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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神界轮回（下）
曾几何时，毛泽东替代达赖、共产主义替代佛教的神界轮回似乎必将万代不变，却没想到这一圈的轮回竟是如此短促，仅仅二十年的时间，又开始了另一轮逆转的轮回。毛泽东的死亡使中共在西藏精心营造的神界失去了基础，随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藏民族别无选择地重新回归了自身的传统，汉人也同时失去了“进藏＂的力量源泉，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得以控制西藏的一套完整机制，至此从结构上彻底解体。
1、新神之死
这一逆转的轮回首先是从中国内地开始。中共的造神运动不仅是在西藏进行，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国大陆掌权，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在整个中国一直在进行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家＂──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忠＂、“孝＂、“仁＂、“义＂是围绕“家＂核心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从这四根支柱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忠＂、“孝＂、“仁＂、“义＂在上下纵横不同方向互为支撑，本是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共政权出於全能式专制统治的需要，把家庭和家族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从而对後三者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被推向极端的“忠＂──把全体人民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忠於唯一一个“大家长＂。毛泽东成了至高无上的神。
然而没有家族文化的完整底座支撑，“忠＂到极端必会失衡。其走向是越来越要求只忠於那个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其他的任何“忠＂统统都是不可容忍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权威“造反有理＂的一次总攻，最後结果就是仅剩下一个“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
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於他自己的那份权威 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 。而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邓小平在其身後发动的改革，就是从把毛拉下神坛开始的。那并非出自邓小平的民主意识，他当时面对的现实是，为了阻止他复出，他的政敌提出了以“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作为当时中共的政治纲领。那种把毛泽东继续奉为神的做法，使毛泽东扣在他头上的黑锅无法搬掉，他对中国的改造也因违反神谕而不能推行。因此他首先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最终让作为标准的“实践＂审判毛泽东，把毛泽东从创造绝对真理的上帝变成被实践所嘲弄的“三七开＂凡人。
把“实践＂放在比毛泽东更高的位置，邓小平名正言顺地打倒了“凡是派＂，获取了最高领导权。当时中共的权力体系尚主要由“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人组成，邓小平要改变文革路线，首先需要完成权力体系的更换，以文革的受害者取代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平反＂。这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定文革导致的政治开明也起了重要作用，曾被“踩在脚下＂的经历，使邓小平及其同僚的良心有所觉醒，对其他受迫害的人产生同病相怜感情，而不再像当年主持各种整人运动时那样无动於衷。在全国性平反运动中，当时担任中共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是主要主持者。他为建立邓小平的权力体系、肃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後来被邓小平提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不难想像，作为有一定良心和道德，并且也受过同样迫害的个人，能亲自主持拨乱反正的过程，得到普天下的感恩戴德，是容易进入一种崇高和神圣、甚至是救世心境的。那不仅是胡耀邦一个人的心态，当时中共那些重新“恢复工作＂的高层领导，都有同样的情结，由此肯定会影响当时中共的治国之道──包括有关西藏问题的决策。这是中共在西藏开展“拨乱反正＂的内在因素。政治需要和良心反省相辅相成，使文革後的平反运动不断扩大，源自中国内地的对毛泽东的否定和清算，也随之延伸到了西藏。
“拨乱反正＂对於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起到的作用却使中共在藏人心目中创造的新神陷入土崩瓦解。意识形态造就的神从时间上无法与文化造就的神匹敌，道理就在这里。意识形态造就的神尽管可能一时强大无比，似乎能将文化造就的神连根拔除，也确实能在一时迷惑和动员相当多的群众，但是意识形态变换无常，往往随著政权更迭而更迭。後来的掌权者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经常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前者，或像邓小平对毛泽东那样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随著意识形态遭到否定，不管那人造的神明原来显得多麽强大，也就立刻被抽掉基础，失去了神灵的光辉。
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神必须是完整的。邓小平那些“辨证＂的说法──此时的中共和彼时的中共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那样的道理对藏人是说不通的。中共不理解为什麽它进行了“拨乱反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给了藏人那麽多自由和好处，却不但没有笼络到藏人的感激之心，反而遭到他们更多的仇恨和反对。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既然是神，那就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可以不理解神为什麽那样残暴凶狠，无端地对他进行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麽就得干什麽。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对其过去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表示不满并进行发泄了，而且也就有权利要求其认更多的错和要求其进行更多的补偿了。
以中共投资修复文革期间被毁坏的西藏寺庙为例，藏人丝毫不为此而领情，反倒把中共拿钱修庙，认为是承认毁灭西藏寺庙是中共所为，是为其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而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的。
另外，意识形态的神缺乏神界能力，也是其难以持久取胜的原因之一。神是不死的，这是自古以来人对神的基本认识之一。对於没有世俗化身的神，反正谁也看不见，论定其不死性并不难，然而若是有世俗化身者，却不能解决其死亡与不死性之间的矛盾，其是否是神就成了问题。西藏宗教通过转世体系圆满地解决了这个矛盾，毛泽东却没有炮制那样一套体系。在他活著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一旦死亡，躲不过去的疑问立刻就呈现出来。一度藏人曾自己为其寻找解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政客眼中是庸才一个，却能获得藏人的普遍崇拜，原因就在於华既然是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藏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作了毛的化身──那种共产主义独裁者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与西藏宗教的转世在意象上是有暗合之处的。
然而，邓小平打倒了华国锋，那一方面使毛泽东时代中共在藏人心目中立起的新神再无化身可以依托，同时也使毛的神力因为不能转世而失去效力。他活著的时候，邓小平毫无反抗能力地被他踩在脚下，然而只要他一死，江山就变，老婆就被关进监狱，邓小平就爬上最高位置，反过来否定他的一切。这些明确的事实，在藏人具有天命意识的思维当中，只能是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不能转世就注定了他不会是神，顶多是一个入侵神界的大魔头。无论他一时显得多麽厉害，不能转世则使其所有功力随其肉身死亡顿作飞灰，他最终还是得败於绵延不绝的西藏之神。
的确，没有了毛，中共还能靠谁来对抗世代生生不息的达赖喇嘛和西藏大地上数以百计可以不断死而复活的活佛呢？这一世达赖喇嘛在被毛泽东打得落荒而逃时，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雏儿＂，现在却已成就一代伟人，无论是风度魅力、政治经验、国际威望，都已远超过中共後一辈领导人。此一时彼一时也。
2、 “变天＂
邓小平上台，改变了中共统治中国的基本方针，放弃了意识形态教条和阶级斗争，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治国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之上。这种改变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其巨大，西藏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毛泽东时代，中共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西藏下层社会从上层社会的控制下分离出来，成为其在西藏的同盟者。邓小平放弃阶级路线，对人而言是好事，从中共统治西藏的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必然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著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事事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对中共已经没有用处，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职位和地位 包括特权 ，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在经济相对活跃的中国内地，公社解散後的生产队干部虽然也得自谋出路，但他们凭著过去积累的社会关系，不少人发财致富照样走在前面，保持著出人头地的地位。西藏的生产队干部却和当地老百姓一样，被自然经济所封闭，以往的资历没留下任何优势。根据西藏中共党委组织部的调查，当年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最贫困阶层。除此之外，他们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还承担著被同族人视为叛徒的重负。他们遭到中共遗忘和冷落，不但不会得到同情，反而成为乡亲们的笑柄。他们凄凉的下场成为对藏人的告诫──这就是跟著中共的下场。
邓小平推行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方法是以化公为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把原本属於公社的土地和牲畜以“大包乾＂形式分给农牧民，的确可以使农牧生产得到很大提高。但是这副灵丹妙药也带来一个共生的结果──贫富分化。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作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允许进入西藏进行长期研究的西方学者，在西藏西部牧区的帕拉乡进行了十六个月的调查，其研究也包括了改革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状况。
一九八一年，所有的帕拉牧民几乎同时起步，人均占有牲畜至少三十九头。而後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牲畜数量增多了，另外一部分的则明显减少，又出现了贫穷和富有的牧民。每人占有的牲畜量以○到一五四头不等......一九八一年，八十八％的家庭每人占有三十-四九头牲畜，而到一九八八年只有三十七％的家有那麽多。而且，一九八一年没有少於三十头牲口的家庭，一九八八年已有三十八％的家低於那个数字。一九八一年，只有十二％的家庭有五十头以上的牲畜，一九八八年已达到二十五％。一九八八年，十％的家庭有九十头以上的牲畜。这种经济分化的结果是，一九八八年帕拉十六％较富的人拥有三十三％的牲畜，而较穷的三十三％的人口只拥有十七％的牲畜。一九八一年，公社划定的生活标准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缩小了这个地区旧社会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是，过去的七年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导致了牲畜逐渐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来的家庭，再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没有牲畜的家庭阶层。
这些“新穷人＂靠给富有的牧民干活维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现在像旧社会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规律地雇用牧民、挤奶工、以及仆人......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纺羊毛，梳理山羊绒，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拉新的经济政策尤其使从前较富的阶层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财产被没收或是遭到严重歧视的人。现在拥有七十头以上牲畜的六户人家中，四户 六十六％ 属於这个阶层。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於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虽然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也过得很好。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相当一部分现在很穷或属於中低阶层。
......福利救济对於使一些家庭免於彻底败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一九八七年，十户人家 十八% 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一九八七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1］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於什麽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
在当年紧跟中共的下层“积极分子＂遭抛弃的同时，当年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上层人士，又重新被中共待为上宾。放弃阶级路线，就只能把西藏当作一个民族整体对待。而在这种面对民族而非阶级的治理方式中，上层的作用显然就远大於下层，原本被打倒的上层就必然重新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
为了重新拉拢西藏上层，中共归还了原来没收他们的房产，或是进行赎买或给予赔偿。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被请进人大、政协等机关任职，出席各种仪式庆典，参加社会活动，领取政府发的工资或津贴。例如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时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在中共监狱里被关押了二十年，邓小平上台後被释放。现在他本人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也当上了政府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虽然中共不会把实权交给旧西藏上层人士，让他们担任的职务仅属荣誉性的，但是对於重视荣誉和仪式的藏人，足以从一方被抛弃、一方受礼遇的对比中看到变天的徵兆。
毛泽东宗教的崩溃，使西藏传统宗教以席卷之势回复。传统宗教虽然曾遭到严厉禁绝，但是远没有被消灭，也不可能被消灭。它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基础绝非意识形态可以比拟，一旦解禁，反而会在藏人感情深处呼唤出比以往更强烈的皈依渴望，形成加倍反弹。中共在西藏实行开明政策之始，以为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就会博得藏人感激之心，不惜用国家财政拨款重建西藏那些被毁坏的寺庙。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共拨款二·六亿元用於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为了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伍精华曾经身著藏装，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那场面通过电视传播，使传统宗教的气势大增，也使那些企图守住阵地的中共干部们陷入沮丧和混乱。
不过，承认禁绝西藏宗教是犯了错误，那是不能用钱弥补的。宗教既是西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出於神界轮回去毁灭旧宗教，他们可以接受，甚至可以为表示对新宗教的效忠而积极参与毁灭旧宗教。但是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宗教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摧残过自己生命之核心的藏人，他们感到的被耍弄、以及由此生出的愤恨，难道是可以用钱平息的吗？
当被中共从监狱放出重新担任“统战＂工具的十世班禅喇嘛在哲蚌寺宣布中共要做的赔偿时，一个僧人站起来打断他说：“别指望我们会对此感激不尽。中国人破坏了我们许多东西，赔偿算不了什麽。＂［2］在毛泽东时代，说这话的下场可能是被枪毙，那位僧人却没有被怎麽样。然而这种宽容同样不会被感激，只能被当作是犯错者的理屈和心虚。藏人是不管共产党内部那些派别或路线的区别的，他们甚至不考虑共产党、国民党或清朝皇帝之间的不同，他们只用一个概念──“中国人＂统一地记帐。
中共对此开始醒悟时已经晚了，虽然它撤掉了穿藏服参加法会的西藏书记，宣布对西藏宗教不能“放任自流＂，加强了控制，但是垮掉的新神已不能重立，西藏传统宗教的恢复也已不可阻挡。中共在一九八四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定“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3］。结果远远超出那个数字。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修复开放的寺庙为一千四百八十座，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一千七百八十七座。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对比，昌都地区文革以前只有五十六座寺庙，一九九○年则有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处，共计三百三十处［4］。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四万六千四百人 其中和尚四万二千五百人，尼姑三千九百人 ，达到西藏总人口二%。藏北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有一百八十多个和尚和尼姑［5］，比例接近十%。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除了重建寺庙，吸收僧众，传统宗教还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西藏的民间社会。毛时代的中共政权通过一元化组织系统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全能控制，民间社会基本被扼杀。随著公社解体，推行家庭承包制，中共也就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基层党政组织普遍衰落1，给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释放出很大的自由空间。这一点，中国内地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被释放的自由空间怎麽填充，西藏与中国内地却大不一样。
在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的根基几乎已经被中共铲除乾净，决非短时间可以恢复，甚至很多成分永远不可再现，因此社会成员获得的自由往往表现为混乱无序、政令不行、人心涣散、治安恶化......那种失控缺乏组织性和同一性，形不成集中的破坏力量，除了造成混乱，一般不可能形成对政权的威胁。西藏的民间社会虽然也曾被中共政权全面取代，但由於时间相对短暂──西藏一九六五年开始试办公社，一九七五年全面完成公社化，一九八○年公社即开始解散──民间社会的基础远未消亡，而且那基础首先是西藏传统宗教。中共基层组织一涣散，宗教势力立刻占据其让出的空间，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整合力量，与中共基层政权分庭抗礼。
今天，中共原本营造的国家至上的气势已基本丧失，活佛说话远比党政官员说话管用。丁青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对我形容，在他那里，活佛说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在文革期间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因此他们经常需要请求活佛在对藏民百姓讲经时加进政府的意图──如政府号召消灭破坏草场的老鼠，不杀生的藏民不会接受，而活佛表示此事可做，藏民就不再拒绝。西藏党政官员往往把利用宗教人士做成自己做不到的事看作是“统战＂成果而得意，其实往深看，那实在是中共政权的一种危险。
西藏宗教恢复了对藏人的精神统治，必然也就可以同时地获得实际生活中的众多特权。百姓的供奉使寺庙财力经常可以与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当地政府匹敌，不少县乡政府在财政困难时甚至需要向寺庙借钱。还有些寺庙恢复了达赖时代的宗教特权，如藏北索县的寺庙明令，禁止在寺庙附近骑马、唱歌等“七不准＂。
西藏传统宗教的蓬勃回潮，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凡是当年追随中共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传统宗教面前，都意味著对自己的民族和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中共强盛时期曾裹挟了很多藏人，能在那时保持忠於传统宗教的纯洁性是非常困难的。当他们发现毛泽东原来只是随风而逝的幻影，本民族的不朽之神又在废墟上显现，他们对过去的背叛不禁恐惧之极。他们所能做的，一是回避过去那段历史，或是将责任全盘推给中共和汉人，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者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以平衡内心的恐惧。对过去的罪孽越恐惧，赎罪就往往越积极。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重修寺庙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
西藏的天在变，世界的天也在变。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使许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考虑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独立战士重返西藏的可能性，也许那一天已经不那麽遥远。毛泽东时代，藏人不管心里对北京的统治怎样想，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共对西藏的统治会动摇，想获得自身利益，或至少保住自身安全，只有紧跟中共。而现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则有了疑问。即使在中共政权中身居高位的藏人新贵们，也开始考虑对未来重新下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一位官至厅长的西藏官员去印度访问时，曾秘密拜会达赖喇嘛表示忠心。脚踩两只船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聪明＂策略。藏人中共高级干部安排子女与旧西藏贵族子女联姻成为拉萨上层社会的风气。旧贵族通过这种联姻得到现实好处，新权贵则是为将来一旦达赖复辟而多一把保护伞。藏人新权贵还往往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分别培养──一个送到中共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权贵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个送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办的学校去“留学＂，颇像当年蒋介石把一个儿子 蒋经国 送到共产主义苏联、另一个儿子 蒋纬国 送到纳粹德国去分别培养。这是一种两手准备，无论将来风往哪边吹，都可以左右迂回，能进能退。西藏中共党委後来不得不专门发文件，勒令凡把孩子送到印度去读书的干部限期把子女召回。
脚踏两只船并非全部出於投机目的，中共政权中的藏人官员也有不少是在“洗刷＂自己的过去。如果有朝一日真变了天，死心塌地跟随中共的人一定会被当作“藏奸＂清算。他们之所以能当中共的高官，肯定已经为中共效了很多劳，将来可以被清算的帐是很多的。西藏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如现在就开始自觉地“将功赎罪＂，以获得达赖一边的“谅解＂。那些人往往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民族性，主动扮演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挑动民族情绪，以种种方式表达其对汉人的憎恶与排斥。
虽然中共的理论没有变，做主人的姿态没有变，然而通过现实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经清楚地感觉中共再不如过去那般强大，旧时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种方式返回。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按照这种变化调整行为方式。丁青县一位在西藏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後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而老爷们的腰杆又像过去一样挺直了。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
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
3、拒绝达赖的藏人
不过历史再怎麽变化，西藏也不会退回到跟过去一模一样的状态。中共进入西藏已将近半个世纪，给西藏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渗透了各个方面，甚至连神灵鬼怪都受了影响──这可以从马丽华拍摄“降神＂仪式时“灵媒＂的一段对话看出：
当有人小声招呼说，开始了！我们连忙打开电瓶灯，打开摄像机，冲进她家侧房......她已不是尼玛曲珍，是伦布附体了──巫： 冷笑 哈哈哈哈......想干什麽！得到好处不知感恩。得不到时又要抱怨，怎能如此随心所欲！
尼玛曲珍之父 神谕解释者 垂首低声：我已禀报过，今天他们来拍电视，为向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没有恶意。他们保证过今後不会对我家造成危害的。对不起，请原谅。
......
巫：拍电视的领导是藏族吗？
德珍走上前去致歉并解释
巫： 明显地高兴，格外和蔼 没关系，没有严重妨碍的话，没关系！我们是护法神，去向不明，只要不给家里带来害处，就没关系。你们这是为政府工作嘛！我们跟汉人一起工作，要搞好团结......［6］
达赖喇嘛对西藏的“降神＂与“神谕＂之真实性进行过不少论证，他自己在重大事件中也总是聆听“神谕＂［7］。那麽连“神谕＂当中都已混杂进了中共的逻辑和概念，西藏变化之深可见一斑。当然，这种例子并非是严肃的论证，可以只视为一种比喻。不可逆转的方面主要应该在利益结构中去寻找。尽管翻身农奴可以重新给过去的领主让路敬礼，但是要让他们把已经属於自己名下的土地还给领主，重做农奴，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达赖喇嘛、佛、哪怕是来世──他们都是不会同意的。中共在西藏实行的社会改造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其中不仅包括藏人的新权贵，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底层人民，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也同样不希望那些海外的藏人成为未来西藏的主人。
一个名叫次仁卓玛的女人给我讲完她在旧西藏受的苦，然後回答我问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独立：“旧社会的西藏不就是独立的吗？如果西藏再独立，我们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吗！＂
我在路上见到的吾金次仁认为，现在希望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大多都是对历史毫无了解的年轻人，凡是有过旧西藏生活经历的农牧民，“没有一个愿意＂。
对我讲过文革期间砸寺庙的尼玛次仁，在他後来的生活中遭遇一系列不幸──先是摔成脑震荡，後来老婆离婚，再後来又因为家庭纠纷被女婿捅刀，差点丧命，身体也一直也没有好起来。当年跟他一块砸寺庙的积极分子，有的得病，有的早死，人们都说那是他们领头砸寺庙的报应。尼玛次仁说到这时，一反他平时说话的有气无力，眼睛闪光，表情悲壮──
“我就不信那些！＂他激昂地说。“旧社会有那麽多寺庙，我们藏民对寺庙那麽恭敬，难道我们过上了好生活吗？那时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又死得有多早！发生个感冒都能让一村一村的人死光。我们村上边的古鲁贡巴村现在连废墟都快看不见了，就是解放前发生流感死光的。那时人们拜神求神，为什麽照样死？神那时候在哪里呢？＂
他的身後，一张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挥手的绣像挂在墙上。那是一张六七十年代的像，在他的墙上已经挂了几十年。
说到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一九八九年指挥过拉萨戒严的一位解放军将军讲过他颇为自得的一件事。一天拉萨的示威队伍向自治区政府进发，他的部队驻扎在郊区，一时难以赶到，政府机关面临受冲击的危险。当他知道游行队伍喊的口号中有“打倒毛主席＂时，虽然明知那“毛主席＂指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个姓毛的副主席，但是他当即用对讲机指挥那些化装成普通市民的藏族警察与喊口号者进行辩论，强词夺理地指责喊口号者是要打倒毛泽东。他利用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而混淆视听，以辩论阻滞游行队伍前进的速度，使他有时间把军队调上去保护政府机关。以毛泽东为由头，还可以保护便衣警察，否则不管用什麽理由阻滞游行队伍，都可能受到示威者的攻击。
我举这些实例，其中没有价值判断。我只是想指出一种客观事实，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表面之下，已然存在著一种不可弥补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已经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藏人。他们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几个字就可以囊括和说明的。
对达赖及其追随者重新统治西藏。除了底层的“翻身农奴＂有疑虑，最不愿意的应该属今天正在西藏掌握权力的藏人新贵集团。他们中间，对毛泽东仍然保持愚忠的已经很少，死心塌地忠於北京当局的更是不多，但相比之下，他们最担心达赖返回。他们毕竟多数是当年的下层阶级，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大批过去的贵人和在西方受教育的流亡者後代也会随之而来，无论从阶级关系还是从政治派系上，他们的地位都不会不受威胁，除了既得利益的丧失，他们还会担心由於“历史污点＂而受到清算。所以在必须做最终选择时，出於自身利益，他们很可能宁愿在北京与达赖之间选择“亲汉＂。
这个集团有多大？可以看这样几个数字：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中共党员总数为七万四千三百四十七人 基本为藏族 ；少数民族干部总数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人(九十八%为藏族 ；县级以上的藏族干部为二千四百三十九人［8］。虽然这些人当中的中共党员大部分只是有名无实，干部中有相当比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被算进新贵集团，但哪怕只一、二万人铁了心地拒绝达赖喇嘛，凭他们在西藏广泛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还有大批担心旧西藏复辟的“翻身农奴＂充当他们的群众基层，形成的力量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的。
其实，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於人民的民主制度。然而对於西藏普通百姓，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以宗教为本的社会，其内在精神如何与民主的理念相协调，也的确存在逻辑上的障碍，不容易让直线思维的普通百姓想得通。与百姓亲身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恰恰在这方面，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什麽，是否能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多数西藏百姓对此十分模糊，甚至毫不了解，他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旧西藏模式，并认为那既是达赖喇嘛带走的，当然也将是他带回的。他当初之所以和共产党开战而且逃走，不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改变那些制度吗？
达赖方面如何解决中共制度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中国海外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就这个问题与《西藏通讯》的主编达瓦才仁有过对话：
亚：如果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算起，近四十年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藏族同胞在共产党官僚体制内担任了各种级别的职务，这些人由於既得利益的限制，是否会采取与西藏流亡政府不同的政治态度?
达：现在在西藏担任各级干部的藏人，尤其是其中的高学历者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西藏如果独立，并不意味著他们权力的消失。他们相信，到那个时侯，不过是在另一个旗帜下面再宣誓一遍而已。而且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历来强调，未来的西藏管理应该是现在的官员来管理，流亡政府的官员不会回去与现有的官员争权，流亡政府也没有什麽官员，全部公务员总共才四百名，将来回西藏也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所以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一再强调，不管愿意不愿意，未来西藏只能是现在的干部主导。对於流亡政府的这个政策，里面的干部也明白。
亚：这是您的一种经验判断，还是有统计根据的说法?达：是经验判断，同时也有现实的调查。我在国内有许多朋友，有担任乡长、村长还有其他什麽长的各部门官员，他们对此并不抱有怀疑。［9］
对达瓦才仁说的西藏官员“不抱有怀疑＂，我倒是怀疑的。我在阿里狮泉河镇的甜茶馆碰到几个二十出头的藏人，他们是刚从学校分配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我问达赖回来後他们会怎麽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得让位给“寺庙的人＂。何况那些在共产党政治文化中耳濡目染多少年的藏人官员，他们对这类“统战＂手段早已了如指掌，对说一套做一套的背信弃义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不会轻信任何许诺。何况他们又怎麽能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还没垮，当年的“积极分子＂就已处处遭人侧目，将来即使达赖喇嘛不主张清算，别人又是否听呢？何况还有那麽多藏人官员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党务官员，难道西藏没有共产党了，达赖政府还会给他们专门安排别的职务吗？
我有一个在拉萨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他的一位藏族同僚曾经对他说：“即使你们汉人全撤了，我们也不会让那些国外的人回来。我们会和他们血战到底！＂他说的“国外的人＂就是流亡藏人。
我相信他十分清楚，即使他想“洗刷＂自己，也是洗不乾净的了。
西方和达赖方面谈到中共镇压拉萨示威时，总是笼统地说中国警察或武警如何向西藏示威者开枪，让不明白情况的人听了，就以为那是汉人对藏人的屠杀。其实中共在西藏的警察和武警中，藏人占有相当比例，在镇压过程中藏族警察开枪的勇气和决心比他们的汉族同事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包袱。武警某支队的藏族参谋长表示对他不存在民族镇压的问题，所以每次开枪命令都是由他下，而且他还亲自带头开枪。藏族便衣警察把手枪放在衣袋里对示威者开枪，是那时在拉萨广为人知的常见之事。我的公安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藏族警察在八廓街值班，围坐一起打牌，一伙喇嘛突然打起雪山狮子旗喊口号游行。一个藏族警察一手拿牌，抬起眼睛，想都没想，另一手掏枪就开，当场打死一个喇嘛。这违反了只有制止无效并受到暴力攻击时才允许开枪的原则，当局要给予处分，那个藏族警察还表示委屈，辩解他是为了“平暴＂。
藏人再也不会回到以往那种一体的状态，他们分裂为不可弥合的不同集团。但是，藏人的分裂主要还不在於以人群划分的分裂，更多并且更难解决的是在他们每人自身内部的分裂──他们既信奉达赖，又尊敬毛泽东；他们膜拜传统的神明，却不想要传统的社会；他们重新像过去那样畏惧来世，却已经无法不贪恋今生；他们需要从控制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共政权获得世俗好处，又必须从主宰他们精神世界的达赖那里获得人生指点，两边相反，他们却对两边都不敢反抗；他们无所适从，脑所想的和心所愿的可能相反，所作所为可能正是毁坏自己；他们因为“叛教＂的罪疚不敢面对过去，展望未来又必须回首当年；他们往往被撕扯得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麽和到底要什麽......这种精神分裂才是藏人最大的悲剧。
4、无人进藏（下）
以往中共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靠得是“精神原子弹＂，那既有效、成本又低廉。而随中共宗教破产，“精神原子弹＂消失，个人利益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自我成为人生核心，那种被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也就再没有存身之地。
这时，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重新成为中国治藏所面对的问题。
暂且先不说今天是否有人进藏，就是那些已经在过去进了藏并且工作多年的汉人，现在也几乎人人思走。“哀莫大於心死＂，一位八十年代的进藏大学生在离开西藏时，回忆了身边两件事，从文章的题目──“枯海沧桑向谁诉＂，就已能感受到其中的哀怨。
那年初冬，我认识了本单位一个工人刘建国，他二十多岁，清秀的相貌看上去老实本分，家人都在内地。我常去找他同屋的张雷聊天，刘建国很少插话，大多是听，有时给我倒杯水，土屋虽破，却被小伙子的朝气所辉映，是我唯一串的门户。那天下午，沉闷的爆炸声从刘建国住的小屋里传来，人们跑去一看，屋顶被炸飞，四壁被他的血肉涂得斑斑点点，屋梁挂著肚肠，头颅飞落於隔壁屋顶，只有他的两条完整的腿，在废墟中仿佛依然抽搐著。
张雷惊呆在水池边，几分钟前，刘建国镇静地对他说：“张雷，没水了，你去提一桶。＂张雷提著水桶刚到水池边，就听到沉闷的轰响，刘建国怕伤及无辜，是用胸膛捂住炸药引爆的。远在内地的亲人没有来──幸亏没来，旁人尚且不忍，千里迢迢的家人赶来看到如此惨景将何以堪──一个三合板木匣盛起他残存的肢骸，被拉出大门，不知去向。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刘建国死了，为什麽会死？那年冬天单位分配牛羊肉的时候，大家买去的大多是整羊，很少有人去摸牛腿。人们说：那太像刘建国留下的......
另一个冬天，就在我住的单身宿舍楼楼下，兰州大学毕业的援藏大学生郭宾被锁在小屋，恶骂了两天一夜，精神失常，被一条麻绳捆送回内地。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郭宾疯了，为什麽会疯？......［10］
对那一死一疯两个人，没有人出来说明情况，也许正是因为找不到可以解释的原因。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原因的，必须是直接有关的什麽事情──失恋、犯错误等等。放在今天，人们大都明白了那更可能是心理问题，跟事没关。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心理问题，都是与西藏有关的。就象西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生活必定需要宗教一样，汉人在西藏坚持下去，也离不开精神的支持──那精神必须能够解释他们为什麽要到这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生存，给他们在艰苦和孤寂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还有人生意义的满足。一旦没有了那种可以做为生活意义与价值支点的精神，进藏汉人的心理就会变得相当脆弱，发生心理问题的可能也就会大大增高。
在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共军队中，军官得精神病的比例相当高。这中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今日西藏驻军的各方面条件，比毛泽东时代已有极大改善，无论生活条件、工资待遇，还是文化生活 基本都能看到电视 、休假时间都有大幅提高。一位驻藏老军人告诉我，六十年代他在边防连队当兵，住的是半地下的窝棚，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每天晚上只能在油灯下学“毛选＂。唯一的娱乐是半年来一次电影放映队。他最长一次连续看了十四个小时电影，每部片子至少看两遍。然而在那比现在艰苦和枯燥得多的年代，却很少有人得精神病。为什麽？原因就在那时的人有信仰支持。尽管那种信仰带有相当多的荒谬成分，但是并不妨碍它对精神的平衡功能。在这方面，它和西藏宗教的价值是一样的。
如果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失去信仰支持的进藏汉人也不会苦闷和失衡到这种程度。但是问题谈到这，就变成了人种方面的原因。低地人对高原环境的天然不适，使进藏汉人普遍认为孩子不能生养在西藏。不管在西藏出生和长大的汉人孩子是否真会受到肌体损害，此种观念的流行的确导致了大部分进藏汉人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国内地，自己一个人进藏工作。
前面提到过的孙小梅後来自愿要求进藏工作。在进藏路上与她同房间的一个女人有一段难忘经历。那女人曾经实在忍受不了分居生活，毅然带著尚在襁褓的孩子到西藏找丈夫。原以为无论多苦也要生活在一起，没想到孩子的高山反应特别强烈，在西藏没呆几天她就只好带著孩子往回返。赶到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口气不如一口气，最後完全没有了气息。周围的人都同情她，有人劝她赶快把孩子埋掉。她那时精神陷入恍惚，抱著孩子就是不松手。登机时也没人敢拦她，她抱著孩子上了飞机。没想到飞机关门以後，空气环境立刻调节到低地状态，氧气增加，气压增高，孩子又开始有了气息，很快就活了过来。那时她才悲情大作，嚎啕大哭。飞机上的众人纷纷陪她掉泪。
可想而知，类似这样的经历会对女人心理造成怎样的伤害。即使没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女人们对独守空房、一个人操持家庭也是难以长期忍受的。尤其在今天这个务实的时代，进藏汉人的家庭问题多、离婚率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在一本中共军官写的小册子里见过一封实录信件，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写给军队上级的。那位妻子不但要与丈夫离婚，而且不要孩子，做丈夫的只好把一岁四个月的孩子带回部队。部队上级为此写信给那位妻子进行劝说。
妻子回信如下：
部队领导：
或许你们已经知道我和万明的关系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要我来队把孩子带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单身一人，路途遥远，再说需要那麽多钱，我能去吗？
现在你们出面叫我单位领导做工作，有什麽工作可做，谁理解你们前方军人，又有谁能理解我呢？现在金钱第一，金钱万能，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会吧！
领导，说实话，我和万明的感情还没完全破裂，还没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单身一人在这里，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应付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各种事情，不怕你们笑话，上厕所都要把孩子带上，这些你们感受过吗？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与他离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麽办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担我担不起，为什麽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还不够吗？我又得到了什麽？
婚前，我把未来的生活想像得像电影、电视、小说里面一样美好、浪漫，谁知，婚後的实际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不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当兵的。
领导，如果你们真正关心我，关心这个家，就让他转业吧！或者调来离我近一点也行，如果你们什麽也不答应，那麽请把离婚证给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
最後，请你们转告万明，把孩子给我带好！
此致
敬礼汪丽蓉
1989 2 15
过四川与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桥，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县城──芒康，座落在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进西藏，一条路下云南。一九九四年我开车进藏，在那个路口碰上一个解放军军官拦车，他向我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士兵。虽然他没说，看他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八九：那个兵开了小差。军官指挥他的士兵分头向云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继续往西藏境内开了几公里，在无人也无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远远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像那军官形容的一样，没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头在中午垂直的太阳下发亮。是那个兵。他低著头，步履沉重，脸上的表情只能用一个苦字形容──苦成一团，让人看了心疼。我停车在他身旁，那是个农村孩子，问他每一句话都老老实实回答。我劝他赶快回去，向军官解释他不是开小差──因为他是向西藏深处走而不是向外走 尽管也许是他走错了方向 。最後我学著军队的口令让他“跑步走＂。他真地按照军队操典的姿势往芒康方向跑去了。当晚我住在一个叫竹卡的兵站。兵站站长身材魁梧，气势豪爽，是个典型的军人，但是听我讲了逃兵的事，眼里却泛出泪水，使劲抑制才没流出。随後他感叹那个兵的前途算完了，不管他是不是真要开小差，都会受到军纪处分，以後也就不可能得到提拔机会。不过我明白那显然不是使兵站站长眼含泪水的理由，打动他的是所有进藏汉人内心深处的孤苦与乡愁。失去了信仰的支撑，汉人在西藏势必要永远地受到这种折磨。
毛泽东时代，与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相辅相成的，还有中共无孔不入的行政手段。那时中国人从生到死几乎一切都在中共的行政控制之下，违抗党的意志将受到极大的惩罚，离开党的安排也基本找不到活路，所以那时无论派干部到西藏任职，命令驻守西藏的军人就地转业，还是分配毕业学生进西藏工作，即使有人心里不愿意，也很少有人敢於违抗。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一定的自由空间，党的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强迫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丁青县一九九三年分配了一个大学毕业生，那个大学生人到了丁青，在丁青县城唯一的街道上走了一个来回，只扔下一句“这哪是人呆的地方＂，从此一去再不见踪影。他的“人事关系＂和“档案＂──二者皆为“铁饭碗＂的象徵──现在仍然放在丁青县委组织部的柜子里。丁青县委书记辛高锁跟我说起这事时，表情中只有无可奈何，或者还有一分理解。就连他手下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现在也有不告而辞离开西藏的。现在的中国在“铁饭碗＂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活路──打工、经商、做实业，可能比“铁饭碗＂还要吃得好。即使是辛本人，也不断向上级要求调回内地。他父母在山西，妻子在昌都，孩子在重庆，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之所以他还不能像别人一样一走了之，是因为他已经当到了县委书记，一方面有责任所迫，另一方面则是只有通过“组织调动＂的渠道，他回内地才能“分配＂到相应级别的职位，否则在西藏的二十年就等於白干了。
辛高锁一九七六年自愿报名进藏。那时他大学刚毕业，与他同期有六千多名中国内地各大学和中专的毕业学生 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自愿进藏。现在西藏不少地厅处县一级的干部，都由这些人担任。他们正值中年，熟悉西藏情况，是中共目前治藏的骨干力量。但是他们当年的“革命＂激情早已熄灭，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活动调回内地，有些人不惜采取“泡病号＂、“撂挑子＂的方式。因为他们大都面临与辛高锁同样的“分配＂问题，不能说走就走，西藏中共组织系统目前还有办法阻挠他们调离，但是他们多数都是人在西藏，心早已在内地。
八十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四千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主动申请进藏工作。他们是在文革之後上的大学，比辛高锁那批文化革命期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受到更好的正规教育。当时西藏汉人正在大批外调，他们的逆潮而动并非如以往那样出於“革命理想＂，而是文革之後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使他们盼望到西藏寻找心往的浪漫，是出於个人主义的追求。加上那时北京为了鼓励他们进藏，允诺进藏八年之後，他们就可以返回内地，由政府安排工作。然而那种浪漫追求仅仅是中国大陆之理想主义的最後一抹回光返照而已。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两年是高潮，每年有上千名这种大学生自愿进藏。到一九八五年，陡降为九人，以後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2。那批大学生的浪漫理想很快破灭，不少人後悔当初的进藏。在熬满八年後，他们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中共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让他们回内地。
从自愿报名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这些人已经几乎全离开了西藏。
对西藏来讲，一九八○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在一九八○年达到最高峰，随後便逐年减少 以下数字不包括驻藏军队 3：
|
年份
1980 |
西藏汉人数量
122400 |
年份
1990 |
西藏汉人数量
67407 |
的确，现在去西藏的汉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麽为什麽我说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无人进藏，现在反倒是无人进藏呢？区别就在於我所说的进藏，不是临时进藏，而是进藏扎根，不是那些来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为西藏本地的汉人。
区分上述两种进藏，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中，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户口。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由官方将本地居民登记在册，作为他们合法身份的依据。中共执政以後，为了对人民实行控制，户口的作用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人属於哪里，上学、工作、住房、婚丧嫁娶、生育後代，甚至是吃饭穿衣 粮票布票 全取决户口。中国的户口制度一个基本特点是户口迁移受严格限制，经常是人出生在哪就再不能挪动。这一点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有所减弱，但户口仍然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之一。人们对户口具有强烈的隶属感，所以只有那些户口在西藏的的汉人，才能被视为西藏本地的汉人，命运才真正和西藏联系在一起。其他那些进藏汉人，“根＂在其户口所在地，他们进藏只是临时的。
以上的西藏汉人数字，只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他们的户口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代保留下来的。八十年代以来，再想让汉人带户口进西藏越来越困难，西藏汉人则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出西藏，所以西藏汉人的户口数量几乎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现在，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一旦退休，他们的户口就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大多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得到按规定应该得到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口必迁离西藏无疑，而且近几年会越来越多。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著他们离去，北京将失去在西藏最可依赖的人员。
他们回内地，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户口却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这是当局为了在西藏保存一定汉人居民数量而采取的强制措施。但是留得下户口未见得留得下人。由於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他们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其中不少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口。所以上述人数中，肯定有不少是只有户口数，已无其人的了。
目前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全都不打算在西藏久留。而毛泽东时代把汉人送进西藏的途径和手段，至今也都失去了作用。有户口的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口的二·八%。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又将有五千名汉人干部职工因为工作年限已到，可以调回内地。如此只出不进，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数量只能越来越少。
还有另一种无人进藏的表现──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即使暂时无法离开西藏，也纷纷脱离基层，向几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我只能找到一九九○年的数字，也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
1990年西藏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11］
|
地区
拉萨 |
人口
44939 |
分布比例(%)
55.3 |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仅拉萨一个市，就集中了西藏全部汉族人口的一多半。在西藏的汉人基本是城镇人口。一九九○年拉萨市镇人口数为十三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人［12］，也就是说汉人常住人口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汉人的流动人口和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在拉萨街头得到汉人为主的印象是一点不奇怪的。
不过通过这组数据，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少到了什麽程度 只有三万多人，含暂住 。
我们再来看临时进藏的汉人。中共以前因为交通不便，全靠车马，进藏一趟需时数月，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都成了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不会有多少人产生临时进藏的雅兴。毛泽东时代虽然有了公路和汽车，以那时的汽车和公路条件，进藏仍是一件不易之事。那时既无旅游之风，也不允许做生意，一般只有带著国家“任务＂的人才会、也才可能进藏。今天的喷气飞机把进藏时间缩短为两三个小时，青藏公路铺上了柏油路面，交通不再成为阻碍，随时可进可出，这才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大批临时进藏者。由於有了人数越来越多的临时进藏者，今天的无人进藏与历史上的无人进藏有所不同。
临时进藏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谋生和赚钱的目标吸引进藏的。他们在拉萨街头补鞋、裁衣、修钟表，在公路沿线开饭馆，包工程、挖金子、倒卖草药、盗猎野生动物 我甚至见到过从内地到拉萨要饭的汉人 ，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类是出於旅游和猎奇动机进藏的。他们主要是汉人中的上层人士──记者、作家、画家、摄影爱好者、大学生......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官员。官员虽然都有“公事＂名义，不少人的主要目的也是旅游，而且是在“公事＂名义下的公费旅游。这样的进藏者再多，也不能改变无人进藏的局面。他们与西藏社会和西藏人的生活无关。前者与中国内地的几千万“流动人口＂性质一样；後者则和那些从外国来的游客没有多少区别。这两类人与西藏的关系都是用得著的时候用，用不著的时候一走了之。这样的人再多，对中国控制西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种临时进藏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连西藏当地政府也难掌握准确数字。西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 中共主管法律、公安方面工作的机构 的王先生估算，一九九六年的夏秋，拉萨的流动人口约为十万人，其中四分之三是汉人 还有一些回民 ，其余是做生意或朝拜的藏人。西藏其他几个城镇这种流动人口比拉萨少得多。例如阿里的狮泉河镇，一九九六年夏天的流动人口约为五千人。按照这种规模估计，每年夏季高峰时，临时进入西藏自治区的的汉人大约保持在十几万到二十万的规模。比起中国内地几千万四处流动的劳动力，其所占比例之小，仍然可以被视为对“无人进藏＂的证明。
如果你选择冬天进西藏，就会得到另外一种印象。那时汉人走掉了一大半，都如候鸟一样回到中国内地。看到西藏汉人多的人，都是在旅游季节到西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互相看而已──看到的都不是西藏的汉人。除此而外，即使是在高峰季节，进藏观光或挣钱的汉人也局限在少数城市、几条主要公路线和一些知名的观光景点。那些点和线不过是西藏微乎其微的部分。离开那些点线，经常连续多少天，连走几百里也见不到一个汉人。
我这种看法，和当今国际流行的观点不一样。在这方面，国际舆论跟著达赖喇嘛走。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指责中国把七百五十万中国人送到西藏，使西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民族。这个数字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反覆引用。
当然，达赖喇嘛使用的西藏概念与中共相差很大。他的西藏是包括安多和康区的“大西藏＂。但是达赖喇嘛在演讲中也特别谈到了中共概念的西藏：
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的资料证实目前中国人的数量超过了西藏人......在中国人称为西藏自治区的西藏中部和西部，中国人自己承认一百九十万的西藏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这些有关中国人的数字还不包括部队，他们大约有三十万到五十万人，其中二十五万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13］
也就是说，在达赖喇嘛演讲的一九八七年，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至少超过一百九十万。如果真是这样，我在这里讨论“无人进藏＂岂不就成了开玩笑。
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公布他所称的“中国政府的资料＂和“中国人自己承认＂的来源在哪，所以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不过我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关於人口方面最权威的资料──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联合编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一书，一九八七年西藏汉人的数量为七万八千八百人［14］，仅为达赖喇嘛所说的二十四分之一。
按照同一资料公布的数字，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一百五十二·一万 占总人口的二十六·九% ［15］，也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汉人总数也在减少 一九八二年为一百五十四·一万 4，表现出与西藏同样的无人进藏的趋势。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的数字是虚假的。的确，中共制造过大量虚假数字，不过也应当看到另一面，中共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还是一个国家当局。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而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
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过，我完全相信，以北京的心理，决不是不想向西藏移民。如果它真能把达赖喇嘛说的那麽多汉人弄进西藏，它会最高兴。那样西藏对中国就不再成为问题，也就永远不会再有西藏独立的可能。达赖喇嘛的斗争还有什麽希望呢？
然而，目前的真实情况却是无人进藏。
西藏的天跟西藏人站在一起。那是西藏人的希望所在。
我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东方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转换，需要承认既成事实。看上去那似乎是对西藏的不公平，然而问题在於“事实＂并没有达到“既成＂。中国曾经解决了无人进藏，因而得到了西藏，那的确是事实；现在中国又重新面临无人进藏的问题，也是事实；如果将来，得到天助的藏人真能把人心思走的汉人统统赶出西藏，那不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吗？
而且，那将是一个“谁笑到最後，谁笑得最好＂的事实。
注释
［1］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2］M·C·戈德斯坦，《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3］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 页20。
［4］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5］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6］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22─124。
［7］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9-254。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表12-64、12-65 页112-115 。
［9］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10］昊夫，《主人》杂志1992年第六期，页26-27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2。
［12］《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52。
［13］《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6-327。
［14］《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15］《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90。
1林芝地区的行署专员张木生说，目前的基层干部哪怕再坏或者再无能也没法换，因为找不到人愿意干。西藏基层中共党组织严重老化，大部分是民主改革时期发展的党员。他说有一个村是“七个党员八颗牙＂──即把那个村七个中共党员嘴里的牙全加在一起，只有八颗，可见老化到了什麽程度。
2 1994年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後，内地大学生毕业生表示愿意进藏工作的人数又有显著上升。但这回基本是出於实际利益的考虑。中国改革了大学毕业分配制度，从原来的国家包分配，变成大部分毕业生需要自谋职业。而凡进藏工作者，则仍属国家安排，享受公务员的待遇和“铁饭碗＂。这对那些在内地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产生了一定吸引力。
3 其中1980年的数字取自《当代中国西藏人口》页200；1982、1984年的数字取自《中国人口·西藏分册》表11-1；1958─1993年的数字取自《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3-13。
4 四川康区的两个藏族自治州汉人减少的趋势最为明显。从1982年到1990年，汉族人口减少6.5万，相当於13%。这8年，藏族自治地区全部147个县当中，汉族人口在县总人口中百分比下降的有128个县，占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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