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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寻求和谈的途径

双方接触以及代表团赴西藏
继续寻求接触
五点和平建议及以後的接触

双方接触以及代表团赴西藏
公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间，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发生任何联系，即便如此，在此期间达赖喇嘛始终坚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刚到印度後的公历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达赖喇嘛在木索里发布的新闻公报中声明：“从根本而言，虽然在西藏的中国领导人最近在西藏的行为令人遗憾并让人感到愤怒，但是，我们西藏的僧俗人民对中国人并未抱著仇恨或敌视的态度。＂、“为了进行和谈而郑重呼吁，应尽快创造和谈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当中国政局发生很大变化时，达赖喇嘛于公历一九七八年在西藏三　十抗暴纪念仪式上指出：“让原意到国外的西藏人出来，或与自己的父母兄妹等见面，或看看在国外西藏人的现状，而後再回去。同样对愿回西藏探亲参观的在国外西藏人亦给予这样的机会。如此，才能够清楚或令人信服的认识到西藏的实际情况。＂
公历一九七八年底，香港的新华社社长李菊生通过他的一个朋友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先生进行联系，两人并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会晤，当时，李菊生转达了邓小平就解决西藏问题一事希望嘉乐顿珠先生到北京的邀请。
公历一九七九年二月底，经达赖喇嘛的批准，嘉乐顿珠先生以私人名义前往北京。
在中国、嘉乐顿珠先生会晤了中国的各个高级官员，他们声称：由于“四人帮＂的掌权，破坏了中国政局的稳定，损害了工农业的发展，从而使西藏也遭受到巨大的困难。“公历一九五九年西藏的抗暴也是由于各种因素而造成的，与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没有任何关系＂等等。
嘉乐顿朱先生在与邓小平会晤时，邓表示：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不管年老或年青的，为了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西藏，他还说：“除了西藏的安全独立而外，其它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原意协商。＂由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为了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于公历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零年间，先後派出了三批参观代表团。
其後虽又组织了以西藏宗教人士和各个地方人士组成的第四批十六人代表团，但公历一九八零年八月六日，中方却以“现西藏正处于寒冷的季节，加上忙于西藏的发展与建设，未能妥善地做好接待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为由不予接受。在我们反复向中国政府提醒这是邓小平对西藏人的邀请以後，才于公历一九八五年七月由御任噶伦贡德岭　俄塞坚参率领的第四批参观代表团前往西藏。从此以後，中国政府再也没有接受任何代表团的参观。代表们在实地调查了解後，就西藏的真实情况向中国政府做出了要求慎思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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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寻求接触与和解 　
达赖喇嘛与西藏政府为了加强同中国政府的联系，增强双方的了解而竭尽所能地寻求各种途径。当时，为了增加双方的信任，西藏流亡政府曾提出部分建议：公历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就国内外西藏人的往来要求中国政府放宽现有政策而却被拒绝。因此，西藏人到国外去探亲者，不仅要被调查其历史、背景等，而且还要留下一名家人为人质方才准许。同样，流亡藏人回西藏探亲者必须领取说明是所谓“华侨＂的证明文件。西藏政府为了加强藏汉之间的交往而提议在北京设立西藏的一个机构，被中国政府所拒绝。
公历一九八零年九月，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让帮助西藏的五十名志愿教师前去西藏工作，而中国政府回答说：“由于这些青年生长和学习于印度优越的环境中，所以，很难适应西藏恶劣的生活条件，如此还不如让这些青年教师到中国的各个民族学院去。＂对此，我们声明这些西藏青年教师是非常明确地知道西藏的生活条件艰苦而志愿前往的。最後，中国政府再也没有找到其它的拒绝这些志愿教师赴藏的理由，便声称这些青年必须首先成为中国的公民，由于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所以，那些志愿教师未能前往西藏。
公历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我们向中国官员呼吁，为了密切境内外西藏人的联系，希望能够让十一名西藏学者前来参加有关西藏学的研讨会，对此，中国政府根本予以拒绝。
公历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达赖喇嘛在一封给邓小平的信中指出：“为了让西藏人拥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幸福，双方在忍耐宽容的同时，运用极深的智慧，进行努力的紧迫时刻确已来临。就我个人而言，自始至终是抱著不分国界疆域，只求为了给整个人类，尤其是贫困的人们谋求安乐而竭尽全力进行努力的愿望。对上述问题，希望能够确知你们的观点。＂对此，中方不仅没有给予任何的答复，相反的，胡耀邦于公历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给了嘉乐顿珠一份所谓“对待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的文件，在该文中，企图将西藏问题转化成为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事关未来西藏的安乐之本，达赖喇嘛于公历一九八二年四月派遣最高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国官员一起进行试探性的会谈，该代表团还提出许多可供中国官员参考的有益的建议。公历一九八三年二月，达赖喇嘛表示了约在一九八五年左右回西藏去看看的愿望。当时，在西藏新展开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打击运动，有许多人被逮捕和判刑。
为设法停止在西藏的政治镇压运动，以及为达赖喇嘛的回西藏参观一事和寻求藏中继续会谈的途径，公历一九八四年十月派遣了由三人组成的最高代表团到北京，然而，对提出的协议方案，中方不仅不予接受，而且，中国政府还将双方已约定不向外公布的我方之提议，在他们的报纸上进行歪曲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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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和平建议及以後的接触
由于上述原因，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在竭力寻求了与中国政府直接和谈的途径而未能如愿後，迫于无奈，达赖喇嘛只好将他的观点或愿望向国际社会公布，以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援。
公历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国议会的人权委员会，达赖喇嘛提出五点和平计划，即：
（ 1）将整个西藏改变成为和平区。
（ 2）放弃将大量中国人迁移到西藏的政策。
（3）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的人权及民主自由。
（ 4）设法恢复和保护西藏原有的纯净的自然环境，停止在西藏生产中国的核武器和弃置核废料的行为与计划。
（ 5）开始有关西藏未来之地位以及藏中间关系之真诚磋商。
公历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国政府的首脑们对上述建议不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指责达赖喇嘛，这使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疏远。不管中国政府做出如何粗暴的回答，公历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达赖喇嘛仍将明确表明西藏人立场之共十四条解释内容的信函交给中国政府。
公历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上公布了另一个协议方案，对上述和平计划中的第五条有关事项开始进行磋商问题做了详细说明。
上述协议方案在公布以前，即将文件副本送达中国政府驻德里使馆。其後驻德里的西藏政府代表办事机构于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分别就以此有关的事项与德里的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了会晤，并就中国政府发布的各新闻公报中的疑虑问题进行了说明。在所做的诸多说明中，包括申明斯特拉斯堡建议是符合邓小平于公历一九七九年对嘉乐顿珠所说，除了西藏完全独立而外，其他问题一概可以讨论之精神的。指出：斯特拉斯堡建议中，达赖喇嘛除了指出与中国和睦共处而外，并未提出要分裂等等。公历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德里的中国大使向达赖喇嘛的某高级官员提出：“中国政府愿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会谈，而且，会谈的地点与时间也由达赖喇嘛决定。
对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一决定，西藏政府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于公历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声明：“中国接受了我方的和谈愿望，我们希望这是中国政府原意诚恳地解决西藏问题的标志。＂公历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通过在德里的中国大使馆通知中方：谈判地点选定在瑞士的日内瓦城市，因为那里不仅方便，而且是中立地区，会议时间定于公历一九八九年�
公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向嘉乐顿珠表示：对斯特拉斯堡建议的有些内容有不同的意见，但这些困难通过协商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到公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中方却通过驻德里的使馆提出了以下进行会谈的前提条件。
（ 1）中国政府不同意公布的会谈地点和时间，会谈的最佳地点是北京。
（ 2）达赖喇嘛任命的六名会谈代表，都是平常进行分裂活动的分子，所以中方难以接受。尤其在内部的会谈中让外国的律师参加更是不能接受的。
（ 3）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直接进行会谈，但如派遣达赖喇嘛信赖的如嘉乐顿珠先生等人，则中方原意接受。
（ 4）斯特拉斯堡建议无法成为会谈的基础，会谈的先决条件是要维护和承认祖国的统一。
由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会谈前提条件完全违背了以往做出的承诺，所以，西藏政府在表示遗憾的同时，在公历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以下回复：
（ 1）由于中国政府同意由达赖喇嘛选择谈判地点和时间，所以，达赖喇嘛才诚恳地决定会谈地点为瑞士城市日内瓦，时间为一九八九年一月。
（ 2）在中国政府的对外公告以及流亡政府的许多次答复中，都声明原意与达赖喇嘛指定的代表进行会谈，而此次中国政府却声言不接受达赖喇嘛任命的代表团成员，叫人莫衷一是。指定谁为代表是按达赖喇嘛的意志决定。范普拉赫并非会谈代表，而是代表团的法律顾问。
（ 3）根据中方建议，嘉乐顿珠将被任命为代表团的顾问。
（ 4）未来的西藏问题，只有在双方都诚恳地，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会谈，才会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斯特拉斯堡建议是汉藏问题进行会谈的最合理的基础。
公历一九八九年二月，班禅大师圆寂。达赖喇嘛随即向中方提出，根据传统，希望能够允许由十余人组成的吊唁小组到扎什伦布寺、拉萨、塔尔寺、拉卜愣寺去进行供施活动。对此，中方于公历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回复道：在西藏以往没有进行类似大规模地吊唁、供施活动的先例，且在吊唁小组中有两个领导是噶厦的官员，对此无法接受。我方即明确表示原意从吊唁小组中撤回那两个人。
公历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七日，中方又提出让达赖喇嘛特别任命两至三名喇嘛，取道北京直去扎什伦布寺，在吊唁、供奉完毕後即刻返回印度，同时还指责“骚乱＂的指示者是西藏流亡政府，并对达赖喇嘛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促使撤销西藏的军事戒严一事横加指责。
公历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西藏政府通过驻德里的中国使馆对此明确做出了答复：
（ 1）对班禅大师的圆寂进行吊唁一事如以往多次所述，是由于历辈班禅特别地精于对时轮金刚的实践，所以，在吊唁和进行供施活动中需要的僧侣数已有明确说明。又由于此次派遣的宗教代表团，根据中方要求，同意从吊唁小组中退出两位政府工作人员，而现在，即使已同意前去吊唁的两至三名喇嘛，也必须由北京直去扎什伦布寺，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且仅派两至三人是没有意义的。
（ 2）对近期在西藏发生的反抗运动，中国政府所谓这是由于我们所造成，以及是我们派遣了破坏分子和运送了武器等严重指责，我们希望中方能做出证明。为了认识西藏产生动乱的真正原因，应允许没有偏见或偏向的国际调查小组前往西藏。
另有一件未写明的情况，即据近期的报纸报道：阎明复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声称我们为了在西藏制造骚乱而派遣人员并运送武器等，对此我们深感遗憾，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他是中国政府的新领导人当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且较为开明者。
（ 3）达赖喇嘛为了解决西藏所面临的困难而向世界各国的领导发出呼吁，这是任何人在遇到困难时都有的请求援助的权利。当时，与别的各国领导人一道也向邓小平发出了类似的呼吁。达赖喇嘛与中国直接会谈以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是众所周知的。而中国政府并未对达赖喇嘛所努力与中国政府继续进行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
（ 4）我们再次敦促中国政府要尽快举行藏中间的会谈。以其他问题为借口从中设法拖延是徒劳无益的。达赖喇嘛有关举行会谈的建议于去年六月提出，并表明了希望会谈能够于一月份开始的愿望。从公历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开始，我们从书面口头与口头两方面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疑虑和不同意见通过使馆进行了解释。由此，所谓以破坏了和谈的气氛，从而使和谈延缓等，将一切罪过全推到我们身上绝非公道。
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经历，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依赖强力进行镇压的意志并未改变，由此，假如中国政府继续实行类似的解决方法，那麽，为了在未来的会谈中避免类似的无理指责与强横，在我们之间有一个中间人是很有必要的。＂
西藏戒严後，达赖喇嘛为了与中国政府举行和谈，提出希望现在香港举行预备性会议并决定派出代表团。为了创造和谈的条件，达赖喇嘛呼吁解除在西藏的军事戒严。
公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国政府在其通过驻德里的使馆做出的答复中，除了声言为了对进行打、砸、抢的少数犯罪分子进行打击而进行戒严是完全必要的，提议解除戒严是对犯罪分子的包庇，以及对达赖喇嘛的关於将整个西藏改变为和平圣地的建议表示不能接受而外，对在香港举行预备性会谈的建议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达赖喇嘛为和谈而提出了方案，并为了得到中国政府的响应而在忍耐中等待两年多以後，于公历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在三　十抗暴记念日发表讲话时声明：如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对提出的会谈建议不做出积极的反应，那麽，（达赖喇嘛）将会认为他已解除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实施而负有的责任。
公历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通过驻德里的大使馆，达赖喇嘛表示：为准确无误的寻觅到已逝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而原意进行协助。为此，达赖喇嘛还表示了派遣由高级活佛和堪布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拉萨附近的“神女湖＂进行祈祷和观湖仪式的愿望。三个月後，中国政府在回复中声称此事勿须外界干涉，班禅的转世灵童自有扎什伦布寺的有关人员进行寻访等等。
虽发生如此的阻碍和令人沮丧的情况。然而达赖喇嘛并不以此为止。公历一九九一年十月，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讲话时，达赖喇嘛提出：为了亲自解决西藏的实际情况而愿与中国官员一起前往西藏。
公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国总理李鹏到德里时，达赖喇嘛表示愿与他会晤，因希望事情有个结果而提出的这个善良的建议，中国政府却没有接受。
根据这一系列的遭遇，公历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西藏人民议会在新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被迫规定：在中国领导人方面未做出实际意义上的表示以前，西藏政府方面不许有进一步与中国进行协商的行动。同时在该决议中还规定，如果中国政府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进行和谈的建议则不在决议限制的范围之内。
公历一九九二年四月，在德里的中国大使会见嘉乐顿珠先生，提出以往中国政府的立场虽嫌顽固、僵硬，但如西藏方面对实际问题进行慎重考虑，则中方愿做出让步。
由此，嘉乐顿珠先生根据中方的邀请，于六月份经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批准前往北京。嘉乐顿珠先生回来後向达赖喇嘛和噶厦汇报了与中国领导会晤的情况。随後又在第三次西藏人民议会的会议上对此进行了讨论。
对嘉乐顿珠先生，中国驻德里的大使馆虽表示会做出让步，但到中国後，从中方的立场中不仅看不到任何类似的迹象，而且还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横加指责。因此，为了对中方提出的各个问题进行解释并阐明西藏流亡政府的观点，决定派出一个以嘉乐顿珠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该代表团还将带去达赖喇嘛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信函。
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在被选定的同时，为了就他们的行程等准备问题进行协商而于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七日与在德里的中国大使馆的程端生先生进行了会晤。
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坚信，双方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开始通过和平协商，是解决西藏所面临的困难的唯一途径。
对此，许多政府表示支持，是令人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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