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頁 - 聯合國決議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人權委員會
第四十八屆會議
議程項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區、特別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獨立國家和領土上人權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問題

西藏局勢

  秘書長按照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第 1991／ 10號決議提交的說明

目錄
A．背景
 B．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的答復
 C.其他有關資料
 附件一
 附件二

A．背景
1．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第四十三屆會議于 1991年 8月 23日通過了下列題為 “ 西藏局勢 ” 的第 1991／ 10號決議 ﹕
        “ 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
      遵循《聯合國憲章》、《國際人權憲章》和人權領域的其他國際文書，對連續不斷有報道反映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行為威脅到西藏人民獨特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的情況感到關切，
        1．呼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完全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2．請秘書長向人權委員會轉交中國政府和其他可靠來源提供的資料。 ”
  2．按照上述決議執行部分第 2段，秘書長于 1991年 12月 16日向中國外交部長發出一份普通照會，其中他提到小組委員會 1991年 8月 23日第 1991／ 10號決議，並請中國政府在 1992年 1月 10日之前按照決議執行部分第 2段提交它所希望提交的資料。

B．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的答復
3．1991年 12月 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的答復如下 ﹕
      “ 如您所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貫重視和保護本國公民的各項人權和基本自由，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積極履行自己所承擔的各項國際義務。令人遺憾的是， 1991年 8月 23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下屬的防止歧視和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所謂 “ 西藏局勢 ” 的決議，對中國進行毫無道理的指責。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已于 8月 24日發表談話，嚴正表明中國政府堅決拒絕該項決議的立場。為進一步澄清事實，戳穿謊言，維護聯合國的聲譽，我愿在此重申以下幾點 ﹕
      “ 1．近年來，少數流亡的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和某些國際勢力一再聲稱，西藏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 ” 獨立國家 “ ，只是由于中國在本世紀 50年代初對西藏進行 “ 武裝入侵 ” 和 “ 佔領 ” ，才使其喪失了獨立地位，西藏人權因此受到 “ 侵犯 ” 。這純屬篡改歷史，歪曲事實。眾所週知，藏族是中國 56個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公元 13世紀，藏族主要聚居區之一的西藏就成為中國的一個行政區域，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00多年來，中國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一直行使著有效的主權管轄。近代以來，盡管帝國主義殖民勢力曾經采取政治的、外交的以至武裝入侵等手段侵略西藏，給中國中央政府施加壓力，挑撥西藏地方當局同中央政府的關係，妄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但始終沒有能改變中國對西藏擁有完全的主權這一事實。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過所謂的 “ 西藏獨立 ” 。 1949年 10月新中國成立後，解放自己的領土西藏，驅逐帝國主義勢力，排除西藏人民享受平等、自由權利的外部障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政府的責任，也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在這種形勢下，經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雙方派出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進行談判，並就有關和平解放西藏的各項事宜達成協議，于 1951年 5月 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這是新中國政府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文件。同年 10月 24日，達賴喇嘛作為當時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領導人，致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這個協議，並愿為其貫徹實施而努力。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曾多次表達了同樣的態度。事實清楚地表明，西藏和平解放的實現，完全是中國政府對西藏行使主權管轄的具體體現，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把這一 “ 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項 ” ，說成是中國對西藏的 “ 侵略 ” 和 “ 佔領 ” ，並以此指責中國政府違反國際法準則，侵犯 “ 西藏人權 ” ，恰恰是一種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肆意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行為。
      “ 2．中國政府在西藏成功地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確立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是對保障西藏人民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所做的歷史性巨大貢獻。在歷世達賴喇嘛領導西藏地方政府的數百年間，西藏社會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這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的社會制度和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奴隸制度還要落後的黑暗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占人口 95％以上農奴和奴隸不僅沒有任何政治和社會權利，就連最起碼的人身自由和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被剝奪。他們不僅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而且他們及其子孫後代也被農奴主所佔有。農奴主對農奴和奴隸握有生殺大權，可以出賣、贈送和處死，甚至施行割耳朵、割鼻子、挖眼睛、斷肢等種種酷刑，其殘酷程度駭人聽聞。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西藏成功地實行了民主改革，廢除了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西藏人民才徹底擺脫任農奴主擺布宰割的苦難處境，第一次後獲得了人權和基本自由，並享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政治權利和一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然而，少數流亡國外的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和某些支持他們的外國政治勢力，把西藏封建農奴制的廢除誣篾為對西藏人民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剝奪。這完全是是非顛倒、黑白混淆。
       “ 3．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除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外，還有包括藏族在內的 55個少數民族。在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里，能否正確處理民族問題和民族關係，始終是一件關係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大事。因此，新中國政府從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始終十分重視民族問題和民族工作，把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各民族互助合作，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作為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和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都明確規定，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領域中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這些在西藏也得到充分的實現。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自治區，是省一級行政單位。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除享有省級地方國家機關的各項特殊權利，如建立自治機關、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使用和發展藏族語言文字的權利；依照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利；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貫徹執行國家法律和政策，制訂和實施特殊政策的權利；管理和自主安排地方經濟建設的權利；自主地管理教育、文化、衛生事業，保護和發展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權利；依照國家法律，保護當地自然環境，自主地開發和利用本地自然資源的權利等等。西藏人民同中國其他民族人民一樣，享有國家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同時還享有自治機關的法規、條例等規定的維護少數民族特殊利益的特殊權利。今天的西藏與 40年前相比，經濟、文化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藏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發展，教育、科學、文化、衛生以及其他社會福利公益事業有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根據 1990年統計資料，西藏人均壽命由 50年代初的 35歲提高到 65歲以上，人口由 100萬左右增加到 210萬，其中藏族人口 209萬。全區藏族幹部已達 3． 7萬多人，占幹部總數的 66． 6％，在自治區一級中，藏族幹部占 72％，在縣級幹部中占 61． 2％。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府、法院、檢察院的主要領導職務都由藏族幹部擔任。所有這一切無可辯駁地說明，所謂中國政府 “ 毀滅 ” 和 “ 威脅 ” 西藏人民獨特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是純屬別有用心的捏造。
      “ 4． “ 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 ， “ 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製造民族分裂的行為 ” ，是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基本原則，也是每個中國公民所應遵守的基本義務。但是，自 1987年秋季以來，西藏少數分裂主義分子在某些國外反華勢力的支持下，多次在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策劃和煽動騷亂。他們以所謂 “ 西藏獨立 ” 做幌子，肆意打、砸、搶、燒，沖擊政府機關，搶劫商店，焚毀公共設施，破壞學校，甚至向執勤的公安武警和無辜的平民開槍射擊，嚴重擾亂社會治安，破壞社會秩序，給拉薩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正常的工作與生活造成極大的損害和威脅。很顯然，他們的行徑決不是什麼爭取和維護西藏人權的 “ 和平示威 ” ，而是十足的暴力破壞行為，是對中國憲法和法律的公然踐踏。對于這種嚴重危害國家統一，破壞民族團結和正常社會秩序的騷亂事件，世界上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都是不能容忍的。中國政府依然采取措施堅決制止和平息這種騷亂事件，是完全必要的，正當的。這不僅不是違反人權，而且恰恰是維護廣大公民合法權利必不可少的正當之舉，是無可非議的。
      “ 5．在制止和平息騷亂中，西藏自治區公安、司法機關依法帶離現場進行審查的騷亂分子共 1025人。其中 807人經過審查、教育，在法定時限內給予寬大釋放， 97人受到行政處罰；只有 121人依法受到司法審判，沒有一人被處決。對受到刑事處罰而關押服刑的犯罪分子，西藏自治區司法機關嚴格執行我國法律關於禁止對在押犯人虐待的規定，給予了人道主義待遇。應當指出的是，近年來，境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為欺騙國際輿論，一再編造各種離奇、荒誕的情節，指責中國政府對在押罪犯 ” 施行酷刑 “ ，甚至 ” 隨意處決 “ 。少數西方新聞媒介和某些政府組織則不顧事實真相，不負責任地隨意收羅這些材料，大肆渲染，並通過聯合國人權機構向中國提出種種指控。然而，經過中國有關當局認真調查後證明，這種指控有些是對事實的歪曲，有些則是毫無根據的。例如，“ 國際人權法小組 ” 在 1990年 6月 22日通過聯合國人權中心轉來的一份材料中，稱因參與拉薩騷亂而被捕的藏人次旦諾布（ TSETENNOR GYE）在獄中被打瞎雙眼。事實是，此人身體狀況良好，雙眼正常。在第 47屆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許多國家的代表都曾看到此人雙目正常的照片。又例如， “ 大赫國際 ” 等非政府組織曾多次提出雨路．達瓦次仁（ YULO DAWA TSERING ）案，稱此人在獄中遭受酷刑，但就在 1990年 11月，一些北歐國家駐華使節在參觀拉薩監獄時見到了此人，使節們在會後承認，外界對此案的報道是 “ 失真 ” 的。事實終究是事實。以歪曲報道和謠言為依據的誣告，並不能因為多次引用和重復就變成真理和事實。近年來，中國政府對聯合國人權中心、人權委員會特別報告員以及來文工作組轉來的各類查詢和指控，均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及時作出全面、詳盡的答復和澄清。這些答復，絕大多數都已編入人權委員會有關文件中。我相信，仔細閱讀這些材料，將有助于人們了解所謂 “ 西藏人權問題 ” 的真相，並從中得出公正的判斷和結論。
      “ 6．長期以來，某些國際反華勢力支持和從容少數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從事旨在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活動。為了替他們的這種行動尋找借口，就利用所謂 ” 西藏人權問題 “ 肆意攻擊和污篾中國政府。這就是人權會小組委員會某些委員策劃通過所謂 ” 西藏局勢 “ 決議的背景。這一決議的通過，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粗暴侵犯，也是對《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的嚴重踐踏。如果容忍這樣的錯誤行為繼續下去，必將使聯合國及聯合國人權機構的聲譽遭到嚴重損害。 ”
4．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要求，該國政府答復的附件一、二和三轉載于說明附件一。

C．其他有關資料
5．在草率或任意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向委員會第四十八屆會議提交的報告（ E／ CN． 4／ 1992／ 30）中，第 91至第 98段載有特別報告員給中國政府的函文以及該國政府對該函文以及該國政府對函文的答復。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的報告（ E／CN． 4　1992／17）第 41至第 43段也載述了特別報告員向中國政府發出的有關呼吁以及中國政府對呼吁的答復。被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也在 E／CN． 4／1992／ 18號文件第 83至第 88段中轉述了轉交中國政府的函文的答復。最後，宗教不容忍問題特別報告員的報告（ E／ CN． 4／ 1992／ 52）第 20至 22段中也載有轉交中國政府的有關函文以及該國政府的答復。
6．按照小組委員會第 1991／ 10號決議執行部分第 2段，秘書長在本說明附件二中轉載了具有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參照上述決議提供的資料。
7．另外兩個組織 — — 亞洲觀察會和西藏局也按照小組委員會第 1991／ 10號決議提交了資料；其來文在秘書處可供查閱。

附件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所作的答復的附件

1．1991年 8月 24日新聞稿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談話
  1． 1991年 8月 23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在部分成員的策動下，通過了所謂 “ 西藏局勢 ” 的決議。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授權發表談話如下 ﹕
2．從公元十三世紀起，西藏就是中國領土不可侵害的一部分，這是世界各國公認的事實。中國政府歷來重視和保護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合法權益。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年以來，西藏人民享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和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
3．長期以來，某些國際勢力支持和從容，少數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從事妄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活動，他們製造謠言，捏造事實，肆意攻擊和污篾中國政府。所謂 “ 西藏局勢 ” 的決議是他們蓄謀已久的、旨在分裂中國的陰謀，是在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干涉中國的內政，違背了《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因而完全是非法的、無效的，也是中國政府絕對不能接受的。

2． 1959年以前西藏的社會機結構和社會形態
1．1959年以前的西藏是封建農奴制社會。它既有封建農奴制的一般特征，又有西藏地方處于封建社會初期保留著較多的奴隸制殘余的特征，如勞役地租占重要地位、農奴主占有奴隸人身、蓄養家奴等等。這是一種比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還要殘酷、黑暗的社會制度。

一、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特征
2．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的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占人口不到 5％的農奴主處于占有、支配和統治的地位，農奴和奴隸處于受剝削、受壓迫、受奴役的地位。在經濟上，高利貸、苛捐雜稅和烏拉差役如同 “ 三把刀 ” 插在占人口 95％的農奴和奴隸身上。
“ 三大領主 ”
3．西藏的封建農奴主包括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三大領主。他們總共約占西藏人口的 5％左右，卻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官家即原西藏地方政府，他們直接占有並經營一部分土地。貴族擁有世襲土地。寺廟通過受封、饋贈獲得一定數量的土地。根據 1959年 6月的統計，西藏民主改革前有 330萬克（ 15克約相當于一公頃）實耕土地。其中地方政府（官家）有 128． 37萬克、占 38． 9％；貴族有 29萬克，占 24％；寺廟與上層僧侶有 121． 44萬克，占 36． 8％；自耕農僅有 9， 900克、占 0． 3％。
家奴和奴隸
4．占西藏人口 95％的農奴和奴隸沒有土地，連人身自由都沒有，祖祖輩輩屬于三大領主，依附在領主的莊園的土地上。農奴和奴隸又分為差巴、堆窮和朗生等三個主要的階層。前兩者屬于農奴，後者則是奴隸。
5．差巴，種差地的農奴。他們從領主那里領種一份土地，並要給領主支差。他們的人身依附在差地上，為農奴主所佔有。農奴與農民的區別是，農奴無人身自由，不能隨便離開領主。每年還要給農奴主支差，即負擔各種勞役，無償地給農奴主經營自營地，以及其它各種無償的負擔（包括實物與貨幣）。農奴對份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不能出賣。在農奴中，差巴一般 60％至 70％。
6．堆窮，意為 ” 小戶 “ ，是社會地位比差巴更低、生活被差巴更苦的農奴。他們有的從領主那里領有少量的租地，條件是無償地給領主的自營地支應勞役。租地的收成僅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有的則從事手工業或只靠出賣勞動力謀生，每年向領主交人役稅。在農奴中，堆窮一般占 30％至 40％。
7．朗生，意為 ” 家里養的 “ ，實際上是奴隸。他們沒有任何生活資料，沒有絲毫人身權利。完全無償地給農奴主幹活，待遇只能維持生活而已。他們受農奴主的絕對支配，農奴主可以把他們當作私有財產一樣贈送、轉讓、抵押或出賣。領主莊園的朗生多半在領主家中做雜務勞動或其他指定的事務。朗生的子女皆為朗生，世世代代為奴。據民主改革時的調查，朗生大都是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一般認為這是西藏歷史上存在的奴隸制的殘余。
莊園和部落
8．封建莊園的土地占有和經營形式，是西藏封建農奴制的基本特征之一。西藏的封建莊園，按其領主的不同，分為三種，一種是政府莊園，為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占有，藏語稱“ 雄溪 ” ；一種是貴族莊園，藏語稱 “ 格溪 ” ；一種是寺廟莊園，藏語稱 “ 曲溪 ” 。
9．莊園土地的經營方式，主要有兩種 ﹕ 一種是領主的自營地；一是差巴的差地。領主的自營地，都是用農奴的無償勞役來耕種，全部收獲歸領主，自營地所占畢生越大，領主對農奴的剝削就越重。差巴領種差地，並由差巴給政府外差，給領主支內差。
10．三大領主對牧區的管轄，以部落為單位。這種部落與原始社會的性質根本不同，它既是三大領主為管理牧奴而劃分的行政區域，也是剝削牧奴的行政機構。
11．三大領主分別占有草場，同時也占有草場上居住的部落牧奴的人身。和農民情況不同的是，由于牧業經濟的特點，一個部落居住在隸屬于一個領主的草場上，又可以分散在幾個領主的草場上放牧。這樣牧奴就有直接領主和間接領主，對于前者有人依附關係，要向領主支各種差役，對于後者沒有人身依附關係，但要向領主交草稅。
“ 用腿走路的差 ” 和 “用手拿出去的差 ”
12．西藏的差是一個包括搖役、賦稅、地租等在內的含義十分廣泛的差稅總稱。這種差分為兩大類 ﹕ 一類是“ 用腿走路的差 ” ，藏語稱 “ 剛捉 ” ，即勞役差，包括人、馱牛、馬驢所支應的勞役；一類是 “ 用手拿出去的差 ” ，藏語稱 “ 拿屯 ” ，即用手捧著交付的差，包括實物、貨幣等。根據西藏民主改革時的調查，西藏的各種出役中，勞役差要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實物和貨幣差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勞役差一般占農奴勞動日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實物差的剝削量一般也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除了各種差役之外，環有幾十種乃至上百種各種名目的苛稅。
內差、外差和烏拉差役
13．在寺廟、貴族莊園內交納的實物和擔負的勞役稱為內差。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派的各種的差役、對貴族和寺廟莊園來說，則是外差，一般叫做 “ 烏拉 ” 。烏拉原上突厥語，是元朝對西藏至西寧之間的供應來往官員馬匹、傳遞文書、擔負運輸的一種差役。明、清兩朝一直沿用下來。這是農奴對中央政府承擔的負擔。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在西藏境內出差，以及西藏政府轉運各種物資也由農奴負擔，這是農奴對地方政府的負擔。所有這些負擔，都包括在外差的範圍之內。
“ 不生不死 ”和 “ 有生有死 ”
14．西藏牧區的畜租有兩種形式 ﹕ 一種是 “ 不生不死 ” 租，牧主把一定數量的牲畜強迫牧民放牧。每年不管生多少、死多少，都按規定的稅額交納牧租。放 “ 不生不死 ” 畜租是三大領主利用封建特權強迫攤派的，不能違抗，也不能退租。即使原放畜租的牲畜全死光了，這戶牧民的子孫也要按原來畜租的數量向領主交租。如果這戶人家全死了，他們所承擔的畜租也要轉到親戚、鄰居身上。
15．另一種是 “ 有生有死 ” 租，牧主把一定數量的牲畜，強迫交給牧民放牧，每年生多少牲畜，死多少牲畜，要向領主報告，死了牲畜要有死畜皮為證。自然死亡的牲畜，其畜皮向領主交納，即免一頭牲畜的負擔。 “ 有生有死 ” 租的剝削量一般要占當年產品產量的 50 ％至 60％，少數也有達到 70％左右的。
“ 高利貸 ”
16．高利貸是西藏三大領主剝削農奴的重要手段。三大領主都是債主。歷代達賴設有專管自己放債的機構，把每年對達賴的供養收入都作為高利貸放給群眾。據 1950年帳本上不完全記載，共放高利貸債金藏銀 3， 038， 581兩，年收利息藏銀 303， 855兩。
17．西藏地方政府各級機構和官員都放有高利貸，政府把放債、收息列為各級官員的行政職責。政府放債的年息為十分之一。
18．西藏的大小寺廟沒有不放債的。據民主改革時調查，拉薩三大寺放的糧債為 1， 623， 273克（每克約 14公斤），年收利息為 285， 692克。高利貸的利息收入占三大寺總收入的 25％至 30％，寺院放債的利率，借錢一般在30％，借糧的年息是 “ 借 4克還 5克 ” 。
19．西藏的貴族絕大多數也放高利貸，債息在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 15％至 20％。貴族放債的利率，借錢的利率一般是20％，糧債利息一般是借四還五，也有借五還六的。
20．三大領主放高利貸的比例，根據丁青、江孜、白朗縣的調查，寺廟領主放的高利貸最多，一般要占 40％至 50％；政府放的高利貸占 20％至 25％；貴族放的高利貸占 15％至 20％；其他人放的高利貸占 5％至 10％。
子孫債和連保債
21．農奴的債務，在形式上有兩種 ﹕ 一是子孫債，一是連保債。子孫債，又叫 “ 欠舊債 ” 。有的已經欠了幾代人了，債是從何時借的，最初借了多少債，已經償還了多少，欠債人都不知道，全憑債主拿出 “ 債據 ” 隨便說，幾輩人也還不清。農奴還不起債，領主就收回農奴的差役份地抵債。但是農奴為了活下去，又將被領主拿去頂債的 “ 份地 ” 租回來耕種。這樣一來，一份差地，既要給領主付勞役地租，同時又要交實物地租，以頂債息。根據調查。西藏有 80％至90％的農奴欠債，其中 30％至 40％的戶欠的是子孫債。債息支出一般平均要占農奴每年收成的 30％左右，欠子孫的債息支出比例更高。農奴分家時也要分債務。分了債務負擔的人，要分別給債主立約，個人負責歸還。
連保債
22．一戶借債，一至數戶作保，幾戶借債，互為保人，全村借債，全村連保。有一戶逃債，眾家償還；一戶無力償還，眾家代還；一戶絕後，眾家代賠。此外，如果欠債差巴戶死絕或逃亡，來接種差地的新差巴戶還要負責償還舊差巴戶欠下的債務。

二．社會政治制度及基本特征
23．農奴主的經濟利益，有一套政教合一、等級森嚴、嚴刑峻法的社會政治制度加以保護和維系。農奴和奴隸不僅在經濟上受盡剝削，而且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更沒有任何民主權利。所有這一切都籠罩在宗教特權的神聖色彩之中，農奴和奴隸忍受著今生的一切苦難，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並不存在的來世上。
“ 政教合一 ” 的地方政權
24．從政權性質和政治狀況看，西藏的政教合一的特征是神權與政權相結合。西藏地方政府，藏語稱 “ 噶廈 ” ，意為 “ 發布命令的機關 ” 。地方政府由地位顯赫的僧侶和貴族組成，代表著農奴主階級的利益。僧官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高于俗官。按照清制，在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直接領導下，噶廈設有四名噶倫。十三世達賴喇嘛又規定首席噶倫必須是僧官。噶廈下設由四名僧官組成的秘書處和由四名俗官組成的審計處。秘書處形式上隸書于噶廈，實際上直接受達賴喇嘛的指揮。噶廈的一些重大事情，還要通過秘書處才能向達賴報告。西藏地方政府下屬的相當于專區或縣的行政幾個的主要官員中，一般是一僧一俗，僧官在前。一些大寺廟在政治上享有特權，他們可以直接委派官員，並設有法庭、監牢，行使司法權。
農奴主對農奴的人身占有
25．三大領主對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的佔有，從根本上剝奪了農奴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這既是農奴主剝削農奴的基礎，也是農奴主佔有農奴人身的重要前提；土地既是剝削農奴的重要手段，又是束縛農奴的一條鎖鏈。農奴同其他生產資料一樣是被農奴主作為財富來估价的。農奴主佔有的農奴愈多，財富也愈多。農奴主對農奴的人身佔有，主要表現在 ﹕ 農奴主可以支配農奴的人身，可以把農奴租讓、轉讓、賭博、抵押、贈送或賣給其他領主。有的農奴甚至被轉讓、出賣過多次，農奴一出生，就有了主人，農奴死亡，要向農奴主銷名。農奴要結婚，要先向領主送禮。不是同一領主的男女農奴要結婚，要事先取得雙方領主的同意。有的要贖身費，轉為另一方領主的農奴；有的由對方領主交換一個農奴；有的男女雙方的原領主關係不變，婚後的男孩歸男方領主，生的女孩歸女方領主。
人役稅
26．凡是不直接為領主支差的農奴，或在外謀生的農奴，每年到一定時候必須向所屬領主交納人役稅，以表示領屬關係，農奴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也被人役稅這根鎖鏈摔住，不得成為無屬主的自由人。
“ 三等九級 ”
27．西藏地方政府法典，按血統貧賤、職位高低，把人劃分為三等九級。 “ 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 ” 。大小活佛及貴族屬 “ 上等人 ” ；商人、職員、牧主和農村中的大差巴戶屬 “ 中等人 ” ；下層勞動人民、廣大農奴和奴隸則屬 “ 下等人 ” 。鐵匠、屠夫、送尸者則被視為 “ 下等下級人 ” ，其地位甚至低于平民，不能與平民平起平坐，也不得同他們在一個碗里喝茶喝酒。下等人觸犯了上等人就要處以各種刑罰。法典還規定 “ 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 ” ，上等上級的人的命价按尸量黃金，下等下級的人被殺的命价僅為一根草繩。
司法和刑罰
28．農奴主對農奴的剝削、壓迫和人身占有，是是靠對封建農奴制的暴力來維持的。與政教合一的政權相適應，西藏也形成了一套政教相結合的法律。按照法典，三大領主統治農奴是神的意志，農奴受苦是命中注定的，不能反抗。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相當于專區和縣的機構，以至領主、頭人都可以辦理訴訟案件。大的寺院也設有法官，審理僧人中的案件。僧人犯法首先由寺院審理，各級政府不得干預。寺院判決的案件，與政府的判決具有同樣的效力。各級政府把駐地下層陰暗、潮濕的房子作為監獄，三大領主可以在自己的莊園設立監獄，大寺廟可以設立關押所。在拉薩一些犯人戴著木枷腳鐐、手銬沿街要飯，有的則被送到邊遠地方流放，終身為奴。西藏的法庭和監獄對觸犯其法典者，處以挖眼睛、割耳朵、截手、剁腳、戴石帽、站囚籠、關土牢等幾十種慘不忍睹的刑罰。這樣的社會，當然沒有任何民主、自由、人權可言。

三、社會狀況及其停滯衰退趨勢
29．在長期的封建農奴統治下，西藏社會已陷于停滯衰退的狀態，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矛盾日趨尖銳。
社會經濟日益萎縮
30、西藏的生產工具簡陋，鐵質工具缺乏，有的使用木犁、木鋤，有的實行刀耕火種。耕作制度粗放，生產力水平低下。糧食產量在一、二百年間停滯，甚至下降。畜牧業仍采用原始的自然放牧方式，草場和牧畜品種退化，疫病嚴重，獸害猖撅。畜產品加工方法原始，牧畜成活率很低。
社會文化長期停滯
31、由于政教合一的體制，宗教成為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封建領主為了使封建特權神圣化，從精神上奴役人民，利用宗教教化人民忍耐、妥協、逆來順受。凡是與統治階級意志相違背的任何思想、新文化和科學技術都被視為異端，禁固了人們的思想。阻礙了教育的普及和科學文化的發展。曾經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的藏民族，在達賴統治時代文盲率居然高達 90％以上。
人民生活極端貧困
32、廣大農奴和奴隸被迫為農奴主進行繁重的勞動，負擔著沉重的差役租稅，遭受著強制性的超經濟剝削，終年掙扎在貧困、饑餓、死亡線上。民主改革前，人口只有 3． 7萬的拉薩竟有四、五千乞丐，而人口不及一萬的日喀則竟有乞丐兩、三千人。惡性疫病不時流行而得不到控制，人口平均壽命只有 35． 5歲。西藏人口急劇下降，從興盛時期有數百萬下降到不足一百萬。農奴和奴隸采用消極怠工、抗租抗差和逃亡起義的辦法，反抗農奴主的剝削和壓迫。

3、關於西藏人權保障的基本情況
  1、西藏自治區的人權狀況究竟如何？本附件提供的有關事實，相信會有助于人們全面了解西藏人權保障的基本情況。

A、民族區域自治
  2、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體現了國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權利的精神，體現了國家堅持實行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原則。
  3、 1951年 5月 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第三條規定 ﹕ “ 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
   4、 1956年 4月，經國務院批準，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達賴喇嘛任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員。
5、 1959年 3月，西藏上層分裂主義勢力策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武裝叛亂，達賴喇嘛流亡國外。有鑒于此，國務院于 3月 28日發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政府的職權，並任命班禪額爾德尼為代理主任委員。
  6、 1965年 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依法享有的民族區域自治權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概括起來，其主要內容是 ﹕
    （ a）有國家賦予的地方性立法權。到目前為止，西藏自治區已頒布了 60件單行條例、地方性法規、法律性決議和決定。內容涉及政權建設、社會經濟發展、婚姻、教育、語言文字、司法、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等。
    （ b）有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貫徹執行國家法律和政策，制定和實施特殊政策和措施的權利。西藏實行的特殊政策主要有 ﹕ 在農牧業方面，實行 “ 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 ” 和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 ” 的政策。在一定時期內對農牧業免征免稅，農牧民可以自由買賣自己的產品。在工商業方面，實行扶持民族手工業，鼓勵發展集體和個體工商業的政策。在教育方面，對農牧民子女實行包吃、包住、包學的政策等。
    （ c）有保障藏族人民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自由的權利。 1987年，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確定了在西藏自治區，藏漢語文並重，以藏語文為主的原則，並成立了藏語文工作指導委員會。自治區人民政府于 1988年頒布該規定的實施細則。
    （d）以藏族為主的民族幹部隊伍正在各級自治機關和司法機關中擔負主要責任。目前，西藏共有藏族幹部 3． 7多人，占全區幹部總數的 66． 6％。在自治區一級幹部中，藏族幹部佔 72％，在縣級幹部中占 61． 2％。全區各級人大、政府以及法院、檢察院的主要領導人大都由藏族幹部擔任。
    （e）有管理和自主安排本地經濟建設的權利。
    （f）有自主管理教育、文化、衛生事業，發展繁榮本民族文化的權利。
  （g）有依照法律，自主地保護、開發和利用本地自然資源的權利。
    （ h）有進行對外經貿活動的自治權。西藏已同一些外國和國際機構的專家合作考察了西藏高原地熱、水利等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畜產品加工，接受了聯合國糧食計劃署對拉薩河開發的援助。同時，開辟了與尼泊爾接壤的樟木口岸，發展了邊境貿易。為了促進西藏對外經貿活動的開展，中央政府采取了特殊的政策，規定西藏地區進出口商品稅率低于全國統一稅率，所得外匯收入全部留給西藏地方。

B、公民的政治權利
  7、《西藏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實施細則》規定 ﹕ “ 居住在西藏自治區年滿 18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旅居國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公民，保留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縣級以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期間，在國內的，可以參加原籍地或者出國前居住地的選舉。 ”
  8、目前，西藏不設區的市、縣、市轄區、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西藏自治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自治區、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本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共有經選舉產生的代表 445名，其中包括農牧民、工人、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宗教界人士、歸國藏胞等各方面的代表。
  9、與民族、宗教等各界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協商會議和和合作共事在西藏已形成制度。目前，西藏有 1， 700多位民族、宗教等各界代表人士在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中擔任職務，參政議政，進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
  10、藏族公民與其他兄弟民族的公民一樣，享有憲法規定的廣泛的公民政治權利，除了上述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之外，公民還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西藏自治區有包括協會、學會、研究會、基金會等社團，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自主地展開活動。
  11、藏族人民在管理本民族的內部事務的同時，還參與各項國家事務的管理。全國人大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是藏族，全國政協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是藏族，並有數十名藏族人士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委員。在中央，國家機關也有數十名藏族幹部擔任司局以上的領導職務。
  12．西藏封建農奴制下的婦女，沒有參加任何社會政治活動的權利。西藏地方法典中明文規定 ﹕ 奴隸與婦女不許參與軍政事宜。 “ 西藏和平解放以後，特別是實行民主改革以來，苦難深重的西藏婦女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大批藏族婦女進入西藏各級政府部門工作，不少人還擔任了重要的領導職務。計據統計，目前西藏縣級以上婦女領導幹部已占同級幹部總數的 10． 2 ％。在經濟上，西藏婦女同男子一樣，享有就業、同共同酬的權利。在西藏就業人口中，婦女已占 30％以上。西藏婦女中有一大批科技人員和其他專業人才。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人員中，婦女占 17％以上。
C．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

1．農牧業
  13．和平解放初期，據 1952年統計，西藏農牧業總產值僅 1． 83億元，糧食產量 1． 55億公斤，油菜籽產量 180萬公斤，牲畜存欄數 974萬頭只。 1990年，西藏農牧業總產值達 7． 89億元，糧食產量 5.55 億公斤，油菜籽產量 1， 500萬公斤，牲畜存欄數為 2， 280萬頭只，分別比 1952年增加 3． 31倍、 2． 57倍、 7． 3倍、 1． 34倍。 1990 年西藏生產肉類 9， 300萬公斤、奶類 1． 78億公斤、羊毛 850萬公斤、羊絨 49． 6萬公斤.
2．工業
  14．舊西藏基本上沒有現代工業，經過 40年發展，現已建立起電力、礦業、毛紡、制革、建材、建築、化工、造紙、印刷、食品等十多個行業， 263個工業企業，職工總數 2． 6萬人，其中藏族職工占 60％以上。“ 七五 ” （ 1986— — 1990年）期間，新增固定資產 19億元。 1956年，西藏工業總產值僅 170萬元， 1990年達到 2． 35億元，增加了 130多倍。 1990年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為水泥 13萬噸、原木 20萬立方米、折合汽車大修 3， 00輛、地毯 2． 5萬平方米、鉻礦石 8． 7萬噸。

3．能源
  15．舊西藏只有一座裝機容量為 125千瓦的小水電站，現在，西藏共建成水電站 433座，總裝機量達 15萬千瓦，年發電量 3億千瓦時。目前，全區 80％的縣建有水電站， 32％的鄉用上了電。地熱、太陽能、風能正逐步被廣泛利用。羊八井地熱電站裝機容量達 2． 5萬千瓦，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地熱電站。設計裝機容量為 6萬千瓦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電站正在加緊建設。

4、交通
  16．過去西藏沒有一條象樣的公路，內外交通十分困難， 40年代末，有位外國人送給十四世達賴喇嘛一輛小汽車，由于沒有公路，硬把車拆散了靠人背畜馱運到拉薩。 40年來，國家投資 30多億元發展西藏的交通運輸業。 1954年，著名的川藏、青藏公路通車。現在，全區建有公路 21， 834公里，橋梁 720余座，形成以拉薩為中心，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和中尼公路為骨幹的 15條干線、 315條支線的公路网。除墨脫縣以外的所有縣和 77％的鄉都通了公路。全區有 2萬多輛汽車，其中相當于部分是農牧民私人購買的。從格爾木到拉薩長達 1， 080公里的輸油管道于七十年代中建成。 1956年以後，逐步開通了拉薩至蘭州、西安、成都、廣州、格爾木以及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航線。

5、郵電通訊
  17．以前，西藏靠驛站傳遞文書。據 1990年統計，西藏已建立 120個郵電局（所），郵政線路 71， 401單程公里，農村投遞線路 56， 725單程公里，縣縣通郵通報，鄉鄉信件可達，並建起了拉薩、日喀則、昌都、那曲、阿里、山南、林芝 7座衛星通訊地面站，開通了拉薩長途自動電話，進入了國際國內長途自動電話网、市話裝機容量由 1959年的 460門發展到現在的 22， 030門，裝機 14， 722部。拉薩和各地市所在地及部分縣已有了縱橫制自動電話，並開辦了藏文電報業務。公眾電報网和地市以上城鎮的市話网也初具規模。

6．民族手工業
  18．西藏民族手工業歷史悠久，工藝獨特。但在解放前卻十分落後，且主要服務于貴族和僧侶，工匠藝人社會地位低下，民族手工業的發展受到很大局限。解放以後，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民族手工業得到迅速回復和發展。目前，西藏已有民族手工業企業 120家，可生產 1， 600多個品種的產品。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產品開始進入國際市場。 1989年，民族手工業產值達 4， 107萬元 .
  19．此外，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也發展到 6， 999個，其中鄉辦 319個，村辦 110個，聯戶辦 480個，個體 6， 090個。 1990年，全區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收入達 3． 2億元。

7．商業、外貿、旅遊
  20．過去，西藏長期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態。到 1990年，全區已建成國營商業网點 946個，集體供銷合作社 880多個，個體商業戶 4萬個。全區社會商品零售額為 15億元，對外貿易進出總額 2． 45億元。
  21．自 1980年，在中央和有關省市幫助下，西藏已逐步建起一批現代化的賓館、飯店、改善了旅遊設施，累計接待遊客 10． 8萬人次，收入 2． 25億元，創匯 2， 700美元。 1991年 1月至 11月，西藏共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1． 5萬余人。

8．人民生活
  22．隨著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 1990年西藏農牧民人均收入 430元，人均占有糧食 250多公斤，肉食 42． 5公斤。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條件的改善更為明顯。 1990年拉薩人均占有糧食 330多公斤，油菜籽 24公斤，居民人均占有綠地 10平方米，人均住宅面積約 9平方米。

D．教育和科學
  23．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學習經文的寺院教育以及少量供貴族、達宮子弟讀書的私塾。文盲、半文盲占 90％以上。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 2％。到 1990年，西藏有大學 3 所，在校學生分 1， 937人；中等專業技術學校 15所，在校學生 3， 968人；普通中學 68所，在校學生 2． 3萬人；小學2， 398所，在校學生 13． 9萬人，適齡兒童入學率提高到 54％。此外，在內地 18個省市開辦的西藏班及西藏中專班 15個專業，共有學生 7千多人。除正規教育外，西藏還發展了成人高等教育、電化教育、業余教育、掃盲教育以及各類培訓班.
  24．據 1990年 7月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西藏自治區總人口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 12， 61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 46， 59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84， 539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 408， 384人。
  25．與 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全自治區每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 42人上升為 57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21人上升為 21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61人上升為 385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 1， 664人上升為 1， 860人、文盲、半文盲、人口（ 15歲及 15歲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 975， 652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由 1982年的 46． 12％下降為 44． 43％。
  26．藏族人口在藏醫學、天文歷算、建築、民族手工業以及農牧業生產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形成了獨特的傳統持藝。但從總體上講，直到 50年代，現代科學技術在西藏幾乎是個空白。目前，西藏已建立了林業、生物、生態、太陽能、天文歷算、藏醫藏藥等 13個科學研究機構，各類專業科技人員已發展到 2． 6萬余名，其中藏族科技人員占 54％。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高級科研人員196人，中級科研人員 2， 2 6 2人，他們大都是新中國建立以後培養出來的藏族知識份子。
  27．近年來，西藏共完成農牧、林業、地質、氣象、醫療等方面的科研項目 1千多項，其中有 343項科研獲得國家、自治區和有關部門的獎勵。

E．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
  28．藏醫藥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療效，但在解放以前，西藏僅有個別醫療機構和少數民間診所，而且主要是為貴族、官員服務的。西藏廣大勞動人民則卻醫少藥，疫病流行。 1925年僅在一次天花流行中，拉薩一地就死亡 7千多人。 1934年和 1937年兩次傷寒流行，又死亡5千余人。
  29．和平解放以後，政府十分關心西藏人民的健康，西藏人民普遍享受免費醫療。 40年來，政府已撥款 7億多元，專門用于發展西藏的衛生事業。目前，全區已建有醫療衛生機構 900個，病床 5千多張。各類衛生專業人員 9千余名，其中藏族占 77％。藏醫藥機構從 1959年的 3所發展到 74所。 1985年，實現了全區兒童免役率達 85％的目標，舊社會嚴重危害人民生命由 50年代的 35歲延長到 65歲以上。
  30．政府對貧困地區和貧困戶實行扶持生產、救濟生活的政策。 1979年至 1990 年，共撥出扶貧款 8千多萬元。糧食 4千多萬公斤，衣被 70多萬件，住房3． 7萬間，帳蓬 1．3萬頂，生產工具 7． 5萬件以及機動車輛 80多台，使六萬余戶、 30多萬人擺脫了貧困， 1萬余戶、 8萬余人進入了初步富裕的行列。 31．政府對孤寡老人和孤兒提高了多種生活保障。目前全區已建立了 7所福利院、 50多所敬老院。對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的孤寡老弱病殘者，實行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的 “ 五保戶制度 ” 。 1989年西藏農牧區共有五保戶 7， 300多人，政府每年給予生活救濟 250萬元。

F．民族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1．文物．考古   32．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文物管理暫行條例》。建立了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專門進行文物的普查和保護，並在國內外多次舉辦文物展覽。國家和自治區將布達拉宮、大昭寺等一批寺廟列為全國和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 70年代中起，西藏展開了系統的高原考古，先後發掘了文化遺址數十處。

2．新聞出版
  33．藏文典籍過去只有手抄本、木刻本。現在，已有了包括藏文輸入計算機在內的現代技術手段。西藏已創辦了藏漢文報刊 30種。到 199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已出版各類圖書 1， 200多種， 2， 560萬冊，其中藏文圖書佔 80％。公開發行的藏文典籍 200多種， 100多萬冊。數百年來被禁固、埋沒的藏文典籍，第一次有了各種裝幀精美的鉛印本。

3、文學藝術和民俗文化
  34、著名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的搶救、整理和研究工作被列為國家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項目，有關部門成立了專門機構，現已整理出版藏文版 62部，發行量達 300多萬冊。《八大傳統藏戲》、《西藏民間故事選》、《西藏民歌選》、《西藏諺語選》和有關西藏音樂、舞蹈、戲劇的專著陸續出版。近年來恢復的雪頓節，已從傳統的藏戲演出，發展成西藏的民族藝術節。

4、藏學研究
  35．西藏自治區已建立社會科學院、西藏民族研究所等 8 個藏學研究機構。在全國其他地區已建立了 40多個藏學研究機構。 1986年 5月 20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這些藏學研究機構進行過多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和古籍整理工作，開展了藏文大藏經的對勘和梵文貝葉經的圖研究整理工作，舉辦了多次高水平的藏學討論會和學術交流活動，創辦了《西藏研究》、《中國藏學》等 20多種藏學研究刊物。目前，全國從事藏學研究的人員約 2， 000余人，其中高級研究人員 200余人。從 1978年到 1989年，全國培訓了 70多名藏學碩士研究生，其中藏族占一半以上。

5．廣播、電影和電視
  36．到 1990年，西藏建成廣播電台兩座，中短波發射台 14座，各地縣有線廣播站 74個，建成電視台兩座，電視轉播台 98座，電視差轉站 19座，電視衛星地面接受站 163座，廣播中波人口覆蓋率 21％，電視人口覆蓋率 34％。電影放映機構 82個，放映隊 553個，影劇院 13座，年譯制藏語故事片 25部。和平解放以來，西藏農牧區一直免費放映電影。

6．文化生活
  37．西藏現有專業藝術表演團體 10個，小型文藝演出隊 25個，業余藏戲隊、文藝演出隊 150多個。全區共有文藝工作者 5千余名，西藏歌舞團，拉薩市歌舞團以及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瑪等藝術家享譽國內外。自治區首府拉薩市建成一座現代化、多功能藝術館，各地市建成 20座群眾藝術館。西藏的戲劇、小說、美術、攝影等作品多次在國際國內獲獎。

G．人口
  38．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時，西藏沒有準確的人口統計，當時西藏地方政府提供的人口數為近 100萬。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先後進行過四次全國人口普查。 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地方政府向普查機構申報的人口數字為近 100萬（不包括昌都地區）。 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人口為 125． 1萬人，其中不包括 1959年被叛亂分子裹脅逃亡國外的 6、 7萬人。 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人口為 189． 2萬。 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人口為 219． 6萬，其中藏族人口為 209． 6萬。 1990年與 1951年相比，西藏人口增了 1倍多。
  39．實行計劃生育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考慮到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和經濟、社會狀況，對包括藏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中國政府歷來采取特殊的政策，明確規定 ﹕ 少數民族地區要提倡計劃生育，但具體要求和作法應由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構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確定。自 70年代初全國普遍實行計劃生育後，西藏只對在藏工作的漢族幹部、職工實行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對藏族幹部、職工則沒有提出這個要求。 1985年，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根據西藏人口發展的實際狀況，開始提出在藏幹部、職工中提倡計劃生育，鼓勵一對夫婦有間隔地生育兩個孩子。而對廣大農牧民、只實行科學生育。提倡優生優育，改善婦幼保健條件，對農牧民生育子女數，政府從未作過任何限制。
  40．西藏人口不僅數量增長較快，而且素質也有所提高。據西藏有關部門調查， 1965年間，西藏藏族 7至 17歲兒童和青少年身高平均增值男為 8． 11厘米，女為 8． 46厘米；體重平均增值，男為 4． 75公斤，女為 3． 16公斤。
  41．在西藏，不僅居住著藏族，而且歷來居住有漢族、回族、門巴族、珞巴族等民族和夏爾巴人。藏族人口一直占絕大多數。據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西藏的藏族人口和占當時西藏總人口的比例， 1964年為 120． 9萬，佔 96． 63 ％； 1982年為 178． 65萬，占 94． 4％； 1900年為 209． 6萬，占 95． 46％；而同期漢族人口分別為 3． 7萬、 9． 17萬和 8． 12萬，分別只佔當時西藏總人口的 3％、 4． 85％和 3． 7％。同期的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分別為 0． 5萬、 1． 41萬和 1． 84萬，分別占西藏當時總人口的 0． 37％、0． 75和 0． 84％。
  42．中國政府從未制定和實行過向西藏 “ 移民 ” 的計劃。國家根據西藏建設的需要，選派去西藏服務的少量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員，大多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的專業人員和技術工人。他們與藏族人民共同為西藏的經濟、文化建設做出了貢獻，受到了西藏人民的歡迎。
  43．近年來隨著實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有一些漢族、回族群眾到西藏做生意或做工匠。這部分人流動性很大，數量也很有限。他們並沒有移居西藏。

H．宗教信仰自由
  44．西藏過去是政教合一、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社會。 1959年民主改革以後，實現了政教分離，教派平等，廢除了寺廟的封建壓迫剝削制度，實行了寺廟民主管理制度。目前，西藏共開放、維修寺廟和其他宗教活動場所 1， 400多處，住寺僧尼約 3． 4萬人。近十多年來，國家先後撥出 4， 300多萬元，用于寺廟維修。自 1989年開始，國家又決定分批撥款 4千多萬元，對年舊失修的布達拉宮進行重點維修。西藏的傳統宗教節日也得到了恢復。
  45．西藏宗教界有愛國人士，一直受到政府的尊重。目前，西藏有 615名宗教界愛國人士被選為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佛協理事會等。對于活佛轉世這種藏傳佛教特有的傳統方式，政府也予以尊重。
  46． 1989年 1月 28日，十世班禪大師圓寂。 1月 30日，國務院宣布 ﹕ 由國家撥款為班禪修建靈塔、禮殿；由歷世班禪的主寺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負責，並視必要請中國佛教協會，佛協西藏分會協助，辦理第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尋訪、議定事宜。
  47．自治區設有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並在 7個地域建立了佛教協會. 自治區人民政府設立了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西藏有一所佛學院，各大寺廟設有學經班。每年舉行若干次較大的講經、辯經活動。西藏佛教協會創辦了《西藏佛教》藏文刊物。一些大寺廟經政府批準，刻版印經。布達拉宮的大量經書得到整理，其中珍貴的八寶《丹珠爾》正在組織民間書法家重新眷抄。
  48．西藏的信教群眾可以自由地在家里設置佛龕、經堂、誦經祈禱，也可以自由地到寺廟去燒香、拜佛、轉經、磕長頭，放布施，過宗教生活。

1．司法中的人權保障
  49．依照憲法和法律保護西藏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保護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維護社會秩序，懲治少數犯罪分子，是西藏自治區公安、司法機關在司法活動中的基本宗旨和任務。
  50．西藏自治區各級檢察院、法院是依照憲法設立的地方國家司法機關。他們獨立行使檢察權和和審判權，只服從法律，不受其他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西藏自治區檢察院檢察長、法院院長由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目前，西藏的各級檢察院、法院的主要官員均由藏族公民擔任。
   51．按照法律有關規定，西藏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他們只能在職責分工範圍內行使自己的職權，彼此不能互相代替。公安機關為搜查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可以對被告人以及可能隱？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宅進行搜查，但必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檢察機關監督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的執法情況。對偵查終結的案件是否起訴或免于起訴，由檢察機關依照法定程序，通過審查作出決定。除法律規定不得公開審理的案件外，人民法院都依法公開審理。開庭前要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允許旁聽。所有案件都必須公開宣告判決。
  52．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鑒于西藏藏族人口占絕大多數，西藏自治區立法機關 — — 人民代表大會還專門作出規定， “ 各級人民法院和檢察院必須保障藏族公民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對藏族訴訟參與人，要使用藏語文檢查和審理案件，法律文書要使用藏文 ” 。
  53．西藏自治區公安、司法機關要求廣大執法人員在工作中必須依法辦案，嚴禁刑訊逼供，對在押罪犯給予人道主義待遇。

J．自然資源、生態和環境保護

1．森林資源保護
  54．自治區頒布了《西藏自治區森林保護條例》、《西藏自治區林業廳護林防火八項規定》、《西藏自治區木材運輸檢查暫行規定》等條例。森林采伐要經過嚴格審批，木材運輸要經過嚴格檢查，同時開展植樹造林，封山育林，加強對森林生態的監測和研究。

2．礦產資源保護
  55．為管理開采，保護資源，自治區通過了《西藏自治區集體礦山企業和個體采礦管理辦法》。在有礦地區，礦產開采要經過政府批準，並得到有關部門的技術指導，經營和調運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

3．野生動物保護
  56．自治區頒布了野生動物保護條例，成立了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建立了珠穆朗瑪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等 7個自然保護區，各種森林、植被和瀕危珍稀的野生動物得到了有效保護。

4．生態和環境保護
   57． 1990年，國家投資 390萬元建成了自治區環境監測站。監測站在拉薩城區及拉薩河的上、中、下游設立了 3個大氣采樣點， 3個河水監測點和 27個交通噪聲監測點。監測結果表明 ﹕ 空氣，拉薩上空大氣中對人體有害的二氧化硫的濃度每立方米少于 0． 1毫克，低于國家標準，大氣中不存在有害氣體？氧化物。大氣中的總含塵量在每立方米 0． 4毫克以下。河水與土壤，通過對拉薩河上游達孜縣、拉薩市以及拉薩河與雅魯藏布江的匯合處三個點的監測，水的酸鹹度、點硬度和化學耗氧量在 3個點上均無變化。河水中不存在鉛、鋅、銅等重金屬微量元素污染。土壤和水域沒有任何人為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更不存在核污染，因海拔高形成的微量天然放射性污染，也在正常範圍內。噪聲，在拉薩市的幾條主要干道，車流量每小時最高達 824輛，因汽車鳴笛管理不嚴，造成一定的噪聲污染。
   58．環境保護部門為保護生態環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正在興建的羊桌雍湖電站、山南羅布薩鉻鐵礦等一大批大中型重點工程，嚴格依照環境保護法進行監督和管理；搬遷距拉薩河不遠的垃圾場，以減輕對拉薩河的污染；建立污水處理廠等。最近，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區氣象局正在利用現代高技術 — — 遙感與信息系統技術對 “ 一江兩河 ” （雅魯藏布江，所楚河、拉薩河）流域的綜合農業開發進行監測。
  59．目前，西藏自治區已制定了《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拉薩市城市環境衛生管理條例》、《拉薩市城市綠化管理條例》、《西藏環境保護條例》也接近完成。生態和環境保護已逐步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軌道。

附件二

從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收到的資料

1．大赦國際一具有咨商地位（第二類）的非政府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赫國際對西藏的關注

A．導言
  1．大赦國際在本文件中闡明了自己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族 `自治區人權受到侵犯的關注。
  2.在西藏發生的與大赫國際有關的侵犯人權行為包括，經不公正審判之後監禁良知犯和其他政治犯，對被拘留者施加酷刑和虐待、實行死刑和司法外處決。西藏實行的憲法和法律規定限制行使基本自由，缺乏合乎國際標準的人權保障。
  3．在主張從中國獨立的西藏人民于四年前開始了一系列示威和其他活動之後，在西藏自治區和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仍然在西藏嚴格控制關於人權的信息，並且顯然沒有懲處那些侵犯人權的人。對于大赫國際就本文件中報道的這類侵犯人權行為提出的呼吁和詢問，當局從未作出過答復。中國外交部將聯合國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 1991年 8月 23日通過的關於西藏人權情況的第 1991／ 10號決議斥之為 “ 完全非法、無效，中國政府絕不接受。 ”

B．良知犯和政治犯

1．勞動改造

  4．目前已知在西藏關押著 100多名良知犯人﹕ 他們當中包括因和平主張西藏從中國獨立的佛教僧侶和尼姑，據報道說表示支持西藏獨立或被發現持有秘密文件、政治刊物、西藏民族旗幟或非公開資料的世俗藏人。在遠未達到國際公正標準的審判之後，其中有些人被判處 “ 勞動改造 ” 。另有一些人未經起訴或審判，被處以行政拘留（所謂勞動教養）。
   5．被控主張西藏獨立的佛教僧侶和尼姑屬于被判 “ 勞動改造 ” 之列。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 Toe Iung Dechen的一座西藏佛教寺 D ing -gar 內的五名僧侶據報道說于 1991年 3月 17日下午被拘留，當時他們企圖在拉薩中心的圓性朝圣道路 Barkor 開始示威時打出一面西藏旗幟。據目擊者說，當這五名僧侶開始呼喊贊成西藏從中國獨立的口號時被拘留。
  6．這五名僧侶開始被關押在拉薩的 Gutsa拘留中心。 1991年 8月，有報道說他們受到審判，被判徒刑，正在 Drapchi監獄服刑。他們是 ﹕ Nwang Zoepa， 28歲，Damshung 區 Doe人，據說被判 6年徒刑；Kesang Gyaltsen ， 25歲，據說被判 5年徒刑；Ngawang Tsondrne ， 26歲，據說被判 4年徒刑； Ngawang Legshe ， 22歲，據說被判 4年徒刑；Nganang Namgyal,22歲， D amshung人，據說被判 3年徒刑。
   7．被控散發主張西藏獨立的傳單的其他一些藏人也正在 “ 勞改 ” 服刑。其中包括 Thupten tsering 和 Tseten Norgyal ，他們因被懷疑參與主張西藏獨立的活動于 1989年 4月被拘留， 1989年 11月正式被逮捕。從 1991年 2月對 Tseten Norgyal 和 Thupten Tsering 提出的起訴書看，他們主要被控幫助散發了宣傳西藏獨立的傳單。并沒有提出他們主張或參與暴力的指控。據報道說， Tseten Norgyal ，被判處 4年徒刑， Thuptse Tsering ，被判處 5年徒刑。
  8．有一個西藏人因試圖收集主張西藏獨立者被拘留的資料自己受到了拘留，在 1990年 12月的一次審判中被控從事間諜活動，並被判 13年徒刑。 Jampa Ngodrup 是拉薩市Barkor 門診所的一名內科醫生。對他的控告是， “ 處于反革命目的的收集在暴亂（ 1988年西藏人在拉薩進行的西藏獨立活動）中被拘留的人名單，並把名單傳交他人，破壞了法制，違反了保密（法律） ” ，這是法庭的判決詞。Tampa Ngodrup 于 1989年 10月 20日被拘留， 1990年 8月 13日被正式逮捕。他在 1990年 12月 24日受到審判並被判刑。
  9．有 10個哲蚌寺的僧侶于 1989年 11月 30日受到拉薩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並因其在主張西藏獨立方面的 “ 反革命 ” 罪行，其中包括指稱的 “ 間諜行為 ” ，而被判處 5年至 19年徒刑。Jampel Changchub 和 Nwang phulchung其中的兩人，他們都被判處 19年徒刑。他們及其他同案被告被控于 1989年 1月成立了一個秘密團體，編印了批評中國政府的傳單。 1989明年 11月 30日，官方的拉薩廣播電台播出了關於 Nwang Phul chung 和 Drepung 寺僧侶集團的一項說明 :
    “ NgaWang Phulchung 及其他罪犯的罪行表明，分離主義分子在國內外玩弄的所謂人權、自由和民主不過是些騙人的謊言。他們精心策劃成立反革命組織，貼標語、散謠言，並收集情報，瘋狂地進行了分離祖國的罪惡活動 … … ”
     “ Nwang Phulchung 及其他罪犯原本是喇嘛，但是他們積極地參加了分裂祖國的反革命犯罪活動。他們的行為徹底地背叛了佛教的教義和教規 … … … ”
  10．在這個團體被控印制的文件中有《世界人權宣言》的藏文譯本。他們發表的其他文件包括關於近來西藏不同政見活動的報道和關於在一次獨立示威中被警察射殺的西藏人的報道；關於海外支持西藏獨立活動的報道；以及該團體自行編制的一份文件，題為 “ 寶貴的西藏民主憲法的意義 ” 。

2．行政拘留

  11．據報道， 1991年 12月包括幾十名良知犯在內的 200多名政治犯因被懷疑參加了贊成西藏從中國獨立的活動而被拘留。其中顯然對許多人的拘留既無起訴也無審判，而是根據規定行政當局實行 “ 勞動教養 ” 的章程進行的，教養期可達 4年。 “ 勞動教養 ” 是行政當局按警方要求實行的一種懲罰。被判 “ 勞動教養 ” 的人得不到正式起訴或審判，也沒有機會對導致其受監禁的指控提出有效的辯護或上訴。
  12．據官方報道，包括許多青年尼姑在內的 97名西藏人在 1987年 9月至 1991年期間未加審判地被判處 “ 勞動教養 ” 。據非官方來源說，因和平政治活動而被捕的一些少年犯人和成年犯人關押在一起，其中包括一名據說 1990年被關在拉 Drapchi 監獄的 14歲男性少年。其他少年被關在 Gutsa拘留中心，當中有一名 1989年被拘留幾個月時年僅 12歲的女少年，據報道說她受到了虐待。
  13．據報道說目前被行政拘留的人當中包括 Ke lsang Phuntsog，他是 Nyemo 縣 Lhunkang DOngtao人， 21歲，從事版木印刷，並且是 Sera寺的僧侶。據報道說他 1991年 8月 4日在拉薩的 BarKor 朝圣路上散發傳單時被拘留。據說他在 BarKor警察派出所被關了一夜，然後送往 Gutsa拘留中心。據說傳單中有要求西藏獨立， “ 中國人 ” 離開西藏和藏人要求人權的口號。
   14．尼姑也因被指稱參加未獲批準的西藏獨立示威而被處以行政拘留。 Kesan gWangmo(世俗名 ﹕Pedchoe),Nyethang 人， 21歲； T enzin Chusul人， 20歲， 1989年 10月 14日因示威而被拘留。據 1989年 10月 18日的官方《西藏日報》報道，她們每人都被判處 “ 勞動教養 ” 3年。Lhochog Drolma , Lholma 人， 29歲。 Choenyi Lhamo Nyemo ,19歲，兩人都是 Chubsang尼庵的尼姑， 1989年 9月 23日分別被判處 “ 勞動教養 ” 3年，據 1989年 9月 25日的《西藏日報》發表的報道說，這是因為她們參加了 1989年 9月 23日的一次示威。
  15．據報道說，拉薩Barkor Garu Shar59歲的小商販 Phurhu在警察搜查她家並發現西藏獨立傳單之後于 1989年 10月 10日被拘留。據稱，她參加了 1989年在 Barkor朝聖路上為紀念被警方殺死的示威者舉行的公開祈禱。據報道說，Amaphurhu現在在 Gutsa拘留中心，經受為期三年的 “ 勞動教養 ” 。
   16．Lobsang Tashi 是 38歲的佛教僧侶，據報道說在 1989年底或 1990年初被拘留。據 1991年從拉薩到尼泊爾的藏人說， 1991年 7月他在西藏自治區的 Chamdo等後行政處罰或刑事判決。 Lobsang Tashi 是 Chamdo附近 Zitho寺的一名僧侶，據說他在散發和展示要求西藏從中國獨立的傳單時被拘留。

C．被拘留者或曾被拘留者的酷刑、
虐待和死亡
   17．有包括曾被拘留者和非法離開西藏的被拘留者的親屬提供的證詞在內的一致報道表明，西藏自治區警察所內關押的人，監獄和拘留中心的被拘留者一貫受到酷刑和虐待。報道最多的酷刑方法包括歐打，電棍電擊生殖器、腳掌或嘴，用手銬、腳鐐或繩索有意將犯人固定成產生痛苦的姿勢。另據報道，在審問過程中還經常剝奪睡眠或食物，讓人挨凍或強迫采取耗盡體力的姿勢。過去的三年中有關于拘留時死亡和曾被拘留者在獲釋幾周內死去的報道。據報道說其中有的死亡與拘留時的虐待和缺乏醫護有關。
   18．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 “ 嚴禁刑訊逼供 ” （嚴禁刑訊逼供，第 136條）。其中規定違反者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肉刑致人傷殘的，以傷害罪從重論處。刑事訴訟法重申禁止 “ 用刑訊 ” 或 “ 其他非法手段逼供 ” 。 1990年 3月生效的拘留所規章規定， “ 嚴禁 ” “ 歐打和辱罵、體罰 ” 和 “ 虐待犯人 ”（第 4條）。
   19．中國代表 1990年在聯合國對禁止酷刑委員會上說，由于中國 1988年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這一公約的條款在中國就自動取得了法律效力，因此沒有必要特別立法使其條款生效。但是，禁止酷刑公約的用語與中國刑法和其他規章的用語是有區別的。公約中定義的 “ 酷刑 ” 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定為犯罪的 “ 刑訊逼供 ” 範圍要寬得多。大赫國際感到關注的是，多項國際文書中規定的防止酷刑的保障只有極少數在中國是有效實行的，無論是調查酷刑指控時使用的方法，還是此類調查的結果都不公布。
  20．中國于 1989年 12月提交了或關于其執行禁止酷刑公約的第一份報告。禁止酷刑委員會 1990年 4月審議了該份報告。委員會主席指出，該委員會收到了 “ 一個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關於在中國特別是西藏施加酷刑的指稱材料 . 這些酷刑的指稱為數很多，而且相互一致；酷刑看來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 ” 。中國的報告沒有談及西藏發生酷刑的指稱。委員會的成員指出 ﹕ “ 他們提出的許多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沒有得到答復 ” 。委員會請中國代表團在 1990年底之前向委員會交送一份補充報告，論及委員會關注的問題。中國對此要求至今沒有反應，至 1991年 12月也沒有提交補充報告。

1．犯人受到酷刑和虐待的報告
  21．單獨關押、不經起訴或審判的長期任意關押及在沒有司法監督情況下的行政拘留全都造成了酷刑經常發生的條件。在西藏，企圖在被拘留者受到起訴之前就索取口供，恫嚇他們以迫使其揭發他人的普遍作法是酷刑和虐待發生的原因。
  22．Sonam D olkar是 24歲的拉薩婦女，她于 1990年 7月 29日被大約 20名警察拘留，警察還搜查了她的住所，因為他們懷疑她參與了傾向獨立的活動。她開始被帶到拉薩東區的警察所，後來于 7月 30日轉送至 Seitru 拘留中心，在那里受到審訊。她 1991年 5月從當年 2月被送入的一家醫院逃了出來。 Sonam Dolkar秘密離開西藏之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外受到采訪 ﹕ 她說，在拉薩的 Seitru拘留中心她在一間牢房里被單獨關押了六個月，在此期間一直受到酷刑。她說審問她的人電擊她的身體直到她昏迷過去。她還說，審問她的人曾把電警棍插入她的陰道；有一個看守踢她胸部留下一塊大傷疤。她說，有幾個月她每隔一天就受到一次酷刑，整個被拘留期間一直戴著手銬和腳鐐。她在證詞中說， 1990年 7月 30日至大約 1991年 5月，她在 Seitru拘留中心她覺得是在地下室的一間沒有窗戶的空房間內被關了大約 10個月之久，沒有對她起訴或審判。她說她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其他被關押的人，食物不夠吃，而且質量很差。甚至在寒冷的冬季她也不得不睡在牢房的水泥地板上。她說她的健康惡化，但實際上幾乎沒有醫護，盡管在被拘留六個月時一名醫生檢查她之後停止了對她的電訊。在監禁期間沒有對她審判，也沒有讓拘留中心之外的任何人見她。
  23．在另一案件中，拉薩的一名少女（為保護其家人而未透露姓名）參加了一次示威，和一群少年一起用投石環索向拉薩的武裝警察部隊成員扔石頭。因此，她在 1989年被拘留了 4個多月。據報道她和其他一些青年被關在拉薩的 SangYip拘留中心。據稱，她在 1989年 3月 8日或此後不久在拘留中心受審時受到虐待。據說 4、 5名武警踢她的頭和身體，在她躺倒在地時用電棍施行電擊。她無法記清此後幾天的事情，但在第一次歐打的三天之後，她竟然發現自己的左腿瘸了。後來這位少女被送進一家醫院治療腿傷。兩個星期後出院並送回拘留中心，這時她被並入到約 15名女犯組成的ㄧ個小組，從事勞動，包括從糞坑中清除糞便。她顯然每 4至 7天就受到一次審問，審問中有時受到歐打。自 1989年獲釋以來，她的左腿和右臂仍然因為關押時挨打而導致殘疾。
  24．Tsering Dhundrup 是 26歲的木刻家，據報道說他因制作刻有主張西藏獨立口號的版畫而在 1988年 12月被拘留。他被關押在拉薩的 Utridu拘留中心，據說在那里他被迫在冷天光著腳站在一個戶外的水泥台上，衛兵向他的腳上潑冷水。當許可他走動時，腳上的部分皮膚沾留在了地上。據說 Tsering Dhundup在未經起訴或審判的情況下被關了 4個月之後獲釋。據報道說他 1990年 8月再次被拘留，並被判了 7年徒刑，罪名不詳。

2．被拘留者和曾被拘留者死亡的報道
  25．近年來有報道說西藏自治區監獄和拘留中心的一些犯人在關押期間或釋放后幾個星期內死亡，原因顯然是關押時受到虐待或缺乏醫護。 Yeshi是拉薩的一名畫家， 25歲， 1898年 3月 7日拉薩戒嚴後被拘留了 5個月，獲釋後不久 1989年 8月底在醫院死亡。據指稱他的死因是在關押期間受到了虐待。
  26． Tsamla 是拉薩的一個女商人，約 39歲，在被關押兩年半後獲釋，獲釋三個月後于 1991年8月底死亡。據大赦國際收到的報道，她是因虐待和缺乏醫護而導致死亡的。Tsamla 據報于 1988年參加了拉薩的幾次獨立示威游行，在 1988年 12月 10日（另一份報告說她是在 1989年 3月 19日的示威後被拘留的）的一次示威後被捕，關押 Gutsa拘留中心。在被拘留的頭六個星期中她受到單獨關押，據說在此期間受審訊時一再受到歐打和踢打。在被拘留的月份中她的情況不斷惡化， 1991年 5或 6月，她一再被帶到Gutsa附近的一個門診部，後來又被帶到拉薩市人民醫院，顯然在那里動了檢查性的手術，發現一只脾臟破裂 ’在醫院中她似乎被告知她已釋獲，應該回家。約三個月之後她在家中死去，她顯然在獄中受到歐打而死亡的。
   27． Lhakpa Tsering 是一個 20歲的西藏良知犯人，于 1990年 12月 15日死亡。死因似乎是在 D rapchi監獄中服刑時沒有得到充分的醫護。他的尸體據報道說于 1990年 12月 16日轉交給了他的家人，他的家屬要求驗尸以查明死因。于是在一處喪葬場地作了尸體解剖，參加解剖的是一名藏醫和地方人民檢察院的一名官員。但是沒有公布結果。 1991年 6月，大赦國際收到了關於 Lhakpa Tsering 死前情況的詳細說明。由該名犯人周圍的人寫的這份說明指出， Lhakpa Tsering拘留時患有疾病，極為痛苦，無法進食，他一再要求醫療。但是獄醫們冗� 說不肯給他正常的醫治，這樣的事在他死前至少有過三次。 1991年 1月，據說Lhakap Tsering的親屬收到了當地政府給予的 300元撫恤金以補償他的死亡，這相當于大約兩個月的工資。

3．關於司法外處決的報告
  28． 1987、 1988和 1989年，主張西藏獨立的和平示威者多次遭到警察和軍隊的開槍射殺。據說共有 60多人是這樣被打死的。其中多數的身份不明，但據報道說受害人中有兩個是于 1988年 12月 10在拉薩領導和平示威的僧侶 ﹕ 他們顯然是在近距離內被治安人員開槍打死的。

D．不公正審判
  29．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地方一樣。西藏的審判程序遠未達到國際的公正標準。被拘留者的權利受到嚴格的限制，甚至在審判前就決定判決的作法是很普遍 — — 所謂 “ 先判後審 ” 的作法。中國法律規定的審判程序不符合國際人權文書中規定的公正審判最起碼標準 — — 突出之處是有充分時間和便利準備辯護的權利、在法庭上被證實有罪之前假設無辜的權利、以及盤問原告證人並為辯護而傳喚證人的權利。
   30．刑事訴訟法規定，法庭庭長 “ 在認為必要時 ” 應將 “ 所有重大和疑難案件提交“ 裁決委員會” “ 討論並作出決定 ” （裁決委員會是各法庭建立以監督司法工作的機構）。這顯然受權給法庭庭長，由其決定什麼案件應由裁決委員會審查。但在實踐中，所有案件都有裁決委員會在審判之前先作出決定。判決還可能提交主管負責政法工作的共產黨委員會，由其在審判之前審查和批準。這些委員會還向法庭發表意見，在實踐中這類意見成為裁決和判刑的指示。
  31．政治犯通常在被關押後長時期不許見到親屬。被拘留者只是在受到起訴，等待正式審判時才能接觸律師，往往這在審判開始前一兩天才能做到。大赫國際還收到了關於被控政治犯罪的西藏人不許找律師的報道。真正努力為政治犯辯護的律師面臨著嚴重的障礙和針對其本人的制裁威脅。 1988年中國法律雜誌《法學》上的一篇文章說 ﹕
      “ 律師的工作受到黨和政府的特別是司法機關的干預。例如，有的司法局規定，如果某個律師想要在刑事案件中提出 “ 無罪 ” 的辯護，他就首先必須得到有關司法局黨組織的批準 “ 。
   32．在政治案件中，被告得到公平聽證的可能性甚至比普通刑事案的可能性還要小得多。通常的結局是預先定好的的結論。多數的政治審判不對公眾開放，最多允許被告的近親屬或其 ” 工作單位 “ 的人員旁聽。審前拘留者不得接觸律師或家人，通常受到不斷的壓力，要他們揭發檢舉，並使他們承認對自己的指控。另外，律師通常把自己的作用限于減刑。 1990年和 1991年在拉薩對獨立活動分子案件的審判就具有這些特點，其中包括 Jam pa Ngodrup 、 Tseten Norgyal 和 Drepung寺的佛教僧侶，他們的案件已在前面作了簡述。

E．死刑
  33．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一樣，仍然使用死刑。自 1990年以來，西藏自治區至少有 13名犯人被判處死刑。其中至少有六人據報道已被處決。 199年 5 月 18日，拉薩電視台報道說，關押在 Drapchi監獄的 3名藏族政治犯因據稱策劃越獄于 1990年 5月 17日被判處死刑。死刑是拉薩中級人民法院在監獄院子里舉行的一次審判大會上宣布的，顯然其他犯人在場。
   34．大赦國際 1991年 9月得到了對 Migmar Tashi 和 Dawa的法院判決書，其中表明，起訴機關強調的是在押犯策劃越獄動機的政治性質。他們沒有考慮事實上越獄或企圖越獄并沒有發生。根據刑法，組織越獄本身並不是死罪，它只是在 “ 危害特別嚴重和情節特別惡劣 ” 時才是死罪。大赦國際關注的是，在將兩名犯人判死刑時政治上的考慮起了重要作用。
   35．大赦國際反對任何案件中的死刑，這是侵犯《世界人權宣言》和其他國際人權文件宣布的生命權利和免受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權利的。

2．殘疾人國際協會、人權倡導者協會、國際人權聯合國和基督和平會 — — 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第二類），以及國際教育發展會和解放社 — — 列于名冊的非政府組織

西藏局勢 ﹕
侵犯人權包括剝奪自決權的現況概覽
   1．本文件旨在簡要描述西藏人權形勢中最緊要的因素。西藏的人權形勢似乎與藏人謀求自決緊密相聯。西藏人民顯然有要求自決的正當權利，只有當西藏人民獲得機會行使自決權利後，西藏的人權形勢才會大幅度改善。
  2．藏人的人權今天正遭受著嚴重的持續不斷的侵犯。作為個人，他們的生命受到影響，作為民族，他們獨有的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受到威脅。目前最緊迫的問題是人口遷移，宗教上的不容忍；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草率處決以及限制信息渠道。

A．藏人人權正在遭受的侵犯 1．人口遷移   3．據報告漢人正往藏人土地上遷移，讓人擔心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很快將成為無足輕重的少數民族。這種人口遷移威脅到藏人的民族、文化及宗教特性的存在，因而構成對其自決權的嚴重侵犯。
  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積極鼓勵下，成千上萬的漢民進入西藏。在西藏的所有主要城市漢人人數似乎已超過了藏人，這些城市原本是西藏人民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漢人定居者在一些土地最肥沃的農業地帶特別是在東部的 Kham和 Amdo建立了農場，將藏人擠到了貧瘠偏僻的地區。由于大量漢人定居者和軍隊的到來，各主要城市並行存在著漢人居住區和藏人居住區，而藏人居住區的住房和社會服務等明顯低劣。人口遷移導致藏人失業，即使他們有技能，急于參加工作。大量的證據表明，這種人口遷移造成了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事實上的歧視制度。
  5．中國政府通常總是否認人口遷移政策，並舉出統計數字說自 1950年以來沒有多少漢人移入西藏。然而這些數字過去一直有誤導作用，理由有二，一、須記住，中國所說的 “ 西藏 ” 指的是西藏自治區，面積還不到藏人心目中的西藏的一半，迄今為止漢人大都定居在自治區界外的藏東和藏北地區。二、據認為官方統計數字沒有包括數目很大的漢人定居者，這些人沒有登記為西藏居民，有時是害怕失去在中國境內的好處。

2．宗教上的不容忍
  5、中國政府通常總是否認有人口遷移政策，并舉出統計數字說自 1950年以來沒有多少漢人移入西藏。然而這些數字過去一直具有誤導作用，理由有二。一、須記住，中國所說的 “ 西藏 ” 指的是西藏自治區，面積還不到藏人心目中的一半，迄今為止漢人大都定居在自治區界外的藏東和藏北地區。二、據認為官方統計數字沒有包括數目很大的漢人定居者，這些人沒有登記為西藏居民，有時是害怕失去中國境內的好處。

2、宗教上的不容忍
  6．雖然中國憲法第 36條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藏人並不能自由地信教，安排宗教生活，無時不受政府干涉。的確，中國從 1980年到 1987年放寬了宗教政策，西藏佛教在遭受文革的掃蕩性破壞之後重新開始生長。今天已容許許多公開的宗教信仰形式（如挂經幡，轉嘛呢輪，繞佛等）存在。盡管如此，作為馬克思主義政策，共產黨是反對西藏佛教的，由于佛教在西藏民族主義和獨立運動中起著關鍵的作用，這種對立就更為強烈。中國政府今天實施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威脅著傳統西藏佛教的生存。
  7．中國政府通過一個由黨政部門構成的複雜的行政网管理西藏佛教。在最上層，由黨中央及政治局同國務院制定制定宗教政策。宗教政策在中國和西藏的實施主要歸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也稱為宗教事務局）負責。在拉薩地區和自治區其他主要城鎮，每個較大的寺院現在都有一個民主管理委員會，由政府指定的僧人組成，負責執行宗教和政治政策並協助治安部門。這種行政网在不同程度上構成藏人傳教信教的障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特定寺院的代理位置和僧眾的政治活動程度（或發現的這種活動的危險）。
  8．在拉薩，中國當局根據目前的政治形勢只容許某些經師在寺院和尼庵公開講經。中國力圖控制轉世活佛、包括班禪喇嘛的挑選，並設法讓民主管理委員會參與挑選寺院主持的工作。雖然准許藏人擁有宗教物品，但試圖禁止傳播從國外進來的宗教物品，包括達賴喇嘛的照片。
   9．政府對寺院事務的干涉最明顯的是在拉薩地區和自治區其他較大城鎮，而農村地區遠離城鎮和公路的寺院和尼庵受國家的注意少得多。另外，國家對自治區以東西藏地區的寺院采取的政策似乎較為寬松；容許建立較多的寺院，這種情況至少持續到 1987年。國家已接管了寺院的大部份行政控制權，包括財物和教育（教學計劃、課程設計以及男女僧徒的管理）。學生和合格經師缺乏；在許多寺院里，沒有充分的時間研習經文。
  10．西藏的幾乎所有宗教建築在 1959年至 1976年間被摧毀，現在重建宗教設施須獲得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或當地的官方其他代表的批準，對于重建活動似乎是容忍，而不是鼓勵。自 1989年以來拉薩地區已禁止新建築開工。中國政府對所有招收新僧設置了障礙，至少針對較大的城市中的寺院。在這些地方，新僧在正式入寺前須先經政治審查，得到國家的核準。較大的寺院一般配有招收僧徒的名額，自 1989年以來西藏自治區的所有寺院和尼庵被禁止正式接受任何新的男女僧徒。按照傳統，男女僧徒可在七、八歲入寺，而中國法律禁止招收 18歲以下的幼僧。政府對朝圣活動也規定了限制。
  11．今天合格的經師缺乏，那些 1959年和後來被殺，逃亡或被迫放棄宗教追求的經師後繼無人。對于請流亡的經師回西藏寺院講經存在著敵意；某些情況下，中國佔領的西藏其他地區的經師被請到一個寺院講經，但只容許停留很短時間。另外，至少在一些較大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每天要求大量體力勞動。認真研讀經文教義的時間所剩不多。另一方面，避免在政治上持反對意見的僧眾活得鼓勵有更大的研習經文的自由。尤其是自 1989年以來，政府加強了對中國在西藏的統治表示反對，即使和平地表示反對的寺院的干涉，包括派軍隊包圍了拉薩地區的三個主要寺院，禁止僧人離開寺院并限制與外界活動分子的聯係。

3．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以及草率處決
  12．藏人被任意拘留，在關押期間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甚至只是因和平地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佔領而被草率處決。盡管如此，藏人還是增加了抗議游行、示威和其他政治活動的次數和頻率，宣傳爭取藏人自由和人權。過去四年里西藏全境共發生了 60多起示威。
  13．有可信的證據表明，中國治安力量在對付示威活動時使用了過渡的暴力。 1987年以來治安力量至少有六次直接向人群開火，射死射傷藏人。證人報告說， 1987年 10月 1日，武裝警察向聚集在拉薩一個派出所門前的人群開火，人群當時要求釋放因呼喊西藏獨立口號而被捕示威者，至少七名藏人被殺死。據報告 1988年 3月 5日，即拉薩大法會最後一天，治安力量向進行示威的藏人人群開火。另外在預計會出現示威的 1988年 12月 10日和 1989年 3月 5日，治安力量似乎實施了格殺策略。 1988 年的示威為的是紀念國際人權日和《世界人權宣言》誕生四十週年，治安力量不發警告就開火，殺死兩名藏人，傷了多名。 1989年 3月 5日，警察向和平示威者開槍；在隨後持續三天的暴力時期，警察多次用自動武器向人群肆意開火。數名目擊者報告說，在此期間曾看見有警察從派出所房頂上向藏人開槍。據估計這三天期間受傷的藏人中有 80— — 150人因傷死亡。這些事件表明，治安力量采取的策略是挑逗示威者，讓抗議活動升級，然後向藏人人群肆意開火。
  14．被拘留者講述了用電棍實施的酷刑，電棍擊到身體敏感部位，如口部和男女的生殖器部位；婦女包括尼姑在內受到性虐待；頭朝下吊起或呈 “ 飛機 ” 姿勢，下面烤著干辣椒；綁著拇指或身體其他部位被吊起；被剝光衣服浸入冷水；被警犬扑咬。因受酷刑，一些被拘留者終身殘廢，另一些人因受不了酷刑而死去。
  15．有些報告尤其令人關切，報告說藏人兒童因參加追求西藏獨立的活動而被捕、被押或受到其他懲罰。例如據報告一個叫 Lhakoa Tsering 的 14歲男孩因在學校制作獨立傳單被判處兩年徒刑。另據報告藏族小學生 Migmar因參加示威而于 1989年 3月 6日被捕。一年後他活釋，卻被告知，根據官方的命令他不準返回學校复學。

4．對信息渠道的限制
  16．雖然《世界人權宣言》第 19條規定了接受和傳遞信息的權利，但中國對西藏境內獲得信息的渠道施加了嚴厲限制。中國管制著信息在西藏的進出，嚴密監視並限制與外國遊客、記者和人權工作者的接觸（有時對遊客完全關閉西藏邊界）；懲罰與外國人自由談論西藏獨立等受禁話題的藏人；將某些收集資料的活動視為 “ 間諜活動 ” ；對政治異見和獨立言論給予刑事懲罰；有過渡的甚至致命的暴力鎮壓和平示威。這種做法侵犯了藏人接受和傳遞信息的權利以及其他重要的權利和自由，包括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以及進入和離開自己國家的權利。因而也損害了西藏人民參與涉及西藏自然資源開發和利用的決策過程的權利。

B、西藏人民實現自決
  17．聯合國已在大會第 1723（ XVI）號決議中承認了西藏人民的自決權，又在第 2079（ XX）號決議中重申了這一權利。在西藏問題上，自決原則壓倒國際法的其他原則，如不干涉和保護領土完整等原則等，這主要是因為 ﹕ （ a）根據國際法的原則，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 b）西藏人民遭受著一種形式的殖民或外國統治； (c）如上所述，在中國統治下，西藏人民不斷受到對人權的粗暴侵犯。

1．藏族是一個明確的民族
  18．自決權從屬于被稱為“ 民族 ” 的群體。盡管對 “ 民族 ” 還沒有普遍商定的定義，但我們認為，根據國際法，確定一個民族可通過對民族整體的主觀認識和通過他們所共有的、可在客觀上予以核實的共同特點，這些特點可包括種族或種族關係、語言、文化、傳統、習俗或獨特的歷史。西藏人民符合這些標準。首先，中國人和藏人之間關係的歷史在 1949— — 50年佔領西藏之前和之後都表明，不僅藏人，而且中國人也都證明對藏族整體的主觀認識或民族特征。第二，西藏人民有著民族整體的客觀特點，使它與中國人民截然不同。藏人居住在地理上明確的領土 — — 現在高原上；多少世紀以來，他們獨特的文化始終存在和發展，僅間或受到一些外來影響；他們是一個明確的種族或人種群體；他們的語言屬獨特的藏 — — 緬語系，無論口語還是文字均與漢語不同；他們的宗教是大乘佛教的特定發展，不同于中國的宗教；且藏族的歷史也是單獨的。

2．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
  19．自決權無可爭議地歸受到武裝入侵和佔領的國家所有。不管中國在聯合國的發言中怎麼說，但 1949年當中國共產黨派出據報道的 80， 000軍隊征服西藏 — — 一個保持了大約 8， 000常備軍的和平國家時，西藏確實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當時西藏早已表現出了作為國家的各種標準，其中有它自己的國家元首；國旗、護照、軍隊、司法、郵政和海關制度、稅收和貨幣政策，它自己行之有效的政府，和掌管自己國際關係的能力。
   20．中國對西藏的佔領一直是國際上注意和關心的問題。在一份最近的文件中，美國國會得出結論 ﹕ “ 西藏包括那些已並入中國四川、雲南、甘肅和青海省的地區，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 ” （國務院授權法， 1991年 10月 28日簽字成為法律）。國會在它的決議中認為，西藏 “ 在其歷史上一直保持了與中國不同的、獨特和主權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特征， ” 包括中國檔案文件在內的歷史證據和其他各國對西藏的承認即是證明。還應指出，在 1987年 8月為西德議會編寫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它的國際法科學研究部得出結論，西藏在被強迫併入中國時是一個獨立國家，由于國際法禁止武力吞並，中國還沒有有效地獲得領土所有權。

C．藏人是在殖民或外國統治下的民族
   21．中國自 1949年開始對西藏的佔領，表現出了很多殖民關係的特定。這些特定有 ﹕ 武力佔領，佔領者在種族、語言和文化上都與被佔領人民完全不同；被佔領土由殖民政權管理；有組織地歧視被佔領人民；經濟上對被佔領者進行剝削；使用過度武力鎮壓持不同意見者；剝奪大多數被佔領人民的基本人權。
  22．據報道，中國靠據報道為數達 25萬的常備軍和軍事警察維持它對西藏的佔領。據估計， 1987年以來，有 4， 000名西藏人遭到逮捕和審訊，酷刑乃是家常便飯，有可靠的證據表明，被逮捕者很多受過酷刑。據報道，當局製造了一些藏人的 “ 失蹤 ” 。所謂的 “ 反革命分子 ” ，在示威過程中被當眾即決處決， 1987年以來，有兩起發生在監獄中。中國人利用一套無所不在的告密制度，製造了一種互不信任氣氛，使藏人也不能相信藏人。
  23．中國人在西藏佔據了但多數實權位置。在西藏，實際權利似乎不在政府，而在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盡關藏人也在各級政府中擁有職位，但他們在中國共產黨或軍隊中卻不掌握重要的權力位置。中國人對藏人的歧視是通過一套非正式但確是事實存在的等級制度；自中國人佔領西藏以來，西藏人民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被作為二等公民對待。中國人對藏人的態度暴露了一種種族 “ 優越感 ” ，喋喋不休地提到西藏 “ 落後 ” 便是證明，甚至在中國官方的政府出版物上。中國人定居者 — — 他們遷入西藏已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 — — 享受特殊待遇，他們在住房、就業、配給卡、醫療和教育方面享受照顧和特權。這種以種族和民族血統為基礎的非正式但又無所不在的歧視制度，亞洲人權觀察會等團體曾有文件記載，也是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根據它對 1990年 8月中國定期報告的評審進行調查的主題。
  24．中華人民共和國系統地開采西藏自然資源，有利于自己，毫不顧及其生態後果，也沒有人民參與政府的決策。只顧眼前經濟利益的短視政策，正在使西藏的自然環境不斷遭到無可挽回的破壞。那些危害最大的行為有 ﹕ 大規模濫伐森林、開采？礦和其他礦物，和發展核武器；重要的是，這些資源被運往中國，或其開采是為了中國人而不是藏人的利益。同樣，在西藏得到補貼的發展項目 — — 電站和電力、公路和機場、小型工業和旅遊業，好處主要是有利于中國政府和在西藏定居的中國人。

結論
  25．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力圖限制流入和流出西藏信息，但仍可看到人權在那個國家受到侵犯的情景令人觸目驚心。在中國統治下，產生了一套系統剝奪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方式，如今正威脅著西藏人民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征。
   26．在西藏改善尊重人權將不會從根本上使情況得到扭轉。除非同時讓西藏人民自決。因為人權問題與藏人抵抗外國統治和中國力圖鎮壓這種抵抗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因此，在努力勸說中國改善西藏人權狀況的同時必須施壓解決根本問題的壓力。必須勸說中國通過與藏人自己選出的、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進行談判，以和平手段尋求西藏問題的全面解決。
   27．本著國際和平與安全，本著恢復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自由，為進一步推動非暴力解決西藏問題的進程，我們建議人權委員會任命一位西藏情況的特別報告員。由于中國大多限制人權監督者進入西藏，也由于從目前的辯論中很難獲得準確的資料，有一位特別報告員研究西藏的情況並將他的結果向聯合國報告將是非常有益的。

3．國際生境聯盟 ﹕
名錄上的一個非政府組織

對西藏充分住房權利之現狀的分析
   1．國際生境聯盟現提交下列有關西藏藏人住房權利的材料。本材料的來源包括深入的法律研究、在印度大蘭薩拉對新近逃出的西藏難民進行的采訪、與其他流亡在外的西藏人的談話、聯合國各人權機構對此問題的報道，以及有關西藏問題的各種獨立調查報告。
   2．中國批準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因此，根據公約第 5（e ） ⅲ 條的規定，中國在法律上有義務在住房權利問題上不得有任何歧視。在 1990年 8月中國最近一次出席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會議時，委員會成員多次提到西藏住房問題上普遍存在的嚴重歧視，並且指出，中國人在西藏可以獲得比藏人現代化、設備更好的住房，而西藏人則被趕到既無足夠衛生條件又無充足飲水供應的較窮困的地區。
   3．中國批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同樣，這使中國政府有義務保障農村婦女住房權利（第 14條 ⑵ 條）。此外，在《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溫哥華人類住區宣言》、《社會進步和發展宣言》以及其他一些文書中均對享有足夠住房的權利做出了規定，這表明人權中的此項權利具有普遍的意義，因此對中國政府同樣適合。
1950年以來西藏的住房權利
   4．自從 1949— — 1950年中國非法入侵西藏並隨之經其變成殖民地以來，佔領當局所一項推行的住房政策一方面旨在從社會控制西藏人，同時另一方面，則著眼于使其對早先獨立的西藏國的統治具體化。在佔領的最初幾年里，在拉薩，凡是反對中國接管西藏的人，家家戶戶都遭到人民解放軍士兵有計劃的搜查。反對者的家屬不是被趕出家門，便是被迫在底層的牲口棚里與牲口住在一起，凡是值一點錢的東西都在事先沒有任何警告而且不提供任何賠償的情況下被征用。非法沒收西藏人的住房的事情也經常發生。中國人經常搬進竊取的西藏人的住房，並且開始加強自己對這塊新近佔領的領土的控制權。
   5． 1960年，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在其題為 “ 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 的一份報告中，考察了包括西藏住房權利狀況在內的一系列問題。下面引用的這段文字不僅概況了 1960年時的情況，同時也對人們經常聽到的所謂中國正在 “ 開發 ” 西藏，並由此促成西藏社會的積極變革等說法做出了回答 ﹕
     “ 在拉薩大規模進行的住房建設確實很說明問題。很多西藏人被趕出拉薩，同時有很多中國人住進了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這本身就表明有大批中國人涌入了西藏，因為這些人還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員；一方面拉薩的住房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西藏人則被迫遷出拉薩，兩者同時發生，這清楚的表明，對住房的需求完全是由于在拉薩的中國人人數的不斷增加而產生的。因此，報道的大量建房活動，根本不能被看作是西藏人民社會條件的進步。 ”
在這項聲明發表後的三十多年里，西藏人民的社會條件，包括其住房權利的享受，更是進一步惡化了。

西藏當代的住房權利問題
  6、國際生境聯盟認為，居住在西藏的西藏人的住房權利受到了中國政府及其當局有計劃的踐踏。侵犯住房權利並不是孤立的事件，相反，這是全面歧視西藏人的各項和法律的產物。下列事例證實了這種說法。
  7、在西藏大部分城鎮地區，中國移民和定居者居住的嶄新的、設備相對較好的住房與分割開來的西藏社區破舊不堪的傳統住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中國住戶提供廁所、自來水和電力已成例行公事，而城區的大多數西藏人的住所則既無廁所也無自來水。有些西藏人用上了電，然而這也往往受到有選擇性的限電的影響 — — 城鎮中幾乎所有藏人住區均受限電的影響。
  8、在鄉村地區，提供水電服務時則有意繞開了藏人住所和村莊，此類服務僅僅提供給中國的政府辦公地點、居民點以及軍事設施。最近的一份報告（ 1991年）指出，在中國人居住的中心都有醫院、學校、電力及其他社會服務，而這些服務設施大都遠離西藏人的城鎮，以至與大多數西藏人的生活幾乎毫不相干。踫巧居住在中國人的定居點附近的西藏人也只是政府項目的意外受益者；如果不是為了中國居民，現有的服務設施不可能存在。
  9、澳大利亞人權代表團 1991年的一份報告中評論西藏人村莊的住房條件是指出，西藏人的村莊和居民點，例如在通往甘丹寺路上的 Taktsa Dzong和機場附近的貢嘎 Dzong周圍，看起來極其破舊，使人自然而然會對社區健康和衛生情況產生疑問。
  10、盡管中國接管西藏以來，拉薩市的住房面積有了極大的增加，但是西藏人在公共住房的分配、可居住性以及文化要求等方面仍然受到故意的歧視。中國居民一到拉薩便肯定可以獲得一套住房，而西藏人則無法享受類似的權利。
  11、西藏人遷徒自由的權利和自由選擇居所的權利（均屬住房權利固有的組成部分）也經常被剝奪。一方面，政府當局為了在拉薩、昌都和日喀則等城市中心安置中國定居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另一方面，一些通常是為了尋找工作而希望能夠移居這些城市的西藏人卻拒之門外。總而言之，西藏人想獲準變更他們在西藏境內的居住地點是難上加難，因而也就無法參與西藏境內正在發生的經濟變革。
  12、拉薩居民必須隨時攜帶身份證。許多報告表明，這項措施實際上只對西藏人適用。已發生多起強行驅逐西藏人的事件。例如， 1989年 3月 21日，所有沒有居住許可證的西藏人均被強行赶出拉薩。尚未看到有關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中國定居者也被驅逐的報道。
  13、 1990年上半年，根據一項在老城鋪設新街道的計劃，多達 10％的現存傳統藏式兩層樓石砌房屋被拆除，其中很大房屋已有 200多年的歷史。在神圣的大昭寺以北和以東有五大片街區土地被推土機鏟平，以期用寬闊筆直的大道取代城市藏人居住區中的傳統住房和街道，好讓中國人和他們的軍隊可以長驅直入。這些住房被拆使得 1， 300多戶西藏家庭被迫遷居到那些與傳統藏式住房在文化意義上既毫無共同之處又根本不協調的成套居室之中. 中國當局為了給這種拆遷行為做辯解，聲稱這些老房是 “ 危房，又不衛生 ” 。至于為什麼藏人的住房會如此破爛不堪，以及又得不到政府支援進行維修、恢復和改建這一事實，卻只字未提。顯然，諸如此類和其他種種拆遷計劃，侵犯了西藏人民的住房權利，包括他們在不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被任意或強行趕出自己住所的權利。與拆遷戶進行協商、留出足夠的警告期限、支付足夠的補償、就遷居的各種選擇方案進行談判，以及住房權利的其他各項內容均被政府當局所無視。
  14． 1990年年中，至少有 1， 500名來自八角街的西藏人住在城外的臨時住所，等候遷入中國人修建的住房。在廣泛和大量拆除西藏住房之後為重建的拉薩八角區所做的種種努力，更加使人懷疑。目前控制聚眾已成為中國在西藏城鎮規劃和住房政策的問題上的主要考慮。
  15．目前，拉薩市主要由現代化的中國商業大樓和宿舍區所佔據，而藏區只佔全市面積的 2％。在拉薩的人口中，盡管官方承認的中國人口數字只佔 40％，然而藏人居住區的不斷縮小卻有力地支持了西藏人關於目前中國定居者已在拉薩佔有多數的說法。在 2000年拉薩總體規劃中，藏人社區則已完全消失，由此使人們更加擔心，中國當局正企圖把西藏的首都轍底變成中國的一個城市。
  16．侵犯住房權利的另一方面表現在，西藏人如果未經許可留他人在自己家里居住，則會受到極為嚴重的罰款。西藏人如未經許可蓋房，哪怕這種房間往往不是為了給人居住，卻同樣要被罰款。一些報告稱，有些家庭為此被課以多達 600元的罰款 — — 相當于一年的房租或一個非熟練工人八個月的工資。西藏人的家有時天天遭到中國當局的搜查；有關居民在家遭到警察騷擾的報道相當普遍。對這些實際情況，必須從隱私權和對住所的尊重的角度加以審查。
  17．顯然，在設計新的中國住房工程項目時，社會控制被當成了優先的目標。傳統的藏式住房，有一幢幢兩層的住房圍著院落，院外有圍墻，而如今卻已被建築低劣、不倫不類的傳統式住房所取代；這些住房外觀完全是藏式風格，但卻是相當粗劣、卻文化上不相宜；由于建築方法低劣，建成的住房沒有傳統房屋那種厚厚的牆壁，因而事實證明不適合于西藏的寒冷氣候。拉薩在中國入侵以前所持有的那種迷宮般的曲折小巷正在消失。現在的院子只有通過一扇有人把守的大門才能進入，到了晚間，大門就要上鎖。
  18．根據現有的資料，國際生境聯盟得出如下結論 ﹕ 在被佔領的西藏領土上。為國際人權法律所公認的、中國政府批準的各項條約中所載的享有充分住房的權利，正遭受中國廣泛而有系統的侵犯。下面列舉了有關中國在住房權利方面對西藏人民所采取的種種行動和政策便具體證明了這一指控 ﹕
    （ A）住房領域中的種族歧視；
     （ B）有意剝奪各種基本的服務；
     （C）使中國定居者單方面受益的有選擇性的住房投資；
    （ D）不加賠償非法沒收住房和財產；
    （ E）拆除住房；
    （ F）強迫遷居；
    （ G）無故索取不公正和超額罰款；
    （ H）非法搜查；
    （ I）住戶普遍對住房無控制權；
    （ J）西藏人住房和生活條件的全面下降。
國際生境聯盟強烈敦促中國政府尊重西藏人民的住房權利。

4．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
（第二類）國際和睦團契

西藏發生的侵犯人權事件 ﹕
社會和文化的觀點
  1．本說明的目的並非一一列舉正在進行的鎮壓，這只要看特別報告員的年度報告就很清楚。我們希望把這些鎮壓和侵犯人權事件放在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角度來評論，以便突出西藏人作為一個民族、西藏作為一個獨特文化所面臨的危機。
  2、雖然我們強調目前的局勢，但是參考一下西藏歷史情況的演變也是很有用的 ﹕
      （ A） 1950— — 1959年 ﹕ 這一時期從中國軍隊進入西藏起至達賴喇嘛和大約 10萬藏人、包括許多高僧和經師流亡印度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