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档案--天葬西藏的命运

第三章确立主权的互动

 西方出现
大炮上课
清末对西藏的新政
西藏有了选择
民国对西藏的口头主权
注释

  也许可以说，人类近代史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西方崛起。十八、十九两个世纪，西方以不可遏止之势向全球扩张、征服和殖民，打破了原本在欧洲以外自成一体的每个封闭社会　包括中国和西藏　，所有抵抗都以失败告终，西方从胜利走向胜利。到了二十世纪，人类基本都纳入到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
  不奇怪，维系和运行这样一个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念和秩序，必然是来自西方。既是同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容许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观念与秩序，其他观念和秩序都需要改变。在下面我们所要讲的故事中，西藏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观念与秩序，付出了惨败与耻辱的代价。中国比西藏更先一步尝到苦果。除非你有让人家服从你的实力，否则只有接受人家的规则。不改变就挨打──这就是国际“丛林＂的规则。在近现代世界，非西方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来自按照西方标准对自己所做的改变。在那些改变中，除了被强迫进行的改变，还有把西方原则视为公理而自觉地追随。传统割裂、平衡丧失、文明冲突和社会震荡，还有转型之中的困惑茫然，民族精神的分裂以至歇斯底里......非西方国家在这种改变中付出的代价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世界停留在十八世纪不变，上一章所描述的清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一方得面子，一方得实惠──应该是一种在模糊状态下获得自然平衡的恰当方式。然而，一旦接受西方的主权观念，中国和西藏就不得不转换到新体系，按照新的规则调整相互关系，甚至需要用新的标准改写历史。可想而知，让中国接受主权观念，它就要对西藏实现明确的主权控制；而西藏接受主权观念，它要的却是摆脱中国而独立。二者原来可以和平共处的模糊关系，不可能纳入必须明确界定的主权体系。因此，进入主权体系，中藏双方的关系就不能不成为对立的。
  按照主权的定义，西藏人可以认为自己一直拥有实质上的主权，它有符合独立国家定义的领土、人民和政权三要素，有独立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则以西藏历史上的臣服姿态为根据，宣称自己拥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即使延续长达近二百年的驻藏大臣对西藏没有实质性权力，但其中具有的统治象徵，却足以使北京产生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西藏是属於中国的。这种意识不仅存在於北京的王宫，也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而且可以很自然地与近代主权概念画上等号。
  双方的这种对立，在主权体系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变得日益尖锐。传媒时代造成的民众参与，使得对立越发难以调和。可以说，中国和西藏迄今发生的一切，早在西方开始寻找新大陆和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时候起，就已经埋下了命定的劫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藏关系史，核心就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套用和调适，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冲突，奠定了中国与西藏当代关系的基础，延续到现在，并将一直延续到相当久远的未来。
1、西方出现
  自十七世纪英国开始在印度次大陆殖民，其势力范围逐步从沿海地区向北扩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已经达到喜马拉雅山脉，与西藏相遇。那时，印度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中已居於中心地位，为英国提供大量资源，也积聚了英国的巨额投资，被称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为了保卫这条生命线，大英帝国和它的印度殖民政府随时警惕对印度产生威胁的任何可能。
  由於印度次大陆南部有印度洋为天然屏障，英国的警惕主要针对北部的亚洲大陆。那里有中国、俄国两个超巨型大国。即便中国在当时尚不足虑，俄国却让英国不能掉以轻心。当时俄国势力已经扩展到蒙古和中国的新疆，与印度只剩西藏高原挡在中间。为此，英国就有了控制西藏的战略需要，使其成为横在俄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印度人D.R.曼克卡尔曾这样写：
  英帝国主义曾是那一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它皱一皱眉头其他国家都不能漠然置之。尽管这样，他们还唯恐在什麽地方出现某种纰漏，因此，把它的殖民地印度的国防安排得无懈可击。他们在印度四周建立了广阔的安全区。它的防御要塞实际上东到新加坡西至亚丁。根据这项政策，位於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而且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1］
  虽然英国皱一皱眉头别的国家都不能漠视，西藏可不吃它那一套。英国甚至根本敲不开西藏的大门。在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中，总是有很多篇幅描写他们进藏所受到的拦阻。有人统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全部年代，大约只有四十个西方人访问过西藏，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正到过如神话传说那样神秘的拉萨。
  为什麽那个年代的西藏对西方人防范到如此地步，这是一个令人纳闷的问题。西方人将其归於西藏人奇怪的思维，或是喇嘛们担心异教徒会动摇他们的地位。中国的控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对西藏具有较大影响力时，规定西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即使紧邻的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商人，也只允许每年进藏一次到三次，外人到拉萨更要受到严格控制［2］。
  当时中国封闭西藏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避免西藏再生出廓尔喀入侵那样的麻烦事来，以及为了控制蒙古与西藏的私下往来。不过在一八四八年的鸦片战争以後，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尝到了苦头，深深地震撼和影响了中国的官场，以後的历任驻藏大臣，肯定会不断地向西藏上层社会描绘西方人的邪恶与可怕。
  在与西方较量遭到一系列惨败之後，晚清中国从抗拒洋人变成了惧怕洋人。西方探险家们纷纷要求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对西藏进行考察8。然而这时，即使洋人拿著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已经把西方人视为魔鬼的藏人也坚决不许他们进藏了。无论中国的驻藏大臣怎麽劝导　若劝导不成驻藏大臣将遭朝廷处分［3］　，也不能改变藏人对洋人的畏惧和势不两立的决心。光绪五年　一八七九　，以达赖和班禅为首，率全藏四十八个僧俗机构向清廷上了一个名为“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现在读起来颇有意思：
  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恭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领阖藏众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新旧佛公、台吉、僧俗番官军民人等公具切实甘结，恳请钦差驻藏办事大臣松代为奏谘事。伏查洋人入藏游历一案，屡接驻藏大臣译文内称，立定条约，准其入藏，奏明之件，万无更改。各国到时，汉番一体照护，勿滋事端等因。并面奉屡次剀切晓谕，遂将藏中向无洋人来过，并习教不同，恐於佛地有碍。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词，断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结，实在情形，大众苦衷，恳求驻藏大臣代为谘报矣。而西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兴黄教，保护佛地，何能仰报高厚鸿慈於万一，岂敢执意抗违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黄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谨将阖藏僧俗官民大众公议苦衷伤心情形，出具切实甘结，特求驻藏大臣代为奏谘，切望皇恩无疆以救阖藏众生之性命也，谨呈。［4］
  八年之後，“前後两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属寺院僧俗地方大众头目＂等又联合上了一份类似的请愿书，仍然誓言对洋人“待至男绝女尽，情愿复仇力阻＂，对中国准许洋人进藏，“发给路照牌票＂表示反对［5］。对藏人而言，禁止洋人进藏，已经不是一个理性决定，而几乎成了根深蒂固的本能。
  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部分是以个人身份活动的传教士或探险家，阻挡他们进藏并不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藏面对的西方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一个具有深远野心和充分谋略、掌握著先进武器并且被高效地组织在一起的西方民族。
  为了进入西藏，英国人先向西藏派出被称为“班智达＂的间谍。那是从西藏人不太防范的亚洲人中招募的，事先都要进行长达两年的训练。在他们装扮成朝圣者或商人进入西藏时，随身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有暗袋。他们的手持转经轮里装的不是经文，而是记录沿途情报的笔记。他们可以把笔记转写成韵文，边行走边像背诵经文一样把它们背诵下来。班智达的主要使命是绘制西藏地图，为了不暴露，他们不得不用原始的办法，例如距离是用步数量出来的。在行走过程中，他们用念珠充当计数器，每拨一粒珠子代替旅程中的多少步。他们的步子必须保持均匀跨度，这种测量特别需要自我约束及精确度。他们经常需要独自一人行走几千公里，还要努力修正不规则地形造成的误差。为了确定方位，他们每天要多次进行太阳及星星的观测，记下每次观测的数据。测量各个地理位置的海拔高度，是通过测量水在那里的沸点　一般是在装作烧茶时进行　。由他们所绘制的地图，後来通过以科学手段进行的重新测量，被证实具有难以置信的准确性。［6］
  面对著这样一个深谋远虑且坚韧不拔的对手，西藏人像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采取了不理睬、不对话、我行我素的态度。然而两个民族既已相遇，仅是一方想躲是躲不过去的。英国人的向北扩张把尼泊尔、不丹、锡金、查谟─克什米尔相继纳入其控制，而不丹和锡金过去一直是西藏的藩属，二者就不可能不发生冲突。
  为了西藏和锡金的边界问题，藏军与英军在一八八八年发生首次交战。由於那场战争没有扩大，虽然结局是藏军失败，西藏方面却没有受到太大震动。当时是由中国清朝政府出面解决冲突的，其一方面约束藏人克制，另一方面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达成了一系列针对西藏问题的条约和协定。
  然而那些条约和协定却没有一项能付诸实行，西藏人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理由是那是中国人签的而不是西藏人签的条约，因此对西藏没有约束力。他们照样对英国人关闭大门，不予理睬。英国人这才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权力只是个名义，实际是不能控制西藏的，敲开西藏的大门，必须和西藏统治者直接打交道。
  在英国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以前，与中国人在锡金大吉岭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西藏方面也有一个代表在场。他名叫夏札，是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他显然受到了轻视，中国人称他为“蛮子＂，英国人也没想到让他代表西藏在条约上签字。他当时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是一次他将一位英国女士挤下了大路，被路见不平的英国青年揪住了脖子，受到当众羞辱［7］。
  以小看大，这个小插曲也能反映英国人对西藏的态度。不能谴责那位英国青年不对，尊重和保护女士是西方的美德之一。但是按照西藏的伦理，妇女应该给男人尤其是给喇嘛让路，而不是理所应当地抢在他们前面。这是两种文明的不同标准，不能说哪一个就一定对而另一个就一定错，问题是当两种文明遭遇的时候，应该接受哪一个标准？西方人就是这样，只要你违反了我的标准，我就认为你违反了天意公理，是不文明的，就要上去揪你的脖子。
  这种时候，你要是伸张自己的文明和标准，除非你有反过来揪住对方脖子的实力。然而可想而知，一个西藏老喇嘛怎麽是英国小伙儿的对手呢？
2、大炮上课
  西藏人不理睬英国人与中国人签定的条约，继续我行我素。他们毁掉英国人在锡金边界立的界碑，像过去一样随便穿越边境，赶著牛羊到边境另一侧去放牧。中国答应印度货物可免税通过西藏的亚东关卡，西藏人却照样徵税。西藏商人可以自由到印度去做生意，英国人却不被允许进入西藏。在英国人以破坏条约指责西藏人时，西藏人就装糊涂，说中国驻藏大臣从未把条约给他们看过，条约也未经西藏政府同意，所以条约无效。而当英国人打算与西藏政府直接交涉的时候，西藏人却又会让他们去找驻藏大臣，推托一切外交权都在中国人手中，他们不能僭越中国皇帝。从第一次英藏战争到第二次英藏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西藏人一直就在跟英国人玩这种东方式的游戏，指望以推托扯皮消磨对方，将己所不欲之事化解於不了了之中。
  中国人的做法也大同小异，把条约不能执行的责任一股脑推给西藏人，说他们不服管束，骂藏人“愚昧无知，蠢如鹿豕＂。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总督寇松勋爵　LordCurzon　对此感叹：“在对西藏政策问题上，我们似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转圈。如果我们与西藏交涉，要麽得不到答覆，要麽就是叫我们去同驻藏大臣打交道；如果我们与驻藏大臣交涉，他就会寻找藉口，说他无力对西藏施加任何压力。＂［8］
  英国人开始明确地、坚决地要求与西藏统治者直接对话。他们无法容忍自己落入可笑的境地。如荣赫鹏後来对西藏人发表的演讲中说：“吾英人可以经商於俄、德、法及其他诸大国中，亦可经商於中国之满洲、蒙古、土耳其斯坦及其他藩属中，惟於西藏，独不许进行贸易。此种偏颇不公之事，殊不适於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9＂［9］西方人把自己的标准强加於人并将其视为公理的态度在这段话中表露无遗。
  英国人首先希望能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以通信的方式沟通。那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西藏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即使他不按照英国人的思路考虑问题，只要能对上话，总可以通过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印度总督寇松连续数次致信都得不到回答。一八九九年寇松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在六个月後被原封不动地退还，西藏官员表示他们不敢向上转呈。寇松委托专人去拉萨亲自送信，达赖喇嘛照样拒绝予以答覆，连信都不拆，原信退回时，信封上的封戳宛然尚在［10］。当时的西藏人就是这样，似乎只要捂上耳朵，蒙上眼睛，任你怎麽做怎麽说一概不看不听，你就死活没招。
  英国人也有办法，你对我不闻不问，我就揍你，打疼了你，你就不得不睁开眼睛，跟我对话了。一九○三年，在印度总督寇松的策画下，一个武装“使团＂──堪称外交史的奇迹──开始向西藏境内挺进。寇松任命的“交涉使＂　亦为“使团＂团长　荣赫鹏是一个渴望著建功立业的冒险家和意志坚强的帝国军官。对这个武装“使团＂的使命，英国国内、包括当时的帝国政府有很多反对意见，所以“使团＂初始阶段非常谨慎和缓慢，每前进一段就停下，要求西藏派遣有决定权的高层政府官员前去谈判。
  西藏人继续坚持不闻不问的策略。一路上只有低级官员与荣赫鹏周旋。他们除了不停地重复拉萨当局要英国人撤退的要求，仍然是连信也不敢转交。荣赫鹏只有采取把信当面念给他们听的办法，指望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上转达。
  中国的驻藏大臣也始终没有出面。後人指责驻藏大臣失职，驻藏大臣辩解是藏人不提供乌拉。关於这一点，最近由几位藏族历史学家写的《西藏通史》这样写：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命令驻藏大臣裕钢亲赴岗巴宗与英方进行和谈，阻止发生武装冲突。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代表认为：“原先虽在隆吐山战败，但元气尚可恢复，可驻藏大臣升泰反对抗英，结果失去了大片领土。如果这次驻藏大臣再度反对的话，那将会误大事的。＂因此，不同意驻藏大臣赴岗巴议和。当时驻藏大臣裕钢及两位帮办处於无奈，向皇上呈报西藏情况後辞去了职务，清朝就委任有泰为驻藏大臣，委任纳钦为驻藏帮办。［11］
  由此看，驻藏大臣的辩解并不完全是假话。所谓隆吐山战败，指的就是一八八八年那次英藏战争。当时因为清朝政府及早采取与英方谈判解决的态度，避免了战争进一步扩大，西藏人也因此没有对双方的实力差距产生清醒认识，以为西藏堪与英军一战，只是输在驻藏大臣自行放弃抵抗。所以，这次西藏在坚持不与英方正面接触的同时，大规模集结藏军和各地民兵，决心以武力阻挡英国“使团＂的前进。
  等到双方真正在战场上交手时，与其说那是双方之间的战争，毋宁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屠杀。西藏战士虽然经常表现出令人赞叹的英勇，但是其武器的原始和军事素质的低下使其完全不是英军对手。每次战事，英国军官率领的印度和廓尔喀士兵几乎总是以死伤几人的代价，杀死成百的西藏人。以至战斗过後，那些讲究荣誉感的英国军官情绪低沉，无心庆贺。英国国内报纸则纷纷抨击“使团＂的残无人道，甚至英国议会也将其评述为“对手无寸铁之人的大屠杀＂［12］。为此，英国《每日邮报》当时派出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在他後来写的书中这样辩解：
  藏人十分固执自信，直到教训了他们多次之後，他们才知道自己那些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和英王的军队差别太大。根据後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格玉的屠杀只是将无法避免的事件给提前了。是由於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入了战争的旋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13］
  奇特的是，中国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也有著和英国人相似的想法。他在给清政府外务部的电报中，把英军的进犯和胜利当作迫使藏人服从清朝的一个机会：“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真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令也10＂［14］。有泰认为西藏战败可以给藏人教训，也可以证明中国和驻藏大臣的正确，因为有泰和他的前任都反覆警告藏方避免衅端，要与英国人磋商妥协，不得以武力抵抗，否则战争一经开始，後果必定惨重。既然藏人不听，拒绝与英国人谈判，也不让驻藏大臣调解，他们自尝苦果就是活该。所以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以幸灾乐祸的心态隔岸观火，甚至有心思带著手下人给他买的西藏女人，到拉萨附近的柳树林里唱歌跳舞。
  对有泰的行为，後来中国人提起只表示气愤，然而那其中除了有泰的个人品质可以谴责，还应看到更深一层：当时西方的知识和标准尚未在中国完成破旧立新，上千年沉溺於东方统治权谋的中国官吏──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地方官──尚没有获得综观世界潮流的眼光，甚至还不能清楚地理解“主权＂到底为何物。有泰倒不一定是有意丧权辱国，而是他首先还没有懂得什麽是主权，什麽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关於那场战争的具体过程，许多著作都有详尽描写。在这里摘两段引文，可能更有助於得到直观感受。埃德蒙·坎德勒在英军与藏人的第一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回印度治疗，三个月後他重新返回西藏，又路过当时的战场。
  我发现那些倒下去的藏人仍躺在原地。有个人在撤退时，子弹穿过了肩部，他回转头，面对著我们的枪弹倒下了。另外一个则用指头劳而无功地扯著地上的草，这时草丛中正开放著一朵鲜艳的粉红色报春花。萎缩的手臂、大腿看上去都短些了，令人可怕。小溪边，尸体成堆，焦乾的皮肤看上去就像铁锈，如同木乃伊一般。在旋风中，从一颗脑袋上掉下来的一束黑发团团卷了起来。尸体身上的东西全给扒光了，只是除了偶尔可以见到的一点点布条之外，这样尸体比全裸著还要难看，另外就留下了颈部一些不值钱的护符。由於这些东西的神秘力量，无人认为这些东西值得拿走。大自然倒显得慈祥一些，在他们的周围撒满了春天美丽的花朵。［15］
  另一段引文是西藏方面的材料。在西藏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有一封一九○四年藏方前线指挥部成员西尔邦朗童写给噶厦政府全体噶伦的信，叙述他奉命去召集和整顿溃散藏军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藏军溃败的程度。
  ......来到仲仔溪达村时，遇见许多溃散的藏兵。我们叫过来八名藏兵，其中一名带著洋枪。自称是代理代本甲扎的代表，并说他们是派来守卫山头的，因不敌而逃来。我俩劝他们不要再逃跑了，同我们一起去仲仔。他们口称遵命，但最後还是逃走了。
  我们到达属於噶丹的山庙牧场时，发现朗溪卡之僧官洛曲和哲蚌寺的三名代表以及部分喇嘛正在这里休息。我们问他们是干什麽的？他们说是山头失守後逃跑来的。我们劝这位僧官率领他的人同我们去仲仔。僧官不答而离去。哲蚌寺的三名代表建议我们先说服僧官。於是，我们追赶僧官洛曲直到奴玛山後时，见僧官洛曲和大批藏兵正在彼处烧茶休息。经查问，始知这些藏兵是从彭波地区调来的，僧官则是该部的督战官。我二人劝他们要以政教大业为重，齐心协力共同对敌，要求同我们去仲仔集中待命。该僧官和藏兵回答说，他们从彭波来的藏兵原有一百八十名，多数已战死，现只剩六十余人。大家已经尽了忠，等等。那僧官洛曲不但不劝说藏兵，反而煽动藏兵谩骂我两人，特别是二人离开此地一段路後，他们向我们开了一枪。感谢三宝护佑，我们没有被打中。一个僧官，竟然如此目无法纪，枪口对著自己人，使我们的生命处於内忧外患中。对僧官的这种非礼，使人难以容忍，但因寡不敌众，当时只好作罢。
  我们於二十三日黄昏前到达仲仔地方，当询问溃散部队的去向时，据仲仔溪卡的溪本反映，喇嘛军由军饷部派往江孜，但据说多数人在途中逃散......第二天，从江孜逃来的人传说，江孜宗和寺庙已彼敌军攻占，我方守军被打散等情。因此，朗如骑兵无法去江孜。眼下，管家贡热去曲江年楚河以北地方寻找噶曹喇嘛并召集散兵。我令朗如骑兵和那曲、那仓的余部去白朗宗集中。一方面阻止我军继续向北逃散；一方面令其坚守住现有阵地............与军饷官和日喀则宗本们研究御敌之策。他们说：想尽一切办法抵抗敌人是应该的，但手中无兵啊！据悉，江孜的大部分藏兵经仓贡、仁则开走了；山南的藏军驻扎在年楚河以北，别处基本无兵。如果河北的藏兵不认真抵抗，就连浅渡也难以守住......［ 16］
  在中共的官方修史中，有大量对藏人在那场“爱国抗英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的描述，北京政府近年还在当时的主战场江孜修建了纪念馆。然而从上面这封信中，哪里看得出英雄主义的踪影？
  一九○四年八月二日，带著大炮机枪，踏著血泊前进的英国“使团＂开进了他们的目的地──拉萨。在此之前，西藏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二十八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一小伙随从逃离了拉萨，流亡蒙古。面对著高耸於拉萨上方的布达拉宫辉煌金顶，英国人这样表达他们的自豪之感和对西藏人的蔑视：
  喇嘛用尽了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拦我们，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举行了求助於天的仪式，整天诵经，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17］
  驻藏大臣有泰以牛羊“犒劳＂占领了拉萨的英军。英军未进拉萨以前，他就写信对英国人的“长途跋涉＂表示慰问，说他曾向达赖喇嘛力争，不应该对英国人“无礼至此＂，并为藏人的无礼“深引为羞辱＂［18］。他和荣赫鹏一见面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两人互相倾诉对藏人的厌恶。荣赫鹏表示极能谅解有泰在西藏的困难，因为他自己刚刚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共同认为“藏人实一极端顽固之民族＂。有泰对因西藏人的抵抗给英军造成的“困苦之经历＂，再次表示“深抱不安＂。荣赫鹏在回忆录中写道：“余因过去数年中迭与顽梗愚昧之藏人作长时无谓之晤见，今得晤此君，亦殊感欣慰也＂［19］。中国政府将有泰撤职查办後，荣赫鹏非常不满，认为中国任命驻藏大臣，“应选用有泰一流人物＂［20］。
  後来中国人把有泰定为“卖国＂理由是足够的。他作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代表，面对荣赫鹏迫使西藏人签署丧权赔款的条约，不但“无一语匡救＂，还又哄又压地督促西藏人屈服［21］。正如随後去查办他的钦差大臣张荫棠所斥──“诚不知是何肺肠＂。
  我想，除了颟顸怯懦和昏聩，在有泰的“肺肠＂深处，可能还始终在转动著一个中国人的小心眼──尽管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和全新的对象，他仍然以为可以像线装书记载的老祖宗们那样，玩弄“以夷制夷＂的古老把戏罢。
3、清末对西藏的新政
  不过，一九○四年英军入侵西藏之最後解决，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以夷制夷＂的结果。只不过那次“以夷制夷＂并非出自中国人的权谋，而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所决定的。
  寇松和荣赫鹏尽管不乏英雄主义和对帝国的效忠，但是以其地处一隅的局限性，这著西藏棋就一步而言走得虽然精彩，在二十世纪西方强权政治的大棋盘上，却并不一定有利於大英帝国的整体战略。
  当时在亚洲参与大争夺游戏的西方大国主要是英国和俄国。英─俄关系是问题的焦点。殖民南亚的英国，与控制了远东、蒙古并已扩展到中国新疆的俄国之间，只剩下西藏高原是避免它们直接遭遇的缓冲地带。从避免龙虎斗的角度，两个大国愿意保持这种隔离。何况“天助西藏＂，在那片广阔的高原上，实现控制和建立军事力量所需要的成本，对两大帝国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对英国来说，莫不如承认当时软弱而几乎摇摇欲坠的中国对西藏具有宗主权，而和俄国达成双方都不把势力范围扩展到西藏的谅解。
  对於这一点，当时被派去西藏进行对外交涉的温宗尧有鞭辟入里的分析：
  盖西藏者无独立资格，我不能保之，则属於英，而有害於俄之中亚细亚；属於俄，而有害於英之印度。两国必出死力以相争，而大局决裂，此两国所不愿也。［22］
  温宗尧因此反对朝内防备英国或防备俄国孰先孰後的争论，认为当时形势是有利於中国对西藏经营的：
  臣窃谓自我言之，则英、俄皆当防闭。自英、俄言之，则防英者俄，防俄者英，中国当趁此各有忌惮之时，急整理西藏内政，恢复主权......假使中国能增加治理西藏之权力，则英、俄方且赞助不遑。［23］
  中国迅速地行动起来。英军对拉萨的占领和其後西藏人在刺刀逼迫下签署的拉萨条约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统治者和精英集团，也由此剧烈地改变了中国对西藏历来采取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他们认识到，如果再用以往那种东方式的关系维系西藏，则西藏无需日久就将彻底丧失。正如张荫棠所说：“及今不极力整顿，十年後西藏恐非我所有，不特川滇不得安枕，而内外蒙古也从此多事矣＂［24］，要防止这种丧失百万里国土的下场，就必须尽快在西藏建立起明确的、符合现代国际　西方　标准的主权。
  中国在和西方遭遇以来，处处挨打，接连惨败，早已失去了与西方直接对抗的勇气和信心。在其接受与实践西方的主权标准过程中，从来也只尝到耻辱的苦果。而这回在西藏，不用冒与西方直接对抗的风险，却可以有一次大刀阔斧伸张主权的实践，哪怕仅从释放中国统治集团和精英集团内心挫折感的角度，也有了足够的动力。所以，尽管那时的晚清王朝已经衰落到接近崩溃的边缘，却以回光返照的猛力，对西藏进行了中藏关系史上程度空前的一次主权实施，其锐意让西方世界也刮目相看。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这一次被委以整顿藏务的官员，大都有过在西方的经历。主持与英国谈判西藏问题条约的唐绍仪曾留学美国；赴藏钦差大臣张荫棠曾做过清政府驻旧金山的领事和驻西班牙的代办；新任驻藏大臣联豫曾出使欧洲；副大臣温宗尧也曾在香港上过学。
  一方面有上述英国和俄国的互相牵制，给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获得国际承认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唐绍仪、张荫棠等中国代表在外交谈判中力争，一九○六年在印度签定的中　英关於西藏问题的条约，改变了荣赫鹏一九○四年占领拉萨期间与藏人签定的条约。荣赫鹏的条约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在新条约里，英国重新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最高权力，并要求中国保证不许其他外国进入西藏［25］　这是英国承认中国宗主权的主要出发点　。一年以後，英国与俄国签定条约，要求彼此都不插手西藏事务，双方在条约中共同承认了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26］。以至荣赫鹏痛心地感叹：“吾人三年前取得之权利，今悉为俄方牺牲也。＂［27］
  当时的情况有点像两个势均力敌的强盗，都不愿意让一件财宝落入对方手中，为了避免彼此拔刀相见，两败俱伤，宁愿承认财宝属於一个弱小的第三者。不过不管当初的动机是什麽，这些条约是西方对中国拥有西藏的正式认可，为後来中国全面统治西藏提供了国际公法方面的依据，其延续的影响至今仍然束缚著西方各国的官方政策，而不论他们在内心对西藏独立运动多麽同情。
  中国坚决地改变了与西藏之间那种东方式的模糊关系。有泰之流以管不了藏人为理由，推脱自己对西藏所负的责任，虽然说的是实话，却实在是缺少主权意识，才能做如此可笑的推脱。主权就是要为所属领土和臣民发生的一切负责。只有管得了才叫主权，管不了从何而谈主权。所以中国政府首先承担了荣赫鹏在拉萨条约中强迫西藏人所付的赔款。那笔赔款的名义是赔偿英军入侵西藏所花的军费，虽然是典型的强盗逻辑，也没有中国方面在那个条约上签字，财政拮据的中国政府还是迫切地将那笔巨额赔款揽到自己帐上，并且要求一次付清。当时荣赫鹏要求西藏的赔款额为藏人决不可能担负的七百五十万印度卢比，随後提出可分七十五年付清，每年十万卢比，在全部赔款付清以前，英国有权在西藏境内的春丕保持驻军，作为保证西藏交付赔款的抵押。後来，那笔赔款虽然被英国政府减到二百五十万卢比，按照条约上的赔款进度，春丕仍需被英军占领二十五年。中国政府要求一次付清全部赔款，目的就在让英军立刻撤出西藏，免得其在天长日久的占领过程中实现对西藏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能这正是荣赫鹏的目的之一　。经过中国代表反覆交涉，极力坚持，最终达成了分三年付清赔款的协议。而且在交付赔款的过程中，中国方面想尽各种方法避免英国与西藏直接接触，以体现自己的主权。阅读对当年那些细节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国那时已经按照西方的概念和规则，开始玩起外交场合的主权游戏，以至连讲究细节的西方人都感觉过於烦琐。同时，中国政府撤职查办了驻藏大臣有泰，对其手下多名官员及西藏本地官员也进行了严厉处罚，整个西藏为之震动。
  西方的大炮震醒了中国的统治者，使他们认识到“中央之国＂以“藩属＂方式治边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列强环绕的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的基础建立在明确的边界划分上，边疆的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忽，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28］。又如联豫所说：“在闭关自守之日，以中驭外，以腹制边，未尝不可图治。若值环海交通，与国邻接，隐施蚕食之谋，显逞虎耽之欲，则边地一日不安，即腹地一日不固。＂［29］而稳定边疆，首先需要在边疆地区建立起符合国际准则的主权，原来那种与西藏之间的“接口＂式关系，这时显然就是不够的了。
  社会由政权进行统治和管理。所谓主权，离开政权无从体现，掌握政权才能拥有主权。在以往中国与西藏的“接口＂式关系中，西藏政权始终由西藏本地统治者　达赖或摄政　掌握，自成一体。理论上，只要西藏统治者服从，通过他们控制西藏政权和社会，也能实现主权控制。事实却证明，除非有极大的利益吸引或是强大的武力威慑，谁也不会甘心头顶还有更高的权力。即使在利益和威慑面前不得不表示臣服，他们也会以架空的方式，使其臣服只停留於名义，中国还是难以控制。所以晚清政府一方面在外交场合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则抓紧开始在西藏实行新政，目的就是要控制西藏政权。
  对西藏实行新政，清政府的一文一武两位要员是代表人物。文的是前面提过的张荫棠，武的是至今仍然名震川藏的赵尔丰。
  张荫棠是广东南海人，曾任清政府的外交官，两次中国与英国谈判藏事条约，他都是中方的主要代表。
  一九○六年到一九○八年之间，他被派到西藏整顿藏务。选择一外交官整顿藏务，此举反映了清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定位。张荫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到藏不久，朝廷擢升他为驻藏帮办大臣，他坚辞不受。他知道驻藏大臣在藏人中已失去威信，戴上那麽一个帽子，对个人虽是升迁，却会“蹈常袭故，复为藏人所轻视，反致一事不能办......於大局无益而有害＂［30］。可能他心里还有没说出口的理由，去做帮办大臣，上面还有一个为正的办事大臣，事事掣肘，关系难处，莫不如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严和自由，更有利於其在藏的使命。
  张荫棠进藏後，首先大刀阔斧地清除时弊，整肃吏治，参奏了驻藏大臣等一批贪官污吏，使其受到惩处。他在藏人心目中威信较高──他带进西藏的花种至今仍被藏人称为“张大人花＂──此举为关键因素。老百姓喜欢“包公＂式的清官，此乃不分民族的群众心理。其实张荫棠的治藏思想和措施，对当时的西藏实为颠覆性之威胁。张荫棠口才不错，他曾抱病到大昭寺给西藏僧俗官员演讲物竞天择之理与富国强兵之道，讲得听者感动流泪。他发布全藏的《传谕藏众善後问题二十四条》也写得恩威并重，选几段奇文共赏：
  ......西藏介居英俄两大国之间，因系中国属土，故英未敢吞并。如有奸臣进谗，或劝袒英，或劝袒俄，此皆可杀。或英俄行反间之计，劝尔背汉自立，归他保护，此系吞并之诡谋，切宜勿听。中国抚有西藏二百余年，未尝取西藏一文钱入中国，反为西藏糜费去数千百万。实念西藏百姓与中国血脉一线，如同胞兄弟一样。大皇帝抚莫大之恩，尔子孙世世不可忘。
  西藏内力未充，不可轻开边衅，与人战争，自取灭亡，宜忍小忿以图自强。凡事禀命大皇帝然後行，尔藏官平日亦要讲究万国交涉公法。......开埠办法，种种不同，必如何方能不失主权，而兴商利，稍有不慎，事权为人所牵制，而通商适成漏卮，商战之败，害尤烈於兵战。方今地球上万国交通，断无闭关绝市而可以立国之理。稍知时务者，当破除昔日禁民贸易之迂见，盖商务旺则其国富，国富然後可以筹饷制械而兵强，自然之理也。
  拉萨城破，达赖出奔，实为唐古特千年未有之奇辱。尔等宜将战败杀戮惨状绘为图画，悬诸三大寺门口，永远不忘此耻。勿谓今日和约可长恃，当常思念敌人猝来挑衅，长驱直进，尔等有何策以御之？知旧兵不可用，不能不改练洋操也；知旧枪不可用，不可不改制快炮也；粮饷不厚，不能得士卒之死力也；侦探不密，不能知敌军之内情，地图不精，营垒不能占形势也；测量不准，枪炮不能命中也。事前不能一一筹备，敌至复束手无策，尔等其熟筹方略以对......
  张荫棠规划的治藏方案，核心可用他自己说的一句话概括：“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力不可＂［31］。其具体措施，集中体现在他向朝廷上奏的“治藏十九条＂中。了解中国的治藏历史，此十九条不可不读，故全文附录於後。
  仔细琢磨，你会发现，今天中共统治西藏的方法，仍在张荫棠的十九条里打转，甚至连具体到联络尼泊尔以制约印度，今天都照办不误。张荫棠在西藏的具体作为，这里无需罗列。他在西藏时间较短，仅有一年多。其作用主要在於筹画和倡导，当时付诸实施的并不多。他为中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对西藏确立主权提供了政策基础。继他之後主持藏务的驻藏大臣联豫，虽然出於嫉妒而对张荫棠进行排挤，但是在推行收取西藏政权的治藏政策方面，两人实为一脉相承。联豫的作用是在张荫棠筹画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实施和推广。
  张荫棠和联豫在藏期间，正好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为躲避英军连续五年流亡在外，造成藏人群龙无首，为中国人收取西藏政权提供了有利时机。他们清除西藏官员中的亲英派人士，重新任命噶伦等官员，改革政权体制和设立新的政府机构。联豫比张荫棠更进一步，力主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全藏政事，将全藏政权收至驻藏大臣衙门系统，而不再通过噶厦政府。还有比联豫更激进的主张，甚至提出把西藏改为中国一个行省，彻底结束藏人治藏的局面，以绝後患。
  当时若能做到西藏改省，张荫棠和联豫都不会不愿意，但是且不说能否克服藏人的反对，首先中国自身就存在不可解决的问题，别说改省，连以驻藏大臣主管藏事的设想，都在很大程度上落空。这个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後面将在“无人进藏＂一节里进行讨论。不过，当时在康区同时办理藏事的赵尔丰，倒是以“改土归流＂的方式，最终实现了收取政权。
  所谓的“康＂，指包括今天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以及云南西北一角的横断山地区，是藏族三大地理区域之一及藏语康方言的分布区。由於地理相交，康区也是藏汉两民族交流比较密切的地区。历史上，康区主要由当地的世袭土司统治，个别地区间或由拉萨派官管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康区随拉萨对北京的离心倾向增加，也陷入多事状态，发生多次暴动，攻击清朝官员和西方传教士，烧毁天主教堂，连在巴塘主持屯垦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也被杀死。赵尔丰奉命带兵出征平定，从此开始了他对康区　中国当时称其为“川边＂　藏事的经营。
  赵尔丰祖籍襄平　今辽宁省辽阳市　，汉军正蓝旗人，属较早为满人效力的汉人之系。其父作过山东泰安知府。
  赵尔丰在四川为官时，曾镇压哥老会暴乱捕杀数千人，被称为“赵屠户＂。他对康区也采用同样暴烈的手段，为了征服当地的土司和头人，杀人无数，打了不少恶仗。著名的战斗如打乡城桑披寺，其僧人将前往谈判的清朝官员剥成皮筒塞草悬挂。其寺地形险要，半年而攻不下，军粮断，赵尔丰与士兵同以草熬牛皮为食。当时他指挥切断桑披寺水源，一月後守寺藏人竟将三四斤活鱼扔出取笑，令全军毛骨悚然，漫山搜寻，後因一士兵偶然掉进土穴，才找到深埋於地下的输水管。桑披寺终破於断水。寺庙被焚，数百僧众遭屠杀。［32］
  平定叛乱之後，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开始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把当地世袭的土司，换成由清政府任命的、可以随时流动的外来满汉官员，消除土司割据的政体，纳入与中国内地一致的州县制政权体系。改土归流进一步激发了康区各地土司的反抗，赵尔丰治理川边六年，南征北战，几乎是不停地打仗，废除了明正、德格、巴塘、理塘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乍丫　察雅　等活佛的政治地位，驱逐了拉萨派在康区的官员。
  阅读当年有关改土归流的旧档案，颇有趣，如被要求放弃土司权力的鱼科土司上书赵尔丰：
  钦差大臣台前：小的鱼科土司具恳禀事，情因小的自先年以来，不比他们牛厂，小的於大皇上属下，每年上纳银子，大臣均是知道的，哀恳大臣准小的照前一样居住，赏张执照，沾感不浅；如难允准，要缴印信号纸，恳先饬绰斯甲、革什咱两土司呈缴印信後，小的亦随即呈缴。
  赵批复如下：
  禀悉。该土司恳求照前居住，赏给执照，均准如所请，至应缴印信号纸，乃奉旨之件，各处土司一律办理，岂有绰斯甲、革什咱不令呈缴之理；惟尔恳求先饬该两土司缴印之後始呈缴等情，定属荒谬，同是缴印，何分先後？本督部大臣，岂有偏私，如朱倭、白利，灵葱均已缴案，该土司何不以朱倭等比较，而以绰斯甲、革什咱为衡？似此野蛮无知，本应惩办，姑从宽宥。［33］
  赵尔丰征服和改流的地区约计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府、所、州、县三十余处，後来建立西康省，由此得初具规模［34］。其後三十年在康地的汉官，无不得利於赵尔丰当年的余威。虽然西康省直到一九二八年民国时期才正式设立，但是赵尔丰经营川滇藏务时就已有此设想。他曾上奏“平康三策＂11，第二策就是“改康地为行省＂。第三策更进一步，“移川督於巴塘，而於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35］
  由於赵尔丰杀戮颇多，藏人　尤其是藏人上层　对其恨之入骨。清政府一九○八年任命他为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等於把主要的西藏事务全部交给他管。因拉萨方面激烈反对，他实际未去拉萨上任。赵尔丰有残暴的一面，曾一次斩首逃兵七十余人，但是也有廉洁公正的一面，曾在路途发现一家百姓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不知，即以严惩。他训导地方官：“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36］。对他这种恩威并重，当年康区的普通藏人百姓颇多信服。他在辛亥革命时被起义民众所杀，其婢女为救他而死，随後其生前卫士又去刺杀革命军头目为他复仇，也可略见他平时为人一斑。
  对清末西藏推行的新政，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不过从现代化的角度，那的确是西藏的第一次现代化输入。张荫棠、赵尔丰、联豫等人，除了对藏区进行收权方面的政治改革，也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为西藏带来了一系列新事物。如平治康川道路，敷设川藏电线，雇比利时工程师架设河口钢桥；开办工厂；创设邮局；选派年轻藏人到内地学习工艺；在拉萨建立商品陈列所供藏人参观；编练新军，办陆军学堂和巡警教练所，设步警和马警维持治安；赵尔丰在康区创办学堂六十多所，亲自为其编写课本；联豫在西藏各地也创办了二十多所新式学堂；还出版发行了藏文白话文报纸，设立译书局、印刷厂等。
  至今回头审视清末对西藏的新政，从中国的角度，为了纳入以主权为框架的国际体系，对西藏收权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不可不为。但是张荫棠、赵尔丰共犯一个通病，即在收权之外，还企图以汉文明改造藏人。张荫棠在西藏翻译散发小册子，向西藏老百姓灌输孔孟之道的纲常伦理，提出“西藏宜遵用大清正朔＂。他推行汉文教学，为此个人捐献五十两金砂、三百五十两银锭作为汉文考试优异的藏人学生之奖学金。他甚至提出“当喇嘛娶妻生子的听便，并可充任农工商兵诸业＂，“喇嘛白昼不必诵经，宜兼做农工商业以生财，不可望人布施＂。对此，藏官和喇嘛的回答是：“若照指示，听喇嘛自愿娶妻，黄教必定衰败，万难办理＂。［37］赵尔丰不但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还要求藏人家族都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的。他在改变风俗方面，细到要求藏人改变以吐舌头表示尊敬的习惯，规定男女青年在藏袍里面还要穿裤子，甚至因为他认为藏人的天葬风俗不好，也要求改变。［38］
  对西藏收权，威胁的仅是原来掌权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即使遇到反抗，范围也有限。只要日子过得好　或至少不比原来坏　，多数老百姓对到底由谁掌权并不真正关心。然而对西藏社会实行同化政策，就等於把冲突的对象扩展到全体百姓。歧视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文化并强行其改变，一定会激起民众的共同愤恨。一旦民众与民族上层站到一起进行反抗，收权和同化就可能都遭到失败，且由此播下的民族仇恨，也将长期难以化解。
  我曾以“异质同构＂的概念分析这个问题。对异质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实行主权统治，不收政权是不行的──即需要保证政权的“同构＂，但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文化上的宽容，给其社会生活方面的“异质＂以充分的自由空间。这两方面应该是相反相成的关系，才能达成一种平衡状态。不过，无论是清末对西藏的新政，还是後来中共在西藏的统治，这方面的平衡状态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也是西藏始终是中国的一个难题之原因所在。
4、西藏有了选择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西方以主权标准对西藏的介入刺激了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的行动，中国的行动则刺激了西藏彻底摆脱中国控制的愿望。在东方式的朦胧关系中，西藏可以用“架空＂方式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以表面臣服换取实在利益，一旦被中国纳入明确的主权结构，那就成了真正的臣服，权力遭剥夺，对西藏统治者而言是失去最大利益，是任何别的利益都不能交换的。
  何况，日趋没落的晚清中国还能给西藏什麽利益呢？西藏以往臣服北京的理由──寻求保护和仲裁──已不存在。一方面，从外交而言，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争端中连连蒙羞，连自保都困难，又如何可能保护西藏。经历了两次与英国交战的失败，西藏对这一点有切肤之痛的认识；另一方面，从西藏的内政而言，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政教最高权威的地位当时已经相当稳固，也不再需要依靠北京的仲裁和支持。
  一九○○年，俄国一支持有中国政府批准之护照的考察队在藏东察木多　昌都　地区琐图村受到藏人阻挡。中国护照不能说服藏人让路，用考察队首领科兹洛夫的话说：“射手比任何中国护照更可靠＂［39］。在与藏人的冲突中，俄国人枪杀藏人二十一人，伤十九人，焚烧房屋并掠夺马匹，然後毫无损伤地扬长而去。事件发生後，俄国人没受到任何处置，反被中国方面护送出境。而对要求官府作主的藏人，清政府一拖再拖，拖了三年。最後是由清政府按每个死者八十两银子，每个伤者十六两银子，共付二千零三两银子就算了事。当时的驻藏大臣裕钢在结案後写了一份奏折，仅看那份奏折12，已经足够理解藏人为何要抛弃中国另寻靠山。
  西方尤其是英俄势力在亚洲的迅速扩张，使原本仅为中国专有活动领域的西藏，处在了中、英、俄三个大国之间的三角地。中国不再是对西藏而言的唯一强者，且事实表明，中国远不如另两个大国。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把寻找新靠山的希望寄托於俄国。他把俄国当成信奉佛教的国家，从而希望能重现元朝那种结构──由西藏人充当精神领袖，一个强大的世俗帝国充当信徒、施主兼军事上的保护者。他在一九○四年逃出拉萨躲避英国人，也许就抱著与俄国人建立联系的愿望，企图依靠俄国抵抗英国。但是当他到达与俄国距离已经很近的库伦　今天蒙古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　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俄国国内发生一九○五年革命，举国混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幻想也不得不随之破灭。
  那一段十三世达赖喇嘛陷入痛苦的彷徨，甚至居住地都成了问题。他的宗教地位超过库伦的蒙古大喇嘛，後者被对比得相形黯淡，大量信徒把供奉送给达赖喇嘛，使其蒙受损失，於是库伦大喇嘛改变了开始对达赖喇嘛的欢迎，逐渐变得无礼，捣毁了达赖法座，还当著达赖喇嘛的面吸烟［40］。世态炎凉令人寒心，连宗教领域也非净土。十三世达赖想回西藏亦受各方阻碍，不能实现。他还是没有摆脱掉中国的控制。当他被召到北京给慈禧太后祝寿时，也许他还有与清廷达成谅解的一丝希望。多数史书认为他与中国的最终决裂，在於慈禧太后坚持要他见面时下跪。虽然西藏在世俗权力中臣服中国，但是达赖喇嘛从来认为自己的宗教地位至高无上。何况从前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时，不但未曾下跪，清帝还出城远迎。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清朝为了安蒙古需要笼络西藏，此时的清朝则需要表现自己对西藏的主权。西藏的政教合一使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领袖，还是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所以他必须下跪。为了解决这个争执，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的时间拖後了半个月，最终的妥协是达赖喇嘛以单腿跪拜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对从来以神自居的达赖喇嘛，内心屈辱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屈辱是迫於没有民族前途的无奈，痛苦就会更深，也必然使他产生更强烈的逆反心理。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後，仅在一个多月内，两人相继死亡。本已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陷入更加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那时达赖喇嘛一直逗留在北京，贴近地目睹清王朝的腐朽和没落，肯定会进一步加强他摆脱中国控制的决心。他此次在外流亡五年的时间，极大地开阔了眼界，磨练了意志，建立了关系，使他从雪山深处的神王变成了一个民族领袖和政治家。
  赵尔丰、联豫等在康区和西藏实行的新政，也深深地刺激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的自由和传统，包括达赖喇嘛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受到威胁，等於从根基上毁灭西藏社会。慈禧与光绪一死，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刻就踏上回西藏的归程，并且在途中就开始遥控藏人进行抗争。
  前面提到过，张荫棠在其整顿藏务的初始就强调：“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力不可＂。其时中国对西藏唯一的威慑只剩用兵。随著达赖喇嘛即将回归，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四面受敌的驻藏大臣联豫要求清政府向西藏增兵，以保证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权力在西藏的有效性。一九○九年，清政府下令四川组织一支两千人的川军，在将军锺颖的率领下向拉萨进发。达赖喇嘛深惧中国军队进藏的威胁，下令西藏军队和民兵以武力阻止。从而又促使清廷命赵尔丰的军队为进藏川军增援护送，导致更多军队进入西藏。
  这是一个互动升级的过程。不仅仅限於军事冲突，还造成双方心理的对抗，反过来再影响政治局势。将十三世达赖与联豫之间的冲突做一归纳，可以看到这种互动升级形成一个链条，一直导向双方最终决裂。十三世达赖到达拉萨时，川军还在路上，双方还没撕破脸皮，联豫率领下属出城迎接，达赖因为心中愤恨川军进藏，对联豫视若不见；联豫因此恼羞成怒，立刻寻衅报复，先是强说达赖私购俄国军火，带人闯进布达拉宫检查，没查到，又派人截下尚在途中的达赖行李，开箱搜查。结果军火没有搜到，达赖的物品却丢失了不少；试想达赖怎麽咽得下这口气？随之的反措施是下令藏人罢差罢粮，断绝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一切粮草和夫马供应，并禁止藏民与汉商贸易；联豫的回应则向北京报告达赖“阴蓄异谋，极宜防维＂，请在进藏川军之外再增兵进藏；当中国军队一路击溃藏军而逼近拉萨时，达赖曾试图与联豫讲和，联豫却意气用事，不肯妥协；加上临时组建的川军多流氓之辈，军纪极差，途中受藏人阻击又心生恨意，进拉萨後即枪伤藏民，侮辱藏官；出於对中国完全失去信任，也出於对已成水火之势又拥有武力优势的驻藏大臣的恐惧，刚刚流亡五年，回拉萨仅数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一次出逃，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一次出逃颇为奇特。他急奔而去所投靠的恰恰是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达赖逃进英国控制的锡金　随後进入印度　。当时他一定要住进英国人的房子、并在英国士兵的保护下才感觉安全［41］。正如荣赫鹏所惊叹：“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於此者？＂［42］达赖做出这种选择，一方面因为刚从北方返回的他知道重返北方不会找到希望；另一方面，虽然英国人曾以大炮轰开了拉萨大门，但是与满清官员的腐败霸道相比，他们的礼貌、守信和慷慨给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当然，这种选择还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大胆和灵活。
  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此次逃亡为起点，西藏上层社会改变了历史上一贯臣服北京的政治路线，开始了以争取西方支持为资源的近代“西藏独立＂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据那一段时间与十三世达赖接触密切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记述，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的构想是按照不丹与英国签定的条约模式建立英藏关系，即将西藏的对外事务置於英国的控制之下，由英国提供保护，而西藏保持内政方面的自治［43］。令达赖沮丧的是，英国拒绝了他的提议。贝尔是这样解释的：“就我们来说，去承担亚洲高原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防务是极端愚蠢的行为。＂［44］为此，荣赫鹏深感不满：
  在昔哈斯汀士、波格尔、忒涅、克遵乃至一九○四年我辈之参加使节者，皆欲设法劝导藏人遵循寻常国际交往之惯例。今则达赖喇嘛及全部政府人员咸来投奔吾人，求吾人维持其直接交往之权利，求吾人派遣英国官吏，甚且携带军队前往拉萨，并求与印当局缔结联盟。此种变局，殆一切人类史上所仅见。百五十年来，吾人向彼方所求而不得者，彼今自动向我要求，而我当局乃以避免干涉之旨趣答覆之。前此为贯彻对藏之要求，吾人不惜出兵拉萨，恫以武力，今藏人自动输诚於我，而我反拒人於千里之外焉。［45］
  後面将有专门一节讨论西藏高原建立防务的成本，显然贝尔的解释比荣赫鹏的感情用事更接近事实，即使英国当时有这样的愿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失望的十三世达赖继续他的努力，他在一九一一年给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写的信，典型地表达了他那时的态度和选择：
  恩治广阔大地之大皇帝尊前：
  敬启者。我西藏国与满清国之间仅属施主和福田之关系，并无领属关系。为了逐步灭掉我西藏国，诱惑藏民，企图夺取所有权力，伤害佛教，杀害僧侣，强夺财物，其虐待难以言表，这种践踏仍在继续。因此，无法与之保持近亲之关系。西藏之事全靠俄英两国缔结条约，方才维持到今日，现在西藏国全体君臣一致要求依靠两个大国实现独立。故此，本达赖喇嘛我启请大皇帝，两国即刻磋商，并向各大国宣传，给予援助，特别是满清方面包藏祸心，可能会冒认西藏为其领土，出兵滋事，望两个大国进行磋商，无论如何对实现独立给予坚决的支持和提携......［46］
  俄皇虽然回信表达了对西藏的爱护之心，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为如此荒凉巨大的西藏承担责任过於沉重，且看不出能得到多少回报，莫不如让中国继续它的宗主权，维持原有格局。为了对英国人表示俄国没有私下与藏人交易，俄皇还把达赖的信转给了英国，使达赖一度在收留他流亡的英国人面前极为尴尬。［47］
  清政府因为十三世达赖的出逃对他进行了最严厉的处置──革除其达赖名号，另选灵童重立达赖。这在宗教信仰者眼里简直是匪夷所思，一个世俗政权如何有资格决定谁该当神！但是中国统治者不在意这种逻辑矛盾。皇权在中国被视为最高权力。皇帝不拜佛，理论解释是“现世佛＂不拜“未来佛＂，皇帝本身就是佛。达赖喇嘛仅仅是菩萨的化身。套用世俗的科层观念，佛比菩萨的官大得多，废了他又如何！这种国家对宗教的管制在中国一脉相传，到中共时期达到登峰造极，这是後话。
  当时，甚至还有就此废除达赖制度的意见，如温宗尧在其奏折中建议：“达赖既革，当以呼图克图分任藏事。利用转世迷信之愚，永废达赖之制，则番官各自树帜，而英俄无从牢笼。＂［48］这种彻底废除达赖制的主张一直为一些中国人所坚持，中共内部至今有人认为，中共治藏的最大失误就是在“平叛＂或“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抓住时机废除达赖，使其成为以後一系列西藏难题的根源。
  不过有一点是显见的，自川军进藏，达赖出走，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处境大为改观。联豫推行的新政与改革也大都是在那以後才得到落实。所谓“军至则改观矣，达赖革则屏息矣＂［49］，中国在其本身最衰落的时期，却对西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控制。荣赫鹏如此评说：“中国政府锐意经营西藏，经营结果，使西藏政府徒拥虚名＂［50］。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一时威慑的结果。中国仍然没有在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靠的还是西藏本地官员行使政府职能，也即二者依旧是“接口＂关系，只不过此时的“接口＂相对过去较为服从而已。
  只要还是“接口＂关系，即使达到最理想状态──西藏方面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本质上也是蕴涵危机的。因为这种主权依赖的是一个并非能由主权自身把握的变数──即西藏“接口＂的忠诚。只要西藏“接口＂随时决定不那麽百依百顺，或是脱离与北京的对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顿时可以成为虚有。
  当然，西藏“接口＂是否能够和敢於脱离中国，除了其自己的意愿，更重要的还得考虑北京的威慑。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强面前尽管软弱无能，对西藏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军事力量占有绝对优势。这种威慑像一条“绳索＂，把西藏与中国硬性地“捆绑＂在一起。这一直是西藏独立的最大障碍，也是西藏分离势力从来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双方力量差距如此悬殊，以至西藏除了等待“天赐＂以外，几乎没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摆脱中国。
  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个“天赐＂是不期而至的。当他处於最为绝望的时刻，中国内地城市武昌的一次军队起义引发了整个中国的连锁反应，史称辛亥革命。十四个省相继宣布独立，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皇朝几个月内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混乱。革命党和保皇派纷争不已，群雄并起的军阀拥兵自立，划地割据。这种混乱不久就波及到中国的驻藏官员和军队之中。
  後人叙述那一段历史，往往用人云亦云的套话，如“驻防西藏的汉族士兵起而拥护共和派＂［51］，“驻藏川军起义响应辛亥革命＂［52］等，这种话写在书上堂而皇之，然而事实真相远非如此宏观和纯粹，甚至很委琐。考虑到类似情况在未来不是没有可能重演，所以我想把这一段往事讲得细一些。
  当年入藏川军士兵皆从社会底层招募，多流氓无产者。其时四川民间社会有一基础广泛的江湖组织，人称哥老会，亦称袍哥。川军中哥老会势力极大，大部分士兵都入了会13。而军官多为学生，不善治军，无事时尚能维持局面，一有变局则必大权旁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西藏，首先军心动摇。据当时在西藏亲历整个过程的人记述，促使哗变的直接原因是川军炮队一个袍哥头子在联豫轿夫所开的饭馆内发生口角，继而发展成群殴。联豫听信自己轿夫的一面之词，认为炮队有造反之意，下令收炮队的枪。炮队众兵正在疑惧之时，恰见联豫轿子往营地来，其实只是空轿路过，联豫不在轿内，炮队士兵却以为是来捕杀他们，遂即哗变［53］。
  哗变後哥老会成为指挥核心和组织资源。他们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绑架联豫，由袍哥接管军队。然而他们没有政治路线，先是模仿革命，成立议会，後又宣布勤王，向西藏政府勒索十万两银子和五千匹牛马做回内地的盘缠。藏人一方面不敢不从，同时也盼著汉军早日离藏，宁愿花钱送瘟神。可是汉军得了钱又不走了，抱著非乱不能生财的心理，在拉萨趁火打劫。“皆思饱掠财物，掣之以归故乡，意在此而不在彼＂［54］，“白昼率兵四出，探知殷实番家，即诬以藏有蛮兵，入室抄去资财，行同盗贼，诬百姓为蛮兵，即拿回枭首剁指＂［55］。当时拉萨陷入混乱，枪声不断，“日未落路上无行人，居民一夜数惊＂。汉人内部派别纷争，革命和保皇两副面孔翻来覆去，内讧不断。驻守江孜、日喀则、亚东的中国守军，也受拉萨局势的影响，相继哗变，分成不同派别，自立山头，各行其是。
  对汉人统治早有不满的西藏各地则趁机举事。在中原动荡、前途不明、人心思归的情况下，驻藏军队丧失斗志。後藏最早开战，当从江孜派出的救兵赶到时，被围汉军已将枪枝卖给藏军，换取藏军网开一面，逃往印度。江孜援军也随之模仿，卖枪为旅费，自行离藏。清政府派驻江孜的官员皆先後擅自弃职，离开西藏。
  当事者有人说是因为色拉寺拒绝为汉军调动支应乌拉［56］，有人说是因为色拉寺僧兵开枪打伤了汉军士兵［57］，但是都认为本不必以开战方式解决，之所以非要攻打色拉寺，是因为色拉寺内金器甚多，汉军中有人企图藉此机会抢掠。他们本以为大炮拉出去一摆，藏人就会屈服。没想到打了一天也没有攻下，参战军士无心苦战，纷纷溜走，连大炮都扔在外面没人管。结果藏军反倒包围汉人军营开始攻打。所谓响应革命的“议局＂这时无人理事，物品也被众人哄抢一光。联豫和统帅锺颖重新掌权，处决了当初领头反叛者。此後联豫离藏，绕道印度回内地，锺颖担任主要指挥，带领汉人在藏人攻打和围困下坚守了八个月。
  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返回西藏，领导藏人开展了全面驱赶中国人的独立战争。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如下通告，以今天的眼光，可以视为地道的独立宣言：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著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营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离四方，苛残恶毒，於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後，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58］
  藏人的武器不如拉萨汉军，一时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拉萨所有汉人──包括商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龟缩到军营中。藏人将他们严密围困，断绝其给养来源。当汉军知道不战再无生还希望时，才开始“死力抗拒＂，连汉人百姓也加入了战斗。［59］
  从以後生还者的描述中，通篇可见当时被困惨状和盼望救兵的心情──“迨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狗马已食尽，飞鸟无至者，终日四望远山，惟盼援兵，终不果来＂；“不出战时，惟四望救兵，极目浩叹，并指山凹雪化处之黑影为救兵，夜间流星指为川军之号灯，群相告语，盖生机已将绝矣＂［60］。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内地派军增援──这是北京对拉萨的根本威慑所在。然而正值国内分裂，群雄并起，各方心思全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余力去管远在天边的西藏。当时身在印度的驻藏参赞陆兴祺“迭电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61］。
  後来西藏的反叛扩展到康区，由於赵尔丰被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互不相救，使大部分地区失守。四川和云南的军阀从保护势力范围的目的出发，终於出军。滇军从滇西北进藏，四川都督尹昌衡则亲自率军西征。两路皆战事顺利，连战连捷，康区不久解危。川、滇两省军阀随之产生控制西藏的野心，打起保卫主权、解救拉萨守军之名，向北京要饷，准备进军西藏。
  在後人所编一本名为《民元藏事电稿》的集子中，共收民国元年　一九一二　四月到十二月中北京政府与地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来往电报二百三十九封，其中有六十五封是四川与云南争夺经营西藏之权利、以及北京政府进行调解的内容，占到四分之一以上［62］。从这个比例中，足以见出那些当事者把心思用在什麽地方14。不过不管军阀的真实动机是什麽，对中国来讲，由内地军阀控制西藏怎麽也比让西藏自立有利於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当时的战况表明，即使国乱当头，但靠内地一省之兵，西藏也难以抵抗，并不需要中国以举国之力。然而当二十七岁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平定康区、解了昌都之围後，准备长驱直入进军拉萨时，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连续急电所阻止。
  後人论定此举为袁世凯之卖国行为。当时民国新立，中国分裂为大小军阀的领地，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都极为虚弱，甚至有名无实。为了获得号令地方的合法性，获得列强承认是当务之急。当时英国是西方领袖，世界最强国，而英国则以不承认袁世凯政府为威胁，不许中国进军西藏。这对袁政府的确是致命的威胁。政客在这种选择面前，谁会把日常挂在嘴上的“民族大义＂真正作为出发点呢？
  川、滇军阀之所以在进军西藏的问题上受北京制约，不能完全自行其是，一方面是因为需要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需要军饷。进军西藏花费巨大，地方财政难以负担，有北京的批准，就成了为国家办事，国家当然应该负担一切费用。拿国家的钱，扩大自己的军队，占领新的地盘，这对军阀是名利双收的交易。北京先是同意四川西征，随後又严檄禁止，这对已经动员起很大力量的四川无疑是个打击。不过在四川与北京的字面交涉中，是看不到名利而只有国家的。当时的四川护都胡景伊给袁世凯的电报这样写：
  .....川边既靖，锐胜之师，不克占领要隘，扬威徼外，中道屯阻，战士谘嗟，远域早寒，凌霜沾雪，不令作战，尤足摧伤士气。尹都督捷音迭奏，破竹成功，不惟前敌健卒，勇气百倍，人人具撼山摇岳之概，内地将士，亦莫不奋兴鼓舞，秣马厉兵，请效後劲。景伊虽蹇劣，并拟躬率精锐，资其臂助，洗马拉萨之滨，勒铭雪岭以外，定使藩服如旧。金瓯不缺，藏人绥辑，五族一家，匪惟蜀疆之福，实民国之庆。徒以条约牵掣，易客为主......直足令贾生痛哭，韩子腐心。固知大总统垂顾边圉，必有深略远谋，但雌伏久甘，祸即未已，主权悉失，尤引为奇耻大辱......［63］
  国务院的回电则重申禁止进藏：
  ......惟现在时局孔棘，财政困难，正如病夫，元气已伤，百孔千疮，尚须调摄，岂可竟忘远虑，轻启衅端。望遵迭次前电，勿得进入藏境，致滋渔利......［64］
  困守拉萨的中国驻军终未盼到援军，弹尽粮绝，最後组织敢死队，以突袭方式擒获了达赖家眷为质，双方才在尼泊尔的调停下谈和。汉人交出一切武器弹药，被驱赶出藏，从印度取道回内地。收缴武器时，连身带小刀、牙签均被没收；出藏途中西藏当局传谕百姓不卖汉人食物；英国官员则率队押解出藏汉人，“居然似地主送客之意＂［65］。回国後，统帅锺颖在北京被处死，内中情由复杂，这里不表。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历尽了多年挫折和绝望之後，终於实现了彻底摆脱中国人的目标。他明智地认识到，“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於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於别的原因＂［66］。然而多数藏人则把中国革命解释为报应──“中国军队侵占拉萨一年半以後，中国就爆发了革命，清朝皇帝就被推翻，为什麽？因为它虐待宗教领袖达赖喇嘛＂［67］。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又一次占领了拉萨乃至全西藏，并且以空前的程度虐待了达赖喇嘛及整个西藏民族，这次的报应却来得不像上次那样及时，至今还没有看到端倪。但是可以相信，盼望独立的西藏人正在昼思夜想地等待出现相同的报应──中国再一次发生分裂和动乱，那将是西藏再次实现独立的可能所在，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可能。那种期待并非完全是幻想。
5、民国对西藏的口头主权
  自一九一一年清王朝结束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维持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几乎自始至终陷在难以自拔的内忧外患中。先是延续多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刚刚奠定统一格局，日本侵略又使其投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等到日本投降，在抗日战争中坐大的中共立刻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战争。民国政府常常是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对偏远的西藏更是难以分出多少精力。这种状况使西藏获得了一个宽松空间，从而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得以维持完全独立。以往西藏虽然可以通过“架空＂方式得到实质上的独立，但是身边有颐指气使的驻藏大臣，境内有耀武扬威的清军，总是不免处处掣肘。那四十年的独立却是彻底的，顶多与民国政府来点虚与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那一段历史至今仍被很多人视为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根据。
  不仅如此，中国的内乱还使西藏能够以武力收复昌都、德格等康区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把边界大大地向东推进。固然十三世达赖喇嘛实行的新政及藏军从英国得到新式武器都是其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不过最大原因还是应该归於中国内地的动荡。当年指挥川军西征所向披靡的尹昌衡在权力斗争中被袁世凯关进监狱，新起的四川军阀则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连省会成都都成了他们的巷战战场。藏军围困昌都时，守将彭日升屡屡求援，民国政府任命的川边镇守使却因为与彭素有矛盾，坐视不救，致使昌都陷落，彭日升被藏军俘虏，最终客死西藏。随後英国人又从外交上介入，迫使民国承认了藏军胜利後的汉藏边界。
  民国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国最弱而西藏最强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历经民族灾难的考验和流亡的磨练，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他在驱赶汉人获得独立後，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对藏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和改编；引进英国、日本和俄国的训练方法；聘请外国教官；派藏族军官进英式军官学校学习；进口新式武器；发展西藏的兵器工业；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学生；他还建立银行，发展矿业、邮政，促进贸易等。西藏社会在张荫棠、联豫推行新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现代化的启蒙。西藏取得的成绩致使英国最终“担心西藏相对於中国来说太强大，并可能导致西藏的扩张侵略和独立＂，从而拒绝向西藏继续出售武器。［68］
  如果英国人真有这种担心，那是过於夸张了。以中国的几亿人口对西藏的一二百万人，西藏再强又能强到哪去？即使在民国只能全神贯注於内部事务而对西藏无暇以顾时，仅为对付川边的地方军阀，就牵扯了西藏大部分军力。这个事实甚至主导了当时的西藏政治和外交。举例说，一九二○年西藏和尼泊尔发生争执，尼泊尔威胁要进攻西藏，由於西藏军队都用於防卫中藏边界，不敢调回对付尼泊尔，就不得不屈服於尼泊尔的压力［69］。
  西藏历史上一大公案──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的决裂，原由也可以追溯至此。维持防卫中藏边界的军队，一直是西藏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随著中国逐步被蒋介石统一，西藏还需要进一步扩军以增强抵抗中国的实力。这些原因使十三世达赖不得不做出西藏历史上破天荒的决定──向寺庙徵税。虽然此前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之间已经存在矛盾，但是并不到决裂程度。历史上班禅喇嘛统治著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後藏地区，他是除西藏政府以外的最大土地所有者，不仅拥有大片庄园，还管辖著十多个宗　相当於县　。班禅自成体系，自己收税自己花，从不向拉萨上交。达赖的新税令规定班禅领地以後要担负西藏四分之一的军费开支，这引起班禅的强烈不满。随著矛盾尖锐，最终发展到九世班禅於一九二三年底逃亡中国，投奔民国政府，从此成为西藏“亲汉派＂的领袖及十三世达赖的终生敌手。
  为扩军备战而增加税赋，不仅导致了班禅外逃，也普遍得罪了僧侣和贵族阶级。他们支持西藏独立，但是当需要他们为与中国的对抗付代价的时候，他们就生出不满之心了。尤其危险的是，要具备与中国对抗的实力，需要使军队走向现代化，由此必然产生对西藏传统秩序的挑战。在其他阶级都要为与中国对抗付代价时，最大的得益者只有军队。接受了新思想并且受过西式训练的军官们是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团体，他们有现代知识和团体精神，致力於西藏的现代化事业，并往往把西藏传统视为导致西藏落後的原因。他们相信西藏的前途和安全要靠军事力量保证，而不是喇嘛们的祈祷。他们羡慕并在生活中效仿英国人，衣著西服革履，见面握手，打网球和马球。军队口令用英语，奏乐用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吾王＂［70］。某种程度上，他们内部的思想认同和团结已经具有了革新党派的味道，因此对西藏传统政治而言成为十分危险的力量。喇嘛们不能容忍其世袭权威受到威胁，他们认为西藏作为举世无双的佛国，最需要保护的首先是宗教的无上地位，否则，以削弱宗教为代价，保卫的是一个堕落为世俗的国家，还有什麽意义呢？
  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不能不考虑。虽然他深知军队对保证他的世俗权力及对抗中国的作用，但他同样不能容忍任何对宗教权威的挑战，因为他自己的世俗权力之源头，就在宗教。随著羽翼逐渐丰满，西藏的军事集团开始把改革矛头对准达赖喇嘛。他们私下串联，签定盟约，企图让达赖放弃世俗权力，只充当宗教方面的精神领袖，从而改变西藏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体制。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十三世达赖随即将那些具有亲西方倾向的军官解职。出於避免遭到反抗的考虑，解职都是以非政治的微不足道的理由，如有几位军官被免职是因为他们按照英国人的发式剪发。十三世达赖喇嘛由此决心削弱军队，并使西藏从现代化的进程退却。［71］
  这个转折也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对外政策的变化。他发现依附英国并不仅仅是找个靠山的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渗透。前者在关键时刻不一定靠得上，英国从没打算为西藏与中国开战或为西藏担负防务开支，後者却对西藏社会具有显而易见的颠覆性威胁。相比之下，具有专制传统的中国在这方面倒是危害小一些。另外，从现实考虑，自从改革派军官被解职，西藏军队就开始滑向衰落。一九三一年藏军与中国军队在康区和青海发生战争，结果遭到惨败，西藏丢失了不少领土，汉藏边界再次西移，使中国对西藏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加强。如果在削弱军队的同时，还要继续与中国保持对抗，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失败。精明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时做出与中国修好的姿态，开始在中国与英国之间玩起平衡游戏。
  中国人後来常常引用十三世达赖的几句话，说明他“拥护祖国统一＂。一是他在一九二○年对甘肃地方政府的几个进藏代表所说：“余亲英非出於本心，因钦差　指联豫──作者　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势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72］一是一九三○年他在拉萨接见国民党政府一名藏汉混血的女职员时所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以虚与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权利。＂就西藏与中国在康区的领土之争，他表示：“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73］暂且不说记载这些话的都是负有使命的中方人员，他们的记载是否准确，是否为了表现自己功绩而有意夸张和附会，即使十三世达赖真这样说了，就能断定是他的心里话吗？他既然可以对英国人“以虚与之周旋＂，为什麽不能对中国也用同样手法呢？说几句好听话不算难事，就像他对英国人“未予以分厘权利＂一样，中国又何尝得到了什麽？以口头几句话就断定说话者的内心，不但与政治领域的规律不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免过於天真。
  英国人查尔斯·贝尔这样描写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他和中国人的不同态度：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在拉萨的中国使团和七个月後我所率的使团之间，差别非常悬殊！他们在拉萨停留的四个半月期间只会见过达赖喇嘛两次。为了弄清其是否身藏武器，每个成员都遭到无礼的搜身。进行搜身的时候，他们在罗布林卡等了两个小时，然後才被引到达赖跟前，通过翻译进行交谈。
  我刚一到，索本　膳食主管　即给我们两人端来酥油茶。在拜访和接见一般西藏人的时候，佣人总是站在後面，你什麽时候喝，他就什麽时候给你倒。但是达赖喇嘛要我们单独在一起，而且不要浪费时间。所以索本总是一倒完茶就走开。为了遵守西藏的礼貌，我呷了两口，於是我们两人谁也不再喝：我们两人都全神贯注於我们的讨论之中了。因此，我们完全单独在一起，没有第三者的干扰。我们以後的多次谈话涉及到许多国家、许多议题，甚至比在大吉岭时还要多，因为这时我对西藏的了解远比过去多，而且现在是在全西藏的心脏拉萨。我们经常交谈一小时左右。
  我从房门出来的时候，在二十码内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坐在长廊的尽头一起聊天。当我走过走廊的时候，他们就会起立，向我投以友好的微笑，似乎是在说：“这就是直接同我们的达赖喇嘛谈话的人，而且只有他们俩人在一起。＂［74］
  贝尔所提的中国代表团，就是回来转达了十三世达赖“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之谈话的甘肃省代表团。由此可以看出，即便达赖对两头都是“以虚与之周旋＂，态度也有明显不同。
  十三世达赖喇嘛重新靠拢中国，大部分是迫於无奈，而谈不上什麽“拥护祖国统一＂。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巴不得中国陷入四分五裂，永远不要统一和强大的。贝尔描述过另一个细节，当十三世达赖听到日本已经向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耀著愉快的神情＂［75］。十三世达赖没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一天，否则那对他一定是值得庆祝的节日。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西藏很可能在民国时期就会重新被汉人军队重新占领，而不是非等到共产党时期。即使在与日本交战时，蒋介石也曾强硬地表示要派军队进藏，要求“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飞机轰炸＂［76］，并真地在青康方面对西藏作了军事部署。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一九三三年年底逝世，享年五十七岁。他执政三十七年，领导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西藏独立的事业。他的死使中国看到了利用和平手段重返西藏的契机。一九三四年，以吊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民国政府派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专使进藏。那是一九一二年中国人被逐出西藏以来中国第一次大员进藏。黄慕松模仿清朝驻藏大臣，走四川到西藏的传统路线，仪容仪式也甚讲排场，力图唤起西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回忆。
  在黄慕松使藏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拉萨参加典礼时的队列：
  一、马队三十骑；
  二、仪仗全副；
  三、军乐队一班；
  四、僧俗官四员领导；
  五、彩亭，中置玉册玉印，外用黄皱纱围绕，遍扎彩球，国旗党旗交叉於前，四人肩舁；
  六、郭队长率卫士四人护亭；
  七、专使乘大轿；
  八、全体职员乘马；
  九、卫士十人。［77］
  不过他能做的也就限於摆摆场面，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际进展。据他记述，他带去与西藏谈判的中国立场是：
  甲、请西藏首先认定之前提二点：
  一、西藏当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二、西藏服从中央。
  乙、对西藏政治制度之声明：
  一、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
  二、保持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於西藏自治权限范围之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其在对外，则必共同一致，凡关於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政府掌理，如：
  　一　外交应归中央主持。
  　二　国防应归中央筹划。
  　三　交通应归中央设施。
  　四　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後，应呈请中央分别加以任命。丙、中央既许可西藏自治，则为完整国家之领土主权计，自应派遣大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一面指导地方自治。［78］
  对比可知，以上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也是後来共产党与西藏谈判“和平解放＂的基础。西藏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因为共产党的大军已经挺进西藏，它别无选择。而国民党政府仅仅靠仪仗队的威严是吓不住西藏人的。
  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十八年间，履行摄政职能的西藏政府基本保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方针，一方面虚与委蛇地对中国进行口头迎合，另一方面坚定地保持西藏实质上的独立。他们对黄慕松表示，“与英人来往，纯为一种交际，西藏不能独立，惟中国可靠，但办事步骤，不宜过急＂［79］，口径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如出一辙，就是不对具体问题作承诺，反过来全是要求从中国得到好处。最终黄慕松无功而返，其使藏成果是在拉萨留下了一部电台和一个联络机构。西藏政府随後照样同意了英国人也在拉萨设立电台和代办处，此举足见其玩弄平衡的意图。
  黄将军返回内地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管西藏事务。他把重新控制西藏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正在内地流亡的九世班禅喇嘛身上。西藏之所以产生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并存的制度，功能之一就是在达赖去世时，班禅可以继续履行宗教领袖的职能，不致在下一世达赖长大成人之前存在太长的真空。九世班禅喇嘛自一九二三年逃离西藏後一直由中国政府供养，如果他能在此时返回西藏，无疑有利於中国对西藏发挥影响。西藏及青康地区的藏人当时掀起要求班禅回藏的呼声。而西藏政府担心班禅返藏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增强西藏的亲汉势力，口头对班禅回藏表示欢迎，实际上层层设置障碍。然而无论如何，一个机会已经出现在中国面前，急於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可以给中国提供足够的合法性，甚至可以“在班禅的请求下＂动用武力，在把班禅送回西藏的同时重新控制西藏。
  正在这时，中国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中国变得更加需要依靠西方了。英国一直反对班禅返藏，更不会容忍中国对西藏用武。民国外交部立刻对派兵护送班禅返藏的方案提出异议，强调“此时国难紧急，在国际情形上，总以不引起任何强大友邦之反感为宜＂［80］。国民政府只好暂且放弃经营西藏，全力对付日本人进攻。一九三七年八月份的行政院会议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漂泊中国内地十五年、处心积虑盼望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受此打击，三个月後即与世长辞，年仅五十五岁。
  因为班禅进藏问题陷入僵局的中藏关系由於班禅去世有所缓解。接替黄慕松任幻刹匚被嵛背さ奈庵倚沤迨氖来锢道镒仓试俣纫灾醒氪笤鄙矸萁亍Ｋ晕鞑夭扇×舜痈星槿胧纸辛绲淖龇ǎ死衿肪痛巳俣嗤裕锢蹈鋈说睦衿返冒耸嗳颂АＮ庵倚诺乃嬖敝焐僖菁窃兀锢档睦衿纺谟校�
  赤金纪念章一枚，重约三两；金字银屏四扇，长均五尺，宽二尺；纹银浮图一，花瓶二，高各三尺许；纹银果盒一，径盈尺；珊瑚佛珠一串，计一百零八颗，粒皆大如拇指；绿玉碗二，精凝滴翠；福州漆挂屏四扇，技巧绝伦；余如湘绣屏画、景泰蓝器、细瓷餐具、金丝地毯，以及各色绸缎呢绒、粗细茶叶，凡二十六色、二百四十余件，纯系国产名贵之品，价值在十万圆以上，馈赠之厚，创民国以来之新记录。［81］
  西藏三百多六品以上的僧俗官吏，均有馈赠。西藏三大喇嘛寺上万僧人，也都得到布施，平均每人给藏银七两五钱，吴忠信自称“此次布施之范围既广，而每人所得之实惠，亦为空前所未有也＂［82］。他还带去一毕业於德国汉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在拉萨大行医道，妙手回春，“活人无算＂，治愈的病人包括达官显贵乃至活佛，同行者为此赠诗：“佛能活人难自活，君能活佛更活人＂［83］，与共产党後来在西藏搞“统战＂的手法如出一辙。
  然而所谓政治，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不被感情左右。西藏统治者收下厚礼，并没有因此改变原则，甚至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之前见一见转世灵童的要求都不同意，直到吴忠信以带团离藏为要挟，才取得藏方妥协。随後又在坐床典礼的座位排列上发生争执。最後是照驻藏大臣旧例给吴忠信安排的座位，这即被视作体现中国主权的重大胜利，为以後中国人多次援引。殊不知仅把主权体现在这点小事上，本身就已经说明这种主权的虚假与无奈。
  当时的西藏摄政热振历来被中国史界评价为“热爱祖国＂、“拥护统一＂。吴忠信进藏时热振对其态度友好，然而凡涉及实际问题，都圆滑地推托。使吴忠信进藏基本未取得实际成果。在吴忠信的亲笔记载中，热振对民国政府要求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一事回答如下：
  　一　藏中内情复杂，人民疑虑夙深，此时骤设高级机关，易滋生误会。　二　英国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央与西藏问题之开展，不无顾虑。　三　按照十三辈达赖向例，此等重大案件必先交僧俗民众大会解决，预计万难通过，届时徒损中央威信，本人心殊不安。　四　此次完成达赖坐床典礼，汉藏情感恰臻圆满，此时吴委员长尽可先行返京覆命，本人在此当再徐为运用，总期达到中央希望。　五　本人受中央厚恩，无时不思竭诚图报，既有所见，不能不掬诚相告。［84］
  其圆滑程度，可以略见。热振真正表现出“亲汉＂是在与其後任摄政达札进行权力斗争处於下风之时。那时他的代表向民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请求中央下令要达札交权；二、借款二十万元作为帮助热振复出的活动经费；三、如果前两项不成功，务请国民政府派军队和飞机支援，迫使达札交权［85］。所以，亲汉不亲汉，关键在有用没有用。指望西藏人自觉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过是自作多情。
  一九四九年中国又面临政权崩溃。国民政府在中共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引起西藏上层的担忧。一位西藏的贵族官员後来回顾说：“我们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因而已经很清楚，无论他们怎样说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都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连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进藏都不能做到。他们声称要做这做那，但是他们什麽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非常强大，因为我们每天都听到这里或者那里被他们占领了......这些人的言行确实很认真。＂［86］
  同时，噶厦政府认识到，这是自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以来又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他们找了一个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似乎冠冕堂皇的藉口──清肃共产党，逻辑却颇为牵强：汉人中有共产党，将来会把解放军引进西藏，共产党皆秘密工作者，隐藏甚深，无法区分辨别，因此为保险起见，只有将全部汉人驱离西藏。
  一九四九年七月，藏政府派兵包围国民政府驻藏各机构，封闭电台，限制汉人活动自由。但是这一次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在藏汉人没有军队和武器　。噶厦为汉人举行了宴会和送别仪式，然後分批将所有汉人在藏军押送下送至印度，驱离西藏。西藏又一次彻底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
  国民党政权那时已经自身难保，除了几句软弱的口头表态，不可能做出实质性回应。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其政权机器瓦解的程度。当年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常希武回忆，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十六时，用备用电台把噶厦驱汉的消息以“十万火急＂之等级发往重庆总台，第二天上午十点又与重庆总台再次通报，并收到对方的收妥凭证［87］。然而国民党政府驻印度新德里大使直到七月二十一日才得知西藏驱汉，那时汉人官员已经全部离开拉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则拖到八月八日才回电噶厦表示抗议。［88］
  西藏从本世纪的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五一年四十年间，实现并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无论中国人怎麽狡辩那段时间它对西藏实行了何种主权，都只能被归於牵强附会。从这个角度评论，那是足以使西藏独立事业自豪的四十年。然而历史有时会安排一些伏笔，最终是祸是福要在时间进程中逐步显现。中国人比西藏人更早地进入国际社会，接受了西方的主权标准并且学会了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当它无力对真正控制西藏做出实际行动的时候，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世界不停地宣称西藏属於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咬文嚼字，坚持自己对西藏的主权，在任何涉及到西藏问题的文件上进行字面上的坚守。国民党政权在这一点上做得很认真。同时西方国家也不能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尤其又是二战时期的盟国，於是它们满足於当时的现实──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则把西藏当作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　这种双重标准是後来西藏政治地位之混乱的来源之一　。
  当时的西藏却没有从东方式的思维转变。正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就宁愿把自己封闭在雪山深处，不理睬外面事情，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和中国人争论那些口头概念。查尔斯·贝尔记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愿进入国际社会的理由。十三世达赖这样解释：
  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可能希望向西藏派驻代表，其他国家的旅游者也可能希望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些代表和旅游者就可能向我本人和西藏政府提出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我们的风俗习惯往往与欧美不同，而我们又不希望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有可能来西藏，企图传播基督教，就有可能与我们的宗教唱反调，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89］
  当历史为我们拉开距离，回头再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西藏在长达四十年的独立期间，充分利用中国无暇西顾的有利时机，积极进入国际社会，争取确立西藏独立主权的合法地位，後来共产党中国占领西藏时，西藏就不会落入那样孤立无援的境地。西藏未来的历史，也可能因此有所不同。
  直到共产党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西藏才想起派人到国外求援。当西藏特使以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条约》为根据，说明中国对西藏没有主权，西藏是一直作为独立国家进行活动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西藏特使的态度很不客气，他批评西藏人说：
  中国从未承认过《西姆拉条约》，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认为，由於中国没有签署《西姆拉条约》，所以西藏是独立的。可是西藏在当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後来，当你们有时间和机会做　关於独立的　事情时，你们却什麽都没有做，这又是一个错误。在此期间，中国表现得非常高明，在国际社会广泛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90］
  尼赫鲁何尝不希望西藏独立而获得一块与中国　尤其是好斗的共产主义中国　之间的缓冲区，但是他只能一针见血地告诉西藏人，以国际法验证，没有充足的理认为西藏是独立的。
  确实，历史应当以事实为主要根据，但是主权概念却首先是在法的意义上存在。法的基础就是那些看似虚的允诺和表态。因此，不管中国过去是否实际控制了西藏，在法的意义上却难以剥夺它对西藏的权利。这就是为什麽世界各国从官方的角度，迄今一直难以把西藏与中国割裂开的原因。西藏四十年的自我封闭，无形中帮助固化了一种有利於中国的国际格局，成为主张西藏独立的人难以跨越的障碍。
  而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中，还以一种标榜口气描述自己的封闭：
  数百年来，西藏人长期在远离尘世的高山深处过著隐居生活，臣服於世所公认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统治，接受他所赐与的福泽恩惠......作为一个献身佛教教义的民族，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他们凭藉自己所处的地理天险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91］
  今天，西藏人认识到了那时的错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丹增格其这样说：“一九五○年之前，我们西藏人真是白痴。与其一成不变地自我孤立，不如对外开放和对外建立外交关系......很明显，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这一段时间去和外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在一九五○年代也就没有办法这麽轻松地就把西藏的主权问题给摆平。＂［92］
  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起那一段事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回答法国记者董尼德　Pierre-AntoineDonnet　的采访时说：“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摄政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麽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瞎信。＂［93］

注释
［1］D.R.曼克卡尔，《谁是六二年的罪人》，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6。
  ［2］《二十九条章程》二、十四、二十三条。见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779-786。
  ［3］《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89。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第1046卷，第2号文件。
  ［5］《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90-391。
  ［6］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25-235。
  ［7］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6。
  ［8］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7。
  ［9］荣赫鹏(FrancisYounghusband)，《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91-92。
  ［10］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49-50。
  ［11］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901-902。
  ［12］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99。
  ［13］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
  ［14］《清季筹藏奏牍》，有泰，卷一
  ［15］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77-78。
  ［16］《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页97-100。
  ［17］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65。
  ［18］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189。
  ［19］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202。
  ［20］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317。
  ［21］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189。
  ［22］《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5。
  ［23］《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5。
  ［24］《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6。
  ［25］见“中英续定藏印条约＂，《光绪条约》，卷八三，英约，页5-12。
  ［26］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04-305。
  ［27］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246。
  ［28］《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3。
  ［29］《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37
  ［30］《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6。
  ［31］《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3。
  ［32］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16。
  ［33］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3-24。
  ［34］《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2。
  ［35］《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75。
  ［36］《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79。
  ［37］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12。
  ［38］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15。
  ［39］科兹洛夫，《蒙古和喀木》，莫斯科，1947年，页257-258。
  ［40］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914。

  ［41］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72-76。
  ［42］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297。
  ［43］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14、123。
  ［44］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23-124。
  ［45］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297。
  ［46］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919-920。
  ［47］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05。
  ［48］《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5。
  ［49］《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85。
  ［50］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页274。
  ［51］节昂列夫，《中华民国时期的西藏》，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3。
  ［52］《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页64。
  ［53］见周恒昌等46名前驻藏军官所写《藏乱纪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53-154。
  ［54］《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63。
  ［55］《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5。
  ［56］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24。
  ［57］见袁铄等20名前驻藏军官所写《藏事陈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46。
  ［58］牙含章，《达赖喇嘛传》，页240。
  ［59］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26。
  ［60］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28、130。
  ［61］尚秉和，《西藏篇》，载《民元藏事电稿·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39。
  ［62］《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63］《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6。
  ［64］《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84。
  ［65］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31。
  ［66］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15。
  ［67］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17。
  ［68］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85。
  ［69］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85。
  ［70］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44。
  ［71］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134-140。
  ［72］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见《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35。
  ［73］刘曼卿《康藏轺征》，见《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50。
  ［74］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222-223。
  ［75］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348。
  ［76］《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62。
  ［77］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319-320。
  ［78］吴忠信《西藏纪要》，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7-8。
  ［79］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343。
  ［80］《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49。
  ［81］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82-83。
  ［82］吴忠信《西藏纪要》，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44。
  ［83］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95。
  ［84］吴忠信《西藏纪要》，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74。
  ［85］《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66。
  ［86］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630。
  ［87］常希武，《“驱汉事件＂前後见闻》，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七》，民族出版社，1995年，页46。
  ［88］《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80。
  ［89］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349。
  ［90］夏格巴，《西藏史》第2卷，载《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696。
  ［91］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736。
  ［92］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9-40。
  ［93］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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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确立主权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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