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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道路简介--
附录四：达赖喇嘛在西藏自由抗暴39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在即将踏入二零零零年黎明之际，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在变革中。尽管一些新的冲突还在不断地发生，但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动荡不安地方的人们用和解和对话的精神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从某种角度上讲，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战争和相互残杀、流血的世纪。但是，我总是相信人类从这一世纪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结果，人类社会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因此，只要我们有决心和献身精神，我们能使下个世纪变成对话和非暴力途径来解决冲突的世纪，这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今天，我们在纪念西藏自由斗争三十九周年之际，我想表达我对西藏人民由衷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他们在如此艰苦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坚定和忍耐。目前西藏的局势以及对西藏问题的解决至今缺少实质性的进展，使得许多西藏人的挫折感越来越强烈。我担心他们中的有些人会感到需要寻找非暴力以外的途径来解决西藏问题。尽管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我想再一次坚定地强调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必须走非暴力的道路。在我们争取自由的艰难而长远的道路上，非暴力途径必须是我们的原则。我坚信，从长远来看，非暴力的途径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有益和最实际的办法。至今为止，我们的和平斗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敬佩。同时，通过非暴力的争取自由的斗争，我们也为其他民族作出了榜样，从而为促进全世界的非暴力和对话的政治文化作出贡献。
全球性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中国的变化。邓小平发起的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而且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其意识形态日益薄弱，更少依靠群众运动，对一般民众来说不再那样带有强制性，那样僵硬。另外，中国政府显然的减少了中央集权。除此而外，邓小平之後的中国领导人在执行国际政策方面也更加灵活。其中一个迹象是中国更多的参予国际事务，同国际组织和机构有了更多的合作。去年，香港主权顺利回归中国，以及北京灵活务实地处理香港问题，这都是引人注目的发展和成就。另外，最近中国政府就恢复台湾海峡问题的谈判而发表的声明也反映了北京立场的进一步的灵活性和温和化。总之，同一、二十年以前相比，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是值得肯定。但是，中国仍然面临著严重的人权问题和其他许多严峻的挑战。我希望，中国的新领导人以这一新的信心和勇气，拿出远见卓识，让中国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物质的进步和舒适，并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类社会的全部愿望和需求。
同中国国内这些正面发展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近年来西藏的局势越来越恶化，令人十分痛心。最近，北京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几乎是一种蓄意的文化灭绝政策。对西藏宗教和民族主义进行的臭名昭著的『严打』运动，年复一年，越演越烈。起初，这场镇压运动只限於在西藏的寺院和尼姑庵里进行，但後来扩大到西藏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西藏生活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威胁、强制和恐惧等现象重新出现，使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
在西藏践踏人权的事件继续大规模的发生，这种对人权的践踏有明显的特徵，其目的在於禁止藏人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打消西藏人维护自己文化的愿望，西藏佛教文化激发了西藏人民的价值观和慈爱观，这种人生哲理不仅具有实际的益处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西藏人民渴望能保存这种文化。因此，执行种族和文化歧视政策导致了在西藏践踏人权的状况，同时，这也显示了更深层的问题和後果。因而，尽管西藏的经济有所进步，但人权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只有解决了西藏的根本问题，人权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藏的悲惨现状对西藏和中国都毫无益处。沿著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不仅不能解除西藏人民的痛苦，也不能给中国带来社会安定和统一，而这是中国领导人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中国领导者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领导人未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声望。我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会对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至於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我的立场是非常坦率和明确的。我并不寻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寻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符其实的自治以保存他们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为此，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清楚的显示，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不会从根本上对此加以反对。中国领导人历来都保证说，中国人进藏是为了西藏人民谋福利，是来帮助西藏『发展』的。因此，基於这样一种政治愿望，中国领导人没有理由不同我们进行对话，从而解决西藏问题。这是确保安定团结的唯一正确的渠道，而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这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我借此机会，再一次呼吁中国领导人对於我提出的设想给予慎重的考虑。我坚信只有通过对话和诚恳地敢於面对西藏的现实才能使我们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现在是我们都应该本著『实事求是』的精神，心平气和地、客观地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以勇气、远见和智慧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间的谈判必须建立在有助於藏汉民族间的友谊，互利和安定团结;有助於给予西藏人民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中实行名符其实的民族自治权力，使他们能够保存并发展西藏的独特文化，保护脆弱的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我认为这些是西藏面临的根本问题。然而，中国政府经常设法混淆这些最为关键的问题。中国政府宣称我们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恢复西藏旧的社会制度和达赖喇嘛的特权。至於传统的达赖喇嘛制度是否需要继续维持，早在1969年我就开始宣布这要完全由西藏人民来决定。至於我本人的地位,1992年我清楚的声明过，我们一旦返回西藏，我将不会在未来的西藏政府里掌握任何权力和地位。再说，不管在流亡，还是在西藏内部，没有一个西藏人渴望恢复西藏的旧制度。所以，中国政府继续沉迷在这种毫无根据的政治宣传中是令人失望的。这对开展对话创造有利的环境毫无帮助，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抑制这类政治宣传。
在这里我也想感谢所有深深地关心被压制的西藏人民的命运并呼吁中国政府通过和平对话尽快解决西藏问题的各国政府、国会、非政府团体和支持西藏的各团体。去年，美国政府首当其冲设立西藏事务协调人员来促进西藏和中国政府间的对话。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的国会也提出在各自的政府里设立相似的机构和人员。去年十二月份，国际法学组织发表了题为<<西藏的人权与法制>>的报告，这是国际法学组织对西藏问题发表的第三个报告。这都是及时和令人鼓舞的新发展。特别是近来中国国内和海外的中国兄弟姐妹中，同情西藏人民，支持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对我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的支持者日趋增多，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更是我们增添了信心。
同时在印度人民纪念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代表西藏人民表达我们对印度人民的衷心的祝愿，并再一次感谢印度人民和印度政府的帮助，对於大多数流亡在外的西藏人来说，印度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印度为我们这些西藏难民不仅提供了安全避难之处，古印度深奥的非暴力哲学，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启发和塑造了我们西藏的价值观。同时，我认为印度应该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上扮演一个具有积极的建设性角色。我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是与印度对西藏和中国政策相吻合的。因此，印度政府没有理由不积极地提倡并促进西藏和中国政府间的对话。显然，在西藏高原上没有实现和平和稳定的情况下，中印两国间重建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关系是不实际的。
去年，我们在流亡印度的西藏人中进行了民意调查并尽可能搜集了西藏内部人民对於我们是否应该进行全民公决来决定将来我们应该走的道路的意见。基於这次民意调查和搜集许多从西藏来的建议，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也就是流亡的西藏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在不进行全民投票下授权我继续作出决定。我感谢西藏人民寄托给我如此巨大的信任、信心和希望。我仍然坚信，我提出的『中间道路』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现实、最实际的方案。这个解决方案不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根本要求，同时也能保证中华人命共和国的统一和稳定。因而，我将继续坚定地遵循这一方案，并诚恳地寻求和中国领导人的沟通。
在此我谨表达我对为我们的自由献出了生命的先烈们的敬意，并为尽早结束我们的人民的苦难，为所有众生的和平和幸福祈祷。
达赖喇嘛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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