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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解决的契机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门事件,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六月的学生和平示威 ,虽然以悲剧收场,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也在中国社会幻灭。由于六四已经引起全球抗议,东欧各共产国家面对广大的示威群众不敢再以武力镇压,於是纷纷被迫下台,前苏联在这一波民主运动中也跟著解体。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人士在电视上看到坦克开上长安街驶入天安门广场时,意识到发生在拉萨街头的事也一样会发生在北京市区,和平示威的北京市民与学生一样会像拉萨市民与喇嘛般遭到无情残酷的军事镇压。由于六四事件,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藏人了解到在中共政权下,争取自由的藏人与争取民主的汉人,其命运是一样的。 天安门事件中国各大城市和平示威群众流的血,间接促成了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达赖喇嘛。同时也相当程度地化解了流亡藏人与汉人的仇恨。自一九五八年共产党挥兵入藏、达赖喇嘛出走以来,基本上流亡藏人与汉人是不太往来的。因为流亡藏人心中积累了太多仇恨。翻山越岭爬过世界屋脊的千万藏人死在路上,幸存的十几万藏人每个都有一段血泪史。虽然以慈悲为怀的达赖喇嘛多年来总希望以宽恕的心化解藏人对汉人的仇恨,却并不是很成功。但六四之後许多流亡藏人终於体会到西藏问题不是汉人压迫藏人的问题,而是共产党专制政权错误政策的问题。与此同时,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基於自身的遭遇,也开始能够理解体会流亡海外藏人的心情与诉求。双方接触以後,很快就接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海外 汉藏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近几年的对话交流,在一起探讨未来中国的民主前景以及西藏地位的问题。 海外汉藏交流不仅限於关心中国未来以及西藏问题的汉藏知识分子。海外汉藏佛教的交流也日见频繁与扩大。过去藏传佛教与中原佛教各行其是,彼此不大往来,近些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九九六年七月达赖喇嘛首次在美国华人社区举行了二千多人的大型法会。这是达赖喇嘛出走海外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次年达赖喇嘛走访了台湾,举行法会的规模更大,与会的人更多。台湾地区近一二十年来佛教徒由数十万激增至数百万,其中不乏著名的政商界人士。许多西藏的喇嘛被邀至台湾讲经弘法。达赖喇嘛访台是最高的造访。监於台湾地区佛教的蓬勃发展,今後与藏传佛教人士的交流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达赖喇嘛离开西藏至今已四十年,回返西藏的日子,似乎仍然遥遥无期。但是达赖喇嘛的心情不因出国近四十载而郁郁不乐,反而日见开朗。这固然与他本人达观乐观的个性有关,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藏传佛教想不到在他流亡期间却在全世界大为盛行。达赖的信徒以及崇拜者遍布全球各地,其中有许多西方知名的演员人士。前苏联解体後,蒙古沿著中苏边界的一些小共和国以及西伯利亚,喇嘛教也日益复苏。达赖喇嘛虽然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却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多的信徒。政治上的失利换来了宗教上的得。论历史上的成就,他之前的十三世喇嘛,以及十世班禅,没有一位比得上他。佛教徒在台湾倍增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因为佛教在中国有上千年的根基。举凡中国的文学、哲学、小说、戏剧以及民间信仰习俗,无不深受佛教影响。相对於佛教而 言,基督教、天主教、固然挟西方的优势文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而来,但历史与根基都浅得多。虽然不能说信仰西方宗教与崇拜西方文明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有关联的。当台湾地区的经济、科技水平渐渐赶上西方时,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与兴趣也逐渐抬头。当一般家庭开始用国画、书法、明清家具装饰客厅,将重印的古籍、介绍中国历史文物、风土人情的出版物摆上书架时,佛教就不可能避免地回到了中国社会生活中。 当中国大陆的经济生活改善、国际地位提高,自信心恢复时,佛教也会日益盛行。未来一、二十年,中国佛教徒的数字可能会发展到数千万,甚至上亿人口,以佛教徒的数目而言,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佛教大国,对这种可能的发展,达赖喇嘛不可能看不见。 西藏与中原相去千里,又是世界屋脊,交通极为不变,人的往来、物的交流都十分困难,与中原关系的维系,主要是靠宗教的力量。清朝一代,以东北关外少数民族既要拉住西北的蒙古,又要笼络西南的西藏,主要的维系力量就是靠喇嘛教。达赖喇嘛在清朝王室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是维系藏人的主要因素之一。 达赖喇嘛传说中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世音菩萨是汉人所熟悉及崇拜的菩萨。观世音菩萨的伺奉地 - -五台山 - -是藏传佛教的圣地。自古以来五台山上有几所寺庙,传统上一直由西藏来的喇嘛主持。两年多前,当严家祺、张伟国先生与我和达赖喇嘛在洛杉矶会面时,达赖喇嘛即表示了他想赴五台山,这是十分善意的表示,是要重提过去西藏与中原的关系的表示。北京当局理应善意、热切地回应。 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华人社会中,佛教的蓬勃发展以及未来中国的佛教复兴的可 能性,使得达赖喇嘛在赴五台山的突破不下於回布达拉宫。而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又提供了西藏问题解决的另一种可能方式。虽然流亡藏人从事独立运动多年,但以中国今天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国际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敢在实质上帮助西藏从事独立运动,当独立的可能性越来越遥远,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式的高度自治模式给达赖喇嘛以一个新的希望。如果北京当局能给西藏类似於香港的待遇,我想西藏问题马上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关键完全在於北京当局愿不愿、能不能给西藏相当於香港的待遇。看来今天北京当局是既不愿、又不能、且不敢的。但这并不等於不能在香港的高度自治与西藏有名无实的形式自治间找到一个折衷起始点。以後一、二十年间阶段式的以双方同意的方式,逐步提高自治的尺度。未来中国民主化的走向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二十年间由乡镇、县市而逐步达到省一级的民选自治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西藏只是要与内地同步,二十年内达到香港的自治程度并非不可能。 西藏问题的解决,对北京当局或许并不迫切。但是今天新疆的形式却十分严峻。 维吾尔族的分离运动远比西藏的独立运动更为暴力血腥,且与回教国家有著密切的互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境内有独立运动。比较起来西藏的独立运动是十分和平的,这与藏人信仰佛教以及达赖喇嘛的领导有关。达赖喇嘛本人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但是年轻的流亡藏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今天达赖喇嘛是以他在藏人之中崇高的地位,坚持他的非暴力路线、以及非独立而是高度自治的诉求。达赖喇嘛已经六十多岁,而西藏问题的解决可能要历时一、二十年。这段期间,一旦达赖喇嘛过世,则既无谈判对手,又无约束力量,西藏局势的演变如何实在很难说。如果达赖喇嘛不在,西藏独立与新疆分裂分子合流,新疆、西藏两处烽火四起,局势将更难收拾。换而言之,西藏问题长久拖下去,未必会有事缓则圆的理想结果。 中国方面虽不急切立即解决西藏问题,但是目前整体大形势有利於解决西藏问题。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四个问题中,香港已顺利回归,澳门根本不是问题,台湾已正式对话并上了谈判桌,西藏迟早要走上这一步。中印边界现在相安无事。中印关系现在也还可以。国际上比较关键性的国家,除了印度之外,就是美国。中美关系现在十分良好,克林顿总统甚至主动介入促成江泽民与达赖喇嘛见面。自从达赖喇嘛出走成立流亡政府以来,中国政府最大的恐惧是外国政府资助西藏流亡政府进行独立运动,如果美国政府领导人能澄清这方面的疑虑,将大大有利於西藏问题的解决。克林顿总统虽然有意像介入以巴谈判一样促成达赖喇嘛与北京的和解,但是基於美国的国际利益,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张西藏牌。一方面他固然不希望西藏问题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希望达赖喇嘛很快向中国政府靠拢。但由於他个人性丑闻的困扰,他极力想在外交上有所建树,遂主动介入西藏问题。不过克林顿的介入,即使仅仅促成江泽民与达赖喇嘛的见面,这已经是了不起的突破了。 无论如何,西藏问题是否有突破性的发展,主要关键在中国。如果以当年中国的政经形势面对美国,邓小平都能很大胆大方地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构想。中国当今的政经军事力量面对达赖及其流亡政府,该是更为有恃无恐,应该可以更宽、更松、更厚了。如果江泽民今天能以接待辜振甫的态度接待达赖喇嘛,以对待香港的尺度对待现在,那西藏问题必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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