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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共在西藏的
“拨乱反正＂
开放的礼物 “拨乱反正＂
藏人的最好状态
“内王外圣＂的尴尬
注 释
1.开放的礼品
随著毛泽东撒手人间，接近崩溃边缘的中国终於有了转折的契机。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终得机会实施他在韬晦多年中形成的改造中国之蓝图。
在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坐标原点的蓝图上，为了实现经济迅速起飞，“改革＂是必须与“开放＂并举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好对象是西方。虽然为了对抗苏联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当时已与中国政府眉来眼去若干年，关系不错，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果在“民意＂起决定作用的西方社会获得认同，对能否成功地“开放＂将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民间与论关注的重点之一。争取西方的“民意＂，这个问题无法忽略。
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把中国的舵轮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後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受美联社新闻记者访华团的采访时，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表示达赖喇嘛可以回来。
达赖方面立刻积极回应，派人到北京接触。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进一步表明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之後，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三百七十六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
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解，有一个绝对的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麽都可以谈＂，然而在对西方“开放＂的背景下坚持这个前提，不能再用闭关自守时代那种强硬的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说服力。寻找历史根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应该是让爱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比在达赖统治下发展的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绝非像达赖一方宣传得那样暗无天日。
事实却非如此。仅从老百姓的生活看，当时的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郭锡兰在内部会议上通报的情况是：
全国大约五十万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组时好，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有的地方讨饭的也多了。还有几十万牧民和城镇居民，因为供应的青稞和糌耙少了，小麦和面粉多了，在生活上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徵购任务的偏重和任务分配的不合理，也给一部分群众生活带来了困难。 [1]
郭锡兰所说的“互助组时＂，是指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讲话的八十年代，十几年过去，没有进步，反而退步。当时西藏的人口总数是一百八十三万，五十万人生活困难，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所说青稞和糌耙少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迫农民改种小麦。强迫西藏人放弃传统的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加上寺庙、文物被破坏，宗教遭禁绝，西藏上层社会受到广泛迫害，汉族干部执掌西藏主要权力等，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对中共统治的控诉从事实上难以反驳。
所以，迅速改变西藏状况，就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去走这的第一步棋的，是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会後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後，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前一天，召开了四千五百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以其特有的“放大炮＂之风格，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 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所谓“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於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徵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2]
在那个讲话里，胡耀邦最後说：“所有的六条，目的是为什麽东西呢？我们希望是什麽呢？希望两年到三年，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转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 [3]。这是收尾总结，一般都把话说得留些余地，其实从他整个讲话中感觉，他期待西藏变化的进程还要更快。实施向西方“开放＂的战略，需要尽可能快地改变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一九一二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一九五一年解放军进军西藏、一九五九年镇压叛乱後进行的“民主改革＂相比，决定了西藏至今以及未来的走向。
将胡耀邦谈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五十年代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藏的控制。以西藏的立场看，西藏都是受压迫和吃亏的一方。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在形式上有对西藏的承诺，表现出北京方面的妥协，但既然是西藏打了败仗後才被迫签署的，只能是西藏丧失原有的权利。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北京方面自觉向西藏交还权利，或是主动充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
不管中央的动机到底是什麽，胡耀邦的“六条＂肯定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徵购自不必说，那是最直接的好处，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 讲话之後，从一九七九年的五亿多元长到一九九四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北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一九七九年的一亿多元长到一九九三年的九亿多元 [4]。西藏从这几方面（“六条＂中的二、三、四条）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对於第一条，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发的 [1980] 31号文件上，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5]。 对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徵的中共，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做出这种许诺，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後，对此又进一步强调，甚至在大会上以煽动的口气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後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 [6]
多少年来，中央奉行举国一致，不要说行动，连声音都只能有一个。尤其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中央王朝都巴不得其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那麽服从甚至敢於抗拒，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在谈到西藏文化地位时，胡耀邦讲得更具体，如在西藏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全部由国家包起来，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还有汉族干部必须学习藏文等，包括断言西藏的音乐舞蹈比汉族高明得多。从他谈的那些具体事中，可以体会出他在极力推动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於自主，促使他们去自觉争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这种内在的推动远比那些具体的措施对西藏人的影响更大。虽然他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强调加强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恢复宗教自由，可以说是北京在西藏“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它为了平息西方的谴责而向世界做出的开明姿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虽然中共时有宣称对宗教要实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头，实际还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期，到处弥漫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当局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北京拨款五千三百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北京拨款六四 0 六万元，黄金六百一十四公斤 [7]。这方面情况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不再重复。直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後，尤其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中共把西藏不稳定的根源归於宗教，才对西藏宗教采取了镇压措施。这是後话。
中共在西藏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体现在使用语言文字的变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语言完全变成汉语。开会、发文件、写材料，都使用汉语，不用藏文。不仅汉族干部不学藏文，连藏族干部也不学藏文了。甚至当时提拔干部，汉语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条。那到不见得是出於达赖喇嘛所说的中共消灭藏语文的阴谋，而是图省事。当时干部多为汉人，开会、行文坚持使用两种语言会增添很多麻烦，耽误时间，提高成本，惰性使然。一旦使用两种语言的机制被放弃，不会汉语的藏人干部在工作中就难以沟通，负责提拔干部的汉人自然就不愿意要他们。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连续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用两种文字，开会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 [8]。对比历史上的统治民族皆巴不得被统治的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 [9]，中共这种做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共这种推动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汉字，连基层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包括党委---也全都是藏文，让不识藏文 的汉人弄不清该进哪个门。基层开会的语言仍然只用一种----不过已经不再是汉语，而换成了藏语。岗巴县一位汉族副县长跟我说，县政府开会从头到尾全讲藏语，只在最後时讲一句汉语------问听不懂藏话而乾坐一旁的汉族干部对讨论结果是否同意。
不过相比之下，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後一条---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之所以岗巴县开会的语言换成了藏语，主要并不是因为上面有要求。如果 岗巴县党政领导的主要成员都像过去一样是汉人，上面的命令再坚持也是没用的。同样道理，胡耀邦号召西藏不要全听中央的，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党政干部从以汉人为主体变成以藏人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汉人干部 去保护？在讲话中，胡耀邦对这一点说得最多，比其他几点都长一倍以上，足见他把这一点当作重头，而且要求得非常具体。他的原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10]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对此的说法是：“ 听说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後打通。＂ [11]不过，有阻力也仅是在掌握西藏高层权力的汉人，对一般汉族干部和职工，以往是想回内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胡耀邦的讲话如一股强风，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经营的汉人队伍吹得人心纷乱。回内地成了当时所有在藏汉人的话题。而藏族干部当然愿意汉族干部给他们让位，所以两厢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专门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汉人大批内调很快就进入实际操作。
胡耀邦讲话之後半个月，内调方案已经出台。方案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西藏共有干部五万五千人，其中汉族干部三万一千余人，准备内调二万一千人；有工人八万多人，其中汉族工人四万多，准备内调二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九万二千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12]。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十二 ·二四万人 [13]，由此计算，就是有七十五％的汉族人口应该在胡耀邦讲话後从西藏调回内地。但在实际上，上述方案没有完全做到。那是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使得西藏很多部门单位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汉人在那次大内调中离开西藏？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到一九八五年，西藏汉族人口从一九八 0年的十二·二四万人减少为七万零九百人[14]，也就是说，有五万一千五百名汉人离开了西藏，五年内西藏的汉族人口减少了四十二 ％ ，即使没有达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谓不大。
达赖喇嘛所说“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 [15]是没有根据的。胡耀邦讲话仅一年，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谈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至少内返了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三万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计划走得多了些＂，同时表示“内调工作的政策没有变＂，还要搞下去[16]。据我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实地调查，那次内调之前，阿里共有一千七百多汉人干部，内调後只剩二百多人，减少了将近九十％。相比西藏其他地区，阿里的汉人是走得最彻底的。一是因为阿里地区最艰苦，汉人对内调特别积极；二是因为多少阿里地区的藏族专员（地区最高行政主管）特别放手，提供一切条件让汉人离开。那位专员因为“对中央精神贯彻得力＂在当时受到上级表扬，现在已经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後来阿里地区虽然又重新接纳了一些汉人（多数是学校分配的毕业生），到九六年全地区也只有四百多名汉族干部，远远不能跟当年的一千七百人相比。
不光是汉人的人数减少，权力也在同时交给藏人。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一级干部五十六人，已经有三十八人是藏族 [17]，占六十八％ ；四百八十七名地区级干部，藏族为三百一十三人，占六十四％；县级干部中有藏族二千零八十八人，占六十％ [18]；区乡一级的干部则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级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大部分由汉人担任，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财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门的职位也都属於藏人。
後来西藏出现反对汉人的运动，胡耀邦也因为“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罢免，他在西藏的讲话（包括後来去新疆也讲了类似的话）也遭到攻击，并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任意发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胡的讲话没有离开此前已经下发的中共中央 [1980] 31号文件。按当时的中共体制，胡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具体办事的角色，他头上还有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数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中央文件的内容和发布绝对不会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批准。当时的中共高层人物对西藏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穷、习仲勋等，与胡耀邦的口径都完全一致，甚至还更激进 [19]。
对於中共为什麽决定向藏族干部让权，胡耀邦讲话中有两个解释：一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教导＂，藏族干部“成长起来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 [20]这种共产党式的戴高帽不太令人相信；另一个解释是经济的，胡的原话是 这麽说：
“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麽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麽不干这个事情呢？＂[21]
这个理由具有邓小平的实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减少西藏“稳定集团＂的汉人成员，让藏人成为“稳定集团＂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仅五万汉人回内地休假的路费和薪金，每年也得几千万，换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这笔钱。邓小平的哲学一向是有利即干（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方法则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那时的藏人已被毛泽东时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码当时看不出会有“反骨＂。中共高层又在改革初期受到举国拥戴，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只要给人民好处，从人民那里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废待兴，万事缠身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难以对治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六条＂的最後一条，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
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转变，目前不是真要给西藏人民以自治权利，他们也确实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戏。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如何是有了改善，并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2.藏人的最好状态
达赖喇嘛把中共 统治下的西藏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22] 。这话既对又不对，或者说一半对，一半不对。从他一九五九年出走流亡，西藏在中国统治下已有近四十年时间。这四十年分为两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时代从时间上大概各占一半。客观地评价，把毛泽东时代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是有理由的，但是对邓小平时代却不能一概而论，那虽然也是中共统治，却应该被视为藏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所说这“最好的时期＂，既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也是相对达赖时代而言。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一般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结论，相对达赖而言，也许就会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尽管达赖时代与现在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但是并非就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时是“野蛮黑暗的农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区别（政治制度也属於广义上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也就不能用“进步＂、“落後＂、“野蛮＂等概念进行衡量和比较。
在後现代性的语境里，社会的“好＂“坏＂的确不容易进行比较。即使以邓小平时代藏人不再赋税当差去比较达赖时代繁重的乌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对主义观点争辩达赖时代的藏人并不以乌拉差为苦（虽然在事实上值得怀疑）；或者以过去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比较其今天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文化角度也可以说他们宁愿做本民族上层社会的家奴，也不愿意做中国人统治下的“自由人＂（虽然也难令人相信）。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状况，并非全部取决于相对的感觉，还有一些指标是绝对的，对哪个社会都是适用的-----如人口增长幅度，平均寿命，儿童死亡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等。说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好过达赖时代，我们不谈文化，仅从这类绝对指标进行衡量。
以现在的人口增长幅度为例 [23]，中共进藏以後，现在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达赖时代，可见下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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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13世纪80-18世纪30（450年） |
人口增长数
38 |
平均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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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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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共从一九五九年接管现在政权到一九九四年的三十五年合在一起计算， 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总数增长了一百零九·一八万，增幅为八十八·九％，平均年递增率为一．八三％。这个人口递增率是中共进藏以前人口递增率的三十六．六倍。如果说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缺乏统计体系，数字不足为凭，那麽一九五九年以後中共掌权时期与一九五九年以前十四世达赖喇嘛掌权期间相比，人口递增率也是後者的二．五倍。西藏人口增加之快，使西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数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讨论西藏的“人口爆炸＂问题 [25]。
虽然政府已经在藏人干部职工及城市居民中要求进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汉人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但在藏人主要居住的农牧区，仅仅是进行“宣传＂和“鼓励＂，并没有像西方舆论传言的那样采取“强迫藏族妇女流产和绝育＂以及“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的措施。事实上政府 控制人口愿望也几乎没有效果。我在西藏各地所见的藏族农牧民，每家都是四五个、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
从人口研究的统计数字上看，一九八九年西藏自治区藏族育龄妇女“出生孩子率＂为：一孩二十三．七三％；二孩二十0·四二％；三孩十四· 七八％ ；四孩十一·八一％ ；五孩以上二十九·二六％ [26]。可见生育五个孩子以上的藏人妇女占最大比例。
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深入西藏牧区长达十六个月的 实地观察也支持这种看法，他发表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号美国《亚洲概览》的文章《中共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谎言还是事实》上这样写：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游牧和农垦地区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目的证据，尽管对於计划生育和小家庭的宣传、赞誉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所在的周围地区。
在帕拉，到一九八八年，有些牧民已听说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绝对没有强迫履行计划生育和限制家庭规模的任何压力。事实上，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妇女来问我们能否帮她获得避孕药。当我们调查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离此地骑马三天路程远的地方有能进行避孕注射的医疗所，在更远的县总医院，能进行人流和绝育手术。当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我们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称赞小家庭的宣传。 一九九零年，两种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药丸）被小规模地分发给乡级官员，他们被教导要问一问处於再生（孩子）年龄的妇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没有压力或强制施之於她们了。令人吃惊的不仅是牧民，连她们的官员，都有一个大家庭。帕拉的四名当地共产党员（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牧民）的多产经历即反映了这一点。对於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党委书记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著）；第二个官员的两个妻子（一个是继妻）共有八个活著的孩子；第三个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著）。这些高生育的总的观察可以对该游牧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统计信息为证明。
……我们认为，不断存在的有关西藏生育控制领域的普遍的对人权的侵犯的诉说，并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统的和强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观表现，而是围绕著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的高度情绪化的气氛的表现。那些报导体现出了政治感情是多麽容易误传客观事实。
达赖时期，西藏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刚进藏时，婴儿死亡率高达430％[27],到一九九零年下降了四倍，为97·40％（其中城镇婴儿死亡率为38·70％ ）[28]。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从 28％ 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9·20％ [29]。而西藏人的平均寿命从达赖时期的三十六岁提高到六一·四岁（一九九零） [30]。
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为了排除北京供养的因素，我们不看以比较拨款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也不看以“稳定集团＂成员及家属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农业生产和农牧民的生活：
----一九九四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西藏（自治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四倍多，从三·一亿斤[31]增加到十三·三亿斤 [32]；
----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八年增长六十九·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四·六倍 [33]；
-----按农业人口平均，一九七八年每人生产肉类三十三·二三公斤，油料五·一五公斤，奶类六十一·六六公斤，到一九九四年，三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五十一·九六公斤，十四·六八公斤，八十·七九公斤 [34]，增加幅度分别为五十六·四％ ，一百八十五％，三十一％ ；
----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一九七九年为一百四十七元，一九九零年为四百八十四元 [35，一九九四年为九百零三·二九元[36]。
再看西藏的教育。达赖时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几乎完全由寺院承担，只有从小被送进寺院，才有可能通过念经学习识字。本世纪以来西藏开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进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办学校二十六所，私塾九十六个，在校学生三千二百人左右，占当时西藏人口的0·二六％ [37]。还有一些贵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学。普通百姓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国民党政府曾在拉萨办了一所正规学校，十年只有十二名学生高小毕业[38]。中共进藏後，从一九五二年创办第一所小学，一九五六年创办第一所中学，一九六五年创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到一九九四年，西藏自治区已经有小学三四七七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九十三所，高等学校四所，共有二十七万名学生在校，占西藏（自治区）人口总数的十一·七二 ％ ，其中小学儿童入学率达到六十六·五九％ 。 [39]文盲从达赖时期的九十％ 以上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四十四·四三％[40]
为了鼓励儿童入学，中共政权在西藏采取了特殊的鼓励政策：对所有入学学生实行“三包＂----即包吃包住包学费，全部免费。由於西藏地广人稀的环境、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对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传统生产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内驱力相对较弱且难度很大。西藏教育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是靠政府长期不懈地推动、扶持和注入资金才能实现的。
当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说成是对藏人进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学校教育中也的确有大量“爱党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从加强统治的角度出发，最有利的不是推广教育，反而是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开启人的心智，使人眼界开阔，思想活耀，产生独立意识，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洗脑＂，也是做不到的。当前凡具有较强西藏分离主义观点与情绪的人，大多数都是从中共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无嘲讽地证实了这一点。
仅仅靠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人活著不仅是为了增长人口、延长寿命或是简单地获得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活的自由和愉快，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毛泽东时代西藏的人口增长甚至比邓小平时代还高（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西藏自治区人口递增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 二·一二 ％，邓小平时代的一九七九------一九九零年为一．六二％ [42]，但是不能因此说毛泽东时代藏人的状况是最好的。的确，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的改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对於绝大多数人来讲，当年那种政治迫害已经不存在。运动没有了，阶级不提了，随著土地和牲畜“承包＂，家庭经济独立，财产变为私有，连行政管制也都随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而松弛到极点，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区，几乎不再起作用。
戈德斯坦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是：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几个牧民拿著新买的收音机到我们的帐篷里收听印度台的藏语节目，这一事实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带来的影响。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而我们的帐篷离一个中共干部的帐篷只有几米远，我们就问他们是否在乎那个干部听见没有，牧民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听。＂ [43]
尽管现在还会有中共官员欺压百姓的事情，但达赖时代有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政治上也一样会严厉惩罚任何敢於反对（哪怕是在言论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
在藏人的生活中，摆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邓小平时代基本恢复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评价是：
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我们在帕拉考察期间，牧民们能自由地从事他们传统的宗教仪式。许多牧民家里设有香炉或是插有经幡。牧民们不再担心宗教性摆设会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达赖的徽章或公开摆有达赖的照片。摇转经筒，数佛珠、瞌长头等都是很常见的。甚至在官方举办的一些活动，像夏季赛马会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可在一个当权寺院的帐篷里祈祷……
牧民们自由地到寺院或圣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萨旅行。许多人积极支持一些佛教活动的回归，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帮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时雇僧人超度亡灵等……牧民中巫师的出现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宗教活动不但中共，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都认为是不必要的。 [44]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西藏还存在著对宗教的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已经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难以执行。对此，中共研究人员的文章有如下结论：
一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点过多。三中全会以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需维修开放的寺庙有二三五座，经各地行署（市）和县批准的宗教活动点九十七座处。但是，近几年来，我区开放寺庙有些地方已超过所批准的数量，现在不少寺庙是群众自行开放的。有些地方寺庙数目超过了“文革＂以前。昌都地区到今年为止，全地区已修复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个，共计三百三十处。其中自治区批准寺庙四十九座，各县批准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与“文革＂前的全地区五十六座保留寺庙相比较就有较大的增加。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种自行开放的寺庙数量还在增加。他们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大兴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误认为现在落实宗教政策就是发展宗教。一些寺庙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华，精雕细刻，富丽堂皇，一个比一个规模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员过多……全那曲地区僧尼已占全地区总人数的一·五％，还不包括家庭僧尼。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中，就有一百八十个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区经自治区批准开放寺庙四十九座，有住寺定员僧尼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各县批准的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有僧尼六千八百七十七人。而群众自发修复宗教活动点一百一十六处，就有僧尼三千七百四十人。这些僧尼大多数都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比如县白嘎乡有七十四个喇嘛，而该乡的小学也只有七十四个学生……
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动搞得有些过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地方乡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正常的学习和生产活动时，有的群众不听、不参加，甚至还骂乡干部，使这些基层干部受孤立、受打击。而活佛、喇嘛说的话，不管是否正确，百分之百地听，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另一种是一些党员公开参加宗教活动。[45]
不过无论如何，邓小平时代的西藏宗教肯定无法与达赖时代相比，那时的西藏以宗教为本，政教合一，僧侣地位至高无上，寺庙数量和占有的财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当今任何一个由世俗政权管理的社会，宗教都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那种地步。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邓小平时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宽松，中共政权的确依然对某些藏人实行政治迫害，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後期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之後，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西藏实行强硬政治路线，坚决镇压对它统治西藏构成挑战的任何势力。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从未有过宽容，并且一直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对国际社会有所顾忌，现在则强硬似得完全赤裸裸了。对它的这种转变，下一章将进一步谈及。
不过，北京的这种镇压目前只针对危及其对西藏统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别的它基本不管，都给予自由。然而对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藏人而言，别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这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招致中共的镇压迫害，反过来中共的镇压迫害又成为西藏应该独立的理由，更加刺激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
西方人大都认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是全民集体投身於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中共迫害参与西藏独立活动者就是在迫害全体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会，会知道并非如此。西藏的地广人稀使藏人难以产生商业冲动，也同样难以产生政治热情。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作为信徒会赞成达赖喇嘛的任何主张，然而这种赞成仅是停留在表态。他们的生活处於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西藏独立与否，主要与民族精英的利益相关，百姓并不会因此得到什麽。说道底，在一个教育还不普及，信息化和组织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只是现实生活，只要生活好，统治者是谁或独立与否都并不那麽重要。
３．“内王外圣＂的尴尬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有一个根本的性变化，即从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权力集团。它几乎放弃了所有原本奉若神明的原则，唯一保留的底线就是它的权力不受触动。不超越那条底线，什麽它都可以容忍，但是超越那条底线，它就会做出强硬激烈的反应，专制本色显露无遗。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棋盘上，改变西藏政策的意义之一是为了向关注西藏问题的西方社会显示中共的“开明＂，以换取西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那时候，中共并不担心会它在西藏的权力会受到什麽威胁。西藏当时一片平静，藏人也非常驯服。
一九七九年，北京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与毛泽东时期的铁幕状态相比，这种开放姿态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也表现了北京对西藏情况的无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对西藏情况的自我宣传之中，以为西藏真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在亲眼目睹後也会为之折服，从而没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员还认真地召开了会议，要求各级组织对当地群众进行规劝，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向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 [46]。
事实却让北京当众丢脸。由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达到西藏的参观团，在所经途中受到了成千上万西藏人的欢迎，人们围著参观团欢呼，流著热泪，长跪在地，献上他们的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很多人呼喊著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参观团诉说他们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参观团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坏，人民生活贫穷、落後、物质匮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达赖喇嘛统治的时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为自豪的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北京自我宣传的水平。 [47]
北京的中共高层人士为这个弄巧成拙的事实而震惊。尤其是成千上万西藏人迎接参观团的悲痛场面展现到世界，对北京是无法挽回的惨败。一向自诩为代表人民的中共，这回如何解释民心的背离？
它必须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调整了对西藏的政策，随之胡耀邦去西藏讲话，公布了的西藏具有转折意义的“六条＂。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改变西方人对中共统治西藏的疑虑。
“西方人会怎麽看？＂这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发点。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实惠，不过西藏後来出现的许多矛盾，也都是从这个问题发源的。
达赖方面的第一个参观团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丢脸面後，北京仍然接受了後面几个参观团继续访问西藏。它内心已经不情愿，只是事先已经允诺，不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说话不算。然而它又决心避免第一次的情况重演，因此便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参观团自由活动的措施，对西藏群众也进行严密控制，切断他们与参观团的接触，为此而搞了许多小动作。作为互动的对方，参观团当然采取要打破封锁的反措施，公开表达不满，并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为。在这种对抗中，双方矛盾日益加剧，北京最终以参观团对藏人进行反中国煽动为名，停止了参观团继续对西藏进行访问。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麽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泽东时代改善了许多，却受到世界舆论的更多谴责。毛泽东时代是彻底的专制暴政，达赖也好，西方人也好，谁也不准进入西藏，什麽都看不到，与北京也形不成互动关系。外面的人尽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与苦难，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尤其没有“正在进行时＂的新闻热点，所以无法引起传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众关注。舆论谴责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态。到了邓小平时代，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和西方记者有了进入西藏的可能，本来是进步，然而可以对中国统治进行谴责的具体材料这时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赞扬中共的统治，而西方记者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首先把问题（中共术语中的“黑暗面＂）当作新闻。惯於对新闻进行控制的中共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使用限制手段，希望能够干涉或者进行欺骗，那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成为新把柄，给西方传媒进行的抨击增添新材料。
这就是在开放条件下中共面临的难题，它既想对国际社会表现自己开放，事实上又不是真的开放，於是就会与国际社会形成系列的互动，造成矛盾持续不断地产生，最终越来越遭人谴责。
借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的概念来比喻，专制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王道，即使是搞开明的专制政治，也只能“内圣＂而必须“外王＂。从专制政治的本质而言，“外王＂是保持其社会稳定不可不有的统治方式，“内圣＂则只是表达一种理想，或是臣民对君主的期望，因而只能是一种例外，大部分专制政治的实际状态只能是内外都“王＂。或是说，究竟是“内圣＂还是“内王＂，并不从本质上影响专制统治，但是专制统治必须是“外王＂的。
在这方面，邓小平显然没有自觉意识，他改变西藏政策，主要目的是给西方人看，那是一种表演。既然是表演，当然主要是在外面下功夫，那就要把“外王＂变成（至少是装成）“外圣＂。而中共在本质上又是一个专制的权力集团，不容许任何对其权力（包括其对西藏的主权）的触动和威胁，所以它又必须是“内王＂的，结果就成了“内王外圣＂。
对於专制统治，没有比“内王外圣＂更糟糕的状态了。那最容易制造矛盾和出现失衡，导致“给人吃肉遭人骂娘＂的结果。“外圣＂给了反动派势力和社会不满情绪生长的土壤和扩散空间，不可能不与其专制极权的本质发生冲突。而为了维护“外圣＂形象，它可能开始步步被动後退，起到鼓励反对派的作用，使其得胧望蜀，然而它的“内王＂又决定它不可能退得彻底，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直到局面对它的权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它最终就一定剥掉“外圣＂的外衣，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
中共一九八四年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指导思想与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基本一致，进一步促使加快改变西藏的步伐。八十年代的西藏社会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却在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离心和反抗。一九八七年九月，拉萨发生一九五九年以来首次公开示威。从那以後，拉萨骚乱不断，中共不得不多次动用军警，对示威者开枪镇压，连续制造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直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对拉萨实行长达十四个月的军事戒严，标志邓小平的西藏政策彻底失败。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後十一年，中共才在一九九五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间隔的时间之长（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只间隔四年），也可以看出中共对西藏的变化、走向与应对策略茫然和无措。
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它重新回到了内外都“王＂。
注 释
[1]郭锡兰1980年6月3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二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 97 98。
[2]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 页15-32。
[3]同上 ，页15-32。
[4]《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0，109； 《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表 4-15、4-16。
[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3-4。
[6]同上，页21。
[7]刘伟，《西藏的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94，253。
[8]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二集）页89。
[9]黄慕松在他的进藏日记中有这样一段：“余意政府整理佛教，必先令高僧转世之小童，学习汉文，成年时考试及格，始准其承袭，斯亦统治上之要道欤。＂（《使藏纪程》页50）
[10]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9-30。
[11]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9。
[12]《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於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51。
[13]《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14]同上
[15]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92。
[16]《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236-237。
[17]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 12 65。
[18]同上
[19]1984年2月27日至3月6日胡耀邦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七次讲话众元老插话，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372期。
[20]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室《西藏自治区中央文件选编》页29。
[21]同上页31。
[22]达赖喇嘛等，《慈悲》，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页67。
[23]以下表格数字取自《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和《中国人口·西藏分册 》或根据其提供的数字计算所得。
[24]对以下数字，需要注意的是中共进藏以後的人口数仅指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而非指整个藏区人口。在整个的统计系统中，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人口都随其所归属的省进行统计。另外，1959年1980年期间人口增长的平均年递增率较高，与汉人迁入有关；1980年1994年的递增率降低，与汉人的迁出有关。目前总人口中有65749名汉人（1994年），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2·9％；即使在汉人最多的1980年（汉人为122400），在当时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中占的比例也只有6.6％，所以汉人的增减对西藏自治区人口的总体分析影响不算太大。
[25]岸波，《西藏：人口在爆炸》，见《西藏青年论文选》1991年，页49-52。
[26]《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5。
[27]《健康报》，1991年5月16日。
[28]《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31。
[29]同上，1992年，页329-330。
[30]《西藏日报》，1990年11月28日；《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33。
[31]《西藏日报》，1991年3月11日。
[32]《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62。
[33]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22。
[34]《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9。
[35]《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42。
[36]《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8。
[37]《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9。
[38]多杰才旦，《西藏的教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60。
[39]《西藏统计计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282-284。
[40]《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40。
[41]我在一所牧区小学见到一个九岁的学生，家里送他上学要骑马走七天，还要在没碰上恶劣天气的前提下。路上要翻数座雪山。有时为了不耽误放牧，还要赶上成群的牛羊，一边放牧一边走路，路上的时间就更长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往返要走半个月到一个月，因此孩子最多半年回家一次。要动员这样的父母送孩子进学校，基层政府要费很大力气。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入学率指标，有些基层政府不得不额外拨一笔专门资金进行“奖励＂。谁家送孩子上学给谁家发奖，不送孩子上学的则罚款。有些父母宁愿交罚款也不让孩子上学，除了舍不得孩子离家，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可以放一群羊，一年的收益还多於罚款。
[42]《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195。
[43]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辑，页356。
[44]同上。
[45]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载《 西藏社科论文选》，页207-208。
[46]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54。
[47]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53 354。晓晖等，《纽约访达赖喇嘛》，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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