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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四十年回顾
汉人对西藏问题的转变
随著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声望日益提高以及海外汉人开始具有了解西藏真实的历史和现状的机会，对於西藏问题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在遭到中共血腥镇压以後，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学生被迫流亡世界各国，他们由於自己亲身经历和体会，认识到藏人为了争取自由，反对中共侵略而进行的斗争是合理、正当的事业，在了解到西藏真实的历史和现状以後，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和其他的宣传一样，中共有关西藏的宣传是不真实的，因而许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在见到达赖喇嘛时，对汉民族带给西藏人民的苦难表示愧疚并道歉。
以曹长青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为主的一些中国学者基於维护正义的立场根据史料对西藏历史和事实进行考证，揭露中共当局伪造历史以及剥夺藏人人权等的文章日趋增多，这种基于正义的文章与中共根据政治需要歪曲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共历史学家牙含章在其《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写道：“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於西藏历史的书，既用於驳斥反对派散步的谰言，也用於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历史学家不尊重历史而根据斗争需要，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学生领袖姚勇战在《西藏问题的两个焦点》一文中指出：“元朝占领了西藏，但元是蒙古人占领汉人的中国，中国自己也被占领，能从而推断出中藏在元朝时是一个国家即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吗？这恐怕很牵强＂。
中国大陆记者唐达献先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报道《刺刀直指拉萨》也记录了中共于1989年在拉萨施行军事戒严以及对藏人残酷杀戮的过程。中国作家哓明和陈力在《班禅转世挚签内幕》揭露了中共不择手段干涉宗教事务的内幕等等。
对於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以及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更是得到大量汉人的支持，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在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要求尊重藏人人权，并表示支持西藏人民自立自主的权利。
由许多中国学者起草的《联邦中国宪法》也指出应给予西藏以邦联的地位，中国民运领袖王希哲和刘哓波在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也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利并与达赖喇嘛就西藏问题进行和谈，指出自决权是当今民族权利的基础，是联合国人权宪章的第一条等等。
在文化交流方面，一般而言，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同时又处在没有自由与和宁的社会环境中，因而感到沮丧失望并将注意力投向宗教信仰。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因此，佛教的复兴是水到渠成的，目前许多的老人甚至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以旅游为名前往西藏朝圣，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从大昭寺或布达拉宫得到达赖喇嘛的照片以便供奉，这是中国领导人始料所未及的现象。
1995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对海外华人发表演讲时指出：“不仅在国外，在中国国内关心西藏问题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倡导与慈悲相联系的品行是极端重要的，特别是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与慈悲思想相联系的品行亦将使整个世界得益。这样作即使有困难也要有克服苦难的决心和信心，要做出极大的努力，全世界的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成为这一事业的带头者，责任是重大的＂。
达赖喇嘛对未来的远见卓识和伟大的呼吁，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时轮金刚大法会的愿望一样，一定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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