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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心架越汉藏鸿沟
按照印度教的说法，喜玛拉雅山是神仙出没的地方。九九年一月，我应邀偕妻子访问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地处喜玛拉雅山低峰中的印度达兰萨拉。九六年不再担任《北京之春》主编後，一直忙於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民运及社会活动已较少参加，但访问达然萨拉机会难得，所以权衡下来还是去了。此行的一个重头节目，是去拜访达赖喇嘛这尊许多藏人心目中的活佛。我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尽管来美国留学後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信仰的中心至今还是孔子的仁义忠信那一套。但我同情藏人的苦难诉求，尊重藏人的文化，对有机会拜见藏人的佛当然也很感荣幸。
此行除拜访达赖喇嘛外，也拜访了噶夏（内阁）主席松南多嘉、流亡政府的其他官员以及青年会、妇女协会的负责人，参观了儿童村、成人学校、难民招待所、文物档案馆、医学院、议会、文化中心（诺布林卡）、大昭寺及一处尼姑庵。
在达兰萨拉的五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第一点感想，是藏人在流亡中取得的成就值得民运去研究、学习。五九年达赖喇嘛和八万余藏人逃往印度等国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赞助，这是有利条件。但要在一个陌生、气候与家乡迥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仍远非易事。藏人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很快建立起具民主色彩的流亡政府。这个政府得到藏人的广泛支持，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来自流亡藏人自愿交来的“税＂。几十年来，在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出色领道下，藏人建立起一个包括学校、议会、民间团体在内的相当完整的小社会。印度流亡藏人的生活水平并不算高，比起印度人却要好得多。儿童村的孩子不少是孤儿。他们穿得有些单薄，玩具也比较少，但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大人也给了他们尽可能多的关照和疼爱。我在德里见到了数不清的印度乞者，在达然萨拉也见到一些，但从未发现一个藏人乞者。相比於德里和印度的其他一些地方，藏人集居的达然萨拉浑然是一片人间乐土。近年来，藏人的诉求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众多西方普通民众的支持。而在世界各地流亡的藏人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十几万，人数与以“六四＂为理由获得西方国家居留权的留学生及家属差不多，比数以千万计的华侨要少得多。
相比之下，海外民运的光景就差多了。八九民运後，国际上对民运也很支持，一些民运领袖在西方国家受到国宾式的礼遇。可是民运不久就开始滑坡。原因何在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内民众对民主的认同程度仍比较低。现在的中共当权者迎合汉人讲实惠的心态，把自己打扮成大家发财的保证人。照我们看，民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强盛的可靠保证。但民主的观念在国内至今根不深蒂不固，许多人看不到民主与自己生活中的关系。八九民运是民运史最光辉的一页，当时参与民运活动的人达到数百万。但以中国人口基数之大，这数百万人仍不过是总人口的很小一个百分比。相比之下，对“摆脱异族统治＂的诉求，藏人的认同程度要高得多。五九年时，藏人可谓“全民皆反＂。面临认同程度高低的民众，民运需要本著实事求是、推心置腹的态度，以最大的耐心去宣讲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也就是《北京之春》杂志这些年来努力的方向。
民运滑坡的另一个原因，是内斗不断，迟迟建立不起一个公认的领导核心。藏人有经营政府的经验，有传统久远的公认领袖达赖喇嘛，这是他们的优势。民运既然没有这些优势，就应当去创造条件，弥补不足。可惜的是，这方面的努力在海外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在体制方面，八三年中国民联成立时，本来开了个好头，可是八九年初的一场内斗，又创下了随意曲解章程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先例。从八九年“六四＂後不久直到九三年，我曾正式参与民联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民运内斗也未尝中断，由於“大局为重＂的思想占了上风，民联及其兄弟组织民阵基本上是能按照规则运作的。九三年那次出现了退场、退选的华盛顿大会，标志著海外民运在体制建设方面的大倒退。此後民运组织不但山头林立，而且因人 法的事例屡见不鲜，几乎到了翻手为云、覆手是雨的地步。结果大家在体制方面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有心支持民运的人因搞不清楚各组织间的恩怨高低只好敬而远之。
在领导核心方面，不但藏人有达赖喇嘛，许多国家的反对运动亦 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如南非曼德拉，波兰有瓦文萨，缅 甸 有昂山苏姬等。“六四＂後不少人希望严家其扮演一段类似的角色，但九一年我出任中国民联主席前，他在民阵中就已经不起主导作用了，而当时离“六四＂还不满两年。九二年民联、民阵围绕著组织合并问题出了严重分歧。当时正值王若望来美，我便在旧金山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议大家支持他出任合并後组织的主席。我当时并不很了解王若望，也听不懂他讲的上海话。但我觉得他毕竟是民运的一面旗帜。而且刚来到国外，没有介入派系之争，应能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当时很多人表示赞成我的提议，可是後来我发现，有的人自己另有小算盘，表示赞成是假意的。当然可能有人确实是看法变了。但一些人由拥戴变到攻击的速度太快，是不能见容於“忠信＂的。去和这种人共事、交朋友就很麻，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会翻脸不认人，突然来个“反戈一击＂。自从有了王若望出任主席的说法，对他的攻击就一波高似一波。後来王若望担任了民运协调会召集人。这本来是个虚而又虚的职位，可是九五年他又被从这个职位上拉 了下来，谁劝都没用。
正象国家需要公认的首脑一样，民运也需要公认的领袖。推举一位领袖也不是说要让他永远在位，只要能有那么几年的稳定就够了。推不出公认的领袖也不是说要让他永远在位，只要能有那麽么几年的稳定就够了。推不出公认的领袖，反映出民运的幼稚。也让人对民运是否有力担负起天下兴亡产生怀疑。谈到较有条件当领袖的人，连一些出以公心的民运朋友也会马上挑出一大堆毛病，说此人这个观点不对，那件事处理得不妥。他们忽略的一点是，许多看起来关乎原则的分歧，比起大家对民主理念的共同追求来，几乎是微不足到的。有人说中国人有九件事意见相同、一件事意见不同时，也会互相杯葛，不去合作干任何一件事。我看到民运内无谓的争吵时常想到，这个说法用到一些民运朋友身上倒是满合适。至於日常事务的处理，谁也难免有差错。一味强调甚至夸大这些差错，也是目光狭窄的表现。花些时间去帮助同志避免或减少差错，对民运要有益得多。这些关於领袖的道理藏人很明白，可是民运中的一些聪明人就是弄不懂。
现在海外民运在重演“捉放王若望＂那一幕，只不过主角换成了魏京生。一些人对他的攻击，又上升到新的高度。有人甚至附和中共的说法，说魏 京生七九年泄 露国家机密，使民运蒙羞。民运的体制、领袖问题，至今仍待解放。
我的第二点感想是，藏人在传扬佛教方面可以对中原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中共多年来对宗教的仇视是有目共睹的。范文澜在反映当权者观点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中说：“佛教是一种宗教，即是宗教就永远与真理背道而驰，只能做蠹国殃民的事＂（北京1965年版第599页）
。文革结束时，藏区的寺庙大部分遭到破坏，中原的宗教活动也几乎绝了迹。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在各地都有所恢复，基督教的发展尤其迅速。这反映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後，民众对信仰的渴望和追求。藏传佛教由於始终有流亡人的维持，是佛教中保存比较好的一支。如果达赖喇嘛去中原传教，相信很多人会接纳藏传佛教，而这对其它教派的发展也会有 所推动。
对达赖喇嘛去中原传教，不少汉人有强烈的低触情绪 。我的看法是，思想、宗教自由的理念落实到实践上，即意味著的允许 乃至鼓励各重宗教的和平竞争。我不是佛教徒，但我愿意看佛教以及其它宗教的传扬。当今世界上的主流宗教都贯穿著仁爱精神，所以宗教的发展对社会的和谐 与进步是有益的。西方国家对宗教活动给以减税待遇，也是基於这个考虑。
我的第三点感想是，中共的强硬政策可能导致中国的四分五裂。这一点，九五、九六年中共对台湾的“武吓＂就是证据。武吓的结果，是助长了台独主张的社会基础，打击了从“民族大义＂出发推动两岸统一的人土。
成吉思汗的时代早已 过去。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民意，相比之下武力征服和武力威胁 的功效要差得多。孔子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是说，想叫别人心悦诚服，要靠德政而不是武力。作为一种理想，孔子的话在民意至上的今天特别值得人们去追求。海峡两岸的统一本来有相当基础。中共九五、九六年飞弹一打，再想统一就难多了。中共再蛮干下去，就真可能逼出台湾独立来。西藏的问题也有类似的一面。由於有邓小平、胡耀邦较为温和、善意的态度，达赖喇嘛本已在斯特拉斯堡提出西藏留在中国内的构想。中共後来的强硬态度，反而使北京与达然萨拉的关系陷入僵局，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又变得遥遥无期。
我访问达然萨拉的最後一点感想是，汉藏两族人民之间存在著巨大的鸿沟，要靠爱心和智慧去架越。中共的强硬政策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巨大障碍。但即使这一障碍不存在了，由於汉藏两族间的鸿沟，西藏问题也未必应刃而解。许多汉人听到“独立＂二字便会怒发冲冠。一些人在给《北京之春》的投书中说，如果民主意味著西藏独立，那么还是民主好。在我们看来，政治也好，国家也好，都要以民意为基础，以民生为归 依。但这种“宁要统一的专制，不要分离的自由＂的不理智心态在汉人中很有市场，不是很快能消除的。达赖喇嘛在和我们会面时提到，尽管他一直愿意与汉人交朋友，但“六四＂以前甚至民运人土也不愿与他接触。
另一方面，藏人也有自己的问题。我在汉人中属於比较同情藏人的苦难和诉求的。但我对藏人的不少说法赞同。
最突出的问题，是“西藏＂一词的地理定义。我在达然萨拉看到的所有地图上，“西藏＂都是汉人有时说的“大西藏＂＇即包括汉人定义中的青海以及四川、甘肃、云南之一部分，总面积约是西藏自治区的两倍，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四分之一。我多次听藏人讲，藏人的观念里没有大西藏、小西藏之分，他们所说的西藏都是指大西藏。在谈历史时讲大西藏（这里姑用汉人的词汇）是不成问题的。我看过一些上世纪未和本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上面的“西藏＂虽然没有藏人讲的那么大，比西藏自治区倒确实大得多。但藏人并非仅在谈历史时才讲大西藏。藏人主张的西藏独立，实际是大西藏的独立。在八九年出版的《西藏法律地位》一书的前言中，流亡政府新闻与国际关系部部长洛弟嘉利说：“……本书中的各种意见均证实，西藏今天的地位是一个在非法占领下的独立国家。＂我从流亡政府得到的一本“西藏之声＂编的小册子，题目就叫“西藏：一个共产中国非法占领下的独立国家＂。“非法占领下的独立国家＂这个提法，隐含著（大）西藏独立或曰恢复独立之诉求。
这就引出了一个难题。今天在大西藏境域中生活的人，汉人多於藏人。主张大西藏独立的人，因此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独立後这些汉人怎么办。与独立宗旨相容的答案只有两个，一是让汉人当二等公民，二是把他们送回中原。我认为，这两个答案都是不能接受的。从理念上说，汉人也是人，应享有与藏人同等的人权和政治权利。中共的移民政策与大西藏汉人人口的增加有直接关系，但移居的汉人本身是无辜的。从感情上说，作为一个汉人，我对汉人的命运当然关心。几年前一批福建农民乘“金色冒险号＂非法来美时，我和一些朋友还出於手足之情为改善他们的境遇呼吁。如果有人要区别对待已在大西藏扎下根的汉人，我当然无法赞同。
我以前和现在都不希望独立。但我在思索後意识到，一个主张民主的汉人，只要接受民族自决的原则才能自圆其说。反对民族自决的原则，逻辑上的终结便是诉诸非正当强力，也就是对民主的异化。不过，要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落实成一个可操作的方案，有不少具体问题需要讨论。九四年我曾在《北京之春》发表过“关於西藏和民运的民族政策＂一文，试图将自决的原则具体化。我的结论是，应当“允许西藏、新疆这两个地区自决。如果公民投票（按：指不分民族的投票）赞成独立，则允许独立，条件是：一、新建国家里的人权（尤其是汉人的权力）有切实保障；二、接受现有边界（按：指自治区边界）；三、中国的战略利益得到照顾。对留在中国内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允许高度自治。＂我现在仍认为这三个条件是合理的。
就西藏而言，我提出“接受现在边界＂，是因为自治区境内藏人仍占绝大多数，有实行民族自决的条件。而在大西藏实行（藏人）民族自决，就缺乏条件了。我在同一文章中指出：“中共做了许多对不起藏人的事，但这个责任不应让那些被强迫送到藏区汉人承担。有些事情尽管不合理，但既然已经发生了，要想完全彻底地消除其影响就象想使时光倒转一样，是不可能的。＂有人提出，既然是民族自决，为什么汉人也参加投票？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民族自决权是人权的廷伸。行使人权，条件是不直接损害他人的权利。同样，行使自决权也不能直接损害他族成员的权利。
有些同情藏人的文章，对藏人是否有自决的权利避而不谈。又有些赞成自决的文章，对边界问题避而不谈。其实，真要解决西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无发避开的。
或许有人会说继续提大西藏独立的诉求，与中共谈判才有筹码。我的看法是，藏人没有说服汉人接受大西藏独立的任何可能，因而直接、问接地坚持这个诉 求只会强化汉人的反感，是不明智的。
在同达赖喇嘛的交谈中，我发现他是很现实的。达赖喇嘛很明确地表示，如果藏人能真正自治，不独立也有很多好处。我赞赏达赖喇嘛的这一立 场。达赖喇嘛多次提到解决西藏问题要走中道（中间道路）。我在赞成之余，还认为“有条件的自决＂（加上自治区以外藏区的自治）是初始的中道，而“自治但不独立＂或可成为较理想条件下的第二段中道。
既然谈到了藏人的诉求，就不妨再多几句。中共当局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并以此证明西藏不能独立，这当然是荒谬的。历史上怎么样，并不能证明今天该怎么样。但我在达然萨拉发现，流亡政府在宣传中对历史同样谈得太多。流亡政府的小册子《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就用了很大篇幅讲西藏与唐元明清各朝关系。其实，历史上的归属，是很难讲清的。一些西方人写的历史书，与藏人自己的讲法就有很大出入。依我看，藏人在争取自治、自决的斗争中，只须强调以下三点：一、藏人的语言、习俗、宗教与汉人不同。二、藏人曾在拉萨有自己的政府，五零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处於实际独立状态。（这里讲“实际独立＂就够了。如果讲“法律上独立＂，也会引出不必要的问题。比如藏人常将中国政府曾与英国、西藏政府以平等身份参加过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会议，作为中国间接承认过西藏独立的证据，并将英、藏签署而中国拒签的协议，作为国际上承认西藏独立的证据。这些说法其实是很有问题的。首先，英、藏签署的协议规定中国为西藏的宗主国，这一规定仅因中国的拒签才未生效。换言之，协议表明西藏是愿意接受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的。其次，协议也规定将“内藏＂和“外藏＂区别对待。最後，英国对西姆拉会议的参与甚具强权色彩，对此汉人是普遍反感的，因为历史上英国曾倚仗洋枪洋炮攻杀过汉人。）三、过去五十年里，藏人在中共统治下受尽了苦难。把自治、自决的诉求建立在对历史的特定解释上，就难以获得汉人的认同，同样是不明智的。
还有，藏人在与其他少数民族力量联合时，尺度要把握好。各少数民族的人权当然都应得到尊重，但在自治、自决的条件方面，各族有根本性差别。我从流亡政府得到的一本《共同声音》，是九二年由“东土耳其斯坦、蒙古、满洲和西藏各人民联合委员会＂编的，其编辑和助理编辑都是藏人。按照刊物的说明，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实现以上国家人民的目标建立的，委员会以达赖喇嘛为知导力量和共同发言人＂。这里“以上国家＂的提法，我认为是伤害所有汉人感情的。说西藏是个国家还有所依据，但“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和蒙古（这里明显是指内蒙古）早已算不上国家，而且历史发展到今天，内蒙古已是汉人占多数，连（蒙）民族自决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至於满洲，三、四十年代确实有过一个国，不过那个“满洲国＂是靠日本人的刺刀建立的。满洲国的建立，逼得许多汉人流浪到关内，我的祖父就是那时被迫抛离在吉林的妻儿随国民政府南撤，最後跑到重庆的。我赞成藏人在争取基本人权的斗争中与其他民族联合起来。但藏人以任何形式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与满洲国或内蒙古国联系到一起，都至少是十分不明智的。
我认为，在争取汉人同情方面，藏人应向台湾学习，九八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访间大陆时，提出两岸统一要以大陆的民主化为条件。这个说法区分了中共当权者与大陆人民，对争取大陆人民的认同十分有利。中共当局不敢象反驳大西藏独立那样反驳辜振甫的说法，因为反驳的结果只能是暴露自己专制的本质。流亡政府尽管人力有限，还是应能坚持将中共当权者与广大汉族民众区分开来的。作为朋友，我期待著流亡政府在这方面的成功。反对中共专制的斗争，只有以汉人为主体才能成功。
（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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