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藏人如是说
不同的语言和两个民族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把同在西藏的中国人和藏人分割在两个不同世界，使在西藏的中国人无法了解藏民族的欢乐、痛苦以及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
旧西藏是什麽样的社会
在《中国时代》今年第二期上看到『西藏独立战鼓隆隆』专栏中的文章，其中大部分作者都是以中共对西藏的定义，即最『野蛮、落後、愚昧、残酷』为前提的，有的虽没这样说，但意思差不多。中国知识分子已不相信中共宣传，但是不是真相信中共在西藏问题上说了真话？中国人一直以近代史的受害者自居，当中国知识分子突然面对已被封闭多年的对西藏的侵略和在西藏犯下的毁灭西藏民族、文明的事实时，自然感到难於接受、正视。
事实上，西藏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旧西藏也不是中共所言那样黑暗、野蛮、落後、残酷。讨论最好以具体事实，而不是形容词来说明旧西藏，如果能将范围稍扩大一下，将旧西藏与中国的社会包括国民党、中共统治时期等比较则最好，因为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我并不想为旧西藏『歌德』，作为一个藏人，更能够体会旧西藏的制度和她的不公正、愚昧、闭塞等。只是相对於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旧西藏还算要好得多。
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最没有资格非议旧西藏人权或自由的，其实就是中共和红卫兵，他们对西藏民族、对西藏文化的摧残暴行真是罄竹难书，比起他们，旧西藏不过是小儿科：将一些强盗拉到街上以鞭子抽打并戴枷示众几天，这种古老的惩罚方式，在当时情况下是为人们所认同的。整个西藏只有两座分布别能容纳几十人的监狱，而这两座监狱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是空著的。
在旧西藏，统治者除了徵税而外（视地区不同而有轻重差别，我曾经耳听到过许多藏人说建立了人民公社，我们才知道旧西藏的劳役赋税已经是相当宽厚仁慈了），并不会控制你的思想，提倡宗教是一回事，但你不相信也没有强制，很难想像会动用国家力量强制你每天搞『早请示』『晚汇报』，你完全可以信其他的宗教，并且结社自由---西藏原来几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潮，有的仅仅是一些宗教思潮，其中包括几种佛教教派、苯波教、有几万名教徒的伊斯兰教和只有少数人的基督教，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宗教团体。
西藏是一个几乎没有多少武力却能维持统治的国度，在西藏历史上，三大寺几千僧侣对政府搞颠覆成功的例子并不少，因西藏没有军队（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才有正规军），所以几千名僧侣就可左右政局，，这不是什麽好现象，但由这个事实说明专政力量对人民的控制是多麽微弱。
西藏被中共称为 封建农奴制，其理由是西藏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自由迁徒，如此说来，中国人不是在比西藏更严厉、而且是无条件的农奴制下生活了几十年吗？ 我指的是人民公社和中共的户口制度。
西藏的社会阶层
在历史上，土地一直是创造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而西藏又是一个土地完全由政府所有的----用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土地的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西藏政府一切运作、开支和社会经济活动等都是以土地政府所有为基础的，政府将土地租给百姓，或拨出一定土地给西藏政府的官员作为薪俸地，给一些寺院作为宗教开支用（寺院和官员再将土地租给百姓，由于政府以免除这些土地的乌拉差役。中共大肆宣传说，三大领主无偿让人民运送物资，即乌拉差役，其实这种乌拉差役是有偿的，那就是土地的使用权：你拥有的土地越多，所要支应的乌拉差役也就越多，你拥有的土地越少，支应的乌拉差役也就越少如果没有领种土地，就不必支应任何乌拉差役，这种乌拉差役是以天数计算的，所以劳动效率极低。以提供政府所需物为前提，从政府手中（或从官员、寺院）接受土地，包括十三世达赖喇嘛组建军队，其官兵亦是以拨给土地作为服役条件的。由于土地『公有』，除了特许，不管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不交纳劳 役地租的土地，西藏政府的许多公告中就谈到自己开荒的土地三年免除租税，以後就要按面积交纳。
还有一些贵族，由于其祖先的功勋或其他原因，取得政府拨给的土地，并获得政府或达赖喇嘛赐予的免税执照，从而坐享收获等。贵族之贵，并不完全在血统，而在於官位，而官位不是世袭的，虽然可能有人会宣扬自己的血统，但一般而言，藏人受佛教『众生平等』的影响，并不承认血统贵贱。那些所谓的贵族，如果没有人在政府任职，就不过是一般乡绅而已。如无免税执照，其接受的土地，仍要向政府支乌拉，纳赋税。
人民公社社员都渴望摆脱这个枷锁，但差巴（差巴，即支差纳税者的意思，也即被称为『农奴』者，其实後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划为中农、或富农、或领主代理人等）很少有人愿意离开自己领种的耕地，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较高的，相当於正式公民，生活有保障，其中有相当富裕的，他们只要能够应付这些劳役，就比他们的社会地位还要低的就是自由民，他们是不拥有土地的人民，被称为『堆琼』，即小户人家之意，中共在谈到他们的迁移自由时，要麽不置一词，要麽就暗示与差巴没有什麽区别。其实没有接受政府土地的自由民可以自由外出，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如果仅从自由的角度而言，他们是最自由的，西藏政府在统计人口时并不把他们计入，因为他们不纳税、不支应乌拉差役，一般情况下他们占西藏人口的一半左右（这其实也是中共叫让西藏自治区五十年代初只有百万人口----西藏政府报一百万，中共估计一百二十万以上的来源，因为西藏政府在说明其所辖人口时，根据习惯只报领种政府土地并向政府支差纳税的差巴人口数），从社会地位而言，差巴是看不起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一般较贫穷。但在一些地区，由于处在交通沿线，这些自由民有时并不愿意当差巴，但在一些地区如不在交通线上的，则很难有成为差巴或者说农奴的机会。
乌拉差役.农奴买卖.高利贷
由于差役乌拉实际上没有形成统一，造成各地区间或交通线与非交通线之间畸重畸轻现象，因此在交通线上有许多村庄的农民逃亡事件。西藏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只要从某县逃到另一县，就很难找到。其中以康区国民党统治区逃亡西藏政府统治区的占绝大多数，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藏人要承受两种差役，一是原有的，另一个则是国民党来了後增加的，中共的社会历史调查中称其比例是国民党的占百分之七十，西藏原有的占百分之三十。中共老是强调西藏人民承受著沉重的乌拉差役，但从这里却反证出国民党的赋税差役要远远多於西藏政府或『三大领主』的。
中共有许多文章谴责乌拉差役，但考虑西藏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似乎是一种较合理的选择，中共进入西藏後宣布废除乌拉，因为他们很快修通了公路，不需要人背畜驮，在修建公路过程中，虽通过西藏政府徵调乌拉，却给予劳动好的人超额的大洋作为统战手法，但过了一两年，中共就没有这样大方了。约一九五四年，由于黄河上游泛滥，交通中断，中共就以旧西藏例向我们家乡（现青海玉树）的人民派乌拉，，人民以部落、村为单位，赶著自己的牛，带著口粮前往果洛，途中要走一个多月（汽车一日程），在那里，屠宰自己赶来的牛，用牛皮制成牛皮筏子，配合中共的汽车垫船，从几里宽的烂泥滩中运送物资到河西，然後再驮运至结古，前後近半年，未得中共分文，只是在黄河边停留期间发了一点食物，作为口粮当然是远远不够的，那些为制作牛皮筏子屠宰的牛，要由全村人凑钱赔偿。可见在公路不通时，中共除了徵调 他已宣布废除的乌拉，也想不出其他的高招。
中共将一些正常的现象也要生拉硬扯到『农奴制』上，如中国政府的调查人员到处搜集农奴被买卖的证据，如某甲把一块土地转让给乙，耕种这块土地的『农奴』也随著这块土地一起被转让出去，『反映了一种买卖奴隶的残余影响』。其实，这和农奴是不相干的，因为双方转让的仅仅是土地，至于人，一般而言兵变会因此有什麽得失，他还是继续租种土地。就像一个工厂，今天的主任是丙，明天变成了丁，工人也就随著工厂转让了出去，能说这些工人被出卖了吗？
再说借贷，这是中共经常指责的一点，高利贷是西藏借贷的特点，政府贷出的利息虽低，但数量很少，许多贵族从政府借粮後贷给百姓（利息一般是借四还五，借五还六，也有少数比这还低的），其中的剥削是无可置疑的，但在西藏特殊环境下，这种借贷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西藏的寺院是主要的借贷者，一些研究者称西藏寺院为西藏社会的『蓄水池』，丰年他们蓄积大量粮食，灾年人民可以通过向寺院借贷以解燃眉之急，由于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甚至生产工具等都是属于政府或是附属於土地的，所以，一般百姓中多有负债者，但他们很少知道究竟欠了多少，也不关心，由于不愁借不到粮食，所以饿死人在西藏是闻所未闻的。在西藏，几乎没有中国农民在年三十因逼债逼得家破人亡的现象出现，西藏农民和政府或是土地出租者之间的矛盾是相当缓和的，极少出现激化的现象，其中佛教的慈悲与怜悯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懂藏语如何了解西藏？
《西藏人如是说》作者邓明海和徐明旭先生口口声声去过西藏，了解西藏，邓先生文中还有一个在西藏的中国人吹牛说：『我们比所有西藏以外的人，不管是中共统治者，还是国际人权门士，甚至达赖喇嘛本人都更了解西藏。』真是如此？首先请问许先生和邓先生，你们以及那些感到委屈的中国人懂藏文藏语吗？绝大部分在西藏中国人都不懂，何况徐先生在西藏不过短短四年而已。不懂西藏语言而妄称了解西藏，并以西藏专家的架式指点山河，不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吗？
西藏没有新闻、言论自由，人们通过官方媒体看到的全是经过美化或修理、甚至完全编造的东西（特别是中文媒体），许多时候，甚至那些提供信息者本身对西藏也不甚了了，中国人常指责外国人走马观花不懂西藏，是有点道理，但在西藏的中国人与这些外国人不过五十步笑六是步，彼此彼此而已----有时甚至不如老外，因为老外有条件了解中藏两面说词，而中国人听到的仅仅是极浅薄的一面之词）。
如果不懂藏语，你住在西藏和住在北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你看到的电视新闻、报纸等一切中文的信息都是中共精心『整理』好的，所以，徐先生在未去西藏前虽对西藏一无所知，但仍可以在西藏轻松地编辑刊物，因为这些中文报刊与真实的西藏并没有什麽关系，在这类报刊新闻中，所谓西藏的特点除了高山反应、气喘还有就是以猎奇心态作知的鸟葬、一妻多夫、迷信等，除此就是恶意贬低（西藏）和赞美（中共）那一类家常便饭了（有些中文作家专靠兜售猎奇故事赚钱争名，徐先生不喜欢的扎西达瓦是中藏混血儿，出生和生长在中国，返回西藏後不懂藏语，全靠编造一些离奇的所谓原始血腥题材取悦中文读者）。
不同的语言和两个民族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把同在西藏地域上的中国人和藏人分割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使在西藏的中国人永远无法了解西藏民族内心深处的欢乐、痛苦以及由佛教文化衍生的民族心理和这个民族通过佛教哲学而产生的价值观、慈爱观等等。就像班禅喇嘛所讲的『西藏人兜里揣著三套话，一套是会议上用的，全是伟大、光荣那一类；另一套话是对一般人讲的，都是牢骚；还有一套话是给知心朋友讲的，那时就会大骂，有些话甚至是非常反动的』（班禅喇嘛於一九八九年圆寂前在扎西伦布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的内容，第三套话则完全是闻所未闻。
达赖喇嘛代表团访问西藏时，就有许多自以为了解、甚至精通西藏的中国人的精彩表演。在代表团未至拉萨之前，拉萨的中共官员告诫人民『不要向代表团吐口水，扔石头』，还向上级保证西藏人民经过三十年的教育，『阶级觉悟空前高涨』；结果，却是人民蜂拥而来欢迎达赖喇嘛代表团，不顾军警的阻拦，哭诉心中的苦难等（这就是中国官员以前闻所未闻的第三套话了）。
在西藏的中国人长期强制人民说假话，到後来连他们也相信了。至于对西藏民族特殊的价值观、慈爱观等较深刻的问题，自以为先进、高级、文明的在西藏的中国人几乎不屑了解，也根本就不懂。现在虽有《西藏研究》《中国藏学》等机构，但那完全是以证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使命的政治机构。即使研究宗教仪式、舞蹈及风俗习惯等，也定会从中生拉硬扯、捕风捉影地考证出一些中原文化向西传播的故事。
由于代表中国文化的官员对西藏几千年历史的深奥文化采取不屑一顾、蔑视的态度，并以暴力试图将其消灭之，使中藏民族间的心灵世界处于相互完全绝缘的世界里，才会有上述中共官员吹牛现形记。
现在又有人在海外声称了解西藏，其实这些人除了官办中文刊物外，几乎没有任何的信息来源，在官办中文报刊中，你永远不可能看到真实的西藏（说句较难听的话，徐先生在国外写的大量文章，除了中共宣传---当然经过了改头换面、重新组装---真的还有什麽在西藏以外靠看中共报刊而不能知道的内容吗？他讲得其实中共已讲了四十余年，只是大部分中国人以前没有注意听罢了），所以说，那些中国人比其他未来过西藏的人如果说有什麽更多认识，那也不外是一些简单的感性认识如寺院、皮袄、转经的人、犁牛等等。
『少数民族专家』书记
一些中国人可能真的以为自己成了专家。西藏中共书记陈奎元也公开自称是少数民族专家，他是从新疆过来的，在新疆学王震施高压，中共决定在西藏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活动而将他调来，他一到西藏就开始调用大量的中国干部，赤裸裸地以中国人统治西藏人，大量的撤换西藏籍干部，其中最典型的如《西藏民俗》编辑，在陈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四年里先後撤换了七个主编----当然都是藏人，因为《西藏民俗》是西藏唯一一本政治异味较淡而主要介绍西藏传统文化的中文杂志。现在的《西藏民俗》已经和中共办的《主人》等政治宣传刊物没有什麽两样了。
他作为少数民族专家，当然也有其高论，如称西藏的佛教不是西藏文化而是外来文化等，因此陈提倡在西藏抛弃旧的文化糟粕，宏扬时代的主旋律。什麽才是『旧的文化糟粕』呢？去年七月十一日，他在西藏自治区文艺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一些节目和文章中，没有反映现代的发展，却将没有时代气息、特徵的却以奇异的雪山、康巴汉子的潇洒、大排长龙的朝圣者和拜佛、念经等表现出来，使人们不能区别究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还是在表现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在这里陈将西藏的雪山、康巴汉子的潇洒、拜佛、念经、朝圣等都归入封建农奴制，他要的主旋律是什麽还不清楚？
西藏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专制与反专制，侵略与反侵略。征服与反征服的门争，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争取生存的门争，而并不是为了反对共产党。
在藏中国人在为什麽献身？
中共在西藏是一个什麽样的政权呢？这个政权，在只有几百万人口的西藏，却关押著一千二百一十六名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加上外界还不知道的会有多少？而作为这样一个政权的一分子（不管他是标榜认同还是不认同）的在藏中国人，还谈什麽献身精神，首先不觉得可笑吗？而且献身精神也并不都是值得称道的，纳粹党徒为了希特勒献身，可并不光彩；响应党的号召移民西藏，对藏人也不是一个好消息；何况还有许多所谓献身者是献身於中共消灭西藏民族、文化以及奴役藏人的事业中，这种献身对藏人当然也不是令人振奋的。所以，除了科学研究者或医生等少数人确实为西藏带来一些利益而外，像徐先生开始称被流放，後又称戴著大红花去的，但不管怎麽去的，你在西藏的编中文刊物的工作是为移民和中国官员以及极少数藏人官员服务的，你即使有献身精神，与西藏人民又有何干？且不论这些中国人，许多都是认同中共对西藏殖民统治的。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有极少数在藏中国人是有著崇高理念者，我们家乡有一些在文革中派来的年老医生给当地藏人留下了难忘的影响，但这种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不足以代表任何阶层。
目前在西藏的中国人那里还有什麽最後的理想主义那类神话？西藏已经是一个军警、特务横行霸道的世界。一切丑恶现象几乎都与他们有关，如在拉萨的公开卖淫已是无孔不入，即是『严打』也照样娼盛，为什麽？因为都有军方背景，其中所谓的『饮厅』是典型的、公开的淫窟，公然在街上拉客，那些老板和所谓小姐的妓女多是四川人，因为军队的官兵多是四川人。这类饮厅甚至建到了自治区政府大门口和公安厅大门口。有些还是现役军人直接经营，如图书馆对面的八八八饮厅，老板就是一个少尉现役军人。
再说所谓的『光彩事业』，是由统战部部长（兼全国工商联主席）牵头组装一批中国富商，以援藏为名到西藏来投资，但他们的援藏却一点也不光彩，如名声大操的有军方背景的『奇正』藏药贴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其老板是原中国核工业部的一个工程师一类的，她在兰州奇正大厦制造狗皮膏药後，以奇正藏药的名义销售，『奇正』据说是取自孙子兵法『以奇胜，以正合』，在林芝完全由中国移民组成的城市八一镇设有总部，从包装、设计、策划等则完全是由在广州的黑马公司制作，其中没有任何藏药成分，却谎称是根据藏医《四部医典》的传统秘方，并以西藏著名神医玉托运丹贡宝像作为商标等倾销。
在邓先生的文章中，邓先生埋怨藏人常常将中共和中国人混为一谈，认为在西藏的暴行是中共所为，并说『其实在西藏的汉人大多数与内地人民一样并不认同共产党，而藏人也并不全部反对共产党』。
其实，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和亲不亲、认同不认同共产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扩张、专制、压迫、征服等并不仅仅是共产党的专利一样，这种思想在各种思潮、各个阶层都有。因为西藏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专制与反专制；侵略与反侵略；征服与反征服的门争，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争取生存的门争，而并不是为了反对共产党。那位中共军官可能会不认同中共，但他不是从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认同而且积极支持对西藏的统治吗？要知道共产党的反面并不就是尊重人权、民主的，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并不是共产党，国民党对西藏人的征服战争比中共也温和不到那里，甚至毫不逊色。
这位不认同中共的军官和中共统治者，对西藏人而言，两者究竟有什麽不同呢？西藏人把一般中国人和中共混为一谈，难道仅仅是藏人的误会？邓先生可曾想过，藏人为何同样说汉语的人，对香港人、新加坡人就彬彬有礼，而对北京来的就怒目相向呢？难道中国人方面就没有值得检讨的吗？所以，不管在政治观点上如何不认同中共，但在对待藏人时却有可能是同盟。邓先生一边埋怨藏人将中共和中国人混为一谈，一边不是也将藏人看成是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吗？如『西藏绝不能放弃』以及称『四百万人的藏族想战胜十二亿人的中国，不管有多少国际支持，那也是难予想像的』，班禅喇嘛在人大的一九八七年三月讲话中谈到：『六四年把我弄到北京，个别领导对我说：你妄图分裂祖国，发动叛乱，你们藏族全部武装起来也不过三百万人，有什麽了不起。』邓先生可能不认同中共，但谈到西藏时，却与中共多麽的相似，同样是多麽的霸道啊！西藏问题的解决，固然是中共的因素，但中国人对此的默认甚至支持难道能视而不见吗？所以，我们说不认同中共不一定就不认同专制、扩张、侵犯基本人权（邓先生不是照样认同中共军官的帝国逻辑，并称之为有国家观念吗？）。同样并不亲共的徐先生，在西藏问题上不是仍在重复中共讲了四十年的神话吗？
徐先生指责国际舆论是达赖喇嘛的翻版，达赖喇嘛有那麽大的能耐？流亡藏人背井离乡，一无所有，言语不同，又何德何能？竟然左右国际舆论。徐先生也太看轻国际舆论的辨别是非能力，也太看重你的所谓的西藏事实了吧？中国人除了把一切一口气推到『反华』或『反共』因素而外，就找不到其他的原因吗？
中国文化和西藏文化一样遭到毁灭？
还有一种论调，认为西藏文化毁灭，但中国文化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受到破坏，言外之意就是大家都不要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不仅由于中国文化遭到破坏和西藏所遭到的毁灭无法相提并论，而且西藏的灾难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班禅喇嘛在信中已明确谈到，西藏的寺院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已在民主改革时摧毁了，那里还轮得到文化大革命？
在这里，还有一个严肃的事实却被中国人有意地忽略，那就是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消灭，顶多了是其中的一些内容遭到削弱，但同时却又有新的文化成分的加入。不管你怎样评价，共产文化也是一个文化。中共（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选择）削弱了孔孟之道，并以共产党来代替（那其实也是大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不能因现在的结果不彰而否认当初的选择），所以在中国并不存在毁灭文化的事，从五四运动开始舍弃孔孟之道，引进新『道』，是大部分中国人自觉的选择，不是哪一个外力所强加的。存在的问题或者说矛盾只是选择哪一种『道』来代替孔孟之道、振兴中华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在中文世界里进行的，实质上是属于中国文化新陈代谢的范畴，不存在毁灭的问题。而在西藏却不是这样，根本就不要提及他，连西藏文明的基因----藏文都被禁止使用，在社会上几乎完全看不到藏文书籍，中国人强制推行中文（邓文说效果不彰，那是以效果否定行为。邓文还说并没有强制推行，中共规定哪怕是藏人自己办的学校，也一定要教中文，但可以不教藏文。这是不是强制？类似的尚多，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藏人们开始在各种场合说著一些咬字不清、语法颠倒的汉语……对西藏人而言，问题并不仅仅是宗教要消亡或是否接受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西藏民族、文明已大祸临头，要被整个连祸端了，要灭亡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文化没有国界，但他的传播需要文字的转译，而文字是有一定范围的，一般而言，一种文字总是代表著一种不同的、特殊的民族文化，通过文字的翻译，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逐渐成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就像佛教对西藏或者共产党哲学对中国（最少是一代人吧），这中间，文字作为文明的载体，是一个文明（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一个人如果不是通过本民族的文字，而是以其他民族的文字作为唯一接受信息的渠道，这个人就会被异化；从民族的角度就是被同化、消失，这是许多民族消亡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民族存在的最基本的表现就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不使用本民族文字仍存在的民族，其实不过是暂时的、正处在消亡中而已）。一个人用异民族的文字创作的作品并不能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对一个民族或民族文化的生存，用什麽文字比当事者是什麽血统要重要的多，满人曹雪芹写作，当然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满族文化；蒙古人求扎加措编撰了第一本藏语现代词典，他丰富的当然也不是蒙古文化（中共也将藏人用中文写的作品称为藏族文化，那是在戏弄藏人）；文化的归属，血统并不是主要的，而是他所使用的文字。一个民族的特徵或其文明的存在，最主要的是通过文字或对文字的使用来表现。
文字是一切文明的载体，文字的存亡关乎著一个民族和文明的存亡。没有文字作为载体而在现代世界让一个文明或民族长久留存於世是一种妄想，民族文化必须不断的在发展、扬弃中前进，西藏的文化也不例外，它需要新陈代谢，需要有所取舍，这都是正常的发展，而即使在文革中，中国人其实是在行使这种取舍（由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主导）；而西藏人则完全是任人宰割，完全剥夺了对本民族文字（在许多场合甚至还有语言）的使用的权利，短短二十余年中，拥有千年古老文明的藏文却几乎被完全毁灭，当然就完全谈不上什麽继承和发展西藏文明了，显然西藏和中国不能一概而论，而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共在削弱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即这是在中国文化的范围内扬齐了一些，引进了一些，你可以说引的不对什麽的，但不能否认引进的结果丰富了中国的文化，然而在西藏或者说在西藏文明中，却几乎根本就不存在引进的问题，而是连根拔，根本就不让你有使用藏文的空间。班禅喇嘛刚开始与中共合作，但他不久就醒悟过来，开始为西藏民族和文明的生存、延续而奋门，一九八八年，他在中国藏学中心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谈到：『藏文使用了一千五百年，但在共产党来了後，仅仅二十年时间就完全消失……（藏语被消灭）虽然不会是党的初衷，但对藏族的藏文是要其真正有效的使用、延续，还是要将其毁灭，我心中是有看法的。』其实何止班禅喇嘛，西藏人民都有『看法』，只不过我在此将这个看法直白地讲述出来，而班禅喇嘛和西藏人却没有这个机会和权利而已。
（原载《中国时代》月刊，此处引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发行的《达赖喇嘛与汉人对话》一书中，）
返回文首
关于此网站 | 与我们联系 | 西藏即时新闻
慈悲与智见 |
达赖喇嘛 | 西藏通讯 | 介绍西藏
流亡西藏 | 西藏与世界 | 文献与档案库 | 西藏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