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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权问题出现
以前的中藏关系
以前的中藏关系
“国家主权＂在当今世界被奉为最神圣的概念之一，是不容质疑的公理和国际政治的圣经。主权的概念和理论产生於西方，近百年来才在东西方的冲突过程中被中国和东方所接受。然而新秩序的引进同时给东方世界带来一个误区──东方人和东方国家在阐述自己的历史时，往往套用主权标准进行追溯，根据这一西方体系解释彼此的历史关系，寻找打历史官司的依据。这必然随之生出很多新的混乱和纠纷。东方本是按照自己的体系形成自己历史的，用别人的体系进行解析，本质上已经失去了活的基础，而变成死的概念，最终难免不落入玩弄文字的诡辩或唯我所用的强词夺理。西藏与中国关於历史的争论，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就处於这样一种状态。前人所言，历史就像小女孩的头发，任人编成不同的辫子。梳理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不是我所能及的工作，也不是这本书的目的，但是为了後面的叙述有一个来龙去脉，也为了让那些对中藏历史关系不太了解的读者知道一个大概，简略地描述一下历史概况，似乎是需要的。当然，这里交代的只能是一个最粗糙的“辫子＂。
1、公主神话
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刘登立在美国长大。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後来在美国定居。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刘登立与父亲有很多不同看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与西藏的关系。父亲告诉他，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当时还在上中学的刘登立反问其父，那时候尼泊尔也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为什麽西藏不是尼泊尔的？把他老爸问得乾瞪眼。
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文成公主的神话认识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似乎中国把公主嫁到哪，哪就从此属於中国了。这是一种有些可笑的逻辑。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非常强大，势力范围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区，向北到今日的中国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向东曾经占领中国四川、云南的大片领土。那个时期的藏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唐朝开国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可想，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王室的女儿多得很，何况帝王并不嫁自己的亲生女儿 文成公主亦只是宗室之女 。唐朝前後嫁到“诸蕃＂的公主有十五人之多［1］。在嫁文成公主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已经把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将衡阳公主嫁给突厥处罗可汗之子。对当时那些游牧民族的首领，能得到一个让他们倾慕的文明社会 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朝代 的公主，那相当於底层粗人娶贵族小姐，心理意义远远超过婚姻本身。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知道了吐谷浑王娶了唐朝公主，也向唐朝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不知是因为松赞干布态度倨傲，还是因为那时唐太宗对西藏没给予充分重视，反正一开始唐太宗没同意。松赞干布大怒，带领大军先讨伐吐谷浑，继而攻入唐境，并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2］，何其豪迈。
固然，以唐朝之强，不至於屈服松赞干布的武力，不过双方打了一阵互有胜败的战争，足以使唐太宗认识到吐蕃 西藏的古名 不可轻视。当松赞干布再次缓和姿态，撤兵并重派使者带礼物到长安求婚时，唐太宗便立刻同意将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连其所派的求婚使者都被赐予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为妻，可见太宗抚慰吐蕃之心的迫切，所以文成公主进藏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算是无奈。
文成公主之所以比其他外嫁的公主更留名，大概主要是因为她被嫁得最远，嫁到最荒僻的地方，一去三十九年，至死没回中原，因而从惜香怜玉的角度更值得同情。她在去吐蕃的路上哭得连河都改变了流向 青海境内倒淌河之名的来源 ，此传说足以反映後人对她的怜悯。文成公主死後三十年，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被嫁到吐蕃。她的传说就更惨了。金城公主为雍王守礼的女儿，被中宗嫁给吐蕃。中宗亲自送金城公主出长安百里，在当时的始平县与公主分别时，中宗悲涕嘘唏，为表达伤感，特赦免始平的死罪犯人不死，免始平老百姓一年徭役，把始平的县名改为金城 今陕西兴平县 ，将他与金城公主分手之地命名为怆别里。此说可见为了换取与吐蕃的和平，唐朝皇帝不得不割爱的程度。而原本吐蕃使者是说为吐蕃王子求婚，等公主到了吐蕃，真娶她的却变成了藏王。公主那时仅十三、四岁，而娶她的藏王赞普，据说老得满头白发和胡须，竟然看不出脸在哪一边［3］。
不能说中国的公主进藏对发展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没有作用。比如松赞干布自打娶了文成公主，吐蕃十年没有再对唐朝用兵。然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松赞干布死後，文成公主守寡二十九年，其在世之时吐蕃与唐就不断发生冲突。以後的百年期间中国几无宁日。有人历数那一时期吐蕃与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如下：
唐高宗咸亨四年 公元六七三年 命薛仁贵率师十余万以讨吐蕃，为吐蕃大将钦陵所败；武后如意元年 六九二 吐蕃入寇，武后遣武威将军王孝杰大破之；万岁通天元年 六九六 吐蕃寇凉州，官军败绩；长安二年 七○二 ，吐蕃入寇，四役皆破之；玄宗开元十二年 七二七 吐蕃入寇，王君奂大破之；十六年萧嵩败吐蕃於祁连；代宗广德元年 七六三 吐蕃寇长安，郭子仪击败遁；德宗贞元二年 七八六 吐蕃入寇陷监州等地；贞元五年 七八九 ，韦皋大破吐蕃，隔年又连破吐蕃，获其大将论赞热；贞元十六年 八0一 吐蕃又大举入寇。 ［4］
其中公元七六三年，吐蕃竟能攻陷大唐首都长安。而当时的吐蕃首领赤松德赞王就是金城公主所生的儿子。德宗年间，吐蕃仅从河陇一地就掠走五十万青壮大唐百姓为奴隶［5］。唐穆宗长庆年入使吐蕃的刘元鼎行至吐蕃龙支城时，以往战争中被俘的唐军将士“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於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首名为《缚戎人》的诗，描写一个曾被吐蕃俘虏的唐人之悲惨经历，则是更加生动传神。1
讲了这麽多公主，为的是说明以一厢情愿的立场，距离事实真相可能远到怎样程度。固然，正经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还不至於把嫁公主当成国家主权的证明，但是过份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似乎是因为文成公主进藏才使西藏有了文明，包括医疗知识、技术工艺、烹调知识、蔬菜种子，甚至西藏的佛教都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就算这中间有若干真实，然而过份强调，就成了一种民族自大的倾向，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事实已经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神话。
2、蒙古不是中国
以大陆的官方修史认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始於十三世纪。那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横扫世界，而吐蕃王朝已经崩溃解体，西藏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割据，不再具有与蒙古对抗的能力。大小地方割据势力在大势之前纷纷向蒙古表示归顺。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在西藏选中了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萨迦，命令西藏全境各方势力都要服从萨迦的领导。此後延续一个世纪的元王朝，一直通过萨迦对西藏实行统治。从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看，也许那时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主权成分。然而问题在於：那到底是蒙古对西藏实施的主权，还是中国对西藏实施的主权？
其实中国那时和西藏一样，同是蒙古铁骑征服的对象。说起来还不如西藏，西藏尚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中国却是彻底地亡国。无法解释，一个连自己主权都没有了的国家，又如何能对别的民族实施主权？元与後来的清不一样，虽然同是异族入侵後进行统治，但是清朝满人无论是居住地还是其民族最终都被整体地同化归并，融合於中国一体，而蒙古现在仍然有自己的国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完全是两个概念。硬把蒙古对西藏的征服说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根据，这种“阿Ｑ＂式的逻辑显得既奇怪又不诚实。
何况，蒙古和西藏到底是谁征服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从军事角度，西藏肯定不是蒙古的对手。但是西藏有西藏高原的天险，蒙古军进藏也不是易事。事实上，蒙古并没有对西藏进行征伐，西藏的归顺是通过西藏萨迦的首先归顺实现的。有蒙古人的军威做後盾，当时的萨迦班智达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晓谕，让他们认清形势，接受萨迦的──也就是蒙古的──统治，从而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战祸频仍的分裂局面［6］。当时元朝向西藏派驻军队，目的不在直接统治西藏，主要是为了震慑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势力不得挑战萨迦政权。元朝中央政府设立掌管西藏事务的机关──总制院 後改为宣政院 ，由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首任统领，而後的各任统领也都多为八思巴的族人［7］，也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大部分是西藏人自己实行的。
那时的萨迦政权不能完全被视为蒙古的傀儡。虽然西藏在军事上臣服蒙古，蒙古却接受了藏传佛教。甚至当时的蒙古文字都是由八思巴创制的，所以可以说西藏是在精神上反过来征服了蒙古。那时元朝皇帝对西藏喇嘛教狂热崇信，为此，元朝专设一种特殊官职──帝师 皇帝的老师 ，都是由藏人担当。帝师位尊百僚，上朝时满朝文武大臣排列站立，只有帝师享用专座。据说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喇嘛甚至坚持自己的座次应该高於忽必烈大帝［8］。由此足以反映藏人的地位。历代元朝皇帝即位前都得从帝师受戒，後妃、贵戚、大臣从西藏僧人受戒也蔚为风尚。当时的帝师气焰万丈，连其弟子殴打王妃，皇帝也不过问［9］。
在元朝攻灭在长江以南坚守的南宋政权过程中，西藏人积极配合蒙古人。八思巴为此在涿州兴建一座神殿，亲自为其开光，派一手下法师在其内修密咒法，保佑元军［10］。而在元军攻破南宋首都临安 今杭州 之後，又把投降元朝的南宋皇帝赵显送到西藏萨迦寺，名为学佛，实为使其远离中土，又能置於可靠人手中确保控制。後来那位南宋的末代皇帝在西藏被杀，威胁元朝的祸根就此彻底除掉［11］。要说这是中国在对西藏行使主权，岂不是有些荒谬。
在元朝的民族等级序列中，藏人属於色目人等级，高於汉人。藏人担当的帝师同时兼任宣政院最高首领。宣政院是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位平等的最高层元朝权力机关，可以直通皇帝。它的职能除了直接管辖藏区所有军政、民政、财政事务，还负责管理汉族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元朝那种狂热的宗教氛围之下，可想这种权力必定是很厉害的。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加去江南担任释教总统，为掠夺财宝挖掘南宋皇帝及大臣的陵墓一百一十多座，占良田二万三千亩，受人献美女宝物无数，杀害平民多人。当时西藏各色人士纷纷以高等民族的身份跑到中国内地捞好处，有时累百上千，沿途旅店住不下，他们就强住民房，并乘机奸污民女［12］。那时的汉人大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所以，从当时的历史现象而论，与其说是元朝中国对西藏建立了主权控制，还不如说是蒙古与西藏联手对中国实行了统治。
3、收缩内向的明朝
从历史资料上看，明朝中国虽然有与西藏的联系，但多属虚的往来 可形容为“应酬＂ ，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主权关系。历史学中一般公认明朝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只想固守中国“内地＂，无意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枝节。甚至传示子孙，规定明军“永不讨伐＂的国家凡十五个。当倭寇侵扰中国海岸的时候，朱元璋采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命沿海一带的中国居民後撤，并一律不许出舟泛海。与历代相比，明朝在修建长城上花费的力量最多，也反映明朝帝王的心态［13］。因此，认为明朝会对万里之外的偏僻西藏有多少经营兴趣，不太令人信服。
大陆史学界为证明明朝对西藏拥有主权所提供的根据，一是明灭元後，西藏的僧俗首领纷纷上缴元朝的旧敕印信，换取明朝的新敕印信，表示归顺。明朝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可。然而印信只是一个符号，那些首领人没变，权没变，仍然自己管著自己的地盘，对外谁强大就向谁表示归顺，不过是一种投机；明朝真正的建政只是在毗连藏区的汉人居住地建立了一连串被称作“卫＂的地方机构［14］。由这个名称 防卫之意 也可以看出，明朝对西藏采取的政策，是当作外敌进行防御的。
大陆史学界为明朝中国对西藏主权寻找的根据之二，是明朝对西藏的政教首领赐予了大量名号。一九八五年大陆推出一部号称“国家重点项目＂的史料选辑──《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想集中了对中国有利的史料 ，其中关於明朝与西藏关系的部分共八十一页，封授政教首领的内容就占三十八页，将近一半［15］。这种封授只是给个虚名──诸如大宝法王、阐化王、西天佛子、大国师之类，毫无实际意义。不过是朱元璋和朱棣等吸取唐朝受吐蕃威胁的教训，迎合西藏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怀柔策略，从中不可能产生任何主权关系。
还有一个被当作根据的，是西藏对明朝的“朝贡＂及明朝对西藏的“赏赐＂。既然前来上贡，岂非就是表示臣服──这是中国方面的逻辑。从文字记载上看，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往来确实不少，不过透过“贡赐＂的表面，有多少属於真正表示臣服的内涵就值得怀疑了。我一向主张从小处解读历史，冠冕堂皇的大说法往往只起误导作用，了解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很有意思，也颇能反映历史上中藏关系的本质，所以不妨对这一方面多说几句。
自古以来的中国皇帝都把周边“蛮夷＂上贡当作统领万方之象徵，以此满足“天子＂心态。明朝虽然内向自守，皇帝的这种爱好还是照样有。然而既然明没有采取大国扩张的态势，也就不能产生对“蛮夷＂的威慑，使“蛮夷＂畏惧或有求於“中央帝国＂，那麽能靠什麽保证其能自觉前来“上贡＂呢？明朝采用的方法即所谓“厚赏羁縻＂。
对西藏的朝贡物品，明廷要求只需当地土特产即可。明太祖说：“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东西本身不重要，要的是政治上“称臣纳贡＂的象徵。西藏地方的贡品单上几乎都有马匹一项，然後是一些氆氇、硼砂、毛缨、酥油、刀剑、明甲和佛画、铜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多少钱。
而对西藏朝贡者，明廷给予优渥接待。朝贡者一进入内地，即由军卫拨兵护送，沿途提供马匹、车辆、船只和免费供给食宿，入京後住入会同馆。贡品由礼部验收之後，按朝贡者身分高低给予相应回赐。
一般来讲，所有回赐皆远高於贡品所值。对法王等亲自入贡者，赏赐尤为丰厚2。赏分两种，一种是“正赏＂──即对上贡行为本身的奖赏；还有一种“价赏＂──实际就是给朝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3。明廷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赏赐物品的价值一般三倍於进贡物品所值。赏赐实物一般为茶叶、绸缎、生绢、麻织、棉布。这几大宗都是藏区的稀缺物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另有金、银、纸钞。僧人还给袈裟、帽靴等。赏赐中茶叶最为藏人珍贵。进贡者往往用赏赐的金银在内地购买更多的茶叶、药材、铜铁瓷器，运回西藏使用或出售，僧人则为修寺庙大量购买金箔、颜料、供器、乐器等。
很显然，这种“贡赐＂之间存在的差价使受赐一方有厚利可图，“上贡＂成为一种合算的生意。“进一羸马辄获厚值＂［16］。在获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贡＂的人数不断增加。贡使入明所受的良好接待，也使入贡队伍日趋庞大。每个进贡团动辄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荡荡来内地免费“旅游＂，甚至出现“假名冒贡＂的现象。甘青、四川藏区的“熟番＂，也纷纷伪造印信，冒充乌思藏 卫藏地区 的“生番＂进京上贡，参加到这种“贡赐贸易＂之中。以至当时形成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赀＂［17］的局面，给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明廷不得不颁布级别不够不许上贡的限制，够级别的也只许三年一贡，且每一贡的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然而那时的局面是想不让上贡都挡不住，如国师以下不许贡的规定就没能执行下去［18］。贡使团人数仍有一团即达到一千四百七十人之多［19］。把别人来占便宜当作对主权的效忠，只能被视为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
最後一项被说成中国对藏主权的根据──明朝与西藏有比较密切的茶马互市贸易──就更加软弱了。西藏有马，中国有茶，两方互有需要，这种贸易在唐宋时期就已广为开展。明初由官方垄断交换，後来变成以民间交换为主。不过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有贸易就说有主权是不能说服人的，中国现在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岂能意味著对它们都有主权？
4、天助西藏
在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以前，人类世界的状况基本是以不同民族之间的征服和融合为主的。早期的部落逐步融合成民族，不同的民族之间又逐步融合或相互征服，形成後来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民族消失了，合并成更大的民族。
汉族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大民族。现在的人口数为十一亿以上。即使在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也有一亿五千万之多。那时汉族人口向周边扩散的态势已经很强。在人口稠密的西南，少数民族日益感到汉族人口扩张的压力，同时也不断被汉文明同化。即使当时明朝法律禁止人民泛海，仍然有大量汉人从海路向东南亚各国移民［20］。四川是紧邻西藏的中国省份，也是汉族人口最稠密的省 现在有一亿二千万人，除了世界几个大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口都多 ，为什麽汉民族多少世纪以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至今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却唯独绕过紧挨身边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呢？
西藏高原大概在北纬二十七到三十七度之间。如果我们设想把整个西藏高原的高地削平，让那里成为一片广阔平原，它的纬度正处於亚热带和温带。北边缘的位置与济南、太原、德黑兰、阿尔及尔或洛杉矶差不多。南边缘的位置与长沙、南昌、新德里或佛罗里达相当。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地理区域内的平原地区，应该是遍布森林草原、气候温和并且适於农作物生长的。倘若真是如此，那麽不用怀疑，汉人一定会不可阻挡地挤占进去，就如同他们挤占了广西、贵州、云南、内蒙古和中国的东北一样。那样，也许今天藏民族早就与汉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了，或是在汉人的挤压下收缩到很小的地区。
之所以西藏没有落到这样的结局，那肯定不是出於汉人的“仁慈＂，也不是由於西藏人的抵抗──二者之间相差百倍的人口会在历史长河中淹没任何抵抗的意志──而是“天＂对西藏的帮助。
我在这里所说的“天＂，应该理解为气候和地理的总和。也许进一步深入看，地球演进过程中的种种偶然和必然也该算在内。但是不考虑那些伸展到上帝之源头的玄机，从最实在的层面考虑，西藏高原的地理应该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地质学上有个术语，叫做“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说的是几百万年以前，印度半岛向北漂移，顶撞在亚洲大陆上，巨大的能量使得二者接合部 那时在海底 被顶出一道长二千五百公里，宽三百公里的隆起，那就是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脉。虽然这个过程对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讲具有完全不同的时空和能量概念，但是不妨这样形象地想像──就像你用一块烤饼去顶平摊在面板上的大面团，你会看到先是面团的边缘隆起，接著与那边缘相邻的部分也在你继续用力之下随之隆起──那隆起的边缘相当於喜马拉雅山脉，隆起的其他部分就相当於今天的西藏高原。在西藏高原上，还有几道与喜马拉雅山脉大致平行的山脉──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唐古拉山脉、还有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等，就像面团上被挤起的数道褶皱。在地质学上，这些山系也正是被称作“褶皱山系＂。
别以为这种比喻太过小儿科，在上帝手中，我们居住的大地也不过就是这样一块面团。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持续了几百万年，据说现在还在继续，所以西藏高原被称为最年轻的高原。虽然年轻，但它已经成为目前地球上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高原。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面积加在一起，也才是它的面积的三分之二。西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四千米到五千米。众多的山系都在海拔六千米以上。西藏高原在地球上形成一片巨大的突起。地球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也在其上，所以人们有时也相对於南极和北极，把西藏高原称为世界第三极──高极。
称其为第三极，除了海拔高，还有它在寒冷方面也与南极、北极相像。随著海拔升高而气温下降，我在儿童年代对此很不理解，海拔高离太阳更近，应该气温更高才对，为什麽反而冷？後来知道大气层就像一床大棉被，全靠它盖住地球表面，才能保持温暖。而海拔越高，大气层越薄，因此温度就难以保持。你没见，无论在多麽炎热的夏天，那些十分高大的山峰之巅都积著皑皑白雪。
你要是会看气候图，会清楚地看到，根据几个基本的气候参数──气温、气压和湿度所描绘出的等压线、等温线及等湿线，在西藏高原上全都呈现闭合的分布。这表明海拔高度对气候的影响超过了纬度的影响。西藏高原因其海拔高度成为一个独立的气候单元，与其纬度所处的其他亚热带或温带地区的气候完全不同。
你若有机会坐飞机进西藏，而且你的座位正好靠窗，可以向下眺望，你会产生你是在没有生命的星体表面飞行的感觉。飞机距地面很近，不是因为飞机飞得低，是因为高原的海拔高。下面无树无草也无生命的迹象，千山万壑绵延而至天边，数小时无穷无尽地从机翼下掠过，没有任何变化，和月球的不同似乎只在山顶有积雪和沿著山沟有延伸的冰川。
西藏高原几乎全部属於冻土地带，大部分是永冻土，也就相当於地球上这部分高大的凸起，覆盖著一块整体的大冰块。高原上的大部分降水，也都是以雪、霰、雹等固态形式落到地面上的。可想而知，这样的冰块上不会有多少植物生长，更不要说大面积地从事农业。
由於大气稀薄，不能有效地阻隔辐射，白天时强烈的阳光使地表大幅度增温，太阳一落又迅速冷却。常在西藏走路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一定要在早晨才能涉水或骑马过河。太阳一升起来，山上的积雪会在日照下融化，汇集进河流，早晨的小溪就会变成宽阔的大河。
一日之内的温度变化称为“日较差＂。西藏高原的日较差是很大的，很多地区常年处在一日之内温度正负交替变化的状态下。地表土壤反覆融化又反覆冻结，岩石缝隙内的水分也也从水到冰反反覆覆。此种热力胀缩的过程，对山体和岩石表面不断形成剥裂，形成我们平常所说的“风化＂。这种具有高原特徵的强烈物理风化，在西藏高原的山麓地带的典型特徵就是满山满沟堆积的碎石，被地质学术语中称为“石海＂、“倒石堆地形＂、“堆积地形＂等。从火星“探路者＂送回地球的照片上，我看到火星上也有此种地貌，和西藏一些地方出奇地相似。
不过以上所述仅是西藏高原主要特徵。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区域上肯定存在许多不同。尤其是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藏南谷地，那里海拔较低，与西藏高原的整体气候有显著差别。北面有冈底斯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挡住了西北部的寒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东南段山势较低，且雅鲁藏布江拐弯南流，使温暖的印度洋季风可以从雅鲁藏布江河谷及较低的山隙吹进。所以藏南谷地是一个温和多雨的区域，一年之中只有十二月的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七月的平均气温高达摄氏十八度，与云贵高原的气候近似。气候如此适宜，雅鲁藏布江冲积出的河谷平原又提供了丰富和肥沃的可耕地，使藏南谷地成为西藏文明的发源地。在历史上，西藏的城镇和人口一直主要集中在藏南谷地。
如果说西藏高原的其他地区不适宜汉人的农耕生存方式，藏南谷地却是一直以农业为主，为什麽一直到本世纪，也几乎没有看到汉人向那里迁移呢？我们需要再从高处俯瞰一下西藏高原这块“面团＂。西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南部边缘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有沿东西走向横贯高原的的冈底斯、唐古拉等山脉，在西藏高原的西北聚拢在一起，那形状像是一个口袋被扎上了口一样，地质学把那里称为“帕米尔山结＂。这些山脉以散开的走向延伸到西藏高原东部，又被一系列由南向北的江河拦腰截住──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通称“六江流域＂。这六条江河在峰峦叠嶂的群山中横劈而过。江河年积月累的切割力，在那里造成高差巨大的高山深谷，形成基本上是两山夹一江或两江夹一山的地貌，因此被形象地命名为横断山脉，地质学称为“山束＂。
数条贯穿的大山脉，加上西端的“山结＂和东部的“山束＂，把西藏高原圈成了一个椭圆状的封闭区域。藏南谷地深藏在这个封闭区域的腹心。挡住了四川人的是横断山脉。六条大河与大河之间的巨大山岭横断了东西方向的交通。今日每条大河上都架起了可通汽车的钢筋水泥桥，山上也修出了公路，我走那条路仍然感觉非常艰难。洪水、泥石流、塌方时时发生，每年整个雨季路几乎总是断的。翻越那些大山时，常常是汽车行驶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山顶。山下波澜壮阔的大河，在山顶只能看见一条碧绿蜿蜒的细线，而山腰的 牛，已经变得比最小的蚂蚁还小。
正是这种地形，使西藏人得到最好的保护。可以说，这种山脉的特定组合方式，决定了西藏民族的命运及发展历史。藏文明之所以不被征服同化保存至今，此“天助＂应被视为关键。
有一次我从拉萨飞成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四川和西藏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那天我飞过的高原万里无云，丛山峻岭如凝固的海浪伸展到天边。快到成都的时候，四川盆地在前方出现。盆地里盛满了云，使“盆＂的感觉格外明显。西藏高原到有云处戛然而止，弧形的边缘像高耸起的盆边，而“盆＂里的云海平坦雪白，如同盆中盛著满满的牛奶。飞机降落时沉入云中，落到成都的双流机场。阴暗潮湿的南方天气与西藏高原形成鲜明反差，空气中的氧气多了，气温也一下升高了许多。
如果我是古代的四川人，我太能够理解，我不会有任何动力去翻越刚刚在机翼下飞过的那海洋一般的丛山峻岭，迁移到从未听闻过的藏南谷地。那年代没有飞机，没有汽车，只能靠自己的两只脚和背在肩上那点儿乾粮。清朝驻藏大臣进藏，肯定具有当时内地进藏的最好条件。他们从成都到拉萨，一般都要走三月以上。可想而知，普通百姓怎麽走？要走多久？如何在千里的不毛之地和无人区补充给养？显然更是令人望而生畏。
对内地中国人来讲，高原缺氧是进藏最大的天敌之一。一九五一年从新疆进藏的中共军队先遣骑兵连，一百五十人里死了五十六人，没有一个是战死的，全都死於高原病和营养不良。其余的人也大部分病倒。直到六十年代，中国在西藏的驻军中，高原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仍然高达四十%［21］。
五十年代进藏的另一支中共军队──西北支队是从青海进藏的。後来成为中共西藏问题专家的牙含章当时也在那支队伍里，他这样描写进军的情况：
我们将要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最高处达拔海五千八百多米。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逼人，特别是两只脚冻得实在难熬。高山缺氧更使人受不了，人人头昏脑胀，脑袋疼得好像快要炸裂，胸口好像压著千斤重担喘不过气来，两腿虚软好像陷在淤泥里提不起脚来。牲畜也因为缺氧，胸脯像风箱那样大起大落地喘气，嘴里喷著白沫晃晃悠悠迈不开步子，再加上雪山缺草，牲畜吃不到东西，又冻又饿，体力消耗非常之大。骆驼和马匹走著走著，一下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在低空盘旋的兀鹰一看见骆驼倒下，就俯冲下来先啄掉骆驼的眼睛，然後成群飞来撕食整头骆驼。在过唐古拉山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大批骆驼、马和 牛死於这种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沿途留下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艰险旅程的路标。［22］
据记载仅是翻那一座唐古拉山，西北支队就死了几十人，骆驼死了上万头。西北支队的另一人回忆当时过黄河源头地区的情况：
到了昆仑山下，经过一道很宽的山梁，山梁上横著很多野牛羊的白骨架子。翻过山梁就进入了黄河源头地区。『黄河源，黄河源，满目烂泥滩。』在泥沼草地里第一天才走了不到四十里，使我终身难忘。那哪里是走路啊，许多地方不是走的，而是躺下趴下滚出来的。这一天，我们连队有十几个同志陷在泥沼里牺牲了，眼睁睁看著往下沉。那喊叫声惨呀。他妈的，死在战场上还落个尸首呢，这算个什麽死法。那些同志死都不会瞑目啊！首长下命令，遇上这种情况不许搭救，不然会牺牲更多的人。有个宁夏兵扑腾著，咕嘟一声就让黑泥汤埋得看不见了，只露出一只手──几十年来，多少回梦里都看到这只手。谁要是在我面前猛一下举起手臂来，我就忍不住後脊梁发冷......［23］
除了气候不适，难以获得补给也是所有进藏军队面临的大问题。那时沿途购买马草一斤要两块银元，一匹马一天至少吃十几斤草，按里程计算比当时的飞机票还贵［24］。绝大部分给养都得在内地解决。军队每前进一程，补给运输线就得延长一程，运输中遇到的困难也越多，常常就供应不上。一位当年从四川进藏的中共军官在回忆录里记述当时如何抓“地老鼠＂解决饥饿：
一是掘地半尺，在洞里把地老鼠捉住。但地老鼠洞遍地皆是，往往从这个洞里挖出来，又逃进别的洞里去。二是用水灌，使地老鼠群集高处，一次可捉得一群。但有时水源较远，没水可灌。三是用烟熏，在洞口点燃碎草，把烟 进洞里，熏出地老鼠。但没有柴草的地方，不能使用此法。最简便的方法，是用羊皮风箱插入地老鼠洞口，用力鼓风，地老鼠受惊後即从洞内逃出，只需用麻袋将其它洞口堵住，地老鼠便自动进入麻袋。［25］
通过这简短的描述，不难看出他们对此所下的功夫。人只有饿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琢磨出这麽多办法。
相比之下，倒是西藏人从大山深处走出来要容易。他们适应气候，熟悉地形，便於就地解决给养。还因为西藏人是一个善於骑马的民族。在缺乏技术的古代，这一点差别──两脚与四蹄──往往就有决定性的意义。何况西藏的马适应西藏高原的缺氧条件，西藏人还拥有能在高海拔地区负载的 牛，在西藏高原的机动性超过外人。这一点决定了其在军事上的先天优势。所以当年吐蕃王朝的军队可以自由驰骋地向外扩张，唐朝的军队却很难进入吐蕃的领地。
综上所述，千年历史中没有人惊扰西藏，使她得以安然地生活在雪山深处，首先并非因为藏人多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主权，而是在於西藏的“天＂保护了西藏。藏民族除了在吐蕃时期曾有短暂向外扩张，其他时间大都收缩在高原腹地不闻世外之事。西藏高原耸立於周边地区的高度，构成了西藏最牢固的自然疆界。企图进入西藏的外来者，他们最先面对的不是西藏的人，而是西藏的天。对他们来讲，战胜西藏的天比战胜西藏的人要困难得多。
注释
［1］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0。
［2］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1。
［3］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119-120。
［4］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
［5］通鉴卷226，页5。
［6］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5。
［7］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载《历史研究》59.7。
［8］《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78。
［9］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10］《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2-173。
［11］《红史》，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2。
［12］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1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页211。
［14］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96。
［15］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16］《续文献通考》卷29，《国用考》。
［17］《明宪宗实录》卷21，成化元年九月戊辰。
［18］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97、198。
［19］《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02。
［20］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页245。
［21］阎海贤，《雪山卫士》，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7。
［22］《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82。
［23］师博主编，《西藏风雨纪实》页69。
［24］《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82。
［25］《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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