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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即 時 新 聞
唯色:《拉薩晚報》禁令
拉薩市民參加宗教節日
拉薩市民參加宗教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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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兩年的“燃燈節”已是今非昔比。去年“燃燈節”時我在拉薩，獲悉各單位開會傳達上級精神：所有的公務員、共產黨員、職工不准參加“燃燈節”，一旦發現，會被開除；並強調離退休人員也不准參加，否則扣發退休金。拉薩市區的各居委會也通知居民不准去帕廓街。周邊的林周縣、達孜縣、堆龍德慶縣、墨竹工卡縣在進入拉薩的各路口設卡，禁止農民進城賣香草。
而今年“燃燈節”來臨之前，拉薩市委、市政府在《拉薩晚報》第二版明確告喻全體藏人市民：
通 知
傳統的宗教節日燃燈節即將來臨。駐拉薩市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要加強對廣大幹部職工的教育、引導、管理。全體共產黨員、國家公務員、離退休幹部職工、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幹部職工、廣大青少年學生不准參與和圍觀燃燈節活動，自覺遵守市委、市政府的要求。
特此通知。
中共拉薩市委辦公廳
拉薩市人民政府辦公廳
2006年12月12日
為此，有藏人在網上質問：“通知的確很清楚，想必拉薩市民是會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但我還是有不明白之處：1、既然是傳統的藏族節日，為何要加強對幹部職工的教育、引導和管理？2、教育什麼？往哪里引導？如何管理？3、不准參與也罷，但圍觀為何不行？難道不能純粹從文化/傳統的角度去觀賞嗎？4、如果參與了，圍觀了，後果會是什麼？5、在佛教聖地，為何紀念五百多年前的佛教大師都須這麼警惕？”
我想起去年“燃燈節”在現場的觀察，帕廓街的商店和貨攤被勒令早早關門收攤；大昭寺廣場的路邊停滿了警車和消防車，周圍遍佈員警和便衣；大昭寺門口站著員警，不放任何信徒進寺朝佛；連附近樓房上都有員警在監控。雖然帕廓街上仍有藏人川流不息地轉經，但一眼即可看出基本是來自農村和牧區的百姓。天黑了，大昭寺的僧侶們在樓臺窗前點燃了酥油燈，並吹奏起悠長的法號。信徒們在大昭寺前的兩座香爐裏點燃了松柏香草，沖天的火光照亮了安多人的臉、康人的臉、後藏人的臉、羌塘牧人的臉，以及一些戴著大口罩的臉。在祈禱聲中，我問其中一個戴口罩的男人家鄉何處，他遲疑了半響才說“拉薩”。看來拉薩市民只敢戴著口罩度過“燃燈節”了。
(博訊2006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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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拉納西綜合大學和喇嘛索巴仁波切的祈願下西藏政教領袖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將從12月19日開始在印度佛教聖地瓦拉納西弘法.這次弘法活動將舉行三天。弘法內容為印度佛學大師龍樹和西藏佛學大師章嘉仁波切的佛學經典.
結束在瓦拉納西的弘法活動後，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將前往印度南方西藏難民定居點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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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大學中國藉學生,自由西藏學生運動成員Yvonne 不顧個人安危在中國首都北京展開[囊巴拉全球日聲援西藏運動]. Yvonne 在中國首都北京天安門附近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前手舉寫有[中國停止在西藏進行種族滅絕]的標語進行抗議。他同時還站在中國長城上手舉另外一張寫有[中國：你也射殺我嗎？]的標語，以此，抗議中國邊防軍今年9月30日在藏尼邊境地區囊巴拉槍殺流亡藏人。這位中國籍的美國大學生Yvonne在戒備森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和長城等地展開抗議行動後僥倖離開現場，沒能遭到中國警方的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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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自由西藏學生運動也在達蘭薩拉收集民眾簽名，呼籲中國政府公正處理囊巴拉中共邊防軍槍殺流亡藏人事件，釋放被逮捕的流亡兒童。並呼籲中共停止槍殺流亡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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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致函祝賀即將就任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達賴喇嘛在信中說，他特別感到鼓舞的是，再次挑選一位亞洲人來領導聯合國這個主要的組織。聯合國至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而且為促進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相信聯合國在你的領導下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達賴喇嘛說，潘基文成為聯合國領袖要發揮重要作用。達賴喇嘛還強調了聯合國對較弱小國家的重要性。他說,聯合國是世界弱小國家的可以寄託希望的唯一組織。
潘基文,62歲,韓國人.潘基文將在一月一號就任，接替安南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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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由流亡藏人次仁南嘉撰寫的文集英文版[小西藏]的首發儀式在印度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會議室舉行,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秘書長桑培先生為文集[小西藏]舉行首發儀式.西藏人民議會副議長嘉日卓瑪以及部分作家出席了文集[小西藏]的首發儀式。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秘書長桑培先生在介紹文集[小西藏]時強調了這本書的寫作技巧，文字和內容的突出特點。並鼓勵更多的年輕流亡藏人寫作和向次仁南嘉學習，寫出更好的能反映流亡藏人生活和西藏問題的作品。
新華網西藏頻道拉薩１２月１３日報導,１２日下午從氣象臺獲悉，藏西南的聶拉木縣遭遇暴風雪，藏東北的索縣降了大雪。
氣象臺高級工程師余忠水介紹，受北部冷空氣南下東移影響，１１日白天至夜間，阿裏地區、那曲地區以及南部邊緣地區和林芝地區大部普降小到中雪。其中，１１日８時至１２日８時，位於藏西南喜馬拉雅山區的聶拉木縣境內，降暴雪３４毫米，並伴有風速為每秒２９米的１１級大風，積雪深度達１０釐米；藏東北的索縣１１日２０時至１２日８時，降雪量達８毫米，積雪深度４釐米。
同時，１２日１６時左右，拉薩市區迎來今冬第一場雪，不過陣雪只持續了半個多小時即止。
觀測表明，聶拉木縣境內１２日白天未再降暴雪，而索縣截至１２日傍晚降雪依然在持續。另外，西藏南部邊緣地區、那曲地區西部和阿裏地區大部，於１１日起出現了７級至１１級大風。目前，藏北那曲地區積雪範圍較大，其中那曲縣和班戈縣積雪已達５釐米。
自治區氣象臺預計，１２日至１３日白天，那曲地區、昌都地區北部和林芝地區有小到中雪，部分地區有中到大雪。雪後全區氣溫將下降５攝氏度左右，其中那曲地區和昌都地區降溫幅度將會達到８攝氏度以上。
另據預報，１３日至１７日，藏北一帶和藏南邊緣地區多大風天氣，最大陣風在８級以上，沿江河谷地區最大陣風６級以上。氣象部門提醒，由於本次降雪範圍較大，雪後氣溫明顯下降，將給牧業生產和交通運輸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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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由加拿大雜志《Maclean's》委託的網上調查，共訪問20個國家的5800人，要求他們按敬重程度，為19位領袖級人馬評分並排列次序。曼德拉、蓋茨分別以平均7分及6.9分排列頭兩位，其次是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愛爾蘭扶貧歌手Bono、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星期一公佈的一份報告說，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關於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的指導意見》限制了律師和當事人的基本權利，是中國司法改革進程的一大倒退，應予取消。
《關於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的指導意見》--下面簡稱《指導意見》-- 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今年三月通過並試行的。所謂“群體性案件”，是指當事人人數達十人以上的案件。《指導意見》說，律師可以接受群體當事人的委託，但是在辦案過程中應當接受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督與指導；律師受理群體性案件後，應通過正當管道及時向政府部門反映情況，勸解當事人不越級或群體上訪，恰當把握與媒體的關係，等等。
權觀察星期一的報告說，《指導意見》向律師提出的要求，違背了當局有關建立公正司法制度的承諾。
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芮莎菲表示，人權觀察是在對《指導意見》如何對律師產生不良影響作了幾個月的觀察以後，才公佈星期一的報告的。她說：
“報告描述並討論了《指導意見》的後果。正當中國群體性抗議事件頻頻發生、政府聲稱要通過法治來解決問題的同時，卻對辦理這些案件的律師施加這麼多的限制。律師是為社會聲張正義、為民眾洗雪冤情的。假如律師本人會因此受到打壓，那麼老百姓就無法通過司法來討回公道；在伸冤無門的情況下，只有走向街頭。長此以往，中國社會只會變得更動盪。我們不相信任何明智的中國領導人希望面對曾經出現過的動盪不安的局面。”
芮莎菲表示，中國官員不能面對司法改革帶來的挑戰：
“司法改革，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國社會中的群體性抗議事件就有望減少。但中國政府也許是想，如果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那政府官員就要與庶民同罪--這對他們來說太可怕了，這等於是賦予司法機關以執政黨所不能控制的權力。口口聲聲致力於司法改革的政府官員不能面對這個挑戰。但是，我們希望中國的司法改革成功，我們知道，很多中國人都希望這一改革成功。”
紐約開業律師李進進表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的《指導意見》侵犯了公民法定的訴訟權、律師和當事人之間的保密特權，妨礙了律師履行職責的正當權益。
美聯社援引北京律師協會一位前官員的話說，“《指導意見》從指導原則到具體內容都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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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是[世界民主日].同時,也是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十七週年紀念日.12月10日,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舉行各種活動紀念這一特別的日子.
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的大乘法苑集聚著數千名僧俗群眾和支持西藏人士,慶祝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十七週年。今年的慶祝日比以往更加盛大，在貴賓席上坐滿來自遙遠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的嘉賓。台下民眾更是興奮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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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藏印友好協會]主席介紹了慶典儀式。之後，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代表政府發表了講話。噶瑪卻派先生代表西藏人民議會發表了講話。
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總統伊留姆仁諾夫先生發表演講，並宣佈向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頒發卡爾梅克共和國最高榮譽獎金質[白蓮花]獎.並由卡梅爾克佛教領袖迪洛仁波切向達賴喇嘛頒發了[白蓮花]獎。以此肯定：達賴喇嘛為卡爾梅克境內佛教的再興和發揚上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和貢獻。伊留姆仁諾夫先生說，我的人民委託我向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頒發這一榮譽。他在演講中希望達賴喇嘛繼續關懷卡梅爾克共和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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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儀式後，西藏學生和民眾表演了精彩的文藝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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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二時，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在西藏流亡政府會議大廳舉行儀式紀念該中心成立十周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西藏人民議會議長，西藏最高法院大法官等出席了紀念儀式。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發表了講話，他對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十年來所作的工作給予了肯定。並就有關為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總責人吾見丹增先生介紹了該中心十年工作的情況，並介紹了該中心對西藏人權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果狀況。他說，該中心為唯一的非政府西藏人權組織，也是西藏人權狀況的最佳諮詢來源之一。聯合國，歐盟，國際人權組織等以該中心的報告為西藏人權狀況的權威資料。
博聞社2006年12月10日報導,曾幾何時，畫面上的這個小男孩，以"世界最年幼政治犯"的稱號"享譽"全球，在印度、在歐洲、在美國，比他年長不多的各國學生手持他的照片，要求中國政府還他自由。
根敦•確吉尼瑪於1989年4月25日出生於西藏自治區嘉黎縣，1995年5月17日，在達賴喇嘛宣佈根敦•確吉尼瑪為班禪喇嘛轉世靈童後的第三天，他被中國政府從家中帶走，不見蹤影。國際社會持續向中國政府要求見到根敦•確吉尼瑪本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兒童權利委員會先後向中國政府要求探視根敦•確吉尼瑪並與其單獨接觸，這些要求都被綁架他的中國政府蠻橫地予以拒絕。
11年過去了，根敦•確吉尼瑪17歲了，還是不見他回到自己的家中，但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世界最年幼政治犯"的稱號應該是保不住了。2006年9月30日，中國邊防武警在囊帕拉開槍，冷血地謀殺兩名他的同胞後，又將僥倖躲過槍擊的倖存者抓走。這裏面，有16歲、15歲、13歲、12歲的孩子，甚至還有小到7歲的小孩。他們被武警拘捕，音信全無。
看來，事隔11年，全世界最年幼政治犯還在西藏，還是藏人。
國際聲援西藏學生組織搜集並提供以下名單，希望促成他們獲釋。這是一個不完整的名單，可能有多達30人在事件中失蹤。
* Tenwang, 7歲
* Lhakpa Tsering, 8歲
* Dhondup Lhamo, 9歲
* Dechen Dolma, 10歲
* Wangchen, 11歲
* Tsedon, 12歲
* Sonam Wangdue, 12歲
* Ming Shomo, 13歲
* Lodoe Nyima, 15歲
* Jamyang Tsetan, 16歲
* Karma Tsetan, 16歲
* Lodoe Namkha, 16歲
* Karma, 19歲
* Samten, 19歲
* Sonam Palzom, 20歲
* Dhondup Palden, 21歲
* Kusang, 22歲
* Lobsang Paljor, 35歲
博聞社2006年12月10日報導, 一位曾在自己的家園，被當作“分裂分子”關押多年的西藏僧人，出獄後逃到了流亡藏人的中心——達蘭薩拉。他告訴達賴喇嘛，他在獄中最可怕的經歷不是被毒打，而是在遭到毒打時差點失去對兇狠獄警的憐憫！我在初初看到這句話時受到極大震撼，彷佛看見僧人袈裟裏掩護著佛教的慈悲心。我也知道這是真正的修行者的境界，因為他把毒打視為一種修行，而尋常人只會把毒打當作毒打，觸及皮肉的疼痛只能觸及靈魂深處。於是我觀照自身，彷佛看見我的心啊由於五毒的污染，會毫不猶豫地以毒攻毒：——你打我，我就恨你。
我由衷地欽佩這位修行中的僧人，外來的暴力似乎不足為懼，反而成為他實踐菩提之道的考驗和驗證。有那麼一瞬間，我腦海裏掠過一個念頭，似乎是為了成就佛業，了不起的僧人甘願受虐，當然我旋即多少慚愧地唾棄了這個念頭。有誰願意那外來的暴力不但毒打自己，還毒打身邊的親人、所有的族人呢？一人猶可堪忍，似乎死不足惜；一人亦可借此一臂之力，從另一個方向反彈到功德圓滿的彼岸，但事實卻並非一個人的問題，關乎他，關乎你，也關乎我啊。
既然關乎芸芸眾生，我就只能把毒打看作是毒打了；而在遭到毒打之後，雖然不可能像那些挨打的動物反咬一口，但懷恨在心卻應該是真真切切的反應。這麼說，並非暗示芸芸眾生的低級，但我相信這才是普遍的人性，畢竟普遍的人性終生伴隨著五毒。也因此，我很難把外來的暴力化作提升精神的興奮劑。甚而至於，從某個角度，我反對把外來的暴力看成是提升精神的興奮劑！
毒打就是毒打。不然的話，別人就會以為，你西藏當年迫切地需要“解放”，一如今天迫切地需要“發展”。似乎惟其如此，才反而向世界證明了西藏的苦難，更向世界證明了西藏無與倫比的忍耐。有時候，是的，似乎這人世間的遊戲規則竟然是：非暴力不但需要暴力來考驗，非暴力也需要暴力來驗證，——這是一塊硬幣的兩面？是一面銅鏡的兩面？還是一個西藏人的兩面？那麼，你打我吧，我任你毒打，在毒打中出於對你的憐憫，忍啊忍的我獲得了超人的資格，謝謝你，謝謝喊著給西藏帶來了幸福的你！——哦，貢覺松（藏語，向佛法僧三寶發誓）！我已經無話可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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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總部設立在印度北方達蘭薩拉的非政府人權組織[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消息,至今關押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公安廳看守所的西藏前政治犯索南嘉布，於2006年年中被中共拉薩市中級法院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再次判處12年徒刑，並遣送到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曲水縣監獄關押。
2005年7月，中共為了9月在西藏首都拉薩舉行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成立40周年慶典。對西藏開展所謂的[夏季嚴打]，特別對西藏的前政治犯進行嚴格的監控。2005年8月28日，中共公安突然闖入家中逮捕了前西藏政治犯索南嘉布，並關押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公安廳看守所中，直至今年6月判處12年徒刑，並遣送到曲水監獄關押。
索南嘉布，西藏山南人，現年44歲。1987年9月27日,與西藏哲蚌寺21名僧人走上西藏首都拉薩帕廓街舉行西藏獨立示威遊行，他同這些僧人一起高呼口號，抗議中共非法統治西藏。當他們來到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政府大門前時，中共公安人員逮捕了索南嘉布。1989年在紮什監獄進行勞動改造。1990年9月26日獲得釋放。1993年7月再次遭到中共逮捕，關押了一年。釋放後在拉薩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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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資料是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與德國耶那大學在一項國際合作研究中獲得的。該專案得到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規劃專案"青藏高原環境變化及其對全球變化的回應和適應對策"的支持。
研究人員通過對整個納木錯的深度、沉積物厚度、水體物理化學指標的調查，獲得現代沉積過程的有關參數，從而開展對整個湖區環境演變歷史與發展趨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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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根據他們已有的調查資料，整個湖泊５０％以上水域深度都超過９０米，而湖區南部最大深度達到１２５米。
據介紹，早在１００年前，儘管瑞典科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冬季鑿開湖冰用繩索測量得到湖水深度約１００米左右，但由於斯文•赫定只是在其日記中披露了這一數字，因而沒有在科學界得到廣泛傳播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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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以涉嫌政治罪對西藏安多僧人判處3年徒刑.
據總部設在印度北方達蘭薩拉的非政府阻織[九.十.三組織]消息,中共政府12月4日以涉嫌政治罪對西藏安多更登林僧人洛桑圖散判處了3年徒刑.西藏安多僧人洛桑圖散現年23歲.西藏安多人.1986年在更登林寺出家為僧,2000年開始與部份中國商業界人士結緣,擴建寺院大殿.為當地貧困學生提供義務教育和教學用具.向民眾提供收音機.2005年他向中共申請護照,前往印度朝拜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2005年6月3日在返回西藏途中遭到日喀則地區中共警察的逮捕.懷疑他和西藏流亡政府有秘密關係而監禁5個多月.2006年6月, 洛桑圖散在他的家鄉遭到中共青海省警察的再次逮捕.2006年12月4日以涉嫌政治罪判處了3年徒刑.對他的關押地點和健康狀況沒有確切的消息.
BBC報導,洛第嘉日強調說，達賴喇嘛尋求的是西藏自治，而非獨立.達賴喇嘛特使洛第嘉日近日罕見地就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當局正在進行的對話發表評論。
他警告說，除非西藏問題在達賴喇嘛的有生之年得到解決，否則有可能引發不穩定。
洛第嘉日強調說，達賴喇嘛尋求的是西藏自治，而非獨立。
但作為回報，中國政府應該重新劃定西藏自治區與其他省份的邊界，使藏區能夠統一起來。
藏區邊界
洛第嘉日在美國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發表講演說，"中國政府已按自己的需要將藏區內部邊界重新劃定，為了促進西藏的穩定，中國政府也可以再次這樣做，以確保西藏的特色保持不變。"
洛第嘉日說，"西藏人民也渴望處於一個行政實體的管轄之下，使其生活方式、傳統和宗教在和平的方式下得到有效維持。"
洛第嘉日在11月14日發表的講話內容目前被公佈在布魯金斯學會的網站上，其講話內容使人們對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的對話進程有了更多瞭解。
1959年，首府拉薩爆發起義事件，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被迫流亡海外，數萬藏人隨他越過喜馬拉雅山前往印度，最後抵達達蘭薩拉，成為如今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據報導，目前約有半數藏民居住在西藏自治區，其他藏民則散居分佈在包括甘肅、四川、青海和雲南等省內。
秘密對話
洛第嘉日說，將分佈在這些不同省份的藏民統一起來並非是為了設立一個"大西藏"，或者是分裂西藏"陰謀"的一部分，而是為了恢復西藏人作為中國境內一個獨特民族的完整性。
自2002年以來，達賴喇嘛派遣的特使已與北京當局舉行了5次秘密對話。洛第嘉日表示，中國官員對會談內容越來越坦率，因此有必要將西藏人的想法說出來。
到目前為止，達賴喇嘛特使與中國統戰部官員的會談還沒有任何突破，但洛第嘉日認為，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成績。
但他警告說，一旦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流亡期間圓寂，就會失去解決西藏問題的機會。
特使擔憂
他說，中國政府一些人似乎認為，一旦達賴喇嘛圓寂，西藏人民就會失去對解決西藏問題的渴望，"但這是非常危險和缺乏遠見的看法"。
他指出，"一旦達賴喇嘛不在，西藏人民將無法控制他們的怨恨和憤怒情緒。只要有幾個絕望的個人或團體就可以造成重大的不穩定局面。這並非是一個威脅，而是事實。"
洛第嘉日表示，中國缺乏對達賴喇嘛的信任是雙方對話"最關鍵的障礙"。他重申，被西藏人視為精神領袖的達賴喇嘛是真心的。
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說，針對洛第嘉日的講話，中國政府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中國當局也沒有對達賴喇嘛希望訪問中國的要求作出回應。
提要：
你有槍，我有筆。願我的筆書寫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名字，願我的筆復活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生命，……
1、
2006年“十一”之前，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布達拉宮和珠穆朗瑪的模型，我與一個同族朋友特意去看。黃昏將至，遊人不少，紛紛高舉手機或數碼相機，留下彷佛去過西藏的合影。微型化的布達拉宮和珠穆朗瑪其實很難看，與同樣微型化的三峽大壩以及五個肥碩的奧運福娃，被鮮花和綠樹簇擁著，擺放在天安門廣場的兩邊，構成迎“國慶”的盛世氣象。這氣象中暗含著國家權力的頤指氣使，就像站在模型前背著手、拉著臉的員警，我一眼看穿，卻又無奈，只好也合影一張，以示紀念。對了，還有一列滿載花朵的假火車俯衝而來，這是這個國家最近取得的又一個輝煌成就，怎能不以如此咄咄的氣勢向世人炫耀？小販及時地兜售著小面五星紅旗，年輕人一手揮舞著它一手比劃著“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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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槍聲中，75個正在翻越囊帕拉山口逃往尼泊爾的西藏平民，一人當場身亡；一人倒下，是死是活至今不明。在槍聲後，一些人被抓捕，一些人不知去向，一些人後來逃到了目的地——流亡藏人的中心：印度西北部的達蘭薩拉。這就是獻給業已主權在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日禮物嗎？而囊帕拉，只是在茫茫喜馬拉雅群山中延綿起伏的無數山口之一，從此使珠穆朗瑪如雷貫耳的名聲失去了地理學的意義，當然，這只是對於這個世界上相當少數的人而言，太多太多的人包括舉槍射擊的軍人，又怎會記得囊帕拉的雪紅雪白？甚至根本就無所謂囊帕拉的雪紅雪白！
2、
五天后才從網上獲悉這次槍殺事件，是BBC的報導。幾乎同時，網友山子從美國發來的E－mail也轉告了此事。非常難過。一些記憶浮上心頭，於是回信：
說到BBC的報導，只不過這次是被公開了而已。事實上邊防軍人打死的早就不止兩個博日（藏語的“藏人”）了。
幾年前跟內地一電視臺的攝製組去珠峰，路過定日邊防檢查站時，一個小軍官用四川話得意地說，他這裏就是逃跑藏族的鬼門關。
還見過一個年輕的康巴，不愛說話，是個蛇頭，帶過許多藏人坐車徒步到尼泊爾。當然他會從中收錢，據說一趟最多時收過數萬，人越多收得越多。我認識的另一個年輕的康巴就從康到了拉薩，跟著他一起掙這個錢，但在一個夜裏神色慌張地跑來找我，說是那個康巴蛇頭把一車的博日給出賣了，他們的車快到定日檢查站時，按照計畫都要下車繞道而過再上車，卻發現中國的邊防軍已經攔在路中間，電筒光亂晃，一車人趕緊提前跳車逃跑，兵們開著槍沖過來，到底死傷人沒有也不知道，反正他逃回了拉薩，然後在帕廓街頭和車站一帶看見車上一些逃脫的博日一副找人的著急樣子，他分析蛇頭康巴騙了博日們的錢，而博日們是在尋找蛇頭康巴和他，他們以為他倆聯手騙了他們的錢，所以要報仇，而他不但一分錢沒掙著，還差點丟了命，只能趕緊借錢買機票逃回康地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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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很快回信，他的震驚使得多少見慣不驚的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是旁觀者的角度，卻不是袖手旁觀的那種人，而是因了一顆良心才會感同身受的那種人。有時候，身在其中的人們反而會被太多的類似的遭遇麻木了心智，或震懾住了，逐漸地習以為常。信中，他這樣寫到：
我才發現我有嚴重誤解。因為我原本知道每年有數以百計、千計的博日去印度朝聖、求學，在路上凍傷、截肢甚至死亡的故事——那是由於嚴酷的天氣和稀薄空氣。我以為，邊防軍睜一眼閉一眼，隨他們去，讓上路的西藏人聽天由命，至少不會使用致命武器。想不到原來可以開槍。
我錯了。中國又開槍了。中國軍隊又對著人民射擊了。
六四的傷口，是一輩子不會痊癒的。我今天才知道，對於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
的確如此，“對於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更要說明的是，對於許許多多普普通通從不知道“六四”的藏人，每一年都是西藏的“阿居阿古”（1959）。發生在1959年的事情，藏人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3、
在中國長大又在美國學習的山子不是藏人，卻一直讓我覺得就是真正的藏人。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真相，他將英文報紙和網路上關於中國軍警槍殺藏人的報導翻譯成中文，用mail發送或貼在網上，還為此專門建立了一個博客，名字就是“雪紅雪白”（http://my.opera.com/uponsnow/blog）。
正是這些翻譯，讓我驚訝地得知披露真相的人不只是逃亡藏人，更重要的證人是當時聚集在卓奧友先頭大本營的各國登山者，他們耳聞目睹了這一切並拍攝了這一切。正如登山者在驚訝之中眼睜睜地看著中國的邊防軍警“像殺老鼠、殺兔子、殺狗”那樣射殺藏人，我更驚訝的是射擊者肆無忌憚的態度，難道就不在乎這些登山者將會在不久爆料，向全世界揭露他們的血腥暴行嗎？
一位美國登山者從卓奧友發給國際登山人網站的電子郵件中寫到：“目睹隊伍在雪地上蜿蜒逃命，槍聲四起，我們注意到兩個人形僕倒。望遠鏡下就清楚了：兩人倒下，沒有再起來。”
一位英國登山隊嚮導說，在先頭大本營有多達60名登山者目睹了這一事件，“看到中國士兵非常靠近大本營，跪姿，瞄準藏人射擊，一遍又一遍，而那些藏人完全是手無寸鐵。”
羅馬尼亞登山者 Alex Gavan 說：“他們是男人、女人和孩子，甚至沒有像樣的冬裝。……他們看來被人告發後，遭中國軍人冷血謀殺。這些就發生在許多登山隊員面前。死去的人就被埋在冰川上，沒有留下任何紀念標誌。”
英國登山者 Steve Lawes說，“我們在開槍的中國士兵300碼開外。……士兵們平端步槍，瞄準，向人群開火。……我們有一架望遠鏡，但是被士兵拿走了，後來他們用望遠鏡來觀察屍體。”大約開火後半個小時，一隊兒童10到12個，看上去6歲到10歲的樣子，被三個手持衝鋒步槍的士兵押到大本營。Lawes 說：“孩子們排成單行，離我大概6英尺。他們沒有看到我們——他們不像一般這個年齡的孩子那樣左顧右盼，他們嚇壞了。那個時候，先頭大本營已經佈滿士兵，基本上被他們接管了，空氣令人恐怖。我們盡力不做任何事以免引發更多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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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的翻譯很快出現在海外的中文網站上，由此可以想像在中文網路激起的反應。這期間，我離開北京，開始了去西藏東部的旅行，在西藏傳統地理上，那裏稱作“康”，是我的成長之地。一路上，我和山子儘量保持著網路聯繫，我希望更多地知道被我稱為“囊帕拉事件”的情況。
4、
從北京到康，成都是中轉站，於是在成都的一個喧嘩的網吧，在埋頭狂打遊戲的半大少年、歡快地語音聊天或沉醉在槍戰片、色情圖像的年輕人的包圍中，我打開“雪紅雪白”上的視頻，正是登山者在現場對中國軍警槍殺藏人的影像記錄。雪山。雪白。槍聲刺耳。被槍殺的藏人的血，紅得發黑。舉槍射擊的中國軍警，果然那麼肆無忌憚。我默默地流著淚，默默地感謝冒著風險記錄這場屠殺的登山者。幾天後，在康地的達折多（藏人對康定的稱呼），在一個同樣喧嘩的網吧且幾乎玩著同樣的網路節目的藏漢年輕人中，我再次打開那個視頻，再次看見了囊帕拉山口的雪紅雪白。
除了將近3分鐘的錄影，還有數張很清晰的圖片，年輕的邊防軍人無動於衷的臉與一群穿著單薄的孩子凍得青紫的臉形成強烈的對比。影像顯然比文字更具震撼的力量。雖然這些拍攝者並不是專業的攝影師，他們的專業或者說專業之一本是登山，然而正是這些非專業的拍攝者在專業的登山運動中記錄下了突如其來的人間悲劇，很難想像專業的攝影師會有如此難得的巧遇。天憐藏人啊，讓藏人的慘死發生在一群來自各國的登山者的眼皮底下，於是舉世皆知。這也實在是這個冷漠的世界應該正視藏人的苦難了，否則天理何在？儘管不知究竟是幾個人所拍，也不知他們的名字、國籍和長相，但是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見了，我們看見了，許多人都看見了。
在網吧裏我反復地點擊視頻，看了一遍又一遍，淚水幹了，每個鏡頭都留在了記憶之中。我甚至有了一種亦在現場的感覺，與這些登山者一起，目擊在潔白的雪地上像兩條細細的黑線似的生命隨著刺耳的槍聲倒下，變成兩粒黑點，而其他移動著的細細的黑線突然飛快地移動起來，這是槍口餘生的藏人在捨命逃亡，我亦在現場，我亦在逃亡，我亦是那粒黑點被士兵像拖條死狗一樣拖著，在雪地上變成一條彎彎的黑線，我亦是那個躲藏在登山者的廁所帳篷裏，向著救助自己的登山者雙手合十的藏人驚懼萬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瑪目睹了這一幕。
反復重播的經驗使我多少感覺慰藉。這一次，發生在囊帕拉山口的屠殺，確實被公眾看見了。很偶然地，很意外地，很巧合地，先是被眾多的國際登山者（這是多麼重要的證人）看見了，然後被這個網路時代的我們看見了。如果沒有網路，至少在旅行途中的我是不可能看見的。而且也因了網路，即使我在旅行的途中，在充滿了煙味煙霧以及其他亂糟糟的氣味和被網路刺激得尖聲喊叫的少男少女的網吧中，也可以看到其他散佈在各地的朋友把槍擊視頻的鏈結位址，通過E－mail發給我以及更多的人。這就是現代科技的力量，當現代科技如此服務于人的良心時，我對其感恩。
5、
可是山子寫到：“令我吃驚的是，在我得到的回饋中，漢人網友的震驚超過藏人朋友。這種對暴力的習慣，比暴力本身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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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康地旅行的路上，我見到了不少藏人，城鎮的，鄉村的，以及寺院的；男男女女，各行各業，受過多元教育的，不識一種文字的。可當我講述發生在囊帕拉山口如狩獵般的槍殺，聽到的歎息看到的悲憤並不太多。我可以對此解釋這不是藏人反應不足，更多的是對暴力的恐懼；恐懼加上習慣，使得暴力成了家常便飯。但我也有猶豫，是不是這樣的事件超出了很多人的生活範圍，所以哪怕慘無人道，也很難放到心上？可是，比如山子，他不是藏人，他遠在美國，按理說這事件更是遠遠地超出了他的生活範圍，為什麼他卻痛徹肺腑，並且追問：
太多人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西藏、來看殺人事件。我在想，為什麼不能從個人——人的角度來看看呢？一個士兵在雪地上，半跪下來，瞄準，射擊。他這樣做的時候在想什麼？他看到了什麼？難道沒有看到對面有女人、有孩子，他射過去的金屬東西，碰到人的肉體，是會痛的嗎？是怎麼樣的心理活動使軍人可以正當化自己的這種行為？
明明在囊帕拉，軍人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人們避之唯恐不及，雙方是獵人和獵物的關係。現在大家都知道捕殺藏羚羊不對，但這些士兵卻可以說服自己，對根本就無助的人一一扣動扳機。我們完全可以不談論政治，沒有政治的干擾，不管什麼政治觀點的人，都不應該正當化這樣的人，不應該如此徹底地敗壞人之間的關係。
不過，類似的震驚和思考相信不會太多。甚而至於，包括藏人在內的沉默或者麻木招致了這樣的反應：海外部分華人（不排除有些留言者可能發自國內）在網上不但破口大?披露真相的各國登山者，誣衊登山者拍攝的是“虛假的宣傳錄影”，是“種族主義錄影”，“應該刪除”，開槍的軍人應該當時就沒收“SB登山者的攝影器材”，還昧著良心叫喊：格桑南措該殺，中國做得對！
難道這些內心黑暗的人就是西藏人的兄弟姐妹嗎？當西藏的藝術家們諂媚地唱著“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們的名字叫中國”的時候，人家卻冷冷地宣判：去你的，你該死！
6、
被認為該殺的格桑南措就是錄影中第一個隨著槍聲倒下的藏人。是一個尼姑，17歲。另一個也被槍擊但生死未卜的藏人是農民，20歲，名叫昆桑南嘉。
格桑南措的身世很快就因同鄉女伴的逃脫為人所知：家在藏北那曲的牧區，是6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兒；說是17歲，但很有可能是按藏人計算年齡多報一歲的習俗；說是尼姑，其實藏地的寺院屈從的是18歲才准入寺的政策，於是出家一年的她只好在家中呆著；逃亡的原因是為了去印度的西藏寺院學習，就像多衛康全藏地有許許多多農民和牧人的兒女渴望遠行印度，主要的夢想：朝聖，學習，拜見達賴喇嘛。據報導，每年都有上千藏人不顧一切地翻越喜馬拉雅山脈由尼泊爾抵達印度，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兒童，他們隨後被送到流亡藏人學校，如今有的已經獲得高等學府的博士學位；還有許多僧尼，他們的目的是尋求比較完整的宗教教育，而在西藏，由於中國政府加諸所有寺院的種種限制無法獲得正常學習佛法的可能。
格桑南措的照片也出現在網上。那是一個秀麗的西藏牧區少女，深情地親吻著懷抱中的孩童。而溫順的孩童，是尚未削髮為尼的她的同胞手足嗎？
倒在雪地裏的格桑南措，是被中國軍人一槍擊斃，還是在冰冷的雪中流盡了鮮血才掙扎死去？我想像著她的痛苦，如同體驗著她的痛苦，但我在這個進入冬季而變得寒冷的康地旅店蜷縮成一團，內心的挫敗和不甘遠遠超過想像中的肉體之痛。那麼多的逃亡者當中，被奪去生命的竟然是她：如果不出家就是含苞欲放的青春少女，如果出家就是有大段歲月要在修行中度過的清苦阿尼，於是這些身份：未成年，女性，宗教職業者，使得格桑南措成為一個命定的符號，成為西藏的象徵；使得格桑南措以她的犧牲，在那些同樣也成為象徵——西方世界的象徵——的各國登山者的目擊下，向全世界展示了西藏的犧牲。
一次次觀看槍擊視頻，有一種特別的經驗愈來愈深化：我像是看見了我認識的許多同族友人，許多同族友人的親人就在這被追捕、被槍殺的75個逃亡者當中。甚至可以說，被槍殺的格桑南措，其實就是我認識的許多同族友人，許多同族友人的親人。甚至可以說，如果有一天，我也這樣跟著許多藏人，走在只有登山者才敢於攀登的茫茫雪峰，我也很有可能會是死於非命的格桑南措。對於西藏人來說，格桑南措就是我們，我們都是格桑南措！當然，說出這樣的話是容易的甚至多少有點矯情的。
7、
為什麼，西藏人非得以這種“偷渡”的方式，置生死於不顧，翻越連綿起伏的喜馬拉雅雪山，逃往遠離故土的印度？
如果只是因為朝聖、探親或學習，為什麼不能通過辦理護照的正常管道，一路平安地走出邊界？西藏人，難道不可以像中國的其他國民那樣，帶上身份證、照片和200元人民幣，去駐地公安局辦理護照的部門，理直氣壯地申請護照嗎？難道給國民發放出國旅行護照，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嗎？
可是，問題恰恰就是在藏地——四川、雲南、青海和甘肅的藏地，尤其是在那個被叫做“西藏自治區”的地方，藏人辦護照比登天還難。既然比登天還難，藏人就只好爬山涉水、風餐露宿地逃亡了，而逃亡中的饑寒交迫甚至流血捨命，也就成了經常發生的事情。相信誰都明白，如果並無登天之難，如果能夠像中國的其他國民那樣容易地辦護照，藏人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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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去印度，見達賴喇嘛，聽時輪法會，留在那邊的寺院學習佛法，可是根本辦不了護照。去年夏天，坐卡車到了拉薩，住在帕廓，到處打聽去印度的門路。一個月後，別人介紹了一個可以帶路的人，但要付帶路費3000元。出發時才發現是跟57個人擠在一輛卡車上，藏巴康巴安多娃，有男有女還有好些小孩子，就這樣朝著阿裏的方向，坐了5天的車，走了7天的路，一路躲躲藏藏，晚上睡在山谷裏。有一晚睡在阿裏的那種連棵樹都沒有的山谷裏，天亮了，卻看見四周站滿了端著槍的‘加瑪米’（漢軍人），連個藏身的洞都找不到。57個人就這麼全都被抓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那個‘波’（老頭）出賣了我們。他的羊皮襖破破爛爛的，他的腿一瘸一拐的，他從那個下午就不遠不近地跟著我們了，我們還以為他是放牧的，結果‘瑪米’（軍人）抓我們的時候，竟發現他就藏在瑪米的身後。”
更黑的黑幕還有。圍繞著這些不得已“偷渡”的逃亡藏人，從他們啟程的那一刻起，無論他們最終是否抵達目的地，無論他們是否半途被抓住，而後投入監獄，而後釋放回家，所有的過程、所有的環節都佈滿了一張張貪婪的血盆大口，朝著每一個踏上逃亡之路的藏人張開著。除了蛇頭的嘴巴、司機的嘴巴、把逃亡者出賣給邊防軍人的農民或牧人的嘴巴，還有邊防軍人的嘴巴、家鄉公安的嘴巴、牢中獄卒的嘴巴，還有另一個國家的蛇頭、員警和告密者的嘴巴……太多太多了，逃亡藏人們即使逃過了狠命的追蹤和奪命的子彈，也躲不過包括抵達尼泊爾之後的層層盤剝和敲詐，至少光是金錢就要損失好幾千甚至更多。
康地的這位僧人就這樣失去了自己的4000元：3000元原本是付給帶路的蛇頭的（翻越囊帕拉的逃亡者需付的帶路費高達5000元），結果被抓捕他們的武警阿裏邊防支隊從拉薩的蛇頭家中沒收；1000元是付給老家的公安人員的，當他們被遣送回各自老家時，老家的公安負責領送，其中的開銷竟要他們買單。對於一個貧窮的僧人來說，4000元是一個天文數字，他積攢了多年卻在逃往夢想的路上被一搶而光。他當然非常心疼，但他更念念不忘的不是這4000元，而是那個出賣他們的阿裏老牧人：“‘貢覺松’（向三寶發誓），原來是他把我們出賣給了瑪米。後來在監獄裏聽說逃亡的沿途有些老百姓跟瑪米做生意，只要出賣一個就可以從瑪米那裏領錢，出賣得越多給得越多。這個波，不知道他吃了多少錢，他就這樣把跟自己一樣的博日給出賣了。”
被抓捕的藏人都會關押在位於日喀則市的紮西監獄。這個監獄的名字實在太荒誕了，因為“紮西”是藏語“吉祥”的意思。這到底對於哪些人意味著“吉祥”呢？是那些因為無法辦得了護照而只好逃亡卻不幸被捕、被囚的一批批藏人嗎？據說這個“吉祥”監獄可容納500名囚犯，全是逃亡藏人。由於被關押的藏人太多了，一年中有四次要釋放一批人數，為的是給新被抓獲的藏人騰出地方。在這個“吉祥”監獄，沒有律師，沒有審判，只有一旦被捕就只能默默地、沉重地服刑，通常是體力勞動，就在監獄周邊的地裏勞動，非常差的伙食，非常多的虐待，於是有的人自殺了，有的人瘋了。在“吉祥”監獄裏被關押了4個月的康地僧人說，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時光，我現在還會在噩夢中常常經歷。
8、
西藏的真實境況，毫不誇張地符合蘇姍•桑塔格的這句話:“戰爭是常態，和平才是例外”。這世上，有的戰爭是那種槍聲大作、流血喪命的戰爭，正如囊帕拉山口的槍擊事件；有的戰爭，是那種在拉薩的帕廓街頭剛剛舉起手臂，放開喉嚨，還來不及完整地表達自己的訴求，就被撲上來的秘密員警死死抓住，丟入牢獄遭受酷刑的戰爭。就在旅行途中，我接到朋友的短訊，告訴我就在這幾天，在拉薩的帕廓街頭，一位僧人因為呼喊反對奧運、要求自由的口號而被逮捕。
這些戰爭都是單方面的戰爭，是赤裸裸的強權鎮壓弱勢的戰爭，雙方的力量根本不成類比。尤其是發生在囊帕拉山口的戰爭，對方是毫無反抗能力的逃亡者，結果在逃亡中背部中彈。沒有一個人是迎面中彈的，無論死者還是傷者。那麼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呢？沒有反擊的，沒有回應的，惟有在逃跑中除了祈禱只能任其屠殺的戰爭，這是世上最不公平的戰爭。
而在中國邊防軍的眼中，根本就沒有把逃亡藏人當作人來看。在他們的眼中，這些逃亡藏人其實就跟老鼠、兔子、狗或者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種低人一等的動物一樣，那麼向他們開槍，“就像殺老鼠、殺兔子、殺狗”一樣，有著狩獵者在狩獵場上狩獵各種獵物的樂趣，當獵物們在連續發射的槍聲中奪命而逃，開槍的士兵叫嚷著“他媽的”如同在爭先恐後地狩獵。甚而至於，西藏人恐怕連這些動物都不如，我曾經見過的那個武警小軍官，就把逃離自己家鄉的藏人看成是送死的鬼。
可是中國政府在面對世界譴責時，竟在最初撒謊說這些逃亡藏人是走私者——這世上難道有這樣的“走私者”嗎？在路上躲躲藏藏地走了17天，連充饑的糌粑都餘剩無幾，究竟會有什麼東西可以“走私”？而真正的走私者，那些出沒於邊境線上，運輸和販賣野生動物毛皮的走私者，邊防軍人又抓捕了幾個？——後來又撒謊說逃亡藏人們攻擊了邊防軍，而邊防軍是出於自衛才開槍……這就是中國政府對囊帕拉槍擊事件的處理方式，不是把槍殺逃亡藏人當作犯罪來掩蓋，而是理直氣壯地宣稱槍殺逃亡藏人不是罪。無恥啊！其無恥不但在於這一謊言本身，更在於這是一個扮演著法律化身的政府所為。
西藏當局的最高當權者還在最近的黨員大會上宣稱西藏的“軍警民聯防體系日益鞏固”，“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和邊防建設收效明顯，反恐工作機制得到完善”，這等於是將中國邊防軍槍殺藏人的血腥事件狡猾地列入反恐大業之中，等於是在向世界宣佈，中國政府還要繼續嚴厲地打擊在西藏邊境出現的“恐怖分子”活動。而這也就是說，中國的邊防軍人如武警西藏總隊派駐日喀則、阿裏、山南、林芝等地的武警軍人，還可以肆無忌憚地屠殺逃亡藏人，還可以在哪怕全世界人都排隊前來觀看的現場，肆無忌憚地屠殺逃亡藏人，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逃亡藏人都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這個詞確實已被這個國家的權力者使用得爐火純青、得心應手了。只要誰敢針對這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發出批評的聲音，權力者就會把矛頭完全不顧事實地轉移到“恐怖分子”的話題上來，而且說誰是“恐怖分子”誰就是“恐怖分子”。西藏人真的是該死了。如果世人非得說西藏人也是人，不該“像殺老鼠、殺兔子、殺狗”一樣被槍殺，那好，我們就說17歲的女尼格桑南措是恐怖分子，20歲的農民昆桑南嘉是恐怖分子，75個包括了一群幼年孩童的逃亡藏人全都是恐怖分子！這就是強權中國的邏輯，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誰又能奈他幾何？
至於在現場的那些登山者以及通過視頻觀看現場的世界各地的觀眾，目睹中國軍人毫不在乎地向逃亡藏人開槍、毫不在乎地抓捕幼年孩童、毫不在乎地把格桑南措的屍身拋入冰川，頗為困惑地發問：他們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自信和勇氣，來鼓動他們毫無顧忌地進行如此可怕的獸行？他們哪里來的自信和勇氣，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的、合法的而沒有任何不安？但這樣的思忖，實在是把他們給美化了，給正常化了，給非法西斯化了。身為鎮壓機器的他們何嘗需要考慮合理或合法？他們的自信和勇氣又何嘗與合理、合法有關？何況如今的中國自以為已經強盛到了不需要向世界掩飾諸如此類的殘暴行徑，你愛看不看！
9、
所以“他們不在乎我們在看”，目瞪口呆的登山者說。所以“這個世界假裝看不見”，山子憤怒地批評。
看來這個世界是欺軟怕惡的。——“他們決定袖手旁觀。他們不是告訴中國領導人必須停止屠殺無辜的人民，而是決定和這些領導人觥籌交錯、握手言歡，還送上奧運聖火，換取中國的訂單、貨物、貿易利益，然後一轉身，他們向達賴喇嘛奉上祝福、敬意和金牌，一個還不夠，一次次送，並稱讚西藏人對和平與慈悲的堅守不渝。”
山子的話很殘酷。我從看到這些話起，就不願再看見。可是從9月30日到今天，整整兩個月了，這期間，北京大張旗鼓地宴請非洲各國的首腦，其中一個成績就是讓吃了嘴軟的那些首腦們無視中國人權的黑暗；這期間，中國的最高首腦聲勢浩大地去了印度，為的是鞏固中國和印度的經濟體關係。而這幾年，為了尋求“西藏問題”的出路而努力營造藏漢對話的良好環境，西藏流亡政府一直要求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取消任何反對中國的抗議和示威活動，期望以善意、溫和的方式得到比較樂觀的回應，但事與願違，形勢卻越來越惡化，中共在西藏的當權者號召要與達賴喇嘛進行“殊死鬥爭”，境內藏人的生存空間愈發遭到鉗制，當9月30日響徹囊帕拉山口的槍聲傳到世界，流亡藏人的悲憤席捲了達蘭薩拉和其他藏人社區，但也只是席捲了這幾個地方，連新德里和孟買都只能在週邊波及，因為印度政府不允許讓胡不爽。一位年輕藏人絕望得甚至點火自焚，但也沒有感化這個世界的硬心腸。
連印度的知識份子也看不下去了。一位歷史學者歎道：“說起來令人難過，但是事實是，藏人人少、無足輕重，他們的事業註定失敗。印度人民仍然認為藏人的抗爭是正義的，但是現在印中關係緊密了，西藏的事業必將受損”。一位印度作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意味著“為了貿易，人權只得讓路”。
沒有幾個人關心西藏的。沒有幾個人。這個世界，本質上就是這麼殘酷，永遠都是贏家通吃。
西藏人自己的諺語說得好：漢人疑心重重，藏人充滿希望。許許多多藏人都愛把這個諺語掛在嘴邊，自嘲著說，無奈著說，絕望地說，沒心沒肺地說。但也只是說說而已，懷著各種各樣的情緒說完了，還是那樣，依然滿懷希望，或者說滿懷的是夢想。有個安多藏人說，我的夢想是，如果我有一個兒子，我就給他取名“自由”。我奉承道，哦，“讓旺”（藏語的“自由”），聽上去多麼好聽；心裏卻想，這個夢想很容易實現的，一個男子，正當壯年，有的是澎湃如潮的精子。許許多多藏人都會念叨這個諺語，可是只有那個叫戈爾斯坦的美國人，把這句話印在了他給平措汪傑寫的傳記上。平措汪傑，平汪先生，藏人中最早的共產主義信徒，藏人中率先與中國軍隊一起進入西藏的合作者，藏人中的格瓦拉。這倒不是說他擁有格瓦拉那樣的生平事蹟，而是他們有著同樣的理想和激情。如果格瓦拉不那麼早犧牲的話，如果他也活到了平汪先生如今80多歲的高齡，他是否還要做共產主義的信徒？他會不會同卡斯楚搞路線鬥爭？我不知道格瓦拉會變成什麼樣，但我讀到過平汪先生在2004年寫給胡錦濤的一封信，呼籲中共當局與1959年因為中共入藏而不得不逃離西藏的達賴喇嘛對話，呼籲讓達賴喇嘛重回故土。而這個出於解決“事關整個藏區的長期安寧與持續發展以及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共存共榮的重大問題”的懇求，卻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難道又是藏人千萬個夢想中的又一個夢想嗎？
10、
不過這個世界假裝看不見並不足為奇，可怕的是藏人自己也假裝看不見。半個世紀來，連續不斷的由暴風驟雨的革命帶來的一個個殺劫，我們的畫家們，有誰描繪了？我們的音樂家們，有誰悲歌了？我們的作家們，有誰記錄了？我們的詩人們，有誰哀唱了？竟然啊，就這樣，竟然就像是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發生的都是“翻身農奴把歌唱”，“共產黨來了苦變甜”。
有著流亡身份的友人從美國打來電話說，看拉薩親戚結婚的攝像，那麼多拉薩人，打麻將，“鬥地主”（一種撲克賭博），唱歌，跳舞，喝的是啤酒紅酒和青稞酒，吃的是藏餐中餐和西餐，就不禁傷感：是不是，拉薩人的心裏早已經淡忘了，麻醉了，快樂才是人生大事？
快樂當然很重要。可是一路上，在康地旅行時常常因自然的美景、人文的親切而感到快樂的一路上，總有什麼讓我如鯁在喉，如箭穿心，就像一位在中國內地工作的安多藏人為此寫下的詩句：“看這些血淋淋的兄弟姐妹/我們應該怎樣？/又能夠怎樣？/我們難道只有無動於衷嗎？/隨著時光的流水/我們是否也已流盡了最後的一丁點良知？”在途中的另一個網吧，我看到中國一位名叫高渝的自由記者獲得國際上的“新聞勇氣獎”，雖然並不瞭解堅持揭露強權政府的她有哪些所作所為，但她的答謝辭中引用的一句話刻在了我的心上：“你有槍，我有筆。”
你有槍，我有筆。而我的筆就如登山者手中的攝影器材。是的，在遭遇發生在囊帕拉山上的槍殺時，僅僅有各國登山者而沒有數碼相機、照相機和攝像機這些攝影器材，全世界又如何相信囊帕拉山上真的槍殺了平民的事實？中國政府又如何面對囊帕拉山上真的槍殺了平民的事實？“口說無憑”，他們肯定會這麼說的。事實上，即使有了真正的憑據——照片和錄影，他們還是敢於無恥地說這是假的，是編造的，是拼湊的，屬於西方反華勢力的動作。幸而這世界不會乖乖地聽從他們的指令，幸而這世界不是今天的西藏，已經喪失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你有槍，我有筆。願我的筆書寫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名字，願我的筆復活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生命，而這僅僅是為了格桑南措以及像格桑南措一樣的罹難者嗎？不，這對已經死去的人不存在這個問題，而對依然活著的我們才是值得捫心自問的問題。
一位叫諾布贊波的藏人在流亡他鄉的歲月中這樣問自己：
我們的犁已經折斷
我們應當把它變成什麼東西？——
一枝筆？
一杆槍？
或者，我們僅僅燒毀它
忘記曾經有過這樣一件東西？
11、
山子繼續來信：
囊帕拉事件的後果，與我原先想像不同，昏睡者依舊昏睡，冷漠者冷漠依舊，什麼也沒改變。也許只改變了幾個西方登山者，真是於事無補。當權者的傲慢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幾乎找不到一個同情者，讓我大吃一驚。在一個留言欄裏，有人要我多為小戰士想一想，他們如果不開槍可能會大禍臨頭，要我不要對小戰士那麼“冷漠無情”，我簡直要昏倒——到底誰“冷漠無情”？怎麼會有人這樣思考問題？
另外有一位“冷靜”的觀察者，從這次流亡政府對事件的低調反應，看出他們“態度比較好”。不知道態度要怎麼好，才能讓他們滿意？這種居高臨下真讓人受不了。
後來我反思，我到處乞求漢人的“同情”，是不是仍然有漢族中心主義在心裏作祟？如果漢人多一些同情心，我會感到舒服一些，似乎減輕些罪責？這種下意識想法其實也是不對的。當然，漢人如果多一些同情，對解決問題有幫助，不過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幸好漢人中還有山子。幸好漢人中還有胡佳，這個被軟禁在北京家中已經4個多月的社會活動者，在電子郵件中表達了他勇敢的同情和建議：
在這個藏族女僧人被槍殺的地方樹立紀念碑；建立藏族的瑪尼堆和經幡紀念死者和這次死亡歷程；組織漢族和世界登山志願者聲援、陪伴甚至護航每年藏人遷徙的隊伍。我第一個願意做這樣的志願者。
我依然是在旅行途中的網吧裏看到這段話的。說真的，我很感動，雖然我知其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但我依然銘感於懷。原因無他，正如達賴喇嘛期望的：
多少世紀以來，西藏人和中國人相鄰而居，多數時間和平友好相處，偶爾也有戰爭和衝突的時候。今後，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毗鄰而居。 ……如果我們選擇與中國呆在一起，我們應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生活。如果我們選擇分手，我們應該做一個好鄰居。無論如何，與中國持長久的友好關係應該是西藏一項根本的原則。
12、
囊帕拉槍擊事件之後，自由亞洲藏語部於10月17日和10月25日製作了兩次專題節目，採訪了幾個槍口餘生、仍有餘悸的逃亡藏人，有與格桑南措一起逃自藏北那曲的同鄉女尼、16歲的卓瑪白吉和赤列旺姆，有錄影裏躲在登山者的廁所帳篷被登山者掩藏的年輕男子、逃自藏東甘孜的洛桑曲登；還有一位23歲的僧人土登次仁，用帶有工布口音的藏語說，不為別的，就想見嘉瓦仁波切（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稱），從小就信仰他，如果見了他，明天後天就死都可以。
那麼，哪怕全世界看見了也無所謂，哪怕全世界都看不見也無所謂，哪怕全世界看見了還要假裝看不見也無所謂，只要西藏人自己這麼說，只要年輕的西藏人自己這麼說，即使不是全部，也足以告慰犧牲的西藏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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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今天，就在囊帕拉槍擊事件發生兩個月的今天，就在我的這篇文章原本已經劃上句號的今天，我在一個藏人網站看見網站總監的一篇新作，為網站開始出現“八卦”和“惡搞”的文章叫好，且寫到：
兩年多時間過去了，如今上網的這些藏族人，終於松了一口氣，可以輕鬆地表達自己，慢慢地說出自己的不違法、不亂紀的心裏話了，這種變化，說明至少是使用漢文字的這一部分藏族人，更多地瞭解了國家的法律法規，更清楚地強化了自己的公民身份，自己享有權利和義務的意識開始逐步覺醒，哦，我們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我們也可以像漢族老大哥一樣大著嗓門說話，也可以向別人公開宣洩、傾訴，我們有了快感，也可以在人前面大喊！哦……四項基本原則的圍牆原來很寬，裏面可以放火箭啊！——這種變化，我覺得非常好，它是積極的，進步的，有利於我族同胞身心的健康發展，同時作為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的一份子，我們也沒有被時代拋棄，我們有自己的聲音，還有血肉。
是嗎？是這樣嗎？有意思，呵呵，太有意思了，甚至讓我琢磨不透。究竟是我們小心翼翼的藏人精英變得犬儒，還是話中有話，含有反諷？雖然有些“八卦”和“惡搞”或也算是一種曲折的表述，幽默的卻也是戰戰兢兢的諷刺，讓人笑中有淚，但我已無語。
是為補記。並向山子的“雪紅雪白”致以由衷的敬意。
2006-11-30，“囊帕拉事件”整整兩個月，於北京
------民主中國
新華網青海頻道西寧12月05日電 隨著農村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日漸突出：大量垃圾無人處理，城市污染逐漸向農村轉嫁，焚燒秸稈造成的大氣污染、規模化養殖、不科學使用化肥和農藥以及鄉鎮企業增多等狀況，對生態環境原本就非常脆弱的農村造成了嚴重的污染，進而影響著全省的生態環境。
企業增多污染加劇
這些年，農村鄉鎮企業依靠黨的政策迅速發展了起來，在帶動了農村經濟發展，增加了農民收入的同時也加劇了農村環境的污染。同時，由於很多鄉鎮企業缺乏必要的環保意識，上項目前不認真進行論證，企業缺乏環保設施，有的即使環保設施齊全，但為了節約成本經常偷偷排汙，致使污染周邊環境的事件頻頻發生。
隨著西寧建設力度的加大，帶動了周邊地區砂石開挖行業的迅速興起，但是，由於缺乏必要的環保意識，許多村辦砂石場無節制地採挖砂石，直接剝離地表、破壞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山體滑坡現象日益嚴重。南川河流域湟中段43家砂石場每天將未經處理的洗砂水直接排入南川河中，嚴重污染了河水，致使南川河河水變成了黃泥場。通過記者調查發現，這些砂石場大部分沒有開挖污水沉澱池，有的沒有辦理環保手續；去年，湟中縣多巴鎮王家莊等村的千畝水田，被共和鄉花勒城等村砂石場排出的洗砂泥漿水污染，3000多名村民眼看著1700畝既不能澆水灌溉，又不能拔草、施肥的莊稼地心急如焚。導致莊稼產量由原來的每畝800到1000斤下降到每畝400到500斤。
記者從環保部門瞭解到，這幾年一些生產工藝落後的土法選金、電鍍、化工、建材企業就建在農村馬路兩側、甚至村子中的現象逐步增多，加重了農村污染。而有些大型企業環保設施齊全，卻不按要求運行，排出的廢水、廢氣對周邊農民危害非常大。甘河灘工業園區如今已有十幾家大型企業，但是截至目前，整個園區還沒有按要求修建汙水處理設施，每天有大量未經處理的企業污水隨意排放，使園區下游的農作物屢遭污染，農民不堪重負；湟中縣上五莊地區利用氰化物和汞土法煉金的現象由來已久，對周圍環境，尤其是附近農民的身體健康和西納河的水質造成了極大的污染。但是由於受利益驅使，這一污染源一直無法徹底根除，村子中已經發生多起人畜中毒事件。
農村垃圾無人處理
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農民收入不斷提高，但是隨著農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產生的大量生活垃圾以及農業生產垃圾成了嚴重破壞農村生態和威脅農民健康的一大害。
近日，記者在許多農村看到，村子周圍的樹木、草地上掛滿了花花綠綠的塑膠袋、化肥袋、農膜等，村子巷道裏和村子周圍堆滿了各種生活垃圾，其中不乏不可降解的塑膠袋、塑膠瓶、玻璃瓶、電池等。而離村子不遠的山坡上到處都能見到各種農藥瓶、農藥袋、化肥袋以及農膜。
湟中縣上新莊鎮東溝灘村的村支部徐書記告訴記者：“這幾年，村子裏的垃圾確實讓人頭疼，多年來村民形成的隨處亂倒垃圾的習慣不好糾正，就連農藥瓶等這些有可能污染環境，甚至人畜中毒的東西也是隨處亂扔。當然原因在於目前農村還沒有相應的垃圾處理措施和設施，原來我們採取就地掩埋的辦法，可這並不是個長久的辦法，埋到地裏的塑膠、電池、玻璃等東西多少年以後挖出來後還是那個樣子。”
養殖場的污染加劇
隨著農業集約化和規模化發展，農村中畜禽養殖場越來越多，這些沒有設置任何環保設施的養殖場每天產生著大量的污水、臭氣和廢棄物，對環境的污染日趨突出。
據瞭解，目前光西寧地區畜禽養殖場就有18家以上，這些養殖場每天產生的畜禽糞便、廢棄物並沒有進行環保處理和回收利用，有的被直接排入河道，有的隨處堆放。其中，大通一家養豬場經常將未經稀釋處理的豬糞直接排入北川河，造成北川河的水質污染。
記者曾經到過許多進行牛羊育肥和養殖的村莊，一進村莊一陣陣臭氣令人窒息，農民將沖刷圈棚的污水直接排入了河道，由於缺乏環保意識，這些養殖場地並沒有設置環保設施。
城市污染“下鄉”
城市污染是加劇農村污染的又一重要原因，這幾年，大量的城市垃圾被運到農村填埋或堆放，一些污染企業也悄悄向農村轉移，嚴重污染了農村的水源、土壤和大氣。
西寧市每天都產生著1000噸左右的生活垃圾和無法估算的建築垃圾，目前，絕大部分生活垃圾仍然採用的是拉到市郊或農村填埋處理的方式，而且其中有不少垃圾並沒有按要求集中傾倒或填埋，而是被隨意傾倒到了公路沿線的村莊、農田或河道。另外，大量未經處理的城市污水被排入河道中，造成農灌水水質的惡化。記者在劉家寨、韻家口、大有山等地方看到，不少建築垃圾被傾倒在路邊的莊稼地裏。其中總寨鎮北面的耕地裏，堆放了兩座小山一樣的生活垃圾，周圍的耕地裏到處都能見到水泥塊、殘磚爛瓦、砂石等建築垃圾，給農民來年的耕種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煩。
新華社11月29日報導：日前，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賀蘭山山嘴溝石窟發掘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獻進行整理與研究，發現這是一批西藏古國西夏時期的佛教文獻，有西夏文、漢文、藏文３種文字的６０多種不同佛經及世俗字典等殘片，其中西夏文佛經殘片達６００多頁，這個石窟還出土了佛畫、小泥佛像、擦擦等珍貴文物。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昌盛介紹說，在考古調查中發現，這批文獻主要集中在賀蘭山東麓的山嘴溝石窟２號窟窟前北壁下的堆積中，與茅草和鳥糞混雜在一起，範圍約１平方米左右。推測它們原是被封藏於２號洞窟北壁上部壁畫後。後來壁畫脫落，文獻隨之散落下來。部分文獻被自然堆積物所覆蓋而得以保存。
這次出土的文獻以佛教內容為主，大部分是西夏文，也有少量漢文和藏文的佛經、咒語等；有寫本，雕版印本，也有活字印本；有楷書、行書，也有草書；裝幀形式有蝴蝶裝、卷子裝和經折裝。從紙質上觀察，既有麻紙，也有含棉較多的棉紙；既有漢傳佛教文獻，也有藏傳佛教密宗文獻。沒有完本，均為殘頁或殘片。從目前整理的情況看，佛教方面有《妙法蓮華經集要義鏡注》《金剛般若經集一卷》《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圓覺注之略疏第一上半》，以及不知經名的科文、各種藏傳密教修法儀軌，藏文咒語等。世俗文獻有《同音》《同音文海寶韻合編》《同義》殘頁。
這批西夏文獻內容十分豐富，是近幾十年來寧夏西藏古國西夏考古中發現西夏文獻種類最多的一次。但文獻大部分為殘頁，缺名少題，無頭無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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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在單純的農家，家裏用牛來耕田，等大麥收成之後，再用牛來打麥去殼。在我早年的生活裏，稱得上是科技的東西，大概只有來福槍了。那是偶然會碰到的，來自英屬印度、俄國或中國的流浪軍人手裏的武器。
六歲時，我被認定為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給帶到西藏首都拉薩，登基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開始接受全面的佛學教育。我有位專屬的導師，每天指導我閱讀和寫作，教我基本的佛理、背誦經典和熟習宗教儀式。我還有幾個「伴讀」，或應該說是哲學助理，主要任務是和我辯論一些佛學議題。
除此之外，我還必須出席非常冗長的祈禱和法會，也常常閉關靜坐冥想。我常和導師一起閉關，修學禪定，每天靜坐冥想四次，每次兩小時。在西藏傳統，這是典型的訓練高階喇嘛方式。我沒有受過任何數學、地理、化學、生物或物理學的訓練，我當時甚至不知道有這些知識存在。
布達拉宮是我冬天的正式居所。這是一座巨型的建築物，雄據整面山坡，據說有一千多個房間，可惜我從來沒有親自數過。童年，我的閒暇時間都耗在探索這裏的每個房間上。這活動好比長期的尋寶，房間裏有各種各樣有趣的東西，主要都是歷代達賴喇嘛的私人物品，特別是我前一任的文物，保存得好好的。
布達拉宮裏，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佛塔，裏面收藏有歷代達賴喇嘛的遺物，甚至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紀的五世達賴喇嘛。他雄才偉略，把布達拉宮擴建成今日的面貌。
在各種各樣奇怪的珍寶之中，我發現一些機械物品，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其中有一具可以伸縮的銅制望遠鏡，裝在三角架上；另有個手搖的機械式計時器，上面裝了一顆可轉動的地球，標示著世界各地不同的時區。還有大量英文版的藏書，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
這些東西，很多都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朋友貝爾爵士（Sir Charles Bell）贈送的禮物。貝爾是個會說藏語的英國官員，派駐在錫金。一九一○年，中國清朝的末代皇帝威脅要派兵侵入西藏時，十三世達賴喇嘛跑到英屬印度去避難，接待他的東道主正是貝爾爵士。很有意思的是，逃難到印度與發現科學，是我前任的法王遺贈給我的寶貴資產。
後來我發現，對十三世達賴喇嘛來說，印度之旅令他耳目一新，眼界大開，使他瞭解西藏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必須重整。回到拉薩之後，他就引入了電報，設立郵政系統，還建立一座小型發電廠，讓西藏有了電燈。同時他蓋了一家造幣廠，鑄造西藏通用的錢幣，並印製紙幣。他瞭解現代化入世教育的重要，挑選出一批西藏兒童到英格蘭中部若格比（Rugby）的小學去接受現代教育。十三世達賴喇嘛臨終時留下很重要的遺囑，預言了日後會發生的政治悲劇。可惜繼任的政府並不全然瞭解遺囑的內容，也沒有多留意。（十三世達賴喇嘛于一九三三年過世，本書作者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於一九四○年才正式陞座。）
十三世達賴喇嘛得到的機械製品中，最有趣的是一隻懷錶、一台電影放映機以及三輛汽車。這批汽車裏，有兩輛是一九二七年出廠的迷你奧斯丁，另一輛是一九三一年份的道奇。當時沒有道路可以讓汽車穿越喜馬拉雅山，西藏境內也沒有汽車可走的路。因此，這些車子可說是一堆廢鐵，出了拉薩，它們就無路可走了。究竟這些車子是怎麼弄進來的呢？原來它們在印度分解，由腳夫和騾子、驢子揹過喜馬拉雅山，進了拉薩再組裝回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它們是西藏全境僅有的三輛汽車。
對一個充滿好奇心又精力充沛的小孩來說，這些工藝製品、懷錶、放映機和汽車，是科技文明的標誌，充滿了美好的想像。我記得很清楚，自己常把玩這些東西而虛擲光陰，比起讀書或背誦來，可帶勁多了。今天，我認為這些充其量不過是玩具而已，但在當時，它們代表了一個由不同的經驗和知識構成的新世界，是我不曾接觸過的。這個世界的存在，對我充滿了誘惑。就某方面來說，這本書就好比是我發現這個奇妙世界的歷程，也是此一奇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事物。
望遠鏡對我並不構成困擾。它的功能非常明顯，因此不久之後，我就用它來觀察拉薩市街的喧鬧，尤其是市集。我對於和我相同年紀的兒童，總有點羡慕，他們可以在街上任意遊蕩，我卻必須關在布達拉宮，辛苦讀書。
後來，我又用望遠鏡觀察布達拉宮的夜空。在西藏這種光害極少的地方，高度又這麼高，夜空之下，星光燦爛耀眼。我常常問隨員，星星和星座的名稱。
我也知道懷錶是幹什麼用的，但對它的運作原理卻覺得非常疑惑。我困惑了好一陣子，最後受好奇心的驅使，決定打開它的外殼來看看。不久，我就把整個懷錶完全拆開；而真正的挑戰是要能把它組裝回去，還能走得好好的。這件事後來變成我終生的嗜好，我總是喜歡把機械設備拿來拆拆裝裝的，玩個不休。我拆表與裝表的技術相當好，可不輸熟練的鐘錶匠，在拉薩少數幾個擁有鐘錶的人當中，算是小有名氣的。
後來在印度，我有個咕咕鐘，運氣就沒那麼好了。這個咕咕鐘被我的貓咪攻擊，損壞嚴重，我修不好，從此就報廢了。等到用電池驅動的石英表開始流行，我拆表的興趣就消失了，因為石英表裏面根本沒什麼機件。
至於想弄清楚十三世達賴喇嘛那兩架手搖的電影放映機，是怎麼操作的，可就不那麼容易了。曲曲折折的，得花費了老大一番手腳。我有個隨員，是中國的僧侶，負責研究出怎麼使用電影放映機。我要求他設法修好機械，好來放映我們手邊少數的幾卷十六釐米的影片。但他就是修不好，因為放映機的電源供應器壞了。大約此時，我想是一九四五年吧，有兩個奧地利人哈裏爾（Heinrich Harrer）和奧福史耐特（Peter Aufschnaiter），由北印度的英軍戰俘營逃出來，越過喜馬拉雅山，抵達拉薩。哈裏爾變成我的朋友。在我的請托下，他把電影放映機給修好了。我們沒多少影片可放，但從印度可以得到一些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新聞影片，當然這些影片都是以同盟國的觀點來報導的。另外，我有卷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的影片，和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主演的「享利五世」（Henry V），這是根據莎士比亞名劇改編的電影。另外，還有幾部笑匠卓別林（Charlie Chaplin）主演的默片。
我對科學的著迷，是從工藝開始的。但是說實在，我當時並不知道兩者有什麼區別。碰到哈裏爾，他比任何我在拉薩認識的人都懂機械。他把布達拉宮裏的一些機械製品都弄得妥妥貼貼，我認為他的專業非常深奧，一定是個懂科學的專家。很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以後，我才發現他沒有科學的專業背景。但在當時，我認為所有的白人都擁有深厚的科學知識。
受到成功拆解手錶和修理電影放映機的鼓舞，我的野心愈來愈大，我下一個目標是想搞懂汽車的機械與原理。當時負責駕駛並保養這些汽車的人是切倫（Lhakpa Tsering），一個禿頭的傢夥，脾氣壞得出了名。他在車底下工作，如果不小心碰了頭，一定會氣得東敲西打的，然後絕對會再撞到頭。我和他有了交情後，他在修理汽車的時候才肯讓我檢查引擎，後來還教我怎麼開車。
有一天，我自個兒偷偷把一輛奧斯丁開出去現，發生了小事故，把左頭燈給撞壞了。我很怕另一位叫巴布塔西（Babu Tashi）的車輛管理員會責備我，費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可以替換的頭燈；但它是光面玻璃，而原來頭燈的玻璃卻是霧面的。我想了一陣，終於找到了法子。我在玻璃的內面塗一層糖漿，造成霧面似的外觀。我不知道巴布塔西究竟有沒有發現到這一點，就算他發現了，至少他也從未來興師問罪。
在現代科學的各領域裏，哈裏爾對我幫助最大的，是世界地理。在我個人圖書室裏，有一套英文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叢書，對參戰的國家有詳細的描述與介紹，包括日本在內。
我的那些冒險行動，例如拆裝懷錶、修電影放映機和開汽車，給了我一些啟示，告訴我科學和工藝的世界可能是什麼樣子。在我十六歲成為西藏地區領導人之後，對科學的態度更加嚴肅。我在一九五四年訪問中國、一九五六年訪問印度，均留下深刻印象。當時中國的軍隊事實上已經進入西藏，我和中國政府展開長期而微妙的協商，希望達成雙方均可接受的協定。
第一次出西藏訪問，是在我快二十歲的時候。當時我到了北京，見了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政府領導人。這次參訪，還去看了集體農場和主要的發電設施，如水力電廠及水壩等。這不只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很多汽車和交通設施的現代化城市，也是我第一次碰到真正的科學家。
一九五六年，我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主要在德里（Delhi）舉行。後來，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變成我的好友和顧問，也是我流亡時期的東道主。尼赫魯有科學頭腦，認為印度的未來在於技術和工業的發展，他對國家發展有遠大的眼光。在佛陀涅槃的紀念儀式後，我訪問了印度許多地方，包含佛陀悟道之處菩提伽耶（Bodhgaya），這是所有佛教徒朝聖的必到地點，還有很多大城市、工業區與大學。
也是這時候，我首次遇上一些想統整科學和靈性二者的靈性學家，如在馬德拉斯（Madras）的神智學派（Theosophical Society）成員。神智學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是很重要的一次靈性學家運動，他們想把人類的知識做一次整合，東方的與西方的、宗教的與科學的。它的創始人包括俄國的博拉瓦斯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和英國的貝贊特夫人（Annie Besant）。她們倆雖然是西方人，卻在印度待了很久，花了很多時間。
其實在我正式出西藏訪問之前，我已經知道工藝技術只是一種科學的成果、一種科學的表現方式、一種瞭解這世界的特殊途徑；而科學本身，才是根本。但科學的本質只是一種有系統的詢問方式，透過這種詢問方式，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知識，並且經由這些知識，讓我們瞭解這個世界。因此，雖然最初吸引我的是一些工藝製品，但真正深深感動我的，並不是某種特定的工業或某件機械玩具，而是科學的本質，那種有系統的提問方式。
我和某些人談論科學之後，尤其是那些學有專精的科學家，我注意到科學和佛學思想在提出問題的本質上，有些相似的地方。這些相似之處，我覺得相當明顯。就我的瞭解，科學方法是由觀察物質世界的某個現象開始的；接著出現一般性的理論，可預測某些事件的結果。如果我們用一種特定的方法處理某些現象，應該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接下來我們就進行實驗，看看事件的結果是否符合理論所預測的情形。實驗的結果若果真如此，而且實驗是有效而可以再現的，我們就接受那個一般性的理論，成為科學知識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實驗結果和理論的預測不符，我們就必須去修正那個理論。因為對現象的實際觀察，在科學系統裏占較重要的地位，經由實際的實驗和觀念的思考，科學就得到實質的進展。整個過程包含了觀察、推理，應用推理設計實驗，到達實際實驗的最高潮，用來證實推論所提出來的瞭解是否正確。這種科學式的實際研究，和我所接受的佛學哲學訓練與冥想練習，正好像兩條平行線，二者卻都深深的吸引著我。
雖然佛學已逐漸演變成一種以佛經和特定儀式為本體的宗教，但嚴格說起來，在佛學裏，佛經的權威性不能超過依自己的推理與經驗得到的認識。事實上，就連佛陀自己，也曾親口貶抑佛經的權威性。他告誡弟子，不要因為尊敬他，就無條件相信他說的所有事。就像一個好的金匠，在加工之前，會用嚴密的方法去測試材質的純度。佛陀告誡追隨者，要親身檢驗他說的話是否正確，利用自己的推理訓練或禪定經驗，來體會佛經上的說法。因此，在驗證某個說法是否為真時，學佛的人依循的順序，首先是親證（也就是自己的經驗），其次是辯證（經過反覆推理、思辯），最後才看佛經是怎麼說的。西藏佛學的根源，是早年印度的那爛陀寺佛學院（Nalanda school）。當時學院裏的大師都依照佛陀告誡的原旨，以嚴厲的方式來檢驗、批判佛陀教導的東西。
從某一方面來說，佛學和科學所用的方法是不同的：科學研究靠實驗，使用儀器來分析外界現象。至於佛學的冥想探索，主要是一種心靈專注的層次訓練，用的是個人經驗的內觀檢驗。而兩者都必須具備堅強的經驗基礎。如果科學指出某種東西存在或不存在（特別要注意所謂「不存在」和「沒有發現」，是兩回事），我們就把這項事實，變成知識的一部分。如果一項假設經過驗證，證明它是對的，我們就必須接受。同樣的，佛學也必須接受事實，不管是由科學發現的，或是由自己在禪定時的內觀體驗到的，都要一視同仁。如果我們研究某些東西，發現它是事實，有證據和推理來證明它是對的，我們就必須承認它是現實的一部分。就算它和流傳幾百年的佛經，在字面上的解釋不符；或者和我們內心深處的觀點和想法有衝突，都不應該影響我們對事實的承認。因此，佛學和科學都有一種「以經驗來追求事實」的承諾，一旦發現的結果和自己長期以來所抱持的立場不同，也有放棄原先立場的勇氣。
和宗教對比，科學有項特質，就是它沒有任何權威性經典，可用來驗證一些聲稱是真理的見解。科學裏的所有真理，都必須經由實驗來顯示或經過數學證明。如果有人說：「這個想法一定是對的，因為牛頓或愛因斯坦也這樣認為。」這種陳述是不科學的。因此，對於問題的探索，必須保持開放的態度。對問題的本身和可能得到的答案，都不預設立場，而且隨時準備接受任何正確的答案。這種心智上的開放態度，我認為是健康的「懷疑論」（skepticism）。這種開闊的心胸，可以讓人對新的直覺和新的發現有敏銳的反應。當它和人類「追求認識大自然」這種本性結合在一起時，將會大幅擴充人類的知識領域，把我們的視野無限延伸出去。當然，並不是所有科學家都有這種開闊的心胸，在早年的科學發展史裏，負面的案例比比皆是。
至於佛學研究的傳統，主要源自古印度。在佛陀的誕生地，出了很多佛學哲學思想家和大教育家。西藏的佛學思想，就是從古代印度傳過來的，因此我們欠印度一份很大的恩情，我們永遠認為印度是「出聖人的地方」，這是佛陀誕生的國家，也是出生一系列偉大佛學哲學思想家的地方。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塑造了佛學今日的面貌和傳統，也是藏人信仰的根源。其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勝枚舉，如西元二世紀的龍樹（Nagarjuna），西元四世紀著名的知識領袖無著（Asanga）和他的弟弟世親（Vasubandhu），偉大的倫理學教師寂天（Shantideva），以及七世紀的邏輯學大師法稱（Dharmakirti）。
我在一九五九年離開西藏，很多的西藏人民跟著我一起離開故土，我們很幸運在印度找到第二個家。流亡到印度之初，印度總統普拉薩德（Dr. Rajendra Prasad），是個法學家，也是有深厚性靈修養的人。而當時的副總統是拉達克裏希南（Dr.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後來也當了總統；他個人對哲學有深厚的涵養與熱愛，是眾所周知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討論一個哲學問題時，拉達克裏希南很自然的順口背誦出一段龍樹的詩句，是出自其經典作品《中道的基本智慧》（Fundamental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我對此事印象深刻。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獨立之後，一直維持著一種優良的傳統，就是國家領導人裏向來有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學家。
在最初的十年間，可說是百廢待舉。我必須安置跟著我到印度來的大約八萬名西藏同胞，使他們在印度各地能安家立業。又要為年輕的藏胞開設學校，希望能保存岌岌可危的西藏文化與制度。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總算大致就緒，一切也慢慢上了軌道，我開始進行國際訪問。我出訪的主要目的，在於分享自己對人類基本價值重要性的瞭解、提倡各不同宗教信仰間的互信與和諧、提升西藏同胞的人權和自由。我也利用旅行的機會，和許多傑出科學家見面，討論我對科學的興趣、充實我的科學知識，同時也想更進一步瞭解科學的本質和科學方法。其實，在一九六○年代早期，就有些人到我在北印度的居所達蘭莎拉（Dharmasala）來訪問，我曾和他們討論過科學與宗教之間的某些特質。其中兩位訪問者，我的印象最為深刻，一位是特拉比斯修道會（Trappist）的修士默頓（Thomas Merton），另一位是宗教學家史密斯（Huston Smith）。默頓對佛學的興趣很深，也讓我對基督教教義的眼界大開。
我的第一位科學老師，是德國物理學家兼哲學家的馮魏柴克（Carl von Weizs?馼er），他是當時西德總統的兄弟，算是我最親密的科學朋友之一。馮魏柴克常常自嘲是活躍於政治的哲學教授，其實他受過嚴格的物理學家訓練。在一九三○年代，他曾擔任量子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助手。我不會忘記馮魏柴克曾經說過的、一個具啟發性又人人能懂的例子，說明人應持續關切科學所造成的後果，尤其是在倫理和政治方面的。他一直在哲學上質問科學的本質，提出嚴厲的挑戰。
除了經常做長時間的非正式討論之外，我從馮魏柴克那裏，還很幸運的接受某些科學性議題的正式個別指導。我對這種教學方式相當熟悉，因為它和我一對一的傳統西藏佛學傳授方式完全一樣。不只一次，馮魏柴克和我共處兩整天，教導我有關量子物理及相關的哲學觀念。我非常感謝他慷慨貢獻出寶貴時間，而且對我超有耐心，因為我發現自己的觀念和他說的相差甚遠，常常難以理解。
馮魏柴克經常強調「經驗論」（empiricism）在科學上的重要。他說，事情的表現有兩種方式，一是現象的直接呈現，另一種是經由推理。例如，蘋果上有個黑色斑點，這是我們眼睛看得見的，就是一種現象的呈現。但是，這顆蘋果裏有蟲，就是我們由相關的斑點所做的推論，依據我們對蘋果和蟲的相關知識而來的。
佛學裏有個原則，就是驗證某個特定命題的方式，必須符合待分析主體的特性。例如，待分析的主體是可觀察世界的某項事實，包含個人經驗，那麼此命題的成立與否，就由實際的經驗來決定。因此，佛學把直接觀察的經驗法則，放在第一順位。相反的，如果命題涉及由我們經驗世界向外延伸的一般性（例如生命這種過客似的特質，以及各種現實間的交互關連特性），則必須經由某種程度的推理，用推理來決定這種命題是否成立。所以，佛學接受合理的推理方式，很像馮魏柴克描述的科學模式。
最後，由佛教徒的觀點來看，還有更深層次的現實或「實相」，是凡夫俗子這種未啟發的心智無法看清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微妙的「業」（karma）的研究，以及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物種。只有這類的命題出現時，經典才有其權威性。佛教徒會從經典裏去尋找可能的正確答案，因為佛陀親身為我們示現了追求解脫的方法，而且他也證實自在解脫的存在。雖然經驗、推理和經典的權威這三種基本驗證實相的方法，早就在佛學思想裏發展，但最後變成有系統的哲?椒𢌡郟𦲁詞且𢓭楣τ詰諼迨蘭陀《鵲穆嘸𢑱?頁履牽─ignaga）和七世紀的法稱二人。
從這點可見，佛學和科學至少在原則上是有部分相同的。雖然科學並不承認有什麼「經典」之類的描述是具有權威性的，但對其他的兩種方法：經驗法則和邏輯推理，卻承認是重要之道。因此，這兩大學門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論上，有其共通性。不過我們在日常生活裏，用來檢驗某項有關現實的陳述是否正確，習慣上用的卻是第三種方法。例如，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麼時候，由親戚口中的描述和出生檔上的記載，我們就接受了這項「事實」。就算是最新的科學，大家也接受在具「聲望」的期刊上所發表的結果，而不必親自去重複同樣的實驗。
認識了令人尊敬的物理家波姆（David Bohm）之後，我對科學的瞭解無疑又邁進了一大步。他是我碰過的人當中，少數幾個最有智能又心胸開闊的人。一九七九年，我二度訪問歐洲，我倆在英國首次碰面，一見如故，覺得非常投緣。後來我發現，他和我有類似的遭遇。原來他是在麥卡錫（McCarthy）的白色恐怖時代，被迫離開美國的。我們相知相惜，展開終生的友誼和相互探索。波姆指導我瞭解科學思想裏的細緻特質，特別是物理學，讓我沐浴在最好的科學觀點之中。仔細聆聽像波姆和馮魏柴克這樣物理學家的談話，我覺得自己可以體會整個論點裏的複雜性。只可惜，每當談話結束之後，這種體會也跟著慢慢消失，留存下來的不多。我和波姆長達二十年的交談，也讓我回想自己在學佛過程裏用的方法以及它質問的方式，到底和現代科學所用的方法有什麼樣的關係。
波姆對所有的人類經驗領域都抱持極為開放的態度，這點特別令我感動。他不僅對其專精的物質世界之各研究學門，莫不如此，連對所有主觀性的研究如意識的探討也是一樣。從我們的談話裏，我領略到一顆偉大的科學心智的包容性，除了能包容客觀的科學性事物之外，也隨時準備接受其他形式的觀察與直覺所得到的結果。
波姆顯示出來的特質之一，就是非常迷人的思考實驗（或想像實驗）。這基本上是一種哲學方法，卻能得到科學性的結論。簡單的說，思考實驗很像佛學裏的觀想。我們想像一些假設的情況與條件，然後在這些條件與情況之下，測試我們的假說會有什麼結果。通常，這樣得來的結果是無法反駁的。愛因斯坦在相對論裏所談的時間與空間的特性和結果，大部分都是由這種思考實驗得來的。當然，它思考的基礎主要還是當代的物理觀念與瞭解。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謂的雙胞胎詭論（twin paradox）。假設有對雙胞胎，一個留在地球，另一個搭太空船以接近光速的速率做太空旅行。對太空船上那一個來說，時間會慢下來，他也老得慢。多年後，當他再度回到地球，兄弟相逢時，地球上那位兄弟會明顯的老很多。要徹底瞭解這個詭論，需要極複雜的數學方程式，可惜這些數學技巧超出我的能力之外。
在我和科學打交道的過程當中，我對這種思考的分析方法特別感興趣，它和佛教徒的哲學性思考方式非常類似。在我們碰面之前，波姆其實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和印度的靈性學思想家克裏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相處，進而有好幾次深入對談。有很多次，波姆和我共同探索客觀的科學方式與冥想練習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從佛教徒的觀點來看，由冥想練習得到的體驗，也是一種同等的經驗結果。
佛學與科學基本上，都相當強調經驗的體驗與推理，但是這兩個系統所說的推理形式以及構成經驗認識的組成要素，還是存在著細微差異。佛學談的經驗認識，定義寬鬆得多，甚至包含了靜思冥想的禪定狀態，以及我們感官所認知的部分。最近兩百年來，由於工藝技術的發展，科學已經把人類的感官能力，擴大到以前完全難以想像的地步—憑藉著顯微鏡或望遠鏡之類的儀器，科學家由肉眼就可以觀察一些非常微小或非常遙遠、巨大的東西，小如細胞或複雜的原子結構，大至數萬光年之外的星團構造。在這個感官範圍與能力極度擴張的基礎上，人類推理能力的限制也跟著往外延伸，超越了人類知識所能企及的領域。現在，追蹤在氣泡室（bubble chamber）裏遺留下來的痕跡，物理學家就知道某些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存在，這些基本粒子甚至是一些構成中子的元素，像誇克（quark）、膠子（gluon）之類的東西。
當我還是個孩子，拿著十三世達賴喇嘛留下來的望遠鏡到處亂看時，我有個親身體驗，知道觀察體驗對事情的推理會有強烈的影響。在西藏的民間傳說中，月亮上有只玉兔。我相信西方的傳說應該不一樣，月亮上的陰影可能是個人而非兔子。總之，在一個滿月秋夜，月亮顯得分外清楚，我決定用自己的望遠鏡，親自來驗證兔子的說法。驚訝的是，我居然看到一些坑洞和陰影。我非常興奮，堅持要我的兩位老師也從望遠鏡裏看看月亮。我認為月亮上既然有影子，就表示月亮像地球一樣，自己並不會發光，它的亮度也是陽光造成的。老師們雖然對自己看到的景像有點困惑，但也承認月亮上的陰影的確是存在的。不久，我在科學雜誌上看到月球隕石坑洞的照片，我也注意到同樣的效果，隕石坑洞裏的一側有陰影，另一側卻沒有。我推論一定有什麼光源，把光投射在月亮上，才會造成隕石坑洞內側的部分陰影。後來我發現事情果真如想像那樣，我真的開心極了。
嚴格說來，這種推理過程既不是佛學獨有，也不是科學的專利，它只是反映出人類心智的某種基本活動，是我們自然而然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我們介紹給年輕實習僧人的基本邏輯推理訓練，就包含類似內容。舉例來說，當你看到遠方的山頭冒出一股白煙，你就可以推斷白煙的底部一定有火。而在西藏地區，這種炊煙就代表當地有人居住。我們可以想像旅人在走了一整天的路之後，又饑又渴，多麼想要找個地方歇歇腳，他看到煙，就推理有火、有人家，因此他也有可以歇歇腳、喝杯熱茶的地方了。從一個由感官直接觀察到的現象，我們就可以推論出那些隱藏在背後的東西。這種推論，在佛學和科學上都是很平常的。
我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訪問歐洲，很榮幸碰上另一位二十世紀的知名智者，就是哲學家卡爾?巴柏（Karl Popper）。他和我一樣，也有被迫離開家園的遭遇。為了逃避納粹統治，他不得不離開祖國維也納，也因此成為批判極權主義最不遺餘力的思想家。我們發現彼此有許多共通點。我倆碰面時，巴柏已是位年過七十的長者了，眼睛仍炯炯有神，露出智能的光芒。當我們討論到獨裁統治的問題，他表現出來的熱情，可以想見他年輕時是多麼的精力充沛、力敵萬人了。巴柏對共產勢力的崛起憂心忡忡，他覺得這種極權式的政治系統非常危險，對個人自由將是嚴峻的挑戰。我們應該盡力維持開放的社會，好讓像他這樣的人，能在裏面安心的探索有關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不過，我們兩人的確也討論到一些和科學方法有關的問題。
當時，我的英文能力比現在差，翻譯人員技巧也不夠好。而哲學和方法論之類的議題，不像經驗性的題目，本身需要反覆討論。因此，我從巴柏那兒獲益有限，不像從波姆或馮魏柴克身上得到那麼多的啟發，但我們依然成功的建立了友誼。因此，每次我到英格蘭，都會去和他碰個面、聊一聊。我特別記得一九八七年，在他索立（Surrey）家中喝茶的那一次。我很喜歡花和園藝，尤其是蘭花。巴柏帶著我，參觀他的花園和溫室。這一次的談話，讓我終於瞭解巴柏對科學哲學，尤其是有關科學方法的問題，有多麼巨大的影響。
巴柏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澄清了歸納法（induction）和演繹法（deduction）在科學性假說提出證明時，到底有什麼相對的角色。所謂歸納法，是我們從一系列觀察到的經驗例證裏，建構出一般性的規則。日常生活中，很多和因果關係有關的知識，都是來自歸納法。例如，在反覆觀察了多次煙和火的關係之後，我們得到一般性的結論，就是有煙的地方就有火。至於演繹，則是相反的過程。我們先有了一般性的知識，再把它應用到特定的觀察。例如，歐洲自一九九五年之後生產的汽車只能加無鉛汽油，某人知道了，又聽說朋友有輛二○○○年生產的車子，即可演繹推論說，這輛車一定是加無鉛汽油的。當然，在科學上，演繹推論的形式不會這麼簡單，一定複雜得多。歸納也是一樣。不過，比較難的還是演繹，它通常都伴隨著高等的數學。
佛學和科學在推論這塊領域裏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就是演繹角色的差異。科學的演繹發展，運用了很深奧、很複雜的數學技巧當作推論的工具。而佛學的演繹，就像所有其他的古典印度哲學一樣，靠的是傳統的、非常紮實的邏輯推理。依據這種推動方式，永遠無法得到超越性的結果。相較之下，使用數學技巧的科學推理就不會受到同樣的限制，而能達到很高層次的抽象境界。因此，一項立論的有效或無效，就完全由一個數學公式的正確與否來決定。由這方面來看，經由數學方式得到的一般性，比傳統的邏輯方法所得到的一般性，更能到達較高的層次。數學在這方面的應用是如此成功，難怪有人相信數學定律是絕對的，數學是大自然的本質特性，是現實的真正語言。
就我看來，科學和佛學的另一項差異，就是如何形成一個有效的假說。這方面，巴柏也有獨到的見解。他對科學問題的範圍有嚴格的界定，這就是所謂巴柏的「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意思是說，任何科學理論裏都應該有一項範圍的界定，說自己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可能是無效的。例如「上帝創造了世界」這個理論，就永遠無法成為科學性的理論。因為它沒辦法設定一個範圍，說在此範圍之外，這個說法可能是無效的。如果我們嚴格遵守這項準則，那麼很多關於人類經驗的問題，如倫理、美學和靈性等，都將無法納入科學研究的領域。相反的，佛學探究的問題並不局限於物質性的，它也包括個人經驗的主觀世界與價值判斷。換句話說，科學處理的是我們可經驗到的事實，並不包括那些形而上的玄學或倫理道德；而佛學對這三者，都能提出關鍵性的質問。
巴柏的可證偽性和部分方法論的主要原則，引起我這個受傳統西藏佛學訓練的人很大的共鳴。我們或許可以把可證偽性說成「否定範圍的原則」（principle of the scope of negation）。這原則的重點是，「沒有發現」和「發現它不存在」這兩種情況，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說，「不知道」和「知道它不是」完全不一樣。如果我找尋某種東西，卻一直找不到，這並不表示我找尋的東西不存在。為了調和「找不到」和「發現它不存在」這兩種結果，搜尋的方法和想要搜尋的目標之間，必須有某種關連，而且要等量齊觀。舉例來說，你在書上沒有看到蠍子，應該已足夠證明在你看的書上，蠍子並不存在。如果書上有只蠍子，它應該會是肉眼可見的。但是，你在書頁上看不到酸性，倒不一定能證明它用的紙張是無酸的；因為紙上的酸性並非肉眼可見，是需要特殊儀器才可以度量。同樣的，十四世紀西藏哲學家宗喀巴（Tsongkhapa）就主張，推論所否定的命題和推論不能證實的命題，基本上是不同的。因此，分析無法確認的東西和分析後否定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這種方法論上的差異，可能深奧難解，但是它會讓人對於科學分析範圍的認識產生重大分歧。例如，科學沒有辦法證明上帝存在的這項事實，對於長期接受「有神論」（theism）傳統的人來說，並不等於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樣的，科學一直無法證實某些人對再生或轉世的看法，也不表示輪回（reincarnation）是不可能的。在科學裏，除了地球之外，一直找不到其他有生物的行星，這並不表示宇宙裏的其他地方一定沒有別的生物存在。
從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經常離開印度到各地訪問，碰到許多科學家和研究科學方面的哲學家，和他們進行過許多公開或非正式的會談。談話當中，有些沒什麼收穫，尤其是剛開始的那幾次。有次在莫斯科，當時正值東西雙方冷戰最嚴重的年代。我和一些科學家討論意識問題，卻立刻被攻擊說我有靈魂不滅的宗教思想，他們誤會我在傳揚自己的宗教。在澳洲，某位科學家一開口，就充滿了敵意，說如果有人想拿宗教來對抗科學，他可以隨時接招。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和科學之間的接觸，發生了重大轉折。就在這一年，第一屆「心靈與生命」（Mind and Life）研討會，在我的住所達蘭莎拉召開。
這場研討會是由瓦里拉（Francisco Varela）和恩格（Adam Engle）籌畫的。瓦里拉是智利籍神經科學家，在巴黎受教育；而恩格是美國商人。瓦里拉和恩格跑來找我，提議找一群不同學門的科學家，就「心靈與生命」這個主題做一番不拘形式的探討。大家可以撥出一周的時間來，做開放性的、非正式的私密對話。我對這主意雀躍不已。這是很難得的機會，讓我可以學到許多科學的東西，知道科學思想最新的研究與進展。所有參加第一次大會的人是如此熱烈，以致整個活動一直延續到今天，每隔兩年，就辦一次為期一周的聚會。
我第一次碰到瓦里拉，是在奧地利的一場研討會上。同一年，我們又有機會單獨見面，很快就建立起友誼來。瓦里拉相當清瘦，戴副眼鏡，說起話來輕聲細語的。他的頭腦清晰、邏輯正確、表達能力傑出非常，是罕見的好老師。他以極嚴肅的態度來看待佛學的哲學思想及冥想訓練，但在演講時，他發表的卻是主流科學的思想，不偏不倚的呈現出事實原貌。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我對瓦里拉、恩格和賀許（Barry Hershey，他負責把這些科學家接到達蘭莎拉來）這幾個人的謝意。在這些對話當中，我也得到兩位能幹的翻譯員幫忙，一位是美國的佛學專家華勒斯（Alan Wallace），另一位就是我的翻譯圖登京巴。
在「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開始的時候，我才第一次聽到西方科學方法發展的整個過程。而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所謂「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想法，意即在某個文化當中，世界觀的基本改變，以及這種改變對所有科學認識上的衝擊。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二十世紀初發生的，科學由原來的牛頓力學觀念轉變成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觀念。起初，聽到典範轉移，我有點吃驚。我一直認為科學是對終極真理的持續追尋，每次有新發現，人的集體知識就有了新的擴充。這種過程進展到極致，就是我們終於有了一切最終極的完美知識。現在，我知道在特定的典範裏，居然帶有某些主觀的元素。這也告誡我們，不要把科學當成完全客觀現實的階梯。
當我和這些開放的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交談之後，發現他們對科學的認識，在深層的本質上都有些微差異；他們也都認識到科學的知識有其限制。但在此同時，有很多人，不管是不是科學家，卻都相信所有的事實都必須是科學能研究的東西。這裏面藏著一種假設：當社會進步之後，科學會持續揭露我們信仰的虛偽，特別是宗教信仰。因此，最後會出現一個完全入世的、幾乎沒有宗教信仰的現實社會，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的辯證方法，也是在一九五○年代，我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打交道時，他們所持的論調。那次接觸之後，我回到西藏研究了一陣子的馬克思主義。在他們的觀點裏，宗教的許多論點都已經被科學給否決掉了，例如神、神的恩典以及永恆不滅的靈魂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在這種思想的框架裏，任何無法用科學證明或驗證的事情，都是虛偽或不重要的。這種觀點反映出它的支持者在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偏見，甚至影響到他們哲學思考的假設條件。話說回來，正如我們必須避免科學上的教條主義，我們也必須確認靈性不會受到類似的限制。
科學能處理某些特定情況的現實以及人類的經驗，它是由一連串特殊的方法構成的，包含由經驗觀察中產生的質疑、對事情的量化及度量、度量的可重複性，以及多數人能懂的驗證方法。很多人都可以表示：「不錯，我的確看到同樣的問題，也得到相同的結果。」因此，有效的科學研究被限制在物理世界裏，像是人體、天體，那些可以度量的能量以及其間的結構關係。這種方式產生的經驗發現，是進一步實驗的基礎；而得到的一般性結論，則變成科學知識的一部分，使科學知識能更進一步累積，這就是目前科學結構的有效典範。顯然，這項典範不會、也無法涵蓋「實相」的所有面向，特別是和人類生存本質有關的部分。除了物質的客觀世界之外（這是科學擅長且極力探索的領域），還存在著和感覺、情緒、思想、價值判斷，以及期望提升靈性的各種主觀世界。如果我們不認為它們也是構成實相的元素之一，我們自身的生存意義就變得非常貧乏，對現實的理解也就不夠充分了。實相包含了我們自己的生存意義，比起科學所能處理的物質，可是要複雜得多。
----- (博訊 boxun.com)
(博訊2006年12月05日)有外交人士透露，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本月稍早訪問新德里，兩國聯合聲明宣稱互在中國的廣州及印度的加爾各答設立總領事館，但實際上印度本來是希望在西藏首府拉薩設立領事館，但中國拒絕，理由是迄今除尼泊爾之外，中國並未同意任何其他國家在拉薩設立外交領事館。
尼泊爾是在1959年達賴喇嘛逃亡至印度之前，就已經在拉薩設立了領事館。印度當時也是獲准在拉薩設立領事館的第二個國家，但在1962年爆發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度撤回駐拉薩領事館。如今印度顯然又對恢復拉薩領事館表示了極大興趣。匿名外交人士表示，印方理由是在拉薩設立領事館，一方面可以增進兩國邊境貿易和經濟，同時可以促進兩國人民交往和文化接觸。 中國儘管宣稱不會讓邊境未定界等過去存在的爭議性問題阻礙兩國現行關係發展，印度也一再表示承認“西藏自治區”為中國所有，但中國仍拒絕開放拉薩讓印度恢復設立領事館，據說原因是1959年時，印度駐拉薩領事館曾經協助藏人向印度新德里政府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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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為信徒弘法,近千名僧俗信徒聆聽達賴喇嘛弘法.
據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消息,在蒙古國信徒的再三祈願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為信眾傳授[六臂護法神灌頂].近千名佛教信徒聆聽了達賴喇嘛佛法之甘露,在達賴喇嘛之獅子吼中享受無比法喜.
綜合報導，俄國卡爾梅克共和國將授予佛教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白蓮獎章。白蓮獎章是該國的最高榮譽獎。卡爾梅克共和國的總統對媒體說：“達賴喇嘛為卡爾梅克境內佛教的再興和發揚上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和貢獻。”
今年12月份卡爾梅克的總統 Kirsan Ilyumzhinov 訪問達蘭薩拉,將出席12月10日由流亡藏人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的[紀念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慶典日，並將在這天向達賴喇嘛頒發卡爾梅克共和國最高榮譽獎[白蓮獎章].
ICT報導,中央社11月24日報導：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新德里重申不會尋求西藏獨立但追求高度自治的立場時表示，西藏政府和中共政權在1951年簽署的《十七條協定》（又稱《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定》）實際上已是“一國兩制”，即西藏主權歸中國及西藏高度自治，因此“中共原則上應落實這項協議”。
達賴喇嘛是在印度外籍記者俱樂部舉行的記者會中，作了上述表示。他強調，他領導西藏運動旨在“努力保存一個民族、一個群體和一個遺傳”，即西藏特有的“文化、語言、宗教、美麗的環境與人權”等，並且將持續直到“在中國體制下，帶著相當程度的自由、自治權，但非獨立”返回西藏。
達賴喇嘛表示，自從西藏流亡政府在2002年與中共官方代表恢復直接對話以來，至今雙邊五次會談，藏方就不斷“利用每一個機會向中方解釋”，藏人尋求的是保存自己的文化、語言及宗教的高度自治權而非獨立，而“中共官方代表對此也有充分的瞭解”。他表示，西藏在中國之下，“會有較好的發展”。
中共至今未公佈的《十七條協議》，明確寫著“西藏地區一切涉外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現行制度及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護，西藏的社會改革，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解決，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
但在達賴喇嘛宣佈接受這項協議以及中共解放軍進藏後不久，中共就違背了不改變西藏宗教文化及社會結構的承諾，對西藏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因而激發全藏在1959年的反抗中共活動，造成中共藉機嚴酷鎮壓，迫使達賴喇嘛和約十萬人逃到印度。
對於記者提出為何不譴責中共背信不負責任，以及中共一再怪罪達賴喇嘛試圖製造分裂一事的問題，達賴喇嘛避而不談。
對於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十一月訪問印度一事，達賴喇嘛表示，他不期望與胡錦濤有會面的可能，而會面與否也是由中共和印度政府決定，他“不知道”。但他也表示，中共決策階層複雜，要解決西藏問題不容易，即使胡錦濤也無權獨自作主。
對於自己所以介入政治一事，達賴喇嘛解釋說非自己所願，而是責任使然，想的是西藏民族，為的是保存藏人的文化、語言、宗教和傳統習慣，希望以和平、和諧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
現年71歲的達賴喇嘛也再次表明希望早日永久退休的想法。他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現在已進入民主體制，政府官員和議會是民選，他只是扮演顧問的角色，而且早在1992年他就已告訴藏人，解決西藏問題的責任在於每個人，非由他一人承擔，也無關他是否存在。他表示，因為如此，他現在才會有更多的時間四處宣揚佛法和闡揚人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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