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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西藏 的肿瘤
圣城沦落 割不掉的肿瘤
谁来执行稳定西藏的功能？
注释
今天，西藏社会正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发生强烈的分化。不管那现代化的来源是什麽，其对西藏的“嵌入＂造成了西藏社会日益严重的二元化状态。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一元使西藏城市社会（包括临近城市或交通干线的农区）与当代世界的主流文明日趋融汇，而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西藏高原广阔地区，传统的另一元却保持古老本色。
大部分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都会有过二元状态，但是西藏社会的二元状态与众不同，它不像其他二元社会那样由现代的一元充当领导，传统一元将逐步被现代一元改变并融合。在西藏，现代一元化与传统一元化是实际上的两国社会，合不相干。随著现代一元的发展，二者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距离越来越远。
从政治权利和经济实力上，西藏的现代一元相对於传统一元具有明显的优势，不过既然现代化是西藏自身以外的力量创造并“嵌入＂西藏的，那现代一元就只能是西藏高原上的“孤岛＂，传统一元才始终是西藏社会的主体。
西藏高原不可改变的海拔高度，决定了藏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文明核心不可改变，那麽不仅从中国输入西藏的现代化不能改变西藏传统社会，从美国、欧洲、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输入的现代化也一样不可能改变西藏传统社会。哪怕是海外流亡藏人有一天带著他们学到的现代化返回西藏，也会发现同样不能改变西藏的传统社会。西藏高原的高在这颗星球上是独一无二，因此藏文明将长期地成为人类全球化文明的例外。
因为西藏的现代化只能是外来的，并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养的，因此无论这种现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显眼的程度，我也只将其视为生长在西藏肌体上的肿瘤 ---它给西藏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病。
1、圣城沦落
拉萨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城，世世代代，无数藏人的最高心愿就是一生中能到拉萨朝圣。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中共经常举例其刚进藏时拉萨乞丐之多做为旧西藏“黑暗＂的证明，其实那些乞丐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前往拉萨的朝圣者，因为花光了盘缠或供奉了全部钱财而无法返回老家，才沦为乞丐的。他们对此心甘情愿。
当年在西方人心目中，拉萨就是西藏的化身。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探险者在其艰苦卓绝的行进路上，方向全指著拉萨。凡没有达到拉萨者，在成绩单上皆显得黯然失色，如同就没到过西藏。
今天情况则全然不同，拉萨成了西藏境内最容易达到的地方。成都、北京、西安的航线直达拉萨，仅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站在拉萨街头，会产生置身於中国内地城市的感觉。整个拉萨城里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外地人，朝圣的藏人只占很小比例，大多数是做生意或打工的汉人、回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旅游者和出差的中国公务人员。如果只到过拉萨，在今天反会被认为没到过西藏。拉萨不仅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圣城的神秘光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西藏特色。
中共进藏前，拉萨地区只有三平方公里，现在扩展到了五十一平方公里。当年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几条土路，现在延伸为总长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城区柏油路。比起往日垃圾遍布、野狗和乞丐到处游荡的拉萨，新建筑日新月异地崛起，遮蔽了古老藏式建筑。可以说除了高耸的布达拉宫，今天的拉萨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模样。除了城市面貌改变，最使拉萨变了味道的，是那数千家林立街道两旁的饭馆、酒吧、商店、歌舞厅、夜总会等。拉萨市区总共不到十二万的城镇人口（一九九四年末为十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三人），竟然有一万三千多个个体工商户（1），可想经营风气之盛。过去的拉萨之所以被称作“圣城＂，在於它是宗教圣地，是藏传佛教中心。那时尽管也存在世俗的寻欢作乐，但是皆在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笼罩之下。今天的拉萨则完全不同，即使重新恢复了寺庙，有了众多僧人，各地的藏人百姓也前来朝拜，然而世俗生活已经在拉萨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拉萨街头，形形色色的门面招牌交相辉映，叫卖，拉客的吆喝此起彼伏，三陪小姐花枝招展，烹调油烟四处弥漫，拉萨从过去的圣城变成了一个物质丰富、生活舒适的世俗城市， 欲望涌动，贪婪横流。以 佛教的眼光，肯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看西藏的统计数字，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按照经济的三个产业门类（农林牧业组成的第一产业，轻重工业组成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组成的第三产业），在西藏公布的产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却很小。请看历年三个产业构成的百分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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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85 |
第一产业
50.1 |
第二产业
17.4 |
第三产业
32.5 |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第一产业的比例应该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三产业；
对于开始进入工业化的社会，第一产业所占的份额下降，第三产业的份额开始增长，占最 大比例的则是第二产业；
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社会，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变得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一产业。
这种递进规律是资金积累的需要所决定的，第二产业的需要第一产业为其积累资金，第三产业的发展则需要第二产业为其积累资金。尤其是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为社会消费服务的，其存在前提是社会必须有钱去消费，其创造的产值也有相当成分是从前两类产业（主要是从第二产业）那里挣到的。
而像西藏这样中间小、两头大的比例关系，非常特殊。西藏农业部门基本是自足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所谓“服务＂需求很少，而西藏的第二产业之弱小程度，从其产值还未到达第一产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就可看出，它根本无法给第三产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那麽西藏的第三产业为什麽会达到那麽高的比例？它是依托什麽发展的，它的市场在那里，它的服务对象又是谁呢？
这就是从外部对西藏进行供养所造成的特点。它是不能从所谓的“西藏经济＂内部找到原因的。
以修路为例。公路属于第三产业，是社会公用事业。一般来讲，修路由政府主持，以税收方式从整个社会徵集资金。其中税收大头应该来自对公路最有实际需求的工业部门（第二产业），公路修通後，再以徵收水费的方式进行养护。然而西藏即使有徵税一说，也只有象徵意义，数量小到几乎可以不计。那不光是因为“优惠政策＂的减免，即使真心实意地在西藏徵税，也远徵不够能在西藏修公路的钱。以西藏（自治区）总共二百多万的人口，即使把税率定得在高，又能收上来多少钱？而西藏的企业又大部分是只赔不赚，无税可收。因此在西藏修路，只能由北京拨款。那等于北京把它在中国内地收的税拿来投进了西藏的第三产业，修出来的路却被算进了西藏第三产业的产值。这种“第三产业＂，本质上是和西藏当地经济没有关系的。
这种“第三产业＂和西藏经济的脱节还体现在，北京把中国内地的钱拿到西藏去修筑公路，那修路钱的大部分又被中国内地挣回去。那一是因为西藏缺少自己的施工力量，想挣这份钱也无从可挣；二是改革後的市场化管理采用投票方式，西藏的工程部门往往也难以与内地施工单位竞争；除此之外，筑路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材料都得从中国内地采购，也使得北京投到西藏的钱向中国内地回流。
内地人员到西藏施工，肯定会有日常消费。然而这种花在消费上的钱西藏也挣不到，因为西藏的日用消费品大多数都是中国内地生产的，尽管在数字上体现为现在的产值，实际现在挣到只是商品运输和经销等附加部分，甚至连这附加部分也有相当份额被内地的运输和商业经营者挣走。
这样来看，公路修筑虽然在西藏，但是钱来自中国内地，施工者和施工物资来自中国内地，施工中的消费也来自中国内地，大部分钱和利润又被内地挣回去。对此可以这样比喻，就像是先在中国内地造好了 一条公路，然後搬过来摆放在西藏高原上---送给西藏。
这条送给西藏的公路作用是什麽呢？它将给西藏运进供养“稳定集团＂的物资---民用的、军用的、进行现代化表演所需要的……还能使军队迅速地调动进藏。近年北京减少驻藏军队的数量以降低日常的後勤成本，就是因为机械化部队可以随时基本畅通无阻的青藏公路开进西藏。
鉴於此，说是北京送给西藏一条公路又不准确了，虽说是北京花的钱，可是那条公路完全服务於北京控制西藏的目标，其实是北京为自己建造的用於统治西藏的一个工具。
这就是西藏第三产业的缩影。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明白为什麽西藏的产值构成两头大中间小的怪象。其中第一产业的大比例是正常和真实的，反映了西藏现实的经济状况---西藏目前还是一个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而看上去份额很大的第三产业，与西藏经济没有实质关系 ，那不过是北京拨的钱在西藏花掉，其中相当部分的钱被挣回中国内地，等于是在西藏运行的中国内地经济，只从数字上体现为西藏的第三产业。
而所谓的西藏第三产业，如果一层层剥去其经济学的形式外衣，会发现在它最终发生的日常层面，大部分可以通向对“稳定集团＂的供养，服务於北京稳定西藏的目标。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拉萨，在中共治下，拉萨成为中共“稳定集团＂的中心。从经济角度，拉萨的生产水平远远低于其消费水平，是一座典型的被供养的消费型城市1。不过这不是问题所在，达赖时期的拉萨也不创造多少财富，同样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但那时拉萨的消费是由西藏 本地经济供养的，与本地经济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之所以拉萨能获得供养，在於它是藏民族的心脏和西藏宗教的中心。而今日拉萨则完全是由北京供养，与本地经济失去了血脉联系，在功能上与过去的拉萨已经完全不同，或者更正确的说，是完全相反。
可以用刚刚谈过的修筑公路的一例进行类比，把整个“稳定集团＂视为一个由北京出钱在西藏建设的项目，项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控制西藏、稳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为此项目，北京需要拿出大笔工资雇佣许多人，把他们安排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同时要为这些人解决办公条件（建筑、电信、交通等），提供生活设施和物资供应（市政建设、住宅、商业、卫生教育等），加上进行现代化表演（建设企业、“大庆＂工程等），在这个大项目下又不停地引伸出各式各样的分项目。与建筑公路相同，那些项目的施工费一大半将被内地的施工单位拿走，建设物资也大多数需要从内地购买，包括“稳定集团＂成员日常生活消费的物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由内地供应，於是北京投到西藏的钱，虽然在西藏花出去，但是最终大部分又转回中国内地。
近年越来越多涌入西藏的汉人，并非像达赖喇嘛指责的那样是由北京排去西藏定居的，也不像有些西藏人认为的那样是去掠夺西藏的财富。他们自发而去，目标的确是奔著从西藏挣钱，不过他们挣的钱主要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而不是西藏本地生出来的钱。
这些年开始在西藏兴起的所谓“市场经济＂，追根溯源到根本，就会发现，所谓的“市场＂，其实就是北京端到西藏去的那个财政盘子，所谓的“经济＂就是各种不同 的人和机构都在千方百计地从那盘子里挖一块肉、分一杯羹，或至少是捡一点渣。
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从来就是托放在北京的盘子上，在计划经济年代，能够参与分那个盘子的，只有系统、部门和单位，分配方案和份额也都是按照计划。在中国普遍实行改革後的年代，西藏照样还是靠分盘子，其中的大头照样得按照计划分配---办工、工资、补贴……只要是仍然吃财政，就不可能打破计划，所以人称中国最後的社会主义是在西藏。
不过同时，西藏也受到改革的推动，开始引进一定的市场手段。这种市场手段明著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竞争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暗的好处则是能够给权钱交易创造机会，有利于当权者的设租和寻租，因此是乐于被当权者采纳的。在这个过程中，打著市场名义的个人也开始有了介入的可能。不过，真正能够从盘子里大捞一把的，多数还是那些与权利集团有关系、或有办法让当权者得到实惠的人。供养西藏“稳定集团＂的钱年年都要花出去，花到谁头上谁就能发财。西藏那些挣大钱的人，都是在挣这种“政府的钱＂，他们自身也都是和政府有著千丝万楼联系的人。他们并不都是汉人，拉萨那些成功的藏人企业家大部分也都有权贵集团的背景。
当然，西藏也存在具有真正市场性质的经济部分，如林立拉萨的上千家店铺，八廓街的市场，公路沿线的饭馆……在他们挣的钱中，大部分是消费者的钱而不是政府的钱。不过，我们可以对他们挣的钱做进一步分析。他们面对的消费者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西藏普通百姓，一类是西藏以外来的旅游者，还有一类就是西藏的官员和职工、军人、城市居民等。说到这，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第三类消费者实际就是“稳定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如果前两类消费者花的钱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消费可以算作市场行为，这第三类消费者花的钱，却是拐了一个弯，其实也是从北京的盘子里分出来的（以工资或公款消费等形式），挣这些人的钱，仍然是变相地对财政盘子进行分配。
以拉萨的餐饮业为例，十二万人口的拉萨一九九三年有餐饮机构二千三百九十六个（3），按人口平均计算，在中国所有城市中名例前茅2。为什麽在其他方面皆排名在後的拉萨，其餐饮业却独占鳌头呢？从西藏的餐饮业，可以折射出许多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拉萨的餐馆寥寥无几。那时干部职工在家吃饭，外来客人在招待所吃饭，乡下来的老百姓自己带糌粑。吃饭是人人天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必须不停的解决3，人们在吃上也舍得花钱，但却没有形成今天弥漫於拉萨街上下吃喝风气。吃喝风气的出现是和时代变迁联 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瓦解，精神空虚，纪律松弛，欲望膨胀，以及源於“无人进藏＂的心理失衡，人在偏远的西藏又难以找到别的发泄渠道和补偿可能，大吃大喝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寄托。
对於推动拉萨餐饮业的勃兴，西藏的中国驻军起了很大的作用。拉萨最早的饭馆群就坐落在西藏军区门前的街道上，绝非偶然。军队单身多，工资高，娱乐少，饮食单调，而驻扎拉萨的军人又相当多，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且花钱的慷慨的吃喝群体。另一个吃喝群体是在西藏的汉人，他们有的是“援藏者＂，有的是来搞项目，有的是做生意，他们也大部分没带家属，单身在西藏，除了满足口腹需要，他们还有怎样打发空闲时间的问题。西藏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闲时间十分多，喝酒吃饭自然就成了打发时间和寻找快乐的重要内容。当然，仅仅吃喝在今天已经不够了，拉萨的娱乐业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发展，歌舞厅、夜总会、游戏机房……色情业当然也会相伴而生。不过那些後发展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饮业重叠或以餐饮业为基地。如西藏军区大门外饭馆群被拉萨市民称为“红灯区＂或“军妓一条街＂，就是讽刺那些饭馆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萨的饭馆酒店已开始向高档化发展，提供餐饮、娱乐、色情“一条龙＂服务。
我认识一些在拉萨的汉人“援藏干部＂他们除了平日随机地寻找各种可能机会吃喝玩乐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这些地方，常常带妓女回家过夜。那几乎是一种公开行为，除了瞒著自己远在万里之外的家庭，对其他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诚。据他们讲，援藏干部多数都有这样的行为，否则到这麽艰苦的地方，再没有一些享乐，如何能坚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树为“典型＂号召全党学习的孔繁森，据说生前也曾是拉萨歌舞厅的常客。
当然，并非在西藏 的所有汉人官员都如此。“援藏干部＂相对是最放荡的。他们把内地的腐败和“开放＂带到了西藏。“老西藏＂中则有不少人保持著原来的正统（虽然也开始逐步变化）。同时，藏人也不是跟这些 不沾边。拉萨的藏人妇女中之所有流传“赶走川妹，还我丈夫＂的口号，就是 因为她们痛恨自己的丈夫把心思和金钱都给了做色情生意的四川姑娘（拉萨妓女大部分都来自四川）。藏人之中的奢靡之风在拉萨已经很普遍。藏人原本就有追求欢乐天性，较少约束，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喝酒、赌钱、歌舞和女人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八廓街一位名叫阿布的藏族商人告诉我，那些被送到印度达兰萨拉去上学的藏人孩子，如果离开拉萨的时候岁数已经比较大，在达兰萨拉都呆不下去，想回拉萨，因为拉萨好玩而且自由。
阿布自己有两国孩子在达兰萨拉上学。那是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办的学校。阿布说那里管得严，没有卡拉OK，没有夜总会，饭馆里不许喝酒，孩子们在学校跟在军队一样。达兰萨拉比西藏还西藏。这似乎是个讽刺---孩子的父母处於向往自由把孩子送到达兰萨拉，而孩子在那里所向往的自由之地却是拉萨。这正是达赖喇嘛对西藏状况的最深忧虑之所在-----西藏是否会由此失去宗教精神， 落为一个腐败的民族。他认为这是中共最恶毒的手段，是对西藏文明从根上的毁减。
我想达赖喇嘛这种担心是深刻的，显示出他与一般政治领袖不同的大智所在。但是我认为即使中共真用世俗腐蚀宗教、用物欲同化西藏的阴谋，那阴谋的成功也是极有限的。了解这一点，在拉萨的餐馆里和娱乐场所看一看就会知道，那里虽然有藏人，但几乎只限於城市藏人，西藏农牧区的普通百姓是从来不在那些地方露面的。而我们已经谈到过，今日西藏的城市藏人，多数都属於中共在西藏供养的“稳定集团＂。他们把北京供养的钱拿来寻欢作乐，而真正在西藏大地上用血汗换取财富的西藏百姓，还是把他们的钱送进寺庙4。
由驻藏军人、驻藏汉人和属於“稳定集团＂的藏人构成的消费集团，消费数额远远高於普通西藏百姓，只有夏季才光临的少量旅游者在消费中更占不了多少比例，所以 西藏餐饮业从个人消费者那里挣的钱，说道底是以北京付给“稳定集团＂的工资为主要部分。
不过，工资花在餐饮业上的消费，比起公款消费又是小巫见大巫。在那些高档酒楼一掷千金的，花的几乎全都是公款，或者是为了从官员那里捞到好处的老板，他们的支出会百倍千倍从官员手下流出的公款中返还，最终等於花的仍然是公款。
花在吃喝玩乐上的公款消费到底有多少是无从查清的，中国的统计系统也不会把公款消费例为统计项目，我们只能从其中一项“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5的统计中，得到间接认识（所谓的“社会集团＂在中国专指区别於个人的“单位＂，而西藏的单位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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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集团购买力（万元） |
1978
3478 |
1985
19874 |
1990
40001 |
1993
62783 |
一九七八年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十五年间，集团购买力增长了十八倍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二十％。而在同样时间之内，西藏的居民购买力增长四 六七倍，平均年增长三十一％；农村购买力增长二 七六倍，平均年增长十八 四％。从集团购买力如此之大的增长幅度，可以大概的想见西藏公款消费的规模。
十几年来，西藏的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创造出多少经济成果，却创造出了相当发达的消费场所。过去的西藏，人们即使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消费的去处。在西藏的汉人那时一般都休假回内地时，把攒了一年多的钱大肆挥霍，倾襄而尽，以平衡在西藏的艰苦和节制。那时中国内地的汉人进西藏要凭“进藏证“，否则就会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内地6，更别说让他们在西藏搞个体经济、开饭馆、做生意了。直到一九八零年，中共中央发的三十一号文件还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阿沛 阿旺晋美一九八一年六月在西藏自治区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严厉：
近来从区外来了不少无户口人员、私包工队及盲流人员，危害社会治安，损害西藏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民族关系，成为西藏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众强烈要求把他们遣送回去。最近政法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三清＂工作。这项工作符合西藏人民利益，政府各部门一定要积极配合和支持这项工作。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工作一抓到底……如果有谁坚持阻拦“三清＂工作，不管他是什麽人，是多大官，我们要坚决揭露出来，进行严肃处理（5）。
但是时过两年，西藏自治区就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以政府布告的形状对外宣布：
欢迎其他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与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6）。
起初进藏的汉人大多来自中国内地最穷的农村，只能做修鞋配钥匙之内的小本生意。随著北京对西藏拨款的不断增加，工程项目大量上马，以及西藏蕴藏的消费欲望膨胀，西藏显露出是一个可以挣到钱的丰厚市场，虽然条件艰苦，生意成本高，但是对於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内地，仍然不失是一个满足发财欲望的去处。进藏挣钱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除了施工以外，餐饮业和娱乐业是他们最多涉足的发展领域。今天，西藏的主要城市、各个县城以及交通沿线都有内地汉人的身影。不少西藏城镇的内地汉人在旺季高峰时会达到接近本地人口的数量。如亚东下司马镇，本地人口一千一百四十七人（城镇人口不到七百）外来人口也达到一千多人。外来人口中有个体工商户八十多家，从业人口三百二十人。一个如此规模的小镇，竟有两家卡拉 OK,四家录像室和八家台球室 7。
西藏人抱怨内地进藏汉人挣走了西藏的钱，通过刚才的讨论可知他们挣的并非是西藏的钱，而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不过问题还在另一面，不管钱从哪来，既然是花在西藏，为什麽西藏人自己不挣，却都被内地汉人挣走了呢？照理说西藏人有地利之便，应该比内地汉人有优势，但是在西藏境内，能看见那些正在修路、造桥、盖房子、开饭馆的，几乎全部都是汉人，参与其中的藏人只属个别。
这可能与文明不同有关。既然当代西藏的现代化来源在中国内地，做为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其消费口味也必然接近於中国内地，而不是西藏本地。尽管西藏人也能盖很好的房子，但是“稳定集团＂不要住藏房，善於盖藏房的西藏施工者自然就被淘汰；虽然西藏也有风味独特的食品，但是“稳定集团＂的消费者喜欢中国菜，连居住城市的藏人，口味也大都变成了川味，藏餐馆自然就竞争不过川菜馆；西藏歌舞固然文明世界，然而工业文明的娱乐方式完全是另外一套。这种文明的不同，决定了市场只能被中国内地来的汉人所垄断。
何况西藏人在挣钱意识上远不如汉人，他们更多地是寻求生活中的轻松和快乐，效率自然就放在後面。至於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与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的自然也就汉人多。
不过，这种为了挣钱的目的涌进西藏的汉人再多，也用不著担心他们就此呆下不走，成为时代扎根西藏的永住民。在此且不说前面反复谈过的“无人进藏＂那些道理，他们所以到西藏，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而他们挣的又非西藏本地之钱，是北京拿到西藏的钱，那麽北京的钱一天有，他们就会呆在西藏挣那份钱，而哪天北京的钱一断，无钱可挣的他们顷刻就会如鸟兽散，离开西藏再不回来。对他们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实在不必担心。
2、割不掉的肿瘤
难办的，倒是中共在西藏培养的“稳定集团＂。
那是一个寄生的集团。寄生不仅是指 它的生存完全靠供养，还指其工作效率低下，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完全是白养。
以普兰县的霍尔区为例，全区一千三百人，区一级的“稳定集团＂的成员（或雇员）有一个书记、一个区长、二个副区长、一个文书、一个出纳、一个保管员、二个银行工作人员、二个学校教师、一个医生，还有六个临时工（另配有上级拨款买的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除了教师，这些人平时都不上班，在家里打牌、喝酒，一年有几次到县里开会、几次下乡“检查＂，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在老百姓眼里， 他们是“最舒服＂的人。区下面还有好几个乡政府，编制有乡长、副乡长、书记、文书等，那些乡干部更是不上班，平时拿著国家工资干自家活，工作顶多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或是处理一些夫妻吵架那类的矛盾。
到了县一级，倒是有了规定的上班时间。仲巴县一个新分配去的毕业生告诉我，县机关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一点上班，一点下班，下午四点上班，六点下班。每周五按惯例是打扫一下办公室即散伙，等於不上班，相当每周休息三天。对他这种没家的人，闲得都不知道该怎麽办才好。但即使是那麽短的上班时间，也大多数是无所事事，聚在一块聊天玩牌。他所在的县计委，在全县个部门中相比事情还是最多的，其他部门就更是不知怎麽闲了。
当然，不能说仲巴县政府什麽事都不做，有时也会很忙碌。我去仲巴县时，仲巴县城刚刚从几十公里外的老县城搬迁到新县城。从无到有地在荒原上建一座新县城，上百栋房子、公路、街道、配套设施，再把所有的家当搬过来，想必让仲巴乡的所有部门和人员都大大地忙碌了一番。然而问题在於他们那些忙碌，即使再忙，与仲巴的老百姓又有什麽关系呢？那不过是他们自己忙自己的，安排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已，而整个仲巴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肯定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县城而得到任何促进。
好在仲巴盖新县城的钱还不是老百姓出，否则当地人民就要因此而遭殃了。钱是北京给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纳税钱。靠当地自己的税收，几十年也盖不起一座新县城8。至於仲巴县是以什麽理由、什麽手段要到了建造新县城的钱，内在的利益链和驱动力是什麽，那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这里不表。
现在西藏的“稳定集团＂越来越把伸手要钱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开口也越来越大。例如为“三十年大庆＂，西藏向北京开口要的钱数，竟高达六十多亿，经过讨价还价，北京同意给二十三·八亿（最後实投三十七·九亿）。自从北京推行由各省“对口援藏＂以後，西藏又开始向各省伸手要钱。其中西藏广播系统开出的要钱单子高达三亿多元，一位参加讨论的官员向我透露，按照实际需要，有三千万元就足够了，因此他形容西藏向外伸手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西藏的中共书记陈奎元会鼓励西藏各部门、各地市都出去要钱。一位到上海要钱的地方官口气竟是这样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你们明白吗？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钱，是来要求你们兑现中央政策！＂这类话让中国内地各省市听得实在不那麽舒服，反映很大，为了避免 把各路财神全得罪光，西藏这才下令停止地市县自己出去要钱。
西藏的“稳定集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阵线一致地想法设法从北京和中国内地尽量多弄到钱，另一方面则在内部你争我夺，谁都想在盘子里多割一块。实际上，增大北京从中国内地端到西藏来的盘子→在分割盘子中彼此争夺尽可能大的份额→把从盘子里拿到的份额花光→从中得到个人权利和捞到个人好处---这就是今天西藏的“稳定集团＂之大部分兴趣所在，以及是他们年复一年“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著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分。这个集团绝无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养，哪怕一天断了供养就会造成大乱（甚至供养减少一点就会不稳9）。因为他们人数如此之多，无法弃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又因为他们占据著西藏所有城市和各个中枢，他们一乱就会以连锁形式扩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坏西藏整个社会，所以就必须养著他们，谁也不敢不养他们，谁做西藏的主人也没法不养他们。
这对达赖喇嘛来讲，无疑又是西藏前景的一个阴影。即使有一天西藏能够独立或实现“高度自治＂，怎麽来养活这麽一大批人呢？从哪出这一笔每年都得需要的几十亿元（一九九三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共计二十三·六三亿元人民币，相当二·八八亿美元，并且每年以超过十％ 的速度增加）？前面谈过建立边防对独立的西藏是不可承担的重负 10，再加上这麽一笔巨额开支，岂非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人可能会把希望寄托於西方援助。然而，就像穷人往往对富人的慷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西藏人指望的西方援助也将大半是水中之月。回顾一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对西方的期望，与它最後真正从西方得到的援助，就应该有足够的清醒。这一点不奇怪，西方国家再富有，钱也是从纳税人那里收的。所谓“救急不救穷＂，偶然给一些帮助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中共那样把西藏的财政包下来，常年地供养西藏。
那麽，脱离了中共的西藏是否能将中共制度下培育的这个“肿瘤＂从西藏躯体上割掉呢？逻辑上似乎很简单，中共已经不再统治西藏，它的“稳定集团＂还有什麽理由存在？
如果“稳定集团＂仅仅由汉人组成，割掉它不成问题，让汉人全部随中共一块离开西藏就是了。但是问题恰恰在於“稳定集团＂的主要成分也已经变成了藏人。一九九四年西藏“ 国有单位＂藏人干部职工的数量为十、八九万［7］，占当年“国有单位＂（即“稳定集团“）干部 职工总数的六十七·八％。难道能让这十多万藏人也随中共离开西藏吗？那其中真正死心塌地跟著中共的只有极少数，掌权的官员也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职工--他们及他们的家属构成了今日的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只能被划归“人民＂的范畴。而只要是“人民＂，哪种势力上台当权，也得做出善待姿态。怎麽敢让那麽多企业破产，让那麽多职工失业，让西藏所有城市都为此陷入瘫痪和混乱呢？
西藏“稳定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北京的设计，异化为具有独立追求的利益集团。其他任何稳定都不再被他视为使命，它只要自己的稳定和利益，任何对它自身稳定与利益的破坏，都注定会受到它的强烈反抗。现在承受反抗的是中共，表面似乎是出於民族主义，出於藏人对西藏独立的愿望，然而那大半只是盲目的口号，和实质相距甚远。达赖喇嘛对他们是一个象徵，正因为遥远朦胧，当他们不满中共的时候，那个象徵就格外地光芒四射，使他们相信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和更好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就在拉萨了，咫尺可见，他们却因此失去了工资、职业和福利，寄生生活一去不复返，无所事事的轻松也随之消失，那时，他们还会继续把中共当作反抗对象、把达赖视为带来幸福的神明吗？
也许有人会说，独立的西藏将是一个新的国家，必然也需要自己的政权组织和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现代交通、邮电、科技、生产、城市建设等各个部门（甚至还需要扩大），为什麽不能吸收那些原来职工，把他们从寄生者改造为劳动者，从北京的“稳定集团＂变成独立西藏的稳定力量呢？
能做到当然好。问题在西藏靠什麽来源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那体系必然庞大到在安排了上万名为西藏独立奋斗多年的流亡藏人（为数十多万的流亡藏人那时会有很多人返回西藏）之後，还能吸收中共留下的“稳定集团＂？
如果没有外来的供养，西藏本身几乎找不到那种可能。
於是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谁能供养一个在近代世界主权结构中可以自立、并且能够拥有现代国家体系的西藏？不管谁想成为西藏的主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一个 前提。
3、谁来执行稳定西藏的功能？
由于汉人成员的“无人进藏＂和藏人成员的“异化＂，“稳定集团＂稳定西藏的功能如今已经受到严重的消弱。中共认识到了这种危机，并开始想办法弥补。
把藏人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等忠诚，现在已难指望。中共反省其八十年代西藏政策的教训，就是把西藏的主要权利交给了藏人。事实证明，稳定西藏不能靠藏人，只有像过去那样由汉人掌握西藏各级政权的主要权力，才能真正控制西藏，否则稳定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回到如何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上。当今中国利益当道，中共自身也已在大部分领域把利益当作主要的驱动杠杆。如果给进藏干部高於内地十倍的工资，有关方面就认为能够吸引汉人自愿进藏工作，并使他们在西藏工作较长时间。然而北京即使拿得出那笔钱，它也无法那样做。既然它从来标榜民族平等，怎麽能只给汉人干部提高工资，不给藏人干部提呢？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干部是汉人干部的两倍多（一九九三年汉人干部数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藏人干部数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8］），引起藏人干部抵触，带来的麻烦更多。而给藏人干部工资也提到同样水平，拿出的钱多两倍不说，立刻又会出现怎麽与“稳定集团＂中十多万普通职工平衡的问题。
中共多年在西藏的理论和实践使它落入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制约，它已经不可能单独为在西藏工作的汉人采取利益激励措施。甚至本来为家在内地的汉人探亲制定的休假制度，因为这种制约也不得不扩展到所有藏人干部职工，哪怕他们就在家乡任职，天天住在家 。更有意思的是，藏人干部职工还跟他们的汉人同事一样，都从北京领取“缺氧补助＂。
不过西藏至今还有一万多名汉人干部，他们人已经在西藏，只要提拔重用他们，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效力的。然而这又会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既然已经以法律形式公布了民族自治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和关键都有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同时规定地方官员的任命必须通过地方人大选举，今天要重新让汉人掌握政权，怎麽自圆其说？又怎麽通得过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大＂的投票呢？
这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援藏＂似乎成了最佳方案。援藏干部虽然也是“重赏＂之下的结果，但他们得到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以避免对藏人干部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藏人官员中引起抵触的也比较小。因为他们不占本地的编制，也就不会与本地官员抢位置，而且派他们来，名义上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对口支援＂相配套的，可以从中共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等，给西藏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有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他们的任命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任用援藏干部因此而成为百难之中一条柳暗花明的出路。
中共这几年号召其全党向之学习的孔繁森，生前就是从山东派到西藏的援藏干部。他当过拉萨市的副市长，後来调到阿里地区当中共书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後，确定阿里地区的“援藏＂由河北和陕西两省对口承担。两省第一批派出三十三名党政官员。在阿里地区一级的党政职务中，由援藏干部担任的有常务副书记、副专员、组织部副部长、法院和检察院的副院长、公安处和司法处的副处长、财政局副局长、计委副主任等；他们还在阿里地区的三个县担任了“一把手＂----党委书记的职位。他们中间职位最低的，也在各县担任副书记和副县长。从这种职务分布上，明显地可以看出远非“经济援藏＂的格局，其中加强政治控制的意图很浓。阿里地区一共七个县，只有四个县（日土、扎达、噶而、普兰）派了“援藏干部＂，这四个县都是边境县，而不靠边境的三个县（革吉、改则、措勤）却没派一个援藏干部。
一九九六年，全西藏这样的“对口援藏＂干部共有六百多人。阿里地区是人数最少的，山南、林芝等地区一般达到七八十人。他们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全都在县以上政权机构担当领导职位，掌握很多实权，应该说初步实现了中共“改变西藏干部结构＂（说白了就是汉人掌权）的设想。按照步骤，下一步将继续增加“援藏干部＂数量，让汉人干部掌握更多的权力 11。
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摁下葫芦 浮起瓢＂的愿此失彼。“援藏＂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汉人队伍。
“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12，“甚至奉献了青春献子孙＂13。轮到提升掌权的时候，却把他们晾在一边，从外面请来一些对西藏毫不了解的人，给那些人加官进级，对他们进行那麽多宣传和赞扬，还给他们那麽丰厚的物质报偿，而他们在西藏只待三年时间。相比之下，倍受冷落的“老西藏＂心理怎麽能平衡？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支持，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一定产生一辈子都是吃亏上当的感觉。而当他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索债感必然随之产生，至少是不会再继续“奉献＂。
有人认为，北京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六百多“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一万七千名“在藏干部＂。这六百比一万七的关系，真是得不偿失。如果说“老西藏＂队伍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斗志，这六百“援藏干部＂的到来，作用则是使“老西藏＂的队伍彻底垮掉。
中共在一九九五年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把死於车祸的“援藏干部＂孔繁森树为全党全国学习的榜样。然而那活动在西藏却开展不下去。藏人对汉人抵触自不必说14，“老西藏＂们则表示，与孔繁森相比，如果说有差距的话，那孔繁森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西藏待的更久，比孔繁森的条件更艰苦，比孔繁森的贡献更大，而他们得到的却比孔繁森少得多15。
老西藏对“援藏干部＂普遍采取排斥态度，指责他们作风浮夸，趾高气扬，说得多做得少，热衷吃喝玩乐，把内地腐败坏习气带进了西藏……有些人甚至专门与“援藏干部“作对，给他们的工作制造障碍，用整人手法“揪辫子＂、“告黑状＂，对他们进行打击。以至我所访问的一位“援藏干部＂负责人，认为与“老西藏＂的关系是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与援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 16。
当然，可以不考虑“老西藏＂的态度，不管怎麽样，那已是一支靠不上的队伍，趋势是必然走向没落。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度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动向上看，北京目前正是抱著这种期望。那麽，我们看这种“援藏＂是否真能实现北京的期望。
不错，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汉人弄进西藏。在“重赏＂的诱惑之下，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使得单位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後决定谁进藏。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哪里。
不过“悬赏＂不起作用的现象也不少。有些单位无论怎麽动员也没人报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提高“悬赏＂，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时间减少17。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援藏＂当做整人手段。如浙江萧山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赵福庆因为拒绝去西藏被撤职［9］，全国 很多报刊转载了那个消息，似乎由此表现了“援藏＂态度的坚决。其实了解内幕的人知道，此事起因在於赵与萧山其他几位主要官员素来不和，明争暗斗。当萧山市被上级指定派一个市级领导去西藏时，对方人多，便以多数决定让赵去西藏。赵在班子成员中岁数最大，身体不好，其他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不去，他认为明摆著是整他，於是表示拒绝。这正好给了对方以口实，告到了上级，再配以政治上的小动作，最後以拒绝“援藏＂之名将赵撤职，也就是在派系斗争中把他彻底打倒了。
故事至此还没有完，赵福庆遭此下场，满腔愤怒，决心鱼死网破。今日中共干部大多数经济上都不清白，赵福庆在萧山多年，掌握对手诸多把柄，於是忆苦证据确凿的“腐败＂罪名指控对方，到处告状，最终致使他的对手也全部被撤职。萧山市的党政班子因为一个进藏名额的斗争，整个垮台。
进了藏的援藏干部，不少人不久就开始後悔。尤其是那些被分到边缘地区的干部，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的确如此，相当比例的人都发现身体出了问题。
普兰县一共有四个陕西援藏干部，进藏一年後，三十二岁的书记偏瘫，确诊为脑动脉硬化，送回内地治病，基本可以肯定不会再回西藏。两个副县长一个出现心室肥厚，心肌缺血，另一个出现脑血管痉孪，也需要回内地治疗。只有一个三十四岁的副书记好一些。按他们自己说，进藏之前他们检查身体时 全都没有任何问题。
一位副县长跟我说了真心话：“当初报名到西藏来，除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是想在事业上取得发展，艰苦几年，回去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可是身体是事业的本钱，如果在这搞坏了身体，有再大的 抱负回去不也是废人一个？＂
普兰县援藏干部的偏瘫在这批援藏干部中间的震动很大，人人感到自危。消息传回陕西，到动员下一批干部进藏时肯定会造成心理阴影，难度会更大。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援藏＂是否真能从长远 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前景并不完全乐观。
另外，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汉人官员不断送进西藏，由於人进而心不进，对 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首先援藏干部都是临时进藏，顶多三年即换班。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为县级干部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於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带点“公事＂，又有理由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的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
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乾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三年全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
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上，也改变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都在藏人官员手的局面。
这还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援藏干部大都是在“悬赏＂之下才挺身的“勇夫＂，他们能以多大的真心和努力在西藏工作是不难想象的。吸引他们的“悬赏＂与他们在西藏的工作没有关系，是由於他们在内地的单位提供的。那些单位只要把人打发去了西藏，就算完成“政治任务＂。而对援藏者来讲，在西藏呆够了三年时间就是目标。进藏不过是一个交易。参与交易的哪一边对西藏都没有切身相关的责任，也没有与西藏长期有关的战略利益。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 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
一位援藏干部挂在墙上的条幅写的是“有书多富贵，无事小神仙＂，都到西藏去当无事神仙，这样的援藏者再多，也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
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於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都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於北京所期望的西藏稳定，最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著手，缺的是能下到最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只能浮在上层机关思考的“首脑＂ 18。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那一直使得中国无法在西藏建立和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北京 ，援藏体制 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
目前西藏还能保持稳定，主要依靠既不是“稳定集体＂，也不是“援藏体制＂，而是军队。
然而，到了只能以武力来保持稳定的时候，那稳定肯定已经是十分脆弱了。
注释
［1］1997年5月《北京晚报》报导：“拉萨展露现代化城市风姿＂。
［2］《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页47。
［3］《西藏统计 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0。
［4］《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0。
［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44。
［6］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页112。
［7］《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2-65（页114）。
［9］《文汇报》，1995年5月29日。
1、可以比较这样的数据：拉萨的工农业产值是3·36亿元（此为1993年数据，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3-68，13-72），商品销售额加饮食业销售额共计6·6亿元（此为1994年数据，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表13-9）。
2、按人口排在中国第一大省的河南省会郑州，全市183万人，有餐饮网点4569个，平均 395人一个，而拉萨平均每54人就有一个。
3、八十年代去拉萨能带的最好礼物，就是从成都坐飞机时带一筐新鲜蔬菜。
4、倒是拉萨寺庙的年轻和尚，经常换上便装，用老百姓的供养到拉萨的餐馆舞厅去寻欢作乐。一位知情者告诉我，去年（96年）哲蚌寺派人拦截，一次就抓获四十多个化装成俗人的“花和尚＂。
5、“消费品购买＂只包括购买商品的开销，不包括公款吃喝娱乐，以及公款旅游等，後者大多数都以种种方式打进办公费、事业费等项目里开销。
6、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杨志国给《内地人在西藏》一书（西藏人民出版社）所作的序言中写到：“1958年，西藏工委即对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等地流窜到藏人员进行处理，拘送内地处理者四百五十六人。＂
7、亚东外来人口比例之高，与当地是一个与不丹进行贸易的口岸有关。另外，当地有较多驻军所形成的消费潜力也是吸引因素。
8、仲巴县199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1万元（见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所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74）。
9、 1993年的拉萨示威就是反对“放开粮价＂，放开粮价是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措施，当时中国内地各省市已经全部完成了此项改革，都没有引起问题。
10、为了突出本节侧重的问题，在讨论西藏“稳定集体＂的人数和花费时，都未把军队和军费算在内。
11、据说中共高层近年对西藏的“干部结构＂曾有这种“内部精神＂，县一级干部中汉人的比例不低于40％，对此比例不怕突破，最高可以达到70-80％，最好能实现乡级政权的一把手也由 汉人担当。
12、他们进藏的时候也曾被允许三年一换，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把它的干部当作“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还能用就懒得换，而那时的人皆信奉“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不敢为个人前途讨价还价，於是一呆就是三十年。
13、按照中共的户口制度，子女的户口必须落在父母的户口所在地，父母户口迁移的时候，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就不能随父母户口迁移。“老西藏＂退休离开西藏时，子女大多已经成人，按此规定只能留在西藏，他们的後代由此将世世代代是西藏户口。
14、阿里地区的科委主任明久被指定随“孔繁森事迹报告团＂到全国讲孔的模范事迹，中央电视台对全国转播。他回到阿里後，藏人骂他是孔繁森的儿子。
15、我在孔繁森工作过的阿里地区见到那些曾与孔一起工作过的“老西藏＂，他们很愿意告诉外人孔繁森不那麽高尚的一面。如他们说孔在世时从老家山东倒了几十万元对虾来阿里，用公款付了钱，但是大部分虾没有卖出去，现在还压在武警的冷库里。他们还提出疑问，孔那麽积极地给家乡搞推销，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吗？
16、由此可以看出，“稳定集团＂内部的藏汉矛盾，表面看似民族矛盾，其实主要还是出於利益分配的矛盾。
17、按照北京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每一期援藏者在藏时间是 5年，後因援藏者普遍难以接受，降为三年，有些单位又自行降为 2年或 2年半。
18、现在不仅援藏干部不下基层，即使在内地上过西藏班或民族学院的藏人，回到西藏後也都不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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