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档案--天葬西藏的命运

第十六章  无法破解的“局＂
西藏的怪圈
 达赖喇嘛的苦衷
 达赖的汉人同盟者
 中共再施铁腕
 注释

  相关事物之间形成一种固定结构，事物的发展被那结构所左右，而处在结构中的各方原本都不希望的结果，最终则一定出现，我把这样的结构称为“局＂。
  “局＂的奇特之处还在於，即使陷在“局＂中的各方---至少是各方的领袖人物---早知会导致什麽结果，却仍然得向那个大家都不希望的结果策马狂奔，既无法控制局势，也无法控制自己。
  从事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应该就是避免“局＂的形成。没有“局＂，政治是活的，政治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意志引导事物，一旦成为“局＂，政治就死了，政治家只能被“局＂牵著鼻子亦步亦趋。就谁也难以後退了。
  但是在西藏问题上，“局＂正在形成，甚至已经形成。
1.西藏的怪圈
  邓小平改变中共对藏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干涉藏人岁其传统宗教的信仰。这种解禁使西藏宗教获得全面复兴。这时的中共才发现它落进了一个“怪圈＂。
  “怪圈＂是这样的：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同时又是反对中共统治西藏的政治领袖。
  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本是为了争取藏人对其统治的认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西藏政府的批评。然而上述“怪圈＂的存在，却使其目标和手段背道而驰。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的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共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则因此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重新禁绝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况也已没有逆转的手段和相应的替代意识形态；而放任宗教的发展，就无法防止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对藏人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组织力量，是人民唯一的信息和指令来源，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为缺少沟通渠道，也无法发挥多大影响。他那时与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下台领袖和过时人物没有多少区别。随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复，情况就完全变了样。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庙为依托，有一个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网络。依靠这种网络，西藏宗教成为不受中共控制的传播信息和发布指令的独立系统。目前，这个拥有一千七百八十七座寺庙的系统覆盖面已经达到可以与政权系统（八百九十七个乡级政府）覆盖面相比的程度。
  西藏寺庙同时具有从民间“敛财＂的能力----那可以被视为建立在信徒自愿基础上的纳税制度。大量财富作为供奉流入寺庙。寺庙（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庙）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资源。既有组织网络，又有财政来源，加上其至高无上的精神影响力和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潜政权＂的性质。
  对广布藏区的寺庙和僧尼，中共虽然一直进行著所谓的“统战＂，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但是以为西藏僧尼们因此就会尽弃前嫌，并且在达赖和中共的对抗中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达赖喇嘛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是藏传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很清楚，按照这样的原则，西藏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服从达赖喇嘛，是符合逻辑的行为，指望他们不服从达赖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厢情愿。
  例如班禅喇嘛的传统驻锡寺庙---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他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一些藏人指责为汉人走狗。北京对他也信任有加，给了他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禅去世後，北京让他全权负责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拨专款六百万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在内心深处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花著北京的钱，用了五年时间，对北京始终虚与委蛇，暗中却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印度的达赖喇嘛汇报，听取达赖喇嘛指示，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按照正常寻访的结果，根敦·却吉尼玛本来的确是最佳的灵童人选，就因为达赖喇嘛抢先对他进行了确认，中共大为恼怒，导致了另选灵童的风波，结果既造成了灵童合法性危机，出现了两个班禅并立的局面，也严重打击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班禅制约达赖的战略。中共将恰扎·强巴赤列活佛投入监狱，判了八年徒刑，有报导说还对其实行了人生虐待。
  恰扎活佛并不後悔，他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 [1]
  僧侣之所以成为僧侣就是为了崇拜神并为神而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国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位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正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达赖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据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萨发生第一次骚乱到一九九六年底，一共发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骚乱闹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西藏独立＂的名义下带头闹起来的。一九九五年上半年西藏以“反革命罪＂逮捕的一百二十一人，其中一百一十六人是僧尼。尽管达赖喇嘛本人进不了西藏，数万服从他意志的僧尼却广布在西藏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中共要对付的仅仅是寺院和僧尼，虽然对上千座寺庙和数万僧侣进行控制困难多并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决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对的，除了僧尼，还有人人信教的整个藏民族。对此前面已经谈及，这里再举一个小事为例。
  我在云南藏区旅行时，有一次拦了一辆军队的越野吉普车。在向司机问路时，我看见车後座有一位中共解放军大校，是个藏人。这样高级别的藏族军官不太多见，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军衔，而是他怀里捧的大把柏树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树枝下面。他要干什麽？我留下一个悬念。
  不久悬念就解开了。我的车和那军车前後到达一个山口。那山口正对著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瞌长头。山口扯满经幡，几座焚香塔缭绕青烟。那位大校把他带来的柏树枝全部添进焚香塔，随之空气中散发出柏树燃烧的香气。大校没有磕头，但表情虔诚。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应该是藏人中对中共最忠诚者，也是受中共无神论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样要拜他们民族的神，其他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过往汽车没有一辆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全都下车对神山顶礼膜拜。
  当前，宗教已经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藉著宗教回归，达赖喇嘛对整个藏族地区的影响已无所不在。尽管在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数老百姓与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但对他们而言，宗教与世俗是两个世界，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扰。力求二者统一是理性思维的逻辑，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需求。宗教赋予达赖喇嘛神的地位，他的与宗教本无关系的政治主张就混同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数藏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或至少是不敢表达异议。
  宗教是达赖喇嘛扎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绝的时期，他只是一条无水之鱼，而西藏宗教一旦复活，他就是根深叶茂的大树。西藏宗教的一切实体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调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与宗教关联在一起，达赖喇嘛的灵魂因此就能附著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虽然西藏的政权由中共控制，达赖喇嘛却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权和人心，哪一个更有决定作用？中共夺取中国的政权，当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吗？
  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达赖喇嘛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当时的拉萨还在中共军队戒严之下，拉萨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庆祝狂欢。人们欢呼著向空中扬撒糌耙，向地上倒洒青稞酒，吉祥符和传单满天飞舞。那一天八廓街和大昭寺广场交通完全堵塞，因为买糌耙（扬撒用）的人多，糌耙价格从每斤三角暴涨到每斤两元。画有龙、虎、羊等图案的吉祥符纸片铺满了地面，大昭寺门前积存了一厘米厚 [2]。这种场面给中共心里留下什麽滋味，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中共面对这个怪圈，长时间地找不到应对办法，使局势向著矛盾激化方向发展，直到危机暴发，措手不及。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五点计划＂的演说六天之後，作为回应，拉萨发生了一九五九年以後第一次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二十多名西藏僧人手持西藏独立国旗帜，高喊“中国人滚出西藏＂的口号，环绕人群拥挤的八廓街游行五圈，警方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而无所行动，直到游行者向西藏自治区政府所在地进发，才出面阻止。
  警方的迟钝和息事宁人鼓舞了僧人进一步表达他们的意志。三天後的中国国庆节，更多的僧人在八廓街举行游行。这回已有准备的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但却非常没有策略地把他们集中在八廓街的警察派出所进行审问，有些警察（主要是藏人警察）还对不驯服的僧人进行殴打。八廓街是拉萨藏人最集中的居住区，僧人被打的情况和惨叫之声可以被周围的藏人听到。这极大地刺激了在传统中把僧人视为“宝＂的藏人群众，勾起他们对西藏宗教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迫害的痛苦回忆。群众开始自发地对八廓街派出所呼喊抗议口号并扔石头。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围攻局面。而当局对那种情况既无预料也无措施，可想而知，事态如果不是在一开始就受到遏止，很快就会扩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发展到纵火，烧汽车，殴打街上的汉人，还有人趁乱捣毁和抢劫街面的商店。“西藏独立＂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也立刻传遍拉萨。
  我访问过一个当年在场的武警士兵，他埋怨那是因为当官的怕丢乌纱帽，谁也不敢做决定，不下令采取措施，事态就制止不住。他们当时被调到现场，但只能被动地挨打，什麽准备也没有，没有盾牌、警棍，更没有国外警察那些防暴设备，连钢盔在开始都没有，後来才从野战军调来一批。那位武警士兵所说的“决定＂和“采取措施＂，说白了就是下令开枪。平时没有准备，遇到这种突发事件，要麽束手无策，要麽就只有开枪一个选择。有枪不开，拿在手里还不如烧火棍好使1，远敌不过藏人手里的石头。何况群众人多，军警人少。这和北京“六·四＂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当八廓街派出所被围攻的群众点火焚烧时，困在里面的警察通过对讲机向西藏的中共首脑请示，首脑们只回答“要冷静，千万不能开枪＂，但是对警察们继续追问怎麽办，对讲机里只有杂音而听不到回答，气愤的警察向没有声音的对讲机大喊“你们他妈的是人不是人，还管不管我们死活＂ [3] 。
  警察死活是小事，对西藏的中共首脑来讲，没有北京的明确指示，他们绝对不敢擅自下令开枪。开枪不开枪是分水岭，性质截然不同。他们既没有别的手段和办法，又不能下令开枪，就只有乾等北京的指示。其实谁都明白，所谓的北京指示，别的照旧没用，等的就是一个开枪的许可。
  然而允许开枪对北京又何尝是轻易之事？八廓街发生骚乱三个多小时之後，西藏党政首脑终於等到“中央指示＂，那不过是公安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通过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传达的，内容有五条：
一.可以出动消防车救火；
二.一定要保护好群众；
三.对抢枪、烧车、砸车采取坚定果断措施；
四.现场指挥要沉著冷静；
五.不要开枪。 [4]
  一眼就能看出来，对於制止事态，这实在是等于什麽都没说的五条。希望能通过北京指示减掉自己压力的西藏党政首脑，压力更为沉重。没有获得开枪许可，他们就没有任何“坚决果断＂的措施。事实上在那几天，拉萨中心的八廓街一带基本失控，被有人说成是已经实现了“独立＂ [5]。
  当然，警察还是开了枪，并且打死了人。现在无从证实是有了允许开枪的命令，还是警察自发开的枪。不过不难想象，警察手里有枪，总让他们处於被动挨打的状态，即使没命令，他们最终也一定会开枪。也许那正是西藏党政首脑所希望的。上面不下开枪许可，自己就不能松口，但是一旦被激怒了的警察自行开火，再多发射一些子弹也就没有本质区别，骚乱的人群可以因此被打散，威慑可以形成，事态就能平息。如果事後上面有追查责任，那是由下面的警察负。
  那次事件成了西藏以後一系列抗议活动和骚乱的开端。中共後来也习惯了开枪，并且动辄以开枪解决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报导，这里就不再赘述。对於为什麽偏在西藏社会进入最好状态时发生如此广泛的动乱，下面是中共《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一些拉萨人的言论片段：
  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著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
  既然让信教，又让批宗教的领袖，感情说不过去。
  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突出宣扬信教，这本身就矛盾。恢复寺庙可以适当一点，现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组织了，有大的宗教节目，自治区领导都要参加，公安人员很多，干什麽嘛，政权和宗教本身就是分开的嘛。年轻人打石头，跟著骚乱分子跑，为什麽？有些还是小孩子，还不是家庭和社会的不正常影响。
  好几年来八角街不时就有反标，写“西藏独立＂之类的内容，可是没有重视，总以为群众在我们这一边。上边看来不了解民情，光报喜不报忧。如果真是政府说的形势那麽好，那麽团结，骚乱根本不会闹起来嘛。光是喊请示中央，请示中央，自治区是干什麽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过是怕自己乌纱帽掉了，谁也不明确表态。
  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越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於落实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麽？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後，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6]
  采访这些言论的记者还透露了他以“特殊方式＂对参加骚乱的一个喇嘛进行的采访（那“特殊方式＂大概是装成台湾或香港的游客）：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吗？为什麽？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耙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吗？
  答：当然，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麽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的寺庙都毁了，当然应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
2.达赖喇嘛的苦衷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和十月一日拉萨的示威及街头暴乱，直接起因是藏人对达赖喇嘛美国国会演讲的回应。虽然那次演讲内容被冠以“五点和平计划＂之称，但演讲内容主要还是对中共西藏政策的谴责。五点建议的大意分别为：
  一.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
  二.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三.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
  四.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
  五.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7]
  演讲虽然表达了达赖喇嘛希望与北京谈判的愿望，也没有公开宣布要求西藏独立，但别的不说，仅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第一条），已经和独立相去不多。演讲没有对八十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改进做出评价，矛盾仍集中於北京的谴责。这无疑使西藏境内的自然反对派与北京的对抗心理得到加强，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十七个月内，拉萨发生了十八次示威骚乱，最终导致北京於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四百一十九天的军事戒严。
  从心里，达赖喇嘛肯定愿意西藏独立，但他的理性使他明白，以西藏与中国的力量之悬殊，独立是没有希望的。在拉萨出现大规模藏人抗议运动、国际社会纷纷对北京施加压力之时，手里有了更多筹码的达赖喇嘛以政治家的精明，於一九八八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对中共的妥协----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放弃西藏独立的正式表态，比起以前的立场，应该说做出了重大让步。
  在以後的岁月里，达赖喇嘛进一步表示他“从未提倡西藏独立＂ [8]尽管他仍然坚持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但那并不意味著他现在赞成西藏独立。他还批评中共一直破坏他的名誉，“老是认为我要独立＂ [9]虽然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的这种言论与他以前说的话并不完全一致2，但至少可以表明达赖喇嘛的转变，是一种愿意妥协的表示。
  然而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方案完全不做任何考虑。达赖喇嘛的让步是建立在“五点和平计划＂基础上的，有这样几条限制性的条件：
  一 .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
  二 .西藏将实行与中共统治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
  三 .北京虽然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
  四.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只能是“防御性＂的 [10]
  对北京来说，只为换取达赖喇嘛口头上承认西藏留在中国，它是否值得接受那些限制，使中国在西藏的地位退到比五十年代达赖喇嘛走以前还不如的状况吗？按照北京的眼光，它看不出达赖喇嘛有什麽资格提出那些要求，凭几百个藏人在拉萨街头扔石头，或是西方国家的几个议员表示抗议，就能让拥有几百万军队、且早已牢牢控制西藏全境的中共束手就范，让出它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交给被它打出国的西藏流亡者去统治吗？别说几百个藏人扔石头，当年上万荷枪实弹的叛乱者盘踞拉萨，不也就是几十个小时就被打垮了吗？在北京眼里，达赖喇嘛提出的交易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异想天开。
  对比一下中共开给达赖的条件，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形容为天壤之别毫不过分。一九八一年七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共方面的如下五点：
  一 .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二 .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 .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四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的年轻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
  五 .达赖喇嘛什麽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声明怎麽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欢迎他，并发表消息。 [11]
  中共的允诺只是派一个“部长级＂的干部迎接达赖，给达赖一个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虚职，连西藏都不让他回，怎麽可能跟他去谈判斯特拉斯堡方案呢？
  当然，达赖喇嘛是不会接受中共那点可怜条件的。对於一个为西藏解放奋斗了几十年的民族领袖，那简直是个污辱性的施舍。然而，以达赖喇嘛的政治眼光，又岂能想不到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不可能被中共接受的谈判基础呢？
  -----他实在是再也不能退了。
  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可是他真正能够接触的藏人仅仅是跟随他在海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比起西藏境内的四百多万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说是六百万），那十万藏人数量虽小，却是达赖喇嘛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西藏解放的事业由他们进行，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多少年来，他们一直为西藏自由而斗争，那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们的子女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对他们，即使是中共绝不可能接受斯特拉斯堡方案，都被视为丧失了基本原则，因而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有多少藏人坚持西藏独立而反对放弃了独立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呢？“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非常肯定地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扎西南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地表示反对达赖喇嘛。
  事实上，我们认为那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明智之举。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就等於是放弃西藏的主权。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斗争到底，一直到实现西藏的独立为止。这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会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靠斗争抢回所有属於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为此而战斗。不能凭嘴皮子！
  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西藏的。不过我们也不会转易地放弃我们的动机。面对著中国人允许我们是少了一点，可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只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重新获得西藏的独立，不过斗争的精神必须代代薪传不绝才有这个可能。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建议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我们有强烈表达不同意的义务。 [12]。
  扎西南杰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数是受过西方高度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
  平措旺杰曾是达赖喇嘛驻英国及北欧国家的代表，现任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作为流亡藏人的高级官员，他也公开反对斯特拉斯堡方案。他的看法是，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演说都是个严重错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赞成这个演说的提议。尤其是和中国联盟并且把国防责任交付给中国这一点。让中国人有权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们并不要完全独立。
  ……我要说如果我们不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战斗，人民会逐渐丧失这个希望。这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却没有因而给西藏人带来一点利益。我不认为支持独立斗争会给西藏局势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我不相信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落藉。 [13]
  流亡藏人内部对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对使达赖喇嘛受到极大压力，他最终在一九九一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为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他在流亡藏人内部遭受的强烈反对大概也不无关系。
  达赖喇嘛处於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以理性和妥协的姿态才能使处弱势的西藏在北京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後者不仅是信仰和道义的问题，还有很多出於实际利益的考虑。
  例如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对北京所做的“退步＂，是把西藏独立变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范围是“所有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对北京来讲，那哪里是“退步＂，即使在五十年代达赖没有走出以前，《十七条协议》给他的治理范围也不过是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过卫藏。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的领土竟然比原来还多一倍！北京对这种“妥协＂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
  从现实出发，比较明智的策略是，达赖喇嘛应该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状况作为谈判基础，或像有人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14]，第一步是争取回到西藏，实现卫藏----即西藏自治区的自治。等到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实体後，再根据中国社会的变化，掌握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继而图谋大西藏范围的自治，最後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先回西藏，为此就不应该把起点定得太高，否则是不可能取得现实进展的。
  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後，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四十六个议席，其中三十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十个议席， [15] 那麽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於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达赖喇嘛也有一个自己设的“局＂。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他必须把中共描绘成彻头彻尾的魔鬼。那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也许合适，但到邓小平时代，中共已经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达兰萨拉的宣传口径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由於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推行人权政策，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更多支持，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共，包括有意进行错误导向和胡编乱造的指控，这种宣传政策无疑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宽容，因为在他自己发表的各种言论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中共改善西藏状况的正面肯定。在双方宣传机器互相攻击的漫骂性气氛中，是不可能导致建设性谈判的，反而使北京产生“好心不得好报＂的恼怒，失去与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麽都不得好，乾脆我行我素。
  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使他陷身其中的“局＂-----既然全世界都在为西藏说话，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与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领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国际社会的“好意＂和期望去表演。那虽然会博得喝彩，树立更高的道德形象和取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对解决实质问题却不一定有益，反而会使他越来越无法改变形象和采取现实策略，与中共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远。
  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於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国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有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使海外出生的藏人奋勇接过西藏解放之旗，而没有因为时间流逝和远离西藏本土失去对故乡的关怀。但是在需要与北京进行更为灵活的谈判时，妥协和退让的余地却会因此变得很小。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又不像传统藏人那样迷信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们毫不犹豫地对达赖喇嘛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伦敦“西藏基金会＂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曾公开对西方记者抱怨藏人对达赖喇嘛过分崇拜，认为应该是觉醒的时候了。
  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麽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16]
  年轻一代宁可与中国人战斗到底，直到彻底解放西藏，实现西藏独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不接受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义。“西藏青年大会＂的扎西南杰提到非暴力主义的时候，否定的口气十分强烈。
  达赖喇嘛的建议非常不好。他说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达赖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为全体人类谋幸福。他谈没有国界，没有护照，没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这种事情。我们可不，我们不能用相同的眼光来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很真诚。我们不能说：“既然达赖喇嘛不怨恨中国人，我们也不怨恨中国人。＂不。相反地，我们非常痛恨中国人。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 [17]
  甚至连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赞成使用暴力把中国人赶出西藏。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您知道达赖喇嘛提出了他的计划。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红脸。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是同情达理的。他在这上面付出了无比的精神心血。因此我们必须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压力就是暴力……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
  ……我们应该做些不让达赖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够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过，您知道，我们生存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了解。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18]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认可恐怖主义，是因此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途径去想象几百万藏人如何可以战胜十多亿汉人和他们的三百万军队。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 [19]；另一方面，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当某些西方人表示，如果流亡藏人听从达赖喇嘛的主张，放弃使用暴力，会比较容易得到西方各国政府对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流亡藏人的回答是：
  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与他会晤。他由此而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阿富汗的游击队也是一样。当他们到伦敦的时候，图谋被邀请上唐宁街十号晚宴。当一直提倡和平、爱与慈悲的达赖喇嘛到伦敦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安排接见他。为什麽？并不是因为他不是个值得敬重的人。相反地，全世界的人对他敬仰有加。问题就出在达赖喇嘛没有攻击性。他不会制造问题。因此，根本不需要为他的事情操心。
  我们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被误解为力量薄弱的表现……如果这些暴力行为瞌得到成果，为什麽我们不用这一招？这个世界就吃这一套。 [20]
  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就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在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目前那些恐怖活动还远没有达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但是其发展势头不可小视，水平也会逐渐提高。
  在内部分歧和激烈争执中，达赖喇嘛撤消了他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但是如何选择西藏的前途，是西藏流亡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达赖喇嘛於一九九五年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目前存在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
  一.西藏独立；
  二.“中间道路＂；
  三.“自治道路＂；
  四.“正义事业运动＂。
  其中的“中间道路＂即为达赖喇嘛提出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坚持西藏独立的人认为，如果同北京对话能够取得成效的话，走“中间道路＂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於争取同中国谈判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中间道路＂没有实际意义，既然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那还不如将独立的要求坚持到底。
  “自治道路＂比“中间道路＂还退一步，只要求藏人的自治权，暂时可以不谈其他要求。能争取到西藏独立当然很好，但那并没有实际可能性，连“中间道路＂也是不会被北京接受的，所以必须基於现实的基础，实现充分自治比起现在由中共统治，就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在选择西藏未来道路还太早，不过是口头选择一下而已，并不能真正实现，目前的情况是藏民族的生存都面临危险，因此他们主张首先应该像当年圣雄甘地在印度推行正义事业那样在西藏开展正义运动，发动藏民族在西藏掀起不承认汉人统治的运动，要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正义运动开展得越深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就越大，也就可以促进使中国转变思想。只有当正义运动在西藏形成一定规模时，才能真正决定选择什麽道路的问题。 [21]
  在公决方法上，达赖喇嘛提出，鉴于西藏境内被中共统治，进行全面投票公决有困难，因此，可以采取在各地区徵求代表性意见的办法进行，而对境外藏人，则要有组织地全面徵求意见以最终确定结果。近年，中共在西藏的安全机构不断查出境外带进西藏的“公决表＂，说明公决活动一直在推动之中。
  公决是使达赖喇嘛摆脱两难境地的一条出路，但也同样可能把西藏问题进一步推进难以破解的“局＂中。即使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的“中间道路＂最终能获得公决的多数同意，他在与北京的谈判中，从此也就再没有了退让的余地。因为按照现代世界的民主规则，公决结果意味著最高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和修正。对於笃信宗教的民族，达赖喇嘛在进行公决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充当主宰民意的神，而公决一旦完成，他就将沦为公决结果的人质。既然他奉行民主原则，采取民主的公决形式，又把公决结果拿到全世界面前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他的神性就由此而失，他的身份就只剩下执行民意的政治代表。那种时候，如果他的“中间道路＂不被中国接受呢？那几乎是肯定的。除了囿於公决结果，他就只能不越雷池一步地扮演一个道德形象了，再也不能去寻找别的打破僵局的办法了。
  大的历史转折和突破性进展往往是在强权威的主持之下才容易实现（包括西方民主制的实现），达赖喇嘛本来有这个条件，但出於他的民主理念，可能也有国际舞台对他的角色确定，他主动放弃对自身权威的利用。然而以民主的手段，把西藏的未来交给并不清楚民主为何物的大多数藏人，前途如何应该是带著很多问号的。
  另外，达赖喇嘛的年龄也是形成“局＂的一个因素，生命有限，终点越来越近，而他追求的西藏解放前景渺茫，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一生壮志未酬，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六十三岁的达赖喇嘛已经没有多少静观待变的时间，他的耐心是否也已被流逝的生命消磨得差不多？他的心情从他与一位流亡中国人的谈话可以得到反映。当那位中国民运人士表示中国实现民主後，西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时，达赖喇嘛说：
  我给你讲一个寓言，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後，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迦牟尼未来会成为挽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时候我已经死了。＂那麽你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 [22]
  在为西藏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後接替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达赖喇嘛去世之後，都至少要等待二十年左右，他的转世-----也即後一位达赖喇嘛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二十年时间，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死亡将使西藏自由事业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即使下一任达赖喇嘛成年後有能力重整旗鼓，时间的浪涛可能已将藏人的战斗意志和世人对西藏的同情冲刷掉了大半。这悲哀的情景可能经常在达赖喇嘛脑海中浮现。他目前身体不错，加上善于养生，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二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对他这有佛之大胸怀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他之所以要抢在中共前面指认班禅灵童，这样一个动机肯定起了重要作用：按时间计算，他在去世时，现在的班禅灵童将已长大成人，他希望那班禅能够在那时代替他，接掌西藏自由事业的旗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灵童必须由他指认，才有利於形成这种薪火相传的关系，而不会像以往历史那样，让汉人把班禅当作对抗达赖的工具。
  且不说达赖喇嘛走的这步棋是否会在将来产生他预期的作用，至少在他和中共的互动关系中，他这一次“出击＂的结果是使中共对他彻底敌视，从此再不留有余地，双方之间的“局＂因此成了无法回旋的僵局。中共自恃拥有一切----西藏的领土、人民与政权全在它手中，对达赖采取了彻底不理睬的态度，就是准备用来时间来耗乾他。中共同样看到这一点，只要达赖喇嘛生命枯竭，西藏独立势力就会瓦解，再也难成气候。
  达赖喇嘛怎麽破这个“局＂呢？怎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所作为而不是白白被耗乾呢？面对中共的不理睬，似乎只有采取更多的主动出击，中共不谈，那就不停地制造事件，打破沉闷，逼著中共做出反应，并且使西藏始终位於世界瞩目的中心。因此，流亡藏人是不会容忍西藏社会从此变得安定的------尽管西藏境内的藏人正处於历史上的最好状态，尽管安定会使境内西藏人少受牺牲，也会使中共的压迫缓解，但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发生社会动乱，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从事西藏解放事业的最大资源。为了获得这种资源，他们有很多理由去推动和操纵西藏境内对中共的反抗。
  可以想象，如果达赖喇嘛一方有所“作为＂，北京也一定要还以颜色，拿出更多的“作为＂。就像两个斗殴的人，如果都不想认输，又没有外界力量进行制止，开始的你一拳我一脚，最後一定会发展到你死我活才见分晓-----这就成了一个死局。
3.达赖的汉人同盟者
  仅凭几百万藏人与十数亿汉人进行战斗，西藏永远没有取胜的希望。这个冷酷的现实长久地困惑那些为西藏独立而奋斗的人们。尤其今天的中国又在不断变得更加强大，把西藏从中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前途似乎更为渺茫。可能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近年改变了他的路线-----西藏不能把中国人当成一个整体的民族来对待，而是需要化分对方，从中寻找自己的同盟。当年毛泽东化分了藏人，结果就把西藏摆布於股掌，邓小平一不小心让藏人重新整合为一体，西藏从此就问题多多。以强大民族对付小民族，都有如此区别，以弱小民族对付强大民族，就更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分化对方，从对方争取同盟者，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之一概加以仇视和打击。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使中国大批反对派人士流亡国外，形成了中国人在海外的“民主阵营＂，正是在他们身上，达赖喇嘛看到了争取汉人同盟者的可能。
  这种转变对双方来说都有一个过程。即使是达赖喇嘛，过去也把中国人视为彼此一样的人。他的讲话中经常用“中国人＂这样一个整体性概念。而汉人，即使是中共的反对派，也常常把“领土完整＂视为不可讨论的原则。拉萨那些在“六·四＂期间组织示威游行的汉人，当西藏大学的藏族学生希望与他们联合行动时，他们提出的条件是绝对不许喊西藏独立的口号。一位参加了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学生後来说，“六·四＂死难者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流的血换来的是达赖得到诺贝尔奖，而他们如果活著，都会坚决反对西藏独立。对此，藏人丹增罗布指责说：“当我与天安门的学生领袖们谈起“ 六· 四＂屠杀的时候，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民主自由……＂[23]
  岁数较大的中国流亡者比青年学生的眼界宽阔一些，他们在“六·四＂事件之後仅一个多月，就提出了“中国联邦＂的构想，开始考虑以联邦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二日，中国流亡者的组织“中国民主联盟＂三个主要人物是----严家其、万润南和林希翎在巴黎的“民联＂总部与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负责人秘密会面，开始了双方第一次接触。同年十二月四日，达赖喇嘛在巴黎与严家其会晤，双方将其称之为“历史性＂的会晤。
  其後，流亡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致力於“中国联邦＂的制度设计，提出了西藏与中国应该结为“邦联式的联邦＂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解释这个绕口概念的含义：“邦联式的联邦实际说了一个意思；历史上西藏同中国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的关系最接近的一个模式，今天用科学语言来讲就是邦联式的联邦。＂[24]
  也就是说，他的主张就是中国与西藏回到清朝驻藏大臣式的关系。那虽然还是在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内打转，却是由汉人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对藏人来讲肯定应该视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一九九一年九月第一次中藏关系讨论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一九九二年在华盛顿召开了“中藏关系：未来的展望＂讨论会；一九九二年七月，中国流亡者首次派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会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双方的共识不断增强。著名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多次表示，西藏独立的问题应该由藏人自己决定，无论那决定是什麽，中国人都应该给予尊重 [25]。
  一九九四年，严家其与西藏流亡者方面的阿沛·晋美有一次会谈。阿沛·晋美是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父亲因为与中共签署了《十七条协议》并一直担任中共高官3，被西藏独立战士视为“藏奸＂。阿沛·晋美从小在北京长大，一九八五年到印度探亲，又去美国上学，随之便投靠达赖喇嘛，参加了西藏流亡运动。由於其具有特殊地位，精通汉语并熟知汉人，他现在已经成为代表西藏流亡团体与中国流亡者进行接触的主要角色。在那次会谈中，阿沛·晋美针对严家其的“邦联式的联邦＂提出进一步设想：
  给西藏二十年时间在联邦里，二十年之後，可以实行公民投票，是继续留在联邦里，还是脱离联邦。[26]
  对此设想，严家其给予高度评价，赞誉阿沛·晋美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了不起。严家其个人对西藏去留的表态是：“汉藏只要能和平分离，我是赞成的，现在都赞成。＂ [27]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本被称为“中国大陆知名异议人士第一次主张西藏人民自决权＂的书在台湾出版。那本书是十一位中国流亡者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论文集。主编曹长青在前言里这样写：
  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深地为中国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因此，我们用此书祭奠在中国殖民统治下被杀害的藏人；也将此书献给六百万正在争取自由独立的西藏人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迟到的觉醒，对西藏人民迟到的支持，和迟到的忏悔和赎罪…… [28]
  曹长青的文章，题目就叫“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三十年代即加入中共的流亡作家王若望表示，“西藏人民有选择的权利＂ [29]；曾任“中共民主团结联盟＂主席、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会长的于大海表示：“如果西藏的居民大多数希望独立，中国的民主政权应当同意＂[30];中国民主基金会的理事会主席沈彤主张以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的原则重新审视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学者项小吉希望西藏的“或去或留都应以真实的民意为依归，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31]……尽管有些作者的西藏独立的问题仍然持谨慎态度，但是所有文章都谴责了中共的对藏政策，并表示应该给西藏更多自由。
  按照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的总结，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
  第一是民主的原则，即西藏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方式，要承认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别的民族不能包办代替；
  第二是和平的原则，即反对以武力解决任何统独的争端，决不能用军队去屠杀、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
  第三是过渡的原则，如果在统独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岐，一时解决不了，可以通过长期的谈判，在五年、十年之後，在平等和睦相处，互信互利的前提下，先实现西藏的高度自治……如果在这样长期过渡後，西藏人民仍然希望独立，认为做好邻居比做亲兄弟更好，西藏人民也可以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前途，中国的民主政府必须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 [32]
  一九九七年三月，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开会期间，西藏流亡人士的示威集会第一次出现汉人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三十七人），但是代表中国民运三个组织，在上万人的集会群中影响很大。著名的中国政治犯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等在集会上发了言，受到热烈欢迎。这次活动标志著中国流亡者与西藏流亡者已经跨过初期接触和思想磨合的阶段，开始了共同行动。
  中国流亡者逐步产生对西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认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西方环境的熏陶下逐步接受西方视角和西方价值观的结果。西方社会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的热情和崇拜，也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4；另一方面是西藏问题无法被中国的民主运动所回避，未来民主中国不可能只给汉人民主，而继续以中共的方式镇压少数民族。如民运人士在考虑未来形势和策略时所认识到的：
  如果那时民主政府仍没有作出允许自决的承诺之思想准备，政府与藏人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乃至流血事件。这对百事待举的新政府来说，会是道义上的摧毁性打击，弄不好会影响到政权的生存。[33]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有作用，当中国海外民运陷入低谷、资源出现短缺的时候，与西藏独立事业合作可以带来新的资源和新的“统一战线＂，以及西方人的欢迎态度。
  对达赖喇嘛来讲，这无疑令人鼓舞，是在与中共打交道彻底碰壁之後，漆黑前景中展现的一线希望。未来中国如果能够由这些赞成给西藏以选择自由的人上台执政，西藏问题岂不就有了解决的可能？
  这些人怎麽才能在中国上台？前提当然只能是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西藏的未来就这样和中国的民主前景联系在一起了。
  对西藏而言，中国民主化的另外一个意义还在於，中国只要实行了民主，就不能不受世界“民主＂秩序的约束和影响。那时，同情西藏独立的国际心理和舆论就可以产生实质作用，迫使“民主＂的中国政府不敢於之忤逆。藏人才会有争取自由的空间和安全保障。
  所以，为了西藏的未来，西藏流亡者就应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把中国的民主事业当成西藏争取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需要从现在就开始与中国民运人士联络感情、沟通意见、建立联合，如果他们未来有可能成为民主中国的领导人，今天的投资就会在那时得到丰厚的回报。
  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六·四＂六周年纪念日，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发布声明，把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称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感到鼓舞、感动和产生希望的事件＂，坚定地与中国民主派站到了反对北京政权的一边。这本来是不少流亡藏人出於与北京谈判的策略而反对的。这种选择反映了达赖喇嘛的战略转变。在声明里，达赖喇嘛强烈地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力量给予支持，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祝愿：
  我强烈地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提供道义和政治的支持……说到底，是那些有奉献精神的，有勇气的民主运动的成员们才会把中国带入一个未来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得到一切帮助、鼓舞和支持。
  ……今天，当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们纪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大惨案时，我愿藉此机会表达我对那些为这一伟大的国家的自由、人权献出生命的人们的敬意。我还愿为你们的那些勇敢的捍卫这些人类共同的和固有的价值而被监禁的同胞们祈祷，并祝民主运动成功。
  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达赖喇嘛在美国波士顿对四百多名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发表演讲，声称不愿与中国为敌。
  如果我们选择与中国呆在一起，我们应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生活。如果我们选择分手，我们应该作一个好邻居。无论如何，和中国保持长久的友好关系应该是西藏的一项根本原则。
  在解决选择问题时，我们不仅要考虑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认真考虑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等都要考虑到。在西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的人权等要得到保护。他们未来的走向应该逐步和平、合理、妥善地协商安排。
  在藏人内部，达赖喇嘛敦促他的同胞转变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要求他们把中国人民与中共统治者分开，不要再提“汉人滚出西藏的口号＂，而是要和中国人民一道争取从中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共同的民主和自由。
  达赖喇嘛中共民主派人士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他去美国参加“现代科学与宗教＂会议的日程安排上看出，由於在美国的时间只有两天，时间非常紧张，他因此拒绝了美国ABC电视“黄金节目＂女主播戴安·索耶所要求的采访，而同时，却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给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记者。记者後来这样记述：
  他微笑著，上前一把攥住我们的手，那瞬间的庄严和神情的交流，将整个空间充溢得鸦雀无声。
  他一直这样紧紧地攥著我们的手，挽著我们来到隔壁一个小书房。我们的手生平第一次被人这样长时间地紧紧攥著，而且攥得那样有力量。在那一瞬间，感到从他那温暖的手中，传递出真诚和信任…… [34]
  那次达赖喇嘛接见的记者之一就是後来编写《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的曹长青。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流亡者中最坚定的西藏独立支持者。
  正如达赖喇嘛自己所说，他“始终以极大的关注、希望和期待注视著中国政治的演变＂[35],他把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於中国将发生苏联那样的变化。如果那时中国民主派上台执政，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结出果实。理论上，这种期望符合逻辑。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後的共产主义专制堡垒，肯定挡不住席卷世界的民主化大潮，终要变化。然而中国民主化之日，是否就会发生苏联解体的情况，成为西藏自由之时呢？
  中国与苏联有两处很大的不同。第一处不同在於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在苏联总人口中只占五十％多一点，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国总人口中占到了九十三％；第二处不同在於俄罗斯的领土占苏联领土的七十六％，而汉人主要聚居区只占中国领土的四十％左右。从这两处不同可以看出，根据民族划分的国家解体，对於俄罗斯人和汉人，意义是不同的。五十％的人口获得七十六％的领土，与九十三％的人口只剩四十％的领土，二者对解体的态度可能完全不一样。而没有主体民族的赞同或至少是默许，一个国家的和平解体就不太可能。
  固然，问题不会极端到一个西藏的分离将带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全跟著要求自治，但是至少新疆和内蒙古会提出同样要求。它们和西藏的情况差不多，只给西藏特殊地位是说不过去的。而这三个地区的总面积超过五百万平方公里，已经是中国领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那麽，面对中国人口爆炸、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状态，哪一个中国当权者敢於放弃一半的领土呢？即使那时中国已经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九十三％的汉人选票对掌权者的作用肯定更大。
  有人会说，达赖喇嘛已经宣布了他的“中间道路＂，并没有要求西藏彻底独立，中国民运人士答应西藏方面的，也只是“邦联式的联邦＂，而非独立。未来对新疆和内蒙古，顶多也实行“邦联式的联邦＂，那五十％的领土，还属於中国联邦。
  也许以达赖喇嘛的人格，说话是算数的。问题是，人格是不可以寄托国家前途的。法国记者董尼德在采访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杰时，专门就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过一段谈话。
  一点疑问也没有，丹增曲杰认为斯特拉斯堡的演说是最能够说服中国人坐下来一起商谈的建议。然後呢？这是不是走向完全独立的跳板呢？达赖喇嘛的弟弟搔著头一言不语地看著我。很明显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说些什麽而不会给西藏的外交带来困扰。经过一段考虑後，他决定了。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可仕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我们是为世代著想，为著後代子孙著想。自治将是个起步。＂ [36]
  连达赖喇嘛的弟弟都把“中间道路＂当作临时对付谈判的缓兵之计，最终西藏还是要走向完全的独立，可知其他西藏人更是会这样想。即使达赖喇嘛本人是真诚的，他能否左右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他身後，西藏人将怎样做，他已经是无法控制的了。
  以严家其与阿沛·晋美达成的共识----联邦实行二十年後，由西藏公民投票决定西藏去留为例，严家其对结果这样预期：“你（中国）做好了，西藏就留在大家庭里。＂ [37]这只不过是想象中的愿望。所谓的民族自决从来都是存在一个被谁主导的问题，主导者只能是其民族精英。前面已经讲过，独立可以使民族精英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精英对独立的热衷总是高於普通百姓，而百姓又往往被精英所操纵，那种自决的结果其实不难想见。严家其所说的“做好了＂是什麽？除非是源源不断的巨额财政供养，别的好和不好都没有共同标准。而那时要供养的就不是西藏一家，否则新疆和内蒙古也会认为你没有做好，闹著要和你分家。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是被屡屡验证的规律。即使中国民主派未来上台，可能也会改变现在对西藏的态度。就象当年中共也曾许诺给少数民族以联邦地位一样。一旦从反对派成为执政者，“道德＂就退居次後，国家利益则理所当然上升为第一位。何况还有人给他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
  假如中国共民主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允许西藏独立，那麽中国将暴发一场新的“五四＂运动，数亿汉人将上街示威斥民主政府卖国，军队则将打著“顺应民意＂与“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旗号发动政变，立足未稳的民主政府就会顷刻垮台。 [38]
  而民主派若再食言，结果将使藏人积怨更深，西藏问题从此更难解决。
4.中共再施铁腕
  自八十年代後期，拉萨发生街头反抗运动并导致当局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之後，北京的治藏政策开始向强硬方向转变。到已九九四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强硬路线和具体部署。但是其毫无顾忌地使用铁腕和高压，是在一九九五年达赖喇嘛抢先认定班禅转世灵童之後。
  北京一直把班禅当做对抗达赖的武器。十世班禅的猝死本已是它意想不到的损失。对共产党的文化而言，指认灵童和任命官员同一道理，既然谁任命的官员就听谁的，那麽要想让转世班禅将来服从自己，就必须保证其出於自己的指认，而不能让他人----尤其不能让达赖------插手。所以从一开始，北京就在转世问题上只字不提达赖喇嘛，尽管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达赖和班禅在彼此的转世上需要介入。达赖喇嘛表示协助寻访灵童的意愿遭到北京的拒绝；达赖喇嘛也曾通过中国驻印度使馆邀请负责寻访灵童的扎什伦布寺主持到印度与他共商大计，同样没有得到北京批准。
  但是北京没有想到，正是它信任的班禅灵童的主持人恰扎活佛将一切情况都暗中通报达赖，使达赖得以完全符合宗教仪轨地在灵童候选人中挑出最佳人选，抢先公布於世。北京觉得自己成为被愚弄的对象，在世界面前蒙受了羞辱。它的愤怒反应是另起炉灶，重新确定三名候选人进行掣签，“选＂出它制定的班禅活佛（被藏人称为“汉班禅＂），而把达赖喇嘛指认的班禅灵童根敦·却吉尼玛秘密软禁，将恰扎活佛判刑入狱。
  对此，达赖喇嘛谴责中共：“一个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一个视转世灵童制度为荒谬、迷信的政府却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寻找，寻找的步骤应如何，谁应该批准……这种做法是根本蔑视西藏人民的传统和习俗。＂ [39]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九日（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用他所指认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巨型照片，为他举行了坐床仪式。至此，西藏出现两个班禅并存的局面。
  从战术上，达赖喇嘛抢先指认班禅灵童是一个胜利，即使中共又搞出一个班禅，至少有一个班禅已经产生於达赖，相当一部分效忠班禅的藏族僧人和百姓也会随“达赖的班禅＂分化出来，成为中共的敌人。不过这个胜利的代价是中共的彻底敌对。中共在西藏自治区地位最高的藏人官员热地在内部讲话中对达赖指认班禅灵童之事这样定性：
  这次达赖公开与我们摊牌，是在班禅转世工作关键阶段企图孤注一掷，拚死与我们争夺班禅转世工作的领导权和灵童最终认定权，最终达到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寺庙领导权，以此来搞乱西藏，分裂祖国，这是这场斗争的焦点。我们与达赖集团围绕班禅转世问题进行的这场斗争，决不是什麽宗教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长期以来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随著反分裂斗争的不断深入，我们与达赖集团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一场白刃战…… [40]
  热地的最後结论是：
  达赖及其追随者由於其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企图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 [41]
  这个结论意味著，从此以後中共将改变以往对达赖“留有余地＂的态度，不再考虑与达赖交往或谈判。这应该被视为“灵童＂事件导致的中共西藏政策一个转折性变化。
  对中共来讲，虽然强行另立了一个班禅，但在藏人心目中宗教合法性十分可疑。不少藏人宁愿对著“达赖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照片进行膜拜，也不意愿去拜能看见真人的“汉班禅＂；当局为“汉班禅＂的产生在拉萨七大寺庙举行布施-----即给所有僧人发钱，一多半僧人拒绝领取，同时那些僧人还拒绝为“汉班禅＂坐床举行佛事活动；西藏各寺庙几乎全部拒绝摆放“汉班禅＂的画像或照片，当局到处发行的“汉班禅＂像没有人买，而根敦·却吉尼玛的照片却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走私进西藏，受到藏人广泛欢迎。原本属班禅喇嘛管辖的後藏地区，历史上一直有“亲汉＂倾向，这次也与北京对立。後藏首府日喀则因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导致宵禁，扎什伦布寺也因发生了僧人抗议闹事而被当局关闭了好几个月，一些僧人遭到拘捕。
  反抗中共的恐怖活动开始在西藏出现。尽管达赖喇嘛一直劝告他的追随者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斗争，还是接而连三地发生了爆炸事件。拉萨的进藏公路通车纪念碑最先被炸，炸弹威力不大，只破坏了纪念碑表面，但影响很大。随後被炸的有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的住宅和藏北一个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活佛的住宅，还有商店，甚至炸了中共西藏党委的大门和昌都县党委的大门。一时西藏风声鹤唳，气氛紧张。据说中共安全机关还阻止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破坏计划，其中包括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年典礼之际，炸掉北京代表团必经之路的隧道和桥梁，并且在拉萨煽动抗议示威。
  在国际上，北京也因为干涉班禅转世遭到广泛批评。中国总理李鹏被画成戴著喇嘛鸡冠帽骑著犁牛在西藏高原上寻找灵童的漫画形象。欧洲会议、澳大利亚议院、法国议会两院都通过决议支持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把六岁的根敦·却吉尼玛列为世界年龄最小的“政治犯＂。
  北京以多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藏问题似乎已经成为西方遏制中国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它不相信西方挂在口头上的“人权＂之说，因为即使在西藏人权状态更遭的时候，西方也曾与中国有过最好的蜜月期，那时西方并没有把西藏当回事。可是现在，仅一九九四年一年，西方就有五个国家的议会形成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十国的议会讨论了西藏问题，还有五国议会成立了支持西藏流亡者的组织5。美国把西藏流亡政府的津贴从每年二百五十万美元提高到七百五十万美元，并且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之际，宣布设置具有官方性质的“西藏调协员＂，负责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联系。在中共心目中，达赖的活动能量完全随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而变化。在西方需要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的年代，他们对达赖的支持少，达赖就掀不起风浪，当西方以中国为遏制对象以後，达赖就猖狂起来。按一位中共安全官员的话说：“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跟达赖的斗争，实际上是跟美国与西方阵营的斗争。斗争将是长期的，何时结束不取决於我们，甚至也不取决於达赖，而是取决於美国和西方。＂
  北京认为，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中国。他们要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搞垮，肯定不会放过中国这最後一个共产大国。就象苏联的解体首先是源於民族分裂一样，在西方颠覆中国的计划中，作为突破口的首先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目前，西藏流亡者与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的联合，西藏流亡集团与海外的新疆及内蒙古独立势力的联合6，还有达赖喇嘛一九九七年访问台湾，与“台独＂势力的接近7，都被北京视为是西方这一阴谋的组成部分。要想避免美国和西方的阴谋得逞，它就必须加强稳定少数民族地区。
  西藏被北京视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重中之重，其他民族地区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都不像西藏那样复杂和具有国际化的背景。而西藏之所以难办，关键就在於有个达赖喇嘛。热地在讲话中这样告诫西藏自治区的共产党干部：
  我区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就在达赖集团的破坏。揭批达赖不仅是当前这场斗争胜败的关键，也是整个反分裂斗争胜败的关键，我们一定要通过揭批达赖，打消他在区内的影响，夺取他的市场，保证我区的长治久安。 [42]
  所谓的“揭批＂是文化大革命传下来的术语，由“揭发＂和“批判＂二词合并而成。灵童事件後，西藏各级中共机构派出工作组，下到农村、牧区、企业、寺庙等处，组织并要求藏人对达赖喇嘛进行“揭批＂。但他们马上就发现一个尴尬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藏人家里都供奉著达赖喇嘛画像，更别说大大小小的寺庙。藏人每天在家念经祈祷，或者到寺庙去磕头朝拜，面对的都是达赖喇嘛的面容，那如何可能让他们真心地对达赖喇嘛进行“揭批＂呢？
  从逻辑上，这种推导没有错。但是中共竟因此就要按照这种逻辑去解决。它下达一个命令，要求将西藏境内------不管是寺庙还是家庭-----的达赖喇嘛像全部收缴和销毁。
  这似乎是一个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发布的命令，却在今日西藏大张旗鼓地开始实施。可想而知，对於视宗教如性命的藏民族，不可能不对这种粗暴亵渎进行反抗。一九九六年五月六日，当中共官员去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宣布收缴达赖喇嘛像时，八分钟内受到六次起哄嘘赶，随後四百多名僧人包围了当局驻寺庙的警察机构，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用石头砸毁了警察机构的所有门窗。直到当局出动了武装警察进行镇压才得以平息。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连续多天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僧人离岗，甚至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当局把甘丹寺僧人的抗议定为“反革命事件＂，派出一个在军警保护下的庞大工作组进驻甘丹寺，开始进行“清理整顿＂。不久，色拉寺和哲蚌寺也进驻了工作组，同时开始了一个对西藏所有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的运动。
  这是中共开放宗教自由以来对西藏宗教进行的第一次全面镇压。以前虽然也提整顿寺庙，大部分只留於口头，或是走过场，没有多少实效。那时北京的西藏政策还未彻底强硬，免不了瞻前顾後，对内担心藏人不满，对外害怕国际舆论指责，对达赖想留有谈判余地，还有民族政策等意识形态教条的约束，所以总是摇摆不定，欲做又休。灵童事件之後，恼羞成怒的中共决心彻底强硬，藏人是否满意，国际舆论如何指责，以及是否符合意识形态教条，都不再作为主要考虑。
  这种强硬路线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再试图去化解矛盾，而是对任何有可能构成威胁之事，一出现苗头就立刻用强硬手段将其消灭，避免其成为气候。“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是中共通过“六·四事件＂总结的教训。他们对此“教训＂是这样算计的：如果及时镇压了第一批抗议学生，就不会有後面波及全国抗议运动，也就不至於把坦克开上长安街才能平息事端。尽管那镇压也会遭到世界舆论谴责，总比後来不得不以军队进城屠杀得到的谴责少得多。同样道理，如果一九八七年的拉萨骚乱刚出现就下令开枪，事态就不会继续扩大，即使死人也会比後来再开枪少得多。对这一点，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已明确授权西藏当局对骚乱闹事“可以边请示边行动＂。所谓的边请示边行动，实际就是北京授予西藏的“尚方宝剑＂------可以自行下令开枪。
  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强硬路线虽然能说出自己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但是其深处却蛰伏著一个极危险的魔鬼------所谓“萌芽＂是难以度量的，因此是可以无限的扩展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当局就有权去消灭任意想象中的任何“萌芽＂，实际上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反而会给社会的长远发展酝酿与制造更大的不稳定。
  例如中共把寺庙和百姓供奉达赖喇嘛画像视为不稳定的“萌芽＂，就要对之铲除-----收缴达赖像；收缴达赖像遇到反抗，就成了“反革命骚乱闹事＂，更要坚决镇压；而从西藏寺庙对收缴达赖像的普遍抵触中，又可以推导出寺庙是达赖在西藏的基地，是与达赖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为了保证西藏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强硬就是这样一步步升级，对抗越来越加剧，而藏人的仇恨只能不断加深，即使一时被镇压下去，酝酿的却是将来更猛烈的暴发。
  中共对西藏寺庙的“清理整顿＂，目的一是铲除寺庙中达赖势力和地下组织；二是重新建立对寺庙的监督控制。达赖方面有这样的话------“控制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中共的一个地区＂。寺庙对藏人的影响不比政府的影响小，达赖阵营在无法掌握西藏政权时，能控制西藏的寺庙，也就等於建立了“潜政权＂。西藏格鲁派的主要活佛转世，都要经过达赖喇嘛的认定，因此达赖喇嘛就成为那些活佛的“上师＂，他的意志就是不可违抗的。邓小平时代允许西藏恢复活佛转世制度，并容忍了西藏境内宗教界与达赖喇嘛的沟通，到目前为止，西藏已有三百多名活佛是达赖喇嘛认定的。除此之外，在海外追随达赖喇嘛的活佛高僧这些年也经常返回西藏，到各寺庙讲经和主持宗教活动。
  中共对西藏寺庙却基本丧失了控制。它任命的寺庙管理机构------“民主管理委员会＂在五六十年代是由忠于它的穷苦僧人组成，现在则已经像当年日本人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维持会，只是敷衍和糊弄 8。当局因此对寺庙的情况几乎两眼一抹黑。藏人官员一般不敢跟寺庙为难，汉人官员又不懂藏语 9，深入不下去，因此大多数寺庙成了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
  这次“清理整顿＂采用了“过筛子＂的办法憭拻捊吮舜烁衾耄鹨惶富埃谒堑幕爸姓页� 口径相互对不上的漏洞，然後穷追不舍，直到层层剥离出真相。那名为谈话，实为审讯。进驻寺庙的工作组有不少安全机关和警察部门的人参与其中，使审讯更有效果。一些寺庙的地下反汉因此败露，原来参加过骚乱闹事的漏网者这回也都落网，达赖方面派来的人亦暴露出来。由於这次当局派进寺庙的工作组人数多，级别高 10，武警和公安配合，所以基本没遭到反抗。
  经过对僧人的逐一审查，凡自行入寺者一律遣送回乡，被当局认为不可靠的僧人也一律开除（如九六年八月三十日一次就宣布开除甘丹寺七十三名僧人）。今後入寺的僧人，需要经过政府批给名额，群众推荐，还有考察政治表现。对所有在寺的僧人进行造册登记，建立档案，今後的表现都要一一记载备查。如此，中共当局把藏人入寺为僧搞得相当於加入共产党了。
  当局还禁止寺庙之间进行串联，做出不是本寺的僧人不许居留的规定，即使是临时留宿，也必须事先报告有关部门批准和备案。从此，每个寺庙的僧人只许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寺庙里念经。
  西藏“稳定集团＂中的汉人普遍为这种强硬政策叫好。自从八十年代北京在西藏实行“拨乱反正＂，藏人势力坐大，多数汉人处於压抑状态，被排挤到边缘。他们把邓小平治藏路线的主要实行者-----胡耀邦的名字改称为“胡乱邦＂，认为胡颠倒了依靠对象，瓦解了汉人干部队伍，造成西藏民族情绪上升，酝酿了後来的社会动乱。他们对後来的赵紫阳也同样不满，赵和胡如出一辙，把八十年代末拉萨发生骚乱闹事的原因归结为中共在民族政策上长期执行“极左＂路线的结果。西藏汉人官员普遍认为西藏问题越演越烈，就是因为这个说法。把骚乱的起因归於“左＂，就对於承认责任是在中共一方，藏人怎麽闹都有理，同时却束缚了镇压骚乱的手脚---既然骚乱被定为由“左＂引起，谁还敢再用“左＂的手法去平息？於是只能被动应付，眼看著骚乱规模越来越大。
  现在，邓小平时代已经过去，胡和赵执行的治藏路线被否定，骚乱闹事的原因被定性为“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这样一个说法的改变，从此就使镇压骚乱变得理直气壮，再不用缩手缩脚。这被称为中共治藏路线的又一次“拨乱反正＂。“明确了西藏问题的实质是与达赖集团进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西藏工作的重点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拨乱反正理清了思想，明确了阵线，排除了干扰，令人心情舒畅！＂（此话是一汉人官员所说原话，用的是典型中共语言，仔细体会，准确且概括。）
  藏人却感到了极大的压抑。尤其在拉萨，无论是僧人，“稳定集团＂的藏人职工和知识分子，包括藏人官员，都有同样感觉。中共如今在西藏实行的等於是恐怖政策，任何人敢在政治上有不同看法，就会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大多数藏人在公开场合都沉默不语，但他们处处流露强烈的对抗情绪。一位刚从西藏回来的人说，在拉萨感到的敌对情绪甚至比一九八九年戒严期间还强烈。生活在西藏的汉人面对周围处处可以感受到的藏人敌意，压力也很大，安全感并没有因为当局实施强硬路线而得到增强。
  当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政治稳定上，社会的其他方面几乎全部放任自流。拉萨目前社会混乱，风气堕落，欺骗、偷盗、赌博、卖淫、吸毒、黑社会等坏事物纷纷从中国内地或印度、尼泊尔涌进；西藏传统中的坏毛病也沉渣泛起----懒惰、酗酒、及时行乐、两性关系混乱……八廓街三天两头发生醉酒斗殴、动刀杀人的案件，但常常是没人报案，也不见警察破案。拉萨人都说现在的世道是除了政治上别犯禁，什麽坏事都可以干，也都没人管。
  有识的西藏人忧心忡忡，这样下去，西藏民族会不会毁掉？他们甚至怀疑这就是中共的阴谋，一边严厉镇压政治反抗，另一边纵容藏人沉溺於物欲和享乐，从而堕落下去，忘记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而斗争。
  在镇压下实现的稳定有如通过吸毒获得的安宁，平时看上去像好人一样，却随时可能发作。更糟的是要想保持稳定，如同吸毒的安宁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毒品一样，镇压力度也必须不断加强。那不仅要付出越来越难承受的成本，对社会肌体的腐蚀也很严重。任何时候，镇压稍一松弛，社会就会发生动乱，如同毒品一断人就会发狂一样。
  中共对西藏社会实施的高压，逐渐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越镇压越反抗，越反抗就越加镇压……一旦完全陷入那种循环，使西藏继续保留在中国就只能靠镇压，而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将成为未来中国民主化的严重挑战。中共治藏的结果，导致除了镇压手段再没有别的方法保留西藏。这反过来成为中共继续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因为民主势力将放弃镇压手段，西藏就必然与中国分离。於是，相当多的汉人可能就会为了国家概念中他们热爱的 Country（领土）和Nation （民族）不受到损害，而不得不容忍他们所不喜欢的State （政府）保留在台上。
  最终的问题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历史上那麽多耀武扬威的大帝国，如今都在哪里？以锤与镰刀的红星照红过半个地球的苏联共产党，如今又怎麽样？同样，中共也不会“万寿无疆＂，即使它有能力永远把外部敌人消灭乾净，毁灭也终将来自它自身内部-----专制必被专制所毁，这已是历史的铁律。
  那时的西藏，将会怎样？
注释
  [1]《西藏通讯》，1995年第6期，页26。
  [2]师博主编，《西藏风云纪实》，页414。
  [3]刘伟，《拉萨骚乱纪实》，见《西藏的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81。
  [4]刘伟，《拉萨骚乱纪实》，见《西藏的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5。
  [5]刘伟，《拉萨骚乱纪实》，见《西藏的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83。
  [6]刘伟，《拉萨骚乱纪实》，见《西藏的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
  [7]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见《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附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4-329。
  [8]《北京之春》，1996年第七期，页103。
  [9]《中央日报》1996年 6月17日，第一版。
  [10]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的演说》，见《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附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30-335。
  [11]《西藏情况简介》，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1985年7月，页32。
  [12]MelrynC.Godlstein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8-269。
  [13]MelrynC.Godlstein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72。
  [14]宋黎明，《重评〈十七条协议〉》，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119。
  [15]赵晓薇，《论西藏之自由选择》，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144-145。
  [16] MelrynC.Gp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74。
  [17]MelrynC. 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9。
  [18]MelrynC. 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 -----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70-271。
  [19]MelrynC.Godlstein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70。
  [20] MelrynC. Godlstein见 Pierre-A 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73-275。
  [21]流亡藏人议会议长桑东1995年10月10日就“未来西藏原则与政策选择＂（即“全民公决＂）问题回答“流亡政府＂达兰萨拉地方负责人的提问。
  [22]薛伟，《象朋友那样真诚相待------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电子版第35期。
  [23]曹长青，《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203。
  [24]《中国宪政》总第二期（1994年6月），页24。
  [25]MelrynC. 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08。
  [26]《中国宪政》总第二期（1994年6月），页23。
  [27]《中国宪政》总第二期（1994年6月），页25。
  [28]《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16。
  [29]王若望，《拉萨行和西藏独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82。
  [30]于大海，《关於西藏和民运的民族政策》，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95。
  [31]项小吉，《民主、自由、平等与独立、分离、自治》，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118。
  [32]薛伟，《象朋友那样真诚相待 -----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电子版第35期。
  [33]于大海，《关於西藏和民运的民族政策》，《北京之春》1994年11月号。
  [34]晓晖等，《纽约访达赖喇嘛》，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236-237。
  [35]达赖喇嘛於“六·四＂六周年发表的声明。
  [36] M elrynC.G odlstein见 P ierre-Antoine D 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71。
  [37]《中国宪政》总第二期（1994年6月），页26。
  [38]徐明旭，《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与曹长青、于大海先生商榷》，《北京之春》，1995年3月号。
  [39]1995年9月9日达赖喇嘛於美国波士顿对中国学者和留学生的讲话，见1995年10月号香港《九十年代》杂志。
  [40]热地在拉萨地区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见《西藏通讯》1995年，6月号。
  [41]热地在拉萨地区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见《西藏通讯》1995年，6月号。
  [42]热地在拉萨地区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见《西藏通讯》1995年，6月号。
   1、武警士兵说因为不让开枪，只能用枪托打人，他同宿舍一个士兵就是被别的武警用枪托打人时枪走火打死的。有些枪还被围攻者抢走。
   2、彭小明在他的文章《西藏问题：自决、倒算和大一统情结》中写道：查西藏流亡政府印行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和宪法精华》第二十九页，他（达赖喇嘛）说：“在纪念西藏独立抗暴十周年的演讲上，我提到，有朝一日西藏重获完全独立与自由时，西藏政权的运作形态，将完全取决于西藏人民……＂第三十八页他又说：“从中国撤离西藏独立起至成立自由民主政府颁行西藏宪法止，这段时期称为过渡时期。＂又，西藏流亡政府印行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言论集》第八十六页，他呼吁：“对于一心一意争取我们国家独立与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宝贵生命的西藏所有男女英雄志士，我们应予表示由衷至诚的悼念之意。同时我们也当承继其遗志……为期共同早日完成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而淬励奋发戳力以赴。＂以上两则言论分别是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年发表的。如此言之凿凿，实在不应当说“从未提倡西藏独立＂。
  3、阿沛.阿旺晋美多年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因为人大规定最多只能任两届，他却作为具有象征性的藏人代表连任了五、六届，从法律上实在说不过去了，才专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4、以曹长青描写达赖喇嘛的文字为例，可以看出这种影响达到的程度：“他是有著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的第一个世界级领袖；他主张的『人类责任』、『非暴力』哲学，和他超越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尊严，使他与甘地、马丁路德　金恩并列成为世界近代史上主张和平非暴力解决种族冲突的著名领袖……在这个世俗、贪争的物欲世界，他体现著净土、超越和精神力量。
  “……如果他是人，何以能够在这个庸俗做作、物欲横流的世界保持单纯、自然和精神超越。如果他是神，怎麽能够那样充满可以触摸的亲近、熟悉和炽热的人间之情。＂我们感叹：这是一颗尘世少有的超脱的灵魂，这是一个人间罕见的接近大自然的血肉之躯。面对他那静谧的微笑，他那儿童般的纯真，你想起一片海洋，一片森林，一片小草，你感到反对他的人像反对大自然一样不可思议……＂（《纽约访达赖喇嘛》，载《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
   5、第一次“支援西藏问题＂国际会议主席觉吉帕里扎斯提供的数字。
  6、1993年1月，西藏流亡者代表、新疆艾沙集团的代表和海外的“内蒙古解放阵线＂代表在德国召开连席会议，成立“三方同盟会＂，代表了“慕尼黑宣言＂。“三方同盟会＂每年召开会议，以推动“一体化＂，力求形成三方与中国进行门争、从中国统治下解放的合力。
   7、1997年3月12日，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受到台湾人空前热情的欢迎。主张“台独＂的建国党、民进党组团到机场迎接，并表示对西藏独立的支持，被中共认为是“台独与藏独的合流＂。台湾总统李登辉、副总统连战及台湾省长、民进党高层等分别与达赖会晤。在访台过程中，达赖喇嘛始终称台湾为“贵国＂，但台湾方面没有表示异议。事後西藏流亡政府在台湾设立常驻机构，成为台北与达兰萨拉之间的沟通管道。（见《北京之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论坛》主编达瓦才仁所写文章《达赖喇嘛访台与中藏关系的突破》）
  8、这次当局收缴达赖像，各寺民管会基本都不配合，态度暖昧，对僧众的抗议闹事也不加制止。
  9、一位曾在西藏工作过的女士最近为一个研究课题回西藏调查，民族宗教委员会的一位藏人女处长陪同她去拉萨附近一个尼姑寺庙。两个尼姑知道她从北京来後彼此用藏语议论，她以在西藏呆过的经验，知道那都不是好话（僧尼最恨北京的汉人）。在她离开时，还听到她们用英语在後面喊“ KillYou＂。藏人处长一直在场，尼姑们并不避讳她。而当北京女士问藏人处长刚刚对尼姑们说了什麽时，处长仅轻描淡写地说她们在讨论如何印经。北京女士向我感慨，现在汉人不学藏语，藏人互相庇护，将来汉人只能被藏人联合欺骗，永远弄不清他们的内幕。
  10、仅进驻哲蚌寺两个寺庙的工作组，就有六个自治区级（省部级）干部、四十多个厅局级干部和六十多个初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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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无法破解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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