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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西藏问题
中共统治西藏四十年的简单回顾
中共统治西藏四十多年，通过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将历史上以互相尊重为主流的汉藏民族间的关系变成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汉藏民族相互怨恨且面临爆炸的境地。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对藏人的屠杀，许多的中国人不承认这点，但承受屠杀的西藏人不会由於你不承认就忘却过去。何况，西藏人口大量的减少应是不争的事实，如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以及中共的人口统计中也能窥见一斑。比如说：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数根据中国政府一九五三年公布的有一百二十七万（其中当时西藏政府控制的地区一百万，中共昌都解放委员会控制区二十七万，这个数字藏人一致认为少估了实际人口数。但即使以此为基点，一九六四年底由中共公布的西藏自治区人口数为一百二十点八七万，其中藏族占百分之九十六点六也即一百一十六点六万左右。这样在这十一年半（因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日期是七月一日，故人口数会略少於年底人口数）中，藏人人口减少了近十一万。这还不够，因为在这十一年半中还有人口自然增长，根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中西藏自治区藏人人口百分之二点一二的增长速度（低於其他地区藏人百分之二点四二的增长速度），在这期间应该有二十五万左右的人口增长，因此实际上一九六四年西藏自治区藏人人口减少的是三十五万以上，其中减去逃亡国外的几万人口（因还有大量从西藏自治区以外逃来的藏人，故难於估算其中究竟有多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的），这十一年里，仅仅在西藏自治区就有三十余万人口损失。而藏人人口损失最严重的还不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而是自治区以外的西藏地区。如『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的记载的玉树六个县在此期间人口减少百分之三十，果洛六个县人口减少百分之七十等等，根据这些记载，当地十几个县的青壮男女几乎完全被斩尽杀绝。然而中共的血腥屠杀不能使一个优秀民族屈服，仅仅是在两个民族关系史上划上了一个长长的伤口，这个伤口到现在仍然在流血，经常听到中国人要求日本道歉，我就想，中国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对西藏道歉并作出赔偿。
另外，就是妖魔化西藏。中共是以大救星的身份进入西藏的，但它基本上是带著一张嘴，背著一枝枪进西藏的，在中国本土，他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来收揽人心，但在西藏却很难实施，除了『和平解放』的因素，还有一点就是西藏的土地完全归政府所有，根本就不存在私人所有的土地，而政府将这些土地和生产资料以支应乌拉差役为条件世世代代由这些农民（中共所谓的农奴）世袭继承。而以交通运输为主的乌拉差役，随著中共将公路的修通，事实上大大的减轻。因此，中共原来靠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收买人心的招数在西藏已经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了。
而中共若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必须是能给藏人带来很大的利益，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至少在中共占据西藏的头二、三十年内，中共没有这个能耐，因此采取下三流的手法，即贬低对方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这一点中共至少在对西藏几乎毫无所知的中国人当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即使生活在最低层的乡下人，到西藏後马上盛气凌人，即使当苦力也自视高人一等，除了广为宣传的中国文明、先进的等优越感，事实上西藏的情势也加强了这一优越感。由於西藏的一切资源完全为中共政府占有，而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几乎完全没有能力使用这些资源，甚至连最简单的发一封信都做不到---除非他首先学会中文。所以，中国人救世主的社会氛围加上中文社会垄断一切，那些中国人虽然来到另一个民族地区，但仍然如鱼得水，干什麽都是游刃有余，而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步步受困，处处碰壁，这一切使藏人天然地处於绝对劣势的地位，在这样天然不平等的环境下，任何所谓照顾等不仅显得虚伪且与事无补。
中共喜欢谈西藏四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这也是扮演大救星的一个组成部分，八十年代以後为了装的像一点而确实投资了一些作秀工程，从西藏整体而言，虽然绝大部分的乡村总体上仍然没有电，但和四十年前相比较，在各中心城市以城市建设为主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且不说这种建设不一定会对藏人带来利益，而且即使有一些建设也是应该的，因为整个世界都在高速度的发展，以往历史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完成的事业，随著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使人们可以在几十年甚至几年内就能做到，所以，拿这一时期的发展和五、六十年代以前比从宏观角度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同时，这几十年来的高速度发展与社会制度的优劣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比如，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在一千元左右，到八十年代猛升之一万元左右，其中美国的人均产值一九四○年是一八八六元，到一九八三年升为一三八八七元；苏联在这一时期人均产值也从五一○----五二四美元升为二六五五美元，日本从五五四美元升为八九七三美元，与西藏相邻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资料没有找到，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的是四十年代比西藏落後的不丹和尼泊尔的西藏文化圈的那些地区，其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已经远远超过西藏。正当这些国家和人民，不管其社会制度有什麽不同，都在随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之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八十年代初在西藏却大声呼吁要争取在三、四年内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五九年前的水平，从这一点而言，一些藏人认为中共对西藏的占领使西藏丧失了随世界经济高速度发展而获得更大利益的机会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总之，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共殃国殃民，剥夺信仰自由、践踏人权等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外，就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并实实在在地将屈辱与怨恨深深的留在了每一个藏人的内心深处。
现在需要的是怎样消除这些对汉藏都不利的因素，而不是巧言善辩，推卸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枝末细节的改革很可能无济於事。
二十一世纪的西藏问题
从现在的情况而言，西藏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将继续存在，而且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激化的可能性。在西藏的中国籍官员是中共内部坚决反对和谈并支持高压政策的一股力量，纵观他们反对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理由都是推测性或指鹿为马，因此不难看出他们反对和谈并不是从民族和解的角度考虑，似乎更主要的是出於个人的怨恨和利益所驱使，由於这些在西藏的中国人对藏人直接行使镇压，也直接承受藏人公开或暗地里发泄的怨恨，包括与藏人干部之间的冲突等等，所以他们更多的似乎是出於与对手交劲的心态，将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视为由他们所实施的高压政策失败或向藏人低头认输以及对藏人的反抗行为示弱的表现。当然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利益的驱使，因为这些中共官员一旦离开西藏，随著失去的就是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利和利益，现在中共出於需要他们压制藏人反抗的需要，对他们的为非作歹采取容忍甚至放纵的态度，从中所获得的利益和权威满足感使这些中共官员表现为仇
视藏人并反对对藏人的任何让步。
但是这种行为除了进一步加剧矛盾和增加冲突的可能性而外并不会有任何正面的结果，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民族矛盾靠拖延和高压政策是难於长久的，拖的越长，後遗症越大，暴发出来的破坏力就越强。而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健在是解决西藏问题、化解民族仇恨，为未来平等和睦相处奠定良好基础的最佳时机，作为第三核心的江泽民应该不会看不到这点，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即可以避免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分裂，又可以满足西藏民族的生存、延续、发展的强烈愿望，更主要的是可以籍机化解两个民族间的怨恨，建立互信。
民族间的怨恨不消除，双方相互戒备，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间的和睦平等相处，也不可能长久的保障双方民族各自的切身利益，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共所以找籍口不谈判，是因为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言外之意是达赖喇嘛圆寂後，西藏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中共如果真的在打这种幼稚、荒谬的如意算盘，无疑是错估了问题的本质，不说达赖喇嘛现在不过六十余岁，身体健康，在现代医疗条件下，活八、九十岁完全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要等八、九十岁还要二、三十年，历史真的会给中共二、三十年的时间？
更主要的是，西藏问题的实质本来就不是有关达赖喇嘛的地位或达赖喇嘛在那里和中共过不去，当然更不是恢复旧制度的问题，所以，也不仅仅是信仰自由或民主的问题，没有一个西藏人幻想过要恢复旧制度，自由和民主制也迟早必然会降临於西藏这片土地，而二十一世纪西藏民族面临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一个民族求生存的问题。
从目前中共在西藏倒行逆施的情况来看，如果中共继续殖民西藏，其最终的结局可能就是惨烈的民族冲突，这种结局我认为是难免的，因为西藏不同於其他地域，西藏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以及藏人散居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及西藏民族是一个拥有千年古老文明之深厚文化背景的民族等事实，中共不可能短期内完成同化徵服的工程，虽然可能会在一些中心地区造成移民占据统治地位的状况，但除了加剧藏人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忧患意识和在绝望中采取激烈手段等而外，并不会有预期的结果，如此则对西藏和中国都不利，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的实现了对藏人的最後的徵服，也要想一想，这种徵服必要吗？
（本文是作者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国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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