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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訊》
-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西藏三•一十講話
- 一批逃往藏人被尼泊爾邊防軍毆打後驅逐出境
- 西藏流亡政府〈噶廈〉在西藏“三•一十”
- 西藏流亡政府駐外辦事處人事大調整
- 唯色評說西藏(八則)
- 達賴喇嘛與藏民公投之議
- 2007年西藏人權報告
- 看見的，不止是山麓那邊的西藏
- 藏曆新年和農曆春節
- 圖瓦共和國成立議會支援西藏組織
- 圖國際人權鬥士湯姆蘭托斯去世達賴喇嘛致函哀悼
- 達賴喇嘛的不知疲倦的孩子們
- 巴尚講述一九六九年「尼木事件」
- 西藏流亡政府吁藏人勿舉行非法抗議活動
- 簡訊
- 王力雄：草原是有文化
- 王力雄：“加班禪”的走向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
在西藏三•一十
自由抗暴
四十九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在紀念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首都拉薩發生藏人和平抗暴四十九周年之際，我們要緬懷那些為西藏民族經受了巨大困苦並獻出生命的所有犧牲者，為他們祈禱！對至今仍在承受苦難和暴虐的同胞們表示同情和慰問。同時向境內外的同胞和支援西藏、珍愛正義的人們表示問候！
在過去的近六十年裏，西藏三區的所有藏人雖然只能在沒有自由的高壓統治和無止盡的恐嚇中驚懼度日，但他們不僅頑強地延續了西藏民族獨特的傳統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識，而且始終保持了對自由的嚮往。對西藏民族和文明所表現的這種頑強精神和勇氣，我感到由衷的驕傲，並表示讚賞。
世界上熱愛正義、和平的政府、非政府組織和人民持續關注和支持西藏的同時，在過去一年內，許多政府和人民通過許多新的表現形式清楚地表達了他們對西藏問題的支持和關注，對此我表示感謝！
西藏問題的複雜性，不僅表現在它所包含的政治、社會、法律、人權、宗教與文化傳統、民族認同、經濟、環境保護等諸多內容，而且相互之間有著極為緊密的深刻聯繫。要解決這一問題不能僅僅考慮單方面的利益，必須要找到一條符合各方利益的解決途徑。因此，在真誠、堅定地推行以互利為基礎之 “中間道路”的過程中，從2002年開始，我的代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官員就特定問題先後進行了六次會談，經過詳細的討論和解釋，會談雖然對消除對方的疑慮，闡述藏人的立場和願望等具有積極的意義，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基本問題上會談不僅沒有產生任何實質的成果，而且，過去幾年對境內藏人的殘酷鎮壓更是變本加厲了。雖然如此，我方對於中間道路的政策和繼續推進漢藏間接觸與會談的立場依然沒有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關心的是它對西藏主權的合法地位問題，欲使其無異議與合法化，中國政府就必須要確立足以使西藏人民感到滿意、並能夠贏得他們信心的政策。如果由此實現了雙方都能接受的和解，則我已多次申明願意竭力爭取西藏人民對此的支持。
目前的西藏，由於中國政府各種缺乏遠見的行為，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移民政策使非藏族人口暴增，藏人不僅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成為無關重要的少數民族，而且表現其民族特徵的語言文字、傳統習慣等日趨消失，從而正在無聲中被大民族所同化。不僅如此，在西藏，鎮壓還造成人權橫遭踐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宗教問題被政治化利用等嚴重問題，諸種行為不僅表現了對西藏民族價值觀的不尊重，而且也是在故意分化漢藏民族，破壞民族間的團結.因此,這些政策實在應該立即停止實施。
藏族聚居的區域雖然冠有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等稱呼，但實際上空有自治之名而毫無自治之實質。漢族官員不瞭解民族地方實際情況，在毛澤東曾批評過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驅使下專權獨斷，不僅無法為民族地區謀取正當的利益，而且那種不實際的虛假政績表演政策不僅無利於少數民族，而且也對中國的統一和穩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如鄧小平曾經提出的那樣,真正地謀求實事求是是極為重要的。
當我向國際社會介紹有關西藏人民福利的情況時，中國政府雖然表現出極大的不滿並橫加指責，但在漢藏間實現互利的和解之前,基於歷史和道義責任，我將會繼續扮演西藏民族自由代言人的角色。由於西藏流亡社會的政治領導人已基本實現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因此如眾所周知的那樣,我目前已處於半退休的狀態。
經濟的高速發展使中國作為一個強大國家的性質正在日益凸現，這是令人欣慰的，這也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了條件和機會。世界正在拭目以待地關注著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如何推行其“和諧社會”與“和平發展”的理念。要實現這些理念僅僅靠經濟的發展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具備法制化、透明化、資訊流通以及言論自由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國家要維持穩定，就必須實現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以及各民族擁有維護其民族特性的權利與自由。
三月六日,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西藏的穩定和安全關係到全國的穩定與安全；要提高藏人的生活，要改善與宗教和民族有關的工作，要繼續堅持和諧社會的理念等，這無疑是符合實際的，我們期待著對此的落實。
今年，中國人民充滿熱情地迎候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舉行，從一開始我就支持中國舉辦奧運會。同時，這一國際體育盛會的基本精神還包含了人類的自由、平等與和諧相處等內涵，因此，中國應該在國內表現出對言論、資訊流通、表達意見等的充分自由和寬容發展的姿態，以證明自己是一個好的東道主國家。國際社會除了派出運動員，還應提醒中國政府這些相關的問題。許多國家的議會、個人和非政府組織認為奧運會是促使中國向積極方向發展的一個機會，並為此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對他們的誠意我表示讚賞。然而，我想要強調的是，奧運會結束以後的關注是非常重要的，毫無疑問，奧運會將會對中國人民的思想造成影響，因此，世界應該探究一條在奧林匹克運動會結束以後，能促使中國向積極方向發展的途徑。
借此機會，我要對境內西藏人民的赤誠、勇氣和決心由衷地表示讚賞。未來還要繼續通過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合法地為包括藏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爭取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法律賦予各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
最後，我要向始終支持流亡藏人和西藏事業的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謝！向國際上關心西藏問題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謝！ 祈願眾生和平幸福！
釋迦比丘達賴喇嘛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
【挪威西藏之聲1月29日報導】一批由來自西藏三區各地的23名藏人組成的逃往隊伍本月初成功逃離中共邊防軍視線抵達尼泊爾境內時，卻遭到一批尼泊爾邊防軍的毆打，並被強行驅逐出境。隨後他們一行人另尋出路前往尼泊爾，最終於本月26號全部安全抵達尼泊爾西藏難民接待站。
其中部分藏人接受本台駐尼泊爾記者阿旺仁青的採訪時講述了途中經歷。他們介紹說，他們來自西藏康區、衛藏和安多的共計23名藏人每人給帶路人交付5500元人民幣後，本月初組成一個逃往隊伍，途經藏尼邊境夏康拉進入尼泊爾界區，但是他們成功逃離中共視線抵達尼泊爾境內之際，被10多名尼泊爾邊防軍拘捕。
其中一位藏人表示，他們在被尼泊爾邊防軍拘捕後遭到殘酷毒打，有的邊防軍用粗棍用力打他們，有的用腳踩他們的頭；同時從他們身上搶走了一部手機和三隻手電筒。
另一位藏人表示，那些尼泊爾邊防軍對他們毒打了三個小時後，他們被相繼移交給各自所在地邊防警署，最終他們被尼泊爾邊防軍強制遣送到步行兩天后抵達的西藏邊界境內。
據介紹，為了逃離中共的高壓統治奔向自由國度，他們一行人雖然被尼泊爾邊防軍驅逐出境，但還是另外尋找出路進入尼泊爾境內，在步行20天后，他們一行23人於本月26日安全抵達位於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西藏難民接待站，其中年齡最小的是13?，年齡最大的是30?左右。
西藏流亡政府〈噶廈〉
在西藏“三•一十”
和平
抗暴四十九周年紀念集會上講話
今天是紀念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首都拉薩發生藏人和平抗暴四十九週年的日子，在此之際，西藏流亡政府向那些為了西藏民族的事業而獻出生命的所有犧牲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並對至今仍在承受苦難和暴虐的同胞們表示同情和慰問。同時向境內外的所有同胞表示親切的問候！
噶廈在紀念“三•一十”四十八周年的講話中，對西藏民族的地位、流亡政府及其民主架構、西藏民族事業久拖不決時的對策、境內外藏人的責任、藏漢接觸的狀態等作了說明。在此重申上述內容的同時，對在此期間的許多以和平非暴力的合法手段，為維護西藏民族的利益和宗教與文化傳承而勇敢地發起各種活動者表示讚賞。同時，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對只能在驚懼疑慮中度日的西藏僧俗人民、尤其是大部分藏人黨員和幹部表現出繼續堅持民族氣節和民族事業必勝之信心的巨大勇氣表示崇高的敬意,並堅信西藏民族將繼續傳承這種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
在過去的一年裏，世界各地敬仰達賴喇嘛關注西藏民族事業的許多政府和人民通過各種方式表明了支持的立場，對此謹代表境內外全體藏人表示誠摰的感謝！
對達賴喇嘛以互利為基礎提出的中間道路之偉大構想，西藏人民通過公投和議會一致通過的方式予以了確認。根據這一原則，通過不斷的努力，從2002年開始，藏中之間先後進行了六次會談，雖然在充分的溝通以及在國際和西藏境內造成了一些積極的影響。但令人遺憾的是，不僅在原則問題上未能達成任何的實質成果，甚至變本加厲地加強了在西藏境內的鎮壓和對達賴喇嘛的攻擊。
我方除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範圍內尋求整個民族統一地享有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而外別無他求。我們不僅明確提出這一要求的合情、合理與合法性，而且也指出這是所有少數民族所具有的權利。我們是基于這一點而尋求藏漢民族的互利和諧相處，並不是根據過去的歷史。歷史是已經發生了的、不可改變的事實，而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施行自治的地區是一成不變地延續過去狀態的，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例如，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盛和領土與幾百年以前就很不一樣。因此，在解決未來問題時，堅持要以過去之歷史為依據的行為，除非是為了尋找某種藉口，否則顯然與現實原則是不相符合的。對西藏的未來前途，西藏人從來沒有強求要以自己所認知的歷史或觀點為依據，因此在這些方面，藏漢民族間的一些不同觀點或認識並非是不可化解的障礙。
民族區域自治是保障各少數民族權力和利益的基礎。因此，西藏民族必須統一享有這一權利而不應該被分割，在這個問題上更不應該以歷史為依據。
總之，如果西藏民族的未來地位與前途必須依據歷史做出決定，則『中間道路』的政策和原則不可能得到貫徹。
眾所周知，西藏問題無關達賴喇嘛的個人問題，也與流亡藏人的權益沒有關係，西藏境內藏人的狀況絕對無法令人滿意，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為了所有藏人的幸福，為了’延續民族特性、民族語言、風俗習慣以及文化傳承，作為西藏民族在自由世界之代言人的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流亡組織為西藏人民發言，乃是歷史賦予的責任。因此，雖然不涉及西藏主權問題，但雙方都不能不承認在民族福祉方面存在著嚴重問題的事實。
2002年，藏中恢復接觸至今，西藏境內狀況不僅沒有任何的改善，甚至從2006年開始對西藏的鎮壓變本加厲，包括對達賴喇嘛的無理指責；對無辜藏人、尤其是對西藏憎侶以『愛國愛教的教育』為名進行嚴重的監控騷擾；無神論政府明目張膽的干涉宗教事務，違反宗教傳統地公佈有關確認轉世靈童的法規；利用『雄登』追隨者分化藏人；毆打和逮捕通過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提出自己觀點的藏人等，所有這些發生或正在發生的非人道行為才是真正破壞藏漢民族團體的分裂行徑。建立真正的和諧與團結，需要以彼此信任的思想之統一為基礎。通過鎮壓從未產生過真正的團結，將來也不可能產生。一段時期以來的這些行為對藏中和談的環境造成嚴重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重視現有接觸管道的說法也僅止於言詞而已，而且對西藏流亡政府引導境內外藏人堅持遵循『中間道路』政策的能力造成極為嚴重的衝擊。
由於對達賴喇嘛特使在第六次和談中提出的各項要求至今沒有任何回應，因而不能不對中方有關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產生疑慮。但是，不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的和談能否解決西藏的問題，西藏噶廈政府都將繼續遵循『中間道路』的原則，繼續堅定地推進和談的進程。
中方的各種機構通過不同的途徑釋放出不同的回應和信息，在未獲得官方途徑的明確表態之前，無法在此做出明確的回應。
為了西藏民族的政教事業，達賴喇嘛繼續從第五世達賴喇嘛開始，由赤欽阿旺曲丹、章嘉繞必多吉、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等高僧大德從事的反對供奉『雄登』的事業，多次發表了相關的講話。同時由於一些有識之僧眾對於個別格魯派寺院繼續混雜雄登信奉者的現象表明澄清的要求，並為此展開了一系列的活動，鑑於此，達賴喇嘛最近訪問印度南方孟戈特時，為了便于格魯派寺院未來的管理，建議眾僧以民主方式做出決定，隨後，諸寺相關負責人一致同意根據佛教律部的有關規定通過選取木籌的方式做出決定，目前，以三大寺為主的各寺院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區分，對此表示支持和讚賞，並呼籲始終堅持這一原則。對少數不願放棄信仰『雄登』的僧人，可以獨立與三大寺僧人，西藏流亡政府將繼續一視同仁，並給予必要的協助。
在過去近五十年來，印度政府和人民對所有流亡藏人給予的巨大支持，我們表示感謝！並呼籲流亡藏人要感念恩德，從社會、宗教等各個領域為印度社會做出積極貢獻。同時籍此機會，向熱愛正義與和平、支持西藏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謝！
最後，祈願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萬壽無疆！祈願西藏問題早日獲得解決，境內外藏人早日團聚！
西藏流亡政府〈噶廈〉
2008年3月10日
西藏通訊2月27日報導，西藏流亡政府對駐外辦事處人事進行了大調動。
1， 西藏流亡政府駐美國辦事處代表紮西旺堆將就任駐比利時布魯塞爾辦事處代表。
2， 前西藏流亡政府噶倫洛桑寧紮被任命為西藏流亡政府駐美國辦事處代表。
3， 前西藏流亡政府駐瑞士辦事處代表格桑堅參被任命為歐洲特別代表。
4， 次丹桑珠被任命為西藏流亡政府駐瑞士辦事處代表。
5，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助理秘書長達瓦次仁被任命為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辦事處代表。
6， 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辦事處代表才嘉被任命為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秘書長。
拉薩林卡的變遷
曾經在拉薩，與布達拉宮、大小寺院和藏式民居一樣，眾多的林卡和大片的濕地也是城市景觀不可缺少的部分。上個世紀初來到拉薩的一些西方人，用文字和攝影記錄了將要消失的美景。
林卡是藏語，大意是園林，包括人工建造和野生。西藏人是一個熱愛自然的民族，每逢一年四季的好天氣，如藏曆四月的薩嘎達瓦（佛誕節）至藏曆八月的嘎瑪日吉（沐浴節），有著在野外歡度時光的習俗，花木繁茂的林卡正是傳統的休閒之處。過去拉薩有大小林卡50餘處，大多為貴族官員和寺院莊園所擁有，如仲吉林卡、孜仲林卡、堯西林卡等等。最著名的是羅布林卡，達賴喇嘛的夏宮，雖然是法王居住的珍寶一般的園林，但每到節慶期間，羅布林卡會變成一個帳篷之城，朝聖者和市民們在此歡聚。
有意思的是，正如一位在拉薩多年的漢人文人所寫：“還有好些公共林卡，供城市平民、工匠、藝人，甚至遊民、乞丐消夏之用。”其中一個位於拉薩河中間的島嶼，因為長滿了可以做掃帚的野草，叫做“加瑪林卡”；一些盜賊往往躲在這裏，又被戲稱為“古瑪林卡”，意思是小偷的園林。由此看來，在當時的西藏社會，各種身份的民眾都享有過林卡的權利和愉悅，習慣把“舊西藏”妖魔化的中共文人倒是忽略了這一點。
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林卡逐漸被各個單位佔據，各種功能的建築物拔地而起。如仲吉林卡先是被改建成培養藏族幹部的學校，後來擴建為西藏大學；孜仲林卡成了西藏軍區的大院；城東的宜雪林卡被城關區建築公司圈走；城南的熱喬林卡被河壩林居委會圈走。羅布林卡在文革中被改名為人民公園，如今是可供政府有關部門創收的旅遊景點；“雪頓節”期間，會有許多乞丐和殘障人從內地湧來，在燒烤肉串的油煙中討要錢和食物。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有不少林卡枝繁葉茂，野餐人們的歌聲在林間飛舞，但經濟大潮很快席捲而來，加瑪林卡的蛻變足以成為今日拉薩的縮影。1994年，經由一位在西藏尤具盛名的漢人畫家推介，來自澳門的開發商與政府合作，為建設一個國際化的娛樂城，毀掉了有樹木有沙灘有拉薩河靜靜流過的加瑪林卡。後又由海南商家接手，以餐飲娛樂、商品交易為主，改稱“中和國際城”，又稱“太陽島”。迄今為止，這裏已成為拉薩最大的、最公開的紅燈區，夾雜著藏獒銷售中心、四顆星的大酒店、拉薩市政府的臨時辦公室。每天晚上，各個娛樂場所雲集數千名妓女。
城裏的林卡消失殆盡，而城外倒有了一些新開發的林卡，雖然號稱民俗文化村，可是過林卡的方式無一例外地是打麻將、喝酒。隨著進藏遊客的日益增多，官方又稱要把過林卡“作為拉薩旅遊的一種新形式來帶動拉薩市旅遊產業發展”。但無論怎麼變，林卡已不再是林卡了。
2008-1-16，北京
逐漸消失的拉薩
1996年，幾位來自德國、葡萄牙等國的建築師在拉薩成立了“西藏文化發展公益基金會”，致力於“研究和保護歷史名城拉薩”，但在修復老城的工作中發現，“從1993年起，每年平均有35座歷史建築被拆除。如保持這種速度，剩下的歷史建築將在不到4年的時間內消失殆盡”。
2005年，英文版的《拉薩歷史城市地圖集——傳統西藏建築與城市景觀》在中國出版了中文版和藏文譯文。作者是兩位挪威建築師，在包括拉薩本地在內的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下，歷經七年調查，結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多數宗教和世俗建築還保持完整，但是到現在（2001年）依然存在的建築物數量已經大約只有200棟左右，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隨著可供擴張區域越來越小的現實，拉薩歷史核心區未來的保護已經變得刻不容緩。然而在逐漸意識到這種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時已經太遲了。”
傳統上，拉薩所有建築的高度既不能超越布達拉宮，也不能與布達拉宮平起平坐；1994年，布達拉宮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為了不破壞布達拉宮的人文景觀，對周遭環境有著嚴格的規定和限制，但一幢幢超高違章的高樓大廈仍然在布達拉宮周圍陸續落成。同樣，傳統上，大昭寺周圍建築物的高度也不能超過大昭寺；2000年，大昭寺和周圍的帕廓街區正式加入世界遺產行列，然而一些新建的商場、飯店等的高度仍然超過了大昭寺。2007年，在第 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由於過度開發造成的破壞，包括布達拉宮在內的拉薩古城被亮“黃牌”，將可能被吊銷“世界遺產”的稱號。
拉薩最醜陋的建築當屬“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儘管受到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批評，2002年仍被當局樹立在布達拉宮廣場上，與布達拉宮遙遙相對，聲稱“是抽象化的珠穆朗瑪峰”，卻毫無藝術美感，反而狀如一發昂首向天的炮彈，深深刺痛了藏人的心。拉薩的第二大醜陋建築，是拉薩市公安局科技資訊大廈，也是江蘇省援藏工程中的標誌性形象，位於大昭寺和沙拉寺之間
被拆毀的傳統建築不僅僅只是歷史遺產，更是西藏文化的象徵。在名義上是現代化、實質上是更進一步的殖民化的進程當中，隨之消失的不僅是老房子，還有西藏民族的生活方式，而隨之新興的毫不協調的建築物，卻使拉薩獨特而悠久的人文和自然景觀遭到破壞。可以說，這些充斥拉薩、比比皆是的醜陋建築，對拉薩的風景和生態所造成的影響，其過錯是難以彌補甚至不可原諒的。
2008-1-7，北京
2007年的西藏記憶
12007年屬於西曆，剛剛結束，藏曆新年還有30多天才會到來。對於境內外藏人而言，2007年同樣是劇變中堅守立場的一年，同樣是壓制中爭取權益的一年，同樣是絕望中蘊藏希望的一年。這一年，作為在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設有專欄節目的我，有必要回顧那些影響我們生活的事件。
2007年，野生動物皮毛仍然是大問題。從去年元月起，因為達賴喇嘛呼籲藏人放棄穿豹皮虎衣的惡劣風氣，多衛康藏地掀起焚燒皮毛的行動，令中共當局大為光火，不但強行制止焚燒，而且強令重新穿著。以至於在藏地，穿還是不穿豹皮虎衣，竟成了一個政治問題。各藏地各種節慶活動上的服飾表演變成了政治表態。一些藏人官員有意在各種公開場合甚至在中共的“十七大”會場上穿豹皮虎衣，顯示反對達賴喇嘛的“政治覺悟”，卻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而藏地民眾則以拒穿皮毛來含蓄地表達對達賴喇嘛的信仰。
2007年，中共當局一方面對國內外媒體猛烈抨擊達賴喇嘛，一方面在多衛康藏地強力推行各種禁令。這既是因為中共最高權力層的對藏政策趨於強硬，使藏中對話歷經六次卻無效果；也是因為中共在藏地的官員們為謀取政治好處，竭力掩蓋真相、製造謊言，正如藏人批評他們“吃的是反分裂的飯，升的是反分裂的官，發的是反分裂的財”。而廣大藏地的民心所向，正如牧民榮傑阿紮在官方主辦的“賽馬節”上大聲宣佈：“如果我們不能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我們不會有宗教自由和快樂。”而榮傑阿紮因言獲罪，判刑入獄，再次證明了藏人的真實命運。
2007年，也是青藏鐵路通車一年，當官方媒體的記者用種種溢美之詞讚美青藏鐵路的偉大成就，聯合國評選出的全球十個瀕危旅遊景點中，西藏名列前茅，理由是過度開發。超過400萬的遊客量使西藏不堪其負，而源源不絕的移民更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少數化、邊緣化。藏地的神山聖水被開採，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神聖的宗教文化被販賣，連供奉在大昭寺的釋迦牟尼佛的法像，竟然也成了洗腳產品的廣告；色情經營場所遍佈各地，愛滋病毒在城鄉蔓延，如不定時炸彈。整個藏地被捲入名義上是現代化、實質上是更進一步的殖民化的進程當中，從來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自治權。
2007年，藏人依然得不到大多數中國國民可以享有的基本權利，要辦護照比登天還難，於是，希望朝聖、探親和學習的藏人們只有不顧一切地“偷渡”，但也有可能喪生于中國邊防軍警的槍口之下。2007年，許許多多的藏人用不同的方式在堅守西藏的精神世界，包括傳統意義的知識份子和接受現代教育的年輕人。2007年，舉世公認達賴喇嘛對世界的卓越貢獻，全藏地歡欣鼓舞，藏人們深感自豪！也有藏人捫心自問：眼看著72歲的達賴喇嘛這麼奮力，我們沒有爭取，哪來得到？！
當2008年已經來臨，中國在說“奧運，我們準備好了”，而西藏也在期待擁有真正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2008-1-1，北京
由耶誕節引發在西藏傳教的話題
看上去，中國人越來越熱衷於過耶誕節。商場和酒店的門前長著一棵棵張燈結綵的聖誕樹，酒吧和餐館的櫥窗上貼著紅撲撲、笑呵呵的聖誕老人頭像，走到哪里都能聽到那首慶祝聖誕的著名樂曲，人們的手機裏塞滿了祝福聖誕的短信。誰都知道，這樣的聖誕氣氛是各個商家製造的，為的是刺激消費。也有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在平安夜戴著小紅帽，拿著螢光棒，通宵達旦地狂歡，借機釋放與聖誕內涵無關的激情。
同樣的情景也在拉薩上演。近年來，拉薩的聖誕氣氛也越來越濃郁，但同樣是被商業包裝。事實上，拉薩聖誕氣氛的濃郁算得上是“援藏項目”，隨著進藏“淘金”的移民源源不絕，為了“淘金”而使出的招數也是多樣，包括利用各種外來的、本土的節日進行商業行銷，以至使這些節日看似熱鬧，實則變味。
雖然大部分中國人並不信奉基督教，卻也失去對共產主義的忠誠，普遍信仰缺失，所以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有各個階層的人轉向佛教、基督教，這是很自然的精神需求。有意思的是，在有著千年佛教傳統的西藏，如今也出現了一些改變信仰的藏人，雖然極少，但確實存在。也許這個話題比較敏感，其實許多藏人在私下裏常有討論，網上也有一些局部範圍的討論。比如兩年前看見一個帖子透露一些外國傳教士在藏人學生比較集中的大學傳教，據說有的成功者已建立藏人學生中隱蔽的基督徒組織。而“這些藏人學生基督徒，有的是為了學習英語，有的是為了得到經濟上的資助，有的是為了出國，總之真心信仰者應該在少數。”
無論是否信仰真的轉變，作為佛教徒的我，在此需要表態的是，宗教信仰是個人內心深處的精神經歷；對宗教信仰的不同選擇，從普世的觀點來說是個體選擇的自由，從佛教的觀點來說是因緣的不同。但多少遺憾的是，我在基督徒的網站上看到一些帖子，如“為西藏基督教同工禱告”的帖子中說“西藏，是黑暗勢力最強的地域之一”，在西藏傳教，“那裏絕對是屬靈征戰的地域”。又如“西藏各地基督教發展情況”的帖子中說“長久以來，西藏一直是基督教最大的挑戰之一……‘在西藏改變他們的信仰，就像鑽進獅子洞偷走母獅的幼仔一樣難。”
基督徒素來具有傳教熱情，傳則傳矣，對方信則信矣，可若將另一種宗教視同黑暗而決意奮戰，如此強烈的類似於政治正確的“宗教正確”，令人想起歷史上西方傳教士在西藏傳教屢遭失敗的原因，當時那位曾經支持過基督教的攝政王頗羅鼐勸誡固執的傳教士：“我們尊重你們的宗教；我們也要你們尊重我們的宗教……”。是的，除了相信自己的宗教，也應該對其他宗教予以尊重。我贊同一位年輕藏人對未來西藏的設想——“依然擁有自己的獨特文化、依然能夠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去生活”，並且還是“一個與世界接軌的西藏……一個保障個人選擇自由的多元的西藏”，人人各得其所，豈不樂哉？！
2007-12-25，北京
在格爾木見到“生態移民”
近年來，青海省開始實施“生態移民”政策，因為官方認為世代以遊牧為生的藏人的生活方式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威脅。至2007年底，已有6萬遊牧藏人搬遷到由政府開發的新城鎮。曲麻萊縣是黃河源頭，那裏的遊牧藏人被分批遷移出來，安置在格爾木市南郊的沙灘上。他們賣掉了牛羊，每戶每月可以領到政府發的500元，期限是10年。
2007年8月的一天，我去了格爾木的一個有著三百多戶的移民新村，正遇上從康地來的一位活佛傳播佛法。建成三年的移民新村，既沒有可供老年人和信徒轉經的佛塔或“嘛呢拉康”，也沒有一個僧人。許多人都聚集在小小的屋子裏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聚集在寺院中聽聞佛法，以老人和女人為多。
一些年輕人在新村裏轉悠，也有人在打檯球。開設打檯球的都是女人，守一個檯球桌等客人來打球。我找到幾個男人問：覺得這裏好，還是老家好？他們說：當然是老家好，這裏連根草都沒有，一颳風全是沙塵。我又問：你們搬到這裏，家鄉的山神也跟著搬過來嗎？他們低下頭說：怎麼會？我們把我們的神靈拋棄了，我們把我們的牛羊拋棄了，就為了每個月的500元。我又問：全家500元，夠嗎？他們說：你知道這城市裏什麼東西都貴得很，我們肉不敢多吃，酥油也不敢多吃。我又問：十年後，政府不給那500元了，怎麼辦？他們中有人說：那就回老家唄。另一個人說：牛羊都賣了，草場也沒了，回老家也不知該怎麼辦。我至今忘不了他們眼神中的茫然和任憑擺佈的那份無奈。
據瞭解，孩子們在另一個移民新村的小學裏上學，漢語教學，學習條件比原來在牧區的學習條件要好。但是他們的父母，因為不會漢語，打工和做生意都有困難，無法融入城市生活中，找到的也只是類似挖溝填土的工作，一天才20元。
他們還告訴我，雖然每戶住房都有院子，有廚房和衛生間，看上去不錯，可是因為沒有生活來源，所以家裏空蕩蕩的，買傢俱也只敢買舊貨，品質很差。舊傢俱市場被回族控制，價格越來越高。住在城市的房子裏，一切都很陌生，煤氣有毒不知道，煤氣壞了也不懂得怎麼修。因為水資源缺少，每天只有兩個小時有水，所以即使每家每戶都修了廁所，但還是習慣到外面去解決。以前牧區的人是很少吃蔬菜的，現在常常吃，但是看到市場上很多菜都不知道該怎麼做，一些賣菜的回族和漢人會哄抬賣給藏人的菜價。
我去了一對年輕夫婦的家裏。男人屬於聰明人，他把牛羊交給親戚照管，和妻子搬遷到這裏。他說，如果這邊呆不下去了，我們還可以回老家；老家的親人要進城，也可以住在我們這裏。他的妻子新買了個二手貨的手機，讓我教她怎麼用。當我離開時，剛認識的女人突然拉著我的手落淚，讓我很無措。
回酒店的路上，漢族司機說，2006年冬天，兩個藏人移民在西大灘殺了一個計程車司機，還搶了車，後來被抓。所以現在格爾木的計程車都不肯搭載藏人。
2008-1-28，北京
流亡意味著什麼？
所有的人，我指的是中國大陸的人，都比流亡藏人更有出入西藏的權利和自由。想去哪就去哪，想怎麼走就怎麼走。坐飛機，坐火車，坐汽車，或者自己開車自駕遊，或者騎摩托車騎自行車，要不乾脆走路。不需要護照。不需要進藏批准函。不需要港臺通行證。總之不需要任何手續。有錢就行。我曾在回拉薩的火車上遇見一個西安女子，因為和丈夫慪氣，只帶一張銀行卡就去拉薩旅遊了。甚至沒錢也行。這個國家笑貧不笑娼，兩把菜刀就可以鬧革命。
長期在西藏謀生的，好聽點的叫“藏漂”，其實都是“包工隊”；短期在西藏旅行的，跟旅遊團的叫 “遊客”，自己走的叫“散客”。不想呆西藏了，想去鄰近的尼泊爾，可以到緊挨著羅布林卡的尼泊爾領事館辦簽證，輕而易舉就能拿到，讓別說簽證連護照都難辦的藏人，雖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卻有寄人籬下的感受。
而流亡在外的藏人們，哪怕年邁的父母在家鄉苦苦等候，哪怕妻子和兒女或者丈夫和兒女都在西藏，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終其此生，也沒有一次回西藏的機會。必須等待；等待時局有轉機的一天，他們才可能回到故鄉。許多人就在等待中耗盡了這一世的生命，踏上了通往來世的輪回之路，而來世，他們還會是如此不幸的藏人嗎？還不如轉世成漢人算了，這樣就可以大搖大擺地重返西藏了。曾經一度，似乎轉機出現了，北京高抬貴手，允許流亡的藏人回家看看。但也只是很少的人，還得有條件有名額有限制。如今，居住世界許多國家的藏人每去中國使館辦簽證，不但要接受個人身世的調查，還要對在藏期間的行為立下保證，即使受夠懷疑和折磨，仍有可能無果。今年西藏自治區的春節、藏曆新年晚會上，主持人說“向旅居海外的愛國藏胞們拜年”，聽上去熱情洋溢，事實上虛情假意，因為十多萬流亡藏人中，被中共賞賜“愛國藏胞”之稱的寥寥無幾；即便是這寥寥無幾的“愛國藏胞”，也不可能暢通無阻地回到家鄉，需要付出良心的代價。
聽說過流亡藏人的很多故事，如居住挪威的瓊達科倫，1959年與母親逃離西藏後再沒回過故土，即使她花高價準備加入從尼泊爾去西藏的旅遊團隊，可還是不獲批准，不讓她跨過邊界，與唯一的親人見最後一面。如居住達蘭薩拉的德吉，離開拉薩時是青春少女，從此與“政治犯”的父親生死兩茫茫。即使可以回來，如居住在美國的旺秋，在拉薩和母親相伴期間，門前停著警車，出門有人監視；如居住在英國的嘉措，原本早就預訂的火車票，因為他是來自境外的藏人竟不允許他上火車……有一部紀錄片中，一位流亡異鄉幾十年的老喇嘛，孤獨地站在邊境線上另一側的山頂，遙望西藏的廣闊山河，忍不住放聲痛哭……
流亡意味著什麼？流亡意味著沒有回家的自由，沒有與親人團聚的自由。流亡意味著你的家鄉已經成了別人的樂園，而你卻沒有和別人同樣平等、享受自由的權利！
2008-2-15，北京
過藏曆新年：這是民族身份的象徵
幾天前收到一個手機短信，意味深長，值得記錄。短信說：“讓我們行動起來，放棄農曆春節，重溫藏曆新年。為了給雪域子孫有個交代，從你我做起，從小事做起！”
這個短信讓我想起我曾有很多個新年是在藏東康地度過的。在我的記憶中，那些新年沒有一個是藏曆新年，都是農曆春節。周圍的藏人們似乎習以為常，從除夕到十五，放鞭炮、吃團圓飯、領壓歲錢、相互拜年、輪流安排聚餐等等，但這樣的新年不是藏曆新年。
這個短信也讓我想起兩年前，當時我在藏人文化網的博客還沒被關閉，鑒於安多和康等藏地，長期以來把農曆春節當作藏人辭舊迎新的節日來過，我在博客上發起有關年節錯位的討論。參與者眾多，各抒己見，最終達成的共識是，雖然過節的氛圍是藏化的，但是錯位的年節還是應該逐漸復位。
事實上，各藏地的一些有識之士早在為此努力，並且已有成效，如青海、四川等藏地開始給藏曆新年放假，當地藏人民眾開始恢復藏曆新年。但畢竟漢化的趨勢是強悍的，多年形成的習慣一時難以消除，許多藏人還是會過春節，所以這個短信的出現是必然的。也許會被認為偏狹甚至沒必要，然而這不只是恢復錯位年節而已，這其實彰顯的是一種民族的身份。
對於現代人來說，慶祝節日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用意義。對於喪失自主權的被殖民者來說，被剝奪、被改變、被同化，會體現在每一個具體的細節上，比如年節的錯位就是十分明顯的例證，而這樣的細節隨著歲月流逝，結果將不容樂觀。對於廣大藏人來說，屬於我們的傳統節日絕不是可以被替代的，因為這些節日是包括多衛康等藏地的所有藏人，用來維繫、證明、表現自己和彼此的民族身份。
我們不應該變得跟漢人或者其他人一樣，雖然今天這個世界正在變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但要想擁有一席之地，在多元化的群落中爭取自己的權益，表達自己的聲音，展示自己的風采，必須堅守原本就紮根在自己的文化和傳統的土壤上的每一樣事物，使其不致在排山倒海的衝擊之下被席捲而去。而這一點，即使在不能擺脫中國統治的情況下，即使在遠離西藏、流亡他鄉的日子裏，每一個藏人也完全可以做到。
居住在華盛頓的友人告訴我，每當藏曆新年來臨，周圍的藏人們都會按照傳統的西藏習俗度過新年，培育青稞苗、做青稞酒、炸“卡賽”和“桑岡帕勒”、準備“竹素切瑪”和“魯過”……而這一切，過去她在拉薩的家裏並不擅長，那都是屬於長輩的家務，但如今她和周圍的並不年長的藏人們個個都會。藏曆新年期間，他們挨家聚會，品嘗著衛藏、安多和康的飲食，吟唱著衛藏、安多和康的歌曲，交談著衛藏、安多和康的方言……在“博洛薩”的日子裏，就這樣度過了充滿西藏味道的“博洛薩”。
2008-1-28，北京
西藏牧民貧困是因為還過著遊牧生活嗎？
網上有篇報導，說的是為給當地牧民的孩子修建小學，康地石渠的兩位活佛到北京化緣，在一些愛心人士的幫助下，舉行了一場募捐活動。
資助貧困孩子接受教育，是值得讚歎的高尚行為。不過報導中的觀點值得商榷，如記者認為當地藏區是“生命禁區”，因為海拔高，氣候惡劣，不宜於人類生活。來自石渠的活佛則把當地貧困的根源歸結于“藏民還過著原始的遊牧生活”，說“要通過讓這一代孩子接受知識和教育，放棄原始的遊牧生活和不重視知識的觀念，學習到離開草原生存的本領。草原上的孩子，有了知識，可以出去打工，去幹什麼都可以，他們的下一代也就不再需要在惡劣的環境中求生存了。”
為此，我在我的博客上轉載了這篇報導，引發精彩討論，下面摘錄幾段。
針對藏地是“生命禁區”的說法，網友Changtangherder說：“這是典型的漢人價值觀和視野下的西藏牧區。倘若真是這樣，這個地方該早就沒有人類居住。事實恰恰相反，不光是此地，西藏羌塘高原海拔5000米以上，藏族牧民的生命已經延續了至少幾個千年，這說明他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是可持續的，雖然他們可能不像經常把‘可持續發展’掛在嘴邊的知識份子和官員們那樣懂得何為可持續發展，但他們的實踐證明了他們是最懂得可持續發展的。”
當然藏地民眾的生活確實貧困，但是否必須放棄傳統的遊牧生活，網友Changtangherder說：“現在中國政府在西藏牧區推行的發展政策和實踐，比如草場承包責任制、定居工程、退牧還草等等，可能會使幾代牧民比較樂觀地講比如一兩百年內，過上主流群體比如漢族認為的‘幸福’生活。但之後，藏族牧民的傳統生活方式和外部生存環境——草原可能就會徹底毀滅了。難道我們想用未來幾千年的生活作為兩百年的‘幸福’生活的代價嗎？況且這個‘幸福’生活不是藏族牧民最初所追求的。其實，藏族牧民非常清楚這一點。他們的邏輯是：人靠畜，畜靠草。沒有了草原，也就沒有了人們生活的源泉。而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決定了‘逐水草而居’是最為可行的生活和生存方式。”
也有人批評到內地化緣的活佛：“一所村小學重建需要多少錢？需要奔跑中國各地兩年多嗎？最不能理解的是，難道這個活佛居然希望把藏人的後代變成漢人，或者說希望把自由生活的牧民變成漢人所謂的牧民工嗎？難道上學的目的，就是離開廣闊的草原去漢地打工？”
事實上，“要放棄貧窮，就要主張自治權；要重視知識，就要尊重西藏文化，拒絕文化殖民才是出路。建學校是好，但是他們的理由找錯了。如果石渠能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縣，那麼就不會是現狀，那麼西藏也一樣。”討論中的這個總結令我尤其認可。顯然，西藏牧民需要改變的不是傳統生活方式，而是沒有自由和管理自己權利的現狀。
2008-1-27，北京
（以上文章均為RFA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
最近令中國政府大為光火的是，無論他們怎樣竭力阻擾，“達賴旋風”仍然從西方各國刮到東方，熱潮未減。這位被稱為“喜馬拉雅山瑰寶” 的大活佛，身著絳紅色袈裟一路走來，談笑風生之中，就他自己的轉世問題，提出種種大膽的設想。這就使那邊廂的北京當局如坐針氈，雷霆大發。
惱怒之中，中國當局忘記了自己無神論者的身份。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居然說：“達賴的表態顯然違反了藏傳佛教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儼然以佛教中人的口氣來說話，這就令我們不得不深究一下：到底達賴喇嘛對他的轉世問題是如何表態的？為什麼他要提出這些設想？這些設想是否符合西藏的傳統以及現代化的趨勢？
自由派活佛的開放性思維
引發中共激烈反彈的，是達賴喇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印度北部的錫克教聖城阿穆瑞沙的一番話：在他圓寂前，藏民將舉辦公投，以決定是否需要新的領導體系；若藏民決定仍要沿襲達賴喇嘛制度，他將於中國境外轉世，或在圓寂前選定新達賴，而繼任者“將繼續我開始的任務”。
達賴喇嘛的一系列言論表明：藏民公投將決定一個問題--選擇什麼樣的“領導體系”，即還要不要傳統的達賴喇嘛制度。如果還要這個制度，他將有兩種選擇：一是靈童在西藏境外轉世，理由是他本人幾十年來一直在境外流亡，按照邏輯自然應轉世在境外；二是在生前選擇繼承者，如從高僧之中選出，或從他心目中的人選中選定。此外達賴喇嘛還有更多的設想，諸如下任達賴喇嘛可能是女性。
其實上述主張，達賴喇嘛曾在以往不同場合的談話中都闡述過，不過沒有引起中國當局及世人的重視而已。而這一次，同樣的言論卻被媒體熱炒，輿論普遍認為，這些言論是為了抗衡中共今年出籠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人們如此分析，不能不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中共新法規明顯針對年事已高的達賴喇嘛，企圖控制達賴喇嘛未來的轉世，那麼，即使達賴喇嘛最近的言論是一種重複，也就很正常地賦予了抵制中共法規的新的意義。
殷鑒不遠，“兩個班禪”的出現是西藏人心中的痛。據達賴喇嘛的侄子凱度頓珠透露，中共統戰部官員曾在會談過程當著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團的面說：“你們有班禪喇嘛，我們也有班禪喇嘛。”因此，西藏人毫不懷疑中共將在未來搞“兩個達賴”的險惡居心。現在西藏人能夠做的，是想出一些對策，將中共施加給藏民族及其宗教的危害盡可能地降低。
但是，我們在看到達賴言論在抵制中共干預方面的現實作用的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近五十年了，他周遊世界，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觀念，和基督教等世界各大宗教進行過對話交流，其思想之現代化，已經不同于傳統的西藏僧侶。早在六十年代末，達賴喇嘛就學習西方的民主議會制度，堅持讓西藏流亡政府通過新憲法，其中規定：只要人民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投票同意，便可廢除達賴喇嘛的所有職權。
這位胸襟開放的自由化活佛早就意識到，西藏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中，過去那種尋找轉世靈童的方式已經不適合了。傳統的達賴喇嘛制度具有一些弊病，例如，找到的年幼靈童無法直接親政，往往形成近二十年的權力真空期，造成攝政者及政敵之間的惡鬥。因此達賴喇嘛早就萌生不再轉世的念頭，但為了保持西藏民族的凝聚力，目前仍需要一個精神核心，而且不能讓北京來操縱這個精神核心，因此，達賴喇嘛不得不考慮在境外轉世，或者在生前選定繼承人。
藏民公投的意義與可行性
達賴喇嘛關於未來繼承者的種種設想，都不違背西藏傳統。其中最令筆者欣賞的一個計畫是：實行藏民公決，把選擇領導方式的權力交給人民。這種設想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它是對傳統的達賴喇嘛制度的一次改革，使這個制度走向公開透明，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
那麼，這個設想是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呢？就技術上來看，是有相當的難度。因為目前西藏民族被人為地隔絕，以喜馬拉雅山為界，分為境內西藏和流亡西藏，境內西藏仍然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但是，對西藏人來說，達賴喇嘛是他們最為崇敬的精神領袖，他們相信，達賴喇嘛所做的一切決定，都是為了全體西藏人的利益，因此，境內外西藏人會盡最大的努力排除困難，參與投票。
筆者預測，如果藏民公決能夠實行，其結果可能是：全民信佛的西藏人仍然會主張保留達賴喇嘛制度。但是，這個制度畢竟是“政教合一”的產物，應該對之進行改革。
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達賴喇嘛早就在政治責任的繼承問題上，提出過一些不同于傳統的看法。筆者估計，廣大藏民會希望達賴喇嘛繼續轉世，希望下一屆達賴喇嘛仍然是西藏的宗教領袖，但原本附在達賴喇嘛名下的政治地位，卻可能會與其宗教身份分開。
現在倒是中共想不通了，如果被他們視為“迷信落後”的老藏民實行民主公投，他們這些Ｎ個“先進的代表”卻還是在搞專制統治，令廣大漢人情何以堪？他們又如何設法去控制達賴喇嘛的轉世？於是，曾經以反對迷信為名，倚仗武力強行取消西藏靈童轉世制度的中共，現在反過來聲嘶力竭地維護這個制度了。
為了對抗達賴喇嘛的改革性設想，中共堅持守舊復古，強調要按照宗教儀軌、歷史定制、金瓶掣簽和中央政府批准這四大程式來確定轉世靈童。其實至今為止，西藏有過的十四位達賴喇嘛，只有十世、十一世達賴兩位轉世靈童，是清政府通過金瓶掣簽選擇的，其他大多數靈童都沒有經過什麼“中央政府批准”。如果中共要繼承清制，為什麼只單單繼承針對西藏的金瓶掣簽，而不連清朝的皇位制度、八旗制度也給繼承下來？
一個沒有理念的世俗政權，不管它在物質上、軍事上佔有多麼大的優勢，也無法擊敗具有精神號召力的達賴喇嘛。如果達賴喇嘛真能發起藏民公投並獲得成功，那麼，這種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改革，將是這位“蓮花座上的先生”能夠給藏民族留下的最好的遺產。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轉自《爭鳴》２００８年１月號
西藏通訊1月21日報導,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發表[2007年西藏人權報告],譴責西藏人權狀況比去年更加惡化。
1月21日,總部設在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發表[2007年西藏人權年度報告]。報告強烈指責中共2007年在西藏嚴重踐踏西藏人權.而且,踐踏西藏人權的行為日趨嚴重。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年度報告發佈會上，該中心總負責人悟見丹增先生表示：西藏人權並沒有藏中對話次數的增加而得到改善。
[2007年西藏人權報告]指出，2007年是一個中共嚴重踐踏西藏人權的年度。據悉2007年中共因政治嫌疑逮捕了65名藏人，對4名藏人判處重刑。2007年中共繼續關押著119名西藏政治犯，其中80名是西藏僧侶。
[2007年西藏人權報告]還指出，由於中共政治上的壓迫，民族歧視，經濟掠奪以及無法接受西藏文化教育等原因，2007年2338名藏人流亡印度，其中1046名是18周歲的青少年。
[2007年西藏人權報告]強烈指責2007年中共嚴重踐踏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報告指出，2007年1月1日中共在西藏強迫實施新的所謂的[宗教管理條例]，特別是2007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強迫實施具有十四條內容之所謂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剝奪了西藏人傳統的宗教信仰權利，對西藏宗教事務進行粗暴干涉。並且進行強制摧毀西藏桑耶寺和阿裏的蓮花生大師之像，嚴重踐踏了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
看見的，不止是山麓那邊的西藏
———讀茉莉新書《山麓那邊是西藏》
1、
時至今日，第一次讀到茉莉文章的衝擊力，依然留存心中。那是1999年的冬天，在拉薩的我剛剛開始上網。那時候網路普及低，當局還沒有進行網路封鎖，海外的許多中文網站只要輸入位址，就像芝麻開門，驀然之間，一座座陌生的精神寶庫出現眼前，讓我目不暇接，激動不已。渴望聽到多元的聲音，渴望知道事實的真相，尤其是，渴望瞭解喜瑪拉雅山麓那邊流亡同胞的境遇，是我長久以來最大的渴望。那個冬天的我是非常幸福的，但那個冬天的我也是非常難過的。我一直在默默地流淚，當我讀著茉莉寫的《 我的達蘭薩拉之行──印北西藏流亡社區訪問散記》，這是我讀到的她的第一篇文章。
感謝互聯網，封閉已久的窗戶就這樣打開了，令人窒息的謊言不攻自破，如同新鮮空氣撲面而來的是真誠的、真實的表述："一聲悠遠浩蕩的佛號吹響。人們全體雙手合十，仰望著從會場後面緩緩前來的達賴喇嘛──藏人心中的神。……達賴喇嘛在哪里，西藏就在哪里"！–這是茉莉這個漢人而非藏人的見證，對於多少年來，把達賴喇嘛妖魔化且以西藏人民的解放者自居的中國政府，不啻是莫大的諷刺！我懷著一份特別的情意，記住了“茉莉”這個十分中國的名字，我甚至一邊上網一邊用筆抄錄她的文章。說起來很好笑，那時我既不懂得從網上如何下載文章，也不懂得可以在下網之後慢慢閱讀，而那時拉薩沒有寬頻，只有撥號上網，結果到了月底交費時嚇我一跳，因為幾乎用去了我那個月的全部薪水。
我掛在網上抄錄的還有曹長青的文章，那是早已秘密聞名拉薩的文章，也是有關西藏流亡社區的見聞，以前我也只是聽說卻不可能讀到，因為無人敢把他的文章公然流傳。可是有了網路，當時連流亡西藏的中文網站"西藏之頁"都能打開。
2、
歷史上，藏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分隔兩邊；綿延的喜瑪拉雅山脈無辜地承擔了地理上的障礙，而這個障礙其實是人為造成的，但卻不是藏人所為。對於十多萬流亡藏人而言，喜瑪拉雅山麓的這邊是故鄉西藏；對於六百萬境內藏人而言，喜瑪拉雅山麓的那邊也有一個西藏，雖然很小，但卻包容著西藏的靈魂。正因為有著西藏的靈魂，那邊亦如拉薩一樣，早已是藏人心目中的聖地。甚至更要勝於而今形同虛設的拉薩，畢竟藏傳佛教四大教派的主要精神領袖，這麼多年來不得不相繼離別故土，流亡他鄉。於是生活在故土的藏人們，只要說起那裏，總是會放低聲音地用這個詞來代替：山那邊。
分隔使得我們彼此徒有深深牽掛，卻很難溝通和交流。尤其是經過半個世紀強制性的洗腦教育之後，最可怕的不是一座座寺院被摧毀，而是每個人的記憶被清除或者被改造。米蘭•昆德拉說："一個民族毀滅於當他們的記憶最初喪失時。他們的書籍、學問和歷史被毀掉。接著有人另外寫出不同的書，給出不同式樣的學問和杜撰一種不同的歷史。"不同於山麓那邊的藏人，也不同于在自由與民主的世界生活著的其他國人，我們生來就只能聽到一個聲音，而且這個聲音充斥著謊言，每一種謊言" 都將現實、人類尊嚴、受難、挑戰和說真話在它手中泯滅"，這也是一位捷克作家所言。我驚訝於如此貼切真實的西藏，不得不承認這是專制制度帶給整個世界的災難。
尋找、恢復並修正記憶，乃至再現歷史和現實，這不但要依賴本族人的努力，也要依賴其他族人的幫助。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依賴的，所有人都是互相依存的，當我們身陷謊言之中，當我們連身邊的真相都被遮蔽之時，我們需要這個世界上有人憑著良知、勇氣和洞察力，發出清晰而有力量的聲音，正如茉莉。
3、
茉莉與西藏結緣十年，她把以西藏為題的主要文章收錄在這本書裏，其中只有一篇我沒讀過，其他文章都從網上讀到了，並且下載了。看重茉莉的西藏文章，是因為篇篇可見她漢人的身份卻無大漢人的氣勢，佛家的悲憫情懷、人間的道義關懷浸透字裏行間。2002 年底，在西藏發生了一樁震驚世界的冤案，藏東的一位高僧丹增德勒活佛，被當局以製造連續爆炸案的罪名判處極刑，為此有149位境內外漢藏人士聯名發表建議書，要求中國政府遵守司法程式，公開、公正地處理此案。茉莉不但是簽名人之一，還連續寫了四篇文章表示強烈關注，並發出嚴正的告誡：總有一天，參與黑幕操作、踐踏法律、剝奪藏僧基本人權的官員，會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最近，西藏的一位藏人作家卓瑪嘉因為著書立說被判刑十年，茉莉再次在抗議書上簽名，表達她的人道立場。
世人都知道西方世界同情西藏，鄰國印度收容西藏，而與西藏人毗鄰而居的漢人或者說多數漢人，是怎樣的心理呢？難道是"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甚至"非我族類，其心必誅"嗎？但是我們可以在茉莉的文字中看到她對自己同胞直言不諱的批評：" 缺乏自省精神的中國同胞，只知聲討昔日欺負中國的殖民者、侵略者，卻很難設身處地為被本民族欺負了的他民族著想。西藏問題的國際化，本來是流亡藏人走投無路、求告各國的不得已之舉，卻被霸道的大漢族主義者’妖魔化’，把它視為西方陣營遏制中國的’反華’行為。 "為此她呼籲："我真誠地希望今天中國的年輕一代意識到這一點。只有當我們一起去促進對西藏文明的尊重、給西藏以自由選擇的機會，我們漢民族才不至於繼續被世人視為摧毀他民族文明的破壞者。"
正是包括茉莉以及其他各族人士的正義言行，西藏的真實面貌為此呈現世人。對於我來說，我要感謝茉莉。這些年來，在我為了看見不止是喜瑪拉雅山麓那邊的西藏，還要看見自己身在其中卻被深深遮蔽的西藏而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她的聲音是那斬斷由謊言編織的黑暗世界的一道利劍。而 1999年冬天的那些奇跡般的明亮時刻，我永遠珍視於心。
2007-12-21 ，北京
● 藏人的藏曆新年與漢族農曆春節體現兩種獨立而各有特色的不同文化。藏人過藏曆年「博洛薩」還是過春節，不是一個簡單的民俗問題。藏人知識份子認為春節慶典逐漸滲透藏人社會，實際是一種文化霸權。
● 藏曆年拉薩的曬大佛習俗文革被癈恢復後，1989年又被取消。
曾經，我有很多個新年是在藏東康地度過的。在我的記憶中，那些新年沒有一個是「博洛薩」（藏曆新年），都是農曆春節。我亦習以為常，很開心地穿新衣、放鞭炮、吃團圓飯、收壓歲錢。我記得，在「達折多」（今四川康定），從初一到十五，親友們相互拜年，輪流安排聚餐，但這樣的新年不是藏曆新年。
回到拉薩後，才開始過「博洛薩」，才知道為了迎接「博洛薩」，在這之前就得培育青稞苗、做青稞酒、炸「卡賽」和「桑岡帕勒」（用酥油炸製的各種點心）、準備「竹素切瑪」（五穀鬥）和「魯過」（以酥油花雕塑的羊頭）。
藏曆新年的種種習俗
藏曆一月二十九日的晚上，家裡要做很美味的「古突」（面疙瘩湯），還要很好玩地察看每個人喝的「古突」裡包的是石頭、辣椒還是羊毛、木炭（我竟幾年吃到的都是鹽，據說這意味著懶惰），然後進行驅鬼的儀式。每次驅鬼，我都被家裡派去倒掉象徵鬼的東西。那其實是一些糌粑捏的塊兒，我們把它在身上摩娑幾回，嘴裡要說，所有的晦氣啊病氣啊都快快離開吧，不要再來了。然後扔在一個盆子裡，在火把的指引下，一路放著鞭炮，一口氣衝出家門，徑直奔向一個十字路口扔掉它。
藏曆一月三十日的晚上，要在家裡的佛龕跟前供放層層疊疊的「德嘎」（油炸麵供品）以及茶葉、酥油、糖果、鹽巴、「魯過」、人參果、青稞酒、青稞苗等等，要給佛龕和所有的唐卡換上嶄新的哈達，而我會穿上拉薩式樣的藏裝、帶上哈達和酥油燈，代表全家去大昭寺，在初一的零點時分，面向金壁輝煌的釋迦牟尼佛像伏拜三個等身長頭，然後朝拜每一座佛殿 ...... 這已漸漸成了屬於我的習俗。對了，初三是要登上房頂換「塔覺」（經幡旗杆）的，如果能請到穿絳紅袈裟的僧侶來家裡誦經祈禱更是幸運不過，然後去城東的朋巴日（寶瓶山）或城中的夾波日（藥王山）頂上掛經幡 ......
過去，還要在大昭寺舉行整整二十一天的祈願大法會──「默朗欽莫」，拉薩三大寺──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以及其他寺院的數萬僧人雲集於此，舉行修法、辯經、驅魔、酥油花燈會、迎請未來強巴佛等盛大活動，但文革那年被當作「四舊」給取消了，一九八六年恢復，一九八九年又被取消，至今再不舉行。
藏曆中國農曆兩套文化系統
西藏的曆算簡稱藏曆，中國的曆算通稱農曆。它們和西曆不相同，藏曆與農曆相對照也不一樣，所體現的是兩種獨特而完整的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
對於習慣用西曆來表示時序的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只重視西曆，因此藏曆與農曆的明顯區別往往表現在年節上。藏曆新年和農曆春節在時間與儀式上，其實有著各自不同的推算方法和傳統習俗，其中蘊含的是由此得以凝聚和延續的民族認同等意識。
然而，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藏族學者所調查到的：「藏民族傳統的藏曆年，已經在廣大青海藏區漸漸衰落乃至廢棄，藏族民眾日益轉向了、並開始注重起春節的慶賀。」他還說，「隨著漢文化勢力逐漸向更西部蔓延，作為國家統一文化思想標誌的春節慶典 ...... 日益影響並取代了青海其他各族相當於年終慶典的民俗活動。由此，春節逐漸滲進民眾的日常生活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霸權』。」
二○○六年藏曆新年期間，我曾在我的博客上討論過有關年節錯位的話題，一位安多（今甘肅、青海、四川的大部份藏地）學子的看法是，「其實藏族的民俗力量還是很偉大的，甘青的安多、康巴藏區的年節錯位是歷史環境、地理環境、氣候環境造成的，但其中的年慶氛圍是純藏化的」。話雖這麼說，然而畢竟在這些藏地，藏曆新年被農曆春節替代已是事實。既然明白這是錯位，為何就不能逐漸復位呢？
一位朋友發來電郵說：「在中國，藏人和維吾爾的民族主義者大都是在民族學院學習過、在中國的政治體系裡工作過的，離開他們的文化，土地很久的人。」這句話讓我警覺並且反省自己。
對於如我這樣一個其實基本上離開「文化，土地很久的人」，需要的是回到「文化，土地」之中，去切實地經歷和體驗每一個日子。最好能夠像每個靠天吃飯的農人和牧人那樣去體驗每一個日子，但我深知這是非常困難的。畢竟我今生今世已經不可能化身為一個靠天吃飯的農人和牧人了，我只能在今後注意換位思考的角度。這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不過，之所以糾纏於「節日」這個話題，正如朋友信中所說：「現代人慶祝節日的象徵意義大於實用意義」，確實是這樣。每個民族以及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存在，都必然與自己所生存的土壤相適應，正如農曆在東亞不限於中國，就安多和康巴而言，如果農曆春節比藏曆新年更適合自己的土壤，倒也不存在錯位或者復位之說。就像如今境外的藏人流亡社會，每年的雪頓節已離開傳統而有了新的調整與安排，這表明新的雪頓節更適合新的土壤。
自己選擇非強加就合情合理
但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此。那麼，問題在哪裡呢？我想我應該把這句話說出來──只要是自己決定的，只要是自己內部的民眾決定的，就是無可非議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換句話說，當包括衛藏（今西藏自治區的主要藏地）、安多和川康（今四川、雲南和西藏自治區的藏地或部分藏地）在內的西藏實現了高度自治，無論是過藏曆新年也罷，還是過農曆春節也罷，甚至以西方人過耶誕節的方式來迎接新年也罷，那都毫無任何不妥，反而呈現出多樣化的豐富意義。可是，在如今這樣一種並非真正自治的體制下，西藏民族的文化不斷被侵襲、被污染、被改變，已體現在每個具體的細節上，年節的錯位就是十分明顯的例證，而這樣的細節隨著年月的積累，結果會怎樣呢？
是像來自安多熱貢的年輕藏人在朝拜大昭寺時，因為被拉薩人視為來自「卡切隆巴」（回族居住的地方）而「沒有支配能力地哭了」？還是像達賴喇嘛給一個海外華人講的寓言：「佛祖釋迦牟尼誕生後，有一個婆羅門會看相。他看出釋迦牟尼未來會成為拯救人類的導師。但他自己卻哭了。他說：佛祖會完成他的偉大事業，但那個時候我已經死了」？
我不知道我表達清楚了沒有。
記得二○○六年的藏曆新年和農曆春節相差一個月，可是在拉薩的春節除夕之夜，滿耳是全城的爆竹頻傳，滿目是全城的火樹銀花，當時我心裡只有這樣的疑問：「有多少分佈於城中各處的人們正在齊辭舊歲？他們是拉薩本地人，還是五湖四海人？」
在這個農曆春節的除夕之夜，難道在拉薩，已經有這麼多、這麼多的，過春節的移民或短期移民嗎？那天晚上，央視春節晚會上零點時分的鐘聲尚未敲響，拉薩全城的鞭炮聲已經震天響。我奔上屋頂四周觀望，啊，一道道飛騰的焰火照亮星月無多的拉薩夜空，使得宛如舞台佈景的孜布達拉閃閃滅滅。
這著實令人驚詫！
居住在華盛頓的好友卓嘎告訴我，每當藏曆新年來臨，周圍的藏人們都會按照傳統的西藏習俗度過新年，培育青稞苗、做青稞酒、炸「卡賽」和「桑岡帕勒」、準備「竹素切瑪」和「魯過」 ...... 而這一切，過去她在拉薩的家裡並不擅長，那都是屬於長輩的家務，但如今她和周圍的並不年長的藏人們個個都會。「博洛薩」期間，他們挨家聚會，品嚐著衛藏、安多和康的飲食，吟唱著衛藏、安多和康巴的歌曲，交談著衛藏、安多和康的方言 ...... 在「博洛薩」的日子裡，就這樣度過了「博洛薩」。
二○○八年北京 （唯色：藏人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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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西藏之聲1月24日報導】俄羅斯聯邦圖瓦共和國議會中正式成立支援西藏組織。對此，西藏人民議會向圖瓦共和國議會致函表示感謝。
據西藏人民議會秘書處消息，俄羅斯聯邦圖瓦共和國議會為了加強與西藏人民議會間的聯繫，按照圖瓦共和國議會第65條第2和3項憲章規定，正式成立了圖瓦議會支援西藏組織。
西藏人民議會副議長嘉日卓瑪女士代表境內外全體西藏人民和西藏人民議會常務理事會成員向圖瓦共和國議會議長蒙果西先生致函表達了感謝。
西藏人民議會於本月21日發佈一份新聞聲明指出，俄羅斯圖瓦共和國議會中成立支援西藏組織表明了圖瓦人民對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所提倡的通過和平非暴力路線爭取西藏高度自治立場的支持和擁護。
綜合報導，長期支援西藏人士、美國國會民主黨眾議員、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湯姆•蘭托斯於昨天星期一（2月11日）上午病逝，享年80歲。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對蘭托斯的不幸病逝致函表達沉痛哀悼。
達賴喇嘛在寫給湯姆•蘭托斯夫人安妮特•蘭托斯的慰問函中表示：“獲知你的先生國會議員蘭托斯的過世感到非常悲痛，對此，特別向你和家人表達誠摯的慰問和同情。”
達賴喇嘛表示，蘭托斯的一生致力於促進人權、自由和正義的事業，他同時也是全體藏人的希望和寄託，他的逝世，讓我們失去了一位最真誠的朋友。達賴喇嘛強調，如同在近期致信給他的內容一樣，這次再度對他長期從不間斷地支持西藏問題和為西藏問題的解決所付出的努力表達由衷的感激。
達賴喇嘛在函中最後表示，借此機會，也向安妮特•蘭托斯夫人一向支持蘭托斯先生為眾人尋求自由和正義的事業表示讚賞和感謝。
據瞭解，湯姆•蘭托斯出生於匈牙利，1980年代表加利福尼亞州三藩市當選為國會議員，2007年1月成為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蘭托斯是於去年12月查出患有食道癌。
湯姆•蘭托斯去世，使美國和全世界失去了在國際人權問題上最強有力的仗義執言者。 據悉，蘭托斯生前是美國國會議員中唯一一位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在十幾歲的時候，他曾兩次逃離納粹集中營，並參加反對納粹的地下鬥爭，二戰後，他來到美國。今年1月，他公開了自己患癌的健康診斷，並表示不再尋求連任。他當時說，只有在美國，一個身無分文的大屠殺倖存者和反納粹地下鬥士，才有機會受教育、養育家庭，並有幸能夠在國會服務。
畢生為捍衛和提倡人權的蘭托斯議員不但敢於批評外國政府和人權侵犯者，而且也是美國國會內對布希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最為尖銳的批評者之一。 據報導，布希總統讚揚蘭托斯是個有骨氣的人，是人權的宣導者。由白宮新聞發言人佩里諾宣讀的一份聲明提到了蘭托斯作為納粹倖存者的歷史。聲明說：“湯姆.蘭托斯作為國會唯一一位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他曾經活生生地提醒我們決不能無視無辜者在邪惡人的統治下的困苦。”
賴斯國務卿說，蘭托斯“體現了這樣一種意義：那就是，雖然曾經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但在重獲自由後更加堅定了向他人傳播自由及繁榮利益的美國立場”。 蘭托斯先生受到了美國共和與民主兩党人士異口同聲地讚揚。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說，他把自己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轉化成終生承諾，他畢生致力於提倡人道主義和人權的事業。 國會共和黨重要領導人布倫特說，蘭托斯始終不懈地為實現更加美好、更加自由、對不同宗教更為寬容的世界而努力。
據美國之音報導，同為大屠殺倖存者並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伊利.威斯爾說，蘭托斯是遭受不公正待遇者的代言人，並直言不諱地反對專制獨裁。 蘭托斯的另一項值得紀念的貢獻是支持美國大幅增加抗擊世界各地愛滋病的經費。 蘭托斯議員也是西藏人民的好朋友。過去二十多年間，他一致在強有力地支持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人民通過非暴力爭取自由和人權的正義事業。他也經常呼籲中國政府，與西藏人民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進行實質的談判，使西藏人民享有真正的自治。
他也是《美國國會金質獎章頒授給達賴喇嘛的提案》的發起人之一。 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的藏人社區和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一同將於2月13日為國際人權鬥士湯姆﹒蘭托斯先生舉行悼念祈禱聚會。西藏民族永遠會記住湯姆﹒蘭托斯先生的。
2008, March 2
文章來源：紐約時報
時間：2005年12月18號
作者：Pankaj Mishra （著有《苦難的終結：世界的佛教》、《西方的誘惑——印度，巴基斯坦，西藏的現代化》等書）
譯者：G.Q.紮西
1998年4月的一天，天很早，一位叫做圖丹歐珠（Thupten Ngodup）的西藏男子在新德里參加一次為西藏的示威活動。印度員警強制阻止了這次由西藏青年大會組織的絕食抗議活動。西藏青年大會是最大的非官方流亡西藏人組織。這個組織擁有一萬四千多名會員。在這次針對聯合國在西藏問題上保持沉默政策的抗議活動維持了6個星期。1950年中國侵略和佔領西藏之後，導致120萬西藏人非正常原因死亡，上萬座西藏寺院被破壞。
圖丹歐珠，也和很多西藏青年人一樣想參加這次絕食活動，他被選中和被安排代替那些已經靠近死亡的絕食抗議者。在大約5天前他向媒體表示：達賴喇嘛的和平對於中國的專制政府來說是沒有用的，現在西藏的情況很絕望。他繼續說：“我已經放棄了自己的生命，為我苦難的人民換回真正的和平。”
當印度政府為了歡迎一個中國代表團的來到，而決定徹底結束這次西藏人的抗議的時候，圖丹歐珠很快行動了。在印度員警驅趕絕食者和毆打抗議者時，他憤怒了。他奔跑著並大聲呼喊著“西藏獨立”的口號，緊接著烈火燃燒了他的身體，在烈火中他像所有佛教徒那樣雙手合十，祈禱。
第二天，圖丹歐珠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他的身體已經完全被燒傷，西藏民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來看望他。達賴喇嘛反對任何暴力行為和暴力思想，甚至包括絕食。他告訴圖丹歐珠不要仇恨中國人。當時圖丹歐珠力圖直起身子，但是他已經做不到了。這天夜裏，在得知絕食活動的情況之後，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流亡西藏的心臟，位於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小鎮達蘭薩拉，圖丹歐珠的照片無處不在。在新一代流亡西藏人中，圖丹歐珠是一位烈士和英雄。這新一代的流亡西藏人在印度出生和接受教育，他們用西方的思維思考西藏問題，同時他們又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為當前西藏人這種最平和的抗議方式和今天西藏的政治狀況感到尷尬。在他們的談論中，圖丹歐珠是西藏自由戰士的代表，而這種西藏自由戰士在今天是西藏最迫切需要的：這種人的行為可以超出自己的情感和信仰，不接受西藏政府被動的政治態度。
沒有人像流亡西藏詩人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那樣在內心實踐著圖丹歐珠的精神。在流亡西藏，丹增尊珠是達賴喇嘛之後最出名的人物，2002年，中國總理朱鎔基訪問印度孟買，丹增尊珠爬上中國總理住的酒店，掛起“西藏自由，中國滾開”的巨大條幅，當中國官員出現的時候，他開始揮舞著雪山獅子旗大聲呼喊口號。
2005年，中國新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南方城市 BANGGALRRE的時候，一如過去，印度員警制止了許多西藏人抗議者，但是丹增尊珠站在印度科學研究院內一座近 20層高的鐵塔上，而中國總理正在該科學院會見印度科學家。丹增尊珠揮舞著寫有“自由西藏”的紅色條幅，拋撒著和西藏問題相關的小冊子，同時呼喊著：“溫家寶，你不能讓我住嘴。”
丹增尊珠又一次被逮捕，並且被印度員警毆打。“我以前從來沒有被這樣過。”不久之後，我和他在達蘭薩拉見面的時候，他這樣對我說。他，一個稍顯清瘦的男人，一條紅色的頭巾下面是他長長的辮子，看起來就很讓人感到好奇的樣子。他說話的語速輕柔，那些表達清晰的句子，仿佛是經過他那不知疲倦的孤獨生活所提煉一般。他時時又忽然地回到安靜，沉默不語。但是他的風格和思考方式，很容易讓人誤解他是一個熱衷於政治的人。
像很多流亡西藏人一樣，他生長在印度新德里的西藏難民社區。 1997年，他完成他的大學學業之後，他穿越整個印度，來到拉達克，並想從這裏回到西藏去，當時他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很困難的。他對我說，他的想法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看看自己的故土。後來他在越過邊境的時候被中國武警逮捕，送到拉薩。在那裏被關了三個月之後，他被驅除回印度。在他近30歲之前，他知道六位囚犯。“我強烈地推薦每個人都應該到監獄裏生活一段時間，”他對我說：“這樣的經歷對於一個人的成長非常地重要。”說完這句，他哈哈地笑了，接著他的朋友加入了我們的談話。當時，我們是在達蘭薩拉一間比較出名的和平咖啡店裏。丹增尊珠的手機總是響個不停，各種和西藏相關的運動和示威以及約稿等等需要他回答。最近在孟買有一個重要的會議在等著他，這個會議是關於3位從西藏監獄和酷刑中逃出的阿尼。
這時，丹增尊珠談起他計畫在達蘭薩拉建立一個圖書館和閱讀中心的想法。他說，對於像他一樣的西藏人來說，在達蘭薩拉能夠大量地閱讀西藏佛教和傳統文化之外的其他書籍是很必要的，西藏人需要瞭解現代社會，除去這個，還需要瞭解中國。他說，圖書館和閱讀中心是新的政治思想和行動開始的地方。看著西藏人聚集在丹增尊珠周圍的情形，我不禁產生了這樣的想法，這樣的情形多麼地像他們的對手毛澤東開始其政治活動時候的情形呀。
丹增尊珠的朋友絕大多數都是在印度出生和接受教育的流亡西藏人，他們從印度各地來到達蘭薩拉，為的就是用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時間為西藏服務。丹增尊珠的其他一些朋友是近期從西藏來到印度的西藏人，他們經過艱難的跋涉，跨越大雪山，為著同樣的目的而來。一個真正的佛教徒，一般來說是在沉靜的忍受中期盼著流亡生活結束的時刻。但是丹增尊珠的朋友們卻認可地說，暴力的方式更可能讓西藏重獲自由。其中一個這樣說：“中國在世界各處眾多的大使館都可以是攻擊的目標。”另外一個突然插口說：“看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與西藏相比他們是多麼地小，但是整個國際社會卻給予了他們如此的關注，是因為自殺炸彈，本•拉登。非暴力雖然把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傳到西方，但是西藏問題到現在為止依然處於困境。”這些充滿激情的言語，久久地回蕩在這間小小的咖啡店裏。但是他們自己也深深地知道，對於佛教徒來說使用暴力是非常困難的。之前我和他們走在達蘭薩拉的小道上，我曾看見丹增尊珠的一個朋友，小心翼翼的捧起一個小寵物，把它放在道路的另一邊，遠離人類通行的那一邊。
達蘭薩拉像其他36個西藏人社區一樣，是印度政府在1959 年之後作為西藏人暫時的居住地而提供給西藏難民的，但是到今天，西藏人已經在這些暫時的居住地裏生活了40多個年頭。在印度出生的西藏人，依然屬於“無國籍的人”。這樣的身份對於長期生活在印度的西藏難民來說，意味著他們在找工作、添置私人財產時需要面對許多困難。賣羊毛衫和廉價電子產品的西藏人是在印度各個城市常見的景觀。甚至在達蘭薩拉，西藏人告訴我，因為印度動盪的政治，他們也生活在一種長期的憂慮之中。在我到達達蘭薩拉的幾天前，印度員警介入了一起一個印度人和一個西藏人的爭執，那個西藏人被五花大綁地帶過大街。另外一些西藏人則想回到他們已經被佔領的祖國。最近人權觀察的報告再次證實了在西藏發生的許多事情：許多被懷疑尋求西藏獨立，或者熱愛達賴喇嘛的西藏人不經過審判就被投入監獄和酷刑；每年都有超過2000名的藏人逃離西藏來到達蘭薩拉。
丹增尊珠的父母在1959年還是孩子的時候就翻過大雪山逃難到印度。很多西藏人在到達印度以後，因為不適應印度的氣候等很多原因很快就死去了。丹增尊珠出生於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當時他的父母一如其他很多西藏人像苦力一般在喜馬拉雅山區修路。丹增尊珠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當時普遍的營養不良和傳染病奪取了很多在修路的西藏難民的生命，在丹增尊珠出生後不久，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不久他的兩個哥哥也死了。在經歷這樣的苦難之後，丹增尊珠和妹妹堅強地活了下來。後來丹增尊珠分別在流亡西藏的三個學校學習，之後他到印度南方城市CHENNAI讀大學，再後來，他到了孟買。
1999年，在孟買我第一次見到丹增尊珠，當時他在讀文學碩士，我們的談話圍繞著城市文學批評，他像個詩人一般在言說，當時的他顯得激情而又對自己的想法略帶羞澀。他告訴我，他喜歡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除了這些，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沒有談論其他的話題。在我離開時，他送給我他的第一部詩集《穿越邊界》，收錄的都是關於他作為一個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活，以及他對故土的情感和對自己身份的困惑，他屬於一個不被世界承認但是卻被世界承諾給予支持的國家，——“西藏：世界同情的庫存品”，他在一首詩中生動地寫到。他成為一個具有聲望的作家和活動家是最近幾年的事情。2001年，他寫的一部關於流亡藏人的散文集獲得印度國家級別的文學獎；李查•基爾和其他好萊鎢明星對他的長期推崇，為他獲得極大的聲譽。2002年，丹增尊珠被印度媒體評選為當年全印度時尚50人之一，在所有關於丹增尊珠的文章和照片中，他那條總是戴著的紅布條總是被不斷的提及和顯示，他曾經表示直到西藏獲得自由，他才拿下這紅布條。丹增尊珠告訴我，每次達賴喇嘛見到他的時候，都會拿這紅布條開玩笑地說：“嗨，怎麼了，身體不舒服？發燒了還是出汗多？”
相對於西藏人來說，丹增尊珠有比較多的機會見到達賴喇嘛並且與達賴喇嘛交談，雖然這樣的機會與少數經常可以單獨拜見達賴喇嘛的西方名流相比顯然要少很多。丹增尊珠對我說，達賴喇嘛在西方享有巨大的聲望，所以西方世界給予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他很感激所有支持西藏的西方人，但是這樣的支持發揮不了實質的作用，如果西方世界的政府依然保持著與中國的商業合作並且將武器繼續賣給中國。丹增尊珠認為獲得印度這個在文化和政治上與西藏有著密切關係的國家對西藏的支持，更為重要。他發表在印度各媒體的文章和言論都體現了他的這個觀點。
他總是非常地忙碌。去年春天，他參與組織了一個紀念1989 年中國“天安門大屠殺”的會議，最近他又在協助翻譯一首長詩，這首詩的作者是一位在中國被政府迫害的西藏作家。不像其他的社會活動人士，他並不是對所有的問題都熱心，在內心深處，他仿佛陷入一種長久的模糊的追尋之中。而這種思想者的風格也是他個人魅力的一部分，這樣的魅力吸引著很多年輕的印度人和年輕的西藏人。“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他對我說，“我們能做什麼？我們怎樣找到那條走出困境之路？雖然要放棄是很容易的——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達賴喇嘛一個人的身上。但是我們必須要做點什麼？但是我們到底該做點什麼呢？”
40多個年頭過去了，流亡西藏人期盼著達賴喇嘛能把他們從困境中解脫出來，達賴喇嘛也力圖在西藏民族中推行民主，並且有了一個在流亡社區中民選的西藏政府， 2001年9月，桑東仁波切，一位高僧和哲學家，成為第一個選舉產生的西藏總理，負責流亡西藏的社區和經濟政策。這個沒有任何其他政府承認的流亡政府依靠著達賴喇嘛的影響，同時這種影響也是其局限性。
在中國政府不斷地譴責、忽視、冷漠中，達賴喇嘛感到帶領他的人民回到一個獨立的西藏仿佛是不可能的了。1988年，他放棄了他長久以來呼籲的結束中國佔領西藏的要求。他和桑東仁波切現在已經不反對中國對西藏的佔有了。他們表示他們願意在高度自治的前提下，讓西藏留在中國版圖之內。他們把希望放在西藏特別代表和中國中層官員幾乎每年舉行一次的談判上。為了顯示他們對談判對手的誠意，他們不支持任何西藏人發起反對中國的抗議和示威活動。但是官方的這種政策讓很多西藏人失望，同時也分化了西藏人。雖然西藏婦女大會等組織支援達賴喇嘛的“高度自治”主張，西藏九十三運動這個影響很大的由西藏前政治犯成立的組織依然要求西藏獨立，他們說這和境內西藏人的要求是一致的。要求西藏獨立的最大力量是西藏青年大會，其官員洛桑益西表示：“我們並不是要反對達賴喇嘛——他的護佑對我們非常重要——但是我們不相信中國，我們不想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對流亡西藏政府提出的“高度自治”，予以批評的絕大多數西藏人都是20-30歲之間的年輕人，他們中的多數出生在印度，從來沒有回過或者連見都沒有見過西藏。丹增尊珠無疑成了他們的代表。他的觀點在印度媒體和互聯網上被廣泛地引用和討論，無形中加劇了流亡西藏領導層和年輕西藏人的隔閡。在傳統的西藏社會中，對於長者的批評是很少的，而順從是其標準。丹增尊珠向我描述過人們聽到他說“高度自治”純粹就是西藏領導層的“沒有任何希望的空想”時的種種反映。一天傍晚，在“和平”咖啡屋，他對我說，暴力是唯一的出路。“追尋成佛之道是一件事，而讓一個國家獲得自由又是另外一件事，我們應該在這個世界上為自由而抗爭，而不是希望這個世界能給予我們自由。”
很多年輕的西藏人逐漸對僧人在政治中的作用表示懷疑。就個人而言，佛教提升人的內在修養，給予人知識；就社會而言，佛教鼓勵一種對社會的懷疑論和提倡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這樣的政治方式要與現代政治相調和並且接軌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追求民族自由的時候。雖然到目前為止仍不能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找到政治鬥爭的有效方式，但是達賴喇嘛和其他佛教上層人士依然不斷表示他們讚賞甘地的非暴力。去年我採訪桑東仁波切的時候，他表示堅持甘地的非暴力原則是最適合西藏的方式。他認為，甘地的鬥爭方式就是對真理的堅持。他接著說，非暴力的目的不是為了追求一些很大的結果，比如一個國家的獨立等等，其實非暴力更多的是對個人而言的，非暴力主義給予人尊嚴和信心，依靠這些，人們將可以面對任何政治壓迫。他進一步解釋說，非暴力剛開始的時候作用會很小，只能改變一些容易改變的事情，但到了後來，非暴力主義會顯示其重大的力量和作用，因為它最終改變的是——人的基本態度。非暴力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計謀，或者為了達到其他什麼目的的手段，這是一種強調自製、清醒、理性的行為和生活方式，做到這些，就是一切的目的。
桑東仁波切告訴我：“我們最終的目的，不僅僅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還要繼承西藏燦爛的文化。如果未來的一天我們實現了政治的自由，卻失去了給予我們生活重要價值的西藏文化，那麼我們到底獲得了什麼？這也就是我們拒絕暴力最根本的原因。對生命的尊重，是西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而西藏的文化正是我們為之奮鬥和抗爭的理由。”
後來，當我把桑東仁波切的回答告訴丹增尊珠時，他依然表示出對於那些觀點的不認同。當時我們在他的朋友開的一個小書店裏，他翻閱著和西藏相關的書籍，忽然，他抬頭說：“我不認為西藏文化僅僅包括佛教，偏向非暴力同時也可能成為被動和無所作為的藉口。”他接著說““我們的領導人借鑒甘地，但是甘地看到英國用暴力的方式統治印度的時候，說抵抗是一種責任。而今天，我看見中國鐵路已經修到拉薩，在我看來這就是暴力行為。所以西藏人選擇抵抗的行為，又有哪一點顯示出不符合道德呢？”
很多青年人都用崇拜的情感談論起西藏東部的康巴勇士。這些康巴人從1950年起開始抵抗入侵的中國軍隊，1959年針對中國的統治發起大規模的起義，這樣的行為直接導致了達賴喇嘛必須做出選擇，即繼續留在西藏對中國人言聽計從、低三下四，還是為了自由和尊嚴流亡印度。1987年，一本關於康巴遊記隊的書出版了，作者是一位深受愛戴的西藏小說家嘉央諾布（Jamyang norbo）。這本書深深地影響了丹增尊珠這一代流亡西藏青年，讓他們開始更多的思考以軍事的方式結束西藏今天的困境。嘉央諾布現在生活在美國，1997年他在BBC 關於西藏的記錄片中這樣說：“很多人並不想得到開導，至少不是立刻得到開導。” 嘉央諾布繼續說：“我們都是普通的西藏人，我們喝水，我們吃飯，我們有情感，我們愛著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當一些傢伙來到我們的家園，屠殺我們的親人，即使這些人是強大的軍隊，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拿起自己的槍。” “西藏人” 嘉央諾布補充說：“深愛著自己生活的土地，他們不希望中國人來到這裏，但是達賴喇嘛卻不明白自己子民的想法。”嘉央諾布的言論不是美麗的空話，在1970 年代初，很多流亡西藏青年離開學校，拿著步槍來到尼泊爾和西藏交界處的木斯塘加入西藏遊擊隊，嘉央諾布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支持西藏人的抵抗運動，在美國科羅拉多（COLORADO）軍營訓練了上百名西藏遊擊隊員。1958年美國第一次給西藏抵抗者空投武器、醫藥供給、電臺等等。三年後，西藏遊擊隊退到尼泊爾境內的木斯塘建立營地，在一次深入西藏腹地的行動中，擊斃了一位中國軍官，收穫了一些相當重要的情報，這可以說是遊擊隊來到木斯塘以後最大的成功。美國支援西藏，是其冷戰政策的需要，對西藏人是否能重獲獨立並不感興趣。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開始和中國改善關係，當尼克森和毛友好相處之後，美國就停止了對西藏遊擊隊的支持。這件事情給西藏人帶來的傷害和打擊，遠遠大於1994年克林頓將美國與中國的貿易談判和人權對話相分離的政策。
印度政府也曾幫助過西藏遊擊隊，在1962年，印度和中國因為爭奪西藏的土地而發生戰爭。之後印度政府給予西藏遊擊隊支持，可在1970年初，印度政府也停止了支持。在失去美國和印度的支持之後，很多西藏遊擊隊員被尼泊爾軍隊襲擊和殺害。最後，1974年。達賴喇嘛通過一盒錄音帶，命令木斯塘的遊擊隊員放下武器，全部回到印度。
洛桑丹增，現在是達蘭薩拉一間小書店的老闆。他原來是木斯塘西藏遊擊隊的一名戰士。在以辭職的方式表達自己對於達賴喇嘛放棄追求西藏獨立建國的政策之前，他曾經在西藏青年大會、西藏流亡政府工作過。他告訴我，在西藏，西藏文化面臨著被滅絕的危險，大量的中國移民遷入西藏，在西藏人自己的家園裏，直接威脅著西藏人，而這樣的威脅在連接西藏和中國的鐵路修通以後會變得更為可怕。
洛桑次仁（lhasang tsering），今年50多歲了，留著漂亮的山羊胡。他告訴我，直到今天，他對於當年達賴喇嘛要求遊擊隊放下武器回到印度的做法，依然感到稍微的生氣。和很多西藏人一樣，他認為當達賴喇嘛圓寂以後，西藏人應該用軍事的手段為自由而抗爭。他告訴我，即使是在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中，西藏人也為自己的尊嚴和權利而慘烈地抗爭著，並用刀和矛武裝自己，一個年輕的阿尼和她的同胞攻擊中國佔領者，處決那些西藏賣國賊，但最後他們都被中國人槍決了。
那次是丹增尊珠的一位朋友帶我們去見洛桑次仁的，他們都對洛桑次仁和嘉央諾布充滿敬意，同樣，洛桑丹增對於那些崇拜他的西藏青年來說，也是非常寶貴的。洛桑次仁的語速很快，而且言語的表達很具有戲劇色彩，比如他先輕輕地說：“流亡西藏中的一些人……”然後帶著宣佈的口吻提高聲貝：“沒有被西藏人民授權去改變西藏人的最終奮鬥目標：西藏獨立！”。討論“高度自治”在他看來簡直就是浪費時間，他補充說：“我是想回到西藏，但不是跪著回去！”
但是，現在洛桑次仁的行為被世界各個親藏組織和各種會議的原則所限制。他和他的崇拜者們關於武力抗爭的談論遠遠超過了他們對使用武力抗爭的可能性的理性判斷。他和其他與我交談過的西藏人仿佛沒有考慮到，中國對武力抗爭的回應，很有可能會像中國對付新疆那些不安的穆斯林一樣殘酷。另外他們也沒有具體地描述和勾畫一個自由的獨立的西藏會是什麼樣子——也許是因為這個時候的到來離現在還非常非常的遙遠。但是他們異口同聲地宣稱：在未來的西藏不會有中國人的立錐之地。
激情的民族主義者在康巴老戰士那裏得到了少許的鼓勵和支持，但是桑東仁波切卻旗幟鮮明地和民族主義劃清了界限，他堅持中國人和西藏人在未來能友好的相處和生活在一個自由的西藏。對於很多西藏青年人來說，擁有這樣的觀點，意味著自己的領導層在政治上太幼稚了。去年嘉央諾布在流亡西藏很有名氣的網站PHAYUL.COM（故鄉網）上發表文章，公開批評西藏領導層“根本就沒有明白在現代社會中，國家政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奇怪的是，這樣的批評仿佛中國政府對西藏言論的回聲一般。中國政府經常這樣說：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權，沒能實現西藏的現代化，而且這個制度從根本上阻礙了西藏的發展。從17世紀開始，西藏就成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享有文化和經濟的自治權。按照中國藏學家的說法，在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之前，西藏一直是最封建、最封閉的地方，那裏的廣大農奴被少數貴族和僧人統治，農奴被迷信和宗教精神控制。這聽起來像共產主義的教條，不過中國派去統治西藏的官員陳奎元在1997年的一次講話中，毫不誇張地說出了以下事實：“達賴喇嘛統治下的西藏，沒有一座正規的學校，廣大勞動者的孩子沒有權利和機會接受教育，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是文盲。”
桑東仁波切承認這些事情確實都是事實，但是他立即補充說，達賴喇嘛對現代技術非常感興趣，對民主精神也很有偏愛。這些足以代替中國更好的實現西藏民族自己的現代化。不管中國政府帶來怎樣的利益：修路，建立學校，帶來工作等等，他們妄圖在西藏消滅達賴喇嘛巨大威望的企圖都失敗了。西藏境內的西藏人依然忠於他們流亡在外的精神領袖。即使中國加強對寺院的監控，經常開展 “愛國主義”教育，西藏的僧人和尼姑依然繼續以看得見的方式進行著民族主義抗議。二十年前，中國放鬆了它的宗教政策，寺院被維修，吸引了大量的朝聖者，佛教仿佛再次得到繁榮。中國的高壓政策和效率極高的成網狀分佈的間諜體系，為其確保了在西藏，甘地式的大規模非暴力活動是沒有機會出現的。
佛法在西藏的再次興起，並沒有使得像達賴喇嘛這樣重要的上師回到西藏。因為中國政府打算安置其他人代替達賴喇嘛作為布達拉宮的主人。在10年前，中國政府為了穩固他們在西藏的統治，按照自己的方式選定了一位元在他們掌握中的西藏喇嘛的轉世。這位喇嘛是西藏佛教第二大領袖班禪喇嘛，中國政府綁架了達賴喇嘛指定的轉世靈童。為了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達賴喇嘛聲明：下一世達賴喇嘛將出生在流亡西藏社區。在最近一次的採訪中，達賴喇嘛表示如果西藏的情況在他的有生之年得不到改變，那麼就會很愉快的在印度圓寂，乘願再來。
目前依然在接納流亡藏人的印度，最近這段時間，在改善和中國的關係，雖然不像鄰居尼泊爾那樣和中國走得非常近。尼泊爾竟然提出可以為達賴喇嘛訪問北京提供尼泊爾護照，同時開始限制尼泊爾境內的西藏難民舉行政治活動。17世噶瑪巴，一位20歲的西藏四大教派噶舉派的領袖，于1999年逃亡印度。他被廣泛地認為在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將成為流亡西藏重要的領袖。他現在居住在達蘭薩拉附近的寺院裏。印度政府限制著噶瑪巴的活動，同時印度政府稱呼達賴喇嘛是精神領袖多於政治領袖。生活在達蘭薩拉的西藏人都很擔心，隨著印度和中國關係的加強，印度政府對待流亡西藏的態度一定會出現很大的變化。而那個時候的西藏人，如丹增尊珠和他的同事很有可能開始朝著武力抗爭的方向發展，那個時候也許只有這一條路了。
當丹增尊珠從孟買回來的時候，我依然在達蘭薩拉。他說關於從西藏逃出來的阿尼的會議很成功，後來他帶著兩位阿尼去孟買最大的購物中心，她們第一次乘電梯的時候非常開心。他計畫接下來在達蘭薩拉舉辦一個電影節。但是一個禮拜之後，當我從倫敦給他打電話時，他仿佛又陷入了一種憂愁。他告訴我關於中藏在瑞士第四次談判的情況，他說他覺得中國人和西藏人接觸，唯一的目的就是在2008年舉辦奧運會之前，為自己獲得良好的國際聲譽。中國政府並沒有改變在關於西藏未來政治地位談判中哪怕一點點立場。他繼續說，西藏領導層卻在努力地滿足中國政府提出的條件。達賴喇嘛公開聲明，西藏鐵路的建立是進步的標誌。
當我於12月早些時候和丹增尊珠通話時，他正在印度北部流亡西藏人社區的長途行程中，這個行程的目的是籌集1萬美元，用於購買西藏政府於1947年發放的一份西藏護照。這個護照現在一個尼泊爾古董商人手中。這個護照上有7個國家的簽證，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沙特、埃及。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證據，證明西藏主權的存在。在電話裏可以聽出他的激動和高興。他這次的行程籌集了6000美元。同樣發生在新德里的事情，也讓他顯得有些愉快。不久前，多個西藏團體在西藏青年大會主席的領導下，去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前示威抗議中國最近在拉薩展開的“愛國主義教育“。丹增尊珠認識參與這個活動的每一個人。示威者被員警威脅的照片出現在當地報紙上。丹增尊珠說這次活動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青年人和在校學生。他們非常吃驚，他們靠自己的力量和勇敢組織了這樣一次活動。丹增尊珠說：“作為失去祖國的人們，他們的感情與西藏問題緊緊相連，並且作好了為之付出一切的準備。”他又補充到：“每當有人問我，你屬於哪個地方？我這樣回答，我屬於一個叫做‘西藏問題’的地方，我的很多同胞和我一樣來自從那裏。”
唯 色 採訪整理
巴尚（化名）：男，藏東康地藏人，隨十八軍進藏，擔任軍隊高官的警衛員和翻譯，後轉業至新聞單位當記者直至退休。文革時候屬於「大聯指」觀點，曾隨軍採訪過一九六九年「尼木事件」。
訪談時間：
第一次，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
第二次，二○○一年十一月一日下午
一九六九年六月，尼木縣發生軍宣隊被殺害的事件。我們在拉薩得知這個消息以後，立即和軍區聯繫準備下去採訪。因?殺的是解放軍，這一事件當即被定性為「反革命叛亂」，軍區派出兩支部隊，分別從羊八井和曲水這兩條路開往尼木剿匪。我們走的是曲水這條比較近的路。分社派了一輛車，有我和兩個攝影記者，還有一個尼木縣武裝部的軍人。車子開過曲水大橋往裏走，下面是雅魯藏布江，上面是很高的山，突然發現前面路斷了，過不去了。下車一看，路明顯是被人破壞的，山頂上還有很多人，看來他們早就預料到解放軍要來，因為他們闖了大禍，殺了那麼多的解放軍，我記得是十四人（《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中記載二十二人被殺）。後來得知羊八井的那條路也被破壞了Ｎ?儼l現不對頭就打算調頭往回撤，但車上的那個軍人不願跟我們回去，他說這已經很近了，他要走回去。當時他還帶了一箱紅燒豬肉罐頭，他抱著罐頭下了車，可我們看見他沒走多遠就把罐頭扔到江裏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他不回頭地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兒過也沒有聽說過這個人。他是個漢族。
我們回去後向軍區作了彙報。軍區連夜派部隊修路，第二天就把路補好了，於是我們又開著單車去尼木，一到縣裏就聽說麻江（尼木的一個隊，羊八井往南）那邊遇到麻煩，從軍區來的部隊被阻擋了，但我們趕到的時候，部隊已經過了麻江。可能有一個排的兵力吧，武器裝備很全。再加上尼木縣裏的部隊，後來進山溝圍攻尼姑（即赤列曲珍）駐地的時候大概有七八十個軍人。當時從麻江跟部隊來的也有我們的記者。至於部隊為什麼要出兵麻江？就是因為在麻江那邊殺害了十四個解放軍，而且殺得很慘。這些解放軍是屬於「支左」的，沒帶槍，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襲擊，把有的解放軍從窗戶裏甩下來，有的用磨盤石砸死，再把他們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這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還放著軍帽。這些解放軍都是漢族。這樣一來部隊當然就要剿匪了。這已經很明確了，這是「叛亂」行為。當時部隊的指揮員是西藏軍區的參謀長。叫李傳恩（音）。
我們一早就從縣裏出發，不久走到一個山谷裏，據說從這山谷進去就是尼姑的駐地。山谷裏全是亂石成堆。我們看見一個個山頭上開始挨著冒煙，這顯然是發現我們來了，他們在相互報信，用古時候那種烽火報信的辦法。當我們走到山口，看見兩棟民房，部隊便分開埋伏，向房子裹的人喊話。但沒有人答話。部隊就準備上去衝進房子裏察看，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槍響，我們的一個排長中彈了，當場死亡，但槍是從哪里打來的根本不知道。這一下部隊當然就很氣憤了，就用四○火箭筒對著厲子放了一炮，然後衝進去了，結果發現屋裹只有老人、婦女和小孩，大概七八個，都死了，有個老人還在被窩裏，看上去是在睡覺。活著的只有一個六七歲的小孩，手已被打斷了。部隊搜查了一圈，既沒有發現武器，連個彈殼也不見，也沒有發現年輕人。我曾問過小孩話，他說我們都在睡覺，什麼也不知道，就被你們漢人的炮彈打死了這麼多人。我對部隊說這個事情要處理好，不然影響不好。後來小孩被送到總醫院治療。那些死人，本來部隊打算拖出去，我說還是?起來埋了吧，於是就挖了一個坑把他們全都埋了。
這麼打了一下，部隊的情緒就上來了，直往前衝，走不多遠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們那邊有幾支火槍，更多的是矛和刀，還有氂牛鞭「烏朵」，包著石塊朝部隊這邊扔。一般情況下部隊是不會開槍的，可能他們也以為部隊不會打槍，所以他們氣勢洶洶的，用最落後的武器來對抗。所以當部隊一開槍，他們慌了，趕緊逃跑，部隊就邊追邊打，可能那次打死了三十來個人。他們那邊都是老百姓，也就是農民，其中還有幾個基層幹部，大多數比較年輕。後來追到了尼姑駐紮的那個村子，我們埋伏在一個土坎下麵，附近還有一個小水庫，相互距離很近。我們向那個尼姑喊話，可她不但不出來投降，還穿著法衣戴著法帽站在房頂上跳神作法，在那兒亂跳亂舞。參謀長下命令不准向她開槍，要抓活的。這麼相持了一會兒，我們喊話也不起作用，尼姑還耀武揚威的，向我們宣戰。於是部隊就往尼姑房子開槍，結果那裹面也朝我們開槍，但他們那個槍都是破槍，子彈也不多，一發兩發的，根本打不到我們。而我們的衝鋒槍一打一個准，後來發現打死了七、八個人。這麼打著打著，天快黑了，尼姑還是拒不投降，部隊想衝上去，但這樣就會肉搏，雙方傷亡就會很大。參謀長就叫戰士們別打了，可戰士們不聽，都打紅了眼，想沖上去把他們全部消滅。我就向參謀長建議，這樣不好，他們活不成，我們也會有傷亡，而且我們已經發現他們非常頑固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進攻吧。於是部隊就撤回來了。當天晚上，尼姑他們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們第二天一大早衝到房子裏的時候已是空空蕩蕩，只有七八個人的屍首，有幾個還被扶起來靠在牆上，身上都是槍眼。尼姑的房子裏還點著一盞酥油燈，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時間不長。在房頂上有個簡單的帳篷，裹面一張桌子上面有幾個盛滿彈殼的盤子。彈殼都是自動槍的彈殼，只有部隊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塊表示證據的意思呢？那樓下有個隱蔽的小經堂，點著燈，供著佛像，還有些經書、法器和護身符之類。後來有群眾告訴我們，說院子一角的小房子裹行兩個傷員，被砍了雙腿或雙臂的。我們一進去果然有這麼兩個人，一個女的被砍了雙臂，一個男的被砍了雙腿，居然還活著，據他倆說是周圍的老百姓給他們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來的。已經砍了好幾天了。是因為在這之前縣裏幹部和解放軍來的時候，他倆跟他們談過話，所以尼姑就說他倆是叛徒，狠恨地懲罰了他倆。在尼姑的門前一塊空地上還釘有四個橛子，群眾說尼姑處罰被J?是叛徒的人時，就把他們的手腳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滿地都是血，已經乾得起殼了。這我是親眼看見的。又說還有兩個基層幹部被活埋了，我們挖出來一看，有一個渾身水腫，到處是刀口。所以說這尼姑是很殘酷的（《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上記載，「在尼姑廟殺害基層幹部積極分子十三人」）。那兩個被砍傷的男女很年輕，後來送到總醫院去治療，現在不知怎麼樣。接下來部隊就搜山追擊，在山上發現不少在逃的人，於是各個擊破，擊斃的擊斃，抓獲的抓獲，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擭的。當時這場戰鬥，被打死在寺院裹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四十多人，解放軍只有那排長一人犧牲。尼姑後來是被帶到拉薩經過公審之後槍斃的。她下面的得力幹將大都被槍斃了，只有一個叫熱群的跑掉了，沒有抓到，這人原來是一個基層幹部，殺解放軍就是他帶頭的。
這個尼姑三十多歲，個子高高的，她在當時很有號召力，把周圍村子裹的人都集中起來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著她幹。她一開始就打著造反派的旗號要造反，在這以前，紅衛兵衝擊縣城的時候就有她那夥人。當時衝擊縣城不成，還說要用炸藥把縣城炸掉。據我分析，她不是一個單純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據說在六二年中印自衛反擊戰的時候，她就造過很多謠，說什麼印度人打過來了，中國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這個尼姑是有文化的，聽說她背誦毛主席的語錄很熟，在鼓動群眾時還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青掛在嘴上，能說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沒有發現她與拉薩的造反派是否有聯繫。另外。這尼姑也很會利用群眾的迷信心理，她說她自己是格薩爾傳說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占尼甲波」的化身，會預言、跳神和打卦。還把她手下的人都封為格薩爾裏面的將領。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請去降神，預言各種事情，包括農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政府定性為「再叛」，但一直存有很多說法。我認為，本來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內部武鬥處理的，但是殺了那麼多解放軍，恐怕就不能說是武鬥了。那些被殺死的解放軍沒有帶武器，也沒有和他們互相打石頭，甩「烏朵」，是在突然龔擊中被打死的，這顯然就是一種仇恨心理，一種敵對心理，不是一般的武鬥，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矇騙的問題。另外，尼木這個地方在文革前還發現過大量空投的傳單，內容是跟西藏獨立有關的，因此如果要說有無叛亂的基礎也很難否認。
實際上這個事件很複雜，參與者似乎應該分開來看，具體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頭腦的，而且從其行為來看對解放軍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個事件不是一般的群眾組織在搞武鬥，我認為她是利用這個時機進行她的報復，如果說以造反派的名義鼓動群眾衝擊縣城還可以說是搞派性，但是殺解放軍就不是單純的問題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沒有這樣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極個別的，這麼大的規模好像沒有。這個尼姑本身就複雜，她既是造反派的頭頭，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長降神弄鬼，在群眾當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動和矇騙群眾是不難做到的。還有尼姑的那個幹將繞炯是個基層幹部，也是個「翻身農奴」，但殺解放軍很兇狠。那時候，農村裏也分兩派，基層幹部也分為造反的和 保守的。一說解放軍是支持保守的，那些造反的當然就敢下手了，那時候要欺騙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動。但是如繞炯這樣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懷著一樣的心思就說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隨尼姑的人裏面，確實沒有發現行過去的領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沒有發現有五九年參加「叛亂」的人，應該說都是「翻身農奴」。實際上後來對這一事件的處理並沒有觸及到一般群眾的。無論公審、槍斃和判刑，處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幹分子。
另外，在同一年西藏其他的縣裏發生被定性?「再叛」的事件，其實情況都不一樣。也有殺解放軍的，但不多，一兩個吧。日喀則的謝通門縣是在派性鬥爭中撤銷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極左」路線的產物，在西藏並不適合，不應該在西藏建立公社，連合作社都不該搞，而應該是把互助組搞起來，讓群眾富裕起來以後再說怎麼走的問題。都是一陣風，內地搞公社了，西藏這邊也跟著推行，卻不顧西藏的實際情況。老百姓經濟基礎和思想準備都沒有，吃了很多苦頭。不過那些地方的動亂應該是與派性爭鬥相關的，那時候，連縣裹各級機關都是癱瘓的，幹部都挨批鬥，有的被鬥死，有的自殺，各種情況都有。而那些地方，應該說漢族紅衛兵並不多，都足當地的幹部群眾在搞運動，抱著各種各樣目的的人都有，用心越壞的人他表現得越積極，也就是越左。因?那個時代提倡的是「寧左勿右」，「左了不怕」，「左」就意味著革命。
巴尚分析西藏文革的特點
西藏文革和內地文革差不多，只是時間上有不同。西藏總是要跟得晚一些。儘管分成兩派，但中央文革的指示，無論內地還是西藏的兩派都要遵守，都要跟形勢，但是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如何理解，各有各的看法。有一派認?要把所行的當權派都打倒，政府機關癱瘓，然後由他們自己上臺掌權，這樣才叫革命路線。另外一派則認?不然，要搞清楚當權派中的問題，該打倒的打倒，沒有問題的仍然應該保留，不一定要徹底換班。
當時中央對西藏文革的狀況不是管不了，但分成兩派以後，互相各說各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表態，兩派都是造反派，兩派都是革命者，沒有什麼根本的矛盾，應該坐下來好好談，應該聯合。中央一直主張聯合，周恩來對此好像專門有過指示，要聯合起來一致針對走資派。但恰恰是在走資派的問題上，兩派無法聯合起來，各有看法。因此走資派當中即使有什麼問題，只要他傾向哪個派，哪個派就會保護他，不摘他的烏紗帽。而另一派就會揪住不放，所以無法統一和聯合。當時內地的紅衛兵起主要作用。本地的紅衛兵是跟著他們跑的。來了多少內地紅衛兵我不清楚，不過我記得到我們單位奪權的有益希單增和「北航紅旗」一個姓胡的紅衛兵。這人很囂張。文革以後，北京航空學院還給我來過信，要瞭解這人的情況，但我沒有提供。姓胡這人相當囂張，竟然要奪新華社（中國官方最大的通訊社，在各省、自治區都有分社）的權，說權力應該歸造反派（指的是「造總」），我一看氣氛不對頭，當即就退出了會場。
益希單增那時候就挺紅的，他是首都紅衛兵的一個頭頭。鹹陽來的紅衛兵（指西藏民院的紅衛兵）幾乎是清一色的「大聯指」，像人大的祕書長巴桑洛布也是一個頭頭。但益希單增的身分我弄不清楚，後來他好像又變成「大聯指」的了。內地紅衛兵當中藏族其實不少。
當時我們單位的領導叫李和亭（音），他因?傾向造反派沒被批鬥。我們單位有二十多人，造反派那邊很厲害，但關鍵人物都在我們這一邊，領導、老記者、搞人事檔案的、駕駛員都在我們這一邊，大多數藏族也在這一邊，總人數也比他們多一兩個。他們那邊都是年輕人和剛進藏的，只有一兩個老記者，也只有一個藏族。我們當時的工作就是瞭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哪裹有武鬥，哪裹打死人了，然後寫內參。但內參到了上面，總社也分兩個觀點，有時候我們就親自去總社匯報西藏的文革情況。
西藏的當權派也要具體分析。像曾雍雅和任榮看上去各支持一派，其實也並不是一味地紮入一個派，而是根據具體的事情，這件事情支持，那件事情反對。當時的當權派也不完全都想要挑起兩派之間的武鬥，搞分裂。當然有極個別的在幕後策劃，出歪點子，讓兩派鬥得沒有休止，實際上是出於私人恩怨的。因為西藏歷史上就有黨內鬥爭的遺留問題，因此藉文化大革命進行報復的也有。這些遺留問題，比如在達賴和班禪問題上的不同看法等等，很複雜，幾句話說不清楚。
以上《巴尚講述一九六九年「尼木事件」》，是以西元2006年初版之《西藏記憶——二十三位耄老口述西藏文革》（唯色採訪整理；臺北: 大塊文化）
西藏通訊3於3日報導，西藏流亡政府噶廈發布聲明，呼吁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在北京奧運火炬抵達印度之際不要舉行任何非法、暴力的抗議示威活動。
西藏流亡政府噶廈在聲明中指出，今年八月將在中國首都北京舉行世界奧運會，中國境內外民眾都期待奧運會能成為中國進入歷史轉變的最佳機會，因此國際很多組織正舉行著各種活動；而北京奧運火炬將傳遞世界多個國家之際，國際各組織也正計畫舉行各種支持與抗議活動。
聲明說，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北京申辦奧運會前就曾表示，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獲得主辦世界奧運會的權利，這將成為中國民眾最期待、最驕傲的一次盛會，因此要為北京獲得奧運會主辦權表示祝福。
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期待流亡藏人要理解達賴喇嘛的這番言教，在今年4月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印度時，不要舉行任何非法及暴力的抗議活動。
聲明說，印度是一個民主和自由的國家，同時作為流亡藏人的庇護國，享有集會、示威游行、言論及出版發行的權利，但是絕不允許舉行任何非法的暴力性活動。因此，在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印度之際，流亡藏人要遵守地方法律，不要舉行任何不經允許，同時傷害印度政府及民眾的活動。
西藏通訊2月13日報導，西藏佛教寧瑪傳承領袖，寧瑪傳承第十一世閔林赤欽仁波切於上週六2月9日藏曆新年初三晚上在印度北安查爾邦首府德拉頓閔珠林寺，結束了今生的利眾使命，安然回師于本初原始光明法界之中---圓寂。享年七十八歲。西藏流亡政府全體公務員2月12日在政府會議室特別舉行追思祈願會，並關閉政府各部一天。
中國的大江大河，源頭主要集中在藏區。以前藏區森林大量被砍伐，運往內地。1998年中國發大水後，當局認識到江河上游生態的破壞是重要原因，於是停止了砍伐森林。
藏區人民從來反對砍伐森林。記得當年在甘孜州看到森林著火，幾個藏人在對面山上喝著啤酒觀看，又叫又笑。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解釋說，與其遲早砍了給漢人用，不如燒火讓自己看個熱鬧。這其實是一種無奈的宣洩。
當發洪水使中國內地嘗到了破壞生態的報復，採取的措施卻是要讓藏人負責。目前最為流行的說法，是把江河上游的生態破壞歸咎于藏民“過度放牧”。不管什麼場合，即使是什麼都不懂的人，也把“過度放牧”掛在嘴頭。出臺的措施，順理成章就是讓牧民離開草原，不再放牧。
制定這種政策的人想得很簡單。牧業不就是為了得到肉奶產品嗎？現代的工業化飼養足夠提供相應的產品，已經不再需要那種落後的生產方式，因此牧業就可以被取消了，生態也就會由此得到好轉。在他們心目中，放牧只是單純的經濟活動，其中沒有文化，也沒有人，隨時可以被另一種經濟方式取代。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多數是工程師，他們的思維邏輯是唯物的，因果關係被當作直線。既然“過度放牧”了，生態的敵人就是牧民，而理想的草原則應該是沒有牛羊的，只要把人和牛羊趕出草原，生態就會萬事大吉。他們卻沒有回頭看看，藏人祖祖輩輩在草原放牧了幾千年，為什麼過去生態沒有破壞，也不存在過度放牧呢？
一位朋友最近去西班牙參加世界牧民大會，有專家提供了一種試驗的結果——用光照模擬陽光和氣候變化，用割草模擬牛羊吃草，經過長期觀察顯示，有放牧比沒有放牧的草原更有利生態的多樣化，因此放牧對草原生態應該是有利的。
牧業在草原上從事了幾千年，已經變成了草原生態的組成部分，構成自然迴圈的環節之一。它除了是一種自然生態，還是一種人文生態。當決策者認定工業化飼養可以解決肉奶供應時，也許沒錯，然而人的世界在物的層面之外，還有文化存在。牧業是人類最古老的文化，也是牧民與生俱來的生存方式，那是不應該按照工程規劃一筆勾銷的。
（RFA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
藏人把中國政府確立的班禪叫做“加班禪”，在藏語中的意思是“漢班禪”，按漢語的諧音是“假班禪”。最近，“加班禪”訪問甘孜藏族自治州，當地政府層層下達任務，組織盛大歡迎場面。“加班禪”以前去日喀則時，當地政府也做過同樣的安排。一位日喀則的藏族朋友告訴我，因為很少有人自願去歡迎，為了湊夠人數，居委會有時不得不採取強制手段。當局這樣做的目的，既是怕“加班禪”遭遇冷場，更是怕暴露北京自立班禪的做法不得人心。相比之下，十世班禪的女兒訪問日喀則時，自發前去歡迎和膜拜的藏族百姓卻人滿為患，當局不得不派員警維持秩序。那位朋友解釋說，當地百姓是用對十世班禪女兒的歡迎表達他們對“加班禪”的不認可。
藏人雖然不認可“加班禪”是班禪，但是他既然能入選班禪靈童之列，不少藏人還是把他當作一個活佛，仍然對他抱有善意。但是我也聽過藏人這樣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他不是班禪，也就不會是活佛，只能是個魔，專來破壞西藏佛教！”
我不是教徒，不能從宗教角度評說此事。但我有時會設身處地考慮“加班禪”未來的選擇。無疑，他目前的地位是中國政府賜予和支撐的，但是從根本上，班禪的來源是宗教，不是政治；班禪是一種權威，不是一種權力；班禪是西藏的，不是中國的。因此僅僅被中國政府認可算不了真班禪，只有被藏民族接受才能成為真班禪。 “加班禪”固然離不開中國政府，但是只要他想成為真班禪，就更離不開西藏民族。
“加班禪”已近成年，又是聰明之人，想必對此會越來越明白。他該怎麼做，會怎麼做呢？我猜測，既然中國政府對他的認可已是不可收回的，他將會越來越多地把獲得本民族同胞的認可當作目標。而要達到這種目標，他就必須站在藏民族的立場，為藏族人民說話和辦事。尤其是在藏民族和中國政府發生矛盾時，更需要能夠鮮明地維護藏民族利益，體現出敢和中國政府抗爭的勇氣。十世班禪之所以在藏人心目中有崇高威望，相當程度正是因為他具有這樣的勇氣。而若“加班禪”未來真走上了這樣一條軌跡，成了一個民族主義者，中國政府當年另立班禪的考慮，就會落到適得其反的結局。
（RFA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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