他的女朋友卓玛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他说卓玛能做一手好的西北面片。很早桑杰嘉就来旅馆带我们过去了。他家离我们下塌的旅馆不远，但须走一段并不太好走的山间羊肠小道，由于正值黄昏时分，山道两旁处处可见袅袅炊烟，山谷间弥漫著一种带著馨香的烟火气。他的房子在小路尽头的山腰上，屋子前面的一方水泥平台，一览无余，可直望下达兰萨拉小镇，此时正是撑灯的时候，星星点点的灯火在日落余辉的暗影下闪烁。他家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方型小屋，一门一窗，煞是可爱。卓玛听到我们的声音拉开了门出来迎接我们。卓玛是一位典型的藏族姑娘，有姣好的身材坳黑的脸上有著可爱的小雀斑。她性格粗放而热情，一件紫红色的皮茄克敞开著，一条乌黑的长辨甩在胸前。她向我们伸出了手，铃当般的笑声把我们迎进了屋。屋子非常的小，大约六七平方许，分隔成二间，里面是厨房，外面曲尺型地沿著墙根铺著二张床，一张有架子，一张就直地铺在地上了，在床之间是一张著漆的茶几，藏人称之为藏桌，这是这个家庭唯一称得上的家俱了。屋子的左侧墙上挂著一张放在镜框里的达赖喇嘛的像，下面是一块搁板，上面有香炉插著几支香，淡淡的青烟缭绕著。墙的右侧挂著一面雪山狮子旗，几乎占据了整个墙面，其它空余处贴著几张从画报上撕下来的照片。我坐在低矮的床上，两手按在后面仰视著，没想到桑杰嘉作为一个流亡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家庭竟是如此的简陋。我注视著墙上这面大旗，我知道这面旗在藏人心目中的份量。
我第一次见到这面旗是在纽西兰藏人抗议江泽民的集会上，一个西藏老人举著这面旗子在风中飘扬，老人有些驼背了，但他却把旗子举得很挺拨。桑杰嘉见我凝视著墙上的旗子，就向我们介绍说，你们也许不明白这面旗子的涵意吧，它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定下的。一九一八年正式定为西藏国旗。雪山象征著西藏雪域，一对狮子象征著政教事业，六条光为西藏六大氏族，太阳光为自由、信仰、富裕、幸福、公正，如意为十善和十六法，黄边框为普渡众生。没想到一面旗蕴藏著如此众多的涵意，藏族人民为了这面旗已作出了多少的牺牲。
我们坐在床上，卓玛就从里面给我们倒出两杯滚烫的奶茶来，奶茶浓浓的飘浮出香气，屋子里立时暖和了许多。卓玛说奶是新鲜的，我们没有冰箱所以都是当天买的。本来按我们藏族传统应该煮酥油茶给你们喝的，不过得花一些时间，今天太匆促了，下次你们再来时我给你们煮。我们说多谢了，昨天我们在大乘法苑的法会上已尝过酥油茶的滋味了。卓玛随即又拿出两大碗糖果和饼干来，桑杰嘉把它推到我们面前说，这些都是卓玛做的，你们尝尝味道不错，今天也算我们一起过年了，你们汉族今天也应该还在正月吧，因为今年我们藏历过年和汉族年只差一天时间。去国离乡已有十载，对过年已十分淡簿了。面对著这些自制的带乡土气的糖果饼乾，竟让我生出了丝丝乡情，今天能与我们一样飘泊在海外的藏族朋友一起过藏族年、汉族年，不但让我感到了浓浓的友情，也让我有同为天涯沦落人之感。维明不停地在吃著饼干和糖果，似乎回到了他的童年。
从藏族过年我闲谈开去，谈到藏族的妇女和风俗。桑杰嘉说，我们藏族一般来说都是女人在家主内，男人在外赚钱，但是妇女在家的地位是很高的，家里的经济由她们支配，家里无论大事小事也都由她们作主，我现在和卓玛还是朋友就已由她来作主了。你们汉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夫多妻和妻妾制度，这种制度显示了汉民族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而在我们藏族则不同，我们则有一妻多夫制，女人可以有好几个丈夫，女人也可以到外面去找男人，如果生了孩子，做丈夫的也要认同这个孩子，有时两三个兄弟共同拥有一个女人，哥哥的妻子也可以成为弟弟的女人，但是在名份上却不能成为丈夫，生了孩子也不叫其父亲，而成为其哥哥的孩子。在西藏社会中，男女间的性关系是比较开放的一个社会，一名女子如果没有结婚生了孩子也不会受到什么歧视，也不会影响她的结婚，但是由于西藏社会有大批的青年男子出家做了僧人，使整个社会男女比例失调，使许多女人找不到男人，因此跟有妻之夫在一起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不算是什么违反常伦的事。西藏社会由于男人出家当和尚，不但造成了西藏人口下降，也使西藏失去了劳动力，使西藏经济长期以来由妇女来担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著西藏。藏传佛教五大派系的之一的宁玛派，在这个问题上到是比较开通的。它允许其教派内比较低级的僧人，可以娶妻生子，而不影响其学佛，这样就不会影响人口的增加，因为在僧人中，毕竟还是低阶层的僧人为多。我说那么其它教派有无考虑向宁玛派学习，进行宗教改革？桑杰嘉说看来暂时还没有放到议事日程上去吧，这要去问问那些寺院内的高僧们了。但作为西藏流亡政府已很重视这个问题了。
在谈论中，卓玛已在厨房中做好了面片，热呼呼地端上来了。我挟了两片放进嘴里，果真是标准的西北风味，又嫩又滑，嚼起来又有韧度，面片里还放了少许的牛肉丝和大蒜，香喷喷的。卓玛还用白罗卜和香菜伴了一盘凉餐为我们下酒，桑杰嘉拿出了一瓶他珍藏了多时的印度威士忌。当他们得知我们喜欢用可乐掺威士忌喝时，卓玛又特意跑去镇上小店为我们买。可乐对于这个印北小镇来说还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当然让我们感到珍贵的不是可乐，而是他们那一片待客的真情。我们让卓玛和我们一起喝酒，她说现在胃不好不能喝酒了，只能以茶代酒和我们对乾。她的胃是在逃亡的路途饥寒交迫中饿坏的，她现在还在吃藏药在调理之中。她说以前她是能喝酒的。她边说著边为我们斟上了酒。卓玛和桑杰嘉都是翻山越岭逃亡过来的，卓玛在逃到尼泊尔时给尼泊尔，警察抓住关了起来，但她较为幸运的是没有被送到中国，而是被送到了国际难民署，难民署又把她交到了西藏流亡政府手里，于是她就来到了达兰萨拉后被分到达兰萨拉的成人学校，在那里她和桑杰嘉相识相爱。
桑杰嘉喜欢诗歌，我们自然地谈到前段时间红遍中国好几年的的“阿姐鼓＂。我说“阿姐鼓＂是我听到过最好的西藏歌曲，她和才旦卓玛唱的颂歌完全不是一个味，而且带有西藏的神秘韵律，虽然她还不能将藏族人民的苦难和向往唱出来，但它的音乐确实很美，有来自天堂的神韵。桑杰嘉说他也很喜欢“阿姐鼓＂，但是你知不知道后来阿姐鼓被中共封杀了。我说这倒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封杀呢？现在共产党不是在炒西藏文化吗，来掩盖他在十年文革中对西藏文化的破坏。桑杰嘉说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中共的文化官为了向上爬，绞尽脑汁想搞出一点事情来，后来他就看中了阿姐鼓。他向上汇报说阿姐鼓的作曲人是一个思想倾向有问题的艺术家，他在阿姐鼓的背景音乐中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声音，有西藏自由万岁的气声。这一下还了得西藏自治区立即上报中央文化部，文化部一声令下，一夜间全国就将大为流行的“阿姐鼓＂禁 掉了。但是这一禁倒使“阿姐鼓＂成为更为畅销的地下流行歌曲了。这种例子其实在西藏是很多的。
他又接下去说道：前不久有一个政治逃亡者就是为此受了好几年的牢狱之苦。这个政治犯是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藏人干部，他拷贝了一份大约是这个县的武装力量的配备资料，在逃亡印度时被抓。一个县的武装资料其实说到底与中共在藏的武装力量没有多大的关系，属于地方民兵，公安局也清楚这个情况。但是公安局为了向上邀功，汇报上去就成了抓获一起涉及整个西藏地区的武装军事反叛。为此事作了长达二年的调查，用了七十八万元，从而使各级干部都中饱私囊。这位公安干部被地方法院判处死刑，最后上报高级人民法院，考虑到民族关系被判为十八年的徒刑。这位干部在法庭上，被宣判死刑后，面不改色地说道，这件事纯属我个人的动机，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可是你们在我的这个案子上拖了这么多无辜的人下水，把事情扩大化再扩大化，你们倒底是要扩大民族矛盾呢，还是要缓和民族矛盾。我被判处死刑我无悔意，也无所谓，你们在西藏已杀了上百万人，再加我一个人也不多也不少。他事后跟我们说，他在说这个话时，他看到审判台上有一个藏族干部在桌子下向他伸出大姆指。他后来是保外就医出狱的。我说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你们许多藏族干部是身在汉营心在藏的，是不是这样。我的话说得桑杰嘉和卓玛都笑起来了。桑杰嘉说身为一个藏人，他的身上流著这个民族特有的血，他是无论怎样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藏人的。据最新科学对藏人的人体测试，藏人的血压和其它民族是不同的，因为它世世代代地生活在青海高原这块世上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中。
谈到藏人，我们又谈到了已被藏人认作当代英雄的土登。土登是在新德里中国使馆前举行绝食，要求联合国关注西藏问题，但是印度当局为了中共一个总参谋长到访，而强行中止绝食时，土登先生怒而奋起进行自焚抗议的。当他拖著长长的火舌奔跑时，他喊著西藏万岁！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当时他自焚的镜头，被一个游客用家用摄像机拍下来了。他自焚以后被送到医院，烧伤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整个身体被烧得卷曲了，这样的烧伤面积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救活了。但是他却迟迟没有死去。达赖得知土登的事迹后，专程赶到医院去探望他，达赖喇嘛坐在土登的病床边抚摸著他烧伤的身体说：你为西藏人作出的牺牲，西藏人民不会忘记你，你可以去了，可以安心地去了，你会到达佛界的。达赖喇嘛的话刚说完，土登那卷缩著僵硬的身体渐渐地舒展开去，软化下来他安静的去了。达兰萨拉为他举行前所未有的大型祈祷会，这一天，整个达兰萨拉哭声震天。说到这里，桑杰嘉和卓玛的眼圈都红了，我们也受了感动，止不住地要流出泪水来。一个民族有土登这样的义士，这个民族是永远不会被外来政权长期的欺侮的。我没有将这样的话说出来，我知道这样的大话和空话，是无法抚慰一个民族长期被压迫的痛苦的，也无法慰籍这个还不能看到自由希望的民族的。由于讲到土登大家心情格外地沉重，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著没有说话，只将杯中的酒来大口大口地喝下去。良久，桑杰嘉说，你们知道土登是这样一个人吗。他是五九年和大批的流亡藏人一起逃到印度的，他以前是札西伦布寺的一个小僧人。他来印度后，就参加了印度政府派藏人去的筑路大军，在筑路时很多藏人都因熬不过印度的暑热而死了，但土登却熬了过来。他后来又参加了印度的军队。退役后他把所有的退役费都捐给了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维明接著说如有机会我想给土登做一个塑像。当我们在谈到土登的事迹时，我脑海中已构思出他的雕塑形象来。他的基座就是一堆燃烧的火焰在吞吐著他，他的袈裟在燃烧中飞扬了起来。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沉重而让人痛苦的事情了，我们说些轻松的东西吧。桑杰嘉说，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你们一定是没见过的。说著他俯下身去，从床底下翻出一个东西来，是一个系著绳子的铁锤。型同中国的秤砣。他说，你们别小看这个东西，它是我们藏人最利害的武器，它比藏刀还利害，它舞起来一般十多个人都不能接近它。牧民们在草原上放牧时，无事可干，就拿著这个锤子在手上无时无刻地练著，就这样日积月累地练著，每人都练就一把好手。他想打那里，铁锤就能飞到那里，百发百中，绝不含糊。所以在藏区，一般人只要看到某个人腰上佩著这个玩艺儿，就没人胆敢碰他了，因为这个玩艺儿只要飞过来，一下子击中脑门就没有命了。但是没有人会乘人不备地给人来一下，一定要正式斗打时才用。我接过那铁锤在手中把玩著，似乎看到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牧民们坐在他的帐蓬前，在飞舞著这个铁锤。从这个铁锤桑杰嘉又说到藏人的性格的耿直和憨厚。
他说，我们藏人在和人打架时即使是敌人，也不会背后捅人一刀的。藏人打架都要事先面对面地站好。我砍你一刀后，绝不再连砍下去，一定要等对方回一刀过来后，再砍第二刀。有时二人吵架，并不用刀砍对方，反而是在自己身上划刀子。我在自己身上划一刀，对方也在自己身上划一刀，就这样你一刀，我一刀地划下去，划得鲜血淋淋也不住手。一直要划到一方抵不住倒下为止，另一方才算胜利。但是人们却会对著倒下去的那个人伸出大姆指来对他说：“好样儿的，是妈妈生的。＂是妈妈生的好儿子，在藏族是对一个男人的最高评价。对于那些胆怯者，西藏人就说这家伙不是妈妈生的。他说在拉萨有很多新疆人，他们吵架时也会拨出刀来，有时刀已指在你的鼻子上了，但刀还没有砍下来，还会再吵下去，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了。而藏人却完全不同，如果一个藏人的刀出了鞘，那么这把刀就无论如何就一定要砍下来了，要不然就会给人讥笑，就不是妈妈生的了。
在轻松的话题之余，我们又谈到了中共在西藏的政策的一些荒唐事，比如说强迫僧尼僧人还俗，让他们排成两排面对面的要他们配对结婚。虽然在西藏僧人的比例确实多了一些，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强迫行径也难以让藏人接受。比如现在规定只有十八岁以上的藏人才能进寺院，因为十八岁以下的孩子还没有成熟，还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从小由父母亲决定送进寺院是不合理的。这种观点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是行之有理的，但他却是以强迫的方式来推行这项政策。再比如说中共要让一部分牧民定居下来放牧，让他们成为安居下来的居民。出发点也不是坏事，但显然是太不了解西藏的实际情况了。因为西藏的草原，气候寒冷，草层很薄，生长时间长。定居下来后，羊一会儿就将草吃完了，吃完了草，羊就刨著土翻地里的草根吃，这样下来没有多长的时间，整个草原就完全被毁坏了，成为寸草不长的沙漠。现在西藏有许多地区都是因为执行了中共的这一政策，而成为沙化地区。我说这就叫好心办坏事了。中共西藏虽然将西藏作为一处重要的工作来做，但是中共中有几个懂得西藏了解西藏的呢。全是一些对西藏一无所知的人，在制订对西藏的政策。由这样的一批人在制订和推行中共的西藏政策，西藏又如何不被糟蹋呢。
我们这样随意地谈著，天时已晚，瓶中的威士忌也大部分被倒乾了，不觉之中有了几分醉意，就任意地靠在了床上。我们间的语意也更为亲密无隙。我们已象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对桑杰嘉说，今天我好象在自己的老朋友家中一样。桑杰嘉说本来就是吗，要不是共产党作孽，我们汉藏间有什么隔阂呢。达赖喇嘛为此说过：“我们如留在中国，我们是最好的兄弟姐妹，如果我们出去了，我们是最好的邻居。我说，我相信我们汉藏间的关系，一定会是象至圣的达赖喇嘛说的一样。
当桑杰嘉陪著我们踏著那条细碎的小路回去时，我一直在想著达赖喇嘛的这句话。
到达兰萨拉几天后，我们在对整个达兰萨拉有一个大致上的印象。作为印北山区的达兰萨拉是一块方圆不小的区域，它分上达兰萨拉和下达兰萨拉，中间还有岗坚齐雄，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达兰萨拉。不过在藏人心目中的达兰萨拉，一般是指上达兰萨拉和中达兰萨拉。中达兰萨拉的岗坚齐雄是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包括医院和制药厂等一些附属建筑，沿上达兰萨拉的小公路有几家饭店和几家旅馆，和一个通向上兰萨拉和下达兰的小巴停车场。虽然自中达兰萨拉以上，基本上已是流亡藏人社区了，但这儿的交通依然由印度人独家经营。由于贪污严重和不善管理
，这里的公路崎岖而坑洼不平。而流亡政府有无权管理，这也成了政府无奈的一面。虽然流亡政府在这里经营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毕竟还是在他人的地盘上。
上达兰萨拉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小镇，它建在山脊上，有两条人字形的交叉著的两条狭窄的街道，是它的主街。街道两旁是彼此相依鳞次栉比门面不大的小商店，这些商店大多是出售佛事用品和藏族工艺品，有唐卡，藏刀，经筒，经幡，还有首饰。其中也夹著不少印度人开的印度工艺品店，还有无数的小饭庄和日用品商店。由于街道上有不少音响商店，因此走在街上，不断有藏族音乐和印度音乐交相地传来。街道上的人熙熙攘攘的，穿佛袍的僧人，穿藏袍的男人，穿著彩条裙的藏族女人。
藏人们在此相遇朋友，总是彼此躬腰合掌，互相道一声扎西特来。在这个藏区的小镇上最让人亮眼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荷兰的，挪威的，意大利的，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满街地跑著。有些是背著旅行包的游客，有的是挂著大炮筒，小炮筒相机的记者，有的是在此研究佛学的学者，更有甚者剃著光头，穿著僧袍的洋和尚洋妮姑从你身边擦身而过。又时还会惊讶地发现那些穿著性感的洋女人身边还会伴著一个穿袈裟的僧人，他们用流利的英文在交谈著。在街道和商店，我们还看到许多洋人夫妻搀著藏族孩子在街上走著，在商店给孩子们选购著东西。这些西藏的孩子大多是被这些洋人认养的，他们按联合国的标准每年给他们寄钱，有些赡养人来到这里看望他们所认养的孩子。看著街道上这些流动著的人们，感到了这个小镇也流动著国际间的关爱。
在小镇停车场的周边，是农贸集市，集市上大多是买蔬菜和水果的印度小贩，品种虽然丰富，但大多看上去并不新鲜，来往著的小巴又将土灰扬起来落在上面，吆喝著的小贩们时时地将水洒在上面，使这些蔬菜水果看起来鲜亮一点。小镇上也有不少印度乞丐，带著小孩的妇女，孤独的老人，当他们的手伸向人们时，总是或多或少能得到一些分币，因为这是一个沐浴著佛的恩惠的小镇，佛的恩泽滋养著众生，也滋惠及著乞丐们。不过这里的乞丐也恪守著职业的本份，不偷也不盗。桑杰嘉说，集市上的摊贩，晚上并不将货物收回去，而就地放著，只在上面盖一张塑料布，压上几块石头，也没发觉少了什么。山镇虽是穷乡，但却是君子国。桑杰嘉的解说不觉使我对这些乞丐多了一份敬意。
在小镇的一侧，有一座用山石叠起来房子，这是西藏历史博物馆，走进馆内可以看到由藏族女艺术家雕塑的西藏人民反抗英雄纪念碑，纪念碑的浮雕抽象地表现著西藏人民对中共暴政的反抗。博物馆阵列著大量的图片，反映从中共进藏起到最近迫害藏人和摧残西藏文化的历史，特别是文革期间对宗教文化几乎灭绝性的摧毁。放在展厅中的电视机还不间断地播放著历年来中共镇压西藏人民的反抗的录像。那残酷的镇压画面和音响，让我这个汉人深深地感到一种无言的负罪感，我的脚步沉重地踱踏在展厅的地板上，我的眼睛甚至不敢正视著，在一张张图片前为我讲解著的桑杰嘉和卓玛。
午间的小镇在阳光的普照下是最热闹的时候，我们漫步来到镇中心的一家藏人开的小饭庄，拾级而上到了它的顶层露天阳台上。阳台上放著几张餐桌和椅子，我们坐下来金灿灿的阳光打在身上，立时感到赤热起来，我们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亨受著正午时分的阳光。我们点了茶和炒面。一杯滚热的奶茶，加上放著肉丝和小葱的炒面，在这小镇是就算得上是美味佳肴了。坐在阳台上，我们附身可以看到街道流动著的嘈杂人群，抬头可以看到环绕的群山和白雪皑皑的山峰，和近在尺咫的大乘法苑。大乘法苑在阳光和雪峰的辉映下流光溢彩，给小镇带来了万千的气象，身临其境有一种心旷神怡之感。
我们喝著茶，吃著炒面。桑杰嘉说达兰萨拉的气候和我们西藏非常地接近，一早一晚都很冷，但是到了中午太阳顶头照时，就会温暖如春。我们藏人习惯这样的气候，但是印度政府所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的那么一小块山地，多数流亡藏胞不能在这里居住，只能到炎热的印度南方去开垦，当年由于条件太差，许多藏人都死于炎热。所以能留住在达兰萨拉这个小镇上，又能时时见到达赖喇嘛，是非常地幸运的，达兰萨拉因此也成了小拉萨。
上达兰萨拉虽然基本已属藏人流亡社区，但由于背靠雪山，也成了气候炎热印度的避暑胜地，离小镇约莫十余分钟汽车路的雪山脚下，有从雪山上流下的一池晶莹的泉水，这儿也成为印度教的圣地，池畔有色彩丰富的印度庙，供奉著百兽之神，每年都有大量的印度教教民来到这里朝圣和沐浴。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结伴而行，穿著纱丽的印度姑娘，她们有的是载歌载舞，一路歌唱，一路舞蹈，印度民族的能歌善舞可见一斑。但也让藏人感到这一方山水毕竟不是故乡是它乡。
喜玛拉雅雪山下的达兰萨拉小镇，是一座美丽的小镇，因达赖喇嘛使它闻名世界。它不但有著浓浓的宗教气屑，也有著浓浓的生活气屑，但是这儿更浓烈的是藏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他们面对著雪山，时常泪眼迷蒙。
由中共一手抚育成长的嘎玛巴活佛，突然奇迹般地逃出了西藏，来到了印度的达兰萨拉，是去年全球关注的新闻。这次我到达兰萨拉，自然很想见一见这位神秘的小活佛，并希望作一个采访，了解一下他逃亡的过程和心里历程。因为外界传说纷纭，但都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政府部门为此与葛玛巴方面多次联系和努力，最后同意我们到葛玛巴所居住的上密宗院去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不能采访，也不能拍照，因为葛玛巴到目前为止，仍然由印度政府负责著。
我们约定去拜访的那天，是三月九日。早晨我们刚吃完早饭，桑杰嘉就坐著政府派出的吉普车来接我们了。嘎玛巴住在下达兰萨拉，离罗布林卡不远的上密宗院。在路上，桑杰嘉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嘎玛巴的背景资料。嘎玛巴是葛举派的首领，他虽然为中共所扶持，但是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所以他的身份非常具有权威性。中共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超越达赖喇嘛的西藏领袖，以他来代替达赖喇嘛。这使小活佛感 到非常的恐惧。因为在任何一个藏人眼里，达赖喇嘛都是不可替代的。作为噶举派的首领，他的信徒大多在国外，特别是在锡金，他的上师和法器都在锡金的寺院内，所以中共说他这次出走不是出逃，而是为了到锡金去拿法器，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到印度后，印度政府一直没有让他前往锡金，（锡金现为印度的托管国），因为锡金也有一个嘎玛巴泰耶多杰，是由海外流亡的几个噶举派大师在海外确认的，但是没有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是一个双胞案。这是中共统治西藏后所造成的分裂和藏人所面临的尴尬。所以印度政府不让小活佛到锡金去，怕发生冲突。现在小活佛住在的上密宗院是一座新建的寺院，嘎玛巴到印度后，达赖喇嘛就送给了小活佛。同时达赖喇嘛还将流亡政府送给他的一辆高级豪华桥车转让给了小活佛。流亡政府将这辆桥车送给达赖喇嘛后，他一直舍不得用，他几次要求把这辆车卖了将钱送还政府，但一直找不到买主，嘎玛巴来了以后，他的信众知道达赖喇嘛有意要出售这辆车，于是大家出钱将这辆车买下来供小活佛使用。所以小活佛现在不但住得好，车也用得好。
我们一边谈著，车就到了上密宗院。上密宗院前面有不小的一个广场，广场的周围正在大兴土木，许多印度妇女正头顶箩筐，搬运著沙土。循密宗院紫红色的台阶层层而上，台阶十分地很宽广，米黄色的宫顶廊柱对称有致。寺院的周围有持冲锋枪的印度士兵守卫著，进入院内还有流动的保安人员和军人，可以说警卫森严。我们进去以后，印度保安人员要求我们拿出护照来作检查，检查完毕以后，让我们到左面的客厅里去等候，客厅有很大的玻璃窗，不似一般的寺院那样阴暗，厅内的沙发很好，有洁白的套子蒙著，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有茶和点心。厅内一起等候的，还有一个老僧人和两个金发女郎和一个来自台湾的僧尼。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后，有一位安全人员进来，对我们全身进行了搜身检查， 并让我们将带著的相机和提包放在客厅里就带我们去见嘎玛巴了。经过一个长廊后上了楼道，在楼道口领我们进去的保安要求我们将鞋脱掉放在地上等候，以上的一切，都营造出一种神秘感来。我们等候良久，保安才从里面出来，领我们进入一个挂著帘子的门，里面就是嘎玛巴会见客人的地方了，此时，嘎玛巴已端坐在椅子上等著会见我们了。厅不大且空无一物，只有嘎玛巴坐著的椅子和前面的茶几，他的左面有一个僧人侍候著。小活佛穿著紫色的袈纱，一只臂膀露在外面。他少年英俊，虽然还只有十七岁，但已透出几分成熟，他厚厚的嘴唇上呈露著一种沉默的刚毅。陪同我们前去的桑杰嘉，进了门就来了一个五体投地式的磕拜，然后把哈达献上去。我们虽然也带著一份敬重，但因为不是佛教徒，所以没有跟著这样行礼，只是微微地弯著身体，将事先准备好的哈达献到他的手里。我对他说，我代表汉藏协会来拜访你，他用双手握了一下我的手用普通话说了二声谢谢。他的语调不温不火，但握著的手却很有力。他将我给他的哈达又回赠过来套在我的脖子上。并拿起了茶几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信封送到我我的手里，里面有他的一张照片和一小袋他加持过的药丸。我们就退了出来。在退出来时，桑杰嘉又是五体投地的葡伏在地上，他让我感受到一个小活佛在藏人的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
会见小活佛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与他的语言交流仅仅只有一句礼尚往来的话，但我已深感小活佛已经感受到他身上所背负著的民族的命运。是的，在西藏的艰难时世，当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还在纷争之中，有谁能够来为已经老去的达赖喇嘛分忧，和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到十五世达赖喇嘛这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内，谁来领导这多难的藏民族，这个担子将历史地落在这位还年少的嘎玛巴活佛的身上了。当汽车离开逐渐远去的上密宗院时，我在暗暗地说，嘎玛巴小活佛，你来得正是时候。
（一）成人学校
要说达兰萨拉最漂亮的房子，那就是学校了。我们访问的第一所学校，是达兰萨拉的成人学校，这所学校几乎是每一个翻越雪山过来的藏民都要去进修的地方。学校建在雪山脚下的下达兰萨拉，学校环境优美，到处都是哗哗地在卵石上流动著的小溪。我们到达时正值学生们吃完午饭，学生们在溪边洗碗戏嬉，一派快乐的景象。然而在这快乐的小溪边的校舍却完全有著不同的风景，一方是二层，三层带有西藏传统建筑风格的现代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另一方则是低矮交错著的铁皮工棚。陪同我们前去的桑杰嘉对我们说，那些铁皮工棚，就是我们以前的校舍。我在这儿念书时就是在这些铁皮教室里学习的。而在我以前的学员们，则连这样的铁皮房子都没有，他们在这溪滩边上，用几根树枝、几张塑料布支起一个篷来，就算是教室和宿舍了。我们随著他的指点走进了宽畅明亮的教室，走进了整洁舒畅的学生宿舍，这些教室和宿舍内的设施，和中国的高待等院校的设施已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由于从西藏过来的难民日益增多，这些新盖的楼宇仍然跟不上需要，所以现在一些刚过来的学员还只能暂时住在那些铁皮工棚中。
我们参观完毕了新楼，又去了那些还住著新学员的铁皮屋子。铁皮屋子的顶和墙都是一式的铁皮，撑著铁皮的是几根弯弯斜斜地支在泥地上的细木，屋子没有窗户，只有从洞开的大门中射进来的光亮，在无漆的铁皮上发出黝暗的反光。整个屋子都黑乎乎的，没有一点和色彩有关的东西，但仍然有许多学员利用中午休息的时候趴在高低床上看书学习。从刚才那漂亮的新屋出来走进这里，我仿佛感到走进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走出铁皮屋子不久，学校里响起了哨音，所有的学生都向操场走去，教务主任站在操场的高坡上向排成一行行的学生训话，学生很安静，没有人在下面说话做小动作。说完话后，学生们就开始在校园内劳动，女学生们打扫场地，用竹扫把扫著校园，男学生就到还在新建校舍的工地上搬运砖块，他们排成一行，互相传递著，校园的广播里传来了轻快的藏族音乐。
当我们在溪水边看著学生传递砖块时，该校的校长知道我们来访，就寻找过来，我们在溪边相遇，他很热情地和我们握了手，让我们到办公室去坐坐，我们说已参观过办公室和教学楼了，我们在这儿谈很好，能看到整个学校。校长很年轻，大约只有四十左右的年纪，谈风随和，穿著随意，并没校长的尊贵相，他是新上任不久的。他介绍说我们这所成人学校是流亡社区建立校晚的一所学校，是在九三年四月开始兴建的。由于流亡藏人在印度不能买地，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其它途经才买下这块校址。当时建校时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块空地，老师和学生们就自己动手用木棍和塑料布搭起了帐蓬，成为我们的第一批校舍，在帐蓬里我们渡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我们筹备到一些钱，就买了一批木头和铁皮，建成了铁皮房子，开始了学校的第二时期。
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声望越来越强，许多国际社会团体和个人来到达兰萨拉访问，我们学校也为此得到关注，于是学校得到大批捐款，我们这此新楼和教育设施，都是由这些捐款来实现的。所以你们刚才参观这些新楼时，如果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楼墙上的牌子上写著捐款的国家和单位。但是随著更多新的难民到来，学校新建的楼舍仍然跟不上需要，许多新来的学员依然住在昔日的铁皮屋子里，我刚到这个学校上任不久，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没有放到教育上，而是想尽办法得到更多的捐款，盖更多的房子，让这些学生能尽快地住到新屋子里去。他又介绍说，我们这个成人学校的学生，不但不用付一分钱的学费，而且所有的生活费用全是由流亡政府开支的。一个学生一个月大约要化费政府二千卢比，另外每个月还发给学生一百元的零化钱，所以开支非常的大。而我们的老师每一个月的薪资只有三四千卢比，生活是相当艰辛的，而且还有许多老师则完全没有薪资的义工，特别是那些外籍教师。
这些外籍教师有的是国际社会有关团体派来的，有些则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学校的英语和电脑课基本由他们担任。我们这个学校刚建立的时候只有一百五十几名学生，现在已发展到六百五十多名了。现在有正职教师三十六名，不包括那些外籍老师。我们的教育内容，除一些基础课以外，还有多门实用课程，比如木工、水管工、电工、缝纫等，学生毕业后，就直接可以到社会上去谋生了。学期我们一般分三到五年。所以象我们这样的成人学校，可说是几乎每个到印度来的难民必须来的地方。当校长在为我们介绍情况时，又有校工来寻校长汇报工作了。我们也就此与他告别。
在临离开学校以前，桑杰嘉带我们去见他昔日的老师。他的老师和妻子，一个三岁的孩子还住在学校的铁皮屋子里。铁皮屋子很低矮，没有窗子只有一扇木门，里面漆黑无光，我们进去后，老师开了灯，我们始见屋内的阵设。屋子的中间一张藏桌，藏桌两旁围著的是二张低矮的床，一张是双人的。虽说是床也只不过是几块铺板而已，没有前后两片的床架。不过屋里还是有两样值钱的东西，电视机和冰箱。当然在铁皮屋子里最为珍贵的还是挂在墙上的达赖喇嘛像。老师让我们在床上坐定，他妻子就从用几块板隔出的厨房内端出茶来，他泡的是中国传统清茶，老师说妻子知道你们汉族人喜欢喝清茶。我们说，这些天来，我们已经习惯喝这儿的奶茶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又端出一盆糕点糖果来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边喝著茶，一边打量著铁皮小屋，就和老师谈开了。老师说这铁皮屋子，现在这个季节还算可以，但一到冬天和夏天可就遭罪了。冬天冷得象冰窖，风从铁皮的接缝处吹进来，把铁皮吹得哗哗地响，有时风大了，把整张铁皮都会吹走，所以一到刮风天，我们就很担心。到了夏天，太阳晒在铁皮上，把屋子
烤得象火炉一样，热量散发不出去，又闷又热，人没办法进来，实在太热时，我们就把边上的铁皮拆下来，使屋子能透一点风，到天凉一点时再把它钉回去。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这儿的天，常常是白天很热，晚上却很凉，有时来一阵暴雨屋里就全湿了。
不过老师在向我们介绍这些时，全无一点怨言。老师是西北民族学院毕业的，他在国内已有了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并不留恋那里的生活，毅然翻山越岭来到了达兰萨拉。他说，我是一个教藏语的老师，但是在国内的政治空气下，我们这一课，可以说处处受到压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文化历史准确地告诉学生，只能用中共定的教育课程授课，而这些课程大多是一些虚假的东西。因此将这样的东西教给我们的学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在这儿就不同了，我可以将我们民族真实的东西告诉学生，让他们学到真正的藏族文化。所以这儿条件虽然艰苦一点，但是心情却是非常的愉快。话说间，睡在床上的孩子醒了，他过去把他抱过来。我说住在这样的铁皮房子，小孩就受罪了。他说，不过也快熬出头了，学校的一批的新房子造好，我们就可以搬过去了。我问，听说你们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千卢比左右，这样低的工资生活够用吗？他说这一点钱要维持一家三口的日子是很困难的，不过好在我妻子很能干，她做一点小生意，所以我们一家日子过得还是不错。他指著房内的电冰箱和电视机说，这些都是靠她买的。他在说这些时不无对自己娶了一个能干妻子而感到的得意。我们因还有许多地方要去访问，所以没能在他的小屋多坐一会，就起身告辞了。当我弯腰走出他的铁皮小屋，望著边上正在新建的屋子，我知道这位老师告别他的小屋为时已不远了。
（二）儿童学校
我们坐车穿过上达兰萨拉的小镇，经过山顶的一个景色迷人的湖泊就到了建在山顶的儿童学校。
车停在学校操场上，我们到达那里时学校已经放学了，学生们在操场上打著蓝球。我说，想不到山顶上还有这么一个球场。桑杰嘉说，这是小操场，大的在上面还可以踢足球呢。故真我们拾级而上，走了不多远就看到了学校的大操场。操场上不但有球门，还有排球网，依山处是绿顶红墙白栏杆的教学大楼，在教学楼更远处，建在绿树丛中的是，半圆型有著蒙古包式屋顶的学生宿舍楼群，远远望去象是一幢幢的别墅楼。真没想到儿童学校的校舍为是这么地漂亮，超过了任何一座政府的楼宇，比成人学校的楼宇也更为漂亮。桑杰嘉说，这些楼宇由于在山顶上，日照时间长，所以还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学生们还可以用热水洗澡，为此政府化了大量的投资。达赖喇嘛最重视的就是教育，每年学校校庆，举行升旗仪式，达赖喇嘛都要亲自来参加。在学校的山头还有一所规模不小的寺院。这所寺院属学校所有，它是培养学生宗教情感传播宗教知识的地方。从而使西藏的传统宗教教育和现代西方式的教育结合了起来。在流亡政府到达印度前，整个西藏的教育都是在寺院内完成的。
儿童学校是一九六零年建立的，它是由难民托儿所发展而来的，由达赖喇嘛的母亲和姐姐泽仁卓玛创办，在她们的努力下成为国际救济组织的会员。创办之初条件是难以想像的困难。曾经有一百二十名儿童挤在20X30英尺屋子里这样的历史。后来在卓玛仁泽的努力下受到多个国际援藏机构的支援，其中包括我们纽西兰的援藏委员会，使学校脱离了困境而得到了发展。但是这时候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泽仁卓玛因劳累过度在六四年病逝。后来她的妹妹吉尊白玛毅然地接起了姐姐的班，担当起学校领导的重任。最近她获得了意大利的一项妇女奖“勇敢女性奖＂，是获得这项奖的第一位亚洲人。目前这个学校从学令儿童开始到十二年级，成为共有二千七百多名学生，一百三十多位教员这样大型的系统学校。在这里毕业的学生，已有二千多名考上世界各大专院校。
在儿童学校的最高处是孤儿院。孤儿院有二十几个孩子和三位老师。孩子中最小的只有二岁。孤儿院的条件很好，屋子里铺著地板，（在山林不许砍伐的印度，地板非常地珍贵）带围栏的睡床很整齐地排成二排，墙上和天花板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孩子们都在厅里玩著，厅里有小小的桌椅板登，他们的衣服都穿得干净而又漂亮，脸色都很健康带著红晕。那天我们为他们带去很多从纽西兰带去的糖果，孩子们见了糖果非常的高兴。老师说每当有人来看望他们时，都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些孩子有许多父母是在西藏死亡后由朋友们带过来的。有些则是父母亲还健在，但他们把孩子扔到达兰萨拉以后就回去了。
走出孤儿院我们又随著桑杰嘉来到了儿童村孩子们的家庭，儿童村的家，都是一栋栋间隔小园子的砖瓦小屋，屋子的门旁都贴著藏英文的牌子，写著不同国家和城市的名字，这些名字告诉我们这些屋子是由哪些国家和地区出资建筑的。让人的感觉仿佛这儿成了一个小小的联合国，也凝结了整个世界对流亡藏人的关心和支持。
这些小屋里所住的都是一个大家庭，但却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他们由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他们由一对自愿服务的夫妻带著十几名年令从四五岁到十五岁的孩子。这些屋子大多由两个分别为男女卧室的大房间和一个大厅，一个厨房组成。在这里，这对夫妻就是孩子们的父母，大孩子就是哥哥姐姐，小孩子就是弟弟妹妹。他们不是一家但却亲如一家。这种家庭模式是西藏流亡社区的一种创举。我们拉开院墙的矮门，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一位妇女应声出来，我们说明了来意。她告诉我们说，男孩子们到操场上玩球去了，大女孩子们正在厨房里帮著在做饭，她推开厨房的门，看见里面有二个女孩子在洗菜。她又带我们走进了卧室，卧室沿著墙排著铁架高低铺，一个大女孩在照料著一个躺在床上生病的孩子。“母亲＂说她在发烧，有好几天了，已经到儿童医院去看过病，现在正服著配来的药。我们从卧室退出来，对这位母亲说，看著你们这样的家庭真是很令人感动。她说，我们们没有做什么，是达赖喇嘛关心著他们。我们和这个大家庭一起拍了照片，身在其中我也仿佛感到了这个家庭的温暖。在一个民族在流亡著的时候，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就是整个民族的孩子们的父母亲了。
在儿童学校的一个山头建有一个学校的纪念碑，纪念碑是黑色的大理石砌成的，纪念碑虽然很小不及身高，但是它却凝结了开创人的心血和流亡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一个如此重视教育的民族，这个民族必定是有希望的民族。
一个民主社会必然会有许多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社会团体和政党，流亡藏人社区作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也由他们的公民自行地建立起许多属于自己团体的组织和政党。作为社团组织流亡社区，已经发育十分良好，但作为政党组织，则还处在萌芽状态。在达兰萨拉，至少建有不少于十个社团组织，但政党只有二个。一个政党为“共产党＂，因其党名本身臭名昭著，而自行淘汰。现在只有一个力量并不强大的民主党。虽然这次达兰萨拉之行我们很想拜访一下这个唯一的党派民主党，但是由于时间紧迫，最后还是没有来得及去，算是一个遗憾。不过几个主要的社团都经行了访问，对流亡社区的社团算是有了了解。
西藏妇女会
西藏妇女会大概是所有团体中唯一的一个在西藏诞生的组织。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在拉萨有数万西藏妇女走出家门，在拉萨举行抗议中共入侵西藏的暴政。在这次抗暴过程中，许多妇女遭到中共的枪杀，无数的妇女被捕入狱，妇女会就是在当时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因此可以说妇女会是中共的血腥暴力中成立起来的一个团体。妇女会目前是流亡社区的最大社团组织，在印度和世界的任何一个流亡点都有分支机构，有著二万多会员。
妇女会设在上达兰萨拉镇的一个小山头上，屋前的平台面对著山坳，景色迷人。我们去时平台上有许多妇女晒著午后的阳光，有许多是来自世界各国帮助妇女会的妇女。由于在前一天的纪念会上，我们上台将达赖喇嘛的雕像赠送给达赖喇嘛，所以她们都认得了我们，都友好亲切地向我们招呼。一位年轻的秘书把我们引进了会长的办公室。会长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加上对面的几张客人坐的椅子，就显得有些拥挤了。在办公室的墙上除了唐卡以外还挂著达赖喇嘛母亲的像，显示出妇女会应有的特色。妇女会会长格德 卓格拉莫，是一个个子不高长著一张带有孩子气的圆脸的中年妇女，她穿著藏族服装，外面随意地披了一件西式的背心，显出职业妇女的风采来。她是通过竞选当选为会长的。她满脸堆著笑容与我们握手，请我们坐下，说很高兴你们来拜访我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你们为我们最神圣的达赖喇嘛做了塑像，我们感谢你们。此时室外的秘书给我们端来了热腾腾的奶茶，直送到我们的手里。会长告诉我们，今天她特别的忙，因为正在组织明天的大游行。我们感到有些惊奇地问：怎么明天还游行，昨天三一零纪念日不是刚游行过吗？她说昨天是整个社区组织的游行，明天是我们妇女会单独举行的。以纪念四十三年前拉萨街头我们藏族妇女的抗暴游行，所以每年三月我们流亡社区的妇女要二次游行。她接著说；我们西藏妇女会和世界各地的其它妇女会有著非常不同的性质，世界各国的妇女会基本上是一个非政治组织，她们主要是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而工作的。而我们西藏妇女会奋斗的宗旨和目标，并不是争取妇女地位和权益，而是为西藏境内的妇女争取自由的权利，为西藏的自由而奋斗。她说据我们所得的资料在拉萨第一监狱所关押的政治犯，男政治犯为二百五十名，女政治犯为一百七十名，有一个女政治犯阿旺桑卓累计刑期超过了二十三年。从这个男女比例中可以看到我们西藏妇女所作出的牺牲。她说，明天我们仅在达兰萨拉一地就将有几千名妇女上街。卓格拉莫会长在说著这些的时候很有著一股激情。
对于西藏妇女的地位，我们虽然在这一段时间来已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还是想听一听这位妇女会长是如何叙述说的。我们问会长道，听说在西藏社会，妇女历来就有很高的地位，不存在妇女解放的问题。她听了吃吃地笑了起来。她说总体上来讲确实西藏妇女社会地位确实高过许多西方社会，但是妇女问题仍然还是有的，比如妇女受到性侵犯，受到丈夫的打骂等问题。只不过是多一点少一点罢了。我说这当然，文明如美国，家庭暴力也始终是一个问题。在我们不长的谈话中秘书进来请示工作安排好几回。我们看著她如此之忙，只得起身告辞了。她也笑著说，今天实在抱歉得很，不能留你们太多的时间，但今天很高兴你们来，看到我们的事业也有著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汉族朋友了。她从抽屉里拿出了两块哈达，她说你们是尊贵的客人，我们要把哈达献上。我们弯下身去接受了她的哈达，她牵著我们的手说；来！我们一起在达赖喇嘛母亲的像前留个影，我们要记住今天有二位汉族朋友访问了我们妇女会。
第二天，当我们即将离开达兰萨拉的时候，妇女会的游行队伍，正好从上达兰萨拉鱼贯而来，穿著制服的学生，穿著袈裟的尼姑，穿著藏装的妇女，和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们，她们清脆的嗓子在呼喊中已有些嘶哑，只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如此众多的女性在一起呼喊，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一支妇女队伍，她们在自己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和男人一样带著血迹拼搏著。
西藏青年代表大会
西藏青年代表大会是以提倡西藏独立而闻明的，它是除妇女会以外的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在印度和其它各国的流亡藏人社区建有七十多个分支机构，共有会员一万多人。在动身前往达兰萨拉时，我就想要要会一会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所在的办公室离妇女会不远，我们从妇女会出来走了不多的路就来到它的所在地。办公室非常之简朴，它的边上还堆著一些建筑材料准备加建房子。一位非常年轻的秘书出来迎接我们，桑杰嘉向他说明来意。他说会长出去了，只有副会长在。正说著，副会长从里面出来了。副会长一表人材，长得英俊潇洒，只有二十来岁的年纪，他穿著没有打领带的西服，一股朝气蓬勃的样子。他给我们递上名片，他的名字叫田登桑布（TENZIN SAMPHEL）我们也送上了自己的名片。由于正值午饭时分，他建议我们一起到饭店吃饭，边吃边聊。席间，他向我们介绍，他们的这个组织的宗旨，他说，有关西藏独立的纲领是在我们组织建立之初就已确立好的。但是我们的纲领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达赖喇嘛的意志。只要达赖喇嘛不放弃走中间自治的道路，我们就尊重他的意志。我问既然你们最后还是以达赖喇嘛的意志为标准，那么这么多年来，达赖喇嘛始终坚持不走独立而走自治的道路，你们协会是不是可以根椐达赖喇嘛的和平建议，提出调整呢？田登桑布说，如果要改变宗旨，必须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提案并通过才能决定。
根椐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即使有人提出改变独立路线的建议，也是不会被通过的。而且我们看，到尽管达赖喇嘛对中共作出了这样大的让步，但是中共依然没有给于任何回应，说明中间道路也是难以走通的。我又问道，青年会目前有多少人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当的重要，因为一当达赖喇嘛离世，转世达赖喇嘛还未能接班时，流亡政府就可能制订出新的不同于达赖喇嘛的和平政策来。当桑杰嘉把我的提问翻译过去以后，田登桑布笑著对我说，我们青年会在政府中的成员占了百分之九十九。当我脸上出现惊讶的表情时，他又补充说，我们青年会在年令上没有什么规定，只要十五岁以上的西藏人都可以参加该会，也无须因年令的增加而退出去。可以说差不多在印度出生受西方教育的藏人，都是青年会的成员。青年会也可以说聚集了流亡藏人社区最优秀的人才。田登桑布在说话时透著年青人特有的自信。他说，你知不知道在达兰萨拉有人戏称，在达兰萨拉只有一个人不赞成西藏独立，这个人就是达赖喇嘛。
我们谈论著没有间歇，几乎连桌上的饭菜都没顾得上吃。我有问不完的话题，他有说不完的政见和诉不完的胸意。我是深深地能够体会到这些藏族的独立思想的。一个民族被压迫得太久，他们的和平愿望又长久地被拒绝的情况下，要他们不产生独立的思想是十分地困难的。面对著力量对比实在有著太大的悬殊情况下，他们的想法虽然至情至理，但却难以实现。只有当汉民族和他们的政治家们，有足够的和平情怀去面对藏民族时，西藏的独立才有可能。但是到了那个时候，西藏又并不一定需要独立出去了。
我们分手了，在青年会办公室的门口，他给我们许多有关青年会的资料，和一本厚厚的有关西藏的书，但全都是英文的。我说，如果有中文的更好一点，因为你们的思想更需要让中国的干部和民众了解，让更多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有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
西藏政治犯协会
九、十、三西藏政治犯协会是我拜访过所有团体中影响最深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创办人和主席是一个僧人，他叫伊谢多登。他是参加八十年代西藏暴动而被关押的，他被 关押过二次，一共坐过七年牢，逃到达兰萨拉以后，他就建立起这个政治犯的组织。这个组织在达兰萨的旅馆区，我们在他设在旅馆内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伊谢多登是一个身材高大结实，脸部肌肉显出坚强性格来的男人。他虽然穿著一袭袈裟，但仍压不住内心的嫉恶如仇。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坐下后，他向我们介绍他的组织。他说，我从西藏逃到达兰萨拉以后，虽然得到流亡政府的许多关照，但是深感流亡政府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作为一个政治犯，不应该为政府增添麻烦。这就使我想到建立一个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样一个政治犯组织，同时作为政治犯，我们不但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