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藏通訊》
- 四大教派,流亡政府所謂《活佛管理辦法》的聲明
- 活動人士稱有證據證明西藏曾獨立
- 中國迫藏人簽拒達賴喇嘛返鄉聲明引發抗議
- 中共官員首次披露班禪喇嘛現狀
- 青年大會停止絕食 「人民運動」初試啼聲
- 西藏正被中國政府改頭換面
- 『自由西藏學生組織』在長城進行抗議被驅逐出境
- 達賴喇嘛特使第六次前往大陸返抵印度後發表聲明
- 達賴喇嘛已經不會再往後退了
- 達賴喇嘛為華人佛教徒舉行法會
- 大西藏行政區和共產黨領導
- 北京要主導喇嘛轉世
- 達賴喇嘛是海洋也是天空
- 以環保名義造成無人區後計劃建水壩
- 我和西藏的緣分
- 中國作家憂心西藏文化即將消失
- 我們都是達賴喇嘛的兒女（七篇）
- 西藏元老致函胡錦濤盼達賴返中國遭拒
- 最怕的就是僧團領袖墮落（五篇）
- 簡訊
- 請維護西藏這片高原聖域
- 德國州長羅蘭•科赫談西藏問題
- 談判雖然恢復雙方並未靠近
- 簡訊：
-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風
- 匈牙利對西藏的關注
- 西藏議員指北京應表現和判誠意
- 達賴喇嘛訪問英德兩國
- 『西藏之友』籲西藏獨立
- 世界佛教的聖地--西藏
- 一國兩制與西藏
- 簡訊
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和本教之宗教領袖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所謂《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聲明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發布了所謂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將在2007年9月1日生效），雖然該文十四條內容前後矛盾、邏輯混亂，是一個毫無道理、缺乏依據的文件，但鑒於該文件將會成為殘酷壓迫西藏人民、羅致莫須有罪名的工具和曲解歷史的依據，因而有必要進行分析批駁，並表明不予承認的立場。
第一：所謂宗教信仰自由，指的是人民有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以及信仰者根據宗教依軌實踐和傳播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排斥了政府或政治勢力對宗教事務的干預，因此，當今所有世俗國家或政府都會避免干預本國公民的宗教事務，這已經是舉世公認的準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自我標榜為無神論的政府，而且在憲法中承認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然而在實際行為中，卻完全是根據政治的需要，強行干預和控制國內所有宗教的宗教活動，對此行徑，必將引起所有尊重人權、信仰自由之人民的強烈關注和堅決的反對。
第二：雖然中國政府發布上述第五號令的目的至為明顯，是為了踐踏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破壞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的繼位方式；但該文件卻恬不知恥地宣稱『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繼位的方式』。
活佛轉世制度的產生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在此期間，所有的轉世都是由活佛的弟子、信眾或所在寺院基于信仰和誓言而予尋訪認定，從來都不需要經過國家或政府組織的批准。而且，認定轉世活佛並不同于上級任命官吏、也不是根據民意選舉產生、更不是類似資歷或職位的授與，而是對已經圓寂之喇嘛將會轉生于何處的尋訪和認定。這不僅需要證實轉世活佛對前世的記憶、而且還要經過能預知前世未來之喇嘛或護法的預示，或者是通過其他的宗教任證方式確認之。除此而外，任何組織或政府都絕對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尋訪確認之，這點無論從宗教或世俗角度看都是至為明顯的。
第三：那些至德聖人再次的轉世，皆是為普渡眾生乘願而來，這並不依賴于政府的批准或承認與否。
顯而易見，中國政府頒布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和矮化藏傳佛教，並通過當局任命的所謂轉世活佛實現對西藏民族的統治。我們堅信，所有這些險惡企圖都是絕對不會實現的------對目前中國政府已經任命的所謂活佛，西藏人民的態度和立場就是最好的證明。
第四：上述文件稱『歷史上經金瓶掣簽認定的活佛，其轉世靈童認定實行金瓶掣簽』。表現了中國政府對宗教選擇性利用的企圖。例如，在認定班禪喇嘛問題上，中國政府就完全是根據政治需要，做出前後矛盾的決定。在認定第九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時，極力反對金瓶掣簽；而在尋訪第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時，雖然通過傳統宗教儀軌已經完成轉世靈童的確認，但中國政府卻以政治原因強令進行金瓶掣簽，在金瓶掣簽過程中不遵循傳統宗教儀軌，隨心所欲地指定候選靈童（而不是將所有尋獲的靈童都納入金瓶掣簽的候選人名單中），甚至暗中做手腳等，全然不顧宗教、傳統和歷史習慣，更談不上最起碼的品行高尚或對信仰的尊重。
第五：文件還規定：『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人的干涉和支配』，這就暴露了中國政府的最終目的。因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達賴喇嘛和四大教派及本教的教宗和其他宗教領袖都在西藏境外處于流亡狀態。如果各教派轉世活佛的尋訪和認定不需要經過各教派教宗的指導和最終的確認，不僅會導致西藏傳統的活佛轉世制度的分崩離析，而且越來越多被世俗政府任命的假活佛、假喇嘛將會招搖于市，從而使人民喪失對轉世活佛的信仰，所有這一切的結果必然會導致藏傳佛教的巨大衰敗。
通過這一法令，中國政府不僅試圖割裂西藏境內外藏傳佛教信徒與所屬教派領袖和導師之間的宗教聯繫，而且，還試圖為今後隨心所欲地指派或任命各教派領袖的轉世、以及不承認境外真正的轉世活佛製造條件。雖然居心叵測，但歷史終將會證明，所有這些不良用心都是不會得逞的。
第六：宗教局的這份命令還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文件沒有指出當局允許活佛轉世、以及批准轉世的依據是什麼。
不論是『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或是『國家宗教事務局』以及國務院等部門的領導人，當他們『審核批准』允許活佛轉世以及轉世尋獲後再予『批准』而做出最終裁定時，他們究竟是根據什麼來認定轉世系統以及轉世的真實存在？又是如何確定其為前世喇嘛之轉生無誤呢？是根據信仰堅信這一點？或是隨心所欲的指認批准？
如果說是基于信仰，難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要放棄「宗教是鴉片」和「迷信」的共產黨理論，轉而欲接受和實踐藏傳佛教不成？如果對此沒有任何的信仰而只是隨心所欲地指認，則除了證明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宗教政策是根基于陰謀和欺騙而外還有什麼？難道這種陰謀和欺騙真的能夠欺瞞西藏人民和世人于一世？
第七：綜上所述，國家宗教事務局的所謂第五號令不僅違背聯合國《人權宣言》，而且也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和精神。同時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直接侵犯了全世界信仰藏傳佛教之人民的意志和願望。毫無疑問是損害藏傳佛教、蔑視和壓迫西藏民族的新工具。
基于以上原因，藏傳佛教各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領袖和僧俗信眾，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在此嚴正聲明，我們絕不接受中國政府的上述法令。
最後，呼籲境內藏人，包括在自治區、自治州或自治縣任職的黨員、幹部、工作人員和一般僧俗人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關于『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適合民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可以報經該上級國家機關批准，變通執行或者停止執行』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依法向相關部門要求停止實施完全不適合西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以使藏傳佛教得到健康順利的發展。
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領袖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
二零零七年 九月二日
美國之音6月24日報導，西藏活動人士說，他們有一份歷史性的西藏護照，證明西藏在1950年被中國佔領之前曾經是一個獨立國家。
西藏之友組織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會議上展示了這份護照。這份護照是發給當時的西藏財政部長孜本．夏格巴的，他1948年率領一個商務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印度、中東、歐洲和美國。
活動人士說，這份舊護照證明，至少有七個國家曾經承認西藏是主權國家。
西藏之友組織說，他們用一萬美元從尼泊爾的一名古董交易商手中買下了這份護照。護照目前歸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私人辦公室所有。
孜本．夏格巴是近代西藏的一個著名人物，他寫的《西藏政治史》享有很高的聲譽。
根據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28日消息， 27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檢察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並起訴了藏人榮傑阿紮。
據了解，8月1日在理塘縣舉行年度賽馬節慶典上， 52歲的牧民榮傑阿紮自己走上主席台，首先向主持會議的人獻上哈達，然後拿起麥克風開始向台下群眾發表講話，榮傑阿紮在講話中表示西藏沒有達賴喇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要求人民支持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他還要求藏人同胞，不要因為中國當局分配土地和水源的不公，而相互攻訐撻伐。他同時呼吁藏人要爭取民族自主權和宗教自由。最後他號召人民團結起來，並指責在主席台上的當地一名活佛甘為當局走狗。
榮傑阿紮的講話贏得人民熱情的支持和歡呼，這時反應過來的中國軍警扑上來逮捕了榮傑阿紮。在場的上千多名藏人要求中共釋放榮傑阿紮，並與數百名公安武警發生了流血衝突，造成至少2名藏人重傷、30人余被捕。
隨後，幾千名藏人在理塘縣政府門口紮營繼續舉行抗議示威，八天後撤出。
據「國際支援西藏運動」組織表示，中國為打壓和分化西藏人民對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忠誠，最近幾周來在藏人地區發起強迫簽名運動，要藏人簽署拒絕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意願書，結果引發藏人反感，進而造成本月初在中國四川藏族自治區發生一起藏人公開譴責中國的緊張事件。
到目前為止，理塘縣的情勢依然緊張，大批中國武裝警察自外地進駐，當局並嚴密監視藏族社區，不准發表任何相關新聞，使得許多藏人現在都不敢多說什麼，害怕遭到監聽和逮捕。
甘孜州位於西藏東部、四川西部，全州90萬人口中，85萬人是藏人。
另據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8月28日消息：8月21日晚上，理塘縣公安人員逮捕了榮傑阿紮的姪子、理塘寺僧人阿珠落布，阿珠落布，現年45歲，從小在理塘寺出家為僧，先後擔任過寺院副領誦師，寺院民主委員會副主任，並在理塘寺所屬寺院雲如熱傑林擔任糾察僧。
綜合報導，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尼瑪次仁在回答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提問時表示，目前，達賴喇嘛確認的"班禪"目前在西藏茁壯成長，他本人今年上高中，他的兄弟姐妹有的在上學，有的已經工作。
尼瑪次仁說："按照他本人的要求，不希望擾亂正常的生活，為此，我們尊重他的意見。他本人是愛國的，我們按照他的意願，尊重他的生活。"
之前，雖然有包括美國議會議員和許多世界著名的國際組織要求拜訪班禪喇嘛，或要求中國政府做出更加明確的的說明，但中國政府一直以保護這個孩子的隱私權為藉口予于拒絕， 4月12日，班禪喇嘛年滿十八週歲，中國政府顯然再沒有辦法以保護隱私權做為藉口。同時，西藏青年會14名成員在新德里進行的絕食活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絕食活動者的訴求中，其中一點就是要求中國當局說明班禪喇嘛的下落。中共高官的說明，被認為是對上述這些壓力的低調的回應?
1995年，當時年僅六歲的十一世班禪喇嘛被達賴喇嘛確認後，隨機神秘失蹤，面對國際社會的追問，中國政府剛開始拒絕承認他們綁架了班禪喇嘛，對外宣稱不知道班禪喇嘛的下落，一直到聯合國保護兒童組織出面以後，中國政府才正式承認班禪喇嘛在他們手上，但又拒絕透露比這更多的信息，因而，失去自由達十幾年的班禪喇嘛被列為是全世界年齡最小的政治犯。據說有一些藏人信徒曾前往中國各地找尋，自然是毫無結果。這次中國政府是第一次向世人比較具體地說明班禪喇嘛的下落。
在西藏流亡青年組織「西藏青年大會」主導下﹐流亡印度的西藏人士十四人﹐包括兩女十二男﹐年齡從二十六至七十五歲﹐從八月11日開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進行絕食活動，要求中國當局說明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下落，改善西藏人權狀況及解決西藏問題。
西藏青年大會主席格桑朋措在絕食現場表示﹐他們要推展一個和達賴喇嘛或是流亡政府不同的新運動。絕食活動是青年大會發起的「人民運動」的活動之一﹐活動高潮是今年八月八日在新德裡舉行的「西藏國際活動日」，將呼籲散居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屆時齊聚新德裡﹐匯聚成一股力量。
稍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以及支持西藏運動的印度前國防部長費南德斯都曾抵達絕食現場探視十四位男女絕食者，並要求絕食者停止絕食活動。費南德斯則坦言﹐根據印度過去對抗中國的經驗﹐中國對這種絕食抗爭活動根本無動於衷。他表示﹐西藏問題終究有一天會獲得解決﹐此刻沒有必要作無謂的犧牲。他說﹐性命要留到有一天回到西藏故居才是重要。 絕食示威的十四人已經有人多次昏迷，健康亮起了紅燈，八月七日，達賴喇嘛再次致電青年大會，希望他們以生命為重，停止絕食活動。
八月十日，在達賴喇嘛的要求下，已經絕食33天的十四名藏人宣佈停止絕食活動。絕食組織者是在與印度政府進行交涉以後做出了這一宣佈。
在進行絕食活動的同時，西藏青年會組織的「西藏人民運動」得到人民廣泛的響應，八月八日開始，來自印度、尼泊爾和不丹等國的近兩萬名流亡藏人響應號召集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了抗議示威活動，抗議活動持續三天以後宣佈結束。這是近十餘年來流亡藏人最大的一次抗議聚會。抗議者要求中國政府釋放由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喇嘛，和被關押在四川甘孜州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並要求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進行認真對話以解決西藏問題。
8月9日，參加西藏人民運動的部分藏人準備前往中國駐印度大使館抗議時，遭到印度警察的阻止，雙方發生衝突，九名藏人被捕，目前仍關押在新德里的一所監獄中。
newsday。com 報導，西藏正被中國政府改頭換面。文章說，政府在西藏推行社區新村計畫，該計畫將使25萬的藏人從分散的鄉下遷到這些新村居住。這個遷移人口數字是藏人總人數的十分之一。
不過，政府只管計畫建房，而房價和藏人的文化風俗則全然沒有被考慮。這些房子大都建在主要公路旁，政府稱這樣做"方便藏人工作、上學和看病。"
但外界看來，中國政府的更廣泛的目標似乎在於改造西藏，使之與自己的文化， 語言和宗教傳統相容，更好地控制藏人，並為明年奧運做準備，因為屆時湧入西藏的遊客將絡繹不絕。
與此同時，中國當局讓大量漢人進入西藏和加緊控制宗教活動。他們投入大量財力人力改善交通，並將大量攝像頭安裝到市區街道和寺院。
此外，中國對外國記者的活動仍然控制很嚴，到藏區採訪，要先獲得中國外交部的批准，才可獲取一年一次的通行證，並且不能自由地進行採訪，否則會被沒收通行證。一人士認為遷居計畫對解決西藏的貧困問題是個好辦法。但人權觀察組織卻道出另外的實情：這些遷居的農民平均要貸款6000美元購房，而這些人的年收入才320美元。他們沒有能力償還貸款，房子就會被沒收掉。
該組織還說，當地的官員腐敗嚴重，挪用公款，並將騰空的土地用作其他用途，如開礦等。
對這項計畫被批評最多的，是沒有公開徵求各方意見，農民被當作全國發展一盤棋中的棋子。
---勞改基金會編譯
總部設在紐約的「自由西藏學生運動」表示：來自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的六名西藏獨立活動人士于8月7日早上8點15分到10點25分在萬里長城展開一條42平方米大小的標語，上面用用英文和中文寫著「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西藏獨立2008」的抗議橫額進行示威，抗議中國政府試圖利用2008年奧運會作為對西藏合法統治的工具。在示威活動展開兩個小時後，六名活動人士遭到中共員警的拘捕。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的發言人凱西•尼克菲女士對中國警方的拘留行動並不感到吃驚。9日她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奧運一年倒計時來臨之際，應該引起國際社會對西藏自由議題的關注，讓世界瞭解中國政府對此應該承擔的責任。這就是該組織成員在北京活動的意義。
她說："中國借用奧運會來試圖呈現西藏人在中國統治下過著幸福和繁榮的生活。這根本不是真實。真實情況是，中國殘酷地佔領了西藏。所以，我們在中國最宏偉傳統象徵的長城上利用這個機會來傳達我們的資訊，那就是：藏人也有一個夢想。"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副主席丹增多吉對美國之音說："西藏人的奧運夢想，就是2008年獲得自由。在西藏人獲得自由之前，我們不會讓中國政府在奧運榮耀和奧運金色光環中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今年4月，同屬『自由西藏學生組織』的5名美國公民在西藏日喀則珠峰大本營展示藏獨標語被捕，後來他們被中國驅逐出境。
在展開上述抗議活動的同時，『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執行主席哲通•拉忠前往北京展開宣傳西藏現狀的活動，哲通拉忠持旅遊簽證，抵達北京後，她開始每天在她自己的博客上撰寫文章描述她在北京的經歷。在她的博客中，她譴責北京把2008奧運會作為工具來掩蓋侵佔西藏的殘暴行為。她還在網路張貼視頻宣傳資訊，呼籲每一個支援西藏自由的人明年走上街頭，對中國表達抗議。她呼籲說："如果您在奧運期間到北京，請從事簡單但是強有力的和平抗議行動。"志通拉珍對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表示，她在北京期間一直被中國保安人員和車輛所跟蹤。
八月八日，志通拉珍和同伴也被中國警方扣留，隨後她們和在長城進行抗議的六名該組織成員一起被驅逐出境，他們九號上午抵達香港機場，從那裡返回各自的所在國。
達賴喇嘛駐華盛頓的特別代表嘉日洛地和達賴喇嘛駐歐洲代表格桑堅贊在兩名高級助理的陪同下，從6月29日到7月5日之間對中國進行了長達一個星期的訪問，並與以中國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和斯塔為首的中方代表團舉行了會談。
雙方在一天半的時間裏，在上海和南京進行了三次會談。這已經是自從2002年以來，藏中之間的第六次會談。
達賴喇嘛特使嘉日洛地等返回達蘭薩拉後於星期六發表聲明說，這次會談是開誠佈公的，雙方都以強烈的字眼表達了他們在一些問題上不同的立場和觀點。他說："我們的對話已經達到一個關鍵性階段。我們用最強烈的方式表達了我們對整個西藏問題的嚴重關切，並提出一些具體建議，對話進程如要往前推進，必須落實這些建議。" 聲明稱：「雙方以強烈措詞表達他們對若干問題的不同立場和看法。」聲明還強調了雙方在涉及西藏的幾個問題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聲明並稱：西藏流亡政府將儘快組織召開西藏和談籌備小組會議。計畫將商討藏中共會談的有關問題。
來源：亞洲週刊 紀碩鳴／作家王力雄對解決西藏問題及達賴喇嘛回國持悲觀態度，指出達賴已作出妥協，不會再往後退了；認為西藏問題解決的前提是中國民主制度的轉型；不贊成在中國實行西方式的政治轉型，提出“遞進民主”主張。
一九八四年以來，作家王力雄獨自在青海藏區的黃河源頭用汽車內胎紮捆的筏子漂流一千二百餘公里，橫貫黃河上游的藏族地區，從此開始了對西藏的關注。這些年來，王力雄二十多次進入藏區，足跡踏遍所有藏區，並親自駕車沿青藏、滇藏、川藏、新藏四條公路線進入西藏，累計在西藏的時間三年以上。懷著對西藏、西藏文化和西藏民眾的深厚感情，王力雄四次拜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寫下巨著《天葬----西藏的命運》、《與達賴喇嘛對話》。他關心西藏和達賴喇嘛的命運，不僅僅因為他有一位藏族作家做妻子，更有一種緣份，妻子唯色說王力雄前世一定是西藏人。
最近，王力雄又一次來到西藏。這些年來，他每年都要進藏，為的是“接接地氣，直接感受西藏的最新情況”。回到北京，王力雄想的還是在藏區的所見所聞，他告訴亞洲週刊，雖然這次沒有機會到青藏鐵路沿線去走，但西藏文化被破壞是很嚴峻的事實。他說：“達賴喇嘛在德國訪問時指，擔心西藏文化將在十五年內消亡，我認為這不誇張。很現實的可能性，就是西藏開始市俗化、市場化。西藏文化的核心有一套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現在這一切都在發生變化。”
雖然達賴喇嘛的特使剛剛和北京政府在上海有過第六次接觸，王力雄仍擔心，北京方面與達賴喇嘛之間有越來越多難以逾越的障礙、分歧，“解決西藏問題及達賴喇嘛回國變得遙遙無期，我對這個會談一直持悲觀態度的，因為中共是沒有誠意的”。王力雄認為，西藏問題的結可以解，但很困難。“我跟達賴喇嘛說過，西藏問題的解決，前提是中國問題的解決，中國問題的解決是民主制度的轉型，在現在共產黨的制度下是不可能的，真的要解決是促進整個中國社會的轉型。”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 為什麼你對西藏問題和達賴喇嘛如此情有獨鐘呢？
因為西藏凝聚了太多全世界都在關注的問題，如：傳統與現代；多元文明文化的並存；宗教問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問題；民主轉型中的民族問題等等，這些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但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我對西藏問題的研究、關注是回應這些問題的思考。
西藏人的苦難和不幸，受外來力量擺佈，使他們陷入苦難之中，作為漢族人我很同情，希望能為他們做些事。與達賴喇嘛的接觸，並不是要表達崇拜，而是一種親近感。達賴喇嘛的個人魅力全世界認同，當然也更認同達賴喇嘛代表著弱勢民族和傳統文化，難能可貴，我們應該予以支持和保護。
* 你為什麼認為北京與達賴喇嘛代表接觸沒有誠意？
因為對他們來說，西藏已經在他們的手中，軍隊員警以及國家機器都在手上。按當局的想法，讓西藏自治是過去五十年代毛澤東的權宜之計，現在已經把西藏都控制住了，怎麼還要讓西藏去實現高度自治呢？對他們來講，這是歷史車輪倒退，他們並不認為這種真正的高度自治、實行現代民主制及現代聯邦制度是一種進步。
* 在鄧小平時代，希望達賴喇嘛回國的願望還是很真誠的吧？
那個時代中共的想法是，和達賴有談成的可能，讓達賴接受個人安排，當人大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包括他手下人回來作一定安置，這些都能做到，只是給予一些待遇。但在政治方面是寸土不讓的，當局認為，在西藏問題上是善意的，達賴喇嘛是應該接受的。
* 如今有什麼變化嗎？
中共在西藏問題上的態度從來就沒有變化過，只是鄧小平的時候，他是想把問題解決，而且認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就是和達賴喇嘛及流亡政府去對話及談判。但在原則的問題上不可能讓步，不可能在西藏的高度自治上、藏人治藏上或者大西藏這“三藏統一”的問題上有變化。江澤民還想做點什麼，包括雙方的接觸是那時啟動的，江澤民接見過中共藏族資深老幹部平措旺傑。現在平措旺傑寫了信也沒有用。足以看出中間的差別是很大的。
* 你覺得中央政府並不想解決實際存在的西藏問題？
中共已經認定，與達賴談是談不出結果的，他們清楚地看到了，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是不會接受只安排個人的地位命運的處理方式，他們一定要與西藏的政治問題、西藏的高度自治聯繫在一起。達賴喇嘛不會接受回來當個委員長、安排好手下的人就完了。因此當局決定等達賴過去了再說，以達賴的死亡來換取西藏問題的解決，達賴喇嘛在就會凝聚西藏的力量，這種凝聚的核心就是高度自治。但北京認為這樣的話乾脆就不要與達賴談了。多年考驗已讓他們認識到，達賴是不會變的，這在中共上下都達成共識了。
* 你與達賴見了四次，你覺得達賴喇嘛在一些問題上有沒有妥協可能？
妥協一直在做的，也一直在讓步，但我覺得現在是退到底線了。從現在再往下是很難再變了。流亡政府在八十年代以前是一直要求獨立的，包括到九二年出的西藏未來的憲法、流亡政府外交部印的一些文本上，都還是以國家自居的。
* 以中國憲法統一藏區
從那以後，達賴喇嘛放棄獨立是非常明確的，現在更明確了，按他的話說，是不斷的像念經一樣，“我不要求獨立，我不要求獨立”。過去是以民主的制度實現整個藏區的高度自治，現在又有調整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內來實現整個藏區統一的目標。這就是達賴喇嘛方面已作出的妥協和變化。但到此為止，不會再往後退了。
* 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間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達賴喇嘛提出解決西藏問題要走中間道路，內容包括：他留在中國、實行民主的方式，實現整個西藏的高度自治。但北京認為西藏已經高度自治了，主席官員都是西藏人，還不是藏人治藏？達賴喇嘛認為，這不是西藏人民要的，這些官員是上面指派的，不代表人民。
* 有西藏官員稱，廣大藏民並不希望達賴喇嘛回去，你接觸的藏民又如何呢？
我認為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藏民是希望達賴喇嘛回西藏的，我走了這麼多地方，只遇到一個過去的老縣長，他不希望達賴喇嘛回來，他是一個翻身農奴，受過不少苦。其他的人都希望達賴喇嘛回來，經常是一提達賴喇嘛就淚流滿面。
* 你覺得西藏問題解決的最好方式是什麼呢？
中國不能以蘇聯解體方式來解決民族問題，也不能以南斯拉夫失控式的方式解決民族衝突。最好的方式是“遞進民主”的方式。無論西藏或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問題，都要先解決大陸問題，展望大陸民主，推動多層次的遞進民主。我最關心的就是中國政治轉型，我提出遞進民主是因為，如按西方式的民主轉型，可能民族問題暴發是很激烈的，所以我一直不贊成在中國實行西方式的政治轉型。我把很大精力放在民族問題上，主要是中國未來政治轉型，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民族問題，處理不好就是大規模的民族問題，很有可能國土分裂及不斷的民族動盪。
7月7日至13日，達賴喇嘛在印度北方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大乘法苑為臺灣佛教信徒舉行了弘法會。該法會是達賴喇嘛每年專門為臺灣為主的華人舉行的法會。來自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近千名華人信徒聆聽達賴喇嘛的弘法。法會有華語、英語、韓國語等多種語言的現場翻譯。
2007年5月11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國際支持西藏會議，由於中共的干擾使達賴喇嘛不能于會。對於全球性的支持西藏會議，作為政教領袖的達賴喇嘛不能于會，不僅僅是一個巨大的遺憾，也激起于會人士的憤怒，更重要的是說明了在已經舉行多次中藏對話的環境下，中共繼續野蠻地封殺達賴喇嘛在國際活動的空間，對中藏會談毫無誠意可言。也表明了中共對達賴喇嘛向國際社會展示的,不尋求獨立留在中國的中間道路和平路線，仍然採取無視的態度。
對於中共對西藏的野蠻封殺行為，西藏流亡政府官員，仍然抱著慈悲之心，不慍不火地重申自己的立場。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在這此大會致詞時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既然已經接受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認同自己是轄下的的自治區，因此,就和任何中國人民一樣，包括絕大多數漢人，也是愛國一份子。”並指出，“西藏流亡政府被貼上“不愛國”或“分裂主義份子”標籤，根本是毫無根椐和不公平的”。首席部長這一闡述，不但更進步地精確地陣述了達賴喇嘛的中間和平路線，和流亡政府堅持留在中國之內的不獨立的立場。同時也滿懷感情表達了作為中國的一個民族，一個中國公民的愛國情懷。桑東仁波切在闡述立場和情懷時，於會的各國代表數次動容鼓掌。但是中共依舊荒唐地堅持己見，不顧事實指責流亡政府一切行為旨在分裂祖國。
在中藏之間為什麼經過五次談判，仍然是處在各說各的話如同雞跟鴨講呢？其主要原因有二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即中共完全不想信西藏流亡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不尋求獨立的西藏自治。認為不獨立只是一個晃子，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尋求自治，在條件成熟以後在自治的基礎上就很容易做到獨立了。所以西藏談判代表不管詞意如何懇切，一而再，再二三地重申不獨立的立場也無濟於事。中共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指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也不顧達賴喇嘛以其在國際上的崇高威望，無數次地表達自己不追求獨立，只要藏人能夠自由地過上自己的生活就可以的和平理性觀點，中共依然把達賴喇嘛當作分裂西藏的魁首。
第二個方面：中共不能接受流亡政府提出的大西藏自治區。這個大西藏自治區是包括西藏自治區以外的，青海省全部地區，(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區???)，甘肅的三分之二地區，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區，雲南的一半，面積達240萬平方公里，整個大西藏加起來約占目前中國四分之一領土。中共認為這種主張，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中國的現狀。因為現有的藏族分佈區域早在元朝已經成形，為後代歷屆政府所確認，並不是中共執政後才劃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共認為，大西藏就是為今後獨立作準備的。如果一當獨立中國就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分割出去，這是中共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對於這二個方面，西藏方面都有著自己言之成理的說法。第一方面，西藏政府不獨立的想法不但是真誠的，而且也是從西藏現實的角度來考慮。達賴喇嘛多次表示了這樣的觀點：
“當今的世界村已使世界愈來愈小，尤其在經濟及環保領域已沒有所謂的「國界」。因為世界一直在變化，實際環境也在改變，而西藏在經濟和物質上，一直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因此就物質發展關係而言，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希望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達賴喇嘛所表達的觀點確確實實是一個大實話，因為從現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來看和西藏現有的經濟來看，西藏確實是不可能離開中國內地的支持而獨立生存，西藏也不可能回到昔日的那種依靠傳統的畜牧業生存的時代了。大多數藏人已經和內地漢人過著一樣的生活方式，只有很少的藏人還在過著傳統的遊牧生活。而且中共也正在改變著他們的生活方式。不管大多數藏人是否富裕，但是生活的方式卻發生了質的變化，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都看到了這樣一個實事。半個世紀的改變不管如何評價，但是藏人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傳統生活方式中去了。這樣的改變不僅僅是藏民族的改變，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改變。而且西藏作為一個小國，夾在中印二個大國之間，他總需依靠一個國家。因此，我們也應該想信，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不獨立，留在中國境內的思想是真誠而不是虛偽的，也是基於現實的考量。他們所要求的自治，是不受壓迫干擾下的自由生活，保持多少傳統生活，接受多少現代方式都是自由的選擇而非強迫。
有關西藏的自治，其實並非中共所想像的那麼多，據流亡政府表示，西藏自治的實質，是在絲毫不改變現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下，進行的“藏人治藏”。而且這個藏人治藏，可以是共產黨藏人治藏，即自治區的所有幹部全部是共產黨員也沒有關係，只要是藏人即可。西藏仍然由共產黨領導，西藏流亡政府不回去也沒有關係，可以解散。而有關達賴喇嘛的地位，達賴喇嘛則早已清楚表達過，西藏自治以後，他回到西藏將不從事任何政治活動，也不擔任何自治區的職務，他將一心從事佛教文化工作。但是對於共產黨來說，只要是藏人，即使是自己培養出來的幹部也不能信任，在共產黨看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達賴嘛即使不擔負任何職務，但是他只要說一句話，全藏人都會聽他的。因此，擔任不擔任職務根本毫無關係。對共產黨來說，解決西藏問題的首要問題是達賴喇嘛問題，即達賴喇嘛不可以回到西藏，只能住在北京。這是北京當局一再強調的觀點。
第二個方面：是大西藏的問題。如果我們從大西藏所包括的四省，青海/雲南/甘肅/四川的藏族自治區，這個有著中國四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來看的話，不但中共不會同意，那些幫助支持西藏自治的中國民主人士也不會贊成。因為在面臨著人口擁擠生存資源匱貶的漢民族，如果讓這樣大的面積歸西藏所有，無論是獨立還是自治都是難以接受的。但是這第二個問題和第一個問題同樣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樣。雖然大西藏包括四省的藏族自治區，但是並不是藏族自治區的全部行政區。目前四省的藏族自治區的居民除藏人以外，有相當數量的漢人。有些自治區的漢人甚至超過了藏人。但是藏漢雖然在同一個自治區居住，但大多數藏漢居民是分開在不同的村落中的。流亡政府表示他們所要的既不是將自治區內的漢人趕走，也不是將漢人納入自治區，而是將漢人所居住的村落劃出自治區，他們要的只是藏人所居住的村落成為大西藏自治區的一部分。如果以這樣的方法劃分，大西藏自治區就不是所想像的那麼大了。這樣的大西藏應該是合情合理的，是尊重現實的方案，也是切實可行的。它顧及了藏漢二個民族的共同利益。這也符合達賴喇嘛嘛所提出的“Any way，歷史是歷史，現實是現實。歷史問題可以交給歷史學家去研究，我們要解決的是現實問題。現實是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也表達了達賴喇嘛認為“將五個藏區合而為一，建立一個“大西藏”不是不現實的結論”。
對於大西藏中共方面認為：所謂的大西藏是更本不存在的，大西藏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出現過，當年的中共進藏時的嘎廈政府的統治範圍也不及大西藏，歷史上的三藏區都是分開的三區：衛藏，即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安多即（青海、甘肅兩省藏區及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康區即（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雲南迪化藏族自治州）。因此，流亡政府現在要求大西藏的自治區完全是不尊重歷史。向巴平措在接受鳳凰台採訪時說:大家知道，所謂大藏區，歷史上九世紀吐蕃王朝解體以後，從來就沒有形成過統一的、政治上成為實 體的一個大藏區。元朝以後明朝、清朝都基本延續了一個管理辦法，就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在西北的藏區，在雲南的藏區、四川的藏區，都是中央政府管理。到了 民國時期以後曾經成立了西康省，一度將四川藏區劃到西康省，後來取消了西康省。現在他們偷樑換柱，偷換概念，把子虛烏有的政治實體加以連接起來，以蒙蔽國 際上不明真相的、對中國歷史不甚熟悉的人。他們提出搞大藏區，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本質上還是要獨立。同時中共表示，“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生活著56個民族，如果僅僅將種族聚居作為唯一標準來劃分區域的話，那麼中國 勢必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因此，我們認為，達賴喇嘛堅持“大西藏”的政治立場，就是要改變中國藏區的現狀，鼓吹民族分離、民族仇恨，這種主張，既不符合曆 史，不符合民族發展的規律，也不適合中國的現狀和世界的潮流，其實質是要割裂西藏與祖國的關係，否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實。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 受的”。（摘自西藏網“評達賴喇嘛的大西藏”）當然有關西藏的歷史流亡政府有著自己的說法。達賴喇嘛嘛的特使洛第嘉日說，將分佈在這些不同省份的藏民統一起來，並非是為了設立一個"大西藏"，或者是分裂西藏"陰謀"的一部分，而是為了恢復西藏人作為中國境內一個獨特民族的完整性。
王力雄先生作為一個對西藏問題有著深入研究的學者，他針對“行政大西藏”會不會發生獨立的問題，有著一套經過多年研究的方案，這就是他的“逐級遞選”制。他認為如果在大西藏自治區採用這套逐級遞選制度，因著制度本身是為每一級地方政府利益所設計的，所以可以有效地防範西藏的獨立。他說：“逐層遞選制就是這樣一種制度。它能保證西藏不脫離 中國，首先就是因為這種制度不產生追求獨立的動力。逐層遞選制的權力來源在下不在上，當權者只有使下級滿意，才可能保持當權的位置。獨立是為了追求向上的 權力（主權）。這種追求在逐層遞選制中僅能給最高領導層帶來榮耀。下級自治體卻要為此付出財力、物力和人力，承受爭取獨立帶來的風險和犧牲，以及獨立後新 增加的國防外交等支出，卻不會因此得到好處。下級自治體的領導人也不會因為獨立得到榮耀，主權爭到手並非屬於自己，變化僅僅是比原來少了一層上級，但仍然 是“地方”而已，沒有本質區別。因此逐層遞選制的下級沒有動力支持其領導人追求獨立，越往下越沒有這種動力。而逐層遞選制的上級是由下級選舉產生，每一層 的大事也都是由下級參與決策，沒有下級支持，最高領導層就無從產生獨立之心，更不可能付諸行動。”王力雄先生的這一套“逐級遞選制：到底是否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我們相信最好的方法，就是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一起來作一個試點。但是中共方面何嘗有這樣的膽量和魄力呢。
在大西藏問題上，如果中共真的擔心大西藏將成為獨立的基礎,而不是以大西藏就是準備搞獨立為藉口,拒絕與西藏探討大西藏自治區的問題,那麼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借助國際社會聯合國的擔保來完成。也就是說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起草一個:西藏同意在中國境內永不獨立，中國同意給于西藏完全的自治，這樣一個受制於國際社會的法律檔，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問題是中共根本上沒有要給西藏自治的想法,更惶論大西藏的自治了。所以無論提出多少解決西藏問題的想法和方案，只要共產黨認為當前西藏問題還不是問題時，這些想法都只能流於空談。
當我們在明瞭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的立場後,我們不難看出,在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他的觀點和要求都是正確的,是在情理之中的。因為西藏這樣一個人口只有六百萬的弱小的民族，如果不能處在同一個行政區中，那麼在眾多的漢族人口的包圍之下，它的消亡是會非常地迅速。它主要的還不是婚姻上的種族同化，而是文化上的同化。他們只有將已經少得可憐的人聚在一起，同種同文，民族才能保留下來。按現有的西藏狀況來看，達賴喇嘛最近在一次講話中不無擔憂地說：“西藏按現在的情況發展十五年後，西藏就不存在了。”當然這裏指的西藏不存在了是指文化上的西藏。達賴喇嘛的這個結論，只要到過西藏的人都會深深地感受到。
在中共方面來說，西藏存不存在並不重要，只要西藏的土地在他手裏就行，他現在所有對藏的政策，也都是將藏族人成為和漢人一樣的人，那麼就無西藏獨立的後顧之憂了。中共現在所有對西藏的宗教和文方面所進行的所有的保護政策，也不是真正保留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而是把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當作他的一個旅遊產品，就象他對本民族所實行的一樣，尊孔拜儒不是對中國文化的弘揚，而是成為一種文化點綴。
任何談判，談判的雙方都應該有自己的底線，西藏流亡政府的底線很清楚，藏民族在一個統一的行政區下實現自治。他們只希望中共在談判上回到鄧小所說的“除出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的方針。而中共方面談判的底線則至今還不清楚。但從五次會談的情況來看，中共是完全沒有想要給西藏方面任何條件，因為對中共來說西藏問題已不是問題，除出國際社會對他的一點小小壓力和藏人的一點小小的反抗。國際上的這一點壓力，對中共來說化一點錢就可以擺平了，一些民間支援西藏的組織，無非是喊喊口號，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生存而已。至於藏民的反抗，武力鎮壓和經濟安撫就能解決。而且經過半個世紀的統治，中共已培養起一批藏族幹部，這些幹部已經成為一個依附於中共的利益集團，他們不希望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和談，更不希望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回來，因為他們一當回來，他們不但失去了既得的利益，更將有可能被當作藏奸而被藏人所唾棄。因此，這個由中共培養起來的藏族人的利益集團，既是中共用來抑制西藏自治的最好工具，也是西藏自治的阻力。
縱觀上述，西藏流亡政府所擔憂的，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的。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的會談不管有多少次，都不會有任何的結果。在我寫完此篇文章時，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事隔二年的第六次談判也剛剛結束，一如所預料的那樣，沒有任何的結果。達賴喇嘛嘛的全權代表洛第 嘉日在談判後表示，由於談判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他將向達賴喇嘛辭去這一職務。在第六次會談結束後中共也由他的藏族代理，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尼瑪次仁發表講話：“與達賴喇嘛的會談的管道仍然是暢通的，但這取決於達賴的態度，取決於達賴是否願意放棄爭取西藏獨立，是否已準備結束破壞活動。”相信瞭解達賴喇嘛立場的人，對於這樣的講話，已經是一種完全不可理喻的侮辱了。
西藏作為一個有著歷史悠久的民族，作為一個創造深邃的宗教和燦爛的文化藝術的民族，他的生命在中共的統治下，在去民族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正在和時間賽跑，縱觀當前的形勢賽跑的時間是越來越短，正在分分秒秒地消失。每一個關心西藏民族前途的人，都不無悲哀地看到了這一點。如果中共政權還能持續多年，那麼西藏的文化真的消亡了，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命，文化沒有了，一個民族的生命也就沒有了。那時候的藏族人除出在他的檔案裏填著藏族以外，他根本上成了和漢族沒有任何的區分的民族。
西藏可以說正處在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它的命運系于中國的民主，中國的民主早一天到來，西藏就多一分希望。只有中國民主化以後，西藏的問題才會在民主的基礎上得到解決。藏民族才能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結稿於2007年7月30日
博訊
【自由亞洲電台8月23日報導】香港星島日報星期五報導：近日在北京高調召開的全國藏傳佛教工作座談會強調藏區必須嚴格執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活佛轉世需得到政府的認可，全面深化寺廟愛國主義教育。還稱達賴喇嘛如果繼續在境外從事分裂國家的活動，其在境外的轉世將不被中央認可。
達賴喇嘛曾表示如果他有生之年西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他的轉世靈童將不會在西藏。十多年前由達賴指定的十一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被中國政府囚禁至今下落不明。
流亡印度的藏人多傑星期五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這一對西藏宗教事務的聲明近乎可笑： "達賴喇嘛轉世，或者哪一位活佛轉世，都不能中央定了就算啊！你看十一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當局找了一個假班禪，但是你看在西藏民眾，在信仰藏傳佛教的民眾中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只是作為一種政治的工具而已。所以次這句話是很可笑的，對於一個佛教徒只是一種可笑而已。活佛這個規律本身就是西藏佛教的一部分，所以他用政治或法律手段規定是不可能的事情，活佛的轉世靈童肯定要符合教義，合法不一定是活佛。"
一直關注西藏事務曾多次與達賴喇嘛面談的北京作家王力雄星期五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嚴格控制藏傳佛教是中共當局一貫做法，以不認可境外達賴喇嘛的轉世作為威脅沒有任何意義，而深化所謂的寺廟愛國主義教育，主要的作用是破壞西藏宗教和傳統文化： "首先他不認可和宗教沒有關係，因為達賴喇嘛轉世就是一個宗教問題， 在宗教上都不成立難道在其他方面會成立麼？寺廟搞愛國主義教育已經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不知道他現在再搞還會有什麼新的東西出現。這個只是會對西藏宗教產生更多負面影響，他用他所說的愛國主義的方式，從宗教自由的角度來講有很多負面作用，這是不好的。他一直都在管理，但是無神論的一個政府去管理宗教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西藏傳統文化以宗教為核心，但現在世俗化蔓延得非常快，而且是在政府的引導之下，各方面的傳統都在被破壞。"
現代人的精神生活空虛，特別是一般的平民大眾，往往需要尋找一個偶像。要在專制國家這就可能很危險，會演變成半真半假的造神運動，後果堪虞。如果是在自由的社會，像十年前英王室的戴安娜王妃死去，大男人、小女子全當街哭鼻子，舉世致哀的場景，固然令人啼笑皆非，但畢竟無傷大雅。出於同一心理，運動員、歌舞明星等也經常成為人們追崇的對象。屬於知識階層的人，有點靦腆，不願落入追星族的膚淺和俗氣，但是他們心中也需要寄託，不過物件似乎應該比較“超凡”“別致”。達賴喇嘛這樣一位祥和智慧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就剛好填補了群眾這一精神和情感的空缺。他以受害者的身分，將高深的宗教和哲理佐配以幽默和寬厚，周旋於世界政治和國際社會中，果然能傾倒眾生，所向披靡。誰能否定他提出的樸實的普世價值——仁愛、和平、寬恕、平等呢？
十四世達賴喇嘛目前正在德國進行十天的訪問，再度掀起了一陣“達賴喇嘛熱”。週末，來自世界各地大約三萬多“粉絲”加信眾，把個佛法道場所在地的漢堡市的網球場擠了個水泄不通。筆者參加過多次這類的聆聽“山上寶訓”式的集會，每次都暗暗詫異于現場人群的熱情和激動。我注意到環繞他身邊的那些經常能見到他、聽他教誨的工作人員，他們毫無例外地一臉虔誠和敬畏。一個多星期以來，德國的媒體就持續地報導有關西藏和達賴喇嘛的消息，“明鏡週刊”也以他作為封面人物，進行專題的報導。根據該週刊於七月間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的結果，達賴喇嘛在德國民眾的心目中比德籍的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還更受推崇，有44%的人認為他是一個楷模榜樣，教皇比他還少兩個百分比。
單在德國就有上百個支援西藏的民間組織，上至政治家、社會名流，下至退休教師、家庭婦女、技工商販、中學生，很多人定期參加聲援西藏的聚會和臨時救援行動。每年三月十五日西藏被中國解放軍佔領的日子，歐洲大陸上有上千個大小城市升起西藏的國旗，給予精神道德的支援。好萊塢的影星們如李察•基爾、歌星瑪丹娜、模特兒特爾曼、足球明星、名導演、電影演員等莫不對達賴喇嘛癡心捧場。有時候令人感覺，他們都在趕時髦，凡是跟喜笑顏開的達賴合影過，似乎就能領到一張靈魂的贖罪券，得以在媒體、公關中被善待，藉以吸引更多“粉絲”們。帶有叛逆色彩的西藏青年大會的領袖喀桑普措憤憤地說：“我們藏人在國際政治上就好比熊貓，人人都喜歡我們，但是沒有人出來為我們作什麼事。”
這個世界太現實世故了，西藏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的希望，隨著中國日益快速增長的經濟實力，愈來愈小。國際社會和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千絲萬縷，愈陷愈深，已達欲罷不能的地步。政治家、企業界在批評中國的人權劣跡時，總是小心翼翼，怕踩了地雷，砸了生意。達賴喇嘛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已經退而求其次，放棄獨立，只要求高度自治，保持西藏文化宗教和傳統的特性，希望自己的故鄉不會被大量湧進的漢人移民潮全然地漢化，可惜這樣謙卑的願望也難以實現。
西藏本來不是一個政治民族國家（德語：politische Nation, Staatsnation， 英語：state nation），而是一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卡泰隆尼亞（Catalonia ）的文化民族國家（德語更為貼切：Kulturnation, 英語：culture nation）。文化民族國家的定義是：種族、語言、習俗、傳統、文化和宗教相同的族群，它們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之中，這些人有共同的歸屬感，也就是民族情感。世界上這種文化民族國家很多，巴爾幹半島的火藥庫前南斯拉夫，現在中東地區的炙熱戰場，像巴勒斯坦，像散居在各個國家的庫爾登族，它們首先都是文化民族國家，卻都爭著要爭取獨立，成為政治上的獨立實體，成為一個正式的國家。西藏是一個很典型的文化民族國家，但是它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例子，因為它在被中國1951年佔領之前。是個相當孤立與現代文明科技之外的國度，它不具有現代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因此也有學者稱它為“自然民族”（Naturvolk, nature people）。由於虔信藏傳佛教，又地處雪域高原，這個民族於世無爭，並且幾乎不具有自衛的武裝能力。二十世紀上半葉西藏曾經數度被英國、印度和中國逼上談判桌，也趁機表達了自己既有的獨立地位和願意維持獨立狀況的意願。當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取得政權後，就進行對西藏的血腥鎮壓，這時才有藏區各地的武裝抗暴，鮮血一度染紅了這片寧靜的高原。
年輕的達賴喇嘛被迫于1959年流亡印度，倏忽一過將近半世紀了。這期間中共先在西藏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發動了文革，摧毀了90%以上的寺廟、和尚尼姑掃地出門，瘋狂的紅色恐怖席捲整個藏區。胡耀邦是八十年代第一個開始在西藏糾正錯誤、減免稅收、逐步恢復藏人宗教生活的政治家。
然而所謂的投資和建設，其實是把雙刃劍。中共政權的西藏政策，其侵犯是全面的，不僅在地域上進行佔領、經濟和物質上進行掠奪和強佔、還在精神文明上恣意踐踏、摧殘。 進入九十年代，北京政府鼓勵大量的漢族移民，對西藏實行漢化政策，隨著漢移民進入西藏的，是廉價的次文化，從卡拉OK、迪斯可、酒吧舞廳到新建的“革命紀念館”、“展覽館”、“升旗台”（五星紅旗，而非藏旗），每個所謂的現代建築都是庸俗、誇張、醜陋的。北京在西藏大量投資，發展各種輕重工業，從日用消費品的生產到開採各種能源，舉凡所有的所謂“現代化”舉措，無一不是金錢至上、物質萬能的哲學在背後支撐，完全無視于藏人傳統跟自然界的融洽和天人合一的宗教哲學，對大自然進行褻瀆、破壞和掠奪。西藏今天被漢人帶進的曼徹斯特式原始資本主義和物質主義的風潮所影響，社會人心已經逐漸失去了原來的純樸和虔誠。
達賴喇嘛一定有比海洋還寬闊的心胸，跟藍天一般的視野，才能在看到淳樸的西藏母親如今淪落為愛滋附體、滿目蒼夷的娼妓時，還放出爽朗的笑聲。他似乎知道一切是過眼雲煙，今天的西藏不是五十年前的西藏，也不是五十年和一百年後的西藏。西藏是西藏人的西藏，西藏不是中國人的西藏。
據設立在美國的西藏正義中心消息：中國政府曾在位於西藏高原地區素有"亞洲水塔"之稱的三江源區域加大開展環保建設專案，導致當地牧區世世代代生存的藏人被迫搬遷成為規模龐大的生態難民。
消息指出：中國政府在西藏三江源展開所謂的[環保建設]專案中首先將15萬2千3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做為環保區，並制定該區域在五年內變為〔無人區〕。總計1738名當地牧民已遭強制搬遷。這如同2004年9月遭搬遷的牧民一樣，近期這批牧民對新的環境表示根本不適應。在三江源環保建設計畫專案中已決定將西藏安多果洛地區的4萬3千6百人搬遷到環保範圍以外的地區。中國政府在西藏實施的環保政策導致世世代代生存在三江源地帶的大量牧區藏人成為生態難民。
與此同時，有跡象顯示：中國政府卻在這片河流密佈，素有"亞洲水塔"之稱的區域計畫建立更多的水壩，開採礦產資源等。 據瞭解，中國電力發展業為了滿足他們新的電力資源需求已經計畫在西藏被藏人視為神聖的和不可侵犯的亞洲分水界區域建立大型的水壩電力工程。在中國西南地區大部分水流域上建立多種水壩和水輪機之後，中國水電工程部受到北京政府的指示，計畫在西藏建立多處容量最大的水力發電站。這項計畫是在與中國中心腹地連接的西藏鐵路正式通車運營後開始展開的。
一位中國水利專家透露：目前，中國水電行業的主要目標已轉向以金沙江、雅礱藏布江、大渡河等三大水電基地為主的西南水電開發上。據介紹，中國政府計畫20年內在西南江河上建立超過10個裝機容量超過300萬千瓦的巨型水電站。但是這一計畫遭到來自中國生態、農林、地質等領域的30餘位專家一致反對，認為對當地周遭環境造成不利影響。
到這本集子出版之際﹐我關注西藏問題正好十年。
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我﹐一個出生並成長於中國湖南山鄉的人﹐從未有機會與那塊神秘而美麗的高原相遇﹐卻隔著半個地球﹐在北歐斯堪底納維亞半島上﹐以中國流亡者的身份﹐長期不懈地關心和評論西藏問題。
按照我的藏族朋友的說法﹐這是一種特殊的緣分。“緣分”是一種佛教概念﹐佛教徒相信“一切存在都是因緣而生”。雖然我不是佛教徒﹐但也確實感到﹐我和那塊土地情牽意掛的關系﹐不會是無緣無故發生的。
最初聽說“西藏”這個地名時﹐我還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六十年代初一個週末﹐在內地縣城做教師的母親帶我去看一場電影──《柯山紅日》。那是中共平息西藏叛亂後拍攝的一部影片﹐其中優美動人的藏地音樂令我至今難忘。
對一個童稚的小女孩來說﹐電影裡那個柯山藏族土司﹐毫無疑問是十惡不赦的壞人﹐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飛越天險﹐解救被酷刑虐待的藏族農奴﹐肯定是最好最好的好人。我和同時代的中國孩子﹐就在這種政治觀念的灌輸下長大成人。 “喜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頂﹔雅魯藏布江啊﹐再長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邊啊﹐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喲﹐苦變甜嘍……”多年來﹐我們聽的､唱的就是這種激情嘹亮的歌曲﹐它的音調富有西藏民歌特色﹐很有藝術感染力﹐而且還是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演唱。後來我才明白﹐那些歌詞只是虛假的歌功頌德。
在那個人們像灰色螻蟻一樣生存的暗淡時代﹐文藝演出中熱情奔放的西藏歌舞﹐鮮艷多彩的藏族服裝﹐令不少人對那片高原產生遐想。自七十年代起﹐一批批不甘心被內地壓抑氣氛所窒息的年輕漢人﹐前去西藏“支邊”。他們歌詠那裡大海隱退群山高聳﹐歌唱那裡牛糞火藍色的炊煙､黑色的慂牛和灰色的天鵝。
在那有著悠久獨特文明的高原﹐一批漢族文人尋覓到了詩歌。西藏成了他們體驗生活獲得靈感的地方﹐但除了王力雄之外﹐幾乎沒有人去追蹤中共鎮壓藏人的那場殘酷的戰爭﹐沒有人去追問西藏人內心深沉的痛苦﹐以及雪山逃亡路上的累累屍體和斑斑血跡。
而我卻有幸加入關注西藏､追問歷史的行列﹐這得感謝我的第二祖國--瑞典。十幾年來﹐瑞典不僅給我提供了一塊安居的綠洲﹐還給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人道的國際視野﹐使我能夠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看清中共是如何使用顛倒黑白的手法﹐通過教科書和各種文藝作品﹐製造並強化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謊言。
我和流亡藏人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96年6月江澤民訪問挪威的時候。當時﹐為了彰顯中國的人權問題﹐大赦國際挪威分部在奧斯陸舉行新聞招待會﹐應邀發表演講的除了我和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之外﹐還有一位西藏喇嘛帕爾登﹒加措。這位達賴喇嘛的忠實子民曾在家鄉作為政治犯入獄33年。在演講中﹐老喇嘛掀開他的大紅袈裟﹐露出身上的斑斑傷痕﹐令我非常震動。而後三天三夜﹐我和流亡藏人穿著黃色T恤﹐在奧斯陸街頭抗議江澤民。從那時起﹐我對這個民族以及他們那段被遮掩的歷史產生了興趣。
正如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序言中所說﹕“歷史沒有時間作出公證。作為無私的編年史﹐它的任務是記載成功的人﹐但很少鑒定他們的道德價值。歷史的目光只盯著勝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顧。這些‘無名小卒’被傾入遺忘的汪洋大海中﹐既無十字架又無花環記錄他們徒勞的犧牲。”
為了那些被遺忘了的失敗者﹐我開始採訪流亡藏人﹐挖掘關於西藏的真相﹐呼籲中國同胞去注視被長期忽略的歷史真實﹐認識我們漢族征服者所製造的血腥﹐從而質疑中共大漢族主義的西藏政策。
這就是十年來﹐我用中文寫下這些文章的目的。盡管“茉莉”這個筆名在中國大陸是被從紙煤到網絡全面封殺的﹐盡管一談西藏問題﹐我就免不了在網上遭到本族同胞的斥責惡罵﹐但我有時能收到一些來自遠方的讀者回音﹐他們表示喜歡我的關于西藏的文章﹐這給予我異常珍貴的鼓勵。
現在北京的著名藏族女作家唯色﹐就是我最忠實的讀者之一。兩年前﹐唯色告訴我一件趣事﹕她在剛學上網時﹐如飢似渴地閱讀我和曹長青的文章。由於不懂網絡下載的功能﹐她撥號上網用筆抄錄﹐幾乎花掉了一個月薪水的電話費。
有好幾次﹐我在瑞典和歐洲他國遇見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他們的父母出國探親﹐有機會在海外網絡上讀到我的文章﹐會列印下來向孩子推薦。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內蒙古大學的老教授﹐退休後到歐洲探望孩子﹐偶然看到我寫專欄的香港《開放》雜志﹐我的關於西藏問題的見解引起了他的重視。老教授的孩子說﹐他的父親用筆記本一字一句地摘錄我的文章﹐帶回國內去。也許﹐對經歷過迫害“內人黨”時代的蒙古知識分子﹐我的那些涉及民族問題的文字﹐喚起了他們苦難深重的公共記憶。
由此﹐我看到了為那些在政治高壓下噤聲的讀者而寫作的價值﹐看到了秉筆直書歷史和現實的意義﹐這是我不揣淺陋把這些文字結集出版的原因。
我感謝允晨文化出版社和資助此書出版的蒙藏委員會﹐更慶幸亞洲還有一個自由民主的臺灣﹐使這本目前無法在中國或西藏境內出版的書﹐得以在臺灣面世。今日的臺灣﹐在西藏問題上﹐已經從過去的反共對抗﹐轉變為全球性普世關懷的立場。
臺灣與西藏﹐本來各有各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淵源﹐但中共卻把這兩個不相干的問題聯系到一起﹐迫使大陸民眾認同反臺獨和藏獨的口號。如果臺灣讀者能從這本西藏問題評論集中﹐獲得某種啟發﹐從而認清中共的專制本質﹐這將是令我感到欣慰的。
記得我曾在印度西藏流亡社區達蘭莎拉﹐長久地眺望那銀光閃閃的朵拉達雪峰﹐山麓的那一邊﹐便是我們念茲在茲的西藏。因此﹐和海外藏人一樣有著流亡命運的我﹐將這本集子定名為《山麓那邊是西藏》﹐我們的惆悵和嚮往之情盡在其中。
-----(原載香港《開放》雜志2007年7月號)
中央社8月23日報導，中國自由撰稿人王力雄最近接受媒體訪問表示，他對西藏問題及達賴喇嘛返回中國持悲觀態度，也擔憂西藏近年轉變得太快，西藏文化很快會消失。
王力雄接受最新一期的「亞洲週刊」專訪時表示，西藏文化被破壞是很嚴竣的事實，先前達賴喇嘛在德國接受訪問時曾表示，擔心西藏文化將在15年內消亡。 王力雄認為這一點都不誇張，很有可能性。西藏已開始市俗化、市場化；西藏文化核心有一套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現在這一切都在發生變化。
不過，他認為，要解決西藏問題及達賴喇嘛回中國變得遙遙無期，因為達賴的妥協讓步已經退到底線，而中共也已認定與達賴是談不出結果，並清楚地看到，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是不會接受只安排個人地位命運的處理方式，一定要與西藏的政治問題、西藏的高度自治聯繫在一起。
王力雄認為，中國當局對解決西藏問題沒有誠意，因為對中共來說，西藏已經在手，軍隊員警以及國家機器都在手上，因此決定等達賴過去了再說，以達賴的死亡來換取西藏問題的解決。
王力雄是中國大陸自由作家，長期關注西藏的發展，並對藏傳佛教文化有研究。
這些年來，王力雄20多次進入藏區，在藏累計時間3年以上。撰寫了幾本關於西藏的書，其中「天葬：西藏的命運」獲廣泛好評，並四次與達賴喇嘛見面交流，寫下「與達賴喇嘛對話」等著作。
"高考移民"何時休？
早在三年前，《西藏商報》發表《"高考移民"衝擊西藏自治區考生》，以拉薩市各中學的高三應屆畢業班的陌生面孔為例，指出高考在即，在西藏出現許多花錢買戶口、買學籍的"高考移民"。《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林芝地區調查發現，僅林芝地區第一中學2004年高考報名時，高三學生人數就從391名激增到688名。有資料顯示：林芝地區2004年報名的考生為1401人，其中從內地臨時轉入林芝的是796人（不含長期進藏幹部子女），占漢族考生的87．8％。和林芝一樣，西藏自治區的考生人數年年遞增，2003年是9792人，2005年是14000餘人，而2007年是15263人。這當中會有多少本地考生？又會有多少是從內地湧來的"高考移民"？
就西藏的"高考移民"，我在網上搜索到的情況令我驚訝。如青島新聞網2004年的一則消息："山東曹縣百名高考生移民西藏：偽造學籍和檔案入藏趕考"，而造假人員如同一個團夥，其中還有林芝地區某中學的校長，專門為內地考生辦理戶口和學籍，從中牟取暴利。另據報導，許多省市都出現了專門為內地考生落戶西藏的掮客，收取費用高達數萬，批量辦理戶口和製作檔案，還可以將民族改為藏族，以至鬧出這樣的笑話：有一年的高考狀元是藏族考生，自治區教育廳準備表彰，後來發現戶口造假，其實是漢族，只好從學校退回。事實上，恰恰是由於相關單位和管理部門違規操作，權錢交易，才造成"高考移民"源源不斷地湧入西藏。
對於西藏本地考生來說，西藏的中小學教育原本就與內地存在著較大差距，而西藏考區的本專科的錄取名額也是有限的，可是這些"高考移民"通過各種方式、手段進藏考試，既擠佔了有限的錄取名額，又給本地考生帶來了不公平、不正當的競爭。一位西藏學生在他的博客上哀歎："西藏是全國最腐敗的地方，就像高考時許多的漢族學生會不遠萬里地到西藏來考，因為西藏的分數線是全國最低的。他們手拿金錢賄賂學校校長、教育廳等部門，聽說二中的校長戶口後面有十幾個跟貼。大量的'高考移民'導致西藏許多生活艱苦、學習優秀的學生考不上好的學校，好多優秀學校的名額就這樣被他們活活地剝奪了……"
儘管西藏自治區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維護本地考生權益的相關規定，可是收效甚微，純屬走過場。據北京外語學院的藏族學生相告，在四年學習期間，年年都有用藏名來冒充藏族的漢族新生入學，有一年甚至多達9個。對此，我只能說，在這個名義上是自治區卻並不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土地上，如此變相地利用民族自治地區的政策優勢，鑽區域教育管理的漏洞，明顯剝奪了本地人民的權益。而西藏的政府主席向巴平措卻聲稱"這種自治制度確保了西藏人民當家作主"。如果真的當家作主，為了西藏人民的孩子，請先堵上"高考移民"的後門吧！
"藏人紛紛請求達賴喇嘛賜名
正如各位此刻所聽到的，這篇文章從自由亞洲廣播電臺播出的時間是7月6日，正是達賴喇嘛72周歲的誕辰日。所以我把這篇文章作為一份小小賀禮，獻給雪域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一個意味深長的現像是，如今在境內外藏人當中，許多藏人的名字都以"丹增"起頭。尤其在歷來被視為全藏地的中心--拉薩，名字中出現"丹增"的青少年相當普遍，年紀小的孩子更是如此。拉薩友人告訴我，在他的孩子就讀的幼稚園大班，將近五十個孩子中一半名字含有"丹增"，如男孩叫"丹增多吉"、"丹增旺堆"，女孩叫"丹增拉姆"、"丹增卓瑪"等。
傳統上，藏人名字多是由所尊崇的高僧大德賜予的。在藏人心中，高僧大德是救度眾生的諸佛菩薩化身，因此請他們為自己剛出生的兒女起名，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這也正是藏人名字重名很多，而且具有濃鬱宗教色彩的緣故。通常從名字上，亦可追溯到所皈依的是何教派或是哪位喇嘛。這些年來，在境內外藏人中含有"丹增"的名字之多，是因為藏人紛紛請求達賴喇嘛賜名，而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尊名是"丹增嘉措"。
據瞭解，請求達賴喇嘛賜名的現象始於1959年以後。在這之前，達賴喇嘛只給少數僧人賜法名，並不給俗人賜名。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西藏之後，十多萬藏人追隨而去，逐漸地，在流亡藏人中開始興起請求達賴喇嘛賜名的現象。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境內藏地尤其是在拉薩，悄然興起請求達賴喇嘛賜名的現象，當然這得委託境外親友的幫助，輾轉相告，很不容易。我也幾次受人之托，請達蘭薩拉的友人從達賴喇嘛辦公室為剛出生的孩子求過名字。
而在當年那場席捲青藏高原的"文革"風暴中，由於藏人自己的名字被當作封建迷信的產物遭到取締，藏地曾經出現改換漢名的風潮，即使起的是藏名，也具有時代色彩，如"金珠"（解放）、"達瑪"（紅旗）、"薩幾"（革命）等等。"文革"如同一場噩夢結束之後，藏人們重又恢復傳統的名字，這意味著信仰的回歸、民族認同感的復興，以及渴望用自己的文化建設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順從外來強權的壓力。
為自己的後代請求達賴喇嘛的賜名，更是表達了全民的敬仰之情和含蓄的政治訴求。"丹增"在藏文中的含義是護持佛法。而在今天，"丹增"如同一種姓氏，所有名字中有"丹增"的藏人就像是同胞手足。當許許多多藏人的名字都有了"丹增"這個姓氏，如同擁有了同一個大家庭的背景--我們因"丹增"凝聚在一起，同屬一個血脈，同屬一個民族，同屬一個不可摧毀的信仰。"丹增"猶如一面旗幟，我們彙聚在這面旗下；"丹增"猶如一個標誌，我們都是達賴喇嘛的兒女！
向巴平措，可否拿出你的真誠來？
最近中國媒體和海外媒體都有報導，中共的西藏官員向巴平措宣稱西藏人民歷來反對外國政要會見達賴喇嘛，西藏人民反對達賴喇嘛提出的西藏高度自治的要求，等等。對此我不禁要祈求諸佛賜予慈悲：請抑制我的驚訝和嘲笑。
我驚訝的是，這位西藏高官又一次讓全世界見證了什麼是彌天大謊，而中國政府竟然無視如此拙劣的謊言又一次敗壞自己苦心經營的形象。雖然這個形象原本就是造假工程，可是這位元元西藏高官的謊言太缺乏技術含量了，反而起了破壞作用，使得這個造假工程漏洞百出。而我嘲笑的是，這位西藏高官其實連自己都代表不了，又如何能代表西藏人民？！沒錯，他是西藏自治區主席，可他這個主席難道是西藏人民選出來的嗎？如果西藏真的實現民主選舉，像他這樣一個在文革時代就是打砸搶的造反派頭頭，像他這樣一個除了撒謊就會撒謊的政治工具，會被西藏人民選為主席嗎？
報導還說，向巴平措駁斥了一名前西藏共產黨官員提出的應該准許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建議，說這並不代表西藏人民，只代表少數人的觀點。這位遭到指責的是半世紀前就追隨中共的藏族共產黨元老平措汪傑先生，曾是中共進軍西藏部隊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唯一的藏族委員。就是這樣一位在西藏現代政治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近年來連續三次致信國家主席胡錦濤，呼籲與達賴喇嘛對話，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同時，平措汪傑先生轉達了西藏人批評那些阻擾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和解的官員："吃的是反分裂的飯，升的是反分裂的官，發的是反分裂的財"。
難道這樣的建議不是順應西藏人民的民意嗎？而這樣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當然會刺痛諸如向巴平措等官員。有藏人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說："平汪老先生作為一名藏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分子，以很負責的態度提出了很有意義的建議。現在我們西藏境內，有哪位藏人領導人或哪位藏人知識份子，能夠用負責任的態度為我們的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未來著想？希望每一位藏人精英都像平汪老先生一樣，給我們國家的領導人講述西藏人民的心聲，不要欺騙國家，不要欺騙自己，這也是公民的責任。比起西藏各地的藏人領導和已退休的老幹部，平汪老先生確實是一位稱職的老革命者。其實大部分藏人贊成平汪老先生的建議，可是有權有勢的藏人精英害怕失去眼前的利益，根本不顧西藏的未來與國家的威望。目前在西藏執行的所有政策背離民心，上欺下壓，極大地損害了人民與國家可能建立的良好關係。"
好笑的是，向巴平措顯然謊言說順了嘴，竟洋洋得意地要求達賴喇嘛"真正在有生之年為西藏人民、為國家做一些好事，拿出自己的真誠"。一個心中並無人民和國家卻總是要代表西藏人民的傀儡官員居然如此大言不慚，我們這些西藏人能不能客氣地說聲：向巴平措主席，可否拿出你的真誠來？！
穿，還是不穿？這成了一個問題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中共當局對達賴喇嘛的斤斤計較，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一段著名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一位官員直言不諱地說：不穿鑲飾珍稀動物皮毛的服裝，任何人這麼說都沒錯，我們都贊成；但是達賴這麼說就不行！
所以去年元月達賴喇嘛呼籲藏人放棄穿豹皮虎衣的惡劣風氣，境內的多衛康藏地掀起了焚燒皮毛的行動，令當局大為光火，將藏地民眾的自發行為看成是離心離德，不但強行制止焚燒，而且強令重新穿著，如電視晚會的節目主持人必須穿豹皮虎衣，一些藏人官員也有意在公開場合如此穿著，以示在政治上與黨保持一致。
於是穿還是不穿豹皮虎衣，竟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這恐怕是令當今世人匪夷所思的一個可笑話題。數月前，獲悉將在七月舉辦"青滇川藏毗鄰地區文化藝術節"（俗稱"康巴藝術節"）的青海省玉樹州，專門開會通知要求參加活動的藏人穿著豹皮虎衣，為此我這次在安多和康旅行，很留意所經藏地的普通藏人的態度。途經熱貢時，聽說今年又有民眾自發焚燒皮毛。在果洛瑪沁的市場上，銷售當地特色首飾的婦女告訴我，她去年也焚燒了自家的皮毛，而且從此再也不會穿；據說果洛官方也要求藏人在不久舉行的"賽馬會"上穿豹皮虎衣，若不穿將罰以重款，但有藏人發誓即使"割頭也不穿"。
有意思的是在進入玉樹州路過歇武鎮時，被遠遠傳來的歌聲和路邊的帳篷群所吸引，走過去邊打聽邊觀看，原來是當地百姓為了迎接歇武寺的活佛回鄉，特意奉獻傳統的民間歌舞。而那些載歌載舞的藏人們和圍觀的藏人們，所穿的服裝沒有一件是豹皮虎衣，曾經鑲飾了珍稀動物皮毛的藏裝上如今鑲飾的全是色彩絢麗的錦緞，看上去非常美麗大方卻不奢華誇張。我隨意詢問身邊藏人何以不穿豹皮虎衣，藏人坦然地說，達賴喇嘛已經說了不穿，我們怎麼還會穿嘛？！
那麼，在即將由官方舉辦的"青滇川藏毗鄰地區文化藝術節"上，又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玉樹州的朋友說，要求穿豹皮虎衣的檔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但確實得知有相關規定。朋友又說，"其實當地官員可以說百分之百私下裏都贊成不穿，可是上面有政策，他們也沒辦法。"
想不到在大講特講"和諧社會"的今天，穿什麼樣的衣服竟不是自己能夠做主的。那些已經有了另一層含義的豹皮虎衣，對於藏人來說，是穿？還是不穿？或者怎麼個穿法？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但即使是穿了，也不能說明什麼。真正的民心已經在民間表露無疑。
"康巴藝術節"上刺眼的豹皮虎衣
7月25日這天，玉樹州府所在的結古鎮不但交通堵塞，連打通手機也很不容易。在舉行"康巴藝術節"開幕式的草原上，無數帳篷簇擁的中心會場，被四面八方趕來的藏人圍了好幾圈；幾乎個個相機在手的中外遊客探頭踮腳，企圖鑽空子擠進去。員警和武警空前之多，還從下屬各縣調來了不少警力。
我的運氣好，找到一個空檔擠到了最前面，正好看見玉樹州的服飾表演隊經過。果不其然，來自六個縣的男女表演者有不少身穿鑲有水獺、豹子和老虎皮毛的藏裝，頭頂、胸前和手上儘是層層疊疊、無比鮮豔的巨大首飾，十多個員警如保鏢一般護送著他們環繞全場。當他們稍作停留，一些來自中國內地媒體的攝影者蜂擁而上，爭相拍攝身穿豹皮虎衣的表演者，似乎那代表了藏人的服飾文化，抑或是反映了藏人的幸福生活。可以說，近些年來藏人盛行穿豹皮虎衣的惡劣風氣，正是與並不瞭解西藏文化的內地媒體有意無意的過度宣傳分不開的。
玉樹州580人的舞蹈隊是由各單位選派的工作人員以及各學校選派的學生組成，也有許多人穿著鑲有水獺、豹子和老虎皮毛的藏裝。我問過其中一個學生，他無奈地說是"政治任務，不穿的話就是政治犯"。政治犯的說法可能是誇張了，但是當地人都說：參加表演的公職人員不穿會被下崗，參加表演的農牧民不穿會被扣發6-7月排練期間每日50元工資。還有人說不穿皮毛會被罰款。
同樣，從雲南省迪慶州、四川省甘孜州、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派來的服飾表演隊，也有不少男女演員身穿豹皮虎衣、佩戴碩大首飾。很顯然，這已不是簡單的服飾表演，而是某種政治表態，坐在主席臺上的高官們正在進行審查和評估，通過穿不穿皮毛看各地區的負責人是否具有反對達賴喇嘛的"政治覺悟"。
然而觀眾中的藏人卻極少有穿豹皮虎衣的，所穿的藏裝如同我在這次安多和康的旅行中看到的，曾經鑲飾過珍稀動物皮毛的邊沿如今鑲飾的全是色彩繽紛的錦緞，看上去美麗大方卻不奢華誇張。為此我做了一個隨意調查，向十來個藏人詢問何以不穿豹皮虎衣的緣故，無一例外，他們的回答都是與達賴喇嘛呼籲放棄這一惡俗風氣有關。事實上，統計在"康巴藝術節"上穿豹皮虎衣的藏人，與往年類似的節慶活動相比顯然減少了很多。2001年夏天，我見過玉樹州建州五十年的慶祝活動，當時無論是表演者還是觀眾，穿豹皮虎衣可謂蔚然成風。
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29日的閉幕式上，當各地服飾表演隊再次環繞全場時，我聽見從觀眾中發出了喝倒采的聲音："豹皮，虎皮，可恥！"甚至在我與三位擔任執勤的藏人武警交談時，他們也大膽地表示達賴喇嘛的呼籲才是對民族的愛護，對生態的珍惜。
2007-7-30，結古多（玉樹）
(RFA藏語專題節目)
說說"西藏的新名片"
國際知名的印度作家Pankaj Mishra先生對我說起雅魯藏布大酒店。他給《紐約客》寫青藏鐵路通車之後的西藏，被旅行社安排在這個酒店。他對酒店的印象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而且毫無品味。
酒店的宣傳冊上號稱是"世界首家藏文化主題博物館式超豪華酒店"，標榜自己是"西藏的新名片"。於是我特意去參觀了這個酒店。2月的拉薩雖是冬季卻不太冷，開張僅才半年的酒店還散發著裝修材料的刺鼻味，大堂的電視上連續滾動播放著中央電視臺對酒店的報導，讚歎這是"溫馨神奇的藏文化博物館"。
我用三個小時流覽了酒店全貌。沒錯，的確有大量的從西藏宗教和西藏民間中挑選的西藏素材，如佛像佛龕、壇城法器、藏戲面具、酥油茶壺等等，但在一番重新塑造、重新搭配、重新擺設之後，雖然聲稱展示的是西藏文化，卻已是被改裝過的，完全變了味。比如陳放在走廊上的青稞酒罐，文字說明是"舊西藏時期藏家裝青稞酒桶"，且不說文理不通，難道新西藏就不用青稞酒罐嗎？拍攝於上個世紀初期的黑白照片，竟被酒店老闆在電視上說有三百年的歷史，要知道世上第一張照片迄今才不過180年；窗外的朋巴日從寶瓶山變成了財神山；水泥做的轉經筒就在沙發邊很難看地呆立著。最搞笑的是會議廳，龐大的圓形會議桌中心堆砌了許多花花綠綠的轉經筒，看似別出心裁，其實不倫不類。最離譜的是那個矗立在大堂中心的壇城，說成是"民間唯一的世界最大的勝樂本尊壇城"，但具有深奧的、神聖的精神意義的壇城，怎能是酒店的道具？
酒店老闆是個號稱要"把酒店變成博物館，把博物館再變成商場"的成都商人，一個開超市起家的復員軍人，本是乘著青藏鐵路的順風來拉薩的撈金者，不但借藏文化賺錢，還借藏文化提升了自己的身份，實際上，藏文化變成了他的謀生之道。一位藏人學者幽默地說，如果他是西藏的新名片，至少應該去整容。
所以Pankaj Mishra先生的評價其實是高抬了這個酒店。儘管它金碧輝煌，要價昂貴，但它連文化帝國主義的水準都夠不上，只是那種粗鄙的、低檔的、暴發戶式的撈金者。與這些年改變了拉薩市容的"包工隊"產品一樣，這個酒店仍然是"包工隊"產品，只是與視覺上明顯醜陋的"包工隊"產品不同，它披上了西藏文化的外衣。可是，就像一個從來就不是喇嘛的俗人穿上喇嘛的袈裟，雖然袈裟沒變，但穿的人卻變了，於是怎麼看怎麼彆扭。
但在酒店的宣傳冊上，卻有一位常年穿梭於漢地的喇嘛為之捧場和美言。喇嘛的頭銜又多又新穎，如"雪域十明文化傳承長"。聽說過部長、市長、縣長，從沒聽說過傳承長，這也算是與時俱進嗎？如果真是修學深厚的喇嘛，難道就看不穿這酒店是一張什麼樣的西藏新名片嗎？或者說，他本人也是一張流通在市場上的西藏新名片，需要和酒店的老闆聯手營造新的"西藏文化"？
火車通車一年，西藏瀕臨危境
一年前，一列列嶄新的、全封閉的、滿載著旅客的火車，從中國的幾個大城市奔向同一個目的地--拉薩的時候，我專門寫過一篇唱反調的文章。一年了，當中國記者用種種溢美之詞讚美青藏鐵路的偉大成就，如"青藏鐵路通車後西藏民族文化遺產'倍受呵護'"、"青藏鐵路促進西藏旅遊業的發展"、"青藏鐵路通車提升西藏的'話語權'"等等，我不但要質疑其中的真實，仍然要對青藏鐵路說"不"！
不是我非要說"不"，而是有太多的藏人不滿；而且這種不滿不只是個別階層的感受，已是遍及整個社會許多階層的感受。這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被嚴重地干擾了，他們身為本地人卻日益被邊緣化了。中國官方報導"青藏鐵路通車一年發送旅客約202萬人"，僅這一項，正如我去年在文章中所說：僅僅單就源源不斷的遊客這一項就夠拉薩受的，即使他們只是來西藏轉一圈就走，也足以構成災禍。
拉薩的友人說，火車站、機場、帕廓街人頭攢動，簡直是蝗蟲氾濫，感覺要爆了；去市場買菜，物價越來越貴，一斤犛牛肉16元，一斤酥油17元；去寺院朝佛，跟遊客擠成一團寸步難行，而且那些遊客大聲喧嘩，隨地吐痰，男的抽煙女的露肉；去商店和飯館，那些商家對本地人不屑一顧，漢人宰漢人，西藏人真正成了邊緣人群……在重慶讀大學的藏人學生放暑假買不到回拉薩的火車票，一是去旅遊的人太多，二是票販子太多，結果179元的硬座學生票只好花470元才能買到。
美國《福布斯》雜誌報導，聯合國近日評選出10個全球瀕危旅遊景點，西藏名列前茅。請注意指的不是西藏的哪幾個景點，而是整個西藏。而西藏上榜的重要原因被認為是過度開發。同樣，今年的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包括布達拉宮在內的拉薩古城被亮"黃牌"，過分追求旅遊收益、隨意開發卻不承擔責任和兌現承諾，布達拉宮將可能被吊銷"世界遺產"的稱號。中國學者也批評"大量外來人口的湧入不僅會對西藏高原自然生態造成破壞，更有可能對西藏的獨特文化生態造成破壞，而後者一旦被破壞，將很難逆轉回來"。
遺憾的是，來自西藏的消息稱，布達拉宮近期日接待遊客和香客已超過4000人次，為了盡最大努力滿足更多遊客參觀布達拉宮的需求，布達拉宮管理處決定將每日9個小時的參觀時間再延長１個小時。另一則出現在中國統戰部下屬網站的報導則說參觀人數"如今每天有約6000名"。然而四年前，布達拉宮管理處已對每天850名的遊客量告急，認為如此大的流量所產生的壓力會使土木石結構的布達拉宮難以承載。說真的，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藏人，很擔心這座象徵西藏文明的布達拉宮哪一天會被踩踏，那將是舉世震驚卻無法挽回的人類悲劇。
可是，自稱"會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這片土地"的西藏高官向巴平措，卻說青藏鐵路開通後大量湧入的遊客"不會對西藏的生態環境有大的影響"，這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啊。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
香港「星島日報」報導，資深藏人共產黨員、曾任中國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的平措旺階，曾經寫信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讓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返回中國，但這項要求遭到拒絕。 報導說，中國官方認為，平措旺階只代表少數藏人想法，與絕大多數西藏各族人民的看法大相逕庭。
最怕的就是僧團領袖墮落
我作為旁觀者，感覺佛教比其他宗教對僧侶的依賴程度更高，因為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有聖經、古蘭經那樣的最高經典，信仰者可以通過研讀經典直接面對神與教義。佛教是由眾多經典組成龐大的教義體系，浩瀚如海，博大精深，思辨玄奧，又分成眾多門派，即便是窮盡畢生，也未必能通徹全貌，普通信眾基本無法憑自己的能力掌握，只能依賴僧侶的引導。因此僧侶相當於橋樑，佛法通過僧侶抵達人世，信眾通過僧侶認識佛法。佛教"三寶"--佛、法、僧之所以缺一不可，道理就在這裏。
這就對藏傳佛教的僧侶階層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僧侶階層能夠保持純正和自律，信眾把僧侶當作上師無條件地服從就不構成問題。"如法"的僧侶保證佛法與信眾不發生脫節，使佛教體系保持有序與完整，也能讓佛教良好地發揮社會功能。而在這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又是僧團領袖，如活佛、堪布、主持及上師喇嘛等。因為佛教的組織特點是各寺廟自成一體，由僧團領袖進行領導，因此只要僧團領袖能夠自身如法，同時以佛教戒律對僧團嚴加教育和管束，配之以必要的清理門戶，僧團的如法就可以得到保證。
這種僧團領袖一般被尊稱為"高僧大德"。他們對佛教的重要性是無以復加的。而怕的也是僧團領袖墮落。僧侶墮落只是個人問題，而且可以清理，僧團領袖墮落則會使整個僧團失去管束，集體敗壞。同時僧團領袖充當著民眾精神導師，假如以教謀私，把信仰當作牟利工具，普通信眾很難做出判斷，佛法因此會與信眾絕緣，信眾對僧侶的虔誠迷信也就由此墮落為受人耍弄的愚昧。
佛教深知這個危險，所以把戒律和傳承視為生命線。藏傳佛教的傳承被形容為如黃金一樣純潔清淨的鏈條，不能有任何一環受到污染。一位上師給弟子的加持，等於黃金鏈上世世代代所有上師的傳承與集合，使受傳承者獲益巨大。而若是給弟子實施灌頂傳法的活佛或上師違反了戒律，他的弟子就將沒有一個能得到傳承，沿襲了世代的傳承到他為止而中斷。從社會學角度，如此嚴厲的規則用意在於阻嚇僧侶領袖的破戒和墮落。從宗教角度，當僧侶領袖普遍墮落之時，也就是佛教中所說的末法時代降臨。
中國當局對西藏僧團領袖的政策
目前中國當局對僧團領袖採取的政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防止僧團領袖成為民眾領袖。滿足大眾迷信層面的摩頂打卦，念經開光一類活動是自由的，但是僧團領袖對民眾講經傳法，指導和規範民眾行為，就受當局的猜忌，遭到嚴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領袖或高僧大德，甚至連行動自由都受限制。他們舉辦社區公益事業也被當局嚴加防範。當局擔心僧團領袖一旦同時兼有精神領袖與社區領袖雙重身份，能量會超出政府的可控範圍，對當局權威提出挑戰。
二是對僧團領袖進行"逆向淘汰"。凡是堅持宗教原則、拒絕充當工具的僧團領袖，都會遭到打壓；對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煩，傳統地位比較高的僧團領袖，當作"統戰物件"，給一定甜頭，也把大棒始終舉在他們頭頂；而對善於投機，放棄宗教原則，甘當政府工具的僧團領袖，則給各種好處，安排官職，提供優厚資源，使其成為吸引其他僧團領袖的樣板。
三是把持對僧團領袖的選擇與任命。無論是活佛還是寺廟負責人，都須當局批准。這一方面可以造成藏傳佛教界對當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時日逐步替換不斷去世的僧團領袖，最終使整個藏傳佛教的僧團領袖都變成當局挑選的馴服工具。配合這個目的，還把僧團領袖分批送到官辦佛學院進行培養，灌輸當局需要的思想。
僧團領袖目前來自佛教本身的制約基本沒有，宗教戒律理論上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對犯戒的懲罰是否存在，全在於當事人信或不信。而來自政權方面的制約卻大大增加。政權利用上述措施引導僧團領袖，只能是促使僧團領袖遠離佛法。而佛教的"方便圓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處，也容易變成墮落僧侶掩蓋私欲的狡辯。
歷史上西藏也有過滅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續，因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滅。而今日中國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侶墮落，卻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險。一旦僧侶不再成為信眾與佛法的橋樑，信眾與佛法就相互分離，信眾只能沉溺於遠離真理的迷信，並且失去對佛法的信心。這就是釋迦牟尼的預言--"毀我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
權力、金錢和宗教的"三角"
我曾在康區碰到過這樣的場面，一個縣的黨政官員出城三十裏，在路邊搭起帳篷，歡迎一位從內地帶著漢人老闆返回的活佛。一路警車開道，車隊長達一裏地。縣當局給活佛這種舊西藏迎接貴人的禮節，目的不僅僅是"統戰"。今日藏區哪個地方有知名寺院，就要把它搞成旅遊點；哪里有地位高的活佛，就要當成招商引資的工具。因為在內地漢人老闆眼裏，藏區的縣委書記、縣長只是百無一用的芝麻官，但是對藏區活佛卻興趣濃厚，尊奉有加，因此活佛就成了有價值的資源。
對有些活佛來講，想獲得個人與寺廟的良好發展，需要權力的庇護，因此也要討政府歡心。目前藏區這種權力、金錢和宗教之間的"三角"，使得不少活佛無心鑽研佛法和修行，既不通過講經傳法指導百姓的信仰生活，也不從事社區公益為百姓造福解難，熱衷的是同有錢的港臺信徒和內地老闆交往，或是同官場的權勢者周旋。他們總是在內地都市間飛來飛去，住高級賓館，出入飯店酒吧，身邊簇擁著有錢的漢人男女。呈現當今典型的圖景--大款供養活佛，活佛保佑大款。
我見過要當影視編導的活佛，見過要當歌星的活佛。乘坐上百萬元汽車的活佛到處可見；在內地擁有豪宅的活佛也越來越多，有的活佛乾脆在內地做生意發財。不過更糟的是那些一心鑽營權力的活佛。一方面順著當局口徑攻擊達賴喇嘛；另一方面任意編造身世、神乎其神；針對漢族信徒的迷信心理，到處封許誰是活佛轉世，誰是空行母投胎，用以籠絡人心和交換利益，由此給一些有名有錢卻行為不端的人創造盜名欺世的可能，敗壞宗教。
這類活佛最常用的理由是，宗教事業需要資金，要建寺廟、塑佛像，靠藏人一元兩元錢的供養，何年何月才湊得夠，不在漢地化緣怎麼行呢？另一種說法為他們常年混跡漢地和都市辯護--弘揚佛法不能僅限藏地，也要去救渡漢人眾生，何況大隱隱於市，出家人即使身在紅塵又有何懼？對這些說法，色達五明佛學院的堪布晉美彭措痛心地批評--建廟造塔、印經放生一類事應該是在家人所為，出家人的功德不是把心思放在那上，而要把全部生命放在聞思修上。"大隱隱於市"首先得有一個"大"，現在的出家人有幾個能擔當起那個"大"呢？如果那些活佛僧侶不是大成就者，誰能相信他們淪落紅塵之後，可以做到不染呢？
如何應對"活佛證"
活佛制度是藏傳佛教的核心，而目前的世俗政權正在利用對活佛的認定，試圖讓西藏境內的宗教聽命。之所以西藏境內出現活佛趨附政權的現象，與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全部流亡在外，無法掌管教派和清理門戶有關。
唯色在"第三次國際漢藏對話會議"的書面發言--《由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聯合認證轉世活佛的建議是否可行？》，建議由流亡在外的藏傳佛教四大教派精神領袖建立權威性認證機構，對各教派的轉世活佛進行認證。我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本來沒有資格認定活佛的世俗政權，憑著發放一紙所謂的"活佛證"而成了活佛的主宰，迫使多數活佛不得不聽命，也造就了一批"披著袈裟的狼"。面對這樣的現實，超越傳統，對應地找到一種適應現狀的方式，避免認證活佛的權力被世俗政權竊取，就成了十分必要。v從操作性角度，我認?採取一個簡單方法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把這個想法作?對唯色建議的補充--如果設立一個各大教派領袖共同認可的官方網站，公示被各大教派領袖承認的活佛名單，能夠被廣大信?隨時查證，就可以起到與"活佛證"一樣的作用。任何一個活佛都會知道，他的活佛身份僅僅靠得到政權頒發的"活佛證"是不夠的，還需要能夠名列宗教領袖認可的名單。因?對信?來講，宗教領袖的權威遠遠高於地方政府的"宗教局"。這就會讓活佛們意識到，他們的合法性不是全在政權，即使仍然需要得到政權批准，同時也不能背離宗教和民族。如果信?不能在宗教領袖的名單上查到自己的名字，僅有政權的"活佛證"是不會有價值的。
有了這樣一個網站，那些招搖撞騙的活佛將很容易現形。無論他們走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信?都可以立刻對其進行驗證，只要網站上沒有名字，他們就和藏傳佛教無關。即使他們拿得出政府的"活佛證"，責任也是在政府，藏傳佛教卻不會枉遭他們的劣行汙損。
當然，如果是列在名單中的活佛做了不如法之事，信?也可以方便地通過網站向宗教領袖報告，由宗教領袖進行調查處理。這種功能會對活佛行?起到有效的制約。在保護藏傳佛教的鬥爭中，成?防範活佛和僧侶墮落的一種手段，也是避免宗教權力被竊取的一個具體措施。
不能自毀與漢人之間的紐帶
中國當局對藏傳佛教的毀壞，我相信藏人是可以抵抗的。因為藏人始終保持著一個內心彼岸，就是達賴喇嘛代表的西藏，那是他們心目中的光明和真理，是獲得新生的希望。不管藏傳佛教被破壞得多嚴重，他們都相信只要此岸能和彼岸搭起橋樑，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斷裂就將修復，腐敗必定清除，藏傳佛教也將重新光大。
但是漢人內心卻沒有這種彼岸，他們只能接觸到西藏境內的藏傳佛教，甚至只能接觸常年混跡於中國內地的西藏僧侶，把他們當作藏傳佛教的化身。
數年前，當我聽說達賴喇嘛對漢地出現的藏傳佛教熱表示擔憂時，我不能理解，現在才看出問題所在--藏傳佛教本應該成為藏人和漢人之間最好的紐帶，但是如果當漢人對藏傳佛教產生了興趣，卻難辨真假，只能接觸到"假冒偽劣"時，就會把可貴的資源和最好的時機白白浪費，而且難以重新挽回。
一位常居拉薩的詩人親耳聽見某活佛介紹他手下一個漢人是蔣介石上師的轉世。蔣介石是基督徒，怎麼會有佛教上師？但這種既無知又膽大的撒謊並非個別現象，在漢地到處能看見這樣的活佛喇嘛招搖撞騙。詩人感慨說："現在的假活佛、假喇嘛、壞活佛、壞喇嘛太多了，他們幹的是直接傷害西藏的事，是藏傳佛教最大的禍害。看上去藏傳佛教在漢地傳播很廣，可那就像水一樣向四方漫溢，很快就會消失，或是像一串念珠，念珠斷了，珠子滾得到處都是，再也串不起來了。藏傳佛教很有可能會被這些披著袈裟的狼毀掉，當局也是在利用這些披著袈裟的狼滲透宗教和寺院，進而控制寺院乃至藏地，這太可怕了。"
西藏境內不乏高僧大德，不是不知道這些危害宗教的人和事，可是多數卻保持著沉默，頂多用"依法不依人"安撫上當受騙的信眾。"依法不依人"的說法對心有彼岸的藏人可以接受，對生性懷疑的漢人卻沒有說服力。漢人會把所接觸的假冒偽劣當作藏傳佛教本身，從此遠離，甚至心生厭惡。先不說宗教本身由此造成的損失，對於解決西藏問題，也會使西藏失去最有價值的資源。這對缺乏資源的西藏，無疑等於"自廢武功"。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
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表示，他們向拉薩市公安城關分局負責戶籍的公安查詢證實，青藏鐵路開通一年來， 拉薩市區人口增長到35萬，其中藏人15萬， 漢人20萬，當中10萬人來自四川省。
資訊中心指出，漢人移民西藏分化藏族，已成為北京對付"藏獨"的重要手段。
《福布斯》雜誌網站2007年5月30日在《全球處境最危險的旅遊景點》一文中說："當你預訂去加拉帕戈斯群島或乞力馬札羅雪山的旅程時，請先確定它們是否還存在。"該文指出：隨著旅遊者的大量湧入和交通線路、旅館的大量修建，以及全球變暖、環境污染和森林砍伐等原因，全球數以千計的旅遊景點面臨消失的危險。該文還列舉了其他一些全球知名的瀕危景點，如尼泊爾加德滿都山谷、秘魯昌昌考古區、中國西藏、美國大沼澤國家公園、澳大利亞大堡礁等等，其中一些景點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瀕危世界遺產名錄"。
該文說：以西藏為例，西藏近年來興建了大量的旅館以接待日益增長的觀光客，並且有大量內地人進入西藏經商。據西藏旅遊局統計，2006年頭10個月西藏接納了225萬名觀光客，比上年同期增長了31.8％。隨著豪華的旅遊列車的進入，沒有跡象表明這種增長會得到遏制。
我查了一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新的"瀕危世界遺產名錄"，沒有看到西藏的名字。不過由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政府間國際組織，某國的某個世界自然或文化遺產會不會被列入"瀕危名錄"，是可以由政府出面討價還價的。例如中國位於青藏高原東南邊緣的"三江並流"地區屬於世界自然遺產，一些官商利益聯合體在該地區築壩建水電站的企圖被民間環保組織披露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準備對是否要將其列入"瀕危名錄"進行評估，但由於中國官方代表的解釋和干預，"三江並流"於是就"脫離"了瀕臨被破壞和消亡的危險境地。
曾在海明威小說中出現過的"乞力馬札羅山的雪頂"，以其日漸稀少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世界瀕危遺產的一個觸目驚心的象徵（從1912－2000年其山頂積雪消失了82％）。福布斯雜誌網站前述文章說：乞力馬札羅的雪頂將在2015－2020年之間完全消失。乞力馬札羅的雪頂瀕臨消失主要是由於全球變暖，而關於全球變暖，學術界並沒有把它完全歸咎於人類活動（全球變暖與地球"生理週期"或太陽黑子變化也可能有關）。但西藏"瀕危"，卻與人類活動有著明確的、強烈的關聯。
*藏區自然人文原生態被破壞*
麗江早已淪陷為小資們和公務考察團繼續"腐敗"的地方，而這種塵世的浮華生活也正在沿著空中航線、公路和鐵路向巍然在上的青藏高原發起侵襲。
當所謂"驢友"的四輪驅動的豪華吉普車碾過"三江源"，當觀光客在拉薩的夜總會繼續著他們在內地時的生活方式，當觀光客沒法改掉的大吃大喝毛病使得高原不得不為他們生產更多的犛牛肉和青稞酒，當藏地石質或木質工藝品越來越成為觀光客的時髦購買對象，當大量外來人口湧向青藏高原濫挖濫采和從事各種"商業開發"，青藏高原原生態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都變得日益脆弱了。
過於奢靡的世俗生活方式不僅與西藏的人文內涵相抵觸，也給高原自然環境帶來了緊張：過度的種植，過度的草場牲畜承載量，以及因建築、工業而大量消耗木材。在高寒氣候中，復原一片被破壞的植被非常困難。大地是堅固的，地表則是脆弱的，有研究者經調查發現，過度的"旅遊者踐踏"將破壞土壤的枯枝落葉層和腐殖層，使地表裸露受傷。這種情況在內地是如何處理的呢？要麼任其繼續裸露，塵沙飛揚，要麼乾脆覆蓋上水泥遮醜。但無論是沙化還是水泥化，都意味著有生機的土地的死亡。事實上，由於植被被破壞，整個青藏高原的沙化土壤（即"死亡的土壤"）面積一直在增長，如果這種趨勢得不到遏制，那麼中國中部和南部也可能將遭遇沙塵天氣。
大量外來人口的湧入不僅會對青藏高原自然生態造成破壞，更有可能對西藏的獨特文化生態造成破壞，而後者一旦被破壞，將很難逆轉回來。
青藏高原在用一種怎樣的眼光看著這些從"山下"蜂擁而來的觀光客或謀利者？
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信仰背景的人的湧入，使藏地原生態的文化--信仰體系受到了侵蝕。當黃金周風暴襲來，已經非常世俗化的拉薩街頭，變得更加浮蕩喧囂。而在只能忍著山螞蟥叮咬、徒步艱難前往的墨脫縣和遙遠的阿裏，居然也都有了由"山下人"開設的格調曖昧的髮廊。
西藏不僅有溫潤如鏡的聖湖，有磕長頭的朝聖者，也有雅魯藏布江邊鐵粉飛揚的鐵礦加工廠，還有一些藏族小孩嘴裏會隨隨便便地說出"我靠"。世俗社會中的心靈空虛感、無聊感和物質主義會不會濡染到藏民中間？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原住民信仰的衰退和被"置換"並不是新鮮事。還有許多在內地常見的"灰色經濟"如非法採礦、盜獵、盜伐木材、賭博業、欺行霸市等等，也在藏區不少地方出現。
越來越浮蕩喧囂的拉薩，越來越商業化、世俗化和物質化的藏區，這就是"瀕危"，這就是"淪陷"。
*心存敬畏，珍愛西藏*
西藏這個概念，既是自然生態意義上的，也是人文生態意義上的。"來到了西藏"，並不等於"找到了西藏"。西藏對於我們這些"山下人"來說，它的價值，在於它的難以進入、遺世獨立。我們其實不必急於或匆忙地去西藏，去西藏應當是在精神上有需求、心靈上有準備的一個非常Right的時候去，不一定是有空、有錢的時候立刻就出發。我不反對也無權干預大家去西藏，但既然你愛西藏，就應好好選擇、好好珍惜到西藏去求得心靈提升的時機，不要懵懵懂懂、匆匆忙忙、趕集式地去西藏。
我以前不願意去西藏，是因為怕見了西藏，原來的美好想像都會跌得粉碎，不如在心裏建構和保留一個清澈的、充滿神性的西藏印象。據說不少愛死了法國的日本人捧著種種法國文學經典來到巴黎，就得了一種病，姑且叫做"見了巴黎綜合征"，病到有神思恍惚、嚎啕大哭的。病因就是巴黎不是他們想像中的那樣美好，巴黎居然也賣麥當勞，還賣日本電器，街頭居然也有垃圾桶。但我並不把這種現象當笑話來看，王小波曾說除了此生我們還應"擁有詩意的世界"，有這種想法的人固然可能會在此生中失望，會在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但他們也會因他們的堅持而得到大歡喜。
藏人擁有一個詩意而神性的世界，這當然也是值得羡慕的。
在當世瀕危的不僅有西藏，其實還有我們的心靈。西藏作為人類寶貴遺產的價值和魔力，是由西藏本身和對西藏擁有一份虔敬和珍愛之心的所有人共同建構的。然而，那個在自然意義上和人文意義上原生態的西藏正在我們的視野中、在我們的踏足中漸漸退隱。像不丹那樣控制遊客數量看來是不可能的，能做的就是約束我們對西藏的態度、在西藏的行為，靜靜欣賞，和諧融入，簡單消費，少製造垃圾，尊重藏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為高原的環境保護多做貢獻，同時發動民間力量，對在政治上、商業上有權力者進行監督，防止他們以開發的名義損害這片高原聖域。 在我的眼中，青藏高原是一塊能堵滿整個視野的地球上最大的一塊大石頭，它在靈魂上、精神上的珍寶深藏在石頭內部，有恒心者、有敬畏心者、有機緣者才能得之。真正美好的西藏之旅，應當是心靈的洗滌和皈依，而不是佔領式的踏足。
（作者系廣州《市民》雜誌顧問;本文來源：南方報業網）
德國黑森州州長羅蘭•科赫認為北京與西藏之間存在談判契機。科赫在接受《焦點》雜誌訪談時稱："中國高層不乏有識之士，深知一旦達賴喇嘛過世，西藏很有演變成為火藥桶的趨勢。"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在他身前達成協定。現年72歲的達賴喇嘛擁有說服西藏人接受自治方案的權威性。
德國之聲報導，達賴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在上海和南京與中國政府的代表進行了2002年以來的第六次會談。雖然達賴喇嘛一再表示不尋求西藏獨立，並願意在對話取得成效時回到西藏，但是中國政府仍然沒有做出積極的回應。就此德國之聲採訪了參加會談的達賴喇嘛特使格桑堅參先生。
記者：您最近作為達賴喇嘛的特使在中國與中國政府的代表進行了談判.談判進展如何？
格桑堅參：我們自2002年起恢復了與中國政府的接觸。這已經是我們的第六輪會談。這輪會談事先耽擱了整整一年。中國政府的理由是，海外藏人繼續在中國領導人出訪時進行示威遊行，海外藏人組織繼續開會討論各種有關西藏的議題。他們認為，這些活動反華，具有挑釁性質。我們向他們明確表示，只要關於西藏問題的對話不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們的這些活動就不會停止。
記者：能不能透露一下這次談判的具體內容？
格桑堅參：我們再次向中方明確表明了我們的立場，就是達賴和西藏流亡政府不尋求西藏獨立和分裂中國，我們願意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下解決西藏問題。我們現在的態度是基於鄧小平先生七十年代末發表的講話。他當時表示西藏問題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要取得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因為我們需要建立起更多的互信。我覺得，我們應該給中國政府更多的時間去考慮我們提出的想法。在他們做出回應以前，我們不會向外界透露具體的談判內容。
記者：六輪談判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您覺得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格桑堅參：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有解決西藏問題的政治意願並嚴肅對待我們的會談，我相信，我們可以取得更多進展。但是直到現在我都沒有看到這樣的跡象。很多藏人相信，雖然中國政府已意識到西藏問題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和中國面臨的其他問題相比，西藏問題並不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記者：很多中國人認為，達賴喇嘛年紀老了，等他死了，西藏問題就不存在了。您覺得可能嗎？
格桑堅參：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是廣泛和嚴肅的。大部分西方國家在和中國打交道時都會提到西藏問題，並要求中國政府與達賴對話，通過對話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現在的中國政府比三十年前更看重國際社會的意見。中國想成為領導世界的一支力量，它就必須尊重國際社會的看法。
記者：達賴喇嘛是否還相信，他在有生之年能回到自己的故鄉？
格桑堅參：我們藏人都相信達賴喇嘛活佛一定能回到西藏。達賴喇嘛是我們全體藏人的精神和政治領袖。不管是西藏的藏人還是海外的流亡藏人都非常信任他。達賴喇嘛對藏人有道義上的責任。他回到西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只要我們和中國政府能找到妥善解決六百萬藏人前途和命運的方案，達賴喇嘛回國就不會是問題。
【注：格桑堅參，西藏康區巴塘縣（現四川甘孜州巴塘縣）人，為達賴喇嘛駐歐洲的代表，同時也是代表達賴喇嘛與北京進行接觸和談的正式代表】
香港的人權與民主資訊中心說，今年七月以來，西藏自治區74個縣的54名藏人黨支部書記，由於沒有反對達賴喇嘛而已被解職，取而代之的侍從中國各地來的漢人幹部代替。 據了解，實際上，97年以後，西藏幾乎沒有藏人擔任縣委書記的，縣委書記例由漢人擔任，所有被取代的都是之前派來的漢族「援藏幹部」。
幾年以前，我曾經以《向西藏懺悔》為題，為系獄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傳《雪山下的火焰》寫了一篇書評。在這篇書評中，我以一名漢族知識份子的身份，向半個世紀以來被中共當局摧殘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懺悔。這篇書評發表之後，在網路上遭到廣大“憤青”的尖銳批評。我在美國洛杉磯訪問的時候，幾名自稱“北大校友”的留美學者亦高調斥責我“破壞國家統一”。他們說，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達賴分裂集團”的蒙蔽，你無視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貴族集團統治下的落後與愚昧，以及奴隸制度的黑暗，你更沒有看到在共產黨進入西藏之後，給西藏帶去的現代文明。讓我驚訝的是，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與《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一模一樣。雖然他們在美國這個可以自由獲得資訊的社會生活了很久，但思維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傳模式上。這一現象正顯示出官方洗腦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觸的中國人當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問題。在“國家統一”和“現代文明”的魔咒下，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風，被當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國人統統遺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發時的西藏，大學畢業後曾擔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她在作品中堅持描述西藏真實的歷史與現實，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還被剝奪獲得護照的公民權利，一直無法出國訪問。這便是一名勇於說真話的知識份子所付出的代價，無論是漢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一旦選擇說真話，便被中共當局當成“敵對分子”。柔弱而堅韌的唯色以“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為創作理念，她在臺灣出版的《殺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區“文革”歷史為題材的力作。
《殺劫》首先是一本攝影作品集。該書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親之手，唯色的父親十三歲被徵召為解放軍戰士，從康巴地區進入拉薩，此後成為一名普通軍官。唯色在書中沒有提及已經去世的父親的政治傾向及民族觀念，但在這批珍貴的照片背後，可以隱隱發現這位藏族軍官對自身身份的困惑與懷疑：當藏族歷史文化遺產如大昭寺等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時候，當藏族的文化階層受到無情虐待和徹底消滅的時候，當歷代信奉佛教、性情溫和的藏族民眾被階級鬥爭的學說所誘騙、成為自相殘殺的犧牲品的時候，這位藏族軍官不能公開發表抗議，卻忠實地用鏡頭將這一切都記錄下來，讓它們成為歷史見證。也許，他萬萬沒有想到，女兒唯色會成為這筆遺產的發掘者、整理者和闡釋者。倘若地下有知，這位父親必然含笑九泉。這幾百張首次發表的照片，以無可爭議的真實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給西藏帶去了什麼樣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一門顯學。長期以來，被塗抹上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的“文革”，比史達林在蘇聯的血腥統治更具欺騙性。上個世紀後半葉的西方知識界，多半對史達林時代的古拉格群島的本質有所認識，卻一直對毛主義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來，儘管仍然有人以充當過“八九點鐘的太陽”而自豪，但“文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反文化本質，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文革”研究逐漸在各個方面得以展開，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於：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紗，很少人知道當年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發生過什麼。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文革”的學者宋永毅，便對唯色說過：“西藏材料可以說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這本《殺劫》，可以說是填補此一空白所邁出的第一步。
《殺劫》通過直觀的、極具震撼力的圖片與深入細緻的訪談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將與世隔絕的佛國變成人間地獄。這些照片之中，有寺廟被摧毀、文物被打砸的場景，有僧侶和貴族被侮辱和毆打的經過，有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和滿山遍野的紅旗標語，更有解放軍的訓練和演習，“文革”讓西藏變得與內地越來越相似。自古以來，西藏便擁有獨立於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形態和信仰體系。中共以武力統治西藏之後，立即以階級鬥爭的學說改造西藏社會。“文革”前十餘年的改造相當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與在中國內地所有省份一樣，幾乎沒有遇到絲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讀那些無情批鬥“牛鬼蛇神”的照片時指出：“顯而易見，人物之間出現了階級截然對立的兩大陣營，而不是過去的那樣一種關係：雖然有貧富之分，卻是同一個民族；雖然有僧俗不同，卻是同一種宗教。但如今兩個階級的界限不但劃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地，底層階級第一次向上層階級，尤其是向上層階級中素來被視作‘珍寶’的活佛高僧舉起了拳頭，發出了怒吼。為什麼會這樣？”
那場席捲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何佛教未能成為避免暴力的屏障？為何毛澤東亦成為西藏人的“紅太陽”？對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中分析說：“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傳統西藏社會是凝聚為一個整體，統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會，爭取底層藏人，中共必須另外樹起一面舉在自己手中的旗幟，那就是在藏民族中發動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專長。如果變成以階級劃分世界，西藏的民族與宗教一體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澤東巧妙地將民族問題轉化為階級問題，在暴力的配合下，讓作為“精神原子彈”的“毛澤東思想”，迅速戰勝在西藏存在和紮根長達千年之久的佛教。當然，這種“反客為主”的粗暴進入，只能是暫時的。當毛主義的狂熱在短短十多年後退潮並破滅之後，佛教再次成為西藏社會的精神紐帶。在今天數百萬藏人當中，熱愛達賴喇嘛的人肯定比熱愛毛澤東的人多若干倍。
毛澤東策動階級鬥爭的秘訣，便是讓暴行成為一種群體行為，從而讓個體脫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蘇姍•費斯克在研究了兩萬五千份心理調查樣本後指出：當身處錯誤的社會環境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惡的行為。最讓我最為感佩的是，唯色並未囿於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現，更沒有簡單化地、一股腦地將罪責全都推給作為“外來侵犯者”的漢人。她嚴肅而真誠地面對歷史與現實，毫不隱諱地將相當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惡劣作為秉筆直書出來。她坦率地告訴讀者：在藏人中也存在著“看客”和“積極分子”這兩種人。
在該書的許多照片當中，那些擠擠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簡直就是魯迅筆下看客們的翻版。唯色寫道：“至於那麼多圍成幾圈的看客裏面，有多少人是出於被解放的歡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於恐懼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於為己盤算的心計，我們也一樣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一點，那就是，實際上，奴隸依然是奴隸。當面帶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現時，當昔日用以傳播佛法的地點變成不公正的法庭時，當一個人被莫須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審判時，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圍觀者們，或許還構不上幫兇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顯得那麼馴服的他們其實還是奴隸。他們其實從來也沒有被真正解放過。”此一分析直指人心，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魯迅的話來說，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並非某個民族和國家獨有的現象，它普遍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之中。人類有一種將他人的苦難當作自己的快樂的殘忍本性——只要發現還有人比自己的處境更悲慘，便是一種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這種自私而殘忍的本性，人類才完成了某種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護”。美國學者鮑邁斯特爾在《惡——在人類暴力與殘酷之中》一書中分析說：“人類確實喜歡看他人受難或者死去，對暴力場面的迷戀似乎超越了時空和文化。……對別人實施傷害可能是為使自己享有能夠目睹別人受苦這種早已驗證的快樂的一條途徑。”毛時代的中國人，不管是漢人、藏人還是其他民族的成員，都深陷於這種“惡”當中，毛只是打開瓶子蓋的那個人，我們不能將所有的罪孽都推諉於他，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所謂的“積極分子”，乃是一群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特殊藏人”。在這些人當中，大部分是原來的底層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層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運動根本不可能如此順利地推廣開來；如果沒有他們的配合，中共對西藏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便不會如此有效與鞏固。許多時候，為了向外來統治者效忠，他們往往表現得比統治者還要嚴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進軍西藏，便在許諾建立一個‘光輝燦爛的新西藏’的同時，著力於精神上的‘洗腦’和物質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層藏人從此追隨，甚至還有上層藏人中的熱血青年。甚至可以說，中國之所以能夠在西藏建立起‘群眾基礎’，正是因為‘洗腦’教育的成果，如反復灌輸‘剝削’和‘壓迫’的涵義，以及對佛教中‘來世’和因果觀念的否定，等等。”這些“積極分子”，如同當年死亡集中營中替納粹管理者工作的猶太人，雖然他們本人被劃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卻不惜以出賣同胞的代價，來換取本人稍好一點的生存狀況。
在這些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惡”，乃是一種深深根植於人性之惡。它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完全避免之。那種過於神話雪域高原以及生存於其上的藏族民眾、認為其“一塵不染”的看法，我從來就不認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園，這個世界上沒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園。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惡是最容易被誘發和喚醒的，漢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樣。在“文革”的諸多惡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為並不比漢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們再放寬視野來觀察，就必須承認：在毛澤東時代歷次殘忍的政治運動中，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所作所為，並不比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人好到哪里去。源遠流長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種暴力和邪惡所摧抑，在納粹興起的時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職人員大都投票給希特勒並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費爾那樣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識份子寥寥無幾；在毛澤東時代的西藏也一樣，“暫停”信仰甚至放棄信仰的藏人，占了相當數量。這就是人性的軟弱。人類的文明雖然積累了數千年，但沉澱下來的其實只有像窗戶紙一樣薄薄的一層，如果沒有制度保障，單單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禦邪惡的侵蝕。
在勇敢地譴責中共當局對西藏的侵佔和戕害的同時，唯色對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傳統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將西藏當作一種最為“東方化”的異質存在、並將其傳奇化和浪漫化的時刻，這種自省來自于作為藏人的唯色，尤為可貴。唯色對大量照片中出現過的人物都作過訪談，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權力格局中位高權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樣被當局使用過又扔掉的、晚年頗為落寞的人物。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無論是“看客”，還是“積極分子”，大都拒絕對本人在“文革”中的作為進行懺悔，只有少數人悄悄地重新回歸佛教的懷抱，以尋求心靈的平安。
唯色發現，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與拳頭齊飛的年輕人，如今多半已經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們身上發現了一種“平庸之惡”，這種發現與致力於批判極權主義的思想家阿倫特有異曲同工之妙。阿倫特在納粹集中營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發現了“惡的平庸”。所有人都認為艾希曼是一個披著人皮的惡魔，但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極為失望。當面對一個歷史上罕見的殺人如麻的高級殺人犯時，你希望感到渾身觸電，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這個人的面孔和舉止就像是某個曾經與你在公共汽車上數次同座的人，某個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記錄下的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們身負血債，卻那樣愚昧、固執和平庸，讓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真實的世界，“他們”就這樣毫無分別地與“我們”生活在一起。
《殺劫》是一本奇特之書。是攝影，是訪談，是歷史，是反思，是叩問，是尋找。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還沒有翻過去，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必須翻過去。唯色所從事的偉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二零零七年五月
------博訊
2007年春，在布達佩斯舉行的第38屆匈牙利電影節上放映了一部由匈牙利人拍攝的紀錄片——《西藏，流亡的家園》。導演是從事新聞和藝術工作的匈牙利青年揚柔.維克多（Janzso Viktor）和伊京.羅伯特（Izing Robert）。他們兩人在2005年在印度旅行時接觸到了達蘭薩拉，那裏特殊的歷史、現狀和獨特文化深深吸引了他們，西藏人民的遭遇也喚起了他們的同情。
匈牙利人對西藏的感情和關心是非常深厚和熱衷的。在19世紀，匈牙利東方學家和藏學家克勒什.喬馬.多爾（Korosi Csoma Sandor，1784-1842）就曾在印度深入研究過西藏文化近20年，成為歐洲第一位藏語學者和西方藏學研究的奠基人，雖然他研究西藏最初的目的是想在西藏典籍中找到傳說中的匈牙利人起源的痕跡。喬馬在印度出版了《藏英詞典》和《藏語語法》等著作。他最後不幸因病死在前往西藏的途中，並長眠在印度的大吉嶺。
今天，在聲援西藏人民的人權和傳播西藏文化方面，匈牙利人繼承了喬馬那樣的執著。1994年成立的匈牙利援藏協會一直做著不懈的工作，這個協會幾乎每天都舉辦各種講座、教 學和其他文化和集會活動。
另外，曾為西藏流亡議員的年輕學者喬亞丹增（Choegyal Tenzin）現正在布達佩斯編撰《藏匈詞典》。喬亞丹增出生在匈牙利人喬馬探索西藏文化生涯中的生命的終點站——大吉嶺，這或許也是一個有意義的巧合。作為布達佩斯佛教大學（又名“布達佩斯法門佛學院”）的訪問學者，他還參與了多種有關達賴喇嘛和佛教的圖書匈牙利文的出版工作，他也經常在匈牙利援藏協會進行講座。
達賴喇嘛曾經6次訪問匈牙利，主要都是由匈牙利援藏協會協調和安排的。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和藏傳佛教薩迦傳承（花教）的最高上師薩迦崔欽法王（Sakya Trizin）也在這個團體的大力協助下分別來過匈牙利，其中薩迦崔欽法王已經來過三次。在《西藏，流亡的家園》這部電影中，匈牙利援藏協會也提供了專業上的幫助。
經過一年的準備。這兩位年輕人自籌資金，於2006年夏天再赴印度拍攝了記錄達蘭薩拉真實況狀的電影。這部電影向外界介紹了達蘭薩拉的社會面貌、西藏人的苦難和抗爭精神。他們在片中採訪了西藏流亡政府和議會的官員、政治和文化團體的負責人，以及普通的特別是新近逃亡過來的西藏人。
2006年10月，兩位年輕導演在布拉格見到了達賴喇嘛。當時正值匈牙利1956年反共抗蘇起義50周年紀念日前夕。達賴喇嘛在專訪中說，“無論我們面對著多麼大的困難和障礙，我們都不應該放棄希望和我們的使命，而始終充滿著信心。”
在這部電影的首映式上，許多觀眾看到西藏人經受的遭遇時都流下了同情的淚水。而當影片結束時，觀眾則為這部電影的成功長時間鼓掌。因為他們知道，電影中的一切並不是編寫的故事，而是充滿悲傷和苦難的令人震撼的現實。
2006年3月，導演之一揚柔.維克多在《匈牙利新聞報》（Magyar Hirlap）上發表題為《西藏人的保留地》的文章，結合他所拍攝的電影，向讀者介紹了達蘭薩拉和流亡西藏人的現況。
“令人窒息的7月，印度雨季來臨前的一種寧靜。我們走在喜馬拉雅山的山麓之中。達蘭薩拉，流亡西藏人的活動中心。在有兩間教室大小的空間裏擁擠著70多個人，有兒童、老人，也有僧侶。他們有的衣衫襤褸，有的穿著捐贈來的衣服，身上帶著凍傷和打傷的痕跡。他們疲憊的神情中透露出了逃亡中的恐懼。
“他們都是剛從西藏來的。他們穿過喜馬拉雅山的山口逃到尼泊爾，然後從那裏進入印度。” 達蘭薩拉難民中心負責人江巴加贊（Jampa Gyaltsen）對我們解釋說。還有許多父母讓他們的孩子送過了邊界，希望他們在自由中成長。西藏難民不斷地過來，每年超過3000多人。達蘭薩拉的西藏人社區中生活著幾百名孤兒，他們可能再也不能見到還留在西藏的父母。
第二次世界大戰帶動了封閉的東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幾百年來自我生息的西藏也沒有脫離出這一場巨大的運動。當印度通過聖雄甘地的努力向民主前進的時候，另外一個大國——中國卻選擇了獨裁。毛澤東迅速地解決了一個過去未決的對西藏完全控制的問題。中國的佔領使西藏血流成河。伴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佔拉薩，他們經過的地方有100多萬西藏人失去了生命。從那時起，當時祇有20歲的西藏宗教和政治領袖達賴喇嘛在自己的家園進行了近十年的抗爭。最後在1959年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逃亡印度，並在距邊境200多公里的達蘭薩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和議會。
“我們並不是致力於恢復西藏的獨立，而是尋求中國憲法的原則中所保障完全的真正意義上的自治。”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這樣說。桑東仁波切同時也是一名佛教僧侶，他屬於西藏政治生活中的元老派，親眼目睹了中國人對西藏殘暴的佔領，並是與達賴喇嘛一起逃亡。也正因為如此，在西藏問題上他更主張中間道路，而不是要求獨立，這其中重要的原則就是佛教的非暴力。
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時間裏，達賴喇嘛的足跡走遍了全世界，在每一處他都強調對話是唯一解決的途徑。
達賴喇嘛由此成為聖雄甘地之後最重要的提倡非暴力運動的代表人物。
達賴喇嘛在1989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2007年3月美國批准又頒給他最高非軍人榮譽獎章之一的國會金質獎章。達賴喇嘛既被尊為神明，同時也必定是人類歷史重要的人物。
2006年10月，達賴喇嘛在布拉格對拍攝《西藏，流亡的家園》這部記錄片的攝製組說，流亡的西藏政府的正式立場沒有改變，雖然現在越來越多的流亡人士認為已經到了採取強硬手段的時候了。
“境內境外的西藏人民都是要求獨立的。他們會為自由而鬥爭，最主要的目標和總的願望就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西藏青年代表大會主席格桑朋措（Kalsang Phuntsok）說。這位達蘭薩拉激進主義者們的領袖認為一切已經迫在眉睫，在與中國人進行毫無意義的談判上浪費時間所能帶來的祇能是逼近西藏的末日。連接北京和拉薩的鐵路建成了，每年有數十萬中國移民通過它進入西藏。六百萬西藏原住居民在自己的家園成了少數民族，並作為二等公民困苦地生活著。大多數西藏人營養缺乏，嬰兒死亡率居全中國最高。另外，這裏更沒有基本的人權，30%的人口是文盲，外界消息完全封鎖。最近，在120多萬平方公里的西藏這塊土地上又發現了天然氣和石油，開採生產將給這座高原上獨一無二而又脆弱的生態環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危險威脅著西藏人，就像當年美國印地安人原住民所受的威脅那樣。我們將會在保留地裏面供旅遊者參觀。”居住在達蘭薩拉的拉桑次仁（Lhasang Tsering）說。拉桑次仁以前參加過多次示威活動，不欠前他曾對《滾石》雜誌記者說，西藏已經處在最後的關頭，我們應該正視達賴喇嘛早前說過的一個殘酷的預言，這就是西藏人要面對自己民族的消亡。
曾經因張貼違禁標語而在臭名昭著的拉薩紮布奇監獄被關押多年的平措旺楚（Phuntsok Wongchuk）也是暴力抗爭的支持者。他說，“他們有好多次往死裏毆打和折磨我，讓我說出我的同夥，我始終沒有交待。” 獲釋後，他逃到了印度，並準備拿起武器與佔領者進行抗爭，然而在達蘭薩拉他被勸阻了。現在他是前政治犯組成的一個組織——“三寶”(就.十.三----編輯)（Gu Chu Sum）運動的活躍成員。
許多更為激進的組織無法接受讓北京舉辦奧運會的這個事實。他們不理解，國際社會為什麼會將這個人類最神聖的節日的主辦權交給中國。在中國，每年有數千人被處決，勞改和對人的摧殘已成為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當然也對北京奧運會進行了準備。” 西藏青年大會主席格桑朋措說，但他沒有透露具體計畫的內容。每一個外國的活動人士都想去北京，去抗議中國對法律的踐踏。究竟會發生什麼情況呢？我們從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印度時就有所例證——示威都與員警發生了衝突，人們還在街頭燒毀了胡錦濤的模擬像。
今年與往年一樣，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人流血起義的周年紀念日，從多倫多、三藩市、紐約到布達佩斯，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舉行了示威活動。
今天，達蘭薩拉已成為一個小拉薩。旅遊者在街中漫步，有的朝聖者想能親自見到達賴喇嘛，有的則想在喜馬拉雅山中這遠離凡世的鄉間裏找到心靈的洗滌。這幾千人的聚居地建立起的西藏“基因庫”很好地保存著那些已在西藏因中國獨裁統治被遺忘和被毀滅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化寶藏。輪經輪悠悠的旋轉，兒童村裏回蕩的民歌聲讓他們不能忘記，他們已經走到了抉擇的十字路口。
對於西藏問題的前景，匈牙利援藏協會主席漢德雷.蒂博爾先生（Hendrey Tibor）最近在接受當地一家中文報紙的採訪時說，“關鍵是中國要做出什麼步驟，西藏人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做的了，他們都是和平的人，要麼把他們關進監獄，要麼把他們殺死。”
漢德雷說，“但是，如果將來達賴喇嘛一旦過世，那些主張武力的西藏人肯定會以非和平的方式進行抗爭，他們成為恐怖主義者，成為好戰主義者，這對誰有好處呢？那麼整個問題會陷入更為複雜的境地。所以我們不應該等待這種事情的來臨，而是在達賴喇嘛在世的時候把問題解決。”
他說，“達賴喇嘛是一個可信、純淨和真誠的人，他不是一個恐怖份子，也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現在中國這樣攻擊他根本不能會解決問題。中國應該不帶任何條件地坐下來與他進行談判與和解，承認不同於與中國的西藏民族和文化的存在，給予西藏人文化和宗教的獨立。使西藏成為一個和平區，不擁有核武器和其他任何武器。這樣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道路。”
（2007年6月布達佩斯）◆
轉自北京之春2007年8月號
美國之音7月23日報導，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目前正在德國訪問。他表示要繼續與北京方面建立互信。但是另一方面，有分析人士認為，北京方面目前沒有展示出要與達賴喇嘛坐下來談判的誠意。
西藏流亡議會的議員凱度頓珠對美國之音表示，儘管達賴喇嘛一再表示要在中國管轄下實行自治，但是中國政府看來是想把西藏問題往後推，認為等到達賴喇嘛去世以後，西藏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凱度頓珠提醒說，這個推算是錯的，西藏問題不是達賴喇嘛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所有藏人的問題，北京方面要想解決西藏問題，最好的時機是趁達賴喇嘛健在的時候。他說："藏人百分之百地聽從達賴喇嘛。假如他說：'我們要和漢人和平友好相處，我們的抵制運動也必須是和平的，'那麼99%的藏人都會聽他的。"
西藏流亡國會議員凱度頓珠的父親、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GyaloThondup)曾多次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就西藏問題舉行會談。凱度頓珠說："1979年的時候，鄧小平對我父親說，除了獨立之外，任何問題都可以談，都可以協商。可是從那以來，什麼問題都談了，但是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上的協商。"
國際上關注西藏問題的人士對胡錦濤是否有決心在擔任中國國家主席期間把西藏問題解決好、或者至少取得某些突破，並不報很大希望。
凱度頓珠說："如果胡錦濤真地是有誠意的話，他應該邀請達賴喇嘛到北京，兩人直接對話。"
凱度頓珠說，從胡錦濤任命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負責人張慶黎這位一句藏語都不會說的強硬派幹部到西藏去擔任書記這一點來看，胡錦濤沒有顯示出要在西藏問題上採取緩和態度的跡象。
凱度頓珠說："達賴喇嘛的特使一行已經回來了，我認為他們頗有些失望。他們本來期望能夠有一些收穫，但是結果沒有太大的收穫。在我個人看來，北京方面不把這些會談看得很重。"
凱度頓珠說，一如達賴喇嘛的特使所說的，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的對話目前處在一個關鍵時刻，要取得進展，北京方面必須要在真正意義上考慮藏人的訴求。
7月16日上午，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從達蘭薩拉啟程經新德里前往英國和德國進行為期近兩週的訪問，達賴喇嘛在結束對英國首都倫敦一天的訪問後，于7月19日，乘坐一家私人飛機抵達漢堡，開始對德國為期10天訪問。當天下午，達賴喇嘛會晤了漢堡市長馮波伊爾，並在市府金色簽名冊上簽名。
中央社報導說：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顯然比德國籍的天主教教宗本篤16世更受到德國人的歡迎。過幾天即將訪問德國的達賴喇嘛，已經在全德各地刮起一陣旋風。根據16日出刊的「明鏡週刊」所進行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四成四的德國人認為達賴喇嘛是他們的榜樣，比教宗的四成二還高，達賴喇嘛尤其特別受到年輕、教育水準又高的德國人歡迎。
對西方人來說，達賴喇嘛是佛教的化身，倡議和平手段追求西藏自治的達賴喇嘛，也影響德國人對佛教的觀感。選擇佛教為最和平宗教的德國人高達四成三，高於基督教的四成一，只有1%的人選擇伊斯蘭教。
德國民眾有高達七成是基督徒，這項民調無疑證明達賴喇嘛在德國受歡迎的程度，和其他西方國家不相上下。達賴喇嘛的到訪，已經在德國各地刮起一陣旋風。最新一期的「明鏡週刊」特地以達賴喇嘛為封面人物，花了14頁的篇幅來介紹他的生平和理念。
德國之聲報導說，從星期四開始，漢堡在未來的幾天都將是佛教的世界中心。因為西藏佛教和政治領袖，同時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達賴喇嘛將在這裏進行為期10天的訪問。 漢堡市政廳前鋪好了紅地毯等待迎接達賴喇嘛。在這裏他將獲得國家領導人級別的禮遇。中國官方對此表示了抗議。漢堡市長馮。博伊斯特（vonBeust）說："在這個城市我們自己決定接待哪些客人不接待哪些客人。達賴喇嘛是一個重量級的人物。他是重要的政治領袖和宗教領袖。如果他來訪漢堡，我們當然要迎接他。我很高興將有機會和達賴舉行會談。中國人當然也是我們的朋友，朋友之間產生意見分歧也是正常的。"
在此後舉行的會談中，漢堡市長向達賴詢問西藏現狀。達賴喇嘛做了簡短的回答："西藏的情況沒有得到改善，如今反而更嚴重了。""西藏的狀況沒有改善，還沒有宗教自由，仍然有侵犯人權的現象。"他批評漢人在西藏日益增多，已占西藏人口三分之二。他寄希望於與北京的談判。
達賴喇嘛與中國關係為何轉冷
德國之聲7月25日報導，上週四，達賴喇嘛開始了他在德國的訪問。訪問首站是德國的港口城市漢堡。在那裏，他受到當地政府與市民的熱情歡迎。目前正在中國西藏自治區參觀的德國黑森州州長科赫認為，目前是在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之間舉行會談的新機會。如果中國不及時解決西藏問題，等到達賴死後青藏高原可能會變成一個火藥桶。而達賴說他與中國的談判最近出現僵局。僵在哪里呢？德國之聲記者報導如下。
被德國媒體稱做能發出孩童般的笑聲的達賴在接受北德意志電視臺採訪時說："與中國官方接觸是一條道路，一個途徑，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從另一方面說，這也意味著與中國公眾接觸，我認為主要是跟中國的知識份子和一些正直的商人，還有一些中國大學生。從我們跟中國政府重新開始接觸以來，我想是從2002年開始的，至今共進行了六輪會談，從第一次到第四次，在討論的氣氛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變成更有建設性、更友好的討論，更有用的討論。然後，在第五次的時候，中國官方認可了達賴喇嘛將來不再追求獨立的立場。此後他們表明，過去的歷史涉及一些基本分歧。然而，現在在第六次會談中，他們更強調過去的歷史了。他們試圖否認現狀，也就是說有600萬人民的現狀。這就是現在的進展情況。當然，我們主要的努力是建立信任。沒有信任就沒有嚴肅的談判，否則怎麼談判呢？很難。另一方面，中方懷疑情緒很重。"
達賴喇嘛說的"600萬人民的現狀"是怎麼回事呢？中國民委副主任吳仕民答南方週末問題時說："提出'大藏區'這個概念，政治意圖明顯。這違背歷史事實，甚至違背常識。中國藏族人口有540多萬，其中240多萬居住在西藏自治區，其餘居住在青海、甘肅、雲南以及四川四個省的10個自治州和2個自治縣，這是一片很大的區域。達賴所說的'大藏區'，超出西藏自治區的行政區域，面積廣大，並把'大藏區'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大藏區'與'西藏'完全是兩個概念，二者不能混淆。達賴多次提出過'大藏區'的概念，其用意很明顯，就是搞'藏獨'。"中國政府方面的這一表態解釋了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方面最近的分歧所在。
出席世界比丘尼大會
7月20日，達賴喇嘛出席世界比丘尼大會，來自19個國家的300多人在漢堡出席會議，討論女性在佛教社會裏的職責和地位。
1987年，各個佛教分支的尼姑們曾在印度召開第一屆大會，決定更好地培養新生力量，並請求世界各地的學者和佛學大師們幫助她們尋找可以證明釋迦牟尼時代男女平權的經文出處。在本屆漢堡大會上，研究結果將得以匯總。根據達賴喇嘛的指示，本次會議的是由德國人CarolaRohloff組織的。
接受德國之聲記者的採訪
德國之聲7月25日報導，幾名記者在漢堡有幸和達賴喇嘛一起探討西藏前途問題，德國之聲記者將記者們的問題及達賴喇嘛的回答匯總如下。
德國之聲：達賴喇嘛閣下，西藏的人權狀況如何？
達賴喇嘛：西藏的人權狀況非常令人擔憂。不久前我還遇到一名西藏人，在監獄裏被關押了8年，罪名是在拉薩附近的一個村子向別人表達了他的真實感情。
德國之聲：漢堡市長在市政廳接見您時，您公開談到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反應激烈。您對此感到驚奇嗎？
達賴喇嘛：一點兒都沒有感到驚奇。即使我保持沉默，中國政府也會批評我。他們一直這樣。
德國之聲：您如何評價德國政府對西藏的態度？您認為，德國為西藏付出的努力足夠嗎？
達賴喇嘛：德國政府的做法和其他政府一樣，原則上同情我們，表示擔憂。但關鍵的問題是，這樣做是否就夠了。我們感謝外部世界對西藏的關注，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德國之聲：您訪問其他國家的目的是什麼？
達賴喇嘛：我走了很多國家，見到很多人。我進行這些旅行的主要目的和動機不是西藏問題，我是想提倡人的價值，使人們、使他們的家庭、使他們所生活的社會變得更加幸福。我希望人類都更幸福一些。我想為此做出一份貢獻。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責任使世界更加美好。
我的另外一個目的是促進宗教的和諧。當我在印度講經時，來聽講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有時，中國政府會制定一些條文來限制他們開聽我講經。儘管如此，還是總有中國人來。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說，當他們親眼看到西藏人在印度的社區生活與在中國聽到的有關西藏的介紹有著天壤之別。看，這些努力還是有些積極作用的吧。
德國之聲：達賴喇嘛閣下，您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