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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
民族问题的两重性
当曾经威胁世界安全的冷战消失後，仍然徘徊于世界的则是由民族问题引起的纠纷和战争。在欧洲，旷日持久的南斯拉夫内战刚刚停息，又有人说米洛舍维奇在选择下一个攻击目标，这场持续了八年的内战是否真的停息了，目前做出结论似乎还有些早。
已经停战的国家，例如俄国与车臣的关系仍然潜藏著许多危机，不知什麽时候，谁扔上一个火柴就可能又引爆出什麽。刚刚结束的北爱尔兰和平会议又再度搁浅，这个困扰了英国几十年的问题看起来虽然面临结束，但实际上什麽时候完结现在还是未知数。
在非洲，赞比亚的内战正在进行中，而前两年让联合国感到头痛的索马里的情况也并未完全好转。
在亚洲，印尼虽然理论上承认了东帝汶的自决权，但亲印尼的民兵组织进行的谋杀、袭击使得和平不可能真正到来。在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历史冲突新近又再一次爆发。
在中国，除了大陆和台湾之间随时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外，民族问题，这一始终使中国感到困扰的问题并没有随著经济的进展而得到解决。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几乎都相信，当某种高压缓解或真空出现时，这个问题将不可避免的爆发。
大多数国家民族问题的形成及历史渊源都和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有著密切的关连；当然也和地缘政治、各种经济、政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解决起来则显得困难和复杂。
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民族问题上是选择对话、和解，还是暴力、压迫，这是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当俄国和主张自治的车臣在激战的时候，捷克和斯洛伐克却经过协商，平静的分手了，没有人为此而哀号。当加拿大的魁北克人主张独立时，加拿大人尽管反对独立，但并没有采取行政的，或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而是通过热情的呼吁，通过说服使得魁北克人继续留在加拿大。最后当加拿大人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时，多数魁北克人愿意留在加拿大，使独立成为泡影。事实证明，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依靠对话，由对话达成的和解会带来长久的安宁与和平，反之暴力方式只会带来暴力。
在中国的政治中，民族问题是敏感问题之一。虽然在目前的高压政治中，它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但是任何环境的变化都会导致问题的爆发，就象暗中跃动的火山，没有人能预测它究竟什麽时候会破土而出，人们也许还记得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曾使一个文明完全毁灭。
中国自秦统一後，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一直连绵不断。至今被视为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并被列为世界遗产的万里长城，实际上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而建造的。在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汉族王权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一种防御的态势。尽管如此，汉民族至少经历了两次被少数民族彻底征服的命运。
至今谈起往事时，国人聊以自慰的是汉文化的“博大精深 ＂，无论什麽外来民族，一入中原就被同化了。这倒也许有点道理，比如统治中国三百年的满民族，如果不越过山海关，今天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国家了。蒙古若不是共产党（苏联和中国）强行分裂出去，今天世界上不会再有曾经征服过欧洲的蒙古共和国存在。
在中国的历史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史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有时也成了国势盛衰的标志，例如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国势强盛时就发动征服匈奴的战争，稍衰就采用安抚的政策（和亲）。征服战争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防卫，以保持边境的安宁。因此汉政权与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大多数时间只是维持著宗主国的关系，并没有实行实际的统治。
今天受世人瞩目的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历史上也是这种宗主国的关系（地位和朝鲜、越南相似）。西藏问题之所以国际化，和中国对西藏的政策与做法是分不开的。
西藏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充分自治的社会，有著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中国对西藏比较直接的干预是在清初派兵击退了廓尔喀人的侵略後，才派出了驻藏大臣，但这种形式形同虚设，驻藏大臣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代表，丝毫不能影响西藏宗教政权的统治能力。国民党执政时期，也只是维持了和清朝同样的形式，并没有干预过西藏的自治。
真正使西藏发生彻底变化的是共产党政权，共产党结束了西藏的自治状态；将历史上中国对西藏的间接统治变为直接统治。
如果共产党能严守1951年与西藏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话，也不会出现后来的诸多问题。《协议》规定：“中国当局将不改变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也不改变达赖喇嘛已有的地位、职能和权力，各级官员原封不动＂“中央当局不强制在西藏推行各种形式的改革，西藏地方政府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革，当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他们应当通过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些看起来和平的条款如果有诚意的认真遵守，是不会发生后来中国与西藏间的战争及由此引起的藏民大逃亡 。
达赖喇嘛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藏族领袖，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除了和平与非暴力的主张外，他也是个非常 智慧的政治领袖，虽然他主张：“西藏的前途 西藏人民本身应该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权威。＂（ 1988年发表的有关西藏和平的五点建议），但是近年他始终主张西藏追求的是充分自治而不是独立，他要求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他是一个顾忌现实的政治家。
目前执政的共产党不仅应该总 结和反省执政五十年来对中国国民犯下的各种错误（有的是罪行），也应该认真总 结在民族问题上犯下的错误。用和平代替暴力，用对话代替对抗，实现民族和解，使中国各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能共同生存、和睦相处。这恐怕是使民族问题得到“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
---原载日本《二十一世纪新闻》旬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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