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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问题 ,关于专政
只对那些执迷不悟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最反动的领主及其代理人实行专政 ,给予管制关押等依照国家法律予以惩处 ,而不冤屈一个无罪的人 ,这是党的一个政策原则。
但在西藏具体执行中 ,发生的对可捕可不捕的大部分人 ,甚至不少无罪的好人 ,恣意安罪名诬害 ,列入罪犯之中等 ,使正直的人民感到惊讶的情况 ,从我上面已谈了的就可了解 ,没有必要再说明的了。这里稍微谈一下把被捕了的这些人 ,进行管制或关狱後或劳改时所发生的那些情况 :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 ,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在学习党的政策等时 ,由于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思想 ,因而 ,各个人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对那些不太恰当的看法和认识 ,耐心地进行帮助和教育 ,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但没有那样做 ,而是尖锐的斗争 ,对有些人还以残忍的虐待进行打击。因此 ,当人们一听到“来学习＂的叫声 ,心就要悸动 ,正直的人大都心灰意冷 ,忧心忡忡 ,失去了改造自己 ,重新做人的信心 ;有的因憎恨而产生了各种邪念 ;有的只想随机应变的混日子 ,并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 ,学会了一套口和心之间距离很大的手法 ,这样就出现了一定数量巧言奉承、舞弄迎合的水平不低的人 ,以致造成了在实际改造上 ,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成绩 ,而内容却完全相反的情况。
由于关押犯的人数过多 ,有难于管理的情况 ,对这些人的思想改造方面 ,想来不会比集训的好 ;不仅如此 ,在关押犯中 ,除去在西藏军区关押的一部分上层和一般监狱内有少数管理人员能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执行外 ,其余大部分监狱中对关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 ,其主管这类问题的负责人或管理人员不关心 ,加之看守员和干部对那些人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 ,恣意毒打 ;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 ,迁来迁去 ,以致水土不服 ,衣被不能暖体 ,褥垫不能防潮 ,帐篷、房屋不遮风雨 ,食不饱腹等等 ,生活十分困苦凄惨 ,还让起早抹黑的劳动 ,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 ,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 ,疾病很多 ,加以休息不充足 ,医疗不完善 ,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对年在五六十岁 ,体质衰弱 ,已接近死亡的年老关押犯 ,也让进行十分苦而重的体力劳动。当我来回走动之际 ,看到这种痛苦情景时 ,虽然心中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悲愁 ,和想“难道不这样不成吗＂的怜悯之心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总而言之 ,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曾向我们指示的 :由于西藏人口少 ,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 ,比如叛乱头子拉鲁和罗桑扎西不杀也可以。这不仅是十分正确的、使人感动的英明的伟大想法 ,而且也是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的。对真正的首恶分子给予关押劳改等 ,严惩不贷 ,以儆效尤 ,而对其余无罪或仅有小罪的人 ,若能严加控制根本不发生逮捕、关押和判刑的情形 ,做到铲除坏的 ,保护好的 ,就可收到对症下药之效。
但事实与此相反 ,到处关押著没有好处反而招惹麻烦的犯人 ,和出现了许多不应当得死罪的犯人的尸体 ,这会使千百户人家的父母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十分悲伤 ,眼泪不断这是不用说的 ;加之不管是否有无罪过和罪过大小 ,把那样多的人关押起来 ,并且由于管理不善 ,致使有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对此 ,西藏广大人民不仅不欢迎 ,并且产生了不喜欢、遗憾、惊慌、怀疑、不满 ,并可怜那些关押犯。
所以这些缺点错误就成了脱离群众的条件 ,也是逃往国外的叛乱分子和分散在西藏境内的残余叛乱分子对我们更加疑虑、惧怕 ,不但不前来投降 ,而且成为反革命到底的思想更趋坚定的主要因素。
同时 ,西藏的上层关押犯中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官吏虽被列入叛乱罪魁的行列 ,但是 ,大多数是 1959年在拉萨叛乱时 ,从 3月 10日在罗布林卡叛乱首领宣布反动的口号以後到 19日之间 ,在罗布林卡等处招集原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吏开了各种关于叛乱的会议的参加者 ,其中凡在平叛时被俘的 ,都笼统草率地算作叛乱首领或罪魁而被关押的。但是 ,若问这些人是否全是叛乱首领或罪魁 ?很难说“是 。当时召开叛乱会议时叛乱罪魁说 :“若来就无话可说 ,若不来 ,不问任何人包括家属在内全部杀光＂。就如谚语所说“虫不吐油 ,就要杀头＂一样 ,由于受到所施加的难以忍受的压力 ,和以恃权强制的方式进行严重的威胁 ,在保全自己的思想支配下 ,为了解救自己和家属的危险 ,不得已而听从敌人的摆布 ,此其一。
在叛乱首领的宗教和民族利益的借口下 ,对宗教、民族具有深刻的信仰、热爱和自尊心而又不了解实情的好人 ,上了敌人的当 ,此其二。
由于西藏的封建制度 ,地方政府官吏们从祖先时起 ,受“具喜宫＂ (原西藏地方政府之名──译注 )之恩惠而生存 ,且自身亦为地方政府之官吏 ,所以差不多人人都有“在那里吃食就在那里当看门狗＂的思想 ,因而在“具喜宫＂的政权处于存亡关头的当时 ,出于对自己政府的恋念而鲁莽从事 ,此其三。
这三点在中间人士的思想中具有不能很好解决的性质 ,故而若仔细考虑中间的人们不去参加一下这些会议就难以呆下去的处境 ,就可以明白了。那麽可以说当时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 ,党、政、军有关机关都对中上层人士作了争取工作 ,害怕敌人的人们无论搬到党、政、军任何一处去的话 ,不是就没有丝毫的危险了吗 ?固然是那样 ,可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仅向平时同我们有联系的人作了争取工作 ,而没有对地方政府的所有僧俗官吏进行。阿沛副主任也积极负责地在地方政府官吏中做了许多说服争取联系 ,虽起了大的作用 ,但是也难以广泛等 ;实际上 ,我们未能对地方政府的所有僧俗官吏进行说服争取工作 ,所以把地方政府僧俗官吏中不倾向革命 ,也不倾向反革命的中间思想的、盲从地参加叛乱会议和叛乱的人以及被强迫、裹胁而不得不参加叛乱会议和叛乱的人们算作叛乱罪魁是不应该的。
可是 ,凡是被俘的这一类人 ,在处理时 ,也不向熟悉这些人情况的爱国进步朋友们了解一下情况就加之以不符合实情的叛乱首领或叛乱罪魁的罪名 ,进行了关押等之类严厉而重的处罚 ,对此人们感到我们的法令不公正等等。
关于专政 ,从我以上陈述的这些当中 ,可以洞察在西藏实行专政时 ,产生了把人混淆黑白的许多严重情况。而这种情形看来是利敌害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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