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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天不变道亦不变
天人合一洗衣机打酥油的现代化
远离利润与效率
注释
今天的西藏人给人十分矛盾的印象；一方面拉萨那样的城市日新月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出现了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城市垃圾那类世界性现代问题，圣城风貌已日益消隐进古代记忆；另一方面，在广阔的农村牧场，人们的生活千年不变，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品，干一样的活，去掉墙上挂的毛泽东像，时光似乎对他们没起作用。
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现象哪里都有，并不奇怪，但是在其他地方，总有一个主流，传统一方被逐步瓦解，最终的趋势是被现代化融合。而西藏却不是这样，现代部分与传统部分各自独立，分道扬镳，二者几乎是互不相关的两个世界，随著现代化一端的发展，二者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是因为其他社会的自身内部，具有现代化的条件和动力，因此现代化是必然的趋势，传统与现代的并存是暂时现象，反映的只是社会不同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速度差别，最终社会将整体地走向全面现代化。而西藏却由于“天＂的因素，决定了其内部不具备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它的现代化只能是外力加于西藏、并且由外力维持的。这被外力施加给西藏的现代化，与西藏社会的本质并不相容，因此它就不可能完成把西藏传统社会也拉进现代化的任务。西藏社会的二元状态将长久地存在，呈现为文明的一种分裂状态。
1、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汉文明的重要的哲学思想，藏文明也许没有把它明确地上升为理论，但是在生活实践中，藏文明却是将这一哲学贯彻得最为充分、彻底和持久的文明，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其文明扎根的基础。
在天和人的关系中，藏文明绝对把天摆在第一位，把天当成凌驾在上的主宰，绝对地崇拜和服从。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人太过渺小，自然（天）的力量太过巨大，二者不成比例到没有任何相提并论的可能，所以藏文明天人合一的“合＂，天是不动的，全在于人著力去适应和顺从天，把自己“合＂进天中。人的全部智慧和机谋用于顺应自然还怕不够，又怎能产生与天抗争-----更别说征服-----的雄心呢？这是藏人的基本生活态度。
中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曾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被毛泽东批判成“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的“形而上学＂之谬论［1］。毛泽东若是能对西藏有一些了解，下这个结论之前也许就会再想想。不管董仲舒说的“天＂和“道＂有多少深意，我先从最简单的层次使用-----西藏的海拔及其相应的地理气候特点属于“天＂的概念，而“道＂可以理解为人的生活方式。
先以“衣食住行＂中最外在的“衣＂为例。为什麽在全世界的服装都按西方样式和审美标准变得日益难于区分的时候，藏民族的传统服装仍然在其农牧区----尤其是牧区----保持主流地位呢？那不是在节日庆典为摄像机而穿，而是真正的日常服装。
藏服最基本的是藏袍，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穿。在藏东南较温暖的河谷地区，夏天是布袍，冬天换氆氇袍或皮袍，而在藏北广大牧区，一年四季只一件皮袍就够了。藏袍那种被人们通过电视或照片所熟知的样子，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或仅仅出于尊重传统，它的每一个特点都有与西藏的“天＂相适应的专门功能，是工具性的。比如藏袍的袖子，外人只看到藏人跳舞时被很好看地甩来甩去，其实际的作用在于既保暖，同时又不影响手的灵敏。手套固然也能保暖，但以西藏高原的低温，必须厚到相当程度，以至不摘手套就无法抠动枪机、点烟、开酒壶盖，更别说捏糌粑等等。而手缩在袖筒里，做所有这些事都不耽误，又不会冻手。尤其是长时间骑马，手在袖筒里拉缰绳，既保暖，又能灵敏地控制坐骑。如果需要策马狂奔，则可以把一双胳膊推出袖子挥动马鞭。当需要两只胳膊都能活动自如时，可以把两只袖子都褪下来，塞到腰後，就可以很方便地干活。
穿藏袍的讲究之处在於扎腰带。不同情况有不同扎法。出门时往往扎得藏袍上半身宽松，便于穿脱袖子，又可以充当一个宽敞口袋，里面装吃糌粑与喝茶用的碗，以及杂七杂八的各种用品1。这种扎法同时把藏袍下半身提高，便于骑马走路。西藏高原的气候被称为“一天四季＂ ，夜间遍野冰霜，中午又可能烈日炎炎。穿低地服装，从早到晚要回来脱换，藏袍却可以变换不同的穿法适应各种天气。热的时候上半身脱掉，藏袍只被腰带固定在腰间，同时保护著胃和肾。牧区没有椅子，也几乎不用床，人不论在哪都坐在地上，睡在地上。皮制的藏袍最隔凉，又不怕潮湿。藏袍的宽度足够一半铺一半盖，展开的长度正好能从头盖到脚，所有藏袍是牧区最适合的被褥。虽然有些牧民家也开始有棉被，但多数人至今仍然还是常年用藏袍，白天穿，晚上盖。
过去的藏区交通阻塞，少有货易，棉制品不易得到，下层藏民百姓一般不穿内衣。当年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曾在其治下的藏区强力推行让藏人穿裤子。他大概是从风化角度考虑，只要他认为羞耻，就当作人家“愚蛮未化＂。其实从功能上考虑，藏袍穿脱麻烦，沉且厚，下摆难以提起，里面如果有裤子，大小便必然十分烦琐。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不穿裤子，解手时不论男女就地一蹲即可进行。藏袍将一切遮的严严实实，既挡风，又遮羞。在西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实在是更文明的一种方式。否则在一览无余的草原上，找到一个不让人看见脱裤子的地方谈何容易。 另外在冰天雪地 时，蹲在藏袍里显然更适於保存体温。
我不厌其烦地就藏袍说了这麽多，目的就在以它为例说明功能产生於“天＂，而不仅仅是产生於文化。仅仅产生於文化的传统，一般都抵御不住现代文明的冲击，只要封闭的环境打破，文化和传统都将随之变化；然而“天＂----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既然不可改变，因此产生於“天＂的传统就必然会长期保留，因为它是在那“天＂之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可以想象，在西藏高原的气候条件下，有什麽服装比藏袍更适应人的生存及其特定的生活方式----骑马、游牧、难以定居、无法洗衣-----呢？如果没有的话，藏袍就是不可替代的。
在西藏，要经常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如西藏牧区男人普遍留长发，其实用功能是在太阳照耀的雪原上行路时，把长发披在脸上能遮挡阳光。高原雪地的紫外线是最厉害的，全部反射到人的脸上。即使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温，人脸也会被灼伤脱皮。我到过的一个边防军队为解决这个问题，曾想尽办法，最後派人从中国内地买了一批孙悟空、猪八戒一类的面具，让巡逻的士兵戴在脸上。那可不如藏民的长发来得自然、舒服和透气。长发还有防雪盲的功能。尤其在没有墨镜的过去，透过长发的缝隙在雪原上看路，既不当视线，又泸掉了大部分强光。
汉人常讥笑藏人一辈子不洗澡。那倒不假。即使生活相对比较讲究的寺庙僧人，洗漱也极其简单。曾在色拉寺习经十年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这样描写僧人洗脸：
先在嘴里含一口水，然後用嘴里吐出来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第二口水吐在手心里，再往脸上一抹，这样洗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因为没有毛巾或手帕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摆擦一下。［2］
至於牧区老百姓，就更是不洗了。我原来也以为那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但是在牧区呆上几天，连我自己也不洗了。藏北连七月的盛夏晚上都要烤火，寒冷使人根本不想碰水。何况皮肤洗得越乾净越不禁风吹，开裂越多，反而是不洗可以留下天然保护层。因此我明白，不洗并非是 不卫生，而 是必要的生存方法。
初到西藏的人亦常对藏人不洗碗大惊小怪，其实道理一样，寒冷使得用水洗碗既困难，也洗不掉碗上沾的油腻，只有擦才最乾净。有时藏人还用干牛粪擦锅，那是因为牛粪有硷性，有助去油。其实西藏的牛粪不一定比内地的洗条剂有害成分更多，如果再进一步了解西藏人与牛粪的关系，就更懂得他们不会把牛粪当成物。
西藏高原的特有物种-----耄牛，在西藏人的生活中起著特殊作用。耄牛肉比黄牛、水牛的肉都好吃；耄牛奶极为浓缩，可以打酥油，烧奶 茶，做酸奶，在无法从事农耕的高原牧区，耄牛奶是维生素的主要来源；耄牛毛用来编织人住的帐房和个类索具；迁居时耄牛充当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牛皮制作口袋、鞍具、靴子、船…最奇特的就是牛粪，西藏大部分地区既不长树，也运不进煤炭石油，送不进电力，唯一的燃料就是牛粪，一年到头烧茶、煮肉、取暖全靠它。虽然理论上草原上有无穷无尽可以烧的草，但是高寒地区的草长不高且比较稀疏，即使人终日忙於打草，得到的燃料也不够烧一小会儿。从加工燃料的角度看，耄牛的嘴是最好用的割草机，不用加油，从早干到晚，割下的草用牙齿粉碎，通过肠胃“生产线＂进行处理，使草压缩，结合紧密，更符合燃烧性质，再从“生产线＂的出口排出-----成为牛粪。有了这种“机 器＂，人获取燃料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了许多倍，人只需把牧场上一摊摊牛粪收集起来，晾晒乾燥，储存起来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可以说没有牛粪，除了少数能够生长树木的河谷，西藏高原将在整体上没有人生存的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把牛粪视为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不应算夸张。
为把藏人与耄牛（包括羊）构成的自足关系称为“牛生态＂。这种“牛生态＂决定了牧区------也是西藏最广大地区的生产方式。在无法进行农耕的高海拔地区生存，生产就只能围绕著牛羊---放牧、打毛、挤奶、捡粪。而西藏高原的“天＂又为这种生产附加了一种限制，即为 了保证牛羊有足够的草吃，必须不断轮换草场-----游牧。西藏高原以外的许多牧区（如新疆和内蒙古）现在都实现了定居，那是因为低海 拔地区的牧草可以长得较高，同一草场的蓄草量供得上牲畜一年四季需要。现在高原却因为高寒气候，草的生长期长，蓄草量少，又不可刈割贮存，所有只有游牧方式才可保证畜牧需要。牧民们把草场分为“冬窝子＂、“夏窝子＂等不同季节的牧场，一年搬迁好几次，一生搬迁上百次。
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在草原上不断搬迁，就不能住房子，不能睡席梦丝床、买家具，不能通电、通自来水、煤气，不能看电视、用电话，连通一封信都困难。
我在青海藏区的玛多县，看到县政府後面的草地上搭了一座“模范帐房＂。帐房里有电灯、洗衣机、电视，靠一架风力发电机提供电力。藏族县长普日娃在就住在那里。一是因为那位牧民出身的县长喜欢睡在草地上，二是按著上级指示给牧民做一个示范，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改善自己生活。凡是进城办事的牧民全去县长的帐房参观，啧啧称奇，小心翼翼地抚摩每一样电器。
但是普日娃心里明白，他们虽然羡慕，却不会真地去购买使用。就拿那架风力发电机来讲，尽管是专门为牧区设计的，可以拆卸，便于搬运，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游牧搬迁不能用汽车，草场之间也没有公路，物品只能靠耄牛来驮运。首先耄牛看见那些金属杆件和桨叶就害怕，不愿意驮在身上；其次耄牛群行走爱聚堆，经常要互相挤碰，金属件容易碰疼它们发出响声，使整个牛群受惊。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牛群四处奔逃，直到把驮在背上的东西甩掉才罢休。弄不好要花几天的工夫才能把跑散的牛找全。脚踏缝纫机当年刚到牧区出售的时候，也会引起过牧民尤其是妇女的极大兴趣，不少家庭买了。但是大部分在一两次搬家後摔得不能再用，缝纫机也就从此在牧区销声匿迹。靠耄牛驮运搬迁，最适合的是软性的天然物品。如打成捆的牛毛帐房，牛皮袋装的酥油和青稞，牛毛口袋装的牛粪等。那些物品都是靠“牛生态＂自给自足的，市场提供的现代化物品多数不能适合这个基本要求，更谈不上适应高原生活的 其他条件， 因此只能与西藏 高原绝缘。
所以，尽管货币已经在西藏的所有角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崇，但是至少在牧区，使用货币的需求仍然只在很低的水平，更多地是作为财富象徵。有些牧民家庭把大面值钞票排列著贴在箱子表面或佛龛之下，作为满足自己视觉或给客人观看的装饰，典型地反映了钱在那里与其实际功能的脱节。此外，作为供奉献给寺庙及活佛，大概是货币在西藏基层社会最主要的使用价值之一。
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人生活状况的认识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十四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写的书中，你会感受的到藏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那种愉快、自如，甚至充满诗意。
聪明人不仅睡觉时脱下靴子，早上挤奶时也不穿靴子，尽管天气是零下三、四十度，他们有时甚至光著脚走一些路。他们干活时，无论挤爱或是往耄牛背上装货，不仅光著脚甚至袒露著肩膀从来不会冻伤。他们仍然在外面睡觉，我也愿意在外面睡觉。冬天的宿营地较稳定，因此，牧民用各种方法加固营地，一种是用牛粪围成墙防风，这样牛粪很快就吹乾成为好烧的燃料，这也是贮存牛粪的好办法，我们常睡在这牛粪墙与帐篷之间，但是年纪较大的人冬天睡在帐篷里。除了牛粪之外，我们也常把鞍具堆积起来作为防风设备。那些狗常睡在我们身上，这也使我们得到温暖，羊也这样。我们有些人与羊睡在一块，用靴子做枕头。耄牛虽很温和，但不能一块睡，它们爱踢人。有时下雪，我们身上都湿了，但仍然愿意睡在外面。有一次，我从青海湖到拉萨（青海湖是离塔尔寺不远的一个大湖），正值隆冬，路上我走了一百一十一天。我带有一个帐篷，但每天晚上，我仍然睡在外面，就是下雪也如此。我们那支旅行队伍一共有大约一千人，一万或一万两千头耄牛、马、驴。这是冬天长途旅行唯一安全的方法。［3］
然而在汉人的眼里，藏人的生活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一位当年在西藏踏勘公路线路的汉人竟将自己无法接受的生活归结给了“封建农奴制＂：
我们很佩服给我们赶牛马驮运行李公物的藏胞。他们睡前把耄牛背上的鞍垫拿来铺在草地上解开腰带，就这样用氆氇长袍裹著身子睡下了，长袍就是铺盖。到第二天早晨，大雪已经把他们覆盖起来。我们担心他们被冻坏，可是他们站起来抖抖学，又准备上路了。有一次途中休息时，一个驮运行李的藏胞肚子饿了，他拔出腰间的刀在牛颈上割了一道口子，用毡帽接了半帽子热乎乎的牛血，喝了下去。然後，他抓了一把稀牛粪把牛颈上的伤口糊住。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十分愕然，同时对在封建农奴制度压迫下的穷苦藏胞寄予无限同情［4］。
2、洗衣机打酥油的现代化
到目前为止，说的主要是西藏牧区，西藏农区相比之下有很大不同，不像牧区那样纯粹。从农区的服装普遍比牧区服装“汉化＂（西化）程度高很多就能看出这种区别。西藏农区住房子，睡床，不少村庄通了电，已经开始有电视，也开始使用农机，有些家庭还买了拖拉机或汽车。年轻人打篮球，穿“耐克＂鞋，看录像，唱卡拉OK，趋向现代化的迹象是可以清晰感受的。
不错，如果是纯粹的农业文明，道理上应该能够进入现代化。虽然行政部门把西藏的七十三个县分成三十五个农业县，十四个牧业县和二十四个半农半牧县［5］，人口统计中划归农业人口的人数也高于牧业人口，然而事实上西藏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农业区。即使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牧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方面，海拔高度首先就是一个制约因素。一般海拔千米左右的高度就是农作物生长的极限（藏南的上限约在四千三百米，青海藏区的上限约在三千七百米），而西藏高原海拔四千米以下的面积只占其总面积的十三、九％［6］，而这十三·九％的面积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基本只限于几条河谷-----可以用作耕地2。这就决定了即使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农区，在经营农业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力投入牧业，收入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牧业。这一点可以从西藏自治区的牧业产值从来都是超过农业产值（一九九三年牧业产值超出农业产值二十三、一％［7］）上得到间接反映。另外一个证据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肉产量要高于纯牧区的肉产量。一九九二年，前者占全西藏（自治区）肉产量的六十七·四八％［8］。因此，前面所讲的“高海拔-游牧生产方式-传统生活方式＂那样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逻辑，在西藏农区也依然会起到相当程度的作用。
西藏的农业区和西藏以外的农业区还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西藏之天所决定的交通阻塞。凡是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趋势，大部分只在交通干线两侧。离开交通，无论现代化的冲动还是现代化的可能，都立刻大大下降。
也许有人会说，交通是可以改善的，这些年，西藏的交通不是改善了许多吗？确实如此，我们才看到了沿公路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迹象。然而相对于西藏高原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面积，西藏的公路实在太少，它所能带动的“现代化带＂因此也只能是很小的部分。
花费高昂代价所建设的西藏现有公路，在西藏“天＂之威力面前是相当脆弱的。山洪、暴风雪、泥石流、塌方、大雪封山、险峻的地形和糟糕的路况，以及缺少公路服务体系（修理、加油、救援及食宿等），使在西藏的每一次行车出门都几乎相当于面临一次冒险。即使对拥有高性能越野车、给养供应车、无线台和长枪短枪的政府官员，下一次乡都得当成大事来筹划和准备，其他车只要不是非跑不可，那就一般不跑。在这样一种交通状况下，即使是在公路两侧也只能出现一些现代化表象，难以想象会全面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远离公路的广大地区。
这种状况靠人力难以改变。前面已经说过面对西藏的“天＂，人是多麽渺小无力。以中国唯一未通汽车的西藏墨脱县为例，即便只是为了面子，中共当局也一直想消灭那个空白，并为此不惜成本。多少年过去了，一直干到一九九四年，始终大张旗鼓地宣传墨脱实现了通车，并为庆祝这个共产党的光辉功绩举行了盛大通车典礼。然而只有一辆车开了进去，造价昂贵的公路随之又被泥石流和塌方阻断。一九九六年我去西藏时，开进墨脱的那辆汽车还被困在里面没有出来，成为当地人的笑谈。
西藏的公路，除了青藏公路和拉萨到加德满都之间的“中尼友好公路＂路况较好（後者进入喜马拉雅山脉以後也是危险重重）之外，即使是在地图上标志为干线的公路，许多部分也不过是草原上压出来的车辙而已，从来无人养护。至於县城以下的乡村牧场，路的条件就更差，主要交通仍然靠畜力和人的两脚。西藏的“天＂使得修筑公路和保养公路的花费如此巨大，而经济回报又如此之少，以至在比较重实利的邓小平时代，西藏的公路建设几乎陷于停顿。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十五年间，西藏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二百九十一公里［9］，平均每年不到二十公里。以这样的进度，如何指望靠交通发展带动西藏农村的现代化呢？
其实，即使修通再多的道路，能否因此而实现西藏乡村现代化，依然是个疑问。如果你曾经在西藏那些脱离主干线的分支公路上行过车，你就会发现常常跑一天见不到几辆车。那麽公路的利用率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
交通的发展，主要驱动力应该是来自市场经济的需要。西藏乡村牧区至今保持著典型的自然经济状态，自给自足。“牛羊生态＂的牧区自不必说，然而相比之下，西藏的农区甚至更不需要交换。牧区至少从农区换取粮食，农区却因为农牧业并举，粮食、肉类、奶制品、纺织原料等一应俱全，几乎什麽都不需要从外面获得。中共以前，西藏农牧区之间还有一种传统交换-----每年藏北牧区和藏东南农业区进行一次民间的 “盐粮交换＂，即牧区人把产于藏北的食盐用牛羊驮运到农区交换青稞。但是中共执政後，实行了由政府对农牧区分别供应盐粮，并且实行价格补贴，连那唯一的交换也因此变得没有必要了。
有学者这样分析西藏乡村无法产生商品经济的原因［10］；产生商品经济的第一条件是有相当份额的剩余产品，西藏由于地理、气候和资源的限制，决定了剩余产品是比较有限的（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送进了寺庙）；弟二条件是大规模生活分工产生广泛的交换需要，而西藏除了农牧分工，其余都属小范围内的自然分工，靠物物简单交换就可以满足；还有一个条件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密度。西藏自治区二百多万人口散布於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低的日土县，平均二十、五平方公里的面积才有一个人［11］，人口稀疏到这种程度，已经足以低销人与人之间交换的企 图，更别说发达、频繁的商品贸易。
西藏的官员这样感慨，如果西藏问题仅仅是没有技术或者没有资金，那都不难解决，都可以从外面引进，而唯有市场是不可引进的，西藏问题恰恰就在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在今天这个以市场为核心的世界，如何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呢？
所以，尽管西藏公路沿线的农区开始显示了现代化迹象，城市附近的一些农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代化程度，却不能说明西藏农区在整体上存在现代化的可能。甚至在藏北纯牧区的公路沿线，也能看到戴鸡冠帽的喇嘛团聚路边打台球的景象，那当然不是现代化。就像有些农牧民现在开始购买洗衣机，但不是为了洗衣服，而是他们发现洗衣机可以用来打酥油，比人工打酥油省力又省时3。这个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西藏农牧区出现的现代化迹象的注解。
我并不是说藏人自身没有现代化的愿望。即使是在最偏僻的草原上，那里的牧民谈起用机机械代替人剪羊毛、挤牛奶的话题也会表现出强烈的心向往之。如果能够住进有煤气、暖气，可以洗热水澡的房子，虽然他们现在还不能很清楚地想象那是一种什麽情况，但他们肯定也不会宁愿继续以牛粪为燃料也拒绝过那样的生活。在藏族社会学家格勒发现的案例中，已经有个别牧民卖掉全部牲畜，举家搬到藏东城市昌都开始过城市生活的现象。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的代价必须是放弃原来的生活。
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角度看，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生活，只有遵循在千年“天人合一＂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要想改变这一点，除非自然整体迁移出所有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区-那是占总面积八十六·一％的西藏高原主体，集中到几条较低海拔的狭窄河谷中去从事纯农业 ，或是集中到与海拔高低无关的城市和企业，去从事商业、金融、矿业、能源工业和制造业。那倒是会使西藏社会有了现代化的可能，价值是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高原除了少量“点＂和“线＂，整体上成为无人区，除了探险队再无人光顾。西藏作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那时将不复存在，藏文明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3、远离利润与效率
有人曾这样假设 :
假使西藏大高原的河谷平原极广，气候又温和多雨，货物的运输亦不十分困难，则喇嘛的统治决不能持久，喇嘛教亦难狂热地被人拥护而能持久不衰，喇嘛僧侣决不会有如此众多，因为求财是人类最普遍的欲望，假使西藏人-广义人-求财的状况并不瘠薄困苦，可以活动的部门亦不少，状况之可以生活，不说可与欧洲比较，只须与平均人类可住之地比较，假使西藏大高原的生活状况有如此优胜，而其居民之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 又极合理，则任何宗教的教义不能禁止大量的居民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而多被吸引到以解脱业缘为终身从之的职业［12］。
这和我们的结论差不多 -----西藏的“天＂决定了西藏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制约了生活方式 ，而後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
一个日本投资者考察西藏後，得出的结论是藏民族是一个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民族。拉萨一九九零年投产了一座啤酒厂，据说每次出酒时，全厂从藏族厂长到车间的藏族工人必定全部醉倒，只乘一个从兰州啤酒厂聘来汉人技术员上窜下跳地对付所有设备和阀门。那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我经历过的事有点类似，那年我去黄河源头，给我的两个向导买了一桶五斤装的白酒，本是为他们一路准备的，我希望他们每天晚上喝点酒解乏去寒。结果第一天宿营，酒就被他们喝个精光，让我一个人在草原上逛了两天等他们醒酒。虽然那时我也上火，可是仔细想一想，生活为什麽不可以散漫一些，随心所欲，不让具体的事务和日程表破坏生活的感觉？在藏人眼里，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也许正是从早忙到晚的日本民族或者我这样的人。
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拉萨某单位买了一辆日本造的豪华越野吉普车。主管的藏族处长爱上了那辆车，便死活不在当处长，而要任命自己当司机。汉人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但是那处长的选择岂不正是反映了藏人热爱自由和驰骋的天性。作为马背民族的後代，在马背和草原上长大，他的血管里流的血本是和办公室的狭小与拘谨不相容的，他选择了类似马又比马更强大有力的汽车，虽然汉文化的官本位观念难以理解，对他而言，那种反扑归真却远远比当一个永远失去了草原梦想的处长更幸福。
在很多方面，西藏人与现代社会的观念规则格格不入。查尔斯、贝尔记录了一个西藏人与他的谈话。那个西藏人在当时被英国统治的大吉岭抬“滑竿＂。在大吉岭街上，座“滑竿＂的是富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
“我不理解你们的收税法＂，他对我说，“我听说酒店都要向政府纳税，而且喝酒越多，缴税就越多。一天，我在一家酒店里喝酒，坐在路边唱歌。我肯定喝醉了，不过唱歌并不犯罪，我并不比别人喝的差。但是，你们的一位廓尔喀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喝醉了』。不错，我是喝醉了，但喝酒并不犯法。『你必须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下星期六你将被带去见名誉法官，罚款五盾卢比。但是，你如果现在给我一盾卢比，我马上就放你走。』我为啥要给他一盾卢比？我不过就是唱唱歌罢了。於是第二个星期六我确实被带去见了名誉法官，确实被罚了五盾卢比。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这是怎麽回事，我并没有犯罪，我是在为你们政府增加收入。此外，我还花了两个安娜（二便士）才喝醉，这笔钱在拉萨可供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13］。＂
不仅是抬滑竿的普通藏人如此，即使是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现代社会的观念也常常不以为然。在西藏历来有各种版本的佛教大藏经，由于是木刻版，年代已久很多已不清楚。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向後代广为传播佛教，主持重新出版拉萨版的大藏经，这是他的一件重要功绩。当时在色拉寺学经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曾建议改变西藏传统的木刻印制方法，改为活字印刷，因为那样可以体高效率，印出的书也方便携带和阅读。
谁知达赖喇嘛一听就发了怒。他说；“要把佛像传至未世，必须倾注全部精力，用方便的办法不可能留下神圣的宗教。如果在古代用了十倍的努力，那麽，今天就必须用白倍的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佛教不是什麽方便主义，方便主义就是邪道。＂［14］
而贝尔讲的另一见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威尔夫人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英国妇女…威尔夫人曾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交谈。为了使他了解女性的成就，她告诉他阿米、约翰逊是以多快的速度驾机从英国飞到澳大利亚、从而保持了男女飞行员的飞行速度的，达赖沉思片刻，然後带著几分惊异的神情说道；“她干吗要这样匆匆忙忙呢［15］？＂
在根本没有时间观念的西藏，理解此类“纪录＂的价值是有困难的。有一个故事说拉萨大昭寺所设的大钟，历来按时敲钟报点，有一次午後一点，大钟敲的却是十二响。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此找来司钟者询问，司钟者回答是，因为十二点时忘了敲钟，所以在一点时补上。［16］
一七七四年进入西藏的波格尔（Bogle），作为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在他离开拉萨之前，他为西藏做了如下颇为感伤的祈祷： 告别了，你们这些高尚、纯朴的人民！祝愿你能永享其它诸国人民不能享受的快乐。当敌人无止境地追逐贪婪与野心之时，愿您们凭藉高山屏障，永久生息在和平满足之处， 除自然条件外不知需求［17］。
注释
［1］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页276。
［2］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 26。
［3］土登晋美诺布，《西藏---历史·宗教·人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页47。
［4］叶祖容，《川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踏勘片段》，见《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二卷》，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页 18。
［5］《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0。
［6］《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
［7］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第47页的数据计算。
［8］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63。
［9］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表21-1的数据计算。
［10］文胡风，《自然经济怎样向商品经济过度？》，载《西藏社科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3-44。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5。
［12］胡翼成，《论康藏喇嘛制度》，见《藏事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18。
［13］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02。
［14］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38-39。
［15］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选编辑室，1985年，页369。
［16］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379。
［17］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15。
1、贺觉非在他的《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有一段描写西康藏人的藏袍；“康人纯以羊皮为衣，贵族富商则以绸缎或布为面。一般牛厂娃，仅 无面羊裘一件，一年四季，日夜晴雨皆著之。果亲王所为『四季长穿不肯丢』也。人多讥其简陋，妙用亦复不少。关外旅行，晴雨风雪不定，笠伞既不适用，雨衣非力所能备，且易碎裂，惟此无面羊裘，无论晴雨风雪，均视之蔑如，露宿蒙头而卧，尤非袱被所能及，出外旅行，所需各项，一一纳之怀中，余见有送官家鸡者 ，亦自怀中取出，有售马鞍者，亦置之怀中，其容量概可想见。＂
2、西藏现有耕地 333、 93万亩，占西藏地表总面积 18·43亿亩的 0·18％。（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1-3）。
3、手工打制酥油的方法为；将鲜牛奶倒入桶中发酵，略有酸味後在特制桶中搅打，搅打次数往往需要数百以上，酥油遂从奶汁中折出来浮 於表面。捞出後挤去水分，放入凉水中降温，使之凝结得更结实。提取酥油後，奶水称作达拉，倒入锅中烧开，即有块状物质分离出来，滤出晒乾即成奶渣。乘下的水变清，称作达曲。可以喂牲畜，贫苦人家也有当饮料喝的。洗衣机打酥油，每次打的量大，省了人的搅打，速度又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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