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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
王力雄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

反达赖喇嘛运动

达赖喇嘛与西藏人心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并非''没有调和的余地''

   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 1959年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与他的 10 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国构不成威胁。海外舆论往往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此威胁对他无足挂齿。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是中国版图四的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真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
  民族问题归根结蒂是人心的问题。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 “ 心向共产党＂、 “ 热爱社会主义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就会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
   北京当然希望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 “ 六四＂流亡的中国人采取的策略　　离间境内中国人与其的呼应　　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著一个达赖喇嘛，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 “ 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为何人心与 “ 发展＂背反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　　 “ 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自走进前列＂（斯塔，《江泽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国西藏 1998年 3期）。
  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中共西藏第一书籍陈奎元，则进一步概况为　　 “ 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陈奎元， 1997年 5月 14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近 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 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 1952年财政拨款的 324倍，是 1978年的 7倍（《西藏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 99）。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 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 33亿 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 2亿 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 38亿 1952万元（西藏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 99）。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 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 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 1410元。（《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 31、 99）。而当年中国至少有 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於这个数位。（<< 1998年统计年鉴》，见中国统计资料网 ( http://www.stats.gov ) 。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麽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前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1985年）和三十周年（ 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 “ 四十三项工程＂和 “ 六十二项工程＂给西藏，总价值近 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 1994年以来，北京还指派了 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 “ 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国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国其他地区嫉妒不已。这些优惠条件使西藏九十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 10% ，高於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19　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 9　 3％（ 1991年　 1997年）。（西藏统计年鉴　 1998》，见统计出版社，页 16）。）这不光是纸上数位，只要去西藏旅行，到处都可以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现在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喇嘛靠近。在西藏，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随时都能听到祝福达赖喇嘛的祈祷。无论什麽事，只要是北京与达赖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援达赖。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达赖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 “统战物件＂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达赖喇嘛以後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他流亡後则遍及藏地。噶玛巴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达赖喇嘛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不少藏人也作出同样选择。陈奎元书记有这样的讲话： “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达赖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圈。有的人长期受到党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陈奎元， 1996年 9月 16日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另外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藏人冒著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达赖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　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是中共热情甚至是狂热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 “ 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 “ 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 “ 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麽？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和经济的，也绝非是靠 “ 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我，如果认为现在比 80年代末的 “ 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份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镇压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 80年代还要多。
反达赖运动
   为什麽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我认为一个根本上的原因，就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达赖世系和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达赖为敌，就等于於全部达赖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又能有什麽效果？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达赖拉到自己一边，那时有一个 “ 争取达赖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常设工作专案（简称 “ 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当时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差距太大。北京允诺给达赖的是恢复其 “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 “ 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注1）。而达赖喇嘛要求的是整个 “ 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 “ 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根本没有对话的基础。
   为了打破僵局，达赖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他成功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 80年代末期拉萨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镇压，并最终实行了长达 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达赖喇嘛一边， “ 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了争取达赖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达赖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达赖喇嘛。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 “ 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　>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　>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领袖　>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达赖顶礼膜拜，达赖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武器，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这个怪圈只要从达赖本人著手。 1994 年北京召开 “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 ，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 “ 打蛇＂必须先打的 “ 蛇头＂（热地， 1994年 9月 5日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第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後，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他定性：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扰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李瑞环， 1995年 11月 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由于达赖喇嘛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达赖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达赖进行 “ 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著达赖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 “ 揭批＂？於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於 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 “ 西藏独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书记这样思考： “ 达赖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 … … 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达赖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陈奎元， 1996年 5月 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 “ 从达赖的操纵下拖出来＂（注2 ），具体做法就是对寺庙进行 “ 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陈奎元， 1996年 5月 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遣送回乡，还有一些被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 “ 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由党决定；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由他们批准。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视为敌人，除了家里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 6万多干部， 9万多党员， 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 10％。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 “ 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　　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外省来的记者专拍居民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辛苦地寻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已经到可笑的地步。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以往西藏宗教节日在拜佛之外，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服装和首饰，而在今天的 “ 宗教自由＂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前者是要求 “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陈奎元， 1996年 7月 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凡是不 “ 适应＂的部分都要禁止；後者是吃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　　凡是拿 “ 工资＂的藏人一律不允许信教。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会主义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麽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中共藏事官员在各种场合发表的 “ 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 “ 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 “ 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 “ 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 “ 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规、教义＂（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编，《新时期西藏党员干部学习手册》， 1998年 12月）。等意见，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於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 “ 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　　被称为 “ 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
   除了前面讲的 “ 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元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後于国外。
   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 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是欺骗外国访问者，还不如没有。＂（注3）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 “ 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 “ 萌芽＂无可衡量， “ 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难免不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邓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　　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还有通过讲理解决问题的希望，当什麽都不再表达时，就是落入了无处讲理的的绝望中，只能等待爆发。

  达赖喇嘛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达赖一无军队，而无地盘，算不了什麽。然而这世界不光仅有权力。达赖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无形的宗教，权力最无能为力。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地轮换，宗教欲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麽从没见过他的几百万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仅是个人作用，而是达赖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达赖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达赖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达赖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达赖，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达赖喇嘛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於不同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达赖和以前的达赖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 “ 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达赖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　　这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於皈依上师。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 “ 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归依上师，接著才是归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等级最高，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达赖喇嘛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麽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是多麽不可接受。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达赖，以及逼迫藏人对达赖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　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十世班禅去世後，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达赖喇嘛汇报，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当局因此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後悔。他说： “ 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观顶的。我必须服从观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西藏通讯》， 1995年第六期，页 26 ）。
   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党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在 “ 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达赖进行公开攻击。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 “ 今世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拿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 “ 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党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 … … 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从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陈奎元， 1996年 5月 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人的本质在於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权等同于 “ 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 “ 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 “ 吃肉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的说法是这样： “ 他们（中国人）也许是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後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茉莉，《和西藏流亡人谈归乡　　达兰萨拉人们的心里话》北京之春 98年 11期）。那被说成是 “ 要杀了我们“ 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今天即使以再大的声势反对达赖喇嘛，也不可能比得过文化大革命。想一想那时西藏宗教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铲除，眼下的 “ 清理整顿＂、 “ 开除公职＂等又能指望多大的效果呢？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达赖的势力兴不起大风浪，而国际有求中国大市场，谁也不会真为西藏跟中国闹僵，因此只要把达赖拖死，流亡藏人就会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再转世一个新达赖，收拢西藏的人心。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　　即从现在到十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达赖成人　　才能获得成果，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前功尽弃。而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中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是变来的晚一些。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著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国藏区（共 1个自治区， 10个自治州， 2个自治县）面积 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 “大西藏＂是 250 万平方公里（注4），超过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份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 1959年到 1965年三次通过关於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援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
  在国际社会眼中，达赖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达赖喇嘛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独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於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援。（注5 ）。
   在中国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国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动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门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麽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 “ 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 40年时间的独立。
   不要说中国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 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的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独立的界限，抢在中国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国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国不要说没有对付 “ 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国俯首。（注6 ）。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达赖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国，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国来讲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　　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援，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　　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独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　　即中国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著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国分离，则是需用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
   达赖喇嘛今年 65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10年 20年不是难事。而在那样长的时间里，中国政治转型几乎难免。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麽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封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会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援。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坏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帜下实现最大程度的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注7 ），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达赖喇嘛，与他展开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 “ 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选择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注8 ）。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办也只限於学术，政治上则就此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何这样断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在任期间流亡，他名副其实的担当国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定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他的转世，也会因为没有掌握过西藏政权而有欠缺。而这一世达赖喇嘛去世後，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达赖。北京立的达赖会被藏人视为傀儡而失去上师资格，同时无法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达赖因为卷进争议身份也难被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有哪个达赖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了。
   目前藏人对西藏的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独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 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独立，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同时显示， 64　 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怎麽说就怎麽做。（曹长青，《北京为何拒绝达赖喇嘛？》）西藏流亡议会於 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须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达赖喇嘛，在 1998年 3月 10日纪念 “ 拉萨事件＂ 39周年会上的讲话）。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达赖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徵求全体藏人对西藏前途的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可以保证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达成协定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定，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最高合法性，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同样方案的表决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必然众说纷纭。那时对争执的裁决还得是全民公决　　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後，然而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达赖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结果可能是赞成西藏独立的占上风，那时中国怎麽办？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著想，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著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不利，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要把达赖 � 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 “ 没有调和余地＂
   近年，北京的藏事官员对达赖喇嘛彻底否定，强调与达赖之间 “ 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陈奎元， 1995年 7月 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反达赖运动在这种 “ 门争哲学＂指导下不断升级，使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事实上，只要达赖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北京打算未来另立达赖的计划其实难以如意，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毁坏前任的工作。（达赖喇嘛， 1997年5月 25日在纽约对居美藏人的讲话）。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而强行另选达赖，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达赖喇嘛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下世达赖就不会被藏人接受。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 “ 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於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　　以一个达赖喇嘛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尽可以把达赖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却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 “ 攻心为上＂，一个称号 “ 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於把对达赖喇嘛的门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与达赖喇嘛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於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达赖打开过大门，但达赖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然而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达赖喇嘛。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的个人 “ 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达赖喇嘛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守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藏人领袖，他除非是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不可能把那种施舍视为 “ 机会＂。
   因此，与达赖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於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对这一点，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达赖及其追随者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似乎是必然。
   其实仔细堪酌一下双方提出的要求，并不构成根本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邓小平的说法是 “ 除了独立，什麽都可以谈＂；达赖喇嘛则是这样表达自己的目标：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达赖喇嘛， 1998年 3月 10日在纪念 “ 拉萨事件＂ 39周年会上的讲话）。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达赖喇嘛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独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麽双方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於如何让双方放心。达赖喇嘛提出的标准是　　 “ 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 … … 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照真，《独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 `》， 1998　 11　 09）。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达赖喇嘛认为 “ 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达赖喇嘛，在 1998年 3月 10日纪念 “ 拉萨事件＂ 39 周 `年会上的讲话），具体就是 “ 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没有这个前提，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 “ 高度自治＂，同样不能放心。这除了有专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著任何治国者　　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　　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 “ 大西藏＂并不需用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 “ 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独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理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 “ 民主方式＂。我这样说，不是出於专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方式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後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目前的民主方式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 “ 广场效应＂几乎　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已经看到。一旦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式　　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在 “ 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援独立，哪一个中国治国者能够承受四分之一国土的 “ 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呢？对这格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民主政权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麽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　　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 “ 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呢？ “ 让中国人放心＂地保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国就没有理由不同意 “ 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也就可以 “ 让西藏人放心＂地保持西藏独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
   别的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个关键。

2000年 5月　 7月拉萨、北京

注释：

（ 1）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 1981年 7月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见《西藏情况简介》，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 1985年 7月，页 32。
（ 2）按照达赖喇嘛提供的数位，从 1996年至今有 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达赖喇嘛 2000年 3月 10日在纪念 “ 拉萨事件＂ 41周年会上的讲话）。
（ 3）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锐鹏在西藏采访後，发表在该报 1997年 10月 19日星期刊上一篇报导《西藏文化宗教遭灭绝了吗？》。其中写到： “ 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但罗布林卡新宫开放著，让信徒自由进出，对此，一些英美记者深惑不解，四十四岁的藏族建筑工人多布吉一间屋一间屋的朝拜，我本以为，在场的官员会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办、旅游局官员对那些信徒的行为习以为常 … … … … 一直到结束这趟西藏之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汉文化 “ 吞没＂的证据。＂
（ 4）见流亡政府的网页 http://www　tibet　com 。
（ 5）今年 5月在柏林展开召开的 “ 第三届援藏组织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指出， 3年内西藏问题没有实质进展，西藏流亡政府应当重信考虑 “ 争取独立＂的立场；今年 7月 5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其成员国促成由联合国秘书长监督的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和谈，并以 3年为限，否则即时它将呼吁其成员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的合法代表。
（ 6） 1997年 6月 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　　 “ 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
（ 7） 1997年 12月 9日《纽约时报》报导， 1996年美国民众慈善捐款为 1507亿美元（高於中国大陆当时的全部外汇储备），其中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引自曹长青）。
（ 8） 1951年双方虽然签订过《十七条协定》，但一是合法性尚有争议，未被国际认可；二是 1959年的拉萨事件和达赖出走，已经导致协定双方角度同时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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