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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五零年以前，西藏没有发生过人民起义的事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规律。西藏人民对中国的反抗开始于中国对西藏的侵略，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反抗到公历一九五六年，西藏东部的安多与康区正式对中国进行武装抗击。三年後则遍及整个西藏全境。公历一九五九年，在西藏的首都拉萨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人民反抗运动。对此，中国解放军进行了武力镇压，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被打死。达赖喇嘛和八万余西藏人被迫流亡到邻近国家。从那时开始，处于极为紧张状态下的西藏人民前赴後继，连续不断地进行反抗中国侵略者的门争。仅从公历的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间，在西藏各地发生的和平示威即达一百五十余起。而中国军队不仅对西藏和平示威群众实施残绝人寰 的暴行，而且，于公历一九八九年三月开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二次戒严。第一次戒严是公历一九五九年进行的。
对西藏人民的反抗，中国政府解释为“那是由于西藏的部分上层人士为了恢复旧的制度和抱著继续压迫人民的目的而策划的。西藏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农奴，而少数贵族与大喇嘛对农奴进行了剥削和压迫＂等等。 然而，一个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没有军警组织的地区，如果真如中国所言进行了如此残暴的压迫，则那些“农奴＂为何不对“农奴主＂进行反抗和起义呢？这一切中国政府是无法做出解释的。 ` 以此相反，那些人民明知自己的生命有危险而仍然对中国的统治进行反抗。中国政府如果看看那些反抗者，就会发现他们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不是贵族或大喇嘛。同样的，流亡藏人中百分之八十五是中国所谓的“农奴＂阶层的人。
西藏人民反抗中国的起义发生之原因概要而言：中国军队自进入西藏的第一天起，便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践踏西藏政府所拥有的政治主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按分而治之的原则，在西藏内部制造地区间和政治上的不和。（ 2）进行许多西藏人并不情愿的社会与经济改造。从而破坏西藏的社会基础。
（ 3）对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和由这些部门管辖的新单位给予实际的权利。使其平行于西藏原有的政治机构，从而架空西藏政府实有的权利。同时，为了削弱西藏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力量，而将西藏分割成许多所谓的“藏族自治地区＂。
由于西藏需要提供几千吨供中国解放军的食粮，从而使西藏面临著西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出现饥荒的危险。由此，拉萨人民召开抗议大会，并以人民大会的名义致函中国军区，提出“解放军退出西藏＂，“中国人停止对西藏工作的横加干涉＂。对此，中国的反应是指责反对他们统治的西藏总理鲁康娃和总理络桑扎西二人对人民进行了煽动，由此不仅逼迫他们辞职，而且还将人民大会的五位领导人监禁关押。从此，该组织逼迫转入地下。
公历一九五四年，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达赖喇嘛前往北京，当时召开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使“十七条协议＂承认的西藏特殊的自治地位自然无效。在宪法中虽未明文规定公历一九五一年的协议内容为无效。但其功用是：为了将西藏的管理工作直接兼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范围内，由中国国务院做出了成立所谓“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达赖喇嘛为这个没有什麽权利的委员会的主任。对此，在达赖喇嘛的自传中写道：“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权力，该委员会除了有西藏代表的假象而外，实际的权利全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根本的政策全部由被称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来安排和指导，在该委员会没有西藏人。＂
为了削弱西藏的政治势力，于公历一九五六年在成立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後，将扎什伦布寺范围和西藏东部多康总管的辖区划出西藏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并新成立与西藏政府平行或相同地位的管理机构。在康与安多地区，中国在强力推行社会、政治、土地等改革运动的同时，对宗教人士和寺院、地方频频进行攻击，从而使西藏人以武力回击的趋势日趋严重。在所谓“十七条协议＂中规定不强制对西藏人进行改革，然而，由于在西藏东部开始强制进行改革并因中国军人的暴行，使西藏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武装抗击。东部康与安多地区反抗侵略的运动以燎原之势不断地扩大。
到公历一九五六年夏，整个康与安多地区普遍展开了游击战，西藏东部与北部的大批难民不断涌向首都拉萨，使拉萨局势日趋紧张，到一九五八年，在山南成立护教志愿军，使反抗中国的运动扩展到西藏中部地区，同年秋，约 有八万军力的他们 使几乎全部山南以及部分西藏东部地区置于人民军队的控制之下。
为避免发生使西藏人民流血牺牲的严重事件，达赖喇嘛费尽心机地努力促使安定。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公历一九五六年冬，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圆寂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在德里与尼赫鲁总理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时，提出自离开西藏以来，西藏局势的日益恶化，并表达了达赖喇嘛想在印度政治避难的愿望，对此，印度总理尼赫鲁切实指导回西藏的重要性，周恩来亦保证改善西藏国内的局势，鉴此达赖喇嘛返回了西藏。当时，为了使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中国立即宣布暂时推迟对西藏正在进行的改革，减少在西藏的中国文职工作人员，裁减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近一半部门。 第二年，中国不仅加强对西藏人民的各项社会主义运动，而且还向西藏增派了大量军队，使他们所做出的减少工作人员和推迟实行改革的许诺没有了实际意义。
公历一九五九年三月，不可避免的最终的事件终於发生了，因西藏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西藏东部各地，西藏上层宗教人士和地方官员在应中国人的邀请前去参观、开会、会餐等以後便从此失去踪影的情况。所以，人民本来就以疑惧到中国人会不会同样也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而公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中国人在邀请达赖喇嘛到中国军营赏戏的同时，却与往日达赖喇嘛出行时不同，中国方面强令不许有任何武装警卫跟随，这更是增添了人民的疑惧。
公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 几千名人民围住诺布林卡，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前往中国人的兵营。从此，人民每日都在拉萨召开会议，举行示威游行，并高呼：“中国人从西藏滚出去＂、“恢复西藏的独立＂等口号。
达赖喇嘛为了逐渐消弥双方的怒火，并让人民安静下来，在呼吁包围诺布 林卡的人民回家的同时，向中国军官谭冠三写了三封信。当时是 在什麽样的情况下写这三封信的呢？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出于赢得时间，使双方的愤怒逐渐平息，以使拉萨人民能够安静下来的愿望，我对全部来信均写了回信，为防止他们（西藏人）在中国武力下遭受杀戳而想方设法是完全适宜和应该的。由此，我指示人民要安静，而在给军官的回信中，没有讲我真实的想法，我认为这是对的。
由此不久，拉萨的战争正式 爆发，几千名西藏人被打死，几万人被逮捕。西藏人民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
由于与中国政府直接交往以避免流 血和减轻压迫的各种措施没有产生效果。所以， 为了救护处于危急之中的西藏人民，并寻求国际的援助，公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开始了前往印度的流亡旅程。
公历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公布了所谓解散西藏政府的公告。达赖喇嘛与噶厦在流亡途中明确声明：“ 由于在拉萨新成立的政府是由中国掌权的，所以，西藏人民绝不予承认。＂从而对中国公布的公告，做出了反应。达赖喇嘛刚一到印度，便著手在流亡中重 建西藏政府，并宣布：“西藏人民只会承认我所在的政府为真正的西藏政府。＂
其後的几个月内，约八万名西藏人流亡到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而比这更多的难民却未能越过边境纤。
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对这些问题和情节进行编造和歪曲。声称少数西藏反动分子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援进行武装“叛乱＂，以及人民是如何地 对此进行反对，达赖喇嘛又是怎麽怎麽被劫持往印度，并声称由于叛乱分子仅有七千人， 所以，如何在两天之内亲易地“平息＂等等。
对这些问题，中国领导间的说法也不一致。公历一九六零年西藏军区政治部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中称：“公历一九五九年三月到十月间，消灭了西藏叛乱分子八万七千人。＂而西藏反抗者从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的极小的援助是在西藏发生起义以後，这些援助虽未能产生大的效果，但西藏人对此还是表示了欢迎。在西藏的西藏人民之起义是一个范围极广的起义。对此有许多的证据可以表明，而在西藏的任何地方都被极为残酷地进行过蹂躏这一点亦可证明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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