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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
西藏问题是五十年代开始产生的,在这之前没有什麽西藏问题,因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一定要说有西藏问题,则是西藏与当时中国政府国民党就边境问题、或者说西藏人为收复失土而先後与中国军队发生的军事冲突。
但自从1949年开始,西藏陷於中共统治後,西藏民族不仅遭受异族最残酷的统治,而且在中国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暴力和移民等手段推行的民族灭绝和同化消灭政策下,已处於存亡绝续的关头。鉴於时间的原因,在此我想就中共对西藏的移民做一简单的介绍。
首先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从民族、地理、历史、文化或是生活在这一土地上之人民心理认同,所谓的“西藏＂,指的无疑是西藏民族世世代代居住的、由西藏文明所含盖的那块土地,即所谓的大西藏。
而所谓的小西藏,即中共政府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划分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完全是抱著极不正当且敌视的动机而作出的人为划分,是肆意割裂历史、民族、文化之联系的行为,充其量只是一个行政单位的概念,与我们所讲的包含民族、文化、地理等含义的“西藏＂或藏语BOD、英语Tibet的内涵与外延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藏,除了西藏民族以外,现今还有其他民族居住,但除了藏人,其他民族都是从外迁移进入西藏的,即除了西藏以外,其他都不是西藏的土著民族。
历史上,中国人将位於其西方的各民族或国家一律称之为“羌＂,“羌＂仅仅是一个泛称,其中也包括西藏民族,如西藏最原始的六大姓氏中的“党＂氏,被中国人称为党项羌。
虽然在历史上有外族短暂侵入的历史,但至到十三世纪为止,西藏人在西藏的土地上一直保持了民族的单一性(注1),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横扫世界时,才开始真正有外民族的人口在西藏土地上定居。
由於到本世纪为止,蒙藏而外的外族移入西藏领土,主要是现所谓青海省的海东地区,那也是自十八世纪开始,一直由满清直接统治的地区。就以那一地区而言,首先是蒙古人的移入,现被称为土族者,有许多学者认为是蒙古与藏人联姻的产物。另有几百名撒玛耳罕的男性也迁入这一地区,他们在接受了藏人提出的一些条件後,迎娶西藏的妇女并在这一带定居下来,形成了现在的撒拉族。另有一支称为西域回纥者迁入,但人数似乎并不多。
总之,虽有这些外族的迁入,但在这一地区,藏人和蒙古人平分秋色,一直占有人口的绝对多数。如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与满清的战争结束後,战胜的满清将占据的青海湖以东地区划并入甘肃省,设立西宁府,下辖三县三厅(另有循化厅划入兰州府),据<<西宁府新志.田赋>>载1746年这一地区共有245735人。其中包括大量的蒙、藏族,如:满清打败罗卜藏丹津後,将剩余的两万余户、约十万蒙古人并入其统治下,而西藏人的人口数在当时虽无明确记载,但对照罗卜藏丹津在战场上动员二十余万人的情况,不难看出当时在这一地区的蒙藏人口至少在八十万以上。战争中人口虽遭受巨大损失(满清出师十五日内,斩首八万余---冯浩华编<<青海人口>>57页),但不至於毫无留存。又根据1810年<<西宁事宜节略>>记载:当时编户人口中藏人有1908户,亦即十万人左右。再加上土、回、撒拉等,可知当时在青海湖以东地区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口并不多,主要应是以兵丁为主,并没有形成聚居的情况。
到本世纪初,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口数仍然是不多的(注释2)。自从1929年中国政府非法在西藏领土上建立所谓的青海省以後,中国移民的人口才稍有增加。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蒙古人口的锐减和回族的膨胀(注释3)。
而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移民政策,使这一地区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汉族人口便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中国人口:青海分册>>就指出:到1959年,在青海省的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从外省迁来的。然而这一数字正如该书说明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由後往前推算的估计数,因为中共到1982年为止,并未在青海进行过人口普查。事实上,这一估计仍然大大地小估了移民的人口数。如1959年,中国政府称当时所谓青海省的总人口数为2425097人,其中藏人已从原来的八、九十万减少到当时的四十余万(注释4),加上回、撒、蒙、土族共约三十余万,以及50年前就在青海的二十万左右的汉族,其总数不过九十万左右。也就是说,实际上最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50年後迁移进来的。何况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以军事机密或国家机密为由不予计算,如劳改场的人口和军事企业的庞大人口等等(注释5)。如此迁移的人口应更多。
以上是西藏东北部青海湖以东地区的情况。
再说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从1950年有军事部门进驻以来,大量的军人就地专业,到1959年完全掌握西藏後,更有大量的中国人移民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据<<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76页载:“从1965年至1985年,十九年间迁入16.53万人(即共有18.85万人迁入,2.32万人迁出)。
有关的迁移情况该书还介绍道:1965----1973年间,由於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尤其在工业方面,为了"填补空白",陆续建立了不少工矿企业,因此从内地每年要进来不少科技人员、行政干部、工人及其家属子女和亲戚,此外还有一些知识青年来西藏参加西藏的建设;1974----1979年间,形成一个迁入高峰,因1976年後内地大学毕业生大批进藏,1979年中央从全国六个省市抽调了三千多名干部进藏;1980----1985年间,迁出多於迁入,因为从1980年开始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大批内调。
从以上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1)迁来的全是中国人,对此<<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143页以“在西藏人口的迁移,除了1959年的特殊原因而外,具有波动大、以移居的汉族为主的特点＂,该书继续介绍道“西藏人口的迁移,大多数是由国家组织的,也常常为当时的政策所左右＂。
(2)1982年中共人口普查的结果,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中国人仅九万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仅仅是这些年的迁入人口,其人口也在十六万以上。而不管是中共的经济统计年鉴或<<中国人口>>等,均载1965年前在西藏自治区已有3.67万名中国人。因此,即使将上述数字简单相加,而不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几万名投亲靠友并定居西藏而未计入者(注释6),到八二年,其人口数也应超过二十万。
这中间应该还不包括军事单位人口的迁入(而在拉萨到七十年代末为止,即使最简陋的皮毛等手工做坊也被划并入军事编制中,显然其人口是属於机密范围的)。
至於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共更是进一步搞瞒天过海的勾当,称在西藏自治区的中国人总数不过八万而已。这八万余人中,在校生近万人,在业人口59285人,其他人口为万余人。根据中共的定义,在业人口是包括个体户的(注释7)。但人们在西藏自治区看到的中国个体户人数完全超过上述统计数。<<西藏文艺>>上曾发表了由唐晋中、丁穷夫、周绍西三人合写的报告文学<<商品大潮席卷下的西方净土>>,其中写道“正当国家干部人心思走......时,五万多户操著不同方言的个体户却在这清晨的曙光里,从五湖四海云集於这片"高原之巅"＂。这五万多户是个什麽样的数字?仅以一户有两名在业人口计算,其在业人口的总数也在十万以上。而根据<<1991年经济统计年鉴>>的统计,仅在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中,即有五万三千余名中国人;还有所谓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又会有多少呢?因此中共的所谓第四次人口普查依然是不可信的,其数字依然是中国政府根据其政治需要而作了改造的。
对所谓个体户的移民,中国政府一直讳莫如深。在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虽仅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但在82年的人口普查中有八、九项调查项目,而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二十一个普查项目中,中国政府又专门取消了三项与这点有关的调查项目。即
(1)1985年7月1日常驻地状况;
(2)前来本地原因;
(3)本户户籍离开本县市一年以上的人口数,可见其中有名堂。
中国政府有一种论调,说这些个体户是流动人口,不会长期定居西藏。海外有人说:西藏高寒,没有人愿意留在西藏。
流动人口和个体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个体户一般而言必定是固定的,当流动人口找到他认为适合的地方,并开始谋生时,他就变成了固定的居民、或者说是个体户。因此,在西藏有许多是流动人口(即流浪者)变为个体户的。而那些个体户赚了钱就会回去的说法当然是自欺欺人的,人的欲望是无尽的,而且他们首先是由於在家乡难於立足才出来讨生活的,特别是到西藏的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贫穷农村的剩余人口,这些一般仅仅掌握著底层次的生存机能或毫无专长,却由於在西藏自治区由中共政府的优惠和在政府任职的亲友老乡或关系套关系的护持下才大有作为的个体户,他们离开西藏一般就意味著重新加入本来就人满为患的盲流大军中,可以这样说,他们只有在西藏才能够过得象个人样。所以,他们虽然会不停地抱怨西藏的气候和高寒,以及交通不变等,但利害相较,对他们而言,留在西藏当然是最明智的选择,是利远远大於弊的。这和中共干部八十年代初内调有点相似,开始大家不兴高采烈-----要回家了吗!可不过几年,他们就发现与西藏的高寒和交通不变一道,他们还失去了许多的利益,包括高待遇、实权、统治者的优越感等等。於是利害相较,又有许多人坚持要"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支援边疆"。这些人回去好歹有个工作,个体户离开西藏就意味著从头再来,谈何容易。
所以,以高寒为借口,否定那些非中共官员的移民已移居西藏的事实是难於成立的。至於所谓这些人在西藏自治区没有户口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在北京、天津、深圳,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因为中国政府不想让这些地区的人口过分膨胀。但在西藏则恰恰相反,中国政府竭尽全力鼓励自己的人民移民西藏。在拉萨,每过一两年总要拉开阵势,动员军警、干部等,驱赶那些朝圣後滞留不归的西藏人,却从来不曾听说过中共军警在躯赶来自中国的盲流。相反,还有这些盲流到县、州政府静坐示威要求解决户口问题的怪事出现,如甘南合作镇,原是一个有几百名藏人手工业者的小城镇,中共进入後大量移民,现在在合作镇,藏人几乎是寥若晨星。在合作镇周围形成了许多移民的村庄,人称黑户庄,全是没有户口的。当地藏人虽强烈反对这些大兴土木非法留居在他们土地上的移民,但中国政府除了"防止分裂主义分子乘机兴风作浪"而外,并未采取任何有力措施。
这些移民知道中共政府在为他们撑腰,竟嚣张地与附近藏人斗欧,到县、州政府静坐示威,要求解决户口和土地问题。
殖民政策危害藏人生存
所谓殖民,指的是因政治、经济等原因,由占统治地位的政府鼓励或促成的本国人民迁往被统治地区的行为。
殖民行为一直是联合国明文禁止的,如1949年日内瓦第四次会议的49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禁止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向被占统治地区移民或将土著迁离本土。同年的联合国第5号补充决议中又进一步阐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向被占领地区移居非军事人员,也是违背日内瓦49号决议精神的。
在历史上,通过大规模的人口移民来消灭土著民族是有无数前例可寻的,大的如原美洲大陆的主人印地安人,在欧洲殖民者的庞大人口殖民下,只好龟缩在保留地,一蹶不振,坐以待毙。
眼前的例子如现中共统治下的满族,曾是那麽强大,但在当今中国,除了统计数,你到那里去寻找名符其实的满族人呢?实际上,满族已经是历史名词,现已经被同化而灭亡。
再说现在的内蒙古,在中国政府的殖民政策下,一千七百万人口中,蒙古人不过二百万,据"甘南州"的藏文杂志<<达色尔>>於八十年代末报导:在内蒙,已有百分之二十的蒙古人不会说蒙语,百分之二十的人虽会简单的蒙语,却以汉语为第一母语。
往下还有新疆、西藏等,都在强大的人口压力下,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以我前述的西藏东北部的青海湖以东地区(即现今的海东地区)为例,这一西藏人时代居住的地方,现虽仍有几十万藏人,但绝大多数人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是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再如西藏佛教中最大的教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家乡塔尔寺,原有两千余寺僧,是个藏人聚居的地区,现今这一地区已被完全汉化。寺院沦为观光胜地,除了老年人,当地已鲜少会使用藏语的。在西藏的其他地区,这一情况随著移民的增加而正在曼延,那些移民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不仅在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地方大展身手,而且完全垄断了西藏的经济。
对这一现象,中国政府不断地喋喋不休地称藏人没有商业观念,完全是在胡说,西藏民族一直是一个有著经商传统的民族,其商业的触角甚至曾经伸到加里各答或上海、天津等地,历史上,往来与中国和印度间的商人络绎不绝,这一传统在流亡藏人中表现的很明显,在印度,有上千万来自各国的流亡者,但只有流亡藏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完全是以经商为生,而几乎绝大部分藏人都进行商业活动。西藏的寺院经商更是已有著悠久历史的。但是在西藏自治区,现在的情况却是藏人主要分布在农牧区,除了以远低於国际市场的价格"交售"农牧产品并以高於正常价格购买中国移民出售的产品而外,几乎无力在这所谓的商品大潮中一展身手,藏人的产品如能输入到近在咫尺的印度、尼泊尔,虽可得较高的利润等,但这却要冒坐牢的危险,正因为西藏人的产品交售或生产资料的购买渠道只有一个,所以除了承受被垄断、剥夺的命运而外很难有别的出路,在这绝不是有没有商品观念的问题。移民的中国人由於完全把持著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藏各城镇,从而使他们可以利用对藏人的优越甚至垄断的地位,尽情地盘剥西藏农牧民,然後却反指藏人没有商业意识,真是咄咄怪事。如据<<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载:在拉萨除去八郭街,全市一万两千八百二十七间店铺中,由藏人经营的仅三百余家;在康区八宿的145家中,由藏人经营的仅15家;在昌都840家中,由藏人经营的仅92家;波密扎木232家中,藏人经营的仅3家。
这些数字还是几年前的统计数,目前的情况更趋严重,如中共一年前拆毁大量藏人建筑(其中包括许多有保存价值的古建筑)而平整出的布达拉广场,四周象雨後的春笋搬开出的近千家各类商店中,藏人经营的仅几户而已。
1995年2月,新华社宣布有一千名中国干部和职工技术人员将前往西藏工作;这些人去西藏後,替换了全部原县一级任党委书记的西藏人。
在此之前的1994年7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了向西藏殖民的事实,同时却强调要给予特殊的待遇,以吸引复员专业的军警和干部、职工留居西藏。
已泄密的1993年5月12日在成都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曾讨论到如何制定促使中国人潮水般移民西藏的政策的问题。
早在1989年3月,阿沛阿旺晋美就曾谈到:现在大量的汉族商人和定居者涌入西藏,仅在拉萨就有十余万,给当地人民的安宁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西藏东北部的安多,这一情况当然就更严重,如安多拉卜楞是西藏黄教的六大寺院之一,原为纯藏人区,只有一些回汉流动商人前来经商(藏人领袖不许他们携眷定居),但现在原寺院面积的一半已为中共机关和由移民开设的各种商店所占据。在拉卜楞寺外的几千家商店中,由藏人经营的不过几家而已。
再如柴达木、格尔木等地,原为西藏人时代居住的地方,1996年5月10日的<<解放军报>>就刊登了一则在柴达木发现千座藏人古墓的新闻,但现在在这一地区的藏人被赶到更高寒的地方,然後中国政府在那里建起了几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城市。
总之,在移民大量集中的城镇,西藏的文化、语言、传统正在丧失,而在农牧区,虽然人们暂时还讲著藏语,但不仅文盲充斥,还受到中国政府和移民的双重盘剥,贫穷而落後。就西藏和西藏人目前的现状而言,实际上已变成了中国廉价的原材料生产基地或生产者以及不公平的贸易中,倾销其产品的场所或对象。
随著移民的增加,西藏从人口、文化、经济等诸方面,正在逐渐走向灭亡。如果中国或中国政府继续奴役西藏民族、坚持殖民、同化西藏民族的政策,如果中国民运或中国人民继续无视并使现状持续发展下去,则西藏很可能就没有明天。
如果这种事果真发生,这不仅是西藏的不幸,而且也是人类的不幸。
西藏的灭亡,同时也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同样古老而独特之文明与宗教的灭亡。
我想,未来的中国人一定会悔恨,一定会为中国在人类发展史和文明史上、在人类已进入高度文明之时,犯下的这一无可弥补的罪恶而感到遗憾。
毁灭西藏民族,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同是也是中国的罪恶。中国人民有责任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
注释
- (注1):历史上,中国西汉的王莽曾"拓边",并在现青海境内建立西海郡,但郡制不久即废,这些地区又为当时被中国人称为"羌"的西藏人所收复。30年後(公元35年),东汉皇帝:"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还旧邑"。
至於七世纪的吐谷浑,中文史料推测其王室是三世纪由阴山迁来的鲜卑人,不管是否属实,其国内的主体民族依然是西藏人。西藏史书中,记载的卫藏与吐谷浑间的交往,并未谈到其王室是属於其他种族的人。 - (注 2):中文资料记载的人口数仅包括其直接统治的海东地区,即所谓的编户人口。据<<甘肃通志稿.民族志>>记载:1908年西宁俯所辖人口为361255人,到1928年人口增长到428605人。当时的其他资料如<<甘肃全省新通志>>以及1912年的<<内政年鉴>>都作了相近的记载,表明至1912年,现海东地区的总人口为三十六万左右。由於移民的汉、回、和撒拉、土族等非藏蒙人口全部聚居在这一地区,所以这一数字等於现青海省境内的全部非藏蒙人口数和这一地区的藏蒙人口数,而根据中共的统计,1949年回、撒等人口为三十万,以人口自然增长率递减,二十年代最少有十五万以上,加上十余万藏人和蒙古族等,可见非上述民族的人口甚少。
- (注 3): 192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甘肃省划出西宁道所属之西宁、大通、乐都、循化、巴燕、丹噶尔、贵德七县,建立所谓的青海省。
又:<<化隆回族自治县概况>>载:1744年,藏人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六五......原来信仰佛教的一部分藏族,由於皈依伊斯兰教,在宗教、生活习惯、婚葬习俗方面成为现在的回族"。说明化隆的所谓回族是信仰回教的藏人,而且即使目前,这一地区的所谓回族多仍以藏语为第一母语。又在风土调查集中,称“番民言语与蒙古略同,近年为汉族所同化＂显然有许多操汉语的西藏人被划入汉族中,如湟中县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诞生之地,该地有西藏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但据1932年的统计,整个湟中县藏人人口仅七千零一人,严重不实,因仅寺僧就有几千人,塔尔寺所属藏人亦应超过此数,因时间或资料原因未及查找,留下存疑。 - (注 4):
有关藏族的人口数,1985年出版的<<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青海人民出版社)记录了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对现青海人口、风土等的调查情况,其中记录时间应在四十年代的、书中注名原件藏南京档案馆的<<青海概况>>记载:青海人口140余万,其中仅保安十二族(现黄南热贡为中心的藏人)、环海八族(围绕青海湖的八个藏族部落)、果洛(现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数二十五族(现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人口为五十五万余人(该书另载:有郭密一族,在黄河北岸,分上下郭密,约四千户约。该文和此书中的另一份调查亦称:番人分布各地,不胜记载),上述分部落的人口统计数多有错误,如玉树人口记载为仅有六万七千余人,但该书约同一时期的另一份调查中则称:玉树为省南大族,其人口不少於二十万。
<<中国人口:青海分册>>承认玉树地区的人口,1964年比1953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三,这些人口的减少并不是每年平均递减,而是在58年平叛中被消灭而减少的,对此<<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也不否认,多次谈到1958年的特殊事件,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即使在人口如此减少的情况下,1958年劫後余生的玉树人口仍有132030人(见<<中国藏族部落>>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考虑到中国政府一直极力试图掩盖藏人屠杀,如<<中国人口>>中多次谈到:由於左倾思想的影响,对(64年以前的)死亡人数未做如实统计。故当时玉树人口在二十万左右是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国民党的<<青海概况>>中仅玉树一地即少算了十余万人口。
又1949年国民党的<<电复本省编户保甲编查情况>>(摘自<<中国人口>>,书中称原件藏南京档案馆)载:1948年编户人口为952671人,也就是说未编户人口为五十三万(1949年青海省统计局称当年青海人口为1483282人),而未编户人口为藏人,所以加上已编户人口,藏人人数应在八.九十万。因为即使不考虑人口增殖,1808年藏人编户人口为十万人左右<<青海事宜节略>>,加上1936年出版的国民党<<内政年鉴>>载1931年全省十五个县的人口为637965人,比1928年多了二十万,显然是人口统计范围增大的缘故。而那些人口统计范围增大的地区全部是藏人区,故其增加的二十余万应计入藏人人口数中。这一数字也和西藏安多著名的领袖----拉卜楞的阿巴额罗(又名黄正清,曾任中共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在其所著历史中指出的:三十年代安多地区有大小部落六百多个,人口约150余万的说法相吻合。因为根据人口分布,所谓青海省的安多人口,约占安多总数的一半左右,加上为康区的玉树地区人口数,在现青海省境内的藏人人口也在八.九十万左右。
在此有一点说明为好,即果洛地区,果洛自称果洛三本。"本"是藏语十万之义,谓果洛三部各有十万人口,共三十万人,民俗调查记载有四十万人口。<<中国人口:青海分册>>承认从1954至1964年间,果洛人口减少百分之七十八点九六,也就是说:果洛只剩下老人和儿童了,青壮男女几乎完全被杀光了;但这个数字依然是不够的,不仅因为剩余人口中包括著移民的人口数,而且因为中共计算的果洛人口基数仅仅为十万人,即五六年果洛人口十万人的基础上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余,如以果洛实有人口(四十万左右)言之,则中共对西藏民族的灭绝政策已是非常明显的了。其比例当然更是惊人,果洛已经到了斩尽杀绝的地步。由於中共尽力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而在其控制的人口统计数字上做了许多的手脚。 - (注5):<<中国人口:青海分册>>载:"从1952年以来,全国部分省市的部分犯人先後在本省一些农场、工厂及其他场所进行劳动改造,他们刑满释放後百分之六十的人自愿留在青海就业,同时也有部分省外刑满释放人员自愿来青海就业的"。(又:在青海至少有十九支队的番号,说明最少有十九个劳改营)。
又据<<中国人口:青海分册>>记载(210页):全省耕地面积872.99万亩,其中省属国营农场约147.18万亩,其他2.79万亩,两项合计约150万亩,由於国营农场的人口完全是由移民或犯人所组成,仅此点,亦可窥知其人口规模。 - (注 6):据<<中国人口:西藏分册>>载:1979至1985年,六年中,非农业人口增加二十一万,其中出生增加仅百分之十五,迁入增加百分之五十四点七,农转非百分之二十五点二。该资料还显示:职工家属和随军家属农转非人口为三万人,1985年仍有近万名未能解决落户问题,其中投亲靠友者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九。
- (注7):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标解释,“常住人口＂一栏第二三条为"在本县市常住一年以上,常住户口在外地的人""普查时住在本县、市,常住户口待定的人"。“在业人口＂指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15岁以上)"
本文原载<<中国之春>>1998年总第173期,是1997年10月在伦敦召开的''汉藏对话''会议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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