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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和进步
大约两年多前，明镜出版社的负责人何频先生告诉我，他们从国内获得一部好书稿，是北京一位作家以前後十次赴西藏的实地调查後写成的，说对认识西藏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框架，记得当时的书名是《十进西藏》。最近，明镜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时，用了《天葬：西藏的命运》（简称《天葬》）的书名，这实际上是一个长达四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承蒙出版社的厚爱，在正式出版前，我有幸读到这本书的几个章节，的确有一种先睹为快的感受。
王力雄祖籍山东，一九五三年出生於长春，父母都是共产党干部。文化大革命中，王力雄曾下乡插队，一九七三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学习，毕业後先後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湖北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一九八○年脱离现有体制，以自由职业者身份从事写作。王力雄一九八四年三十一岁时登上黄河源头，乘自制轮胎筏子，在黄河上漂流长达四个月。《中国青年报》对於他的特立独行作过报导，而後引发了数起漂流黄河、漂流长江的潮动。到写《 天葬》时，王力雄总共十次进藏，据介绍，他不仅走过西藏自治区，而且走遍了包括 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境内的所有藏区。十几年来，他在藏区的时间累计近两年。
王力雄认为目前各种关於西藏的著作大都逃不开两种局限；一是立场的局限，大凡涉及西藏的历史和政治，不是站在达赖一边， 就是站在北京一边，界线分明，彼此阐述的事实和解释也相互对立。这种强烈的预设立场，不仅令读者和听众对其观点和叙述感到可疑，也造成了当今世界对西藏问题认识与评价的混乱；二是经验的局限，由于中国当局几十年一直对西藏实行封闭政策，中国以外的人士几乎没有掌握西藏第一手全面情况的可能，只能凭籍间接材料写西藏，而间接材料因为上述立场的局限而往往不足信，当然也缺乏坚实基础。
多年来，王力雄一直在从事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研究，其间感到民族问题是无法绕过去的，而西藏问题所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又是一个重要方面。经过长久的困惑，他终於感到需要超越那些现实矛盾，站到俯视他们的高度，将它们视为同一事物之内的不同侧面，从而对它们进行整体的综观和分析，才能最终找到避免分裂和摇摆的新思路，有评家称赞，王力雄提出了一个全新框架，包容了西藏问题的各个方面 ，使得以往 尖锐对立的不同立场，在其框架中成为『硬币的两面』得到统一。这是有关西藏问题研究的一个突破性尝试。』
据北京一位熟悉王力雄的朋友介绍，《天葬》这本书，王力雄『前後写了三年，四易其稿，的确是一部心血之作。』王力雄自称，自己无意把这本书写成一本学术著作，也不指望在这本书中找到关於西藏的什麽真理，更不是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药方』。按照这本书所遵循的脉络和逻辑，西藏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而且那无解有一种宿命式的必然。作者的本意是：展开一幅西藏画卷，让你随他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醉的历史与现实中遨游。几百万人民与神灵鬼怪共度了千年宁静，现在正被轧进那片高原的历史巨轮所震荡。
王力雄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间存在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当年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的时候，跟随他出走的藏人仅八万之众，而共产党却掌握著强大的国家政权、武装部队和宣传机器。三十年过去了，达赖喇嘛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和西藏的声望越来越高，倒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及其西藏政策，不时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其中的原因在王力雄看来主要是『达赖喇嘛的人格很高尚，也很有魅力，又是国际活动家和利用西方媒体的大师，自然就在西方世界获得很大成功。多年来，中共在国际社会形象一直不好，宣传又失策，有很明显的说谎和欺骗，自然就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对於被中国官方描写成极端野蛮、残酷的西藏农奴制，王力雄认为，『西藏的宗教是讲慈悲的。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当年大多数领主和农奴主对下面的人基本上是和谐的。在西藏有这麽一个现象，那就是，虽然它是阶级社会，但是却是一个没有阶级门争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协调与整合是靠宗教来完成的。受苦人认为，自己受苦是命中注定的，这辈子受苦是为了下辈子的修行，所以他甘心忍受这辈子的苦。而那些上层人士一般认为，我这一世要积德，不做坏事，下辈子才能更好托生。』在王力雄眼里，藏人的阶级关系远比汉人的阶级关系和谐。
目前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王力雄，他的这些观点与中共官方的口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时间上的巧合：中共最近也发表了一份官方的『西藏问题白皮书』，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又把第十二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给了达赖喇嘛……这些在客观上给关心西藏现实和前途的人，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人，提供了一个多元视角。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学者当中，独立研究西藏问题或正在撰写西藏问题著作的还大有其人。在西藏这麽敏感的问题上，知识分子突破当局的垄断，勇於发表独立的意见，多少体现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和进步。
王力雄是近年来在北京比较活跃的自由作家，在『六四』後的第二年，他写作的中国政治预言小说《黄祸》，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震憾，似乎也在当今中国文坛『垫补了一个空白』。在我的印象中，至少是我在看了《黄祸》之後，才读到《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的政治幻想小说『未来中国的三种结局』。《黄祸》是明镜出版社成立後所出版的第一本书，甚至也可以说，这个近年来以出版中国大陆政治读物闻名遐尔的出版社，就是以出版《黄祸》起家的。
前年，当《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滥觞 於神州大陆的时候，王力雄与明镜出版社再度合作，出版了一本《中国如何面对西方》的论文集，这是王力雄与北京的二十一位学者一起合作的结晶，以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拨开迷雾，给中国大地吹去一丝清醒的空气，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阐述未来中国走向。这次出版《天葬》，可以看作是他们的第三度合作。
《黄祸》出版时候，因为顾虑『六四』後中国的客观环境，出版社给作者起了『保密』的笔名，这次明镜出版社以公开『保密』者就是王力雄的做法，来引起读者对 新书《天葬》的注意，实际上是把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定在一个相当高 的起点之上，相信会收到相当的效果。同时，这似乎也表明北京的环境条件与当年《黄祸》出版的时候，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我也不得不指出，这种变化是非常有限的，尤其与中国社会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成比例的，《黄祸》在中国国内今天仍然是禁书，《天葬》这种作者标榜是立场独立的调查报告，也仍是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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