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主权与实力
中国和西藏以东方式关系交往了上千年，虽说也有交恶之时，总体来讲是和谐的。直到双方开始接受近代国际社会的主权观念，需要把原来的东方式关系按照新标准重新定位和梳理，这时西藏是否属於中国，名义与实质就必须统一，再不能像原来那样分离。这是两种不同系统所进行的转换，首当其冲的问题在於如何才能完成转换，如何才能把原来模糊的东方式关系转变成清晰的主权关系呢？
既然过去的东方式关系是模糊的，就决定了不可能以西方式的清晰将其争辩明白。事实上，双方虽然一直按照新的主权体系寻找各自的依据，却只能是越争越糊涂。
在我看，从东方式关系转换到西方式关系，在这样完全不同质的两个系统之间实现转换，是不能按照後者的标准去评价前者的，尤其是不能按照後者的标准重新安排前者已经形成的关系。现实的态度应该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对旧系统和从旧系统向新系统转换过程中的是非“既往不咎＂。
这种结论似乎缺乏道德基础，既成事实大部分都是实力较量的结果，认同这种既成事实似乎是赞成“以大欺小＂。不过我认为这实在是别无选择。实力并非仅是从东方体系向现代主权体系转换的现实依据，其实也是主权体系自身得以维系的重要基础。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威慑、谈判、影响力、均衡、妥协等关键因素，实力在其中的作用都是一目了然的。连西方世界的领头国──美国的诞生，也是实力的结果。不是吗，垫在美国立国基础下的，是道德更多，还是印第安人的尸骨更多？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分不出足够实力西顾，又受西方制约，西藏因此才可能保持四十年独立。等到中共夺取了政权，大陆统一，没有大敌，国际关系上不再受西方制约，而结盟的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西藏的行动15。两个妨碍中国把西藏纳入主权控制的因素都不复存在，这时，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就一定会重返西藏。
1、不成对手的较量
我在青海果洛旅行时，听当地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中共军队准备进驻果洛地区时，先派人与果洛大头人进行接触。果洛部落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男人经常从事劫掠作为谋生手段。据说果洛大头人当时可以调动八千男人参加战斗。在接待中共军代表时，大头人集中了他的上千战士在周围挥枪舞刀，列队奔马，尽情炫耀。随後他以得意口吻向中共代表扎西旺徐 也是藏人，後任中共政权的青海省副省长 提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大还是果洛大？＂
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时，在准备去见英国的印度总督之前也问过一个问题：“总督会讲藏话吗？＂［1］这种故事多少令人联想起“井底之蛙＂的寓言。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中共针对西藏政府七月份的驱汉事件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解放西藏＂。面对正在势如破竹占领整个中国的中共，西藏政府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发表了一封被认为“天真得出奇＂的信给中共领袖毛泽东，要求中共不得进入西藏，并且还对历史上已经划归了中国内地省份的领土管辖权提出要求16。
不过，从目前得到的材料看，即使是中共高层，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内战取得全局胜利之前，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西藏问题。一九四九年三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各大野战军进行的战区划分还不包括西藏。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宣布成立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後，重新调整战区，西藏才划归当时由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
但是，因为中共占领中国的战争是由北向南推进，第二野战军在西南的作战任务还很重，而西北的第一野战军 简称“一野＂ 战事基本结束，所以中共中央曾设想先由西北军区 以一野为主 负责“解放＂西藏，而後再由西南军区负责管理西藏。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毛泽东给西北军区的彭德怀发出准备进藏的电报。电文如下：德怀同志并告贺习刘17：
一 覆班禅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 二 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 适当地 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应著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於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画。你们意见如何，盼告。［2］
彭德怀不愿意为将来要交给别人管辖的地盘去打仗，尤其西藏是那麽一个艰苦、陌生且巨大的地方。当时中共几乎无人了解西藏，彭德怀为找理由推掉进军西藏的任务，派当时任西北军区联络部部长的范明率人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才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给毛泽东覆电，强调从西北进军西藏道路艰难，每年只有四个月可以通行，部队入藏准备工作需要两年等。18
彭德怀对西北进藏的困难颇有夸张。倒不一定是故意谎报。我对此有经验，在西藏问路，人们总会有意无意地向你渲染甚至夸张艰难和危险。中共首脑谁也不了解西藏真实情况，对彭德怀的报告无从反驳，但是毛泽东担心夜长梦多，肯定不会愿意两年之後再进藏。正在苏联访问的毛看了彭德怀的电报後，便决定把进军西藏任务派给西南军区。至少他知道，历史上驻藏大臣都从四川进藏，那里的路必然是通的。一九五○年一月二日，毛从莫斯科发回电报，改派西南军区出兵西藏19。
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共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立刻轰轰烈烈地展开。被派进藏的部队是“二野＂ 第二野战军 第十八军。当时中共的解放军已是大兵团体制。十八军有三万余兵力；为了保证进军西藏，又成立了後方支援司令部，包括八个工兵团、一个重型机械营、两个马车团、两个驮骡团、四个汽车团，还有兵站、仓库、医院、通信分队和空运大队等近两万人；又动员了近两万士兵和民工修建了为进藏部队补充给养的甘孜飞机场；为担负进藏任务的十八军提供五千个帐篷、五万件雨衣；每人发四双胶鞋、两套单衣、一套衬衣、一件绒衣、一副手套、一副带色风镜；团以上干部各制作皮大衣一件；所有马匹带五副以上蹄铁，配以帆布槽与铡刀；配发适应康藏情况的药品，带相当数量黄金，以便到藏後向印度购买必需品；还在重庆制作了八十万斤饼乾，分批携带，以在不能生火时食用；从新疆、青海、内蒙等地购买几万匹马，并从二野每个军抽一千匹马组成运输团；又从西康的巴塘、甘孜等地动员了二十万头 牛支援运输......［3］。
当时中共各机构对进军西藏的部队几乎是有求必应，全力保证，可从一件小事上看出。因为高原气候忽冷忽热，部队进军途中发生了流行性感冒，前线指挥部向後方发电，要求运一些生姜和糖。发报时姜、糖之间漏了一个顿号。後方机构没见过姜糖，也无处购买，便自行组织研制，把姜和糖混在一起研磨，再压成片状。那种姜糖又甜又辣，结果是没人要吃。［4］
上述条件也许现在看起来不算什麽，但是对於一直靠“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解放军，当时已足够壮观。而对西藏来讲，这样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则是它完全不可匹敌的。更何况在这支浩大的进藏军队後面，还有数量超过西藏总人口好几倍的近五百万解放军。
当时西藏拥有的军队仅在万人上下，且作战能力极为低下。从中共方面对藏军的研究摘取若干片段，可窥藏军大致面貌：
藏军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後，战斗动作混乱，不善於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汝本 相当营长 以上指挥官的指挥部离火线很远......
藏军无会议制度，工作均为口头布置......每天中午或晚上，各代本团均由格更领著念经约半小时，并顺便清点人数。
藏军本身无训练机构。
部队思想全靠神权统治，以念经、保护达赖等迷信宣传来控制部队。战前须打卦问卜选择吉日出战，并要烧香叩头，求神灵保佑。战斗中士兵不讲战略战术，身背“噶乌＂ 护身符 ，口念咒经，乱打乱冲，胜则穷追猛打，败则各自逃命。
官兵均携带家小，出发拖儿带女，行军速度缓慢。
官兵年龄普遍偏大......其中有六十岁的老兵，五十年军龄的排级干部。［5］
如果说以上研究出於中共，有偏颇之嫌的话，一九二七年藏裔的印度政府官员诺布顿珠访问拉萨时，也以尖酸刻薄的口吻描述了当时藏军和警察的状况：
藏军每天都在操练，但是他们的制服实际上已经破烂不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只脚穿著靴子，另一只脚却赤裸著，每当我途经罗布林卡和坚色林时，他们总是向我行乞。警察大约有二百人，他们的衣著比藏军更破。我发现，如果能够想到办法或找到机会，藏军和警察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想从这里逃走。［6］
一九三六年，驻锡金的英军远东司令尼姆(BrigadierNeame)前往西藏对藏军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调查与评估。他写的报告表现出对藏军状况极为不良的印象：
作为一个民族的西藏人是绝对不崇尚武力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能量都被宗教事务大大地吸引住了。喇嘛官员和文武官员分享了所有权力。西藏政府和与军队有关的官员对健全的军事组织、管理和训练几乎没有什麽主见。两个总司令──一个喇嘛，一个军人──没有什麽军事经验。任命的代本和将军是没有经过什麽军事训练的贵族。有经验的正式军士没有升任如本 级别较低的军官 以上的......野外训练实际上从未进行。在和平时期，军队受雇为政府当苦力。手枪、机枪和留易斯枪的瞄准练习从未举行，来福枪的瞄准练习也做得很少。结果，西藏东部的现役军队在军事行动中不能有效射击，徒糜弹药。对枪支的关照和擦洗被认为极差。［7］
西藏方面往往把自己的军力孱弱解释为西藏是一个佛教之邦，爱好和平而厌恶战争。从文化方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然而更重要的，还在於西藏政治制度的故步自封。以当年晚清王朝之腐朽，竟然能成为对西藏而言的“新政＂之源，并且还得以很大力量克服西藏对“新生事物＂的抵抗，可想西藏保守的程度。西藏上层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们只关心固守其统治地位，改革有可能造成变动，产生威胁，於是他们便总是加以抵制。为了保证权力不受威胁，西藏统治者尽量削弱军队。美国藏学家梅·戈德斯坦 M.Goldstein 在他的书里写道：“西藏政府故意不让藏军代本们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以免造成军事将领势力强大的局面；相反，他们所奉行的军事政策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可以充当藏军代本或其他军官。＂［8］另一方面，藏军士兵皆来源於所谓“差巴＂──即那些为了能从政府租种土地、以出人当兵抵差税的农奴家庭。藏兵是终身制，年轻力壮时去当兵，直到老了才退伍。他们大都在兵营娶妻生子，过家度日。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
一九三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後，曾经在英国生活、担任过藏军总司令的龙厦试图推动一次改革运动，把西藏纳入现代化轨道。然而他遭到的下场是被挖掉了双眼。从他受刑的过程，也能看出西藏与当时整个世界走向的距离：
挖眼的办法是，将一根光滑而呈圆形的 牛骨置於被监禁者的太阳穴上，然後用皮带把头缠绕束缚起来，最後用一根木棍在头顶上转动，直到眼珠掉出来为止......挖眼之刑非常残忍，用皮带勒了之後只出来一个眼珠，於是绕杰巴 专事断肢挖眼一类酷刑的施刑者──作者 不得不用小刀把另一只眼珠挖出来。然後把滚烫的油倒进眼窝里烧灼伤口。据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在龙厦被释放後，挖眼的地方有一块很大的疤痕。［9］
龙厦改革运动的失败及龙厦的垮台20被称为“西藏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是“动摇喇嘛王国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10］，其後的西藏，完全趋向了封闭保守。
西藏在政治与社会制度方面的保守，不能完全用相对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似乎只要没有外来入侵，西藏原本的状态已经足够好，并不需要改革和发展，也不应该用进步或落後的概念进行评价。西藏社会本身的问题，後面再谈，既然全世界都在发展，西藏的地缘隔离也已不再是其他民族难以逾越的屏障，这时仍然一意孤行地故步自封，就难免不陷入被动和挨打的境地。从这个角度，旧西藏的统治者不能说没有责任。
中共进军西藏以二野十八军的三万兵力为主，从西康直逼藏东重镇昌都。另外几个方向的部队也同时出兵配合：陈赓一部两个团从云南进藏；新疆王震派遣一先遣部队向藏西阿里出发；西北军区的独立支队从玉树进军。四路进军，对西藏形成合围之势。
西藏噶厦政府将藏军三分之二的兵力 约七千 八千人 集中於昌都和金沙江一线，采取了与中共正面决战的战略，企图阻挡中共进藏的主力部队。这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以素质和装备皆处於劣势的藏军，与兵力多数倍以上、刚打完取胜中国之战争的解放军进行阵地战，无异以卵击石。四十年後，当年进藏的十八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将军这样评论：
当时西藏噶厦没有懂军事的人。它那些没有军事素养，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正规编制，没有精良装备，没有後勤保障的老弱残兵，不应该与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共产党军队搞阵地战。他们应该主动放弃金沙江防线，把我们入藏部队放进去，集中优势兵力打後勤，阻我後撤，让天然的地理气候条件发挥作用，让入藏部队自行毁灭。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入藏军队，何愁西藏守不住？［11］
确实，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进行人与人的战争，西藏无论如何是不成对手的。噶厦政府在战略上的不明智，关键就在於企图与中共进行人对人的战争，而不是把西藏的天作为抵抗的主力。西藏的天是西藏人的朋友和同盟者，却是中共军队的大敌。在後来藏军主力被消灭，中共军队进藏已无军事抵抗，仅面对西藏的天，其进藏的艰苦程度还被形容为“第二次长征＂。长征是三十年代中共红军在江西根据地失败以後历时二年的一次突围逃亡 後来才打起“北上抗日＂旗号 ，前有堵截，後有追击，行程二万五千里，从开始的三十万人，最後只剩三万人，坚苦卓绝。参加过长征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对进军西藏的总结是：“进军西藏和红军北上抗日所经受的艰苦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2］可想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给中国军队带来多大困难。
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熟悉地理，善於隐蔽，有骑兵的机动性和号令群众坚壁清野的可能，如果不是早早地在决战中把自己的实力消耗一空，保存一定有生力量与战斗意志，采取堵截、骚扰、各个击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肯定可以给进藏的中共解放军增加更大的困难与伤亡。尤其是应当避免正面作战，主要以中共军队的後勤供应线为攻击目标。西藏人口稀少，不毛之地多，中共军队孤军入藏，失去其在中国内地擅长的“取之於民＂补给方式 无民可取亦无物可取 ，军队补给的主要物资只能来自中国内地，因此必须有一条漫长的後勤供应线跟在部队後面。随著深入西藏，後勤线将越拉越长，防卫必然脆弱，更容易被打断。对大部队而言，後勤断则不战自垮。本来只能勉力对付西藏之“天＂的中共军队，再加上一分“人＂的敌手，其进藏是否会有阶段性的破产就成了未定之数。那时，西藏手里的牌就将多一些，加上中共当时又陷入了朝鲜战争，西藏获得更多的选择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惜的是，西藏当时没有采取适合自己的战略，反而把主力部队调往昌都远迎中共军队，等於帮助中共军队在作战期间把後勤线大大缩短，而且其後勤线皆在其可以免受攻击的控制区内 当时的金沙江以东的康区已被中共“解放＂ 。中共军队充分利用西藏把藏军主力送上门的机会，制定了“一口吃掉＂的作战方案。一方面，从正面向固守金沙江一线和昌都地区的藏军发动缓慢进攻，不将其击溃，牵制藏军，使其举棋不定，不至於向西藏纵深回逃；另一方面，秘密调动主力部队向藏军後方迂回包抄，断其退路，完成对藏军的合围，将其一举全部歼灭，从而达到消灭藏军主力、瓦解西藏抵抗意志、迫使西藏当局归顺的目的。
开始於一九五○年十月六日的昌都战役基本顺利地实现了中共军队的作战意图。不到万人的藏军在几百公里的宽大正面组织防御，间隙很大。中共军队的迂回部队分多路渡江。藏军通讯落後，难以把中共军队的行动迅速上报指挥中心，形成明确判断。直到各处失败溃退到昌都的藏军官兵不断带回战败与伤亡的消息，表明战祸即将降临昌都，面对这种形势，驻守昌都的藏军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多次与拉萨噶厦政府联系，请求将指挥部後撤到洛隆宗。十月十五日，阿沛的侍卫官错果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台与噶厦的侍卫官都然娃进行口头交涉，这次交涉在西藏社会中成为一次著名的对话：
错果对都然娃说：“请注意，我们已 用密电码向拉萨方面 发去了三封急电，尚未收到一句答覆，究竟发生了什麽事？就我们来说，我们深知自己处境困难，因而对我们来说一分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不给我们一个答覆，我们将无所适从。＂
对此，都然娃答覆说：“此刻正是噶厦官员们举行郊宴的时候，他们全都参加郊宴去了，你们发来的密码电报正在加以翻译解读，了解电报内容之後我们就给你们覆电。＂错果对都然娃的答覆感到恼怒，毫无顾忌地带著西藏式绝交口吻气愤地说：“让他们的郊宴见鬼去吧！尽管我们受阻於此，西藏受到外来威胁，而且我们的命运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改变，但是你还在那里胡扯什麽郊宴。＂［13］
如果藏军早些回撤，也许还能多保持一些实力。但当时西藏的决策者谁也不想对撤出昌都的决定负责任。以往西藏总是能人算不如天算地渡过种种危机，依然幻想著神助的噶伦们带著侥幸心理照常参加郊宴，以避免面对昌都的告急。而驻守昌都的阿沛本人，虽然亦为噶伦之一，也不希望由自己承担放弃昌都的声名，呆在昌都消极等待拉萨指示。一直拖到十月十七日，阿沛才不得不决定撤退，然而那时已经失掉时机，中共解放军以惊人的速度昼夜兼程地完成了合围，刚好抢在藏军前面。除了少量藏军骑兵逃离，藏军主力退路被断。阿沛·阿旺晋美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继续抵抗已经无效，只得下令缴械投降。历时两周的昌都战役结束，占整个西藏正规军实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军被全歼，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及二千七百多士兵被俘，昌都、类乌齐、宁静等大片地区被解放军占领，通往拉萨大路的门户洞开。西藏武装抵抗中共进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
昌都一役使西藏丧失了可以凭藉的军事资本。拉萨企望的外国干涉却如水中之月。英美等西方国家除了口头表示同情，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最希望西藏保持独立地位的无疑是印度，但是权衡利弊，它也不愿意为此与强大好斗的共产党中国成为敌人。西藏陷入绝境。然而这种内外交困并没有使得西藏上层足够清醒，他们反而把西藏的命运完全押到神佑之上。
昌都战役之前，噶厦政府就是以卜卦抽签的办法决定应该让哪些人出使国外去求援，以及谁适於去哪个方向，理由是这种出使对西藏的命运特别重要，因此必须要由神来指定［14］。昌都战役失败後，西藏不得不同意与中共方面谈判，并答应了中共提出的谈判前提──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使当时逗留在新德里的西藏特使有了与中共使馆进行接触的基础。当双方已经商定次日在中国使馆举行午餐会时，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要求对此举行一次问卦仪式，结果得到的神谕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会给西藏带来危害。於是拉萨急电通知西藏代表团取消先前的决定，而那时，中共使馆的汽车已经停在西藏代表团门外，准备接西藏代表前去参加约好的午餐会了。
西藏代表团好不容易圆了场，并按照拉萨的指令去北京谈判，中共大使馆亦帮助他们做好了一切去北京的准备，结果出发前又收到了拉萨命令他们取消计画的电报，因为在罗布林卡举行的再一次抽签问卦显示，不应派遣西藏特使去北京。［15］对此类种种可笑的行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後来也承认：“认为我们只需要祈祷，勿需作任何人为努力就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这一信念是知识有限所造成的，从这点来看，宗教感情实际上成了障碍。＂［16］
事实上，不到十六岁的达赖喇嘛在西藏失败的昌都战役後提前亲政，取代达扎摄政，也是在“神＂的指点下实现的。约翰·F·艾夫唐在他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这样描写：
甘丹曲均被召到了罗布林卡，正式进行了一次降神作法。保护神附身於他之後，他从坐著的位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嘶叫，浑身急剧抖动。侍从们立即将降神作法用的头盔戴在他头上，紧紧地在他下巴下面系好带子，曲均走到达赖喇嘛的宝座跟前，献了一条长长的白色哈达，然後就回到座位上坐下了。当向这位请教的时候来临时，众噶伦毕恭毕敬地寻求指导，一位秘书拿著一幅卷轴，念著写在上面的正式请求。曲均又一次走到达赖喇嘛跟前，清清楚楚地说：“立他为王，＂接著倒在地上，降神作法也就结束了。［17］
神没有给西藏任何特殊的惠顾。面对中共大军压境，年轻的达赖一度与他的臣属跑到靠近印度的边境小城亚东，在那里观察事态的发展。那一段时间，以昌都败将阿沛为首的一个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共就西藏的前途谈判。对中共方面要求的进军西藏，藏人别无选择──同意，是和平进军，不同意，则是武力进军，反正中国占领西藏已不可阻挡的。最终，阿沛的代表团与北京签署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同意中国对西藏进行“和平解放＂。这时，十四世达赖喇嘛怎样选择，到底是去印度流亡，还是返回拉萨与中国合作，这样一个於西藏民族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最终决定也是出自占卜打卦的结果。按照打卦的结果，十四世达赖返回了拉萨。
把决策交给神是一种平息纷争和推脱责任的巧妙手段，却肯定不是有益於民族命运的手段。当然，不管是靠神谕指示还是靠理性选择，西藏都不可能在与共产党中国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根本原因就在实力差距。在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世界主权体系中，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决定了西藏不可能不被中国重新控制。而且正因为西藏曾经一度摆脱了中国，重新返回西藏的中国就必将对西藏进行更严密的控制。
後来的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
2、中印在西藏边境的战争
如果西藏是独立的，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只有很小一段接壤 在中国新疆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之间 。西藏被中国纳入主权控制之下，西藏与印度的一四五○公里接壤就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边界，中国与印度的实际接壤达到二二五○公里。
两个亚洲大国紧密地挨在一起。这两个大国都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按照主权标准，都有过耻辱的历史，因此在主权方面都格外地敏感和激烈。恰恰这一条边界的很多段落，在历史上都处於东方式的模糊状态中，没有明确地划分过，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纳入新的主权体系，要把原本的模糊转换成明白，发生冲突就成了必然的。
在今天中国印制的各种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著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如果想去那一带走走，离很远就会被边防军挡住，印度军队就在对面。他们会发现那片地区事实上只在中国地图上属於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达九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之多。
本世纪以来，随著英国势力沿著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一九一四年三月，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政府的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了一条英方勘定的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 包括英国 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
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如英国人贝尔所说“西藏人不会画地图＂，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产生。今天，中国出版的地图继续按传统划界，印度地图则早已经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的合法边界。［18］
一九五○年以前，不管双方的地图怎麽画，那片争议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行政建制也不存在或徒有虚名，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一九四九年後，大概是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时先下手为强。从一九五○年，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一九五三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共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而当时的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中共也不好翻脸。
除了“麦克马洪线＂的领土争端，中国与印度在中段边境和西段边境还有另外三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争议，其中西段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目前大部分被中国控制。
中国和印度有在历史上有很多相像之处，惺惺相惜，五十年代两国同为世界反殖民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两国领导人意气相投，彼此倾慕，照理应该保持很好的关系，然而在主权争端面前，一切都会势在必然地退居次要地位。一九六二年，这两个亚洲巨人为边境争端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从此相互为敌几十年，即使有时出现短暂缓和，两国的未来也将始终是潜在的对手。
五十年代，当中印同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营的旗手时，两国容忍了边界存在的争议，双方在一九五四年还就西藏问题签定了包括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双边协定。但是当一九五九年西藏发生反对中国统治的广泛起义──中国人称之为“叛乱＂──後，印度政府收留了逃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跟随其的数万西藏难民，中国政府对此耿耿於怀，自此以後两国边境争议就迅速地上升，边境争端成了中国对印度进行攻击的焦点。
从中国方面编的一部《西藏大事辑录》中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辑录中没有一条与中印边界有关。然而自十四世达赖喇嘛一九五九年流亡印度之後，当年就开始出现中印边界争端的条目，此後年年都有，一直延续。这里只摘录一九五九年的有关段落，可略见概貌：
9月8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答覆印度总理尼赫鲁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来信。希望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进入我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等地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立刻缓和下来。
9月11日至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的第六至八次会议。11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13日，陈毅副总理作重要发言，朱德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最後，会议通过了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
同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座谈会，许多西藏著名人士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严正立场，愤怒抗议印度军队无理侵占我国领土。
9月14日拉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千多人集会，驳斥印方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言论，坚决拥护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於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会上，班禅额尔德尼作了书面讲话。
10月26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布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印度武装人员侵犯中国西藏地方的西北边境并进行武装挑衅的事实真相。
11月7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写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後撤二十公里。
12月26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以大量事实说明中印边界从没有正式划定过。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正式划定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
要说中印边境争端在西藏叛乱後突然如此集中地发生，在时间上完全是巧合，难以令人相信。从一九五九年以後，这种冲突不断升级，到一九六二年，发展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仅一九六二年的七月上旬，北京和新德里之间互换的抗议照会即高达三百七十八次［20］。同年九月份，双方开始发生小规模交火；十月二十日，中国军队向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印边境战争正式开始。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断定中印战争是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的报复，但根据上述时间顺序，不能不认为有一定关系。
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书这样写：
在这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中──实际上，战争持续了不超过十天──中国人到达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两百英里的阿萨姆平原的边缘，抵达了卡门边区伏特山他们的主张线。
在东北边境特区另一端的鲁希特边区，他们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了一百英里，强占了从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到达了距迪格搏伊油田仅剩下八十五英里的地方。
在东北边境特区中段的苏班西里和西安边区，中国人从麦克马洪线上的一些地方仅向前推进了三十至四十英里......［21］
据印度国会披露的官方数字，印军死伤六七六五人。中国方面宣布俘虏了包括一名准将和十六名军官在内的印军官兵九二七人［22］。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开始战争一个月後，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并宣布为了表现诚意，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还从“麦克马洪线＂继续後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
我在西藏期间，曾就中国为什麽自动撤军寻找答案。透过毛泽东的帝王意气、国际政治的万千风云，在那些浓艳色彩背後，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归结到一个老老实实的技术问题 当然也是实力问题 ──在西藏高原上保障後勤的困难。
因为中共的保密制度，目前无法接触有关的军事档案，不能确切地了解当时中国军队後勤保障的具体状况，我之所以能下这个结论，是出於我对西藏气候状况、道路条件和运输困难的亲身体验，以及我对西藏军事後勤供应的现实状况的了解。在下一节我会专门谈这个问题，我相信通过类比可以获得相应的认识。
西藏军区林芝军分区的防卫区正是当时对印作战的东线主战场，从林芝军分区原副司令李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军队的後勤系统多麽落後：
反击战开始後，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麽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麽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 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 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五十人运，几分钟就敲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著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23］
当时中国军队得到战区老百姓的支持，未见得是把他们当成共产党汉人的军队，而是从统一西藏的角度。那一带历史上一直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保持一定的向心力并不奇怪。那种靠 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的後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适用於最前线。战争主要的物资供应，是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中国内地运上来。
西藏的冬季，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积雪有时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更别说车辆。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进行战争，装备给养来自中国内地，而从中国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全有被大雪封山的可能，从干线公路通向中印战场的支线公路，因为大都需要进入或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更是随时可能封闭。
我在九十年代数次驾驶汽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到过当年与印度发生战争的边境地区，对那里行车艰难深有体会。三十多年以前的道路条件，只能更为恶劣。
由於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我曾在那里被泥石流困过三天。我也曾在新疆进西藏的公路见过长达几公里的大塌方。公路全部被埋在倒塌的山石下。从云南进西藏的公路有一段八十多公里的塌方区，严重时可同时出现上百处塌方。密布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是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麽时候就把车陷在河中间。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份，西藏的雨季算才过去。
中国军队六二年之所以选择十月下旬对印度发动进攻，我想正是因为需要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然而进入十一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才能维持战争的延续。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後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试想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胜利是否还能保持住呢？
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不如中国，但是从保证後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其背後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为印度的後勤优势又加上了一份筹码。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十五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24］。当时急於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正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已经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世界舆论异口同声指责中国。印度国内则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後勤的制约。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的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确的算计。
在西藏高原上进行主权之争，对实力的要求是格外高的。
3、建立边防的代价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访问时，斜对著我房间的那个门上贴著一面“雪山狮子旗＂──那是西藏独立运动的象徵。後来我认识了那门里的主人，她是西藏流亡政府派到中欧大学学习的研究生。她十分忠诚西藏独立的事业，一谈话就会宣讲流亡藏人的信念和观点。在听她宣讲的过程中，我曾问了她一个问题──如果西藏实现独立，将怎样建立边防？
我问这个问题，完全是从技术的角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尤其当接壤国家是有威胁的，或者是领土存在著争议的时候，边防能力就更是主权的保障。西藏脱离中国，不会是中国心甘情愿的结果。即使一时是以政治解决，西藏想保持长久的独立，也不能没有强大的边防做後盾。
然而，这种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暂且不说西藏与中国进行战争需要多大实力，即使是在和平状态下维持基本的边防，西藏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深切地知道在那片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广阔高原上，建立和维持一个边防体系是多麽艰难和昂贵。
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是我在西藏多次旅行中打交道最多的群体之一。那不是由於我与军队有什麽特殊关系，而是因为它是西藏境内最完整和有效的一个体系。很多地方，除了军队以外，你找不到任何可以得到帮助的地方，甚至除了军队，你就根本找不到别的人。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数量是多少 那属於军事机密 。我曾做过一个推算：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年进藏时，曾在一次共产党干部的内部会议中提到，当时整个西藏自治区的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一共有三十万汉人［25］。而在中国政府部门对西藏自治区的人口统计 那种统计不包括军队 中，一九八○年西藏自治区的汉人为十二万二千四百人［26］。如此算下来，一九八○年中国驻藏军队中的汉人在十八万左右。因为军队还有一定少数民族 包括藏族 成员，所以驻藏军队的总数要超过十八万人7。中国军队於八十年代初裁军四分之一。如果西藏驻军也以相同的比例裁减，裁军後的西藏驻军人数应该在十二万左右。
在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的材料中，中国的西藏驻军为如下编制：
在西藏自治区有六个军分区。其中包括两个独立陆军师，六个边防团，五个独立边防营、三个炮兵团、三个工程兵团、一个通讯总队，二个通讯团，三个运输团，三个独立运输营、两个雷达团、二个师又一个团的地方武装，一个独立武警师，六个武警独立团，外加第二炮兵的十二个火箭部队。在大西藏地区，解放军空军有十个军用机场。［27］
这些数字不能证实，只做参考。其中提到的“大西藏＂是与“西藏自治区＂不同的概念，我将在下一节解释。按“大西藏＂的范围统计，中国驻军的数量肯定还会大得多。如上述西藏驻军有三个运输团，那只是驻在拉萨的三个团。而担负青藏线一条公路的军事运输，据报导就有九个汽车运输团［28］。其他几个汽车运输团平时驻在青藏公路北端的青海格尔木。
格尔木是五十年代在柴达木盆地的荒滩上建起的一座军城，作用就是保证对西藏的军事供应。格尔木出城向南几十公里就是西藏高原的北缘──昆仑山脉。铁路目前只修到格尔木，因此那里成为供应西藏的物资转运站。西藏所需物资的八十％从格尔木进藏。格尔木八十％的职工是直接或间接地为西藏物资供应服务［29］。青藏公路上，随时可以看到长达几十辆上百辆的军车车队满载物资驶往西藏。
当年中共十八军进藏，开始只有三个步兵师三万余人。随著进军深入，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後方机构迅速膨胀，相继成立了汽车部队、工兵部队、兵站系统、航空站和地勤站等，全军总人数扩大到七万余人。实际上真正深入西藏的部队只有八千多人，其他人都是服务於後勤，相当於每进藏一个人，後方要有八个人支援［30］。
之所以要建立如此庞大的後勤，在於西藏本地无法筹措军事物资，连基本的生活物资也相当匮乏。即便是做饭取暖的燃料，对西藏的中国驻军都是问题。士兵们经常被派出寻找可供燃烧的牛羊粪便，大概在全世界的军队中也属少见的奇特任务。西藏高原面积虽大，能够种植粮食的地区却极少。生产的粮食仅够本地人吃。如果中国军队就地购买粮食，立刻会引起粮价飞涨，市场紧张，以至扩展为社会不稳。中共解放军刚进藏时就出现过那种局面。
西藏没有石油，而油料是现代战争的血液。西藏的石油制品全部要从中国内地运。在用油罐车运油的年代，由於运输距离长，每运抵西藏两车油，要消耗一辆相同油罐车运的油。後来中国人花巨资铺设了一条长一千○八十公里的输油管线，其中九百多公里位於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区，八百六十公里通过长年冻土带，过十座大山，还有雷暴区、热溶湖塘、冰川等高原特有地形。整条管线常年由一个团的军队守卫和维护。那条输油管线只是把油从格尔木送到拉萨，其他地区和边防部队的用油还是要靠汽车运送。
我在有的边防连队看到每晚只开两小时的电视，虽然看电视是士兵的主要消遣，但因为没有充足的燃油供发电机，军官只好命令有计画地使用。有的连队甚至为了分一支蜡烛也要召开共产党的支部会 党支部是连队的最高权力机构 作决定，然後再开全连军人大会把决定解释明白［31］。
如果不是在西藏，缺什麽东西可以通过社会商业系统购买，驻藏军队的所有物品却无一不得靠後勤供应。後勤系统出现的任何问题，也就无一不影响到军队的生存状态。我看到过一篇报导，一九八五年时驻守西藏里孜的某连队，吃的是一九六二年的大米。大米的年头比全连士兵平均年龄大一岁［32］。我的亲身经历是一九九六年去普兰，曾在那里的边防连吃过一九八二年的罐头。
中国士兵应该算比较能吃苦的，需要的物资数量相对较低。但是随著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现在与过去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以营房来说，迄今已经经历了四代：五十年代是在地上挖个坑，上面盖上顶；六十年代是土坯房；七十年代发展到石头和木料结构；八十年代改为钢筋水泥；现在已经开始向楼房过渡了。每一步发展，物资供应量都要成倍甚至数倍地增长。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交，每个边防士兵年需物资一点二吨［33］，到一九九六年，每个士兵已经需要一汽车运量的物资──即四至五吨。这仅是和平时期，遇到战争还将成倍增加。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步兵单兵日耗物资二十九公斤，在越南战争中攀升为一百一十七公斤，到海湾战争更达到二百多公斤。中国军队即使仅按美军在近半个世纪前的朝鲜战争标准，单兵年需要物资也得在十吨以上，如果达到九十年代海湾战争的标准，单兵年需要物资将达到惊人的七十多吨。
且不和美国军队比，仅仅为了解决边防连队的危房改造、把煤炉取暖改成土暖气、用太阳能提供洗澡水、照明用电和吃上蔬菜这五项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西藏阿里军分区就花了二千多万元，等於他们所驻防的阿里地区一九九五年全年的财政收入 二千一百九十万元人民币 。导致成本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就在运输。不算物资的价值，一车物资仅运费即为四千五百元，相当於八个西藏农牧民年人均收入8。西藏道路状况之差使得运输损耗高得惊人。一车玻璃从格尔木拉到拉萨只有十五％完好，一车水泥则有五十％撒到公路上［34］，更使成本大大增加。
还有不通公路的地区，运输费用更贵。西藏墨脱县驻军一个营，需要的物资全靠雇佣老百姓翻山越岭往里背，一九九○年的秋季运输，运进物资二百吨，仅付给民工的运费就达二百二十多万元［35］。
中国军队也曾考虑过用直升机运送给养。但是青藏高海拔高，气候恶劣，一般直升机飞不了。据说一架中国造的直升机飞一趟墨脱，落地後竟发现机身拉长一尺，飞机就此报废。中国军队後来选购了美国制造的“黑鹰＂直升机专飞西藏高原，因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连续摔了好几架。一九九一年，中国七大军区之一──成都军区好几位高级将领在西藏视察防务，也因飞机失事而殉职。现在，没有极特殊的情况，飞机基本不敢飞。不过，如果西藏边防真都改用由直升飞机保证供应的话，七百万美元一架“黑鹰＂，加上油料和庞大的地勤系统，为此一项，西藏边防的代价又要增加多少？
在西藏，维持和平时期的边防已属不易，而若想具有抵抗侵略或进行战争的能力，成本之高更是难以想像。举例说，维持一个边防团的日常开销和官兵工资，一年所需一千万到二千万元人民币。而一辆能在西藏使用的装甲车，价值二百万元左右，配备一个装甲团至少要一二百辆装甲车，仅在装甲车上的一项花费，即是几亿元。
论及边防与道路的关系，会发现西藏若要建立自己的边防，在道路方面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边防离不开公路，所以边境地区需要修筑与边境线大致平行的环边境主干公路，以保证边境地区的战略调动和物资流动，同时从环边境主干公路向边境线辐射支线公路网，保证边境前线部队的後勤供应──这是保证边防的基本条件。中国进军西藏四十多年，凡是西藏与其他国家的边境，基本建起了这样格局的公路体系9。如果西藏独立，建立自己的边防，除了在与印度、尼泊尔接壤地区现在已有环边境公路，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其与中国接壤地区建立环边境公路体系，才能保证西藏对中国的边防。然而打开地图即可看出，在达赖喇嘛所认定的西藏与中国之边界，西藏方面不存在这样的环边境公路体系 倒是在中国一侧有包围西藏的公路体系 。多年来，中国人所建设的川藏、青藏、滇藏等公路，还有成都到那曲的三百一十七公路、西宁到昌都二百一十四公路，全都指向西藏腹地，使中国可以随时迅速地向西藏调兵。仅从这种道路条件，西藏所处的战略地位就已相当不利。
当然，西藏一旦获得独立，理论上可以自己修造防卫中国的环边境公路。然而实际上，在西藏高原修造公路的困难和成本，是西藏自身是无法承受的。以中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几十年时间才建起西藏现有的公路体系。举川藏公路为例，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就开始修建从成都到康定一段。全路徵用民工不下二十万，疾病或跌打死者一千五百人。一九四○年十月勉强通车，由於路基不固，秋冬积雪难以通行，春夏苦於山洪，难以维护，又不得不放弃使用而改道重修［36］。中共进军西藏後，再次启用十几万士兵和民工，用四年时间，挖掘二千九百多万立方米土石方 相当於挖一条十五米宽，三米深，一千三百里长的运河 ，架起四百三十座桥梁，修筑了三千七百八十一座涵洞，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甲皮拉山、色霁拉山等十四座大山，横跨大渡河、澜沧江、金沙江、怒江等十多条中国著名大河，最终建成二千四百一十六公里长的川藏公路。修路过程死亡三千多人，平均不到一公里就有一个死者［37］。中国花在西藏道路上的钱，多年累计得有几十甚至上百亿 仅一九七四-一九八五年的青藏公路整治工程就耗资八亿多元［38］ 。可以说，在西藏高原修路，步步都是钞票和尸骨铺成的。那些钞票和尸骨摊到偌大的中国之上，也许还不那麽突出，若由西藏自己承担，就是非常可怕的了。
所以，我问服务於西藏流亡政府的那位女学生的问题，虽然是技术性问题，却是一个关键。西藏现在属於中国，由中国负责边防，需要防卫的只是西藏与其他国家接壤的边境，中国只需在西藏建立半圈边防。如果西藏独立，西藏需要的则是自己建立一整圈边防，可想而知得部署多少军队，建立多麽庞大的後勤体系、交通网络以及通讯设施，即使西藏能搞到那麽多钱 令人怀疑 ，又从那里得到那麽多士兵呢？即使让所有的青壮年男性藏人都当兵，对付中国够不够呢？
关於这一点，达赖喇嘛曾经提出过一个“西藏和平区＂的设想。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他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画。他对他的建议解释说：
把西藏建立成和平地区，意味著中国在西藏的部队及军事设施的撤除；这样印度也就可以撤走驻防在喜马拉雅山靠近西藏地区的部队及军事设施。这一切都将根据国际条约进行，以满足中国在安全顾虑上的合理要求，并且促进西藏、印度、中国及其他同一地区内民族之间的信心。每一个有关国家都获得利益，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因为这麽一来不但强化了他们的安全感，并且减轻了为了维持喜马拉雅山沿线疆界的庞大军事开销。
在过去，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紧张。一直要到中国部队侵入西藏，取得了第一次和印度接壤的地区之後，两大列强的关系才紧张起来，终於造成了一九六二年的战争。从那个时候开始，危险的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如果他们像过去一样被一个广阔友好的缓冲国家隔离，这两大超级人口大国要重修友好关系将不是一件难事。［39］
达赖喇嘛没有提到中国撤军後，西藏自身是否要建立边防。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却一直把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作为保证中立地位的基础。而且既然作一个中立国，防务的建立就只能依靠自己，对西藏而言就更加困难。假如达赖喇嘛对此的设想是西藏乾脆不要边防，完全靠中国、印度两大国的自觉和国际条约对它们的约束，保证它们不跨越西藏的边界，那是未免过於理想化的。
固然，国际间存在著不设防边境，现代国家的主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靠国际秩序保证，而非一定要靠武力，因此大量小国才能安全生存。但是所谓国际秩序，那是一定有威慑在其背後的。小国自身可以没有实力，但它所依赖的国际秩序却不能没有实力，只不过那实力是由其他大国或联盟提供罢了 如科威特与海湾战争 。中国和印度都是大国，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算超级大国。国际秩序对这样的大国，效力往往是有限的，原因在於它们有对抗国际秩序的相当实力。也许在好的状态下，它们可以遵守条约，自觉地维护西藏领土的完整和不受侵犯，但是如果状态不那麽好，或是有了变化呢？国际政治翻云覆雨，什麽都有可能发生。为了应付这样一个世界，治理国家的出发点应该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最好的可能上。
达赖喇嘛把中国和印度的矛盾解释为失去了西藏隔离。但是前面说过，西藏之所以过去具有独立地位，是因为那时的亚洲处於“东方式关系＂。一旦亚洲接受了现代主权体系，过去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不仅西藏的独立地位难保，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巨人的相互冲突和提防也是势在必然。这不是能够以善良愿望为转移的。就算中国与印度之间在今天重新被一个西藏隔开了，两方在现行主权意识和国际战略的思维框架中，仍会随时猜疑对方控制西藏的企图，互相采取先下手为强的举动，最後还是可能演变成在西藏高原上的冲突。
对我提出的问题，那位西藏女学生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实现民主化上，她认为民主的中国不会侵略西藏。这种回答不太有说服力。印度独立之後就已经是民主国家，但是并没有妨碍它打了数场国际战争，至今还与同样是民主国家的巴基斯坦剑拔弩张。即使是美国那样的头号民主国家，凡涉及国家安全，又何曾有过手软？哪怕仅仅是为了在这个自然疆界已经失效的时代，防止环绕西藏的二十多亿人口 中国加印度 对西藏自发的蚕食和渗透，西藏也不能不建立边防。
那麽，如果独立的西藏一定需要建立边防，问题就归结到如何去付建立边防的代价，以及由谁去付这个代价上了。
4、中国必守之地
依靠西藏自己的人口和资源，肯定无法建立足以抵抗外部军事威胁的边防，甚至难以建立可以有效遏止外部流民蚕食的边防，而西藏又不能不建立边防，那麽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只有依靠一个大国，以获得建立边防的人力物力，或者乾脆由那个大国为它承担整个防务。
它能依靠哪一个大国呢？
西方国家显然靠不上，虽然欧美有实力，对西藏独立也最为同情，但毕竟与西藏没有地缘关系，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藏在地理上夹在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之间，这决定它别无选择，不是依靠中国，就是依靠印度。西藏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西藏夹在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之间总是左右为难，两面压、两面挤，因为西藏的地理位置，总要靠一边。＂［40］历史上西藏所以需要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中国提供的军事保护。然而未来西藏的独立就是与中国分离，是对中国统治的摆脱，那麽仅凭其向外的惯性，也会使它自然倒向印度。何况达赖喇嘛及他治下的数万西藏难民，还受了印度收养几十年之恩。不管达赖喇嘛怎麽表示独立的西藏将保持中立，最终的政治选择并不是口头允诺决定的。只要西藏没有独立建立边防的能力，安全的需要就会使其从中立走向结盟。
我们先看西藏与印度结盟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至於达赖喇嘛关於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实行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 的设想，下一章再进行讨论。
自古以来，西藏对印度就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认同。由於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笃信佛教的藏民族对印度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崇拜和向往。曾在拉萨色拉寺学经十年的日本和尚多田等观对此印象深刻：“西藏人认为印度是出圣人的国家，对印度避免进行批评，对它表示绝对的尊敬。在这一点上自古迄今丝毫未变。＂［41］大量古代藏文史籍都把藏民族说成是印度王室之後，虽然後世学者们认为那无非是想与释迦牟尼攀亲戚的牵强附会，然而对藏民族的心理影响却是长远和巨大的［42］。共产党进军西藏後，向藏人宣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些藏人就反驳说西藏一定要属於哪的话，也是更应该属於印度［43］。
从地理上，印度与西藏的交通远比从中国内陆进藏方便快捷。在依靠畜力旅行的时代，从大吉岭到拉萨只需两周，而成都到拉萨则要费时三月。清末及民国时代，从中国到西藏上任或办事的官员，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绕一大圈，也比从中国境内走快得多。一九五○年以前的西藏，绝大多数贸易与印度进行，贵族子弟到印度上学，从西藏寄往中国的信也由印度中转。那时的印度对西藏人生活的影响远比中国为大。即使是今天，中国内地与西藏修通了公路，有了汽车和飞机，在西藏仍然会感觉印度离得更近。我从成都开车进藏，耗时近半月 路遇泥石流和塌方 ，感觉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到拉萨。而从拉萨只需一天，就能畅通无阻地到达边境县城亚东，再向南一点就是印度控制下的锡金。一九五○年达赖喇嘛即住在亚东的东嘎寺观望解放军进藏形势，只要风头不对，一抬腿就可以到印度。──有风险即去印度，这已经成为本世纪以来西藏上层人物的习惯动作。
印度是能够为西藏提供边防、足以和中国匹敌的大国吗？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印度是一个有许多贫民、暴力事件和古怪风俗、出产大量歌舞电影的落後国家。很多中国人还会沾沾自喜地回顾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中印度军队如何不堪一击。然而今非昔比，目前印度与中国的差距，已经远非中国人自以为是的那样大。
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国军人最清楚这一点。他们直接面对印度。中国边防至今还有一些段落靠骡马运输 甚至人背肩扛 保证後勤，印军一方却已经普遍使用直升飞机。印度的综合国力不如中国，军费开支在八十年代却曾达到中国的近两倍。即使中国在九十年代大幅度增加军费，也仍然没有赶上印度10。一九六二年那场失败的耻辱使印军卧薪尝胆，一九七一年打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目前具有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
印度历史上长期经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屈辱，独立後演变成一种反弹式的扩张冲动。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曾在其所著《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印度以她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麽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麽销声匿迹。＂独立以来的四十多年中，印度几乎向所有接壤的邻国提出过领土要求。在边境争夺方面，它一直采取锲而不舍的积极姿态。西藏的中国边防部队时刻都能感受来自印度的顽强压力。
目前，在中印两国有争议的十三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印度占领著其中的四分之三，并且是地理环境好、资源也丰富的地区。至八十年代末，印军在中印边界集结两个军部，八个师，三十六个旅，以及空军、情报单位等，总兵力已达二十多万人，并拥有十四条公路干线、六条空中航线、五条卫星通讯线路和十六个野战机场，还有流亡的西藏人组成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印度的军事力量和政策》断言：在印中边界，印方拥有比中国更强的山地作战部队和火力，飞机也比中国先进。尤其在东线，步兵有著十八比一的绝对优势。印度陆军参谋长公开宣称：印中边境的局势完全在印度的控制下。［44］
一九六二年战争的积怨并未随时间全部消解，战败的耻辱使印军卧薪尝胆，期待洗耻。而中国虽然取得当时的军事胜利，却因为主动撤回麦克马洪线以北，没有“收复＂原来有争议的领土。一九八七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使其对争议地区的占领合法化。当时中国军队中有人强烈地主张再打一场中印战争，像一九六二年那样收复失地 当然不会再放弃 ，只因当时中共高层一心发展内地经济，无意作战，还因为後勤系统从技术上难以为战争提供可靠保证，最终作罢。迄今为止，中印两方都存在主战派。我多次听到驻藏的中国军人表示中印将来必有一战的看法，据说同样的论调在印方也同样存在。
且不说这两大亚洲巨人最终是否会战，但存在某些危险因素是不可否认的，而按照国际政治的规则，有危险存在，就不能不做相应打算。外交努力和军事准备都是重要的，但是从宏观角度看，在中国与印度的未来关系中，对中国威胁最大就是西藏独立。
弄清楚这一点，需要看一下达赖喇嘛的西藏地图。一位采访过达赖的台湾记者看了那份地图後，以一种震惊的口气说：“那可是把中国砍掉了一小半！＂
在一般大陆中国人的心目中，西藏就是中共建政後划设的“西藏自治区＂，面积一百二十二点八四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然而达赖喇嘛的西藏却从来是另一种概念。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范围有一个定义──“所有藏人居住区＂［45］，即藏文明覆盖的全部地区。具体地，达赖喇嘛是这样说：“我指的西藏，不只是共产党所划分的西藏自治区，也包括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过去属於西藏三区的地方，含有十个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这些传统的藏区，英语叫Tibet，涵盖整个六百多万西藏人民。它的现状用一句政治术语来讲，都是变成了中国的殖民地。＂［46］
达赖喇嘛的西藏在汉语里被称为“大西藏＂ 还有一种将其按卫藏、康和安多而合称为“三藏＂ 。达赖喇嘛的地图除了包括西藏自治区，还包括现在的青海省，甘肃的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的西北部，甚至还向新疆和贵州有延伸。“大西藏＂囊括了整个西藏高原，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在整个中国版图中，已经占到四分之一还强。
西藏自治区是人为划分的行政区划，“大西藏＂的概念更适於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把握整体的西藏。这里且不争论哪一个概念更合理，一般来讲，中国人所说的西藏，都指前者，达赖方面所说的西藏，都指後者。以後凡听到谈西藏，一定先要弄清楚是哪一个西藏。因为“西藏＂概念的不同，将导致并且目前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混乱。我在前面提到关於西藏到底有多少汉人的争论，中共与达赖方面的数字相差几十倍，除了两方对数字的修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於概念不同而统计的范围不同。一个西藏是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自治区，另一个西藏是面积大一倍的Tibet 且囊括汉人相对稠密的汉藏接合地区 ，统计出来的数字怎麽可能一样呢？
西藏流亡者所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所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其西藏概念都是指大西藏。假如大西藏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从中国分离出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而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的“国境线＂只剩一百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那时就变成了边疆。中国历史上出现国难危机时，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後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省的省会──成都，距“藏人居住区＂也只有一百多公里。西藏独立将使四川一变成为中国的边防前线。而素称华夏文明中心的西安，距“西藏国＂的边界也不过还有四百多公里。
一方面，达赖喇嘛的地图如此深入中国腹地，同时与同样主张独立的蒙古人和维吾尔人所画的“蒙古国＂和“东土耳其斯坦国＂地图也存在不少冲突［47］，埋伏了一旦中国解体後它们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达赖喇嘛的地图却将中国与印度一直有争议、并且进行过流血争夺的领土划给了印度［48］。那里也曾是藏文明覆盖的地区，符合达赖喇嘛所定义的大西藏之概念，为什麽不坚持对那里的主权要求呢？
当然，这不难理解，西藏流亡者寄居印度，在人矮檐下，不能不低头。然而除了其中不得已的成分，中国人会由此判断，这也表明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已经明确地选定了他们未来所要依靠的对象。当北京看到达赖喇嘛在他的书里表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拥有西藏的主权如下词句时，一定感到十分气恼：
从许多年来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经给予我们西藏难民非常多的帮助，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尽管印度自己在经济上有极大的困难。我怀疑是否有其他的难民会被其居停国如此地善待。这种情谊我永远铭感心中。当西藏难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时，成千上万的印度儿童甚至无法接受基本的教育。
虽然实情如此，但是只有印度才有权利来援助我们。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此外伴随佛教传入，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文化影响。因此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中国对西藏只有过些微的影响力。我常常把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比喻成老师和弟子的关系。当弟子有困难时，帮助弟子就是老师的责任。［49］
对此，中国的国家战略制定者们会怎麽想？逻辑已经非常清楚──既然独立的西藏必须依靠一个大国建立边防，那个大国就只能是印度无疑。而既然在中国战略家的心目中，中印之间存在著发生战争的危险，那麽西藏一独立，就相当於印度的军事力量可以不发一枪一弹便长驱几千公里，部署到中国的腹地。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曝露出致命“软腹＂，是他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绝对不能接受的。
能够进入西藏高原，印度的导弹就能打遍中国全境。低地的中国军队对印军将成仰攻之势。战争是在中国腹地进行，遭殃的是中国的财产。而西藏属於中国，西藏高原成为保护中国的天险。今天被认为无用的不毛之地，那时是不怕战火的迂回空间。印度却毫无遮蔽地曝露在南亚平原上，面对中国军队以下山之势的俯冲。所以，防备与印度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是中国不可能允许西藏独立的底线所在，这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来不管中国由什麽人上台执政，出於这一考虑，都难以对西藏独立的要求後退或妥协，即使他们在上台前有过另外的看法。
不从别的方面考虑，仅在中国内地感受一下人山人海的拥挤，就不会怀疑，让中国放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是它连想也不会想的问题。即使未来不可能真把人口迁移到西藏去，只为了还存在一块广阔天地，能使感觉上获得一点虚幻的松快，也足以使中国统治者抓住西藏不放。不错，那里大部分是不毛之地和不适於生存的高海拔，但是人类已经开始设想有一天移民月球或火星，西藏再高，也没有月亮高，生存条件再苛刻，也比火星好得多，一旦人类的资源和空间紧张到了那一天，中国有西藏这样一个低得多的“月亮＂，岂不就是最大的优势。
更何况，保持领土完整在当代主权体系当中已经成为当权者最重要的合法性证明，仅为其自身不被国人指责为“卖国贼＂，他们也往往会为“寸土＂而必争，乃至大动干戈，何况是早被他们当作自己领地的四分之一个国家！
在我来看，西藏能否独立，说到底只有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西藏自身能以武力战胜中国；一是中国自己最终认识到，西藏对中国的意义与中国受到的压力相比已是得不偿失，因此不如放弃西藏。第一种方式，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认为是可能的。而第二种方式，通过上面的论证，也可以看到没有太大希望。在一个以国家安全和利益为最高原则的主权结构世界上，中国面对的上述情势具有生死攸关的性质，再大的国际压力都难以成为对等交易物，因此不管未来什麽人治理中国，也无论实施什麽社会制度，中国都不会放弃西藏。
这个结论并不搀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国家主义情结，我只是设身处地地按照主权结构的逻辑进行推导。我并不赞成这种强权理念，但遗憾的是它就是今日世界的现实。对此，为独立事业奋斗的西藏人认识得同样清楚。达兰萨拉一位藏人在与打著国际秩序旗号的海外中国民主人士辩论时，以愤慨的语气这样说：
当年苏联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各国政府马上承认。二战时，斯大林吞并这三国，各国不是也马上承认了吗？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政客永远是以投机为本能，政治永远是以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世界各国政府决定一切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正义，彭先生将正义维护者的桂冠根据需要奉献给世界各国政府未免有点轻率。如果说政府理性是指避重就轻，避害趋利，则说得过重；如果说是坚持道义原则，则差之千里也。［50］
而作为中国民主事业象徵的异议人士魏京生，在谈到应该把达赖喇嘛请回拉萨时，理由之一也是避免“让一帮玩火的冒险家包围＂身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他认为达赖喇嘛“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脱离了与汉族人的联盟，野心勃勃的印度人也不会比汉族人更好，锡金、不丹、尼泊尔就是将来独立的西藏国极好的榜样＂［51］。
魏京生这种思路中的国家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也是对未来民主中国会以道义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之愿望的一种警醒。问题不在於魏京生本人，其根源应该追溯到当今世界的主权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地放弃那个体系的原则，哪怕那国家是由圣人所领导的。
注释 毛泽东
1月2日上午4时於远方＂ 见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页2-3
［1］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81。
［2］西藏党史资料徵集委员会编，《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6。
［3］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页142-146；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页46-48。
［4］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页144。
［5］陈炳，《藏军史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页85─99。
［6］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139
［7］阿拉斯塔·兰姆，《古德使团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坐床》，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97-98。
［8］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258。
［9］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213。拉鲁·次旺多吉访问记；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
［10］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217。
［11］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页139。
［12］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页311。
［13］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716玛恰·次旺俊美访问记。
［14］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645。
［15］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725-729。
［16］约翰·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页39。
［17］约翰·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页41。
［18］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5页696；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页93-96；金辉《墨脱的诱惑》页76-79。
［19］《西藏大事辑录·一九四九年─1985年》，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122-131。
［20］D.R.曼克卡尔，《谁是六二年的罪人》，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43。
［21］D.R.曼克卡尔，《谁是六二年的罪人》，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73-75。
［22］D.R.曼克卡尔，《谁是六二年的罪人》，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74。
［23］金辉，《墨脱的诱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页88。
［24］D.R.曼克卡尔，《谁是六二年的罪人》，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73。
［2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30。
［26］《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27］赵晓薇，《论西藏之自由选择》，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146-147。
［28］人民日报，《祖国给西藏插上腾飞的翅膀》，载《西藏四十年》，西藏新闻工作者协会，1992年，页208。
［29］《内地人在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81。
［30］杨一真，《进军西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45-146。
［31］金辉，《墨脱的诱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页151。
［32］昊夫等，《无人区的人们》，载《雪域之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383。
［33］昊夫等，《无人区的人们》，载《雪域之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380。
［34］余平，《珠峰作证》，载《西藏四十年》，西藏新闻工作者协会，1992年，页222。
［35］金辉，《墨脱的诱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页182。
［36］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66。
［37］《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一卷》，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38］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徵集委员会编，《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91。
［39］《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画》，见《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附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5。
［40］达瓦才仁在“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见电子版《北京之春》54期。
［41］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100。
［42］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62-70。
［43］乐于泓《进藏日记摘抄》，载《西藏文史资料·第九辑》
［44］以上数字和引文皆摘自供职於中国军队的作家金辉在西藏对中印边境的采访记《墨脱的诱惑》
［45］《世界日报》1994年2月9日
［46］《像朋友那样真诚相待──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电子版35期。
［47］赵晓薇，《论西藏之自由选择》，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157。
［48］萧蒂岩，《达赖喇嘛论》，载《西藏社科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17。
［4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77。
［50］夏尔宗德丹，《以公道面对西藏》，《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51］魏京生，《给邓小平的信》，1992年10月5日。
1与西藏地位差不多的外蒙古，因受苏联保护，中共即不敢采取行动，尽管毛泽东过去曾表示过要重新将外蒙古纳入中国，真到中共执政时则不再提起。
2信件全文如下：
“致北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尊敬的毛泽东先生
西藏是一个盛行佛教的独特国家，她预先注定要由观世音的化身 达赖喇嘛 来统治。惟其如此，西藏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西藏还保卫自己的领土，使其免遭外来的侵略，西藏一直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的乐土。
鉴於青海和新疆等地毗邻西藏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超过汉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按照上述要求向驻扎在汉藏边境的军政官员颁布严格的命令，恳请尽快给予答覆，这样我们才能放心。至於从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那些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之後举行协商谈判并加以解决。＂
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引自英国外交部档案
3贺，即贺龙；习，即习仲勋；刘，即刘伯承
4彭德怀的电报内容如下：
“中央并报毛主席：
一 前电示准备一九五○年夏秋配合进军西藏，据调查由哈拉木伦山口，经奇里湖塔木萨齐到日喀则之线，以西属後藏，以东属前藏，全藏人口不到二百万。前藏拉萨附近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人口较密，农业为主，牧畜次之。後藏多属游牧区，住居不固定。从于阗、和阗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是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需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
二 由青海大河坝经博塞图库特尔别里布图经唐古拉山口 即青康藏三省交界上系雪山，须五天才能通过积雪 ，黑河至拉萨此道步行需两天半，除接近拉萨之三天系农业区外，全系游牧区。
三 由青海玉树经西康、恩达、嘉黎、太昭至拉萨，此路较上述之大路易走，唯大河坝、玉树至昌都北系游牧区，昌都嘉黎、太昭系农业区，可就此取部分粮食，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最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唐、科青，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均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阗、于阗、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後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四个月 即五月中旬至九月）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四 兰州、西宁两处，现有藏民训练班共约三百人 系甘青两省藏民 ，松潘、懋功亦派有代表数十人，到兰州致敬，班禅已回西宁塔尔寺，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藏民群众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页6-7
5电文如下：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
一 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於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
二 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三 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到9月中旬共4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於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於10月以前解放西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於最近期内 例如1月中旬 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 即康定 以此为基地筹画入藏事宜；[丙]、由现在 l月上旬 至西康西藏的接壤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於4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巳]、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四 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解放，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此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画电覆为盼。
6在龙厦被抉目5年之後，1939年随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西藏的朱少逸曾在拉萨见到刚刚出狱的龙厦，并在他的《拉萨见闻记》里记述了他们见面的谈话：
乃曰：“......拉鲁公子常来敝庐谈及吴委员长此次来藏，於办理达赖坐床事宜外，不多涉及政治，此亦吴委员长爱护藏人之意，然百千万人正对吴委员长抱有无穷之希望，而中央特派主管边政长官来藏，复为西藏历史上之第一次。龙甚望吴委员长能乘机有所决断。藏民之痛苦深矣！吴委员长仁人当能解救藏民之痛苦！＂余闻龙言，觉其口才便捷，思想清晰，因之应对之间，更不得不格外审慎，以免为其所乘，遂答曰：“君言诚是，吴委员长在未来藏前，常接各方报告。抵藏後，复目睹西藏实情，深知藏民生活痛苦，非设法增进生产，改良政治，不足以挽救危机；但此次最大之任务为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典礼，且中央治藏原则为尊重黄教，安定藏局，在此两原则之下，吴委员长实不拟对藏事有所更张，致启纷扰。中央於西藏同胞，不分阶级，不限派别，均一视同仁，一体爱护，总期政教事务，能更为发展，人民痛苦，能逐渐解除，稍缓时日，中央当有以副藏人之望也。＂龙闻余言，沉吟少顷，继复谓：“中央爱护藏民，众所周知，然龙仍愿不揣冒昧，向吴委员长有所建议者，乃以机会不可错过也。吴委员长系大人物办大事者，回返中央後，政务纷繁，更何暇顾及渺小之西藏。龙甚愿吴委员长，趁此时机，解决一切，设此日以吴委员长之地位声势，而无所展布，则後来者更难办理矣！忆前清张钦差荫棠驻藏时，曾创设农务局、建设局、盐茶局等机关，至今藏人犹受其利。吴委员长至少亦应立一计画，交由西藏政府执行，西藏当政者愚昧无知，吴委员长与之讲道理讲客气，直如对牛弹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顽皮之学童，老师仁爱优容，於是学童滥交害友，日趋放纵；一旦老师赫然震怒，飨以马鞭，则学童又安份如初矣；试观自尼波尔人来藏，拉萨即成为尼波尔人之势力；英国人来藏，拉萨即成为英国人之势力；今中央主管大员来藏彻底解决藏事，实易如反掌耳！果中央尚以西藏为中国之领土者，则解决藏事不容再缓！＂余以其言语锋利，步步逼紧，亟谋收束谈话，答曰：“先生观察之透彻，见解之高超实令人钦佩不置，鄙人当向吴委员长详细报告，以备采择，惟目今国际形势复杂，西藏问题虽属中国之内政问题，而牵涉颇多，操之过激，反生窒碍，先生洞明国际大势，当能悉其症结。＂最後余请其随时以藏事意见贡献中央。龙询吴委员长行期，余答以十日左右。龙愕然似有所失，旋叹曰：“龙自双目被抉後，似心灵亦被抉去，往日一切，恍如隔世，今日因谈及吴委员长入藏事，偶忆一二，拉杂陈之，其他恐非所知矣！苟时间允许，龙愿竭尽全力，为吴委员长效劳。但以行将就木之人，究不知在人间尚能挣扎几时也！＂语後默然者久之，其心情似极沉痛。余除寄以无限同情外，实无语可以慰籍。
7注意这些数字仅是“西藏自治区＂内的数字，并非包括整个西藏地区。一般来讲，中国有关西藏的统计数字只针对“西藏自治区＂，而达兰萨拉有关西藏的统计数字都是针对後者。这种针对不同范围却又都冠以“西藏＂之名的统计，是造成目前人们对西藏认识混乱的原因之一。
8.1994年西藏农牧民年人均收入为565元，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2-4。
9按照印度人的看法，中国之所以打62年中印战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从新疆到西藏那条沿著边境的干线公路。那条公路穿过中国与印度在西部的领土争议区，对於中国西部边防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恩来曾在1960年向尼赫鲁提出过建议，以承认东部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换取那片地区，遭到尼赫鲁拒绝，至今中国仍然占领著那片地区。此事足以说明公路对边防的重要程度。 见D.R.曼克卡尔《谁是六二年的罪人》，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92-93
10印度1997-98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为3562亿卢比 约99亿美元 ，比上年增加23% 路透社1997年2月28日报导 ，中国同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为805.7亿元人民币 约98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1.3%。
返回文首
关于此网站 | 与我们联系 | 西藏即时新闻
慈悲与智见 |
达赖喇嘛 | 西藏通讯 | 介绍西藏
流亡西藏 | 西藏与世界 | 文献与档案库 | 西藏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