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站主頁
慈悲與智見
達賴喇嘛
西藏通訊
介紹西藏
流亡西藏
西藏與世界
文獻與檔案庫
西藏人權
與我們聯繫
网站連接
西藏即時新聞

 

 

_

《西藏通訊》

(總第68期、2008年5-6月號)

十四世達賴喇嘛
對全球信教華人的呼籲

  在美進行訪問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4月24日於紐約漢密爾頓會見近十家海內外中、英文媒體，在兩個小時的記者會中，達賴喇嘛強調“和諧”的重要，他稱，真正的大團結是不可能建立在槍口底下的，只有“漢藏大團結”才是真正的大團結。
   達賴喇嘛另透過媒體發了一封聲明，呼籲信教華人敦促中國政府停止打壓藏民、讓傷者得到醫療救助。
全文如下:
   我曾向全球華人呼籲過，今天我以一個佛祖釋迦牟尼的忠實弟子和出家比丘的身份，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外信教的華人兄弟姊妹，尤其向佛陀的追隨者們，就關係人類福祉的緊急事務，再向所有廣大教友們作以下的呼籲。
   漢藏兩族人民都同樣修行大乘教法，同樣地，對受苦受難的有情眾生，我們都以慈悲為懷、以母相待,同修慈悲心的基礎。因此，在漢地所稱的觀音與在藏地所稱的晉熱色都是漢藏兩族共同皈依的慈悲本尊。佛教從印度傳入西藏之前，先傳入中國，所以我經常把華人同修們視為學長來尊敬。
  正如你們多數人所知道的，今年3月10號開始，拉薩和許多藏區地方發生了示威抗議，這些事件是藏人對中國政府的治藏政策深感不滿表現，我為當時死難的藏人和漢人深感遺憾。我立即向中國當局和藏人呼籲表示克制，尤其向藏人呼籲，不要走暴力之路。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儘管許多國際領導人、非政府組織、知名人士，特別是很多中國知識份子，向中國政府提出採取克制的呼籲。但中國當局仍然採取了殘暴的手段。
  在這次嚴重事件中，有人喪生、多人受傷，還有更多的藏人被拘捕，打壓還在繼續，尤其視為古老佛教知識寶庫的寺院已成為主要的打擊對象，許多寺院已被封鎖。據有關消息，被拘留的大多數人正遭受毆打和虐待。這種打壓的方式，似乎是官方授權的政策的一個部分。
  現在不允許國際觀察人士、媒體或遊客去西藏的情況下，我深切擔憂那些被拘捕的藏人命運。其中不少人在打壓中受了傷，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偏僻地區的受傷人員，因恐懼而不敢去看醫治療。據可靠消息，不少人逃亡到山上，但他們在那裏斷糧缺衣、風寒露宿。而留在家裏的人怕自己將成為下一個被逮捕的對象，而終日處在恐懼之中。
  我為繼續遭受痛苦的人們深感悲痛；我對這些事件最終朝哪個方向方展深感擔憂和不安。如同我長期努力和敦促的一樣，我不認為打壓能夠妥善解決問題，並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我堅信，通過藏人和中國領導人之間的對話來解決問題，才是向前邁進的最佳途徑。我曾多次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重申，我不尋求西藏獨立。我們尋求是能夠長期保存和發揚西藏佛教文化、語言文字,民族特性以及全體西藏人民享有實質意義的自治。
  豐富的佛教文化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博大文化之一部分，且具有利於華人兄弟姐妹的功能。因此我向你們呼籲，請你們支援並敦促中國政府，立即停止正在進行的殘暴打壓;釋放所有拘捕的人;對傷員立即提供醫療條件。

祈願眾生和平幸福！
十四世達賴喇嘛釋迦比丘丹增嘉措於
2008年4月24日

達賴喇嘛致地震受災者的慰問信

  我對中國四川省部分發生災難性的地震而造成數千人死亡及受傷深感痛心。我向受5.12強烈地震直接影響的家庭們致以深切的同情和衷心的慰問。

  我為地震中逝去的所有生命和傷者祈禱！

達賴喇嘛
2008年5月13日

黑夜不會總比白晝漫長

晉美朗嘉（北京）

  上周五（4月25日），中央台在《新聞聯播》中向全世界傳播了一條當日新華社的消息：“考慮到達賴方面多次提出恢復商談的要求，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準備在近日與達賴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從形式上看，這條消息是塊猛料，以前中央台哪會把這樣的資訊通告各方呀！於是激起了四面八方的反響，態度各各不一，有人認為仍是中共圈套，是為了應付國際上越來越大的壓力、為了止息國內的大為疑慮、為了把奧運扛過去而搞的一種手腕，實質上對達賴喇嘛的政策不會有真正變化；也有人認為既然對外公開說了，那麼作為一個大國政府當不會誠信全無，對內憂外患思前想後，還是有可能要考慮對談的，等等。
  以為，上述各方見解中均有不可忽視的道理，富有啟發性，值得深思。畢竟，奧運在即，世界各國（當然大部分為民主國家）的政府和民間組織紛紛就3月以來的西藏事件對中國施壓，甚至不惜以“干擾奧運”的方式來強烈呼籲我們的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對談，以妥善、長遠地解決西藏問題。在這種有些像是人人喊打的臺面上，完全硬著頭皮和全世界過不去，怕是有點眾怒難犯，不一定真有那種膽氣和力量。那就換一種面目吧，或者說把原來一直被壓著的中央內部的另一種意見展現出來，這便要顯示出積極的姿態。應該說，這次在國內主流媒體上公開表態要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對談，雖然並不能準確得知其後的策劃者是誰，但不應該算是一個很尋常很容易的舉動，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中央有高層領導在積極努力，想在輿論上先定下一個有利於事情往好的方向解決的調門，因?2002年以來的歷次對談，國內外的受力哪會得到政府這種形式的提前告知呢？
  但是再一次（我一會兒要說到3月份的另一件類似事情），我們的思路又被快速地、硬性地阻斷了：第三天（4月27日）就出現的、由《人民日報》發出的相反方向的強音使大家的熱望頓受重挫，這篇題為《分裂祖國必遭失敗》的署名文章再次牙尖嘴利地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等思想進行攻擊，並幾乎毫無變化地照著以前的腔調攻擊他是分裂勢力及藏地事件的主導。同時，如果我們現在看一看西藏自治區內的情況，還會發現眼下這段時間也正是拉薩的《西藏日報》開展針對達賴喇嘛和“達賴集團”的系列文字攻擊的階段，在那裏，從4月21日起已經開展了新一波針對達賴喇嘛的“狂轟濫炸”了，據說還要搞一個系列下來。
  從4月25日到4月27日，短短兩天，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反差巨大的資訊傳播的效果呢？如果真的是由“同一個”傳播者在發佈資訊的話，那麼這種傳播行為是十分荒唐和有害的，因為它在劇烈動搖著受眾的判斷尺度，隨意伸縮其想象空間和期待值，並且會因此分裂受眾的心理準則和相應行為。但我不願意把一個二十一世紀大國政府的理性想象成這種程度，我不相信中央政府會是這樣隨意地來回自我抵消對達賴喇嘛和處理藏地事件的姿態，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對於中國政府的誠意和公信力，我可就沒理由再有絲毫信任了。
  如果不是這樣，難道說國內欽定媒體上前後發出的互相抵牾的不是同一個聲音嗎？
  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突然一下子聯想到了上個月發生的一件事情，當時是2008年3月31日，正在老撾進行訪問的溫家寶總理說了這樣幾句話：“只要達賴喇嘛放棄獨立的主張，特別是施加他的影響，停止西藏當前出現的暴力活動，承認西藏和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就可以和他恢復對話。” 當時，我聽了消息以後，心底裏覺得這些話是很有理性的，既體現了對時局的一個比較恰當的評論，也闡述了一個明智的政治家解決事態時的善意和正確思路。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呀，如果當時中央意見統一的話，就此連貫一致地行動起來，在中央政府、達賴喇嘛和廣大境內外藏漢族同胞的合作之下，可以共商並實踐應急對策，可以在此基礎上使中國政府把西藏事件的長遠處理向良性發展的方向上推進，這可是一個關鍵的契機！可和這次一樣，對這種奇蹟的盼望幾乎剛剛開始，緊接著4月1日，從《人民日報》等主流傳媒的評論到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出的話，直截了當地和溫家寶總理的表態唱起了反調，又對達賴喇嘛和所謂的“達賴集團”大肆抨擊，其無任何理性和誠實可循的嚴苛刺利已經完全遮蓋住了前一天溫家寶總理發出的和善之音。
  今天怎麼又是這樣？周五主流媒體剛剛通過聽覺和視覺兩方面向全世界展現出中國伸出了橄欖枝的手，看到這只手，有海內外包括藏漢族在內的天真學人甚至在想，國際內外的壓力終於使中共不得不與達賴喇嘛對談了，這下藏地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的解決算是有希望了，藏民族的前途有望了……但這願望被兩天後同樣由主流媒體發出來的對立性言論碾碎了，我們度過了一個嚴重失望的周末。
  這兩次類似的前後衝突使我強化了以前曾有過的一個念頭：是不是有另一股勢力總是要將中央高層明智伸出的橄欖枝立刻掐斷呢？不然一個很好的思路怎麼會那麼快就要被撲滅呢？有人或團體害怕橄欖枝帶來的和平嗎？現在看來，可能有。我在《請讓我們的達賴喇嘛歸來》一文中曾簡單提過有關長期在涉藏的“反分裂鬥爭”中漁利的利益集團，當然，本質上是一己之利，斷非國家之利，這些逐利者或群體在中央內部有，西藏地方更有：“……在權者絕大部分都在混日子，有一套既定的說法對他們來說是很方便的，任何理論上的風險和實際上的風險都是不能擔當的，那樣的話，自己好不容易弄來的職位和這個職位所帶來的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利益就沒有了，請記住，中共是一個思維態勢很固化的‘農民党’（但現代真正的農民恐怕要比他們強太多），在被其組織化了的大多數幹部心中，個人的物質利益（名利兼有）是最重要的。此外，如果中央真的要向有利於事件最終解決的方向上進步，也就是說，要和達賴喇嘛對談，最終請達賴喇嘛回來，那麼這幫人將不會再在現在的行政崗位上駐留，無論在中央一級還是在自治區一級，利益更會嚴重流失，說不定還會因自己曾有過的愚昧惡毒遇到其他麻煩，所以，他們也是怕死了達賴喇嘛回來。”我想要是真能對談的話，談下去，中央和達賴喇嘛都會離解決問題的共識越來越近，那樣的話，恐怕這些利益集團就呆不住了，所以話得咬死，萬萬鬆口不得，如果有觀念要通向事件良性發展的方向，那?即使這個觀念來自最高層，也是要趕緊撲滅的。
  他們經營了許多年的西藏，此處已是仕途和物質利益的寶地，要是和達賴喇嘛對談，達賴喇嘛若是歸來，此處社會管理思路一變，民族宗教政策轉型，他們就是無路可走了，所以會瘋狂地維護。但他們真的能得逞嗎？中央不是死板一塊，其中不乏智者仁者，雖仁者聲和，智者聲微，不像這些粗淺的唯物主義者（嚴謹地說應該是物質主義者）會高音喝號，但終究因為聲量雖高，其中全無佳音，國人和世人受其頻繁無序之野蠻衝撞之下，最終不會真當回事拿來聽聞。
  想到這裏，應該說，包括中國藏漢民族在內的全世界對於中國中央政府似不必完全失望，畢竟還有高層領導人關注著藏民族的前程，關注著以合適的方式處理西藏問題，這樣，理性善意的觀念若能外化為現實，那麼藏民族就有作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在歷史中延存下去的希望。
  當然，嚴峻的問題在於，如何讓仁者智者的思考成為作為一個整體來表現的統治者的以一貫之的思路呢？如何能在現代的中國政治進步中逐步取消掉那些心懷惡意的權勢利益集團的影響呢？難度極大，牽一髮而動全身，更何況要牽的不是一發，而是千絲萬縷！
  但是，從長遠計，再難也要牽，也要動，中國政治的進步或許正是從今天開始！具體怎?做，已經有了很多建議，我也會在今後再續贅言，這裏簡單提一提其中一點。雖然我們的憲法不是很完備，畢竟是一黨執政嘛，但是如果真的要實踐了這本並不很完備的憲法，中國國情也要比現在的狀況好太多，甚至在許多地方會有近乎於質的良性改動。那麼，就西藏問題而言，我們也按憲法來吧，比如說，在處理民族問題時，我們要能對全世界做出我們有關的民族自治的合法解釋，對其中的包括政治自治權在內的各種權利進行合法解釋，並且拿這種能公而廣之的解釋來比照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踐行為；在處理宗教問題時，我們也應該能有一個說得出名堂的有關國家對宗教的關係的合法性的系統闡述，然後再去校正政府、藏地寺院和僧為那裏的關係模式，等等。當然，很難，但一定要堅持。
  變革吧，依法變革吧，以道德而變革吧！要想有一個強大的、受到國際尊重和國人發自內心對之忠誠的中國，就必須創建並鞏固一個善意理性的政府，克服政治進步中的障礙。政府要善待包括藏漢民族在內的所有民族的公民，把那些和他們有關的舊有的社會管理體系中的痼疾去除掉，這才能獲得長久而充滿生氣的統治能力。我在這裏且不說佛法，就拿中原先賢孟子的話來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四海之內，當有我藏族立身之所，苟中央政府能以仁心善待我族，何懼不能治包括藏地之“天下”於掌上？
  幸好，在中央和地方，我們還是能發現這樣的領導者的，雖然其人數或許很少，團體或許很小，但畢竟是以其理智和公正?藏族和藏人帶來了明天的希望。
  對於藏族和藏人來說，等待明天來臨的時間究竟會有多長？我曾在《飲鴆豈能止渴》一文中說過，希望中央政府真的能好好以賢人善士為任，仔細研究一下篤信佛教的藏民族的文化心理，他們會知道我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如果我可以把藏民族現在的態勢比作黑夜的話，那麼，對於我們來說，黑夜也是一種宿命，我們並不抗拒黑夜，也不會因為這沈重不堪的黑色而幻想一種過早到來的晨曦，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相信白晝也是一種宿命，它終將在黑夜之後到來，在它來的時候，不會再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挽留得住黑夜中的這片黑暗。

---- 2008年4月某夜 (博訊 boxun.com)

簡訊

  VOA4月24日報導,布希政府內位居第二位的外交官、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敦促中國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內格羅蓬特表示，美國對中國針對達賴喇嘛的言論攻擊感到擔憂，並呼籲北京與這位西藏領袖展開對話。他說：“如果北京現在不與達賴喇嘛進行對話，那只會加強極端主義的勢力。公開醜化達賴喇嘛無助于緩解西藏局勢。”

一位拉薩年輕人的證言

  總部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權民主中心（the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CHRD）取得了一份罕見的西藏年輕人的證言，他是在三月暴動後被逮捕的人之一。這位受訪者描述在監獄裏所使用的極端刑求手法，監獄走廊裏傳來的痛苦喊叫聲，還有他不停聽別人說起的受難故事，他對西方世界支持西藏有不動搖的希望，以及出獄後日常生活的感想如何。這裏的證言是他向第三者口述，並由西藏人權民主中心所編輯，以保護這位年輕人的身份。下文中，以（*）來顯示被隱藏的資訊，更進一步的細節、評語或解釋則出現在方形的〔〕括號中。
  在三月（某*）日，大概有一百位軍人進入我家，拆了五道門，檢查每樣東西，並且把所有的東西都丟到地上，然後打在場的每個人。情況好像搶劫或者竊盜。他們帶了很多武器，對我們非常粗暴。我被逮捕，被帶走。他們把我的大姆指緊緊地綁在背後，導致整個區域有兩三個月都麻木沒感覺〔他的左手大姆指〕。他們對我們很嚴苛。他們彼此互相說：「這就是我們的大好機會。」然後他們打我們。一開始時，我以為他們要殺我，他們重重打了我的頭，而頭顱骨很容易被打破，不像身體的其他部位。他們把我帶到監獄裏。四個整天他們也不問我任何問題，只是把我丟在那裏。每天我們可以拿到半個饅頭。很少。每個人都很口渴，而許多人都喝自己的尿〔受羈押的人沒有水可以喝〕。我們沒有衣服，沒有毯子，沒有什麼可以躺，什麼都沒有〔只有水泥地板〕，很冷。四個整天，沒有人跟我們講話，只是把我丟在那裏，不管我們。
  白天的時候，很安靜。拉薩在白天時什麼事都沒發生。但在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五六點之間，他們逮捕數千人。在我所在的囚室裏，大約四天或五天後，他們給我們饅頭與熱水。我們有(*)人在該囚室裏。很糟糕。我們聽到許多事情。許多人的手或腳斷了，或者有槍傷，但他們卻不能接受治療。他們就跟我們待在同一個地方。實在很可怕。我不能相信我們生活在二十一世紀。例如，一個男孩被槍擊中四次，一顆子彈從這裏穿透到這裏〔從他背部的左邊進去，再從胸腔的左側出來，靠近心臟的地方〕，一顆從這裏到這裏〔從他左手肘到左手腕〕，另外一個在這裏〔在他的右手臂上的平行傷口〕。一些人的肋骨斷裂。一個男人的右眼被打腫，又黑又紫，很糟糕。人們的牙齒被打斷。而這只是一些例子。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在進行。
  其中一個問題是，人們沒有東西吃，他們很餓，因此昏倒。一個男孩跌進馬桶裏，而他的臉上有傷〔在他的臉頰沿著下顎的一道傷口〕。例如許多人都有心理疾病，他們是最先崩潰的一群。一個男孩從澤塘（Tse-Tang）來，他心理有問題，而他非常瘦。每天他都會昏倒兩次到三次，但他們完全不管他。
  最糟糕的事，這是貢哲（Gondzhe）〔監獄的名字〕，拉薩有十九座監獄，規模最大的是扎基監獄（Drapchi，又稱第一監獄），而在曲水縣也有一座，然而這些座監獄都是空的，而他們讓訪客參觀，說沒有人在監獄裏，然而這只是作秀。通常在火車站是沒有監獄的，然而他們租了一棟大房子，然後把人關在那裏，在堆龍德慶縣，還有在火車站，還有在貢哲；他們把人關在這三個地方。晚上他們開一輛大巴士來，許多軍人也來了，然後把大約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人載到堆龍去了。他們說這是回家的時候。「你們沒做錯什麼，可以回家了。」但他們把他們趕上大型巴士，載到堆龍，或到火車站去。他們把人都混在一起，然後把人從這裏載到那裏〔從監獄到監獄〕。我沒有親眼看到此事，但朋友告訴我他們在堆龍所見到的事。一些僧侶頭上被放沙袋，而他們被帶走沒有回來，所以他們或許已經被殺死了。
  我遇到一位老人，六十五歲，他兩根肋骨斷裂，而他的身體蜷縮起來〔顯示縮起來的樣子〕他沒辦法站直，快要死了，所以公安把他帶到人民醫院，在那裏每天都有一個或兩個人死掉〔因為警察的暴力〕。這些被帶到醫院的人都是被槍擊中或者被毒打的人，而他們通常都死在那裏。一對從（某處*）來的姐姐和弟弟，睡在同一個房間，突然之間大兵走進來，把他們丟出窗戶，因為他們位在高樓上，所以弟弟當場死亡。對，就在建築物的外面。姐姐沒死，但她不能躺下來，她必須維持坐姿。他們把屍體帶走，告訴她不能跟任何人講這件事。這些只是一些例子。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沒有做任何事的人也被問很多問題。他們唯一的罪狀就是因為他們是藏人。西藏有許多縣，而他們從每個縣都叫來公安，而從這些地方來的人不住在拉薩，所以他們給他們看，監獄都是空的，但他們被帶到各種地方，因為在拉薩有這麼多人在看，所以他們把人都藏起來。現在從（某*）佛寺的僧侶，朋友還有親戚，我們不知道他們人在哪裏。
  你知道他們說拉薩沒有軍人，但他們都穿便衣，而他們檢查身份證。
  我想要講話，大家都應該知道西藏正在發生什麼事。如果他們打我的話，也沒關係〔他意思是他的家人可能也會受影響〕，我在拉薩沒有做什麼壞事。
   許多拉薩的年輕人，例如，如果我們在〔三月〕十四日聚在一起，而我被公安打了，所以我就是被「出賣」，而你就跟我在一起〔獄卒打人〕。但我有朋友在(某*)佛寺，我寧願死也不願出賣他們。我在監獄裏看了很多事情。一個從康定縣來的人有一件新夾克，所以他們把他打死，就為了那件夾克，因為很新，所以他們說他一定是偷來的，所以為了他的新夾克他就死了。
  有許多從哨口（Sauko）來的高中生，一位十七歲的學生參與了十四日的事件，而他所有的衣服都被拿走，他們把他的手綁起來，而他們推一輛車在他身上，直到他跌倒為止。他們有各種折磨你的方法。這個小孩很年輕，他甚至沒做什麼事。之後他說他幹盡了所有的壞事。而這種現象發生在很多人身上，他們壓迫人們承認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我沒有見到死人，但在監獄裏，人們都會叫公安或武警：「有人死了！」每天都有人這樣喊。在貢哲有九座建築物，每一座都有十一個房間，而每一間關二十到三十個人。有一天，一個漢人被問了一些問題，某人打電話來，問他有多少人被逮捕，他說不到一萬人，而這個數字不包括哲蚌、色拉、小昭、大昭。在他們讓我們出獄後，他們逮捕了僧人。我出獄的時候，我聽說哲蚌寺的許多人都被逮捕了。我是在四月(*某)日放出來的。
  在我被放出來之間，我遇到一個從小昭寺來的和尚。我很擔心他們。軍人把僧人當成另外完全不同的人，因為一個從達孜縣來的僧人他的手指完全被折到另一個方向〔顯示一隻完全被折到另一邊的手指〕，而他一隻眼睛被弄瞎，他沒辦法看，而他比我們被打得更厲害，但幸運的•••我真不曉得他們為什麼對僧侶做這麼可怕的事，非常非常痛。
  我遇到一個從（某*）縣來的男孩子，他有兩個朋友住在小昭寺附近，兩個都被開槍擊中，而其中一位正在阿尼申科（Anichenko）的醫院裏，另外一位則被帶到一家尼姑庵裏，他死在那裏，才二十一歲，而我忘記他的名字了；另外一個才二十歲，他被槍擊中，而他現在在醫院裏，也許他也會死掉。他是在甘肅街上被射中的。
  一位名叫（*）的男孩，年紀（*）從拉薩附近的阿尼辛（Anishim）來，現在正在監獄裏。而他的兩位朋友都被槍擊死亡。他與他十八歲的哥哥，是從潘波（Phenpo）來的，在貢哲這座監獄裏，有許多人都是從潘波來的。
  白天很安靜，每件事都是在晚上發生的，每件事都是秘密。哲蚌、色拉、火車站跟外界都沒有電話連繫。有時候你可以跟火車站裏的人連絡，但大部份時間是連絡不上的。
  我有個親戚在印度。我寫下我所聽到看到的事，想透過網路傳過去。我寫了一點點，然後存在Word上面，然後突然它就消失了，我很害怕。所以我還沒有檢查我的電子郵件，我在國外有許多朋友，他們寄很多電子郵件來給我，但我尚未打開來看。
  外表上他們向外人展示每件事都很好，但內部卻很可怕。人們過去做很糟糕的事，然後強迫我們製造這個問題。在小昭寺他們沒做什麼事，但數千名軍人包圍了該寺，還有所有的廟宇，許多車輛擋住大門，好像監獄一樣。我們不能再容忍了，我們應該要忍耐，但我們不能再忍下去了。沒有人權，而文化滅絕是現實，這是大的部份，但小的部份我們看到的，例如在拉薩，在主要的街道上如北京路，或甘肅路，有多少藏人可以在那樣的大馬路上開店做生意？這裏是西藏的拉薩，不是中國。藏人難道不需要生活嗎？中國人比較有才能，因為他們在大城市裏讀書。他們有經驗，或足夠的錢來做生意，但藏人都是從鄉村裏來，他們都是農民或牧民，他們沒有錢，所以他們如何在拉薩做生意？更需要的是什麼？是當地人在拉薩做生意還是中國人？什麼中國的公安不能允許藏人在街道的一邊做生意，而中國人在另外一邊？－－所以可以平衡起來？有許多藏人都很有才華很聰明，但他們沒有足夠的錢。他們有錢因為他們住在北京或上海。那就是小部份。
  我看了很多事，我還好，我可以做很多事。但我看到許多藏人，他們生活的方式，還有中國人生活的方式，而這裏是西藏。當地人不應該比中國人優先，但應該有所平衡。有一些非常老的藏人從政府那裏收到退休金，你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他們。他們對藏人說很壞的事情。我看他們在電視上，而我笑了。有許多西方人正在為藏人的公民權利奮鬥。我很高興這些人正在做這件事。我希望每天可以在家學到更多東西，但我不能。當我看電視的時候，每件事都是謊言，所以我的心很痛〔指他的心〕，而這是很悲哀的事。所以我在街上走路，我看到軍人問我要身份文件，他們看著我的證件然後問我：「你在哪裏出生？」而如果說錯一丁點話，你就完了。他們檢查你的照片與你的臉，但一個中國人可以自由走過〔不需要身份證〕。
  以前，這裏是最好的地方，但現在這裏像個大監獄，不像拉薩了。但我關在監獄裏的時候，一個藏人公安告訴我：「跪在這裏！」而我的姆指綁在我的背後。他坐下來〔在我面前的椅子上〕，把他的腳放在我的頭上，用腳踢我的前額，把我的頭推向後仰，然後不斷打我耳光，我看到這個人，我覺得很難過。他是個藏人，而現在我每天都會看到他，〔自從那時候起〕我已經見到他好幾次。許多中國人與藏人跳到我的背上，踢我，打我的頭，他們把我的頭轉過去，所以我不能看到他們的臉，但向我顯示你的臉，而做那些壞事－－那是最糟的事。
  這只是一個經驗，而我學了很多。在監獄裏，我夢到食物，而我記得我們在家煮的食物，我的媽媽與我的姐姐煮的東西，而我覺得似乎可以聞到它，然後我真正開始感激家裏的食物多有滋味。我通常都都吃得很乾淨，然後我說：「那不好吃，」現在我知道那非常非常好吃。這些是我有生以來所見過最糟糕的事，但你學會如何成為好人。有時候，當我（親戚*）的小孩來我家，而他們不做功課，我罵他們，打他們。但現在如果我罵他們，我有時候感到很難過。我已經學了很多了。
   我擔憂的是人數很少的藏族人口。許多人正在死亡，還有人被折斷手腳，很糟糕。還有人在監獄裏，像我一樣，而我不停地想著那些被關在監獄裏的人。我想著他們所處的可怕環境。年輕人，十六歲或十七歲，一直不停地哭－－讓我很難過。我看到手腳被打斷的人，還有被槍彈擊中的人－－看到他們蒼白的臉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事。

英文原文網頁 ：http://www.tchrd.org/press/2008/pr20080519.html
資料來源: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前文革造反派為何這麼說？

唯色

  日前，香港鳳凰衛視採訪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從視頻上見他神情緊張，兩道眉毛不時神經質地往上揚。而他的回答可謂漏洞百出，下面舉幾個例子。
  其一，向巴平措說對3月10日和平遊行的哲蚌寺僧人，當局採取的是“一種比較適度的防控方式”。可是，什麼樣的防控方式會是“比較適度的”呢？是和藹可親地勸解，還是毫不留情地毆打？當晚我曾給哲蚌寺的朋友打過電話，他驚懼地告訴我，軍警們把許多僧人打得頭破血流，還抓走了幾十個僧人。而之後再也打不通電話，不知他生死。
  其二，向巴平措說在3月14日事件發生時“我們絕對不能使用殺傷性的武器”。可是，目前已有一些現場目擊者在文章中和採訪中披露，不但聽見槍聲而且親眼看見特警在帕廓街開槍打死多人，甚至從失去親人的藏人家庭搶走屍體，毀屍滅跡。我採訪了一位剛從拉薩坐火車到北京的藏人，3月14日下午，他在帕廓北街看見穿黑衣並蒙面的特警打死一個十多歲的藏人女孩子，而後把女孩屍體扔上警車。
  其三，向巴平措說“境外藏獨分子和境內的聯繫、意圖應該說我們是有所瞭解的，也應該說有所準備的”，卻又分辨“這一次比我們原本預想的策劃時間更長，準備得更充分”。可是，既然有瞭解、有準備卻不加以及時制止，反而讓事態擴大，顯然是瀆職。至於如目擊者所說，當局不但不制止，反而派人拍照、攝像越發惡化的局勢，這已構成陰謀。
  其四，向巴平措說“法院、檢察院、公安廳儘快發佈聯合公告，要求他們投案自首”的被通緝者，“多數還是藏族，當然這裏面也有其他民族的，包括漢族”，這是謊言！因為被通緝的170人，全部都是藏人，沒有一個漢人！夜夜播放通緝令的拉薩電視臺和拉薩民眾可以作證。
  其五，向巴平措說“剛開始我們通緝犯是四十來人，後來是五十幾個，目前為止已經九十多個，……大概有22個人有的是自首的，有的是被抓捕的，那?現在大概呢有七十多一點呢”。可是，拉薩市公安局副局長在新聞發佈會上公佈的通緝人數是170名，其中抓捕82名，包括自首11名；雖然有77名還在通緝，但究竟是否在逃或者是否被打死已成懸案，而許多拉薩人都說通緝令上的一些人早被打死。
  為此我在披露西藏文革真相的書中寫過這句話：“迄今為止，在西藏並未像中國本土的其他地區對在文革中起家的官員進行過清理。為什麼會這樣呢？其中包藏著北京方面怎樣的心機呢？而這樣一批撈到了太大好處的當地藏人，如今也正是‘西藏問題’難以解決的癥結之一。”
  不止是癥結之一，正如藏人尊敬的平措汪傑先生評價那些阻擾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和解的官員：“吃的是反分裂的飯，升的是反分裂的官，發的是反分裂的財。”既然“反分裂”會帶來這麼大好處，包括前文革造反派在內的許多官員，當然會把謊言重復千萬遍。

2008-4-22，北京
（本文為RFA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

一樣的地震，一樣的災難

唯色

  5月12日發生大地震時，我剛走出熙熙攘攘的地鐵。後來雖知北京也有震動，但畢竟輕微，所以渾然不覺。還知震源在阿壩州的汶川縣。我曾多次路過汶川，那裏山清水秀，漢、羌、藏、回等族雜居，距離漢地更近，而往西北，則是嘉絨和安多藏人聚居之地。
  震級高達8級的地震使得廢墟遍佈，家破人亡。連日來，關於災區的各種影像慘不忍睹，幸存者的慟哭令人揪心。汶川東邊的都江堰市也是重災區，阿壩州有不少退休幹部移居到這個城市度晚年，我的姑姑即是其中之一。地震後的第三天才聯繫到她，快七十歲的老人驚嚇而哭，說是房子破裂成了危房，被人帶到鄉下避難。
  就突如其來的地震，產生各種探尋起因的說法。有的基於自然科學，如地質板塊的運動等。有的基於環境保護，批評執政者盲目追求經濟利益，在河流上建立水電站，以至付出難以挽回的代價。還有一個說法是，正如緬甸於去年9月間鎮壓抗議僧侶，最近突降狂暴颶風，使數萬人遇難；而中國政府在今年3月10日以後，動用武力鎮壓全藏各地僧俗民眾的抗議，隨後爆發帶來大地震，這之中隱含因果報應。甚至流傳這種說法，將中國在近半年內發生的雪災、西藏事件和地震的時間，與北京奧運的舉辦時間相聯繫，竟然宿命似的巧合，於是得出“雪災+藏獨+地震=天災+人禍+地難”的結論。
   儘管我不是唯物主義者，相信世間乃至多維空間存有超自然法則，或者說，我相信?生命運或受超自然法則的影響，而佛法所言的業力才是生命輪回的根本，但就事論事，若把這場大地震說成神佛報應，那顯然錯誤。因為神佛不會把報應降臨到那麼多普普通通的眾生頭上，不但失去家園，從此天人永隔，如此巨大的災難豈能由那麼多再平凡不過的眾生承當？或許只能歸結於大自然那可怕的威力。
   同樣，有自然因素的地震，也有非自然因素的地震，所以有“政治地震”的說法。3月以來所發生的西藏事件正如同一場大地震，起因乃是累積長達四十九年甚至早在1950年，毛澤東以“解放百萬翻身農奴”為名，佔領西藏之後不斷?生的各種問題。許多問題正是前不久胡錦濤對國際否認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人權問題。諸多問題成年累月堆積著，而藏人的反抗和中共政權的鎮壓最終構成如同地震爆發的能量，使許多藏人陷入家破人亡或動蕩不寧的災難之中。
  無論如何，佛陀教導自己的信徒：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即是說慈悲之心遍及一切眾生，以眾生之苦為自己之苦。故而，即使達賴喇嘛多次為災難中的中國人祈禱，包括為這場大地震中遇難的眾生和傷者祈禱，仍被一些中國人懷疑和譏諷；即使藏人仍處在非自然因素的地震之中飽受磨難，但我們還是要遵從佛陀的教導，相互悲憫，共渡難關。

2008-5-15，北京
（本文為RFA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

西藏動蕩的一周

譯自2008年4月7日法國《世界報》
作者：西爾維.考夫曼/ 布裏斯.佩德羅雷蒂/ 布魯諾.飛利浦

  今年三月中旬，在世界屋脊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外國觀光客參與了拉薩騷動的序幕，而中國官方的鎮壓卻是黑箱作業。隨著相關的消息和見證不斷傳來，《世界報》試圖還原事件真相。
  3月14號星期五，314西藏騷亂事件於是在中國西藏自治區首都拉薩爆發。在這個將西藏聚焦在鎂光燈之下以及讓中國防禦神經緊張的黑色星期五之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事件發生超過兩個星期之後的今天，情況仍未見明朗；各方見證和電視報道都極為偏頗。在當時已為中國軍隊封鎖的西藏，媒體無法獨立報道，事件的真相難以得知，然而事件發展到今日我們應該可以對事實有較為清楚的瞭解。
  外國觀光客參與了拉薩騷動的序幕，而中國官方的鎮壓卻是黑箱作業。隨著相關的消息和見證不斷傳來，《世界報》試圖還原事件真相。
  事件在3月10號星期三的拉薩揭開序幕。在西藏，3月10號是一個敏感的日期：這是1959年的拉薩抗暴周年紀念日。時年23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穿越常年冰封雪蓋的喜馬拉雅山雪山口，逃往印度的達蘭薩拉，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這是一場西藏的政治葬禮。3月10號儘管敏感但通常沒有一觸即發的危險。然而2008年的3月10號卻不能只是個尋常的紀念日：08年的北京奧運將在八月舉行，國際媒體正聚焦星光熠熠的中國，藏人決意把握這個大好時機讓世人聽見他們的訴求。
  外國觀光客參與了拉薩騷動的序幕，而中國官方的鎮壓卻是黑箱作業。隨著相關的消息和見證不斷傳來，《世界報》試圖還原事件真相。
  在10號的清晨6點到底有多少喇嘛走出位於拉薩西郊八公里的哲蚌寺？200名？300名？還是400名？身穿石榴紅僧袍的喇嘛向拉薩市中心前進，他們沒有任何口號，只要求一件事：釋放2007年為達賴喇嘛慶祝其在外交上的成果被關押的藏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于07年10月在華盛頓從布希總統手裏獲得美國國會金質獎。達賴獲獎的第二天幾面哲蚌的牆面巧合似地被漆成了白色。（譯者按：白色代表雪山，雪山獅子旗是西藏旗幟） 這個對當局不出聲的挑釁並沒有逃過警方的眼睛，疑似主謀的藏人遭到警方逮捕。
  外國觀光客參與了拉薩騷動的序幕，而中國官方的鎮壓卻是黑箱作業。隨著相關的消息和見證不斷傳來，《世界報》試圖還原事件真相。
  喇嘛們向前步行，遇上警方設的關卡，他們於是坐在碎石路上。這場公開靜坐在群眾散去以前持續了幾個小時。警方似乎接到指令，這個階段的態度還相當謹慎。接近黃昏的時候，另一批由僧人和學生組成的群?聚集在市中心的八廓廣場。他們手牽著手形成一個環形；這時便衣和制服民警已經大批駐守現場，六、七名抗議者被帶走，拉薩街頭的氣氛變得凝滯。
  外國觀光客參與了拉薩騷動的序幕，而中國官方的鎮壓卻是黑箱作業。隨著相關的消息和見證不斷傳來，《世界報》試圖還原事件真相。
  次日，11號星期二，拉薩的天空依然是一片湛藍 這個藍是喜馬拉雅高原山區獨有的，然而攤在拉薩人面前是一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哲蚌的僧人們受到前一天警方逮捕的刺激，重新回到街頭。距離拉薩舊城北方四公里遠的色拉寺喇嘛也高舉西藏的雪山獅子旗前來聲援。事端就從這天接近中午的時間開始，人民解放軍與警方聯合試圖以武力驅散示威者。軍警使用催淚手榴彈，也有喇嘛受到警棍的毆打。
  3月12日，緊張的氣氛再升級。兩名喇嘛割腕自殺的傳聞使得人心更為激動。色拉寺的喇嘛開始絕食活動。英國國家廣播電臺BBC採訪的目擊者說，數名喇嘛在色拉寺裏遭警方毆打。
  據一名相當熟悉中國，事件發生當時正在拉薩渡假的歐洲遊客向《世界報》提供的消息，從這個時候開始警方西藏拉薩地區採取街區封鎖： ' 穿過圍著前往大昭寺朝拜的人群，警方每隔十到十五公尺安置一張桌子、幾張椅子和幾名警員'。
  大昭寺位於拉薩舊城中心，寺院內有遠從西藏偏遠地區前來的朝聖者跪在釋迦摩尼佛像參拜。他們手舉過頭，跪拜在地上，用手以順時針方向轉動繞著大昭寺兩座經輪然後重復跪拜動作。幾天後的悲劇就是在這同一座寺廟發生。喇嘛們住在大昭寺的二樓，3月13號星期四，歐洲一位旅客看見一名喇嘛二樓窗戶探出頭來告訴觀光客們： “這裏情況不太好。”
  3月14日星期五，地獄般的暴力漩渦開始了。緊跟著哲蚌和色拉寺起而行動的是小昭寺，接近中午的時候寺內喇嘛組織了一場遊行，但是馬上遭到的警方阻攔。喇嘛們席地而坐。根據當地一名旅客告訴世界報，大約下午兩點左右他看見十幾輛軍用卡車進入西藏地區。 “導遊向他解釋，喇嘛們拒絕離開。於是警方開始襲擊這些喇嘛，人們接著以焚燒軍車的方式反擊。” “人們”於是開始“反擊”。
  新的情況出現，原本在一旁觀看的人們開始朝解放軍的盾牌丟擲石塊，解放軍在襲擊下向後退。騷亂開始了，憤怒的人群佔據了北京路這條東西向貫穿拉薩的主要幹道，最後他們占滿了舊城的大街小巷。
  無論民眾或僧侶，他們憤怒的物件是漢人對西藏幾十年殖民的象徵。示威者以石塊攻擊警方的卡車；襲擊新華社的辦公室、公安大樓、商業中心、清真寺，其中清真市的門被放火焚燒。他們毆打路過的漢人，焚燒非藏族人的攤位。黑色的煙硝一時之間彌漫整個拉薩。
  在這大片混亂裏爆發的是長期以來藏族、漢族以及回族( 穆斯林)之間積怨，漢族和回族把持了主要的商業活動。騷亂於是呈現出種族衝突的性質。事發當天唯一目睹現場的西方媒體，英國經濟學人駐京特派員，約翰.邁爾斯說：“這是一場極其惡劣的種族暴力事件。”
  德國《時代周報》特派記者George Blum 在事件發生隔天前往拉薩。徒步在拉薩舊城，他目睹現場滿目瘡痍，拉薩此時跟廢墟沒有兩樣。拉薩被摧毀的程度令他震驚，暴力衝突的規模和之後留下的痕跡連那些非常反對漢人的藏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參加過騷亂的年輕人向他大喊： << 我們已經讓中國人知道我們不是好欺負的 !>>
  騷亂一直持續到3月15日中午，死傷慘重。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共有22人死亡，大部分的“無辜受害者”是在自己住家被燒死的。然而達賴喇嘛身邊的的人士透露，當時的死亡人數大約是140人，很多人在警方的鎮壓過程中身亡。根據目擊者的說法，僅僅紮什監獄裏的死亡人數應該有26人。有很多證據說明藏人對汗人、回人的襲擊，卻沒有任何關於警方血腥鎮壓的照片，從這裏足見中國官方的政治宣傳手段。
  從3月14日星期五開始到3月15日星期六早上，觀光客們看見配有大炮的運輸坦克及軍隊穿梭于西藏主要道路。他們也聽見槍響，聽見衝鋒槍的連續掃射。但這些槍響是否純屬警告？還是朝向人群射擊？沒人知道，因?外國人在那裏也只是聽見槍響並沒有看見警方開槍。某些西藏人則宣稱從星期五開始他們就見到受害者遭射殺。自由亞洲電臺引述一名目擊者說：“警方真槍實彈的朝向人群開槍。”
  3月15日星期六早上開始舊城被中國政府重重封鎖，警方大肆鎮壓，密不通風的封鎖使得外界難以得知真相。外國觀光客被要求離開。我們知道警方更加頻密地突襲並進行大規模逮捕，但無法瞭解詳細情形也不清楚實際受害者人數。拉薩成了'黑盒子' ，外界儘管想象裏頭最糟糕的情況，但直至目前?止我們無法證實當時發生的任何事。
  在這場瘋狂的事件裏，藏有另一個可怖並且有待解釋的秘密：重兵部署的中國軍警為什麼過了一天才到現場進行規模強大的“清理”？任憑群眾在當地打砸搶燒了二十四小時。是中國政府挪不出手來處理，還是不願讓世人見到“血浴 ”的景象和另一個能毀了北京奧運會的“六四” 所以下令緩兵？又或是堅守著馬基雅維利主義，只要能正當化政府的關起門來“治國”，無論犧牲多少無辜性命都無所謂？拉薩騷動事件的來龍去脈尚待厘清。
  然而拉薩騷亂尚未平息，在其他幾個嚴格意義上非屬西藏行政自治區的地方也掀起抗議的聲浪。行政上隸屬中國青海、甘肅、四川、雲南幾省，有大量藏人移民的康巴安多的地區傳出三十幾場騷亂。雖然散佈在不同行政區，藏人仍團結一致地回應這次行動。甘肅省夏河拉蔔楞寺幾百名喇嘛從3月15 日開始組織徒步遊行，要求允許達賴重返西藏，遭到人民武警的阻擋。隨後康巴安多地區的幾個抗議地點也跟著進入混亂。
  3月16號，反抗活動規模進一步擴大，漢人在拉薩的商店、車輛被燒毀。沒有任何核實漢人死傷的消息，格爾底寺的喇嘛卻找到了15名被射殺身亡的藏人屍體。其中8名死者的照片不久便在國外廣為流傳。這幾乎是唯一一組可以證明中國政府鎮壓西藏的照片。
  其他的抗議活動發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爐霍。《世界報》採訪了一名原籍爐霍的西藏人，他說：《 3月24號的下午四點中左右，第一批上街頭抗議的是一群Ngyeo-go的覺姆，Ngyeo-go寺距離爐霍市中心十幾公里遠。她們同樣要求中國政府允許達賴重返西藏，不過武警用卡車將她們載回Ngyeo-go寺。
  緊接著是Chokri寺的喇嘛們，他們有為數眾多的村民尾隨支援。警方試圖阻止他們進入官方大樓。人們唱著歌要求達賴返回西藏，過程中有可能發生過衝突。有人向警方丟擲石塊，漢人後來說有一名警察當場被石塊砸死，但是沒有人看見。警方開槍，一名年輕喇嘛身亡。傳言還有一名村民受害，但是沒有證據。當晚警方進入覺姆寺，除了年邁的覺姆之外，讓剩下的人全都跪在地上並且將其逮捕。
  在這些抗議活動發生之前，爐霍的空氣早已緊張凝滯。其實整個西藏都是如此，幾個月來隨著北京奧運的逼近，當局對藏人的控制持續升高。世界報特派員在四川省的西藏自治區裏親身瞭解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深刻情感，而藏人對於越來越年邁的達賴 ‘’ 迷失在距離家鄉那?遠的地方”也感到惶恐不安。早在三月騷亂事件爆發以前，許多喇嘛和遊牧民族呼籲要求達賴返藏的口號已經使得當地氣氛緊張。
  在2007年9月在整個四川省甘孜自治州施行的《愛國教育》活動中，已經有警方和官員到寺院裏強迫喇嘛揭發達賴喇嘛。有位證人說道: 在巴塘，為了躲避這些官員，每間寺廟都只留下《民主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其餘的喇嘛都到其他地方“渡假”。按規定，這個負責人服膺于中國共產黨。所以當官員和警員到達寺院時，由他來向他們展示喇嘛寺空無一人的事實並且向官員們解釋：“如果你們可以令回教徒吃下豬肉的話，我們就可以拋棄對達賴喇嘛的信仰。”一時之間憤怒滿布，只要拉薩出現一絲星火，整個西藏便熊熊燃燒。

張博樹：西藏問題的根本出路

  3月份以來，西藏與奧運攪在一起，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國內短視的政治家沾沾自喜于煽動民族主義的小伎倆，一方面操控國內輿論，用所謂“主流民意”對抗國際社會的批評，另一方面抓緊對藏區的整肅，以期平安度過奧運。殊不知，今天的西藏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重大的危機因素。解決西藏問題需要大勇氣、大智慧，小伎倆則可能葬送西藏，也葬送中國。
西藏問題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西藏問題首先是人權問題。
  儘管當權者不願意承認，我還是要直言，這個令中共領導人頭疼的問題，究其源，實在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們不用把歷史扯得太遠。從元至清西藏政府與北京的關係是宗屬關係還是平等關係，學界有爭議，我們可暫且擱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後的西藏確實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處於事實上的“獨立”狀態。這種狀況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與北京中央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才宣告結束。雖然這個協定也是城下之盟的產物（昌都之役解放軍重挫藏軍，已經打開進軍西藏的大門），但總的講，協定內容是溫和的，也是建設性的。協定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認可西藏的現行制度不變、達賴喇嘛的地位不變，可謂當代中國最早的“一國兩制”。1954年，19歲的達賴和16歲的班禪雙雙進京參加第一次全國人大，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被分別安排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問題暴露始於1955年。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從這一年開始加速，並迅速從內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區。這些地區不受十七條協定的約束，“民主改革”轟轟烈烈。激進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試圖將“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強力打擊農奴主和他們的“代理人”，沒收寺院的土地、財產，大力推行集體化，詆毀藏人的宗教信仰，強迫上層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結果引起藏人的不滿、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區武裝叛亂從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軍的強力“平叛”、“會剿”。數以萬計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進西藏，這就為1959年的拉薩“叛亂”埋下了種子，也為這樣的“叛亂”何以能夠發生、乃至何以必然發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歷史線索。
  後邊的事情就不用細說了。拉薩“平叛”勝利標誌著中央政府用武力獲得了對包括西藏在內的整個藏區的絕對控制權，也標誌著西藏快速進入“社會主義”的開始。象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是聽著“雪山上升起了紅太陽”之類的歌曲、看著《農奴》這樣的電影長大的，那時真的相信在党的領導下“翻身農奴”們早已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後來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這些宣傳有許多不真實的地方。中國共產黨的党專制體制，領導人的無知、狂妄，以及他們在藏區推行的一套極“左”政策，給西藏僧俗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1962年，位列“國家領導人”的班禪喇嘛致信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痛陳他所看到、聽到的藏人經歷的種種苦難。由於班禪絕無反對共產黨領導之意，而是披肝瀝膽向党反映藏區真實情況，所以這份被稱為“七萬言書”的文件可視?那個年代描述藏民苦難狀況的可靠文本。不妨在這裏摘引幾段：
  --關於在藏區開展“階級鬥爭”：“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區，幹部對運動是否細緻和質量好壞不加考慮，一味地追求轟轟烈烈和恐怖尖銳，不看打擊是否準確，而把規模和數量作為主要的目標”，打擊了很多不該打擊的人。往往“被鬥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罪行和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許多無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國外，留下來的人也生活在恐懼之中。
  ---關於藏區人民生活：“由於農業地區發生了‘五風’和對糧食抓得過緊，以及對群?留糧的標準低，因而造成口糧很緊”，有不少家庭“斷了口糧”，在一些地方甚至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過去西藏雖是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樣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來沒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
  --實施“專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結束後，“全西藏關押犯的數位達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幾，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示，由於西藏人口少，應採取不殺人或只殺極少數人的政策，但事實卻與此相反。除關押上層人士的監獄情況稍好外，大部分關押普通犯人的監獄管理極其糟糕，監管人員不關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惡言恫嚇、恣意毒打的事情時有發生。更甚者，監獄管理者“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淒慘，還讓起早摸黑地勞動，並由於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給那些人去幹，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醫療不完善，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關於宗教民族問題：“在所謂‘破除迷信’之下，反對宗教此其一；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還俗時，“首先在各寺廟以所謂‘學習’和‘發動’的名義，將僧尼集中在大經堂或大房子內，不分晝夜地緊張地學習和強迫動員其互相進行批評，掀起尖銳的鬥爭浪潮；對公開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歡革命等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沒頭沒腦的鬥爭和打擊”。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他（她）們互相挑選成婚”的現象發生。在西藏，原有各類寺廟2500餘座，“民主改革”後僅剩70餘座；原有僧尼總數約11萬人，外逃1萬，也還有10萬，“民主改革”後僅剩7000人。特別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制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語，指沒有宗教的地方）”！
  嗚呼！讀著這樣的文字，我自己的心也在流血，臉上感到發燒。
  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內地也有，但在西藏卻具有更惡劣的性質，以更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加以放大。無論當政者試圖用自己的社會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動機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這樣駭人聽聞的結果都是一種罪惡，是一種由於無知、狂妄、狂熱和狂暴造成的罪惡！
  在這種情況下，10萬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籲全世界關注西藏人權、西藏問題成為全球矚目的標誌性問題之一，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更何況，當時還是冷戰時期，西藏自然成為東西方意識形態角力和中、蘇、印、美等不同國家基於民族國家利益博弈的一個交彙點。美國中央情報局確曾向西藏流亡人員提供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支援，這種支援乃是美國遏制“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人當然可以大罵美國佬妄圖“分裂中國”，居心叵測，但話說回來，如果共產黨自己不在西藏幹了那麼多蠢事，搞得那麼多藏人四處流亡，別人又怎麼可能說三道四，或者愣往裏邊插一杠子呢？
  這裏還沒有說到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一來，因為它更“紅”、更“左”、更極端也更暴虐，自然給西藏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本文就不再贅述。
開明的中共領導人曾反思“左”禍給西藏帶來的災難
  客觀地講，中共領導人中不乏開明人士，他們曾在不同時期、不同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儘管在那個大的歷史背景下，能夠取得的成果有限。
  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一直負責同班禪聯繫，對班禪寫《七萬言書》、向中央反映情況的過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遷就、放任班禪”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習仲勳被免職，除了“利用小說進行反黨”這個主要罪名外，“遷就、放任班禪”也是一條罪狀。另一名被免職的中共高級官員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從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開民族工作會議，會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發表了尖銳的意見，李維漢表現得十分冷靜、坦誠，他表示歡迎大家的批評，對嚴厲指出共產黨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傳佛教大師喜繞嘉措甚至給予很高的評價，稱讚他“光明磊落，心如明鏡”，是“民族宗教界一面愛國的旗幟”。但李維漢的做法後來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說“統戰部不抓階級鬥爭，搞投降主義”。
  文革結束後，西藏百廢待舉，民族政策、漢藏關係需要調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剛剛在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上走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萬里一起飛赴西藏考察，在飛機上胡耀邦就對隨行的新華社記者講“我們在民族地區的政策，一定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自主權，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作報告，強調西藏發展必須解決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發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情況的，你們不要執行。”“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據當前西藏相當困難的情況，要堅決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要大大減輕群眾的負擔。”“我們確定在幾年之內，免去西藏人民的徵購任務。”第三，“西藏要實行特殊的靈活政策，便於促進生產的發展。”第四“要把國家支援你們的大量經費，用到促進發展農牧業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來。”第五，“要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發展藏族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胡耀邦特別強調，“輕視西藏的歷史、語文、藝術是完全錯誤的。……熱愛少數民族不是講空話，要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尊重他們的語言，尊重他們的歷史，尊重他們的文化，沒有這個就叫空口說白話。”最後一條，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爭取兩年內，藏族幹部占到脫為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歷史任務嘛！”現在西藏“連部隊三十萬漢族同志，這怎麼行呢！”以上這些，可以簡單概括為六個字，那就是“免稅、放開、走人”，此即胡耀邦為解決西藏問題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
  這些主張，切中時弊，當時即受到藏區上下的熱烈歡迎。當然，由於歷史條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內的中共開明領導人還沒有能把西藏發生的問題上升到制度層面去檢討、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會上就強調不要算歷史細賬，應該“團結起來向前看”。
  這反映了胡耀邦作為政治家的老練、機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無奈。畢竟，當代西藏歷史中的眾多悲劇是和共產黨的這個體制、和這個黨推行的社會政策直接聯繫的，是這些政策的後果。不從根本上反思西藏問題產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真的解決這些問題。
改革年代西藏問題的新症候
  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90年代和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中央政府也的確向西藏投入了更多資金，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發展的特殊優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國家直接投資西藏建設專案、中央政府實行財政補貼、全國進行對口支援等全方位支援西藏現代化建設的格局，西藏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政治體制依然如故，党控制藏區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事務的總格局依然如故，名為自治區、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的可悲狀況依然如故，西藏問題的核心並未真的解決，而且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產生了一系列新問題。
  市場經濟變成權貴經濟，內地如此，藏區同樣如此。黨專制體制和開放政策的結合造就了新的特權階層，包括漢人，也包括那些在黨政機構和文化機構任職的藏人。面對經商大潮中內地漢人的蜂擁而入，拉薩等地的普通藏民大有被歧視乃至被邊緣化的感覺。更可怕的是無孔不入的宗教控制。從外表看，西藏的宗教生活已經恢復，國家花鉅資重修、維護那些標誌性的佛教建築，寺廟裏香火旺盛，再也不會發生把《大藏經》拿去漚肥的事情。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甚至只是事情的表面，問題還有更真實、更深刻的一面卻被這種外在的、具有面具特徵的東西隱瞞了、遮蔽了。對西藏問題頗有研究的獨立學者王力雄曾多次深入藏區考察，他的結論是：西藏並無真正的宗教自由。一方面，政府對登記在冊的寺廟宗教活動嚴加管理，限定寺廟僧人“編制”，禁止寺廟之間“串聯”，規定寺廟之外不許宣傳宗教；另一方面，對自發的、政府控制之外的宗教活動則嚴格取締，絕不能使之產生影響。在康巴藏區，距離色拉縣城不遠的喇容山谷有一座五明佛學院，1980年創辦時只有30多人，到了90年代末，已有藏漢僧?近萬人，招致政府的恐慌。當局嚴令佛學院減小規模，規定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只能保留400人，4000多男僧眾只准保留1000人，1000多來學佛的漢人則必須全部離開。這個要求遭到院方主持活佛的拒絕，因?對出家人來說，勸僧人還俗屬於最嚴重的破戒行?。政府於是自己動手，派人強拆僧?居住的房屋，2001年7月10日達到拆房高峰，一天之內拆掉房屋1700多座。“我聽在場的人描述當時場面，一邊是摧毀房屋的聲音此起彼伏，塵煙四起，一邊是上千尼姑抱頭痛哭，震天動地。那一段五明佛學院周圍山上到處都是成群結隊的流浪女尼，風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嚴格控制宗教的一個更致命的結果是造成藏傳佛教傳承的可怕斷裂。傳統西藏宗教本來有一套內部制約系統，比如達賴、班禪雖有“轉世”制度，但格魯派的高僧和寺廟主持卻實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實學的喇嘛競爭，獲勝者才能成?葛丹寺主持，且是達賴、班禪的當然老師。這個制度幾百年延續不墜，保證了藏傳佛教純正教義的代際相傳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1959年後這個延續過程被中斷。80年代至今，雖然表面上宗教活動得以恢復，宗教的核心──通過高僧虔誠的信仰、深入的佛學鑽研和教化活動啟迪產生──卻已經難覓蹤影。執政當局對現存僧團領袖實施“逆淘汰”選拔機制，“凡是堅持宗教原則、拒絕充當當局工具的僧團領袖都會遭到打壓整肅，甚至判刑，藉以警示其他僧侶；對那些保持沈默、不惹麻煩，傳統地位比較高的僧團領袖，則當作‘統戰物件’，既給一定甜頭，也把大棒始終舉在他們頭頂；而對個人利益至上，善於投機，放棄宗教原則，甘當政府工具的僧團領袖，則給各種好處，安排人大、政協甚至政府官職，對其活動大開綠燈，提供資源，使其成為吸引其他僧團領袖的樣板”。總之，“今日中共雖然標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對佛教的破壞，並不比毛澤東時代更少。毛澤東是要徹底滅佛。歷史上西藏也有過滅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續，因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滅。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侶階層整體墮落，卻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險。”
  正是由於上述一切，儘管西藏過去30年來經濟上有了長足的進步，普通藏人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有了提高，但藏人還是不滿意，藏區還是“事情”不斷，西藏問題仍然是一個“問題”，且不斷被國際社會所關注。今年3月份以來發生的“事情”，不過是這個沒有中斷過的演變過程的最新發展而已。
妖魔化達賴喇嘛愚蠢至極
  3.14“打、砸、搶、燒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刻宣稱這是“達賴集團”指使、操縱的結果。4月份奧運聖火傳遞中出現的衝突，當局又斷言是“達賴集團”唆使“藏獨分子”所為，目的在破壞奧運，為“西藏獨立”張目。
  用“分裂問題”代替人權問題，從根本上說，源於當權者的統治需要，這是明眼人一看即知的事兒。但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達賴喇嘛頭上，卻體現了中共傳統政治邏輯的荒謬無理，也暴露出執政者缺乏長遠的戰略識見和政治智慧。
  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也是當今世界備受關注的政治人物。當年達賴倉皇出逃時才24歲，半個世紀的流亡經歷已經使這位藏族智者把佛門的深邃、寬宏和自由民主等當代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融彙在一起。早在1987年，達賴喇嘛就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建議”，包括“使整個西藏變成一個和平區”、“中國放棄向西藏地區移植人口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權和民主權利”、“恢復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以及“就西藏未來的地位和西藏人民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舉行誠摯的談判”。1988年達賴喇嘛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議”，主張“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關係”、“由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是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辦事處”等等。
  近年來，達賴喇嘛更是在多種場合明確表示不尋求西藏獨立，只要求藏區的真正自治；在方法和實現途徑上，力主和平非暴力的“中間道路”，通過與中央政府的真誠對話、談判解決問題。2002年以來，達賴的特使已經同北京統戰部的官員舉行過六次會談，向中共執政當局詳細解釋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立場，但沒有獲得北京方面的任何回應。
  中共的僵硬姿態從當政者的傳統政治立場看很好理解：西藏制度安排早就“大局已定”，還有什麼好談的？認可達賴所說的“自治”將動搖党國根基，更不可能有任何鬆口。在這個意義上，“會談”對中共方面只是敷衍，只是作秀，當然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但這種拖延卻給達賴方面帶來越來越大的麻煩，因為達賴喇嘛有一個如何向他的海外流亡藏人群體和國內信眾交代的問題。
  海外流亡藏人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團體，政治立場也不盡相同。其中激進者如近來引起人們關注的“西藏青年會”（藏青會），其政治主張就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差異甚大。這個組織成立於1970年，主要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構成，目前已有數萬人規模，在全世界40多個國家設有分會。藏青會最初贊成非暴力，但這些年態度發生轉變。2007年這個組織召開年會時，它的領導人就表示：達賴喇嘛倡導非暴力沒有錯，但這麼長時間沒有結果，“很多人不相信了，這條路走不通”。走不通怎麼辦？藏青會傾向於用暴力解決問題，包括在藏區醞釀“人民起義運動”。據說已有700多藏人自願報名，要“不惜生命”來捍衛自己的“主張”。 達賴本人則明確表示反對任何訴諸暴力的企圖和行動，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只能以“辭職”以示心跡。就在幾天前，達賴接受《亞洲周刊》記者採訪時還談到，他相信放棄追求西藏獨立、爭取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仍然是流亡藏人中的主流民意，也是藏區人民的主流民意。對於藏青會要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表明，他只能勸告藏青會不要走激進道路，但他無法下命令讓藏青會閉嘴。
  北京可以不完全相信達賴喇嘛的表白，因為消除長期形成的政治敵意需要時間、需要面對面的溝通；但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把對方妖魔化，把達賴說成是“藏獨”的總後台，是“披著袈裟的豺狼”，一定要全國共誅之，天下共討之，這樣做的結果，卻只能把達賴置於很尷尬的境地（當他試圖給藏人中的激進勢力施加影響時），也把中共自己置於政治上的死角（一副生冷、僵硬的專制者面孔），丟棄了政治談判中應有的迴旋餘地。這難道不是極其愚蠢的做法麼？！
  當然，歸根結底，是中共頑固而僵化的傳統政治邏輯在作祟，在這個邏輯關係中，沒有平等談判的對手，只有你死我活的敵人；更是當政者的利益邏輯在作祟，根據這個邏輯，西藏“自治”要不得，它將對党國體制構成根本的威脅，也對一大群這個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構成威脅。在這樣兩個邏輯面前，達賴喇嘛的被妖魔化，倒也變得容易理解了。但是，天理何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前途何在？看著近來被精心鼓噪起來的海內外新“拳民”幼稚而又淺薄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狂潮，反觀我們這個國家面臨的真正深入骨髓的問題，真讓人感到五味雜陳，夜不能寐。
在憲政框架內尋求西藏問題的真正解決
  西藏問題首先是人權問題，但又不僅僅是人權問題。人權災難僅僅是“果”，而不是“因”。不合理的專制政治制度才是造成西藏問題的總根源。
  共產黨當初不是想為西藏人民、為百萬“翻身農奴”辦好事、帶來福祉麼？我相信是這樣的。但歷史上好心辦壞事的例子比比皆是。晚清時朝廷曾大力整頓藏務，推行改革，以防止列強勢力繼續染指西藏。1907年張蔭堂向清廷提出“治藏大綱二十四款”，1905∼1911年趙爾豐在川、康兩省推行“改土歸流”，除鞏固清廷統治外，本意上也有移風易俗、為藏族百姓“辦好事”的一面，但這些“改革”卻遭到了藏民的強烈抵制。半個世紀後共產黨在藏區重復了同樣的事情，且更加系統、更加雄心勃勃，其結果，則是對藏區生靈、藏區宗教文化更大規模的破壞。
  事實上，20世紀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一個錯誤，是百年社會轉型中一個巨大的方向性扭曲。它不但給漢民族帶來不幸，也給其他少數民族帶來了不幸。如今，人們正在深入反思這段歷史。過去發生了的事情當然不可能推倒重來，但牢記歷史教訓、用更科學的態度面對今天、面對未來卻是當今一代人的責任。
  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尊重，對特殊文化傳統的尊重，必須落實到憲政制度層面，才能真正獲得保證。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出路。
  最近臺灣島上成功完成的第二輪政黨輪替，是民主制度優越性的又一次彰顯，同時，也再一次反襯出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很明顯，大陸的共產黨黨專制體制容納不了台海兩岸的統一，也容納不了西藏的真正自治。只有解構這個體制，建立符合現代文明普世價值和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度，臺灣最終回歸祖國和西藏獲得高度自治、漢藏人民和諧相處的時代才會到來。
  從上個世紀60年代始，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經嘗試建立民主的政權建構。達賴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議”也主張“西藏政府應該由通過全民投票選舉出的獨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體系組成”。達賴甚至力倡改變西藏的政教合一傳統，哪怕自己成為西藏歷史上的“末世達賴”。 藏人已經為實施民主制度做了必要的準備，那麼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否應該做同樣的準備呢？
  毫無疑問，對掌權的中共決策人來講，改變現有制度體系，尋求建立新的制度框架，需要大勇氣、大智慧。這不僅僅是為了西藏，為了臺灣，也是為了十三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說老實話，即便今後在中國建立起憲政民主體制，如何找到民族地區自治和大國治理間的合理交彙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雙軌共和制：關於中國憲政國家結構改革的一種設想”，其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分權”、“自治”有助於提升公民的權利意識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民族地區而言，自治還有助於維護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特殊利益）；但問題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利益的膨脹本性及其體現的“集體行為的邏輯”，後者勢必造成一系列“公用地的困境”，其解決必須依靠超越地方利益的上一級公共權力機構的介入，特別是中央政府的介入。所有這些都提醒我們不能在傳統的“單一制”或“聯邦制”的單一軌道內考慮問題。如果說國家結構形式的調整、治理的多元化已經成為當今一些中等規模以上國家的現實，那麼中國---由於它的巨大的人口規模、極不均衡的地區發展水平、複雜的民族生態狀況和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同政治實體並存的現實---更有理由、也有足夠的必要去考慮設計一種更複雜的、超越“單一制”或“聯邦制”單一邏輯的制度體系，這就是我所謂的“雙軌共和制”。這個框架還只是個原則；在這個框架內解決西藏的行政區劃和具體制度安排，還有大量事項需要研究、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比如“大藏區”概念可行不可行？可行，怎麼和大國的統一治理相協調？不可行，又如何說服藏族兄弟做出讓步？要討論。這些都需要大智慧，需要高瞻遠矚的戰略構思，也需要寬廣的胸懷。當然，要做到這些，建立起憲政民主體制是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上述一切都無從談起。
  回到眼下，就中央政府而言，解決西藏問題的機會還是有的。這個機會就是真誠地和達賴喇嘛進行對話。最近北京已經表示願意恢復接觸，這就很好。即便是姿態性的，也有積極意義。大家都希望會談產生貨真價實的結果，趁達賴喇嘛健在時，建構起漢、藏民族和睦的橋梁。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則“分裂”有可能成為真的、現實的危險。我作為中國公民的一員，當然不希望西藏真的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但歷史究竟向哪個方向走，卻不取決於人們的善良願望，而要看各種政治力量間的博弈。總的說，我們應該相信，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是聯合大於分裂，聯合有助於解決人類今天面臨的許多現實問題。但聯合必須是共同利益基礎上的自願聯合。強扭的瓜不甜。這個簡單道理同樣適用於政治。

（本文作於2008年4月22∼28日，北京）（轉載自觀察網）

達賴喇嘛榮列“時代周刊2008全球
百人”世界政治領袖榜首

  綜合報導,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榮列時代週刊2008年對世界社會影響最大的人物全球百人榜首。
  每年歲末，時代周刊（The Times）都會評定時代年度人物，以找到那些當年對世界社會影響最大的人物,時代年度人物已經成?國際傳媒和社會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個人物影響力名單。
  從5年前開始，時代周刊在每年的春天，也開展了一個“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一百個人”的人物評選，試圖從200名左右的推薦名單中，在世界政治領袖、英雄、藝術家、科學家和創造者等5個領域中的（每個領域中20人）發現世界100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最終組成當年度的時代百人（The Times 100）。
  2008這份百人名單，是從時代周刊編輯提供的207名候選人名單中，由全球讀者投票選舉出來的最終100個人名單，5月1日時代周刊網站公佈了2008“時代百人”全部名單，廣受關注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入榜最有影響力的世界政治領袖第一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則名列最有影響力的世界政治領袖第6名，俄羅斯前總統普京則名列第2名，美國總統布希名列第7名，剛剛當選臺灣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則名列第19名。
  時代周刊為每位入榜人物都做了一個簡短的介紹，在達賴喇嘛的介紹中，時代周刊邀請的作家喬坡拉（Chopra）說：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向達賴喇嘛尋求精神寄託，但他向誰尋求呢？他和他的人民終生在失望中掙扎，壓迫和流亡就是他們每天面對的午餐，儘管如此，72歲的達賴喇嘛面對殘酷現實仍然保持了沈靜。“我們是地球上的超級物種，也是最大的麻煩製造者”達賴喇嘛曾經對作者這樣評價藏人。
  作者繼續寫道：中國的統治者並不像殖民地印度的英國統治者，達賴喇嘛多年來“非暴力”的努力竟然沒能讓他們良心上有一點點的刺疼，如果有什麼的話，那就是中國會用更粗魯的鎮壓對待藏人的期望，正如我們在北京奧運這一年所看到的。但達賴喇嘛採用了一種辦法，去善良地看待那群鎮壓藏人、抹黑他的名字的中國統治者，他說：“我不是不喜歡中國人，只是不喜歡他們的作法”。
  作家喬坡拉在追憶了達賴喇嘛即便在西藏危機最艱難關頭，也能很有效的尋求幸福之道後說道：達賴喇嘛會向誰尋求精神寄託？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地方，一個超越了你我，超越了自身和他人的地方。奇跡的是不在於這個地方是否能夠被找到，而在於達賴喇嘛讓它看起來非常容易實現。

猥瑣的威權

晉美朗嘉（北京）

  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和達賴喇嘛私人代表之間的第七次對談在一個遠離西藏的浮華之地進行，持續了不到一天，4日白天開始，結束於當日黃昏；在我的眼中，這是一個真正沮喪的黃昏：和許多朋友預料到的那樣，中共除了丟下一句空話——下次合適的時候再談——之外，沒有?這次機遇難得的對談帶來任何有益的結果。
   包括極少有識見的中央高層在內的溫和派被無賴勢力再一次打敗。但如此玩弄和踐踏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關注西藏問題之解決的殷切期許是中共內政外交上的一大危險敗筆，自以為走得高，實際上在盲目之中已經到了懸崖之上，再不摘下自欺欺人的眼罩，再不勒馬，後果不見得好看。一個有著十三億人口的國家政府，哪有這麼幹事的？倘若整個對談只是為了面對面訓責對方要是馴服一些的話下次還會賞臉給機會繼續“接觸磋商”，那麼開一個電話會議也就把事情說清楚了。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嘉日洛地和格桑堅贊來了，這是一個多麼寶貴的機會（當然中共以前已經糟蹋過若干次這樣的寶貴機會了），作為中央政府，應該能與西藏代表有持續的接洽和彼此對問題見解的充分透徹的交換，應該有更高領導的接待與傾聽，應該有在藏地進行的實地考察，等等，不應該只是為了應付日本（日方對胡錦濤訪日提出了有關西藏問題的要求）、歐盟、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壓力做做秀的，又不是一個演砸了就能跑掉的假戲班子，“大國形象”在那兒，這麼不負責任地處理嚴重事態，就讓人完全沒有辦法高看這些執政者的道德信用和政治素質了。
  我和周圍的一些藏漢朋友曾對這次對談寄予厚望，並曾?出現真正有益於雙方的結果而祈禱，但現在看來，對中共積極誠懇地和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一起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性為我們一廂情願的善意的幻想，至少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會是如此。雖然我一直在體制之內從事民族工作和民族問題研究，深知中共這方面的許多錯誤觀念和造成的嚴重現實後果，但從長遠計，總希望中國政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緩慢的進步，總希望中共會利用一個好的機遇自我改進或作良性變革，但這次中共的政府行為使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紀，這依然是一個極其罕見的完全沒有責任意識、沒有公信力、智力低下得令人匪夷所思的無賴政權，它根本沒有腦力去想清楚，再把西藏問題的解決這樣拖下去，今後是否有能量去解決未來出現在藏地和整個中國的危機，尤其在達賴喇嘛過世以後？
  我不得不相信前些日子盡力不讓自己去相信的事情：“泱泱大國”數天前面對全世界做出的對談表態最終證明只是一個齷齪的玩笑，一言既出，全世界那?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那麼多政治領袖都曾對這種表態誠摯歡迎，境內外的藏族兄弟和無數關心西藏問題的漢族兄弟和外國公民都對這種表態充滿熱望，但事實證明是一場空，再一次令藏人心碎。
   但想一想，其實並不奇怪，沒有一個真正想讓問題解決的主腦在控制對談，怎?能期待它成功呢？正要談的時候，政治局一直指導統戰工作的賈慶林跑到羅馬尼亞去了，劉延東又有其他事情，新上任的杜部長情況不熟，派了兩個只具有鸚鵡學舌功能而根本缺乏處事能力和意願的副部長，那能談出個什麼出來？這兩個人以前就參與過雙方對談，有什麼結果？二人混了多年的“反分裂飯”，怎會自毀行當？這樣搞一次對談，豈不是成心不想有人負責任地處理好對談事宜嗎？兩位原為“反分裂”先鋒的副部長巴不得事情快點結束，不是自己的事情，磨蹭什麼？雖然說起來是把半天的對談時間又略作延長，但恐怕不是應中共兩位副部長的要求吧？大半天的時間被那些早被媒體說了多少遍的廢話、指責和恐嚇佔用了不少，不延長點時間說說正經事怎麼行？就是這樣我也相信中央統戰部不可能留下足夠的時間給藏方，這也不難解釋?什麼官方媒體上相關六段文字裏只有一句話提到藏方的談判言詞。另外，把對談地點選在深圳而不是藏地，又是和以前6次對談一樣，讓你在一抹黑的情況下聽中共耍嘴皮子，或者是色厲內荏地重復指責達賴喇嘛。藏地是萬萬不能讓嘉日洛地他們去的，除了怕引起新的民眾心理上的動蕩以外，更因正在大規模進行黑箱操作，不能幹擾這種複雜工作的正常進行啊！
   我後來瞭解到，3.14事件後，迫於各方面的壓力，允許對談的說法早已經有了，但是意思下去了，卻一直沒有能做一套對談的預案上來，有可能是做不出來，更有可能是根本不想做，對比之下，倒是知道又有新的有關藏傳佛教的一些“規章制度”會於近期出臺，想來絕不會是什麼好事。
   這次也讓我看到了溫和派的實力依然是十分微弱，在人事控制上處於絕對劣勢。而那些吃“反分裂”飯喝“反分裂”湯穿“反分裂”衣裳的是一個至少乍一看十分厲害的龐大團體，這麼多年的經營下來，他們有對中共方面參與對談的壟斷權，這種情況下，談什麼？其實，正如西藏流亡政府格桑堅贊議員所說的那樣，如果對談僅僅是談一些“事情”，那就對西藏問題的解決不會有任何積極意義，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共能夠做出妥協，接受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賦予藏地包括政治自決權在內的完整的自治空間，但在可以壟斷中共方面對談的“反分裂”的威權下，這一點是極其困難的。因為他們完全不會願意將政治自決權賦予藏地和藏人，按照這些人的思路，連把藏人自行處理藏地宗教事務的權利下放都很困難，因?他們並不是要像政府在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時所宣揚的那樣奉行“政教分離”的治國原則，而是像我在前些日子寫的一些文章中所說的那樣，為了一己之利，要借助於一種站在理性、正義和良善對立面的醜惡的意識形態強加于藏地，強加于藏傳佛教和藏人的心靈之上。現在要求能以對談來解決西藏問題，賦予藏地政治和宗教自治權，保全全體藏族，那等於是要徹底放棄自己的非正當利益，放棄和非正當利益一樣非正當的職業，從曾被他們肮髒的腳踐踏的西藏聖土上永遠離開，果其如此，豈不等於要讓這些反分裂的同志們自殘嘛。
   善良的人們可能又在滿懷希望地翹首等待著下一次對談，我想或許會有下一次，但是談什麼呢？在這種態勢下，中共的談話思路總是不切本質，而是期望以表面問題的處理來混淆視聽，一如當年六•四事件前李鵬在會見學生代表等人時說的話，只“救命”，不談其他事情。二十一世紀中，包括這次會面在內的藏漢第七次對談表明，中共就沒有展示出任何意願要認真解決西藏問題。對談本是一種協商或共同研究的機制，更何況是涉及到像西藏問題這樣攸關中國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大事，但中共看來不是要和別人一起對有關問題進行誠懇和專業的共同研究，而是要讓對方“認錯認輸”，棄讓民族自覺，棄讓宗教上師，棄讓精神追求和文化自存，棄讓價值和倫理系統，答應成為變質的社會主義中國體制下的馴服的奴隸，這樣的話，奴役者怎麼會和被它看作天然的被奴役者進行對談呢？當這些不願成?奴隸的人在最低的程度上根據中國自己的憲法解釋、在最高的程度上根據人權、民主和自由等普世價值理念來質疑中共的奴隸制度的合法性時，可以想見那些奴隸主們心底深處有多?害怕和畏懼，也可以想見對談之路會有多麼艱難。
   從技術層面說，第七次對談又失敗了，但還是要談下去，達賴喇嘛指出這是一條重要的道路，所以不管多難，我們還在祈求進一步的政治變革，還在祈求有一個能逐步健康起來的中國中央政體來妥善處理當下和未來的西藏問題，作?藏人和藏族，我們在內心深處都會平靜地等待著宿命的安排。不知道會不會有具備實質意義的藏漢之間的下一次對談，但我們將等待著去看見，我們將在進一步逼來的現實中看見，雖然無人能知今後將看見什麼，但正是這種未知未見讓我們依然保留著對不可預測的明天的夢想。
   當年，瘋狂的尼祿在羅馬放起了大火自我愉悅，絢爛的火光吞噬著城市，尼祿被自己的這一毀滅行?所帶來的感官上的刺激激動不已，但沒過多久，他的喉嚨上就插上了一把利劍。感覺中共是否從整體上來講具有類似於尼祿那樣的扭曲人格，不會懼怕惡果來臨？藏傳佛教在中共手下遭到這麼大的系統的破壞，藏族和藏人遭到這麼大的侮辱甚至被奪去此間的生命，他們的過去和未來遭到可怕的篡改和汙罵，中共是否會在這個時候自我陶醉于寺院和藏民住家屋頂上強制插上的國旗上刺目的鮮紅？是否會自我陶醉於使用“非殺傷性武器”、殺傷性武器和牢獄而強迫藏僧和百姓遺棄對達賴喇嘛和藏族歷史的忠誠？是否會自我陶醉於用強權、來自納稅人的大把大把的金錢和被這些金錢養肥養惡了的貪官們搞出的一個“穩定和諧的新西藏”？尼祿和那些被他矇騙的不明就裏的羅馬人曾被鬥獸場上獅虎豺狼撕扯碎裂的囚徒們身體上的鮮血而刺激得狂喊，難道今天我們還要以無辜弱者的血和哭喊作?共?制度下那種低賤的歡愉的資料嗎？br>    夠了，歡愉終會結束的。

2008年5月某夜 (博訊 boxun.com)

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茉莉

  “綠水青山藍天喇嘛廟”，這是喜馬拉雅山南北兩個地區——不丹和西藏相似的景象。不丹，在梵語裏是“西藏邊陲”的意思。這兩個兄弟民族有著上千年的淵源，在吐蕃時代（西元8世紀左右），不丹曾是西藏的一部分。今天，藏傳佛教仍然是不丹的國教，這個小國屬於廣義的藏語文區域和藏民族區域，就連它的建築也大都是藏式風格的。
  在筆者認識的藏族朋友中，有一位姑娘的姐姐嫁給了不丹王子。歷史上，不丹王室和西藏貴族之間，就像歐洲王室貴族之間那樣互相通婚，直到五十年代中國軍隊強行佔領西藏，這兩個關係親密的兄弟民族才不得不中斷交往。
  五十年的遭際變遷，令這兩個姻親民族產生了巨大差距。今天，小國不丹以它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成功地創造了世界矚目的“不丹模式”——一個快樂而民主的佛國，而原本是老大哥的西藏，卻在這半個世紀裏，一直在大漢族主義的專制統治下呻吟和掙扎，其古老輝煌的文化瀕臨滅亡。
  就在西藏人因和平抗議被中國當局鎮壓，處於騷亂的痛苦之時，3月24日，不丹人高高興興地穿著他們的民族服裝走向投票所，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選舉。欣欣向榮的不丹就好像是一面鏡子，讓人們在對比中設想：如果不是當年中共軍隊用炮火“解放西藏”，今天的西藏將會是怎樣一幅景觀？

◎ 禦用學者強調西藏必須“漢化”
  自從西藏三月發生騷亂以來，不少中國藏學家在各種媒體上，發表言論支援當局鎮壓藏人。學者中能夠保持沈默的，已經算是良知未泯了。惡劣者如上海政法學院政治系教授倪樂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就以學術式的的語言，為中共當局消滅西藏文化的惡行背書。
  倪樂雄說：“西藏文化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落後因素比較多的古老文化，在和外部世界交流的過程中，必然要發生變化。順應這種變化是很自然的，各國各民族都經歷過這種變化。你可以把它(文化)解釋成消滅了，也可以把它解釋成更新了。”“從地理和地緣政治上來看，西藏文化如果發生適應世界潮流的變化，它就必然通過和中國文化融合來實現。”
  這種文化沙文主義的推斷很簡單：原始落後的西藏文化要走向現代化，必須通過漢化。所以中國當局有充足的“理由”，在西藏繼續進行文化滅絕。
  但是，像倪樂雄這類只為強權說話的傲慢學者，根本不懂“世界潮流”和現代化的意義，他們以為在西藏修鐵路建樓房就是現代化了。其實，現代化不僅僅意味著物質，它還包括：由專制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轉化、現代法制、人權觀念和環境保護等等。以各種標準衡量，建立在無知、暴力與謊言之上的“漢化”，完全不是現代化的必經之途。
  在五十多年中，共產黨土地改革摧毀了西藏傳統的制度，代之以一個極其橫蠻的共產制度，文革中的強行“漢化”可以視為中世紀化和原始化。在經歷巨大浩劫之後，西藏語言文化面臨危機，產生一種長期依賴內地的畸形經濟結構，其生態環境有繼續惡化的趨勢。因此，達賴喇嘛悲哀地說：“西藏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最多再過十五年就會消失。”
  而在五十多年前同樣隱世于群山峻嶺之間、同樣貧窮落後的不丹，後來卻比西藏幸運多了。當初為了避開中國的威脅，不丹和印度發展邦誼，在七十年代初期加入了聯合國，走上一條遺世獨立、自我發展繁榮的道路。不丹的經歷證明：擺脫了中國人的強行漢化，高原小國才可以既保留傳統文化，又享有全面的現代化。

◎ 達賴喇嘛和不丹國王力行民主改革
  這兩個民族令人驚異的的相同之處還在於，他們深受愛戴的領袖都主動送給人民一件禮物：民主。由於藏傳佛教國家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比較輕，因此，老百姓要求民主改革的意願並不很強烈，這就需要領袖們苦苦勸告，把民主制度強加給他們。
  最近，不丹國王還政于民的故事傳為美談。老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長期創建“國民幸福總值”，為百姓謀了很大福祉之後，為了給人民一個“確保未來繁榮安寧的民主政府”，他選擇了退位，使不丹從世襲君主制國家，一躍成為一個議會民主制國家。
  而西藏的達賴喇嘛在民主改革方面，要比不丹國王進行得更早。自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接觸先進的西方，西藏上層受到很大的震撼，藏人內部曾有過一些面臨改革的討論。雖然當時要求改革的勢力還比較小，但已經有了一些苗頭。
  1998年3月，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接受我的採訪時，談到當年在境內西藏試圖改革的情況：
  “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種落後的制度，這一點是非常明確地認識到的。一九五零年我跑到卓木，卓木在西藏和尼泊爾的邊境，當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西藏偏僻農村的情況。回來後，大約在五零年左右，我成立了一個叫‘改革會議’的改革組織，那裏面不僅僅是西藏政府官員，藏人所稱的‘會議’包括各方面的代表，除了政府官員，還有寺院和普通人民百姓,就賦稅和西藏的‘烏拉’差役，也就是勞役等方面開始進行改革。當時就已經有了土地改革的想法。”（茉莉：《達賴喇嘛訪談錄》）
  但是，正當藏人準備自己開始改革時，中共進藏大軍就兵臨城下了，以後西藏落入毛澤東紅朝帝國手中。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剛安定下來，他就在藏人流亡社區中進行民主改革。1960年，流亡的西藏人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成立了“人民代表會議”，擬訂流亡政府的憲法大綱。1963年，《西藏民主憲章》（草案）正式頒佈實施。到今天，流亡議會早已正規化，流亡政府的首席噶倫直接由人民投票選出。
  很遺憾，達賴喇嘛長期追求民主、逐步還政於民的的努力，卻不能在境內西藏實施，甚至不被很多中國人所瞭解。中共五十年來的愚民文宣，給中國人留下有關西藏的負面印象，他們仍然可笑地指控，說達賴喇嘛是的野蠻、黑暗的封建農奴主。

◎ 藏傳佛教與人民內心幸福
  那年在西藏流亡社區達蘭薩拉的陽光下，我驚訝于那些貧窮藏人和僧侶的燦爛笑臉。他們開朗達觀，是因?寬恕、憐憫和慈悲等藏傳佛教教義，給了他們心靈幸福的源泉，使他們免於對生老病死等一切災難的恐懼。
  深諳佛教的不丹國王旺楚克認為，國家政策應該關注人的內心幸福。應該怎樣實現人民幸福這個目標呢？他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極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作為一個全民信奉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國家，不丹在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不放棄自己的宗教文化認同。很多不丹人專程跑到印度去，請求達賴喇嘛為他們祈福。
  然而，在不信佛的漢族政權統治下，西藏人被告知：“共產黨才是西藏人民的活佛。”（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語）就這樣，自命為“活佛”的共產黨控制了西藏世代相傳的活佛轉世制度。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教義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是全體藏人的根本上師，但是卻被共產黨的媒體狠狠咒罵為“披著羊皮的狼”。
  於是身穿袈裟的藏族喇嘛不能無動於衷了。在西藏，喇嘛是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傳承者。身負維護民族文化的職責，喇嘛們在這個春天勇敢地走出寺院，舉行和平的示威抗議。由於中國當局的武力鎮壓，釀成了流血事件。這一切，令享受宗教自由的不丹人在震驚悲哀之餘，深感自己的幸運。

◎ 沒有自治權西藏山河破碎
  西藏和不丹的可比性，還在於他們的自然環境。不丹原本和西藏一樣，並不是什麼得天獨厚的世外桃源，而是土壤貧瘠、地勢險峻的地方。但不丹能夠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採取植樹、限制外人入境等各種措施，保護本土環境和生態資源，使其森林的覆蓋率在亞洲排名第一。為此，聯合國曾將首屆“地球衛士獎”授予了國王旺楚克和不丹人民。
  而西藏的情況卻與之相反。2007年，在聯合國評選出的“全球十個瀕危旅遊景點”中，西藏名列前茅，其上榜的原因是“過度開發”。唯色在自己的故鄉考察後哀歎說：超過400萬的遊客量使西藏不堪其負，“藏地的神山聖水被開採，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
  王力雄曾經在《草原是有文化的》一文中，談到藏區森林被大量砍伐運往內地的情況，還講了這樣一個酸楚的故事：“記得當年在甘孜州看到森林著火，幾個藏人在對面山上喝著啤酒觀看，又叫又笑。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解釋說，與其遲早砍了給漢人用，不如燒火讓自己看個熱鬧。這其實是一種無奈的宣泄。”大量的漢族移民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邊緣化，女作家朱瑞撰文談“藏人為何要抗議？”文中提及藏區下層人民陷於貧窮的深淵，很多人淪為乞丐。
  有比較才有鑒別，我們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不丹之所以能夠如此完好地保護自己的環境，尊愛自己的人民，在於它是擁有主權的的獨立國家；而連基本自治權都沒有的西藏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本土的人文環境和自然資源被糟蹋，看著裝甲車重重包圍自己的寺院。不能真正自治，這是西藏問題的癥結所在。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8年五月號

中共應珍惜這次歷史機遇


-------不能依靠那些吃反分裂飯的人和
黨內極左分子來解決西藏問題
作者:齊戈

  西藏危機爆發至今已近兩個月了，事件發生後，國際輿論一片譁然，並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對於即將在8月召開的北京奧運產生了負面影響；而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奧運火炬的傳遞，抗議聲使中共處於尷尬的境地，並成為奧運歷史上空前的難堪之舉。在國際輿論和各國政要的壓力下，4月25日，中國官方的新華社發佈了"考慮到達賴方面多次提出恢復商談的要求，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準備在近日與達賴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的消息，《人民日報》和中國中央電視臺同時轉發。新華社的消息是在中國總理溫家寶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會晤之後不久發佈的，巴羅佐在同溫家寶會談之後說，"中國似乎願意討論除了主權問題以外的所有議題。"
  雖然新華社的消息顯示，中國決定與達賴喇嘛的代表會面是達賴喇嘛一再要求的結果；然而西方媒體普遍報導說，中國的決定是迫於國際壓力。《紐約時報》4月26號的報導說："中國星期五看來是向國際壓力讓步，中共政府宣佈將與達賴喇嘛的代表見面。""中國宣佈這個決定的時機顯示，執政的共產黨希望化解3月14日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爆發暴力抗議示威，而且隨後擴大到中國西部其他藏區以來國際上對中國的批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4月25日的報導也說，中國的決定是迫於國際壓力。報導說："包括美國總統布希和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在內的世界各國領導人最近敦促中國恢復對話。"CNN駐北京記者約翰.沃斯報導說："恢復對話可以在奧運會即將開始之前為北京領導人爭取一些喘息的空間。國際壓力有可能給奧運會罩上陰影，中國領導人正在爭取減緩國際壓力。"雖然從中國和西方的媒體在事件的表述各異，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共將和達賴進行對話。當達賴喇嘛的代表到達深圳之時，有專家分析說，會談雖然時機敏感，但不太可能出現任何突破。有人認為"本輪會談結束時，我們會聽到雙方同意進一步舉行談判，而且都同意應該穩定西藏局勢，並在未來談判中討論重要議題。除此之外，就不會有太多的結果了。"
  對於這次對話，達賴喇嘛明確表示，歡迎嚴肅會談，僅僅見面則沒有意義。而中國政府則提醒達賴喇嘛要珍惜這次機會，承認當前的形勢，改變他的立場，並採取取具體措施終止他的暴力罪行、停止破壞北京奧運和分裂活動，為下一步的會談創造條件。從上述的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會談雙方的態度可知，這次會談出現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聯想到達賴喇嘛代表到達的這段時間裏，中共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以密集的炮火批判和揭露"達賴集團"，以及那位西藏王張慶黎所謂的"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愚昧無知，很難使人們對這次會談抱有更多希望。難道這次會談真的就成為沒有意義的見面而已？如果真是這樣的結果，對達賴喇嘛來說也就無所謂珍惜不珍惜了。不過，對於這次人們並不看好的會談，我倒覺得是中共難得的一次歷史機遇，希望他們一定要珍惜，而不是應付了事。
  所謂1959年的西藏叛亂，雖然各種緣由錯綜複雜，但我們更應該看到，這次反抗或是反叛，以及達賴的出走，則是毛澤東極端的階級鬥爭哲學必然的、符合邏輯的結果。因為在毛澤東眼裏，"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既然他本人抱著這樣一個偏見，西藏問題最終要走向極端也就在情理之中。所謂藏區的民主改革，與內地的土地革命、對資改造並無實質上的差別，只不過對藏區換了一個說法而已。1956年，中共雖然宣佈了六年不改的方針，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改革，毛澤東表態說："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但毛澤東說的話並非真話，敷衍而已。他一腦子的專制帝王思想，秦皇漢武都不在話下，更何況你一個小小的西藏？事實上在康區早就大動干戈，民主改革已是轟轟烈烈了。康區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四川，但你很難從文化和民族的角度上把他們一刀切開。早在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甘孜州出席會議的樊執中、沙納等13名代表向大會提出了甘孜州進行民主改革的提案，大會不但通過了這個提案並作出了在甘孜州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這就是說，所謂六年不改的方針話一句爾，一種安定藏民的謀略而已。這種說一套做一套，出爾反爾、分而治之的政治伎倆，才是所謂西藏叛亂的根源所在。從1956年起，康區就開始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尤其是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以階級鬥爭是主要矛盾之說，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政治上的左傾和極端已成大勢。從黨內黨外到內地各個領域，從57年的反右到緊接其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烏托邦的冒進已經到了狂熱的地步，毛澤東的高燒已經41度了，誰能相信他在西藏問題上還會是冷靜的頭腦？何況這個無神論者此時正神經兮兮地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要超英趕美，他哪里還會在乎十七條，在乎民族和睦，尊重宗教信仰？如果我們不把西藏59年的問題放到這樣一個政治背景上去理解，西藏問題的責任永遠都在達賴身上！因此，我們不能始終站在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上來看待歷史，更不能帶著皇權專制的偏見來處理民族問題。
  正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毛澤東在民族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更是必然。這種強硬、極端的的立場，加之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政治哲學，很快就蔓延到了康藏地區；加快了所謂民主改革的步伐，搞得藏人的中上階層人心惶惶，不是就地反抗，就是逃往拉薩，聚集起了一股對中共不滿的政治力量。而這些人後來也成了反抗或反叛，最終跟隨達賴流亡的一股重要勢力。對此，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自己在第16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就毫不隱諱地承認："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如果毛澤東的說法是事實，那?阿沛*阿旺晉美最近對59年西藏叛亂真相的說明一文中講到："在西藏從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貫徹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定方面，沒有任何違背協定的地方。因此，對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見。但是在康區和甘青等藏族地區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視並認真糾正。周總理採納了這個意見。"就是自相矛盾，值得商榷。既然沒有任何違背協定的地方，你讓中央認真糾正什麼？語無倫次！至少，事情絕非是阿沛*阿旺晉美所說的那麼簡單。對於這段歷史，胡耀邦曾說到："59年的拉薩事件，我們把它忘了，大家向前看，不再提了"，正因如此，我們就沒有必要再去爭論59年拉薩事件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這些都可以留給後人去解讀。重要的是我們對待西藏問題的現在該如何解決，才是值得我們去努力爭取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大量的歷史遺留的問題進行甄別處理，從胡風事件到彭德懷、劉少奇，以及彭、羅、陸、楊到薄一波等人的叛徒集團，當初哪個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最後審查結果，哪個又不是冤假錯案？而所謂的西藏叛亂的真相又如何呢？未必就此一件是個例外？57年以整風為名，實則是引蛇出洞，目的就是要把曾經是中共盟友的民主黨派趕出權利中心。對自己的盟友尚且如此，更何況被稱作農奴制度的代表的三大領主？毛澤東對達賴喇嘛就網開一面？能和他們和平共處？多少年以來，我們總是把別人拖到馬列鏡子的面前，說人家這裏有問題，那裏不乾淨，總而言之妖魔一個；唯獨自己在馬列的鏡子裏卻是千般妖嬈，萬種風情，好看得很！其實在毛澤東時代做了多少醜事？他本人是人是鬼眾所周知，根本無需誰來妖魔化他。我們不能一涉及到民族問題，大漢族主義的毛病就一股腦兒地湧將出來，擺出一副誓不兩立、拼個你死我活的架勢來。就是不問是非曲直，不講天理良心。所謂西藏叛亂怎麼能只說藏人鬧獨立，偏不說中共的霸道和毛澤東的無賴呢？在民主改革的承諾上，明明是中共失言在先，藏人反抗在後，豈能將責任一推了事？把屎盆子扣在達賴頭上？好在改革開發之後，中共黨內那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打破瞭解決西藏問題的堅冰，鄧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79年明確地對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先生說過："除獨立外，什麼都可以談。"而鄧小平的這個表態，得到了達賴喇嘛的良性回應：放棄西藏獨立，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解決西藏問題。有鄧小平的"尚方寶劍"，有達賴喇嘛的放棄西藏獨立、堅持走中間路線的承諾，西藏問題為什麼談了這麼多年就是得不到實質性的進展呢？其要害就在於中共黨內那股極左思潮沒有得到應有的清除，一黨專制的霸道沒有絲毫改變；那些吃的是反分裂的飯，升的是反分裂的官，發的是反分裂的財的人才敢於從中作梗；才敢於置民族和睦於不顧，置國家安危於不顧！
  今年3月的西藏危機，表面看是壞事，但最終引出中央政府與達賴中斷了許久的談判重新開始，壞事也許又會引出好結果來。中共的新聞發言人在宣佈這一消息時說到，希望達賴珍惜這次談判的機會，其實應該反過來講，中共更應該珍惜這次機會。因為中國在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經濟實力有了一定發展的同時，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國內的種種矛盾日趨激化，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已經走到盡頭，而中共至今扛著這面旗幟不敢扔，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枯燥無味，毫無創意，連花言巧語都說不上。真是不到黃河心不幹，不鬧出亂子不鬆口？中國正處於政治轉型的前夜，同時也是中共處於自身前途的十字路口，嚴峻的現實，將迫使中共不得不面對。何去何從？當然是擇善而行。這就是說，在這個歷史的緊要關頭，中共的高層領導不但需要政治的大智慧，行動的大氣魄，同時也需要各種有效的政治、文化乃至宗教的資源。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是使西藏問題因對抗而成為負擔和壓力，還是因和解而成?資源和動力呢？這當然是一個值得中共認真思考的大問題，也是我認為這次談判更是中共應該珍惜的一次重要機遇的理由所在。
  自17大以來，中共講科學發展觀，講思想解放，講軟實力，西藏問題的解決不正需要講科學，講思想解放，講軟實力的時候嗎？講科學發展，就要老老實實地學習，學習現代的政治文明，而不是學習皇權政治的陰謀詭計、帝王之學。才能懂得什麼是共和，什麼是民主，才能和專制獨裁一刀兩斷，才能懂得如何與少數民族和睦相處。有了這些現代文明的ABC,才能從毛澤東血腥政治的泥潭中爬出來，才不至於在現代政治舞臺上，冷不防又轉出幾個農耕時代的土老冒政客。不要再迷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胡說八道，因為在歷史上丟掉政權的沒有哪個沒有槍桿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不過是是農耕時代的馬上得天下的翻版，即便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家，也懂得馬上是治不了天下的。馬上治天下是指那些峙力者的愚昧，而不是政治家的智慧。所以與達賴的談判，並不只是達賴的機會，更是中共自己的機會，是化解這些年積累的大量矛盾，學習、實踐現代政治文明，順利實現政治轉型的重要機會。不能依靠那些吃反分裂飯的人來解決西藏問題，更不能依靠黨內所謂的強硬分子----實則是極左分子來解決西藏問題，這些人從來就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從這個意義上講，西藏就不是什麼問題，而是中國由民族和睦並走向現代、走向富強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資源。

迎請達賴喇嘛

朱瑞

  像所有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樣，我是在才旦卓瑪憶苦思甜的歌聲中長大的。在同情奴隸們悲慘境遇的同時，也產生了疑惑：既然“三大領主”比魔鬼還狠毒，既然西藏人民如饑似渴地盼望著解放軍，為什麼不首先解放西藏？為什麼一定要等到全國都解放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去解放西藏？
  為了找到答案，我閱讀幾乎每一本能夠找到的關於西藏的書，可是，我的眼前，仍然一片混沌。因為那些書，都是直接或間接地重復著《農奴》的故事。本質上，都是一些口號的折疊。直到有一天，我發現了《韃靼西藏行》和《亞洲腹地旅行記》，才對西藏稍有認識。知道了那裏並不是野蠻和落後之地，那裏有著異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美妙文化，和屬於自己的民風、民俗。
  1997年，我踏上了西藏之路。塔爾寺是第一站。出了措欽大殿，太陽已經落山了。回西寧的最後一班車，早已出發。焦急中，一位僧人走近了我：“我是措欽大殿的看門人，晚上我不住在家裏。”“我，可以住在你的家？”他點點頭：“我不收錢。”
  一進他的家，我被迎面牆上的畫像驚住了：在一道彩虹和壯麗的布達拉宮之間，是一位僧人慈祥的微笑。“這是誰？”“達賴喇嘛。”僧人雙手合十。“達賴喇嘛？” 我瞪大了眼睛，就是被我們批判了半個世紀之久，剝人皮，剔人骨的“三大領主”的代表？他，達賴喇嘛為什麼有著這樣一張善良、尊貴的面容？“上面不來檢查的時候，我就擺出來，措欽大殿裏也有。”“而我，沒看見呀？”“遊人，還有共產黨是看不見的。”到了西藏，我首先參觀了江孜的帕拉莊園。帕拉家族的貴族地位，已延續了十七代。帕拉本人，早已列入中共的黑名單，並被不厭其煩地批判著。他的家，理所當然地成了革命教育展覽館。帕拉的照片首先吸引了我，我心目中青面獠牙，醜陋兇殘的“三大領主”之一，竟如此英俊，氣宇軒昂！走過他的讀經室，走過一卷卷他讀過的經書，站在他用過的電話、羽毛球拍、數不盡的鋼筆前，對中共的宣傳，那一刻，我又一次產生了懷疑。我不相信這樣一位看上去教養深厚、品位高雅的人，會逼著他的“奴隸們”吃屎喝尿！恰恰相反，他應該是一位尊敬生命的人。後來，在康布溫泉，我認識了流亡藏人德塞• 慈誠。他和帕拉先生，那時，都居住在瑞士的蘇黎士，經常見面，共同探討一些問題。“帕拉是一位謙虛、忠誠、與人為善的人，在流亡藏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慈誠先生說這話時，並沒有看我，他在自言自語著。
  在西藏工作期間，我有幸接觸了更多的“三大領主”和“三大領主”的後代。夏劄•班丹甘覺，便是其中的一個。夏劄家族所有的財產，包括世代居住的老房子和遍佈前、後藏的谿卡莊園，全部被中共沒收。而夏劄本人，在監獄裏度過了近二十年。一次，夏劄夫人（察絨的女兒）拿給我一張照片，是剛剛從國外寄來的。照片上，夏劄先生穿著華貴的古緞藏服，英武地騎在馬背上，周圍是噶廈的官員們和歡笑的藏人。那是四十年代末也許五十年代初，祈願大法會期間，夏劄先生擔任“雅索”的瞬間。可以想像，如果沒有中共的闖入，夏劄先生也會像祖輩那樣，有著輝煌的前景。但是，他並無怨言：“生命無常，這一世為人，已足矣。”無論富貴還是窮困，在他看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呢？我認識夏劄先生那一年，他七十七歲了，仍然每天讀經，並以幫助別人（也包括幫助我這個漢人）為樂。“這是前輩留下的習慣，儘管做的不如前輩，但還是堅持了這個好的傳統。”他說。
  那一刻，我明白了為什麼在《農奴》裏扮演解放軍戰士的索朗次仁，為他有一個貴族出身的母親和貴族出身的第一個太太而驕傲。
  顯然，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西藏，並不像中共詆毀的那麼黑暗。而社會主義，當然也不像中共唱贊的那麼光明。如果事實求是地比較中共官員的奢華生活和下崗工人的境遇，不知會上演一部怎樣驚心動魄的《農奴》。事實上，把五十年代以前的西藏社會，一廂情願地定為農奴制，並無中生有地妖魔化，不過是中共為了掩蓋其野蠻地破壞西藏社會結構的一個愚民理由。衡量一種社會形態的合理與否的標準，應該是民眾，只要它的民眾幸福，這個社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沒有進步與落後之分，其他的民族，更無權干涉。
  入鄉隨俗，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即使一個遊人，啟程之前也要閱讀旅行指南，瞭解一點異鄉的風土民情，以防違反和敗壞人家的傳統。而我們中國人，你們在進入西藏之前，真正地瞭解西藏的民俗民風嗎？真正地懂得尊重西藏的文化嗎？而我們中國人，當你們為國家和民族吶喊的時候，真正地瞭解幾十年來，中共在西藏推行的極左政策嗎？真正地瞭解中共官員在西藏信口雌黃，砍伐資源，亂殺無辜嗎？如果國家的意義就是為了利用那一片清淨的土地裝載拉圾、擴大版圖；如果民族的意義就是了輕視、擠壓和毀滅另一個民族，在這個基點上，為國家和民族吶喊，就是在行惡！
  人們不會忘記二戰前的德國，那些反對戰爭和希特勒的人，是怎樣地被他的民族污辱，甚至屠殺。是的，真理並不總是在多數人手裏。那些被縱容的人們，如今為那個國家和民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中共無神論的統治和教育，破壞了幾代中國人的信仰。換句話說，利益，在人們的眼裏，已成了信仰。從中共官員，到職員、工人、學生、商販，無所顧及地為了個人利益侵略他人的利益。弄虛做假，見風使舵，已成了時尚。在中國，不設防，便無以生存。
  而這種墮落，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西藏。尤其是從五十代年開始到今天仍然如火如荼地揭發、檢舉、出賣和背叛（在中國，只限於五十年代的“反右”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丈夫出賣妻子，子女出賣父母），殘酷地分裂和扭曲著這個民族，西藏高原，已滿目瘡痍。
  我們怎能不理解藏人深藏在心底的對達賴喇嘛那不滅的崇敬？！我們怎能不理解藏人今日對達賴喇嘛那強烈的呼喚？！
  達賴喇嘛不僅是西藏人的財富，也是人類的財富，尤其是中國那片惡貫滿盈、精神一片空虛的土地，更需要達賴喇嘛的慈悲、善良和智慧。這位聖潔的老人，將喚醒我們的良知，解除人與人之間的防範，陪伴我們的精神回到安全、正常的世界裏。像八思巴，這位西藏佛教大師，曾為忽必烈的國師一樣，而達賴喇嘛給予我們的恩澤，也將像八思巴給予蒙古人一樣，源遠流長。
  請中共珍惜和達賴喇嘛對話的機會，迎請達賴喇嘛，尊重事實，揚善祛惡，洗刷你們的罪孽。這個世界，不會忘記你們。

完稿於2008-4-22

執著言說：一個藏人孤獨的聲音

作者：Jill Drew 譯者：John Lee

   每天早晨，一如往常。她起床，然後到電腦前去寫作，去打破層層包裹住近來西藏事件的沈寂。西藏是她的故鄉。
   唯色，一位41歲的西藏作家——她習慣按照藏人的傳統只用單名——明白她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她是外界唯一可以獲得的來自中國境內的西藏的聲音。目前，中國政府已經逮捕了數百人，並基本上切斷了與藏地的通訊聯繫。
   儘管她住在北京，唯色依然與藏地保持著廣泛的聯繫，自從3月14日西藏首府拉薩發生嚴重動蕩以來，她通過這些聯絡將消息發佈到她的博客上。政府方面已經說過暴亂與動蕩是由暴力的分裂份子鬧事造成的。而唯色則在構建另一種?述——一個長期發酵的民怨點燃的抗議行動，反對北京壓抑西藏文化與佛教信仰。
   這並非易事。上個月底，黑客攻擊了唯色的博客，致使她無法發表文章。先前，安全人員還將她軟禁過。一名警察曾警告她不要再寫西藏了。
   “我告訴他，‘除了西藏，我對寫其他沒興趣。’” 唯色，這位當代最著名的西藏作家說。“我希望完整地記錄歷史，並成為現在所發生的事件的見證者。”

政府控制
   現在奧運火炬手正準備從西藏一側攀登珠峰，達賴喇嘛的特使已經開始與中國方面就最近的西藏危機進行正式會談。關於如何解讀遙遠的喜瑪拉雅地區所發生的一切，在世界範圍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但是，所有這些討論幾乎都缺少來自生活在西藏的藏人的聲音，他們可以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從而使他人判斷他們是否被誤解。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所主任羅比·巴聶特（Robbie Barnett）說：“她是主要的聲音，她是為數非常、非常少的可以在這個討論中提到姓名而仍然不會沈沒的藏人之一。”
   唯色的作品不合中國政府的口味。她的書籍在中國遭到查禁，過去兩年，她在中國的伺服器上開設的三個不同的博客被關閉。這是受到政府的命令，一位在網站的朋友這樣告訴她。她目前的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設在美國的一個電腦伺服器上，儘管如此，在4月26日也因遭到攻擊而癱瘓。
   “不只是我而已。許多學者也都沒有言論自由。他們的博客以及網站都被封鎖。”唯色在電話訪問裏這樣說。她的住處位於中國首都的一座公寓樓的20層中。雖然對她的軟禁已經解除，但是來自當地安全局的警察們仍然會監視她的住處，她說她有時被跟蹤。
   “這表明了中國政府對言論的嚴格控制，”她說。“他們不想我留下這樣的記錄，這些記錄從真實的角度談論了西藏發生的事情。這種聲音是政府不願意聽到的。”
   4月1日，在青海省會西寧，另一位西藏作家和研究者加羊吉（Jamyang Kyi）在青海電視臺她的辦公室被逮捕。作為一位著名歌手和電視主持人，加羊吉寫作了一些關於婦女權利的文章。她曾經為唯色寫過一首詩，稱讚唯色所做的工作——
從你那充滿活力的心聲裏
我看到了我們祖輩在高原山川留下的足跡

意外的異見者
  從很多方面看，唯色不應該是一名異見人士。她出生在拉薩，家庭成員中有不少人是共產黨員。她的父親是解放軍駐藏某部的副司令員，這使得他的家庭很容易獲益於中國對這個地區的控制。
  “我過去曾經相信，軍隊到西藏是來解放藏人的。”唯色說。
  她四歲時，她的家庭搬到四川省的藏人傳統地區。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結束後，學校重新開放，唯色和她的同齡人們接受的是漢語教育。沒有一堂課用藏語。雖然她可以講藏語，但是和她這一代的很多人一樣，從來未曾學習如何閱讀母語以及用母語寫作。
  在獲得中國文學的學士學位後，她回到拉薩。“我當時的想法沒有建立在現實基礎上，”她說，“我一心想的只是寫詩。”
  在回到拉薩之前，她對佛教並沒有太多的思考。作為黨員，她的父母不怎麼信仰宗教。但是一回到拉薩，唯色說，她便?佛教的教義所吸引並開始珍惜起佛教的文化。
  她的政治觀點也開始發生變化。有一位朋友從香港帶來一本達賴喇嘛的傳記，唯色如饑似渴地一再讀著。在中國干預11世班禪喇嘛的轉世，並將他們選擇的候選靈童任命?藏傳佛教第二號領袖的時候，唯色跟她的藏人朋友一樣，感覺受到侮辱。她解釋說：“中國對僧人的控制非常嚴格，如果你生活在西藏，你每天聽到和看到這些事情，你的觀點肯定會有變化。”
  1999年，唯色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詩集，用抒情和隱喻的手法探討了藏人的民族認同感，並間接地涉及了一些敏感話題。她的第二本書，是一本散文集，則直入主題，當局不久就查禁了這本書。唯色被告知除非她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否則她將失去她在政府主辦的文學期刊的工作。她失去了收入、退休金，也失去了安全保障。
  她說：“我的寫作變得很明確。我父親過去一直教導我聽黨的話，在寫作的時候可以有自己的感受。我只好在我的感受和黨的話之間尋求平衡。但我最終發現這是不可能的。”
  她搬到北京，並在第二年與異見作家王力雄結婚，他在她的人生轉折關頭一直給予支援。她不僅沒有承認政治錯誤，反而成為一個揭露西藏真相的聲音。如果作品不能在中國發表，她就在臺灣或香港發表。如果中國不願意聽到真相，那麼外界也許想聽。
  在唯色離開拉薩時，她以對70多名親歷者的訪談為基礎，投入研究另外一個敏感話題——文化大革命在西藏造成的苦難。這項工作——後來成為在臺灣出版的兩部作品的主題——實際上是受她父親拍攝的照片所激勵，這些照片記錄了寺院被毀、人們被當作階級敵人而在群眾鬥爭大會上受到毆打和侮辱。幾乎沒有人記錄那個時期藏人的經歷，而學者們都很渴望她的書翻譯成英文，其中一部已被翻譯成法文。
  唯色多次申請護照，但總是被拒絕，所以不能到國外旅行。她說，在過去這其實無所謂，但現在不同了。她在北京的小公寓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以藏族的風格加以裝飾，在那裏她感覺很自在，除了去藏區進行寫作和旅行，她的許多時光都在電腦前度過。
  但是3月14日以來，她說，生活在北京變得十分艱難。“有太多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們對西藏知之甚少，對其他很多事情也僅知皮毛，”她說。“我對此實在反感。”
  在靈感閃現時，她會創作一些短詩。但大多數時間，她都在盡可能地記錄藏地內部的局勢。根據她的報道，在拉薩動亂中有至少150名藏人喪生，而不只是政府所聲稱的22名漢人死亡。
  “有時我會害怕，尤其當我聽到我的朋友遭到毆打，”她說。“但是我覺得我有責任要這麼做。有些事情目前實在難以瞭解，但是，我瞭解多少就會寫多少。”

------來源：《華盛頓郵報》2008-5-6 第A10版

簡訊

  6月4日是藏歷薩噶達瓦〈四月〉初一,也稱佛誕月。西藏流亡政府特被舉行祈願法會超度5月12日四川大地震中遇難的民眾。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親自駕臨大乘法苑,高登獅子法座為遇難者進行了超度,並為災區人民進行了祈福。

中共暴政欠下西藏人民的血債

作者：李治雄

  很多人都應該知道共產黨不但是靠暴力起家，而且又是靠暴力和謊言來維持其獨裁統治。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來，獨裁者通過不斷發動政治運動對全國人民進行高壓和恐怖統冶，每發動一次運動，都要殺、關、管、批鬥來整治和迫害一批人，使無數無辜的百姓遭殃。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邪黨的誕生是怎樣破壞了西藏人民流傳了一千多年的傳統佛教生活方式。西藏這個佛教社會的世外桃源，這個當代佛教三大流派之一的藏傳佛教的故鄉，在中共執政後的一九五零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打破了他們的生活寧靜。中共進藏時曾與西藏政府簽署了“十七條協定”，保證藏人的宗教自由，保證不干涉僧侶們的宗教生活。但“解放軍”進藏不久，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的社會體制和宗教生活被嚴重破壞，藏人的不滿和種族仇恨日益加深。一九五九年，西藏爆發了全民反抗中共統治的起義。?此，中共出動大批軍隊屠殺和鎮壓西藏人民，在這次所謂平叛中，中共屠殺了一百二十七萬藏民人口中的八、九萬！西藏百分之十至十五的藏人被逮捕，幾萬藏人餓死在監獄。藏族萬?敬仰的、年僅二十四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帶領十萬多藏民翻過雪山被迫逃亡印度。
  再看看在文革期間，藏人居住區的寺廟幾乎百分之百遭到中共的破壞，現僅存的七、八座，沒有一座是完好無損的。據已故班禪喇嘛稱，原有僅六十萬佛教僧侶中有十一萬人被迫害至死，二十五萬人被迫化俗。中共把如此慘重劫難歸咎於十年「文革」。
  2008年8月，北京將舉辦舉世矚目的奧運會，但令世人忍無可忍的事又發生了，同年的三月，中共又在西藏大開殺戒。更可惡的是，當時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竟頭戴鋼盔在拉薩街頭指揮戒嚴部隊對西藏人民再次大開殺戒鎮壓，已知被屠殺藏人達一百四十多人。
  今天的西藏文化慘遭破壞到如此地步，今天的西藏人民慘遭屠殺、迫害到如此地步，這些都是中共暴政欠西藏人民的血債。 只要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這些累累的血債將永遠載入史冊。
  中國社會民主黨澳洲党部副主席;李治雄 2008年5月4日(博訊 boxun.com)

與達賴對話乃北京拖延之術

作者：郭永豐

  北京和達賴喇嘛的對話，根據《新華網》口氣，說是“考慮到達賴方面多 次提出恢復商談的要求，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準備在近日與達賴的私人 代表進行接觸磋商”。只看這種居高臨下盛氣淩人老子天下第一的傲 慢與驕橫的腔調，我們就可以看出，當局對此次談判毫無誠意，甚至 還是不屑一顧的，即便談判也談不出什?名堂，只是?拖延之術尋找 有力依據和藉口，這便如同美國等西方國家與流氓朝鮮的六方會談一 樣，一定也是一次馬拉松式的談判生涯。
  之所以決定要“接觸磋商”，僅僅是因為“達賴方面多次提出恢復商 談的要求”，尤其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當奧運迫在眉睫的萬分 緊要關頭，如果在全球注目下，當局再不有所鬆懈的表現，或給西方 政府一些情面，繼續以極強硬的姿態完全拒絕或乾脆置之不理，他們 自己一定也會感到很不好意思，而理屈詞窮，喪失機會和面子更大。 畢竟各國說客與使節，已紛紛登門給北京直接做工作了。作?最愛面 子的北京方面，不說看在家奴的份上，僅看在很多重要國家的政府與 元首高度重視的份上，在奧運即將舉行的關鍵時刻，也要妥協一些 了，這當然是被逼無奈，也是大勢所趨，絕不是中共當局的本意。
  由此可知，這種暫時讓海內、外部分異議人士略微欣喜的事件，實際 讓筆者只是感到很沈重。也就是說，對於用純流氓方式統治國家的中 共政權，真正要取得與其對話的誠意，前提條件就是談判的雙方必須 勢均力敵，否則，只要中共始終佔據強勢地位，對於任何想與其談判 的組織，他們都會不屑一顧。畢竟西藏不同於臺灣，如果是臺灣也許 有一些平等談判的本錢。而對於眼下就是中共囊中之物的西藏，即便 自治派懷有怎樣一種善意，也必須只有完全按照中共單方面的意願行 事，否則，談判就一定不會產生絲毫成效。
  所謂達賴的中間路線，雖然表面看來也承認一黨專制，只是希望給大 西藏“一國兩制”的機會，當然這種“兩制”中，必須要求大西藏內 部實行完全民主“普選”，可作為已經回歸大陸十年多的香港，本來 在回歸前的協定上就已經寫明瞭回歸不到幾年就要實行普選的，可直 到香港民主派爭取到了現在，還依然沒有絲毫兌現的可能。在眼下這 種談判雙方勢力極?懸殊的情況下，中共當局確實會立馬給大西藏這 種機遇嗎？尤其在中共內部極端邪惡勢力與頑固保守勢力的嚴重掣肘 下，量眼下正處於弱勢的胡溫，即便確實也有這種心意，一定也難達 到實質的結果。
  有關西藏的問題，究竟要不要大西藏？這本身就是一個大命題，需要 很多專家專門論證很多年。如果要大西藏自治，在民主中國究竟應該 怎樣自治才最符合大中國整體的需要？大西藏肯定不能實行政教合一 重回農奴制時代，等等許多問題，這都是中共所重點考慮的。尤其關 于政教合一又回到農奴時代的說法，中共媒體正把此作為西藏獨立的 藉口重點在批駁。這實際也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所不能容忍的。我想僅 僅要求自治的達賴再愚蠢也絕不會向當局談判這種倒退的要求。畢竟 達賴本人在自由民主國家生活半個世紀多，政教怎麼能再合一而重回 農奴時代呢？關於這種說法，這還需要達賴本人對此問題闡述更具體 詳盡，最好做個可行性的方案公開發表出來，以便讓民主派人士全面 瞭解所有事實。
  對於頑固堅持一黨專制的中共，無論境外《蘋果日報》批其對話不過 是給西方作秀，達賴侄子也說複談是在耍花招，已回到西藏流亡政府 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27日也針對複談發表最新談話說： “除非中國很認真的針對西藏議題尋求解決方案，否則和中共談判是 沒有意義的。”而根據最近大陸網民的普遍反映，說“誰和達賴談判誰就是賣國賊”，以及中共官媒依然不改批藏獨的強硬態度，譬如 《新華網》連篇累牘地報道：謊言掩蓋不了恐怖本質；《人民日報》 報道：“藏青會”從暴力走向恐怖，“藏青會”頭目鼓吹用自殺式襲擊謀求“藏獨”，“藏青會”的恐怖組織性質毫無爭議，恐怖組織 “藏青會”是人類的公敵等等。
  由以上可知，此次對話只是迫於國際壓力的無奈表示，是形式而已， 毫無實際意義。當然，這對於中共馬上要舉辦的奧運會，這種談判至 少可以讓激進的藏青無藉口鬧得更兇猛，讓西方國家再無理由繼續擴 大抵制奧運會的深度、廣度和規模，僅此而已。

------- （2008年4月28日） 原載《民主論壇》

關於西藏事件的座談筆錄

作者:陳思

  對于這次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各省藏區的此起彼伏的示威遊行和暴動，北京政府信誓旦旦地向中國民眾和全世界說有確鑿的證據顯示是“達賴集團在背後策劃和煽動”的；網上也有很多讀者評論認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經濟建設的支援力度已經夠大了，西藏人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藏人應該知足感恩了。但是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西藏至印度避難以後，直至今天，每年還有男女老少數千人，背著乾糧，徒步穿越整個喜馬拉雅山脈，翻過這個世界的屋脊，繞過中國和尼泊爾的邊境防守，最後到達印度，去投奔達賴喇嘛。這其中的很多人都在穿越海拔幾千米高的雪山的過程中冷死或者餓死甚至摔死了，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達蘭沙拉的醫院裏，每個月都有新的到達者，其中就有很多是因為路途中被嚴重凍傷，而不得不做手或者腳的截除手術。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以經濟建設為綱，以為經濟上去了，建設好了，就等於一切了。中國人大多沒有過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體驗，再加上政府對宗教的歪曲宣傳和對西藏歷史（譬如所謂的農奴制度）的刻意攥改，漢人在西藏不能理解和尊重西藏人的行為就很自然了。北京政府以為經過了這麼幾十年的宣傳和教育，受到了經濟建設的益處的藏人應該對他們感恩戴德了，而且也應該已經在他們的宣傳下，開始對“達賴集團”產生反感厭惡了。但是北京政府沒有處理好的是什麼呢，經濟建設是有了，但是受益的並不是藏民，更多的是蜂擁進去的以四川人為主的漢人，在整個藏區，西藏人被徹底地邊緣化，被歧視，被排擠，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我在西藏各地區與很多當地人人聊天，的確有很多人認為，現在的生活水平是普遍提高了，但是社會地位卻降低了。政府嚴厲禁止任何藏民藏有達賴喇嘛的任何照片和書籍，但現實情況是幾乎家家戶戶都私自珍藏著他的照片，哪怕只是一個小頭像挂墜。從這裏可以看出來，西藏人內心深處還是很懷念達賴喇嘛的。
  整個拉薩，看起來挺繁華的縱橫街道上，有著數不清的大小商鋪，百貨市場，娛樂消遣，但這些基本上都是漢人的，屬于藏人的沒多少家。不但如此，基本上是漢人群體的出租車司機看到藏人都會繞著走，盡量不載或直接拒載。他們認為藏人衣著骯髒，身上有難聞的氣味。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被歧視的少數民族和二等公民。他們心裏普遍有著嚴重的被歧視被欺負的恥辱感，這種恥辱和憤怒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肯定要爆發出來。但藏人所希望的不是像北京所誣蔑的那麼，尋求獨立呢？我所瞭解的情況是，大多數的西藏人首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其次才是藏民。所以他們的內心所尋求的，並不是什麼獨立；絕大多數人也其實不清楚“獨立”意味著什麼，他們以為獨立了，就可以過自己的日子，不需要這麼受歧視和羞辱了。
  那麼印度那邊的情況又如何呢？達賴喇嘛1959年到到達印度後，通過幾次的國外考察之後，這個西藏最高領袖認為民主是好東西，一定要實現民主。於是乎，歷史上就出現了一次由君主強制實行的一次民主，由上至下直接實行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不理解，並且在投票中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達賴喇嘛的權威不可替代，不能接受其他人擔任他們的領袖。但是達賴喇嘛堅持認為民主是好東西，對人民有好處，還是義無反顧地解散了舊有的噶廈政制，重新重組了議會制的內閣政府。內閣總理和各部長由全體流亡藏民投票選舉，達賴喇嘛自己不是總理或者任何實際職務，但從我的觀察來看，他還是實際上的領袖；和他們的內閣部長等接觸來看，流亡政府的各項政策，基本還是由達賴喇嘛線了算。內閣還是以實行達賴的路線為主，流亡藏人大多數都支援達賴的和平路線。
  當然也有不支援達賴喇嘛路?的，他們的比達賴喇嘛要激進得多，其政治訴求就是一個獨立“大藏區”。他們通過成立藏青會（西藏青年國會），舉行集會，向藏人和海外宣傳，來表達他們的獨立訴求和提高他們的影響。藏青會的成員大多數教育背景良好，基本上是學生，學者，商人，很少有普通的藏民。其領袖很多是從歐美留學回來的藏人。
  早些時候，譬如說2000年之前，藏青會的成員普遍還比較年輕，他們爭取獨立的方式也還是很平和。很多時候只是在支援這流亡政府做一些協助性的工作。那時候，藏青會有幾個特點．第一，他們年輕，以大學生和學者群體為主。第二，他們溫和，他們也不主張暴力方式．第三，還是2001年的時候，我與他們的成員聊天，感覺他們還是很尊重達賴，只是他們?達賴太善良了，不懂得政治的醜惡。譬如說，達賴的哥哥與北京政府談判，都已經Ｎ次被北京政府耍了。他在政治上，是不是太善良了和過於理想主義？！達賴喇嘛常常在幾萬人的集會上，與藏民們說：我對與北京的談判很樂觀，估計兩三年之後就有進展。給很多藏民的感覺是，達賴喇嘛是個好的宗教領袖，是個寬厚的人，也因為如此，他把政治想得過於簡單了。後來北京談判又再次破裂，這對藏民來說，有集體羞辱的效果。達賴對藏民眾，再等等吧。從七八十年代開始，他都是這麼講的，都是說很樂觀，兩三年內就可以回西藏了。進入了21世紀以後，流亡藏民們已經漸漸適應了在印度和海外的流亡生活，也漸漸適應了達賴喇嘛的樂觀了。
  大概是2003年的談判失敗，對藏民又是一次重大的集體羞辱，北京方面基本上也不怎麼見達賴喇嘛的的哥哥。達賴喇嘛此前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展開談判，他們只是希望北京政府應尊重我們的宗教生活，尊重我們的風俗，其他的經濟軍事和外交等都可以有北京政府管理。但是達賴喇嘛的哥哥也沒怎麼能與北京進行真正的談判，北京就一直堅稱達賴還是有獨立之心，這邊達賴喇嘛剛說完他們不想要獨立，這邊北京政府立馬公佈就說達賴喇嘛沒有誠意，獨立之心不死。國際社會都看得很明白，就大陸的中國人真的相信達賴喇嘛要獨立了。這樣的環境下，就造成了整體的流亡藏人都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對達賴喇嘛的路線又一次產生了懷疑。有個別的激進的藏青會分子，甚至張貼告示說要和達賴喇嘛決裂，更激進的甚至揚言說要殺死他以掃清通往獨立的大道。
  說得難聽一點，達賴像個小孩，天真而且寬厚，這在政治上就南面常常被善於政治手段的北京政府所玩弄。北京政府認為達賴喇嘛現在根本沒有談判的籌碼，所以只盼著他死，等他死後，西藏就沒有了精神領袖了，那時候就好處理了。
  達賴喇嘛也意料到了這一點，十一世班禪喇嘛的事情給他一個極大的教訓與警示。（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活佛傳統？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是宗喀巴大師的兩大弟子，他們誓願要生生世世守護宗喀巴大師的教法。如果達賴喇嘛先去世的話，班禪喇嘛就負責把他的靈童找出來；反之亦然。這兩個人的傳統至今已經有十幾世了。這一世的達賴喇嘛是十四世，班禪喇嘛是十一世。所以按照傳統，在第十世的班禪額爾德尼喇嘛去達之後，西藏的紮什倫布寺根據他的遺言，開始了十一世靈童的尋訪。紮什倫布寺在給北京傳遞尋訪的發展的同時，或者之前，都給印度的達賴喇嘛發去了最新進展的報告。因此，達賴喇嘛得以搶在北京之前，確認了十一世班禪喇嘛。並且在他的授意之下，進行了坐床儀式。北京聞訊大怒，接著下來的事情就是， 只有十歲大十一世班禪連同他的父母等人突然人間蒸發，至今下落不明。我們在國外，經常會看到在宗教場所：尋找十歲的十一世班禪。這些事情大陸中國人都不知道。曾經在新聞發布會時，有外國記者問起此事，發言人曾經回答說：你們放心好了，他們活得好好的，不希望受到外界的乾擾。這就間接說明瞭十一世班禪還沒死。現在我們見到的班禪喇嘛，就是真正的班禪喇嘛被人間蒸發之後，由北京政府大張旗鼓地弄出來的，他前兩年一出山，就立刻發表活佛日記，說黨多麼好，恩情多深。說明黨的教育還是很成功的。如果這個十四世的達賴喇嘛死了，按傳統，十五世達賴喇嘛還會到來，那麼北京政府就有可能再次操控靈童的遴選和教育。所以，達賴宣佈，十四世的達賴喇嘛可能是最後一世了，這是為了避免類似情況的發生。
  那麼達賴喇嘛不再來了的話，西藏的政教領袖會落在誰在身上？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十七世的大寶法王。他早已經逃亡到印度，和自己的上師在一起，佛法和政治上已經相當成熟了。從種種跡象上來看，他肯定會是達賴喇嘛的繼承人。十七世大寶法王到印度，就是為了和自己的上師會合，接受更系統的教學。從世俗政體的觀點來看，他二十多歲，就是內定的接班人了。他在藏族和佛學界的的威望越來越高，並且他在印度的住處也被安排在離達賴喇嘛不遠的地方。
  問題就在於，達賴喇嘛的威望，在很長時間內，大寶法王是無法替代的。即使達賴喇嘛十年後才去世，大寶法王也才三十多歲。在這種情況之下，屢遭失敗的藏青會，會在競爭上越來越有技巧，越來越成熟和具有威望。達賴喇嘛是四大佛教至高無上的領袖。四大派的領袖從佛法修養上和人格道德上是忠心欽服達賴的。藏傳佛教有四大教派，達賴即是四大教派的領袖，也是政治上的領袖。按我的觀察，我判斷西藏流亡政府與流亡藏民的趨勢，達賴喇嘛死後，大寶法王會成為精神領袖，而藏青會則會迅速崛起，成為流亡政府的主流政治力量，更加暴力地對付北京政府。藏青會會通過宣傳，選舉而主導政府內閣，建立世俗的政權，他們的政策就肯定不會再是中間路線，不會是和平的，而是脫離佛教本懷的暴力手段。主導政府之後，他們所訴求的是獨立，因此北京政府的愚昧就在於不能在達賴喇嘛有生之年，妥善處理好這個事情，非要等到藏青會漸漸從溫和到暴力，從在野到當政，那時候西藏就烽煙四起，更難收拾了。
  我去過西藏大學，專門瞭解了一下他們的學科人口比例，裏面大致有經管學院，有科學學院，有藏語言文學院。在經管與科學學院裏面，從招生的要求來說，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分配給漢人。藏民要讀西藏大學，大多數人只能去藏語言系。教歷史的話，講到西藏的過去，那就是農奴制，不能講佛法，不能講傳統。在所有的小學裏面一律教漢語，不能教西藏的文字和文化，即便有也是相當淺的層次。我在學生宿舍裏見到一些內地省份的人跑到西藏大學上學，問他們為何選擇那?偏遠的西藏，他們說這裏讀書包分配，基本上都能進去政府機關。所以西藏的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人選和格局就這樣被准備好了。商業方面，在西藏大多數的人，來自四川與浙江等地，西藏人幾乎沒有立足的地方。西藏人有一些行為和我們不同，他們之中往往有些人賺了一些錢就不乾了，夠用就好了。或者他們有的人掙錢到一定程度，機緣巧合，接觸到一位活佛，頓悟了人生的道理，馬上就把錢財佈施出去，只剩下一些基本的生活條件。因此他們與真正的內地商人無法競爭，也因此被迅速地邊緣化。
  那麼西藏人所最重視的佛法信仰情況又是怎麼樣的呢？2003年的時候，西方有對中國限制西藏的信仰自由的批評。北京立即反駁說此事純屬污蔑，說西藏人們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國務院還拿出大昭寺的門口的相片，展示很多人在門口跪拜的情景。可是大昭寺本來作為西藏最高佛殿的只能已經失去了，現在是有政府找幾個僧人在那裏做一下管理，允許遊客進入，但收費是很貴的，大昭寺成為西藏的政府的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我們去西藏旅遊的人，是肯定要去大昭寺的。可是現在大昭寺僅剩軀殼，裏面沒有講經說法，沒有授業傳道，沒有真正的高僧了。格魯派三大寺的領袖都秘密流亡到印度，所以在拉薩的三大寺的教學質量不行。藏人為了保存他們佛法傳承系統，在印度又重建了三大寺，每個寺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那上學習。每個寺都有人在那負責募捐。
  西藏很多小寺廟被摧毀。過去一些很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們認為，出家當和尚尼姑，不結婚是愚昧的。有些年輕的解放軍在西藏犯下了很多罪行，還有資料顯示有人拿槍逼著和尚和尼姑當眾做愛。80年的時候胡耀邦去那視察之後，實在看不下去，回到北京就將很多領袖撤走。四川色達五明佛學院，作為西藏最大的佛法傳承基地，在最興盛時期，吸引了幾萬漢藏信眾來投奔追隨，在一個山榖中，幾萬個小木屋團團圍著榖底中間的幾個小寺廟，非常壯觀。但是政府突然勒令說要兩三萬的男性信眾減到一千人，女性追隨者被要求減到四百。他們還在當地雇了流氓，據佛學院的人說，對流氓們“包吃包住包嫖”，將他們的木屋大肆拆毀，不准再運木材進去。這樣大批的人被冷死，餓死．有一些尼姑的屍體都被老鷹禿鷲吃掉。這是2002年的事。我親自到過那裏，看到被摧毀的木房。如果你是藏民，你會怎麼想，你會怎麼做？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對那些在西藏的漢人們說，你要理解西藏人的生活習慣，習俗與傳統，要盡量去尊重他們。所以，偷偷地跑到印度去學習的人，有良好的教育，擅長英語，學習完畢之後不斷地回到西藏。他們不能進去政府管理系統和企事業單位，只能教英語和當導遊。他們是來自西藏的千家萬戶，他們有高學歷，他們在達賴喇嘛身邊待過。這種號召力和影響力是無窮的。這等於歐洲古代時期，在一個邊遠的宗教區域，突然有個年輕人從梵帝岡學習回來了那種效果。他們這群人在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區發揮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是意見和言論的領袖。除了藏青會之外，還有在三大寺裏的那些喇嘛們。他們從印度學習回來，又繼續在三大寺裏教學。他們一樣影響到西藏的宗教團體。
  今年發生的從三月十日開始的事情，從以上的分析上看就非常自然了。再加上，三月十日是西藏的起義紀念日，再加上奧運，大家都覺得可能可以借機發泄一下，引起更多的國內外的關注吧。我堅定認為，達賴喇嘛絕不可能在背後主使和煽動此事。他認為，你要相信因果。如果因是暴力，那麼由這樣的因得出來的果就絕對不可能是和平。所以他堅決反對通過任何暴力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世界上和歷史上有很多族群已經和正在利用暴力，通過流血來取得他們的政治訴求，而達賴喇嘛卻帶領著這個龐大的民族群體，不斷通過溝通與談判來促使這件事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敬仰，值得全球人民學習的。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也是這個原因吧。---(博訊 boxun.com)

會面並非最重要

作者:王力雄

  目前，對於西藏問題如何解決，各方面的呼籲主要集中在希望中國領導人與達賴喇嘛會面上。
  這種會面肯定是有意義的，但我認為不應該被當作唯一指望。其實相比之下，是否會面並不是最重要的。毛澤東與蔣介石會過面，歷史沒有因此變化；以色列的拉賓和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韓國的金大中和朝鮮的金正日、還有其他一些敵對陣營的領袖都曾會過面，效果也不如期望的那樣。
  如果沒有改變內心的敵對立場，僅僅是迫於壓力，把會面當作一種對外表演，或是達到自身目的的權謀，那麼即使會面了，也只有形式上的意義，除了可以給媒體製造新聞，不會有多少實際價值，反而會掩蓋問題的實質，拖延問題的解決。
  此前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特使的六次會談就是這樣——面見了，話談了，但是從最初被譽為“破冰之旅”，到達賴喇嘛最終表示未取得任何進展，六次會談不但沒發生正面效果，反而促使西藏陣營的獨立派和強硬路線占了上風，縮小了中間道路和溫和派的空間。西藏爆發的這次動蕩，六次會談的無效肯定是因素之一。由此也可以同樣展望，如果中共領導人和達賴喇嘛會了面，卻沒有具體成果，那樣的結局可能要比不會面還糟。
  我認為，西藏問題的解決首先應該是中國政府進行自我反省，以往實行的民族政策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投入那麼大力量，花費那麼多金錢，藏區的不滿和動蕩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二十年後擴大了很多。如此明顯的失敗，說明一定是存在根本上的錯誤，才會導致這種適得其反。因此對當前而言，重要的是改變錯誤的民族政策，才可能走上解決西藏問題的正途。
  怕的就是不從自己方面找原因，而是堅持把責任推到“達賴集團有預謀、有組織的精心策劃”上。這種推卸可以使各級官員避免因為自身失職而受追究，因此是官員集團最希望形成的定論。他們會千方百計地把各種調查、處置往這個結論上引。然而若是沿著這種軌道走下去，一定會被當前的政治體制變成對藏人的新一輪高壓、清查和迫害。結果西藏問題不但得不到解決，反而會播下比以往更多的仇恨，積累更多的不滿，未來只要一有可能，就會以比今天還要大的規模和更猛烈的狀態爆發。

2008-4
（本文為RFA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

在北京看見拉薩的恐懼（一）

唯色

“但是啊也許我們的權利
只是破碎的玻璃
捧在手裏……”

——昂山素季

1、

  這是4月的一天。遇到DZ時，他正站在賽特商場附近華燈初上的街邊，呆呆地看著川流不息的車和人。之前聽JM說有這樣一個從拉薩來的藏人，很少出門，也不參與同族人的聚會，原因是他那十分典型的西藏相貌，在今天的北京引人注目。這不是誇張。連西藏最早的共產黨人平措汪傑先生出門散步，都被幾個年輕的北京人指指點點地驚呼：看他，不是藏獨就是疆獨！

  我很驚訝DZ被叫到名字時備受驚嚇的樣子。JM沒想會碰到他，便邀他跟我們一起去咖啡館。而我跟JM見面，是聽說他不日將回藏地。他本在北京打工數年，被辭退的理由只因他的民族身份。JM說有八個藏人被辭退了，不怪老闆，派出所給的壓力太大。回去就回去。二十年前的3月跟二十年後的3月一樣，在拉薩也有許多藏人起事，當時十多歲的JM燒了商店的門，坐了四年牢。可能有了這樣的經歷，JM無所謂。

  DZ似乎不敢像JM那樣無所顧忌地說藏語，也看得出他在猶豫這個意外之邀，但為何沒有拒絕呢？我悄悄地觀察著他，這個像牧民一樣留著長髮的藏人，這個穿著黑衣也遮不住孤寂的藏人，也許此刻需要與幾個同族人在一起。

  咖啡館裏無人聽得懂藏語，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