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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訊》
- 中國軍警獵殺流亡西藏少女
- 西藏議會通過新一屆內閣成員提名
- 囊帕拉：雪紅雪白
- 中共計畫未來再開通五個西藏口岸
-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蒙古弘法
- 冰山封不住的謊言
- 拉薩藏族學生遊行抗議歧視
- 北京怕達賴喇嘛回西藏
- 西藏詩人唯色的博客被關閉
- 一些藏人因政治原因被判刑
- 藏人：青藏鐵路對我們沒用
- 張慶黎正在西藏猛烈開展二次文革運動
- 紮進吐蕃心臟的鋼刺
- 沒有自治權就沒有幸福的權利
- 西藏最新局勢探討
- 惟有“西藏自治區”才是西藏嗎？
- 電影《米拉日巴》在印度展映
- 謠傳達賴喇嘛抵達安多地區，反響強烈
- 蒙古人向達賴喇嘛合掌
- 達賴喇嘛特使建議中國重新劃定藏區邊境
- 達賴喇嘛訪問美歐各國
- 1969年尼木、邊壩事件
- 李察•基爾：青藏鐵路帶給西藏苦難
- 俄佛教徒給普京公開信要求邀請達賴喇嘛
- 西藏人都在為世界和平而祈禱
- 西藏表演藝術學院來台巡演
- 西藏權力層藏人越來越少
綜合報導：九月三十日，一群試圖翻越喜瑪拉雅山脈逃亡印度的西藏流亡者，在囊帕拉山口遭到中國邊防軍警的襲擊，至少造成一名十七歲少女被打死，另一人重傷，據不同的消息來源指出，這名重傷的西藏人也已經死亡。
根據目前掌握的消息，七十餘名逃亡者中，已證實兩人死亡，十餘人被捕，包括27名兒童在內的41人逃抵尼泊爾，其它的十餘人失蹤。
以往也曾有西藏逃亡者遭到中國軍警槍擊身亡的報告，但由於沒有證據，中國政府一般不予承認。只是這次由於現場有至少五十餘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目睹了整個過程，因此，中國政府在無法否認的情況下，宣稱藏人逃亡者攻擊中國軍警，迫使中國軍警自衛還擊而造成傷亡，但是目擊者的報告和錄相等證明了中國政府在說謊，以下是國際媒體相關報導的摘要。
登山者目擊西藏女尼遭槍殺
在華盛頓的國際聲援西藏中心的報告中指出： 9月30 日，在一大群國際登山者眼前，包括兒童在內的人群遭到槍擊。至少一名女尼被殺。
一個美國登山者從卓奧友山直接向ExplorerWeb 網站報告：『30 日和1日在這裏發生的事情還不為世人所知，』他 『目睹隊伍在雪地上蜿蜒逃命，槍聲四起，我們注意到兩個人形僕倒。望遠鏡下就清楚了：兩人倒下，沒有再起來。』
另據《菲律賓每日問詢報》報導，菲律賓卓奧友山探險隊也目睹了槍殺事件。『星期六，在打給《菲律賓每日問詢報》的一通移動電話中， Ted Esguerra 醫生情緒激動，說至少看見三個人在囊帕拉山口被槍殺，兩女一男。』報紙報導說。『我在這裏是救死扶傷的，可我卻目睹了奪去生命』。
當時在場的英國登山者斯蒂夫後來打電話給國際聲援西藏組織，描述了當時的情景。他說：“邊防軍人平端步槍，瞄準，然後向人群射擊，看見一人倒下，爬起來，又倒下。我們有一個望遠鏡，但是被軍人拿走了，他們用望遠鏡觀察死者。”
斯蒂夫說，開槍後半個小時，有10到12個六到10歲的兒童排成單行，被三名士兵押解著帶走，這些孩子沒有像一般他們那個年齡的孩子那樣左顧右盼，看得出來，他們嚇壞了。 國際法要求，邊防守衛只有在生命遭遇威脅時才能作為最後手段使用武器。
中國官方新華社十二日承認，9月30號在珠穆朗瑪峰附近，中國邊防軍人開槍打死一名逃亡藏人，打傷一人，但是表示邊防軍開槍是出於自衛。新華社說，當時這些軍人試圖勸說西藏逃亡者回去，但是他們不聽勸阻，還攻擊邊防軍人。
但到十四日，羅馬尼亞一個名叫Pro TV電視臺對外公佈了當時的錄影資料，錄影顯示，在一聲槍響之後，遠處的一個人影就倒在地上。在攝影機旁一名不知姓名的男子說，『他們就像在打狗。』
流亡藏人抗議中國邊防軍槍擊事件
自由亞洲電臺10月16日報導，美國三藩市的一批流亡西藏人日前到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示威，抗議解放軍開槍打死試圖由西藏前往尼泊爾去的藏民。示威活動的組織者表示：除了三藩市外，紐約、多倫多、倫敦等多個城市都有藏人舉行示威，抗議解放軍開槍射殺藏人。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對中共邊防軍搶殺流亡藏人事件深表傷感和遺憾。達賴喇嘛表示，這樣的事件在過去的五十年從未間斷過。
10月24日早晨，總部設在達蘭薩拉的西藏青年會總部，西藏婦女會，西藏九十三組織，西藏民主黨，西藏學生獨立運動和青年會達蘭薩拉地方分會等6個非政府組織舉行大規模抗議遊行。並在達蘭薩拉大乘法苑召開聯合記者會，抗議中共對手無寸鐵的流亡藏人開槍屠殺。並呼籲國際社會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西藏狀況進行獨立調查；釋放被捕藏人；保證今後不在西藏發生類似悲慘事件。
每年有幾千名藏人流亡印度
國際聲援西藏組織資訊部主任凱特.頌赤爾斯透露，有大約兩千5百到4千名西藏人每年翻越喜馬拉雅山逃往尼泊爾，然後再前往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的達蘭薩拉。中國邊防隊開槍事件時有所聞，但是這次因為正趕上登山旺季，所以目擊者最多，而且包括很多國際登山者。
頌赤爾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西藏人想前往印度達蘭薩拉大多出於四個原因，包括：“經常是為了躲避政治迫害，也有很多孩子被父母送到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學校去念書，還有很多藏傳佛教徒和尼姑到印度接受宗教教育，因為在西藏這方面的教育受到種種限制，還有相當一部份人就是為了親眼見一見他們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
國際社會抗議和譴責中國的暴行
BBC10月15日報導，美國駐華大使稱，已經因藏人在西藏與尼泊爾邊境遭中國邊防軍槍擊事件向北京方面抗議。 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言人周日(15日)說，美方對中國邊防軍向一些試圖逃離西藏進入尼泊爾的藏民開槍並打死一人的做法表示不滿。
據法新社渥太華18日消息，加拿大外交部長彼得•麥克凱強烈譴責中國軍人射殺一名、射傷另一名逃往尼泊爾的和平藏民。
麥克凱對下議院表示：『加拿大強烈譴責這一針對無武裝的平民的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我們已經正式向中國政府表達了這些關切。我們已經呼籲中國方面就此事進行全面的獨立調查，懲罰責任人，並且釋放扣押的西藏兒童讓他們與家人團聚。』 麥克凱指出，按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國有義務這樣做。
美國之音10月27日報導，歐洲議會星期四歐洲議會以66票贊成、零票反對、零票棄權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譴責中國軍人9月30號在西藏開槍射擊試圖去尼泊爾避難的手無寸鐵藏人。決議還要求中國政府對這一事件進行徹底調查，並懲辦肇事的兇手。歐洲議會的決議還呼籲歐洲委員會和歐盟委員會推動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的對話。
歐洲議會在決議中說，那名被打死的尼姑還不到18歲，根據國際法，她還可以被認為是未成年人。決議也對包括9名兒童在內的藏族平民的被關押表達不滿。歐洲議會敦促中國當局保證在那次事件中被扣押的藏人不會受到虐待，尊重國際人權和人道法律標準，並且立即釋放在事件中被扣押的所有兒童。
決議呼籲中國當局全面調查這一事件，確保對任何犯罪人員繩之以法。決議還要求歐洲委員會和歐盟委員會在歐盟-中國人權對話方塊架內向中國當局明確提出這一問題。
9月30日，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會議表決了首席噶倫提名的內閣成員噶倫的任命。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向議會提出了五位噶倫名單以尋求議會的批準，五名被提名者分別是：西藏流亡政府駐英代表格桑央吉，西藏流亡政府駐德里代表丹巴次仁，前教育與衛生部長圖丹龍熱，前財政與外交部長洛桑寧紮，第十四屆議員才仁平措。
由於在議會有議員對提名提出反對動議，議會開始對首席部長提名的噶倫進行表決。根據《流亡憲章》的有關規定，對首席噶倫提名的噶倫，若有議員提出反對，就應進行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得票超過百分之五十者即可當選。
這次議會對首席噶倫提名的噶倫進行表決的結果是：西藏流亡政府駐英國辦事處代表格桑央吉，西藏流亡政府主席德里辦事處代表丹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前教育與衛生部長圖丹龍熱，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寧瑪傳承議員才仁平措四人均達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支持票數而通過。原西藏流亡政府前財政與外交部長洛桑寧紮因些微票數而未通過。
根據《流亡憲章》，首席噶倫和這四位噶倫將組成西藏流亡政府新一屆噶廈（內閣）。
第十四屆西藏人民第二次會議從9月30日至10月7日在印度北方大蘭薩拉西藏人民議會召開。
提要：
你有槍，我有筆。願我的筆書寫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名字，願我的筆復活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生命，……
1、
2006年“十一”之前，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布達拉宮和珠穆朗瑪的模型，我與一個同族朋友特意去看。黃昏將至，遊人不少，紛紛高舉手機或數碼相機，留下彷佛去過西藏的合影。微型化的布達拉宮和珠穆朗瑪其實很難看，與同樣微型化的三峽大壩以及五個肥碩的奧運福娃，被鮮花和綠樹簇擁著，擺放在天安門廣場的兩邊，構成迎“國慶”的盛世氣象。這氣象中暗含著國家權力的頤指氣使，就像站在模型前背著手、拉著臉的員警，我一眼看穿，卻又無奈，只好也合影一張，以示紀念。對了，還有一列滿載花朵的假火車俯衝而來，這是這個國家最近取得的又一個輝煌成就，怎能不以如此咄咄的氣勢向世人炫耀？小販及時地兜售著小面五星紅旗，年輕人一手揮舞著它一手比劃著“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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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槍聲中，75個正在翻越囊帕拉山口逃往尼泊爾的西藏平民，一人當場身亡；一人倒下，是死是活至今不明。在槍聲後，一些人被抓捕，一些人不知去向，一些人後來逃到了目的地——流亡藏人的中心：印度西北部的達蘭薩拉。這就是獻給業已主權在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日禮物嗎？而囊帕拉，只是在茫茫喜馬拉雅群山中延綿起伏的無數山口之一，從此使珠穆朗瑪如雷貫耳的名聲失去了地理學的意義，當然，這只是對於這個世界上相當少數的人而言，太多太多的人包括舉槍射擊的軍人，又怎會記得囊帕拉的雪紅雪白？甚至根本就無所謂囊帕拉的雪紅雪白！
2、
五天后才從網上獲悉這次槍殺事件，是BBC的報導。幾乎同時，網友山子從美國發來的E－mail也轉告了此事。非常難過。一些記憶浮上心頭，於是回信：
說到BBC的報導，只不過這次是被公開了而已。事實上邊防軍人打死的早就不止兩個博日（藏語的“藏人”）了。
幾年前跟內地一電視臺的攝製組去珠峰，路過定日邊防檢查站時，一個小軍官用四川話得意地說，他這裏就是逃跑藏族的鬼門關。
還見過一個年輕的康巴，不愛說話，是個蛇頭，帶過許多藏人坐車徒步到尼泊爾。當然他會從中收錢，據說一趟最多時收過數萬，人越多收得越多。我認識的另一個年輕的康巴就從康到了拉薩，跟著他一起掙這個錢，但在一個夜裏神色慌張地跑來找我，說是那個康巴蛇頭把一車的博日給出賣了，他們的車快到定日檢查站時，按照計畫都要下車繞道而過再上車，卻發現中國的邊防軍已經攔在路中間，電筒光亂晃，一車人趕緊提前跳車逃跑，兵們開著槍沖過來，到底死傷人沒有也不知道，反正他逃回了拉薩，然後在帕廓街頭和車站一帶看見車上一些逃脫的博日一副找人的著急樣子，他分析蛇頭康巴騙了博日們的錢，而博日們是在尋找蛇頭康巴和他，他們以為他倆聯手騙了他們的錢，所以要報仇，而他不但一分錢沒掙著，還差點丟了命，只能趕緊借錢買機票逃回康地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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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很快回信，他的震驚使得多少見慣不驚的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是旁觀者的角度，卻不是袖手旁觀的那種人，而是因了一顆良心才會感同身受的那種人。有時候，身在其中的人們反而會被太多的類似的遭遇麻木了心智，或震懾住了，逐漸地習以為常。信中，他這樣寫到：
我才發現我有嚴重誤解。因為我原本知道每年有數以百計、千計的博日去印度朝聖、求學，在路上凍傷、截肢甚至死亡的故事——那是由於嚴酷的天氣和稀薄空氣。我以為，邊防軍睜一眼閉一眼，隨他們去，讓上路的西藏人聽天由命，至少不會使用致命武器。想不到原來可以開槍。
我錯了。中國又開槍了。中國軍隊又對著人民射擊了。
六四的傷口，是一輩子不會痊癒的。我今天才知道，對於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
的確如此，“對於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更要說明的是，對於許許多多普普通通從不知道“六四”的藏人，每一年都是西藏的“阿居阿古”（1959）。發生在1959年的事情，藏人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3、
在中國長大又在美國學習的山子不是藏人，卻一直讓我覺得就是真正的藏人。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真相，他將英文報紙和網路上關於中國軍警槍殺藏人的報導翻譯成中文，用mail發送或貼在網上，還為此專門建立了一個博客，名字就是“雪紅雪白”（http://my.opera.com/uponsnow/blog）。
正是這些翻譯，讓我驚訝地得知披露真相的人不只是逃亡藏人，更重要的證人是當時聚集在卓奧友先頭大本營的各國登山者，他們耳聞目睹了這一切並拍攝了這一切。正如登山者在驚訝之中眼睜睜地看著中國的邊防軍警“像殺老鼠、殺兔子、殺狗”那樣射殺藏人，我更驚訝的是射擊者肆無忌憚的態度，難道就不在乎這些登山者將會在不久爆料，向全世界揭露他們的血腥暴行嗎？
一位美國登山者從卓奧友發給國際登山人網站的電子郵件中寫到：“目睹隊伍在雪地上蜿蜒逃命，槍聲四起，我們注意到兩個人形僕倒。望遠鏡下就清楚了：兩人倒下，沒有再起來。”
一位英國登山隊嚮導說，在先頭大本營有多達60名登山者目睹了這一事件，“看到中國士兵非常靠近大本營，跪姿，瞄準藏人射擊，一遍又一遍，而那些藏人完全是手無寸鐵。”
羅馬尼亞登山者 Alex Gavan 說：“他們是男人、女人和孩子，甚至沒有像樣的冬裝。……他們看來被人告發後，遭中國軍人冷血謀殺。這些就發生在許多登山隊員面前。死去的人就被埋在冰川上，沒有留下任何紀念標誌。”
英國登山者 Steve Lawes說，“我們在開槍的中國士兵300碼開外。……士兵們平端步槍，瞄準，向人群開火。……我們有一架望遠鏡，但是被士兵拿走了，後來他們用望遠鏡來觀察屍體。”大約開火後半個小時，一隊兒童10到12個，看上去6歲到10歲的樣子，被三個手持衝鋒步槍的士兵押到大本營。Lawes 說：“孩子們排成單行，離我大概6英尺。他們沒有看到我們——他們不像一般這個年齡的孩子那樣左顧右盼，他們嚇壞了。那個時候，先頭大本營已經佈滿士兵，基本上被他們接管了，空氣令人恐怖。我們盡力不做任何事以免引發更多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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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的翻譯很快出現在海外的中文網站上，由此可以想像在中文網路激起的反應。這期間，我離開北京，開始了去西藏東部的旅行，在西藏傳統地理上，那裏稱作“康”，是我的成長之地。一路上，我和山子儘量保持著網路聯繫，我希望更多地知道被我稱為“囊帕拉事件”的情況。
4、
從北京到康，成都是中轉站，於是在成都的一個喧嘩的網吧，在埋頭狂打遊戲的半大少年、歡快地語音聊天或沉醉在槍戰片、色情圖像的年輕人的包圍中，我打開“雪紅雪白”上的視頻，正是登山者在現場對中國軍警槍殺藏人的影像記錄。雪山。雪白。槍聲刺耳。被槍殺的藏人的血，紅得發黑。舉槍射擊的中國軍警，果然那麼肆無忌憚。我默默地流著淚，默默地感謝冒著風險記錄這場屠殺的登山者。幾天後，在康地的達折多（藏人對康定的稱呼），在一個同樣喧嘩的網吧且幾乎玩著同樣的網路節目的藏漢年輕人中，我再次打開那個視頻，再次看見了囊帕拉山口的雪紅雪白。
除了將近3分鐘的錄影，還有數張很清晰的圖片，年輕的邊防軍人無動於衷的臉與一群穿著單薄的孩子凍得青紫的臉形成強烈的對比。影像顯然比文字更具震撼的力量。雖然這些拍攝者並不是專業的攝影師，他們的專業或者說專業之一本是登山，然而正是這些非專業的拍攝者在專業的登山運動中記錄下了突如其來的人間悲劇，很難想像專業的攝影師會有如此難得的巧遇。天憐藏人啊，讓藏人的慘死發生在一群來自各國的登山者的眼皮底下，於是舉世皆知。這也實在是這個冷漠的世界應該正視藏人的苦難了，否則天理何在？儘管不知究竟是幾個人所拍，也不知他們的名字、國籍和長相，但是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見了，我們看見了，許多人都看見了。
在網吧裏我反復地點擊視頻，看了一遍又一遍，淚水幹了，每個鏡頭都留在了記憶之中。我甚至有了一種亦在現場的感覺，與這些登山者一起，目擊在潔白的雪地上像兩條細細的黑線似的生命隨著刺耳的槍聲倒下，變成兩粒黑點，而其他移動著的細細的黑線突然飛快地移動起來，這是槍口餘生的藏人在捨命逃亡，我亦在現場，我亦在逃亡，我亦是那粒黑點被士兵像拖條死狗一樣拖著，在雪地上變成一條彎彎的黑線，我亦是那個躲藏在登山者的廁所帳篷裏，向著救助自己的登山者雙手合十的藏人驚懼萬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瑪目睹了這一幕。
反復重播的經驗使我多少感覺慰藉。這一次，發生在囊帕拉山口的屠殺，確實被公眾看見了。很偶然地，很意外地，很巧合地，先是被眾多的國際登山者（這是多麼重要的證人）看見了，然後被這個網路時代的我們看見了。如果沒有網路，至少在旅行途中的我是不可能看見的。而且也因了網路，即使我在旅行的途中，在充滿了煙味煙霧以及其他亂糟糟的氣味和被網路刺激得尖聲喊叫的少男少女的網吧中，也可以看到其他散佈在各地的朋友把槍擊視頻的鏈結位址，通過E－mail發給我以及更多的人。這就是現代科技的力量，當現代科技如此服務于人的良心時，我對其感恩。
5、
可是山子寫到：“令我吃驚的是，在我得到的回饋中，漢人網友的震驚超過藏人朋友。這種對暴力的習慣，比暴力本身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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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康地旅行的路上，我見到了不少藏人，城鎮的，鄉村的，以及寺院的；男男女女，各行各業，受過多元教育的，不識一種文字的。可當我講述發生在囊帕拉山口如狩獵般的槍殺，聽到的歎息看到的悲憤並不太多。我可以對此解釋這不是藏人反應不足，更多的是對暴力的恐懼；恐懼加上習慣，使得暴力成了家常便飯。但我也有猶豫，是不是這樣的事件超出了很多人的生活範圍，所以哪怕慘無人道，也很難放到心上？可是，比如山子，他不是藏人，他遠在美國，按理說這事件更是遠遠地超出了他的生活範圍，為什麼他卻痛徹肺腑，並且追問：
太多人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西藏、來看殺人事件。我在想，為什麼不能從個人——人的角度來看看呢？一個士兵在雪地上，半跪下來，瞄準，射擊。他這樣做的時候在想什麼？他看到了什麼？難道沒有看到對面有女人、有孩子，他射過去的金屬東西，碰到人的肉體，是會痛的嗎？是怎麼樣的心理活動使軍人可以正當化自己的這種行為？
明明在囊帕拉，軍人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人們避之唯恐不及，雙方是獵人和獵物的關係。現在大家都知道捕殺藏羚羊不對，但這些士兵卻可以說服自己，對根本就無助的人一一扣動扳機。我們完全可以不談論政治，沒有政治的干擾，不管什麼政治觀點的人，都不應該正當化這樣的人，不應該如此徹底地敗壞人之間的關係。
不過，類似的震驚和思考相信不會太多。甚而至於，包括藏人在內的沉默或者麻木招致了這樣的反應：海外部分華人（不排除有些留言者可能發自國內）在網上不但破口大?披露真相的各國登山者，誣衊登山者拍攝的是“虛假的宣傳錄影”，是“種族主義錄影”，“應該刪除”，開槍的軍人應該當時就沒收“SB登山者的攝影器材”，還昧著良心叫喊：格桑南措該殺，中國做得對！
難道這些內心黑暗的人就是西藏人的兄弟姐妹嗎？當西藏的藝術家們諂媚地唱著“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們的名字叫中國”的時候，人家卻冷冷地宣判：去你的，你該死！
6、
被認為該殺的格桑南措就是錄影中第一個隨著槍聲倒下的藏人。是一個尼姑，17歲。另一個也被槍擊但生死未卜的藏人是農民，20歲，名叫昆桑南嘉。
格桑南措的身世很快就因同鄉女伴的逃脫為人所知：家在藏北那曲的牧區，是6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兒；說是17歲，但很有可能是按藏人計算年齡多報一歲的習俗；說是尼姑，其實藏地的寺院屈從的是18歲才准入寺的政策，於是出家一年的她只好在家中呆著；逃亡的原因是為了去印度的西藏寺院學習，就像多衛康全藏地有許許多多農民和牧人的兒女渴望遠行印度，主要的夢想：朝聖，學習，拜見達賴喇嘛。據報導，每年都有上千藏人不顧一切地翻越喜馬拉雅山脈由尼泊爾抵達印度，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兒童，他們隨後被送到流亡藏人學校，如今有的已經獲得高等學府的博士學位；還有許多僧尼，他們的目的是尋求比較完整的宗教教育，而在西藏，由於中國政府加諸所有寺院的種種限制無法獲得正常學習佛法的可能。
格桑南措的照片也出現在網上。那是一個秀麗的西藏牧區少女，深情地親吻著懷抱中的孩童。而溫順的孩童，是尚未削髮為尼的她的同胞手足嗎？
倒在雪地裏的格桑南措，是被中國軍人一槍擊斃，還是在冰冷的雪中流盡了鮮血才掙扎死去？我想像著她的痛苦，如同體驗著她的痛苦，但我在這個進入冬季而變得寒冷的康地旅店蜷縮成一團，內心的挫敗和不甘遠遠超過想像中的肉體之痛。那麼多的逃亡者當中，被奪去生命的竟然是她：如果不出家就是含苞欲放的青春少女，如果出家就是有大段歲月要在修行中度過的清苦阿尼，於是這些身份：未成年，女性，宗教職業者，使得格桑南措成為一個命定的符號，成為西藏的象徵；使得格桑南措以她的犧牲，在那些同樣也成為象徵——西方世界的象徵——的各國登山者的目擊下，向全世界展示了西藏的犧牲。
一次次觀看槍擊視頻，有一種特別的經驗愈來愈深化：我像是看見了我認識的許多同族友人，許多同族友人的親人就在這被追捕、被槍殺的75個逃亡者當中。甚至可以說，被槍殺的格桑南措，其實就是我認識的許多同族友人，許多同族友人的親人。甚至可以說，如果有一天，我也這樣跟著許多藏人，走在只有登山者才敢於攀登的茫茫雪峰，我也很有可能會是死於非命的格桑南措。對於西藏人來說，格桑南措就是我們，我們都是格桑南措！當然，說出這樣的話是容易的甚至多少有點矯情的。
7、
為什麼，西藏人非得以這種“偷渡”的方式，置生死於不顧，翻越連綿起伏的喜馬拉雅雪山，逃往遠離故土的印度？
如果只是因為朝聖、探親或學習，為什麼不能通過辦理護照的正常管道，一路平安地走出邊界？西藏人，難道不可以像中國的其他國民那樣，帶上身份證、照片和200元人民幣，去駐地公安局辦理護照的部門，理直氣壯地申請護照嗎？難道給國民發放出國旅行護照，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嗎？
可是，問題恰恰就是在藏地——四川、雲南、青海和甘肅的藏地，尤其是在那個被叫做“西藏自治區”的地方，藏人辦護照比登天還難。既然比登天還難，藏人就只好爬山涉水、風餐露宿地逃亡了，而逃亡中的饑寒交迫甚至流血捨命，也就成了經常發生的事情。相信誰都明白，如果並無登天之難，如果能夠像中國的其他國民那樣容易地辦護照，藏人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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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去印度，見達賴喇嘛，聽時輪法會，留在那邊的寺院學習佛法，可是根本辦不了護照。去年夏天，坐卡車到了拉薩，住在帕廓，到處打聽去印度的門路。一個月後，別人介紹了一個可以帶路的人，但要付帶路費3000元。出發時才發現是跟57個人擠在一輛卡車上，藏巴康巴安多娃，有男有女還有好些小孩子，就這樣朝著阿裏的方向，坐了5天的車，走了7天的路，一路躲躲藏藏，晚上睡在山谷裏。有一晚睡在阿裏的那種連棵樹都沒有的山谷裏，天亮了，卻看見四周站滿了端著槍的‘加瑪米’（漢軍人），連個藏身的洞都找不到。57個人就這麼全都被抓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那個‘波’（老頭）出賣了我們。他的羊皮襖破破爛爛的，他的腿一瘸一拐的，他從那個下午就不遠不近地跟著我們了，我們還以為他是放牧的，結果‘瑪米’（軍人）抓我們的時候，竟發現他就藏在瑪米的身後。”
更黑的黑幕還有。圍繞著這些不得已“偷渡”的逃亡藏人，從他們啟程的那一刻起，無論他們最終是否抵達目的地，無論他們是否半途被抓住，而後投入監獄，而後釋放回家，所有的過程、所有的環節都佈滿了一張張貪婪的血盆大口，朝著每一個踏上逃亡之路的藏人張開著。除了蛇頭的嘴巴、司機的嘴巴、把逃亡者出賣給邊防軍人的農民或牧人的嘴巴，還有邊防軍人的嘴巴、家鄉公安的嘴巴、牢中獄卒的嘴巴，還有另一個國家的蛇頭、員警和告密者的嘴巴……太多太多了，逃亡藏人們即使逃過了狠命的追蹤和奪命的子彈，也躲不過包括抵達尼泊爾之後的層層盤剝和敲詐，至少光是金錢就要損失好幾千甚至更多。
康地的這位僧人就這樣失去了自己的4000元：3000元原本是付給帶路的蛇頭的（翻越囊帕拉的逃亡者需付的帶路費高達5000元），結果被抓捕他們的武警阿裏邊防支隊從拉薩的蛇頭家中沒收；1000元是付給老家的公安人員的，當他們被遣送回各自老家時，老家的公安負責領送，其中的開銷竟要他們買單。對於一個貧窮的僧人來說，4000元是一個天文數字，他積攢了多年卻在逃往夢想的路上被一搶而光。他當然非常心疼，但他更念念不忘的不是這4000元，而是那個出賣他們的阿裏老牧人：“‘貢覺松’（向三寶發誓），原來是他把我們出賣給了瑪米。後來在監獄裏聽說逃亡的沿途有些老百姓跟瑪米做生意，只要出賣一個就可以從瑪米那裏領錢，出賣得越多給得越多。這個波，不知道他吃了多少錢，他就這樣把跟自己一樣的博日給出賣了。”
被抓捕的藏人都會關押在位於日喀則市的紮西監獄。這個監獄的名字實在太荒誕了，因為“紮西”是藏語“吉祥”的意思。這到底對於哪些人意味著“吉祥”呢？是那些因為無法辦得了護照而只好逃亡卻不幸被捕、被囚的一批批藏人嗎？據說這個“吉祥”監獄可容納500名囚犯，全是逃亡藏人。由於被關押的藏人太多了，一年中有四次要釋放一批人數，為的是給新被抓獲的藏人騰出地方。在這個“吉祥”監獄，沒有律師，沒有審判，只有一旦被捕就只能默默地、沉重地服刑，通常是體力勞動，就在監獄周邊的地裏勞動，非常差的伙食，非常多的虐待，於是有的人自殺了，有的人瘋了。在“吉祥”監獄裏被關押了4個月的康地僧人說，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時光，我現在還會在噩夢中常常經歷。
8、
西藏的真實境況，毫不誇張地符合蘇姍•桑塔格的這句話:“戰爭是常態，和平才是例外”。這世上，有的戰爭是那種槍聲大作、流血喪命的戰爭，正如囊帕拉山口的槍擊事件；有的戰爭，是那種在拉薩的帕廓街頭剛剛舉起手臂，放開喉嚨，還來不及完整地表達自己的訴求，就被撲上來的秘密員警死死抓住，丟入牢獄遭受酷刑的戰爭。就在旅行途中，我接到朋友的短訊，告訴我就在這幾天，在拉薩的帕廓街頭，一位僧人因為呼喊反對奧運、要求自由的口號而被逮捕。
這些戰爭都是單方面的戰爭，是赤裸裸的強權鎮壓弱勢的戰爭，雙方的力量根本不成類比。尤其是發生在囊帕拉山口的戰爭，對方是毫無反抗能力的逃亡者，結果在逃亡中背部中彈。沒有一個人是迎面中彈的，無論死者還是傷者。那麼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呢？沒有反擊的，沒有回應的，惟有在逃跑中除了祈禱只能任其屠殺的戰爭，這是世上最不公平的戰爭。
而在中國邊防軍的眼中，根本就沒有把逃亡藏人當作人來看。在他們的眼中，這些逃亡藏人其實就跟老鼠、兔子、狗或者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種低人一等的動物一樣，那麼向他們開槍，“就像殺老鼠、殺兔子、殺狗”一樣，有著狩獵者在狩獵場上狩獵各種獵物的樂趣，當獵物們在連續發射的槍聲中奪命而逃，開槍的士兵叫嚷著“他媽的”如同在爭先恐後地狩獵。甚而至於，西藏人恐怕連這些動物都不如，我曾經見過的那個武警小軍官，就把逃離自己家鄉的藏人看成是送死的鬼。
可是中國政府在面對世界譴責時，竟在最初撒謊說這些逃亡藏人是走私者——這世上難道有這樣的“走私者”嗎？在路上躲躲藏藏地走了17天，連充饑的糌粑都餘剩無幾，究竟會有什麼東西可以“走私”？而真正的走私者，那些出沒於邊境線上，運輸和販賣野生動物毛皮的走私者，邊防軍人又抓捕了幾個？——後來又撒謊說逃亡藏人們攻擊了邊防軍，而邊防軍是出於自衛才開槍……這就是中國政府對囊帕拉槍擊事件的處理方式，不是把槍殺逃亡藏人當作犯罪來掩蓋，而是理直氣壯地宣稱槍殺逃亡藏人不是罪。無恥啊！其無恥不但在於這一謊言本身，更在於這是一個扮演著法律化身的政府所為。
西藏當局的最高當權者還在最近的黨員大會上宣稱西藏的“軍警民聯防體系日益鞏固”，“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和邊防建設收效明顯，反恐工作機制得到完善”，這等於是將中國邊防軍槍殺藏人的血腥事件狡猾地列入反恐大業之中，等於是在向世界宣佈，中國政府還要繼續嚴厲地打擊在西藏邊境出現的“恐怖分子”活動。而這也就是說，中國的邊防軍人如武警西藏總隊派駐日喀則、阿裏、山南、林芝等地的武警軍人，還可以肆無忌憚地屠殺逃亡藏人，還可以在哪怕全世界人都排隊前來觀看的現場，肆無忌憚地屠殺逃亡藏人，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逃亡藏人都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這個詞確實已被這個國家的權力者使用得爐火純青、得心應手了。只要誰敢針對這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發出批評的聲音，權力者就會把矛頭完全不顧事實地轉移到“恐怖分子”的話題上來，而且說誰是“恐怖分子”誰就是“恐怖分子”。西藏人真的是該死了。如果世人非得說西藏人也是人，不該“像殺老鼠、殺兔子、殺狗”一樣被槍殺，那好，我們就說17歲的女尼格桑南措是恐怖分子，20歲的農民昆桑南嘉是恐怖分子，75個包括了一群幼年孩童的逃亡藏人全都是恐怖分子！這就是強權中國的邏輯，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誰又能奈他幾何？
至於在現場的那些登山者以及通過視頻觀看現場的世界各地的觀眾，目睹中國軍人毫不在乎地向逃亡藏人開槍、毫不在乎地抓捕幼年孩童、毫不在乎地把格桑南措的屍身拋入冰川，頗為困惑地發問：他們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自信和勇氣，來鼓動他們毫無顧忌地進行如此可怕的獸行？他們哪里來的自信和勇氣，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的、合法的而沒有任何不安？但這樣的思忖，實在是把他們給美化了，給正常化了，給非法西斯化了。身為鎮壓機器的他們何嘗需要考慮合理或合法？他們的自信和勇氣又何嘗與合理、合法有關？何況如今的中國自以為已經強盛到了不需要向世界掩飾諸如此類的殘暴行徑，你愛看不看！
9、
所以“他們不在乎我們在看”，目瞪口呆的登山者說。所以“這個世界假裝看不見”，山子憤怒地批評。
看來這個世界是欺軟怕惡的。——“他們決定袖手旁觀。他們不是告訴中國領導人必須停止屠殺無辜的人民，而是決定和這些領導人觥籌交錯、握手言歡，還送上奧運聖火，換取中國的訂單、貨物、貿易利益，然後一轉身，他們向達賴喇嘛奉上祝福、敬意和金牌，一個還不夠，一次次送，並稱讚西藏人對和平與慈悲的堅守不渝。”
山子的話很殘酷。我從看到這些話起，就不願再看見。可是從9月30日到今天，整整兩個月了，這期間，北京大張旗鼓地宴請非洲各國的首腦，其中一個成績就是讓吃了嘴軟的那些首腦們無視中國人權的黑暗；這期間，中國的最高首腦聲勢浩大地去了印度，為的是鞏固中國和印度的經濟體關係。而這幾年，為了尋求“西藏問題”的出路而努力營造藏漢對話的良好環境，西藏流亡政府一直要求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取消任何反對中國的抗議和示威活動，期望以善意、溫和的方式得到比較樂觀的回應，但事與願違，形勢卻越來越惡化，中共在西藏的當權者號召要與達賴喇嘛進行“殊死鬥爭”，境內藏人的生存空間愈發遭到鉗制，當9月30日響徹囊帕拉山口的槍聲傳到世界，流亡藏人的悲憤席捲了達蘭薩拉和其他藏人社區，但也只是席捲了這幾個地方，連新德里和孟買都只能在週邊波及，因為印度政府不允許讓胡不爽。一位年輕藏人絕望得甚至點火自焚，但也沒有感化這個世界的硬心腸。
連印度的知識份子也看不下去了。一位歷史學者歎道：“說起來令人難過，但是事實是，藏人人少、無足輕重，他們的事業註定失敗。印度人民仍然認為藏人的抗爭是正義的，但是現在印中關係緊密了，西藏的事業必將受損”。一位印度作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意味著“為了貿易，人權只得讓路”。
沒有幾個人關心西藏的。沒有幾個人。這個世界，本質上就是這麼殘酷，永遠都是贏家通吃。
西藏人自己的諺語說得好：漢人疑心重重，藏人充滿希望。許許多多藏人都愛把這個諺語掛在嘴邊，自嘲著說，無奈著說，絕望地說，沒心沒肺地說。但也只是說說而已，懷著各種各樣的情緒說完了，還是那樣，依然滿懷希望，或者說滿懷的是夢想。有個安多藏人說，我的夢想是，如果我有一個兒子，我就給他取名“自由”。我奉承道，哦，“讓旺”（藏語的“自由”），聽上去多麼好聽；心裏卻想，這個夢想很容易實現的，一個男子，正當壯年，有的是澎湃如潮的精子。許許多多藏人都會念叨這個諺語，可是只有那個叫戈爾斯坦的美國人，把這句話印在了他給平措汪傑寫的傳記上。平措汪傑，平汪先生，藏人中最早的共產主義信徒，藏人中率先與中國軍隊一起進入西藏的合作者，藏人中的格瓦拉。這倒不是說他擁有格瓦拉那樣的生平事蹟，而是他們有著同樣的理想和激情。如果格瓦拉不那麼早犧牲的話，如果他也活到了平汪先生如今80多歲的高齡，他是否還要做共產主義的信徒？他會不會同卡斯楚搞路線鬥爭？我不知道格瓦拉會變成什麼樣，但我讀到過平汪先生在2004年寫給胡錦濤的一封信，呼籲中共當局與1959年因為中共入藏而不得不逃離西藏的達賴喇嘛對話，呼籲讓達賴喇嘛重回故土。而這個出於解決“事關整個藏區的長期安寧與持續發展以及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共存共榮的重大問題”的懇求，卻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難道又是藏人千萬個夢想中的又一個夢想嗎？
10、
不過這個世界假裝看不見並不足為奇，可怕的是藏人自己也假裝看不見。半個世紀來，連續不斷的由暴風驟雨的革命帶來的一個個殺劫，我們的畫家們，有誰描繪了？我們的音樂家們，有誰悲歌了？我們的作家們，有誰記錄了？我們的詩人們，有誰哀唱了？竟然啊，就這樣，竟然就像是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發生的都是“翻身農奴把歌唱”，“共產黨來了苦變甜”。
有著流亡身份的友人從美國打來電話說，看拉薩親戚結婚的攝像，那麼多拉薩人，打麻將，“鬥地主”（一種撲克賭博），唱歌，跳舞，喝的是啤酒紅酒和青稞酒，吃的是藏餐中餐和西餐，就不禁傷感：是不是，拉薩人的心裏早已經淡忘了，麻醉了，快樂才是人生大事？
快樂當然很重要。可是一路上，在康地旅行時常常因自然的美景、人文的親切而感到快樂的一路上，總有什麼讓我如鯁在喉，如箭穿心，就像一位在中國內地工作的安多藏人為此寫下的詩句：“看這些血淋淋的兄弟姐妹/我們應該怎樣？/又能夠怎樣？/我們難道只有無動於衷嗎？/隨著時光的流水/我們是否也已流盡了最後的一丁點良知？”在途中的另一個網吧，我看到中國一位名叫高渝的自由記者獲得國際上的“新聞勇氣獎”，雖然並不瞭解堅持揭露強權政府的她有哪些所作所為，但她的答謝辭中引用的一句話刻在了我的心上：“你有槍，我有筆。”
你有槍，我有筆。而我的筆就如登山者手中的攝影器材。是的，在遭遇發生在囊帕拉山上的槍殺時，僅僅有各國登山者而沒有數碼相機、照相機和攝像機這些攝影器材，全世界又如何相信囊帕拉山上真的槍殺了平民的事實？中國政府又如何面對囊帕拉山上真的槍殺了平民的事實？“口說無憑”，他們肯定會這麼說的。事實上，即使有了真正的憑據——照片和錄影，他們還是敢於無恥地說這是假的，是編造的，是拼湊的，屬於西方反華勢力的動作。幸而這世界不會乖乖地聽從他們的指令，幸而這世界不是今天的西藏，已經喪失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你有槍，我有筆。願我的筆書寫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名字，願我的筆復活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生命，而這僅僅是為了格桑南措以及像格桑南措一樣的罹難者嗎？不，這對已經死去的人不存在這個問題，而對依然活著的我們才是值得捫心自問的問題。
一位叫諾布贊波的藏人在流亡他鄉的歲月中這樣問自己：
我們的犁已經折斷
我們應當把它變成什麼東西？——
一枝筆？
一杆槍？
或者，我們僅僅燒毀它
忘記曾經有過這樣一件東西？
11、
山子繼續來信：
囊帕拉事件的後果，與我原先想像不同，昏睡者依舊昏睡，冷漠者冷漠依舊，什麼也沒改變。也許只改變了幾個西方登山者，真是於事無補。當權者的傲慢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幾乎找不到一個同情者，讓我大吃一驚。在一個留言欄裏，有人要我多為小戰士想一想，他們如果不開槍可能會大禍臨頭，要我不要對小戰士那麼“冷漠無情”，我簡直要昏倒——到底誰“冷漠無情”？怎麼會有人這樣思考問題？
另外有一位“冷靜”的觀察者，從這次流亡政府對事件的低調反應，看出他們“態度比較好”。不知道態度要怎麼好，才能讓他們滿意？這種居高臨下真讓人受不了。
後來我反思，我到處乞求漢人的“同情”，是不是仍然有漢族中心主義在心裏作祟？如果漢人多一些同情心，我會感到舒服一些，似乎減輕些罪責？這種下意識想法其實也是不對的。當然，漢人如果多一些同情，對解決問題有幫助，不過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幸好漢人中還有山子。幸好漢人中還有胡佳，這個被軟禁在北京家中已經4個多月的社會活動者，在電子郵件中表達了他勇敢的同情和建議：
在這個藏族女僧人被槍殺的地方樹立紀念碑；建立藏族的瑪尼堆和經幡紀念死者和這次死亡歷程；組織漢族和世界登山志願者聲援、陪伴甚至護航每年藏人遷徙的隊伍。我第一個願意做這樣的志願者。
我依然是在旅行途中的網吧裏看到這段話的。說真的，我很感動，雖然我知其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但我依然銘感於懷。原因無他，正如達賴喇嘛期望的：
多少世紀以來，西藏人和中國人相鄰而居，多數時間和平友好相處，偶爾也有戰爭和衝突的時候。今後，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毗鄰而居。 ……如果我們選擇與中國呆在一起，我們應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生活。如果我們選擇分手，我們應該做一個好鄰居。無論如何，與中國持長久的友好關係應該是西藏一項根本的原則。
12、
囊帕拉槍擊事件之後，自由亞洲藏語部於10月17日和10月25日製作了兩次專題節目，採訪了幾個槍口餘生、仍有餘悸的逃亡藏人，有與格桑南措一起逃自藏北那曲的同鄉女尼、16歲的卓瑪白吉和赤列旺姆，有錄影裏躲在登山者的廁所帳篷被登山者掩藏的年輕男子、逃自藏東甘孜的洛桑曲登；還有一位23歲的僧人土登次仁，用帶有工布口音的藏語說，不為別的，就想見嘉瓦仁波切（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稱），從小就信仰他，如果見了他，明天後天就死都可以。
那麼，哪怕全世界看見了也無所謂，哪怕全世界都看不見也無所謂，哪怕全世界看見了還要假裝看不見也無所謂，只要西藏人自己這麼說，只要年輕的西藏人自己這麼說，即使不是全部，也足以告慰犧牲的西藏本身了。
13、
然而，就在今天，就在囊帕拉槍擊事件發生兩個月的今天，就在我的這篇文章原本已經劃上句號的今天，我在一個藏人網站看見網站總監的一篇新作，為網站開始出現“八卦”和“惡搞”的文章叫好，且寫到：
兩年多時間過去了，如今上網的這些藏族人，終於松了一口氣，可以輕鬆地表達自己，慢慢地說出自己的不違法、不亂紀的心裏話了，這種變化，說明至少是使用漢文字的這一部分藏族人，更多地瞭解了國家的法律法規，更清楚地強化了自己的公民身份，自己享有權利和義務的意識開始逐步覺醒，哦，我們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我們也可以像漢族老大哥一樣大著嗓門說話，也可以向別人公開宣洩、傾訴，我們有了快感，也可以在人前面大喊！哦……四項基本原則的圍牆原來很寬，裏面可以放火箭啊！——這種變化，我覺得非常好，它是積極的，進步的，有利於我族同胞身心的健康發展，同時作為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的一份子，我們也沒有被時代拋棄，我們有自己的聲音，還有血肉。
是嗎？是這樣嗎？有意思，呵呵，太有意思了，甚至讓我琢磨不透。究竟是我們小心翼翼的藏人精英變得犬儒，還是話中有話，含有反諷？雖然有些“八卦”和“惡搞”或也算是一種曲折的表述，幽默的卻也是戰戰兢兢的諷刺，讓人笑中有淚，但我已無語。
是為補記。並向山子的“雪紅雪白”致以由衷的敬意。
2006-11-30，“囊帕拉事件”整整兩個月，於北京
------民主中國
綜合報導，繼七月六日印度和中共重新開通關閉了四十四年的乃堆拉口岸後，未來十五年間計劃繼續開放五個國際通商口岸。拉薩市政府副秘書長周俊傑稱這五個口岸是：普蘭、察隅、錯那、樟木、什布。
8月21日，達賴喇嘛抵達烏蘭巴托，開始對蒙古國進行為期一週的訪問。之前，達賴喇嘛在達然薩拉剛剛結束對數百名韓國佛教徒的傳法活動。
達賴喇嘛在蒙古最大佛教寺院甘丹寺向信徒發表講話時強調：蒙古與西藏在文化，宗教，習俗等方面有著密切的關係。西藏局勢處在危機的時期，蒙古人民和居住在喜馬拉雅地區的人民有義務延續和保護佛教的發展和宏揚。
BBC8月22日報導， 成百上千的蒙古人在烏蘭巴托街頭歡迎達賴喇嘛來訪。中國外交部則向蒙古方面提出抗議。
達賴喇嘛于當地時間8月22日中午左右，前往烏蘭巴托最大的寺廟甘登寺訪問；沿途受到成百上千的蒙古民眾的熱烈歡迎，很多還手奉哈達。
在本週一以前﹐達賴喇嘛曾經5次前往蒙古﹐其中最早的一次是1991年﹐最晚的一次是在2002年。4年前達賴訪問蒙古時﹐中國政府曾提出更為激烈的抗議﹐連接蒙古與中國的火車甚至停駛2天。
另據報導， 8月23日，不顧中國政府的壓力，蒙古國總理美耶公佈.安何保魯德會晤達賴喇嘛時表示：今年是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八百周年，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因此，對於達賴喇嘛能夠訪問蒙古國表示感謝的同時，希望達賴喇嘛的到訪能夠對蒙古國帶來和平與快樂。
結束與蒙古總理的會晤後，蒙古烏蘭巴托市市長會晤了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雙方就文化，經濟，教育等進行了討論。
8月24日，俄羅斯不利亞特共和國總統和圖瓦共和國高僧堪布等專程前往烏蘭巴托會晤到訪的達賴喇嘛。
8月25日，達賴喇嘛在烏蘭巴托為五十多名蒙古僧人傳授了比丘戒，並會晤了蒙古國總統，雙方就西藏與蒙古的文化宗教等方面進行了討論。
8月28日，達賴喇嘛在烏蘭巴托接受由蒙古佛教徒敬獻的[長壽]佛事儀規後，圓滿結束對蒙古國為期七天的訪問。28日早晨，達賴喇嘛從蒙古啟程經日本返回印度。
最近一批從西藏逃亡印度，投奔西藏流亡政府包括兒童在內的藏人，在穿越千年冰封的囊帕拉山口時，遭人民解放軍的槍擊，其中二人命中死亡。這一罪惡的行徑正好被離他們不遠的六十幾名國際登山人士目擊，他們看到中國士兵，從容不迫地以跪姿，瞄準藏人射擊，一遍又一遍，對著在雪域上四處奔逃，衣衫襤褸的男人、婦女兒童開槍。十多名驚恐的孩子象貓抓老鼠般地被他們捕獲。這些登山運動員無法相信，2008年要舉辦奧運的國家，竟然這樣野蠻地屠殺自己的公民。這一幕公開的屠殺立即被國際傳媒所報導，引起世界的震驚。因為國際法早有明確的規定，“邊防守衛只有在生命遭遇威脅時才能作為最後手段使用武器”。而這些逃亡的藏民完全是手無寸鐵毫無反抗能力的弱者。
據西藏流亡政府統計，每年從西藏通過冰山雪域，從尼泊爾入境，逃到印度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達蘭薩拉，有二千五百名之多。而且有相當數量的逃亡者在通過氣候惡劣的冰山雪域時身亡。在那段路上常常能夠看到逃亡者永遠被凍僵的屍體，因為逃亡者為了避開解放軍的追捕和槍殺，總是選擇危險的路段。在躲過軍警，穿過冰雪以後，還要經過在尼泊爾境內的一段滾石區，藏人稱之為死亡之穀，在那個區域，只要一塊石頭不小心被滾動，就會帶動所有的山石雷鳴般地滾動下來，多少藏人就是葬身在滾石之下。就是饒幸逃離了這滾石區來到尼泊爾，但自由依然還十分地搖遠，因為尼泊爾政府受到中國政府的脅迫，他們在藏人經過的路段設卡，拘捕逃亡的藏人交給中國當局。許多藏人在九死一生地逃出中共的魔爪，卻被尼泊爾軍警拘捕，關進集中營，最後送回西藏。中共對逃亡的藏人都要懲罰判刑。我曾經到過印度的達蘭薩拉，採訪過多位從西藏逃亡過來的流亡人士，有許多人伸出在過冰山雪域時凍掉的手指和和雙腳給我看，他們回憶起那段逃亡的經歷尤如一場噩夢。我問他們為什麼要冒著這樣大的危險逃亡呢？這時他們都會向我會心地一笑說：為了見達賴喇嘛，為了自由，為了學習自己的文化。
在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雖然很不富裕，每位官員的月薪只有一百美金。但是他們給逃亡的的藏人在生活學習上都於以妥善的安排，特別是在教育上流亡社區已建立起除大學以外的教育體系，所有在校的學生，無論是本地還是從西藏逃亡過來的，全部不用學費實行義務教育制，學生不但不用付一分錢的學費，而且所有的生活費也全部由政府開支，一個學生一個月大約要化費政府二千盧比，另外還發給學生一百元的另化錢，而老師的薪資只有三四千盧比一個月，許多老師特別是外籍老師都是義務教學。醫療保健上，流亡社區雖然還沒有實行全面的免費醫療制度，但是衛生部規定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和新近流亡到流亡社區的藏人都能享受免費醫療，僧侶和學生只收半價。由於流亡社區有著免費的教育和基本免費的醫療體系，所以藏人都不顧一切地逃亡到這裏。當然最主要的是在這裏得到的是自由，和完全沒有恐怖的生活。
中共這些年來謊稱，西藏的人權已得到極大的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已經相當的富裕，西藏人民可以自由地信仰自己的宗教，學習自己的文化，享受自己的傳統生活方式。那些逃到印度西藏流亡地區的藏人，都是被達賴一夥所矇騙的，他們許多人逃到那裏以後，發現那裏的生活還遠遠不如西藏的生活條件好，有目睹了流亡政府官員腐敗的生活後，又重新回到西藏。在電子資訊難以封鎖的今天，印度的流亡藏人的生活如何樣子，流亡政府官員是否廉潔完全不能欺騙。每一位元逃亡到印度的藏人，都會將流亡社區的實際狀況告訴他們還在西藏的親屬和朋友。於是幾十年來，在西藏通往印度達蘭薩拉西藏社區的冰山雪域上，逃亡的腳印從來都沒有間斷過，無論有多少人在逃亡的路上倒下了，但是藏人依然前赴後繼，他們踏在冰雪上的每一個帶血的腳印，都在聲討中共的暴政，都在揭露著中共的謊言。
中共向逃亡藏人開槍，不是第一次，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當年逃避共產暴政，翻越柏林牆投奔自由的東德人民，被東德軍警開槍射殺，現在這些開槍殺人的軍警都已得到罪有應得的審判。相信，在不遠的將來那些向逃亡藏人開槍射擊殺死藏人的軍警，也會有一天，象東德的軍警一樣受到應有的審判和懲罰。
----(博訊2006年10月13日)
據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報導，西藏首府拉薩10 月底曾經發生西藏大學畢業生遊行示威事件，抗議當地政府在錄用公務員時歧視藏族人。
報導說，今年9 月30號，當地曾經舉行錄用公務員的公開考試，結果西藏考生被錄取的寥寥無幾，因此大約幾百名剛剛從內地大學畢業的西藏學生在拉薩示威，要求政府為他們安排工作。
報導說，示威過程中沒有出現暴力活動，也沒有人被拘捕。
據挪威西藏之聲報導，今年十月底進行德錄用公務員是排擠西藏本土學生。據西藏境內消息人士透露，大約一千人參加了今年10月30日舉行的自治區政府公務員考試。在這次考試中只有一百個名額，考試結果顯示只有兩名西藏學生外，98個被錄用的公務員都是移居在西藏首都拉薩的中國人。消息人還透露，這次公務員的考試都是用中文，參加考試的大部分學生都是從中國內地畢業返回西藏的西藏學生，他們中很多是來自西藏貧困地區。，還有消息說，有多名前自治區官員和中央西藏官員對此簽名支持，而且他們要求政府應該錄用西藏本土學生，抗議中國政府以各種理由從中國內地錄用大量的中國學生。
VOA9月20日報導，近年來，中國當局不斷和達賴喇嘛的特使接觸、溝通談判。但同時，北京主管西藏的官員不斷高調抨擊達賴“變相獨立”，並拒絕接受達賴喇嘛的“不獨立中間路線”。
最近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也證實了這點。張慶黎說，達賴喇嘛“行動和事實相矛盾”，“沒有一天不在企圖分裂祖國”。張慶黎說，達賴喇嘛“所謂中間路線實際意思是，他想把四川、雲南、青海、甘肅的藏區併入西藏。他想管理這麼一個“大西藏”。
對於北京官員的這種說法，西藏議員格桑堅贊說，某些北京高官的說法，表明他們非常害怕達賴喇嘛對藏人的影響力，找各種各樣的藉口，將達賴喇嘛拒之門外。
他說：“問題不在這種觀點所提出的所謂青海、雲南、四川等地的藏區所組成的大自治區。問題的實質不在這裏。中國政府和北京主要是怕，一旦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它就無法控制西藏了，因為西藏裏面的人民，對達賴喇嘛的宗教感情，以及達賴喇嘛幾百年來對西藏形成的影響，北京怕的就是這些。”
西藏議員格桑堅贊說，“今年，達賴喇嘛在印度的時論金剛法會上講話，當時有許多從中國來的信徒。現在在西藏裏面佛事流行適用昂貴的皮毛之類，達賴喇嘛說，西藏是佛教國家，不應用這樣的皮毛。達賴喇嘛講話後，在西藏內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人自發地燒掉了皮毛。中國就把它解讀成了達賴喇嘛在國外的分裂勢力對西藏的一種滲透。”
居住在北京的西藏作家唯色以及流亡瑞典的中國女作家茉莉，都曾談到了這個現象。茉莉撰文說，“藏區燒皮毛行動之迅速、規模之大，令中共當局非常震驚。以往政府方面的呼籲，藏人不予理睬，而達賴喇嘛的一席話，廣大藏人竟然如此雷厲風行”。
西藏議員格桑堅贊說，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北京一方面在國際社會上同達賴喇嘛的特使進行接觸，另一方面又在西藏境內通過高官之口，嚴厲批判達賴喇嘛，並把達賴喇嘛和北京的關係定性為“敵我性質的矛盾”。
綜合報導：八月二日，記者無國界指出西藏詩人唯色的兩個博客于七月二十八日被突然關閉。該新聞自由組織對此表示憤慨。
唯色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時指出：“我有兩個博客，一個是在《西藏文化網》，是2005年2月份以後開設的，還有一個博客，是在北京的《大旗網》，是今年五月份開設的。這兩個博客一直人氣都很旺。比方說，西藏文化網的博客，由於參加討論的有很多藏族年輕人以及很多關心西藏的朋友，所以我的博客點擊率，在整個西藏文化網的博客裏面，位居之首，突破了三十萬。』
“28號的時候，我去自己在大旗網上的博客，突然看到我的博客不存在了。我當時很奇怪，我的博客怎麼突然不存在了呢？我就給網管寫了一封信，問我的博客發生了什麼事情……到了中午的時候，網管就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告訴我說，我在西藏文化網上面的博客要關閉了。我問什麼原因呢，他們說，具體原因也不清楚，只是說，中央統戰部給甘肅網路管理部門打了招呼，必須把我除名，並且把我的博客關閉。他們也沒有辦法，只好把我的博客關閉。”
唯色說：“我的博客，主要以西藏文化博客為主，主要是發表我的作品，我的詩歌，散文，採訪，遊記，以及我拍攝的很多專題圖片等等。我還開設了一些討論，對西藏的文化，現狀，歷史等問題表示關注。我自己認為這些是必須進行深入討論的話題。…比方說從今年年初，西藏民眾回應達賴喇嘛的呼籲，焚燒了一些裘皮衣服，這個話題，我發起了討論，參加討論的人特別多，大部份都是藏族人，有各地的藏族人，不光是西藏自治區內的，還有四川，青海，甘肅等地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民眾，都很關心這個話題。只要能夠上網的，他們都參加這個討論……因為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我也發表了一系列這幾年我對西藏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文章。』
據自由亞洲電台7月28日報導，唯色的兩個博客的主題是有關西藏文化的詩篇與散文，主要讀者群是同唯色一樣的西藏學生們，他們接受了中文教育而同時又希望重新建立同正宗的西藏文化接觸。
對於茨仁唯色博客被關，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評論說：“維色是現在國內唯一公開的西藏異議知識份子。我們知道漢族人有很多在國內做異議分子，但是西藏人大多數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被關在監獄裏，如果他們發出異議的聲音；一種是流亡海外。那麼象維色這種即沒有流亡也沒有在體制內也沒有被關在監獄裏的她是唯一的一個，我想她不斷地在發出聲音，現在這最後一點希望也被封鎖了，所以我覺得這非常令人憤怒。”
目前在北京的中國著名自由派作家劉曉波在談到唯色事件時寫道：『一位西藏女作家和一個老大政權的之間的對抗，既是信仰自由和不准信仰之間的對抗，也是堅守尊嚴和羞辱尊嚴之間的對抗，更是柔性的信仰與僵硬的暴力之間的對抗。中共像它多次先恐嚇、後鎮壓宗教信仰和政治異見一樣，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粗俗而野蠻的唯物主義無神論。』
唯色是以中文寫作的少數的西藏作家和詩人之一。她致力於捍衛西藏文化，茨仁唯色曾在2003年出版《西藏筆記》，中國政府認為她的作品中有讚美達賴喇嘛的錯誤，她因此丟失了在西藏文聯的工作，並被沒收住房。茨仁唯色近年來在臺灣出版了《名為西藏的詩》、《殺戒》、《西藏記憶》等書。
英諺雲：一圖頂千言（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2006年2月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的《殺戒》是有關文革的照片集。
據海外觀察家介紹，1999年北京官方出版的《圖說百年西藏》，其中數百幅照片，竟無一張西藏文革照片！由此可見西藏文革照片的寶貴以及中共對西藏文革歷史的顧忌之深！同時也更顯出唯色編輯出版的照片集《殺劫》所獨特的歷史價值。
更登和降邊嘉措因指西藏沒有自由而被判刑
據設立在美國的國際聲援西藏組織消息，更登和降邊嘉措曾于2004年12月在海南師範學校的一次聚會上向學生們談論西藏文化以及缺乏言論等自由的問題，因而于次年4月2日被捕，並分別被判四年和三年徒刑。另外有二十餘名僧人和學校師生受牽連而被關押審訊，其中一位藏人還遭到酷刑毒打。
據消息來源指出：更登被指控向學生說：藏人沒有言論自由權，權利被剝奪，尤其缺乏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並在黑板上畫西藏國旗後向學生介紹其象徵意義等，號召每個人都要做一個真正的藏人，要敬仰和支持達賴喇嘛等。
更登以前曾經在康區色達五名佛學院學習，這個曾集中了上萬名求法學僧的佛學院已經被當局摧毀。
此外，降邊嘉措還被指控散發藏獨言論和傳單。
一藏僧被控散發傳單面臨八年監禁
美國之音2006年7月18日報導，西藏康區甘孜寺的一名僧人被控書寫和散發主張藏獨的標語和圖片而可能面臨8年的監禁。
據印度時報報導：這名藏僧被控於今年3月在四川甘孜的政府辦公大樓牆和附近的兩座鐵橋上用油漆噴寫支持藏獨的標語。報導說，這名藏僧曾打算逃往印度，但在拉薩被捕後押回四川判刑。
卓瑪嘉因著書獲罪被判10年徒刑
據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7月25日消息，西藏青年卓瑪嘉因創作著書遭中共逮捕，並判處10年徒刑，中共指責他著書危害國家安全。
自由亞洲電臺8月9日報導，西藏歷史教員、作家卓瑪嘉在獄中投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他在信中說，他未能發表的《騷動的喜馬拉雅》一書是當局對他判刑的主要依據。儘管當局以“煽動分裂”的罪名逮捕他，但因缺乏證據，就轉而以間諜罪將他判刑十年；而所謂間諜罪的“證據”還包括他寫的書或文章裏涉及西藏地區中國軍營的位址和番號等敏感資訊。
對此，西藏作家唯色表示，卓瑪嘉《騷動的喜馬拉雅》一書涉及民主、自由和西藏問題，以及對西藏自然地理的描述，在談到西藏自然地理時，寫到拉薩時說，拉薩哪個地方有什麼建築，比如說，這兒是布達拉宮，那邊是西藏軍區。哲蚌寺的下面，有一個烈士陵園，再過去有個空軍指揮部，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如果以這樣的寫作就說是間諜，特別牽強。
卓瑪嘉，筆名，洛桑格桑嘉措，安多朵拉縣(祁連)阿柔村人。從1995年開始在朵拉縣一所中學任教，後來在北京大學深造。2003年12月1日流亡印度達蘭薩拉，並再西藏流亡政府成人學校學習英語。2004年5月返回西藏，在拉薩一所中學中任教。
洛桑圖桑因懷疑與流亡政府有聯繫而被判刑
據總部設在達蘭薩拉的 [九.十.三組織]消息，安多僧人洛桑圖散， 2005年持合法護照前往印度，次年六月返回西藏途中由於懷疑他和西藏流亡政府有聯繫而在日喀則被逮捕並監禁了五個多月。今年六月，他再次被捕。並被判處三年徒刑。
六名西藏婦女因懷疑散發傳單被捕
挪威西藏之聲8月19日報導，今年7月，中共甘孜警察逮捕了一個名叫意旺的十六歲西藏女孩，她被控書寫藏獨傳單，以及涉嫌參與今年六月發生的西藏獨立運動。消息來源指出：意旺捕前就讀于甘孜中學，目前，當局告知家人，意旺將會被判刑。
今年六月，當局在甘孜還逮捕了五名西藏婦女。她們是59歲的嘎基德嘎和她的28歲的女兒意嘎、以及21歲的強巴玉措、二十五歲的索南卻宗、30歲的女尼索南拉莫。她們被控為達賴喇嘛進行祈禱，以及在甘孜地區散發有關西藏獨立的傳單。
【大紀元記者海成綜合報導】今年7月份，青藏鐵路正式通車，這意味著這種大運量的交通工具，已經通到了中國最後一塊版圖上。對此，中國人大多持正面態度，認為鐵路通車之後，西藏的發展肯定會加快腳步，經濟也會越來越好。具有「戰略思維」的中國人則認為，青藏鐵路，將是中國把握西藏局勢的一條韁繩，由於可以快速調運軍隊，西藏獨立之說將永不再具可能性。
在一片叫好聲中，居住在青海和西藏的藏人卻有他們不同的看法：「如果是為了藏人的交通，當然鐵路對我們是很重要的，但問題是，它（鐵路）對藏人的切身利益沒有什麼實際作用」，居住在青藏鐵路西寧到格爾木沿線的藏族牧民久美多傑，對已經通車20年的鐵路，有這樣的評價。
青藏鐵路分為兩段，從青海首府西寧聯通到格爾木為第一段，從格爾木到西藏拉薩為第二段。西寧至格爾木814公里已於1979年鋪通，1984年投入運營，這段鐵路途徑中國最大湖泊，青海湖畔，風景非常優美。
久美對夏季前往青海湖觀光旅遊的內地漢人頗有微辭，「草原是天然的公園，來旅遊的人每年都換最好的草地野餐，但他們帶來的塑膠袋、塑膠餐具和易開罐丟得到處都是，沒有人收拾，每年都是人來人往，鐵路沿線都是這樣，到處是垃圾」。
青海湖畔是青藏高原最好的牧場所在地，牧業對當地藏人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久美家的牧羊，每年都會有被火車壓死的情況，他表示：「我們這裏經常都有這樣的事，有時候壓死幾十隻，不知道找誰去管，從來沒人管。」
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在鐵路通車20年之後，漢族人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藏人和蒙族人。久美多傑肯定地告訴大紀元記者說：「過不了幾年，拉薩的漢族人，肯定會超過藏人。」
久美多傑的看法不是沒有根據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總人口有41萬人，但其中的30萬居住在格爾木，漢族人口在格爾木佔90﹪，在全自治州佔80﹪。海西人口少，自然資源豐富，當地人均收入超過了8千元人民幣，但以藏族和蒙古族為主的少數民族，人均收入大約在3千左右。
蒙古族作家巴雅古特在他的博客中寫道：鐵路本身也許沒什麼害處。然而，在強權制度下，鐵路輸入的是經濟上的殖民、文化上的摧殘和生存環境的人為大破壞。這在中共統治內蒙古的60年中更加突出。
巴雅古特在專門為青藏鐵路通車所作的文章中表示：「50年代，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通達火車，中共文藝宣傳部門讓著名民間藝人毛依罕（1906-1979）演唱「鐵牛贊」（鐵牛是蒙古族對火車的比喻），讓蒙古人感恩戴德。的確，鐵路給蒙古人帶來了一些交通上的方便。但是他們的腳步剛剛快了一點，而他們腳底下的礦產資源更迅速地被掠走了。
金礦銀礦露天煤礦等，在內蒙古草原遍地開花。它通過破壞性的和掠奪性的開採而使蒙古民族自古以來的落腳生存之地日益遭到破壞，因而造成今日草原沙漠化已經不可遏制的局面。內蒙古大量資源通過火車裝載運出內蒙古，而當地蒙古人得不到一點補償。
巴雅古特文中提到錫林郭勒，40年代末漢族人比例約為16﹪，而現在，錫林郭勒總數100萬的人口，其中漢族人接近70萬。錫林郭勒石油礦產極為豐富，使得這個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了2千美元，但牧民的生活改善極微，人均收入不到4千人民幣。
青藏鐵路通車之際，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表示了謹慎的肯定態度，但大部份藏族人擔心，西藏從此成為漢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天下。
青藏鐵路沿線堆龍德慶縣的藏族居民次仁就表示，鐵路通車以後，經濟上的好處不會由藏人分享，「他們（指中共當局）的目的，就是從內地引來大量的漢人，最後把拉薩變成西寧，這樣他們就可以完全控制西藏了。」
從青海海西自治州和內蒙古錫林郭勒的過去幾十年的歷史看，西藏人的這種憂慮，並不是杞人憂天。
(博訊2006年8月17日)繼承文革衣缽的西藏書記張慶黎正在西藏猛烈開展二次文革運動。
去年調任西藏自治區擔任區黨委書記的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張慶黎，近來高調批判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西藏開展類似於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令西藏人人自危。
最近的《泰晤士報》報導說，張慶黎在 5月向黨內高級幹部表示，他們正在和達賴喇嘛進行一場『至死方休』的戰爭。具體的做法有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參加宗教儀式，要在寺廟進行愛國教育以及藏族官員必須書面批判達賴喇嘛等等。上周張慶梨還荒唐地向《泰晤士報》的記者表示：『達賴曾經是個有智慧的宗教領導人，但是他現在已經過氣，不配他的頭銜。』這位黨委書記更是可笑地質疑，『達賴憑什麼贏得諾貝爾和平獎？』
《星島日報》也報導，張慶黎強硬批評達賴喇嘛是言行不一的兩面派，說什麼『中間道路』，承認一個中國，實際一直在幹著分裂祖國的活動。他傲慢地宣稱『達賴的本性一點沒有改變』。
張慶黎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時，更聲稱，『我們中國是他（指達賴喇嘛）的祖國，而他忘記了自己的祖國，背叛了自己的祖國，忘記了自己的母親，罵自己的祖國。 1959年搞叛亂、上個世紀 80年代末期在境外煽動拉薩騷亂。他從 1959年出逃到今年上半年，在世界上到處竄，訪問達324 次，平均每年6 次，特別是去年就跑了12次。目的就是網羅國際反華勢力，就是兜售宣傳他的反祖國，反社會，在中國製造混亂的這些思想。』
《萊茵郵報》回顧了2002年秋季以來，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國政府會談並訪問西藏的情況。為表示誠意，西藏流亡政府號召世界各地藏人不要舉行反對中國政府的示威。遺憾的是，雙方對話沒有取得具體成果。『所以，許多關心西藏的朋友批評說，達賴喇嘛單方面的迎合是錯誤的信號。在西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看不出北京做出任何讓步。此外，中國政府表態時拒絕承認達賴喇嘛使者的正式身份，只把他們稱為'國外藏胞'。』拉薩市副市長､漢人肖白的談話也證明了批評人士說法的正確。他認為，西藏流亡政府繼續派遣代表團原則上已沒有意義。
另外，西藏安多地區有著重要地位的嘉木樣活佛，在以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與兩位美國國會議員會晤時，嚴厲批評達賴喇嘛，並聲稱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令美國國會議員深感震驚，認為嘉木樣不具備西藏佛教領袖的那種仁慈和寬容，但這種行為也證明了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統治下，正在遭受各種政治迫害的事實。聞知這一消息的藏人們表示，嘉木樣的言行『令我們藏人為之蒙羞』。
對此，達賴喇嘛與中國談判的特使洛地嘉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方面用這樣的言詞攻擊達賴喇嘛令人遺憾。他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解決西藏問題，找到一個符合雙方利益的解決辦法，對各方都有好處。他認為，中央領導人在這方面要有比西藏流亡政府更大的責任。
洛地嘉日說：“我必須指出，跟我會談的中國代表也進行非常認真的努力。最近中國領導人講的這些過頭話令人感到意外，也讓我感到擔憂。”
他說：“不幸的是，這種做法不是解決辦法。解決問題的途徑是達賴喇嘛。過去的事情我們無法掩蓋，但是達賴喇嘛可以給他們合法性，可以讓他們在今後合法地在西藏。假如他們不抓住這個機會，不在現在的達賴喇嘛有生之年解決西藏問題，不管中國在西藏投入多少資金，進行經濟開發，收買藏族人，中國在西藏的合法性將永遠會受到挑戰。”
他說：『我認為，中央政府允許這樣不負責任的人擔任西藏的共產黨機構領導人、並且代表共產黨在西藏出面講話，這是非常不幸的。』
許多觀察人士認為 ，中共駐西藏最高級官員張慶黎把跟達賴喇嘛的鬥爭，形容為“殊死鬥爭”，等於是北京當局間接地承認，近年來試圖削弱或消除達賴喇嘛影響的步步升級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敗。
早在九十年前，內蒙古喀喇沁旗人羅布桑卻丹（1875-1920？）在他蒙古民俗學奠基之作《蒙古風俗鑒》（成書於1914-1918年）跋文中寫道：“目前……鐵路已經通入猶如蒙古之心臟的達爾罕旗之地，原本招架不過漢人經商的蒙古人，今後怎麼能抵擋得住日本人和漢人雙重的商貿勢力呢！”（見羅布桑卻丹著：《蒙古風俗鑒》（蒙古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呼和浩特，第368頁。）他深刻地認識到現代交通對還沒做好現代化準備的弱小民族的致命破壞性，因而他對蒙古民族的未來前景表示深深的憂慮。當時，由日本人經營的“滿鐵”開始鋪蓋東部蒙古地區，他已經有預見性地指出鐵路將對蒙古民族將帶來災難性掠奪。
達爾罕旗是科左中旗，是蒙古抗墾英雄嘎達梅林（1892-1931）的故鄉。羅布桑卻丹寫出此言後不到十幾年，果然達爾罕旗平原天然優良草場被大量開墾，漢族殖民者在東北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保護下蜂擁而入。被迫失地而走投無路的蒙古民眾，於1929年在嘎達梅林的帶領下舉起義旗，走向武裝抗議的悲壯之路。
說實在，鐵路本身也許沒什麼害處。然而，在強權制度下，鐵路輸入的是經濟上的殖民、文化上的摧殘和生存環境的人為大破壞。這在中共統治內蒙古的六十年中更加突出。
中共視少數民族為野蠻人和落後者，自己則以現代文明的代表者和對野蠻人的拯救者自居。
鐵路對蒙古、吐蕃民族不是沒有用，但它應該在民族自治的基礎上，當地族採取一些自我保護措施，然後讓交通按經濟能力和社會需求自然發展，這樣無論對蒙古族和漢族都有好處。
但是中共往往出於政治統治需要出發，總是不顧後果地強行予以發展。他們把目前所不需要的東西，以及也許永遠也不需要的東西強加於人。這樣還不算，還讓人們對此歌功頌德。
五十年代，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通達火車，中共文藝宣傳部門讓著名民間藝人毛依罕（1906-1979）演唱“鐵牛”贊（“鐵牛”是蒙古族對火車的比喻），讓蒙古人感恩戴德。的確，鐵路給蒙古人帶來了一些交通上的方便。但是他們的腳步剛剛快了一點，而他們腳底下的礦產資源更迅速地被掠走了。金礦銀礦露天煤礦等，在內蒙古草原遍地開花。它通過破壞性的和掠奪性的開採而使蒙古民族自古以來的落腳生存之地日益遭到破壞，因而造成今日草原沙漠化已經不可遏制的局面。內蒙古大量資源通過火車裝載運出內蒙古，而當地蒙古人得不到一點補償。對於巨大的資源暴利，當地人就沒有沾邊的份兒。這種僅為“他人做嫁衣裳”的鐵路，不是為蒙古、吐蕃民族而造福，而是為中共專制的次虐而提供便利。鐵路鋪設的不是鋼軌，而是紮進當地民族心臟的銳利無擋的鋼刺。
中共在以前，一向標榜內蒙古是模範自治區，而如今倒不提了。我看內蒙古不是模範區，是文化退化、環境惡化和民生貧困化的大示範區。內蒙古蒙古牧民的現狀已經展示了吐蕃（西藏）明天的去向。象內蒙古今天這樣的草原荒涼和民生艱難，通過鐵路通車將在吐蕃加速重演和再現。
我最近聽說在阿拉善盟一輩子勤勞放牧而維持生活的一位老額吉，因被剝奪了放牧的權力，“無事閑著”竟發瘋了。因為當地政府以“保護環境”為理由，不讓牧民養牛羊，而政府曾經許諾的每年15000元人民幣的生活補貼也無法按時全額到位，逼得老額吉精神崩潰。
在曾為內蒙古的自治而獻身殉職的德王（1902-1966）的家鄉蘇尼特旗，牧民一家7口人，因乾旱持續、牛羊死亡和生活無著，就全家喝農藥s自殺了。後經搶救，只有大兒子得以保命。蒙古人是勇敢的民族，性格剛烈。但過去也總沒有聽說過有蒙古人自殺的。而經過中共幾十年統治，蒙古人不但失去了故土草原，也被抽空了自己精神家園的信仰支點。這是中共無神論宣傳機器的勝利。蒙古人在身心兩方面遭受貧困和重創，最後落得只有尋短見的份兒了。
鐵路當然是現代化的交通。但在中共這種體制下，它本身不會給蒙古和吐波民族帶來什麼現代化。現代化不是由物質材料和工具技術堆成，首先民主政治和民族自治才是現代化的社會基礎。少數民族在沒有真正民主和自治的情況下，通達的鐵路其實就是通往中共奴役地獄的一條死路。
------(博訊 boxun.com。2006-8-3)
薩義德在評說吉卜林的小說時，認為吉卜林把印度人說成是顯然需要英國監護的生物：「這種監護的一個方面是在描述中把印度包圍起來，然後加以同化。因為沒有英國，印度就會因為自身的腐敗與落後而消亡。」這顯然是一種功利主義者的觀點，同樣在對待西藏的態度中盛行。似乎是，西藏人也是需要監護的生物。這樣的生物是可憐巴巴的，就像是時刻處在等待解放和等待餵養的狀態之中。更為可悲的是，西藏人現在確實變成了某種畸形的生物，猶如如今在西藏隨處可見的塑膠大棚裏的果蔬花草，一旦離開了塑膠大棚的庇護，就會水土不服而氣絕。儘管從來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就因為全身已被籠罩在外來的人為的氣候中，已經無法適應自己的土地了，既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了他者，那麼也就只有任其如此了。
於是乎一個個大而無當的廣場建起來了，一幢幢瓷磚加藍玻璃的大廈蓋起來了，一條條不是江蘇路就是廣州路的街道也被命名了，一間間賣春場所裏一群群妓女竟然白日裏就敢拉客了，甚至哪怕是傳統的飲食禁忌，也在烹食活魚活蝦的魚莊和賣驢肉的飯館裏不堪一擊了。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指出：「帝國主義……是一種地理暴力的行為」，其中一種表現即是「無論走到哪里，都立即開始改變當地的住所。……這個過程是無盡無休的。生態的改變也帶來了政治制度的改變。----改變了的生態環境使人民脫離了他們真正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政治組織。」
官員以及官方的喉舌們以救世主或者代言人的口吻說，我們希望西藏人民也有享受現代化的權利；傳統與現代化，一個都不能少。聽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請別忘了，沒有權力，哪來權利？！沒有權力，遑論傳統！何況甚麼才是現代化呢？難道西藏人民需要享受上述的那種現代化嗎？那不正是實質上裹著一層糖衣的暴力行為嗎？御用學者們還斷言，所謂鐵路開通將對西藏的自然環境和傳統文化造成衝擊乃是一個偽命題，現實卻證明目前西藏的現代化正是一種偽現代化。但遺憾的是，無論硬暴力、軟暴力、不硬亦不軟的暴力，都打著「發展」的旗號，以現代化的名義在西藏的大地上蓬蓬勃勃，撞擊著人們的感官，改變著人們的內心，而這就是賜給西藏人民的幸福嗎？
火車來了。鐵龍來了。日裏／美廓爾來了。然而西藏的問題並不是一條鐵路的問題，只要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自治，別說一條鐵路，就是村村通鐵路，那都沒話可說。可是沒有自治權，就只能任由別人宰製自己的命運，就只能任由某種混亂日益加劇，而這種混亂也只能導致向強權者日益屈從的趨勢。與此同時，日益屈從的還有許多人的良心，以至最後的結果是不幸的，正如薩義德所言：「對犧牲者來說，帝國主義提供的是這樣的選擇：或者效力，或者毀滅。」——是的，再無更多的選擇，對於沒有自治權的西藏人而言，無論效力還是毀滅，踏上的並不是「一條神奇的天路」，也不是拉薩人戲謔的「一條神經病的路」，而是一條淪為犧牲的不歸之路。
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
近來西藏局勢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有點叫人摸不清頭腦。
自2002年起，流亡的達賴喇嘛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和中國政府恢復接觸，到今年雙方已經展開了五次會談。儘管這些會談被認為“無任何實質進展”，但中國外交部聲稱雙方會談“氣氛良好”，西藏特使更是樂觀地說：“會談的結果令人鼓舞。”
然而風雲突變，中共當局近幾個月來對達賴喇嘛發出的攻擊和譴責，達到了空前激烈和惡毒的地步，令人瞠目結舌。例如，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居然聲稱：“對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場文革式的鬥爭要“至死方休”。除了在西藏展開猛烈批判之外，他們還對達賴喇嘛進行誣陷，指責達賴曾與美國CIA和印度軍方勾結，從事分裂中國的運動。
不久前還在友好接觸，釋放積極資訊，甚至在籌備下一次會談，轉眼就翻臉不認人，惡言惡語地破口大罵。這就令人非常不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中共當局要如此不近情理地暴跳如雷，大動干戈？
令中共震驚不已的幾個事件
第一個事件是焚燒皮毛事件。早在八十年代，藏人穿用動物皮毛裝飾就成為一個問題，後來日益富裕的藏人喜歡以虎皮和其他稀有動物毛皮做衣服裝飾，來炫耀其財富，這就令一些動物瀕臨生存危機。儘管官方和民間環保組織都呼籲保護動物，但收效甚微。
今年年初，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時，批評境內藏人穿皮毛的風氣，由此引起了西藏境內的一場巨變。在法會上聆聽達賴喇嘛批評的境內藏人當即立誓，回家後要焚燒自家鑲飾在藏裝上的動物毛皮。不久，四川、青海等藏區開始大規模的焚燒皮毛活動，各藏區紛紛行動，街頭焚燒之後廢棄的動物皮毛堆積如山。到春節舉行慶祝晚會之時，原本帶動穿昂貴皮毛之時尚的藏族演員，竟無一人再穿皮毛。
藏區燒皮毛行動之迅速、規模之大，令中共當局非常震驚。以往政府方面的呼籲，藏人不予理睬，而達賴喇嘛的一席話，廣大藏人竟如此雷厲風行，如同一場廣泛的“效忠宣示”。當局這才意識到，流亡的達賴喇嘛在西藏境內仍然享有巨大聲望和號召力，這是中共當局難以容忍的。於是，這一事件成了值得重視的鬥爭新動向，據說當局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強調要“反達賴集團”，並動手逮捕組織焚燒皮毛的藏人。
第二個令中共不能容忍的事件，是發生在拉薩甘丹寺僧人搗毀神像事件。早在三百多年前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就出現了一個名叫“雄天”的護法神，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護法神，被一些佛教高僧禁止供奉。十四世達賴喇嘛早年也曾供過這個護法神，後來認識其害處，即提醒藏人不要去信奉“雄天”。聽從達賴喇嘛的勸告，在印度的藏人大都放棄了對“雄天”的供奉。
但仍有少數境內藏人信奉“雄天”。三月十四日，六名藏人前去甘丹寺供奉雄天護法神時，該寺十幾名僧人將兩尊護法神泥塑神像拉下佛台搗毀，並與前來供奉的藏人發生衝突。
甘丹寺事件屬於寺院內部爭執，牽涉到歷史遺留下來的宗教內部淨化問題，但由於僧人聽達賴喇嘛的話，因而中共誣指是達賴喇嘛“背後指使”。由拉薩市長親自掛帥，一場新的大批判由此展開。
真有“鴿派”“鷹派”之爭嗎？
最令中共當局寢食難安的，是一個小小的謠言——“達賴回國朝拜塔爾寺”所引起的效應。自五月份起，有十多萬名佛教徒奔走于途，前往青海省湟中縣塔爾寺，希望能見上達賴喇嘛一面。無論當局和塔爾寺喇嘛如何解釋，說達賴喇嘛沒有回國，即使回國也不會先來塔爾寺，但信徒們仍然一傳十十傳百，絡繹不絕，苦苦等候。
一個小小謠言的效果尚且如此，如果真讓達賴喇嘛回來，整個西藏會發生什麼事情？中國當局不敢想像了。於是，一個早已制定好的宣傳口徑進一步被強化，即“認清達賴喇嘛的三個性：一，政治上的反動性；二，宗教上的虛偽性；三，手段上的欺騙性。”
據說，上述一連串事件使中共內部爭議很大。有觀察家告訴我：中共在西藏問題上有“鴿派”和“鷹派”之爭，比較開明的鴿派主張和談，希望能在達賴喇嘛生前解決西藏問題，而頑固保守的鷹派卻激烈反對和談，例如西藏自治區的負責人，他們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現在氣勢洶洶公開大罵達賴喇嘛就是這些人。
但“鷹鴿兩派”之說不能解釋，如果在中共決策層裏面真有想要談判解決問題的“鴿派”，他們怎麼會容忍張慶黎之流如此肆無忌憚地破壞談判氣氛？對達賴喇嘛的謾罵性攻擊非常離譜，如果沒有獲得中共中央的認可，張慶黎之流絕不敢這樣亂來。
這樣看來，真正的鴿派只是在民間，在體制外的自由知識份子之中，但他們不是掌握權力的人。中國掌權者大都是鷹派，他們對西藏問題早就有了明確的“既定方針”——把西藏問題拖下去，拖到達賴喇嘛去世就成功了。所謂中藏會談，只是他們糊弄老外的做戲伎倆而已。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曾經有一些西藏人問我說：我們的達賴喇嘛都不要獨立了，為什麼中共當局還是不讓他回去？我常常要花很大力氣，才能向他們說明，既沒有信仰也沒有理想的中共專制政權，有著什麼樣的嗜權如命的本質，他們很難放棄西藏那麼一大塊地盤，讓你們自己去管理。 但我的解釋，顯然不如中共當局自己的解釋好。在這次揭批達賴喇嘛的文革式大字報中，有一篇署名益多的題為《達賴喇嘛“中間道路”之我見》的文章，非常值得海外那些不懂中國的西藏人仔細拜讀。這篇文章雖然凶巴巴地打官腔，倒是赤裸裸地暴露了中藏之間的根本分歧。 在益多的文章中，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完全否定，達賴喇嘛想要按照“一國兩制”的辦法，實行西藏真正的自治，更是“圖謀否定和推翻中國憲法明確規定的西藏現行政治制度”的行為。此文斷然無情地宣告：想要在已成為中共碗中菜的西藏搞“一國兩制”，沒門。 由此我們看到，中藏談判不可能成功的關鍵是制度問題。一個大一統的專制政權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無論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自治要求如何合理，但他們要在真正自治的西藏實行的民主制度，將動搖中共政權的根本，並有可能在中國其他各省區引起連鎖效應，這是中共絕對不願意看到的。
國際草根性支持正逐漸喪失
對此，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沒有足夠的認識。自2002年中藏第一次談判以來，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告誡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不要舉行抗議活動，勿對中共領導人的出國訪問造成不便。
早在今年三月，本人作為“漢藏協會”成員，收到邀請我參加六月份在比利時舉行“第五屆國際聲援西藏大會”的邀請書，但由於中共對此不高興，這個大會就被取消了。據說還有其他會議因同樣的原因被取消。可以理解的是，西藏流亡政府需要向北京表示他們談判的誠意。
國際支持西藏的民間運動因此銷聲匿跡。據筆者所知，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以歐美為主的世界支持西藏運動蓬勃發展，在各大洲活躍的民間組織多達三百多個。許多為弱小西藏動了真感情的外國人，自籌資金成立組織，到處遊說呼籲、抗議吶喊，希望影響自己國家的政策，以求幫助西藏。如今，這種很珍貴的草根性支持正在逐漸喪失。
筆者為此感到很可惜。中藏談判遊戲已經玩了五次，還可以一直玩下去，但時間和形勢對西藏人都不利。如果西藏流亡政府在未來的談判中仍然一無所獲，而原本轟轟烈烈的國際聲援又喪失了，那麼，我們只能為西藏的宿命而悲哀。
--願載《開放》9月號
按照西藏傳統的地理觀念，整個藏地由高至低，分為上、中、下三大區域，有上阿裏三圍、中衛藏四如、下多康六崗的說法。阿裏三圍乃群山之巔，眾水之源，是“世界屋脊”的屋脊。衛藏四如，系前藏和後藏的總和，即今天的西藏自治區版圖上的拉薩河穀和日喀則及其以西、以北的廣大地區。而多康六崗，高山縱穀之間急流如織，也有草原與荒漠並存，或人煙稠密，土地肥腴，或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其中，“多”為安多，即今青海、甘肅、四川等省份的許多藏地；“康”為康巴，包括今青海省玉樹州、雲南省迪慶州和四川省甘孜州及西藏的昌都地區等，更為廣闊，險峻，壯麗，那是我引以為傲的故鄉。其他還有嘉戎藏地即今四川省阿壩州和甘孜州的部分藏地。
在如今的中國行政區劃上，西藏即指西藏自治區，包括過去的上部和中部，面積為122.84萬平方公里，占中國總面積的八分之一；下部則分散于青海、四川、雲南和甘肅等地，面積總和同樣有100多萬平方公里，含有十個自治州和兩個自治縣。與中國其他二十三個省份一樣，這是一些在名稱上毫無特殊色彩的省份；這些省份還居住著許多民族，有的省多達幾十種，當然其中最多的是漢族，以致於分散在這些省份的藏族聚居地，雖然額外附加的有一個特殊之名，如某某藏族自治州或某某藏族自治縣，因為久已被囊括在這些省份的範圍之內，實行的是與這些省份基本一致卻與西藏自治區不盡相同的政策，加之多少年來各種傳媒的作用，通常在人們的心目中，形成了惟有“西藏自治區”才是西藏的認識。這種認識無疑是有限的，但已似習慣，連我有時也難以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有這種感覺，所以當越野車駛過一座橫架在金沙江上面的鐵橋時，這橋似乎是一個鮮明的界碑，我覺得我們這才算是進入了西藏。
這橋叫作崗拖大橋，據一位曾經同樣由此線到拉薩的旅行者描述： 橋為鋼鐵鉚成，三角結構，橋面覆以木板，橋長目視約為50米，看來架此橋選擇了江面稍窄處。橋下江水墨綠，穩速南流，只是通過水紋的參照，才覺流速不低。過橋後，車沿江岸公路行駛，見這金沙江峽谷，兩壁接近垂直，岩壁以上就是漫向山嶺的杉林。接著，他感歎道：
過橋一會，就是我見的西藏的第一個小鎮——崗拖，它與江東的藏族村莊並無異樣，只是小而簡些。我的心情因盼西藏盼得太久太疲，猛一見西藏的景和人反而興奮不起來了。
看來，這位言簡意賅，頗有科學工作者考究之風的北京文人，也將一座橋、一條江視為西藏的分界線了。
實際上，我們仍然走在壯麗的康巴大地上。康巴大地延伸至西藏自治區的版圖之內，是地形圖的東邊那猩紅而狹長的一片，其山脈走向與河流流向呈南北之狀，並列縱貫，形成三山挾三江的險峻景觀，這就是著名的橫斷山、唐古喇山和念青唐古喇山的分支之間奔騰著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而這些在地圖上密集的、漫長的、呈梳齒般序列的線條，僅匆匆一瞥，就能讓人心跳加快，立即感受到如滾滾而來、嘶聲震天的千軍萬馬之氣勢，這分明是地理學上的奇跡，倘若親臨其境，更會令人驚心動魄，畢生難忘。我的意思是說，雖然我們僅僅走的是川藏公路的一小段，但我們已經看到，形狀複雜、顏色火紅的山脈之上無數陡峭的切面或斜坡，和流速湍急、浪花飛卷的河川之中頻繁深陷的峽谷或急彎，以及近處的綠草成茵，遠處的層林疊翠；而且滿耳是自然界中各種激越或細微的聲響匯成的旋律猶如陣陣無字的大合唱。總之，其畫面之美，聲音之美，處處美不勝收，卻處處都是驚險的美，這種美顯然不能領略得太多，否則會使心臟和神經受不了。
山是重重複重重，沒完又沒了，在螺旋式的上升中開始裸露出稀疏的草皮和巨石；山與山之間的彎度則越來越少，越來越急，總是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轉過了這道彎就可以下山，沒想到又是一座座“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山——名為矮拉山、達馬拉山等，海拔漸漸地升到了5000多米。
記得途中曾經下車，是被一排由公路斜伸向遠方的山脈所吸引。它起伏不定，中間突然高聳，有那麼一大片如劍一般尖尖地刺入雲天，卻佈滿大大小小似是被狂風刮穿吹破的洞孔；從最大的一個落葉形狀的洞孔望去，竟可見另一邊空中飄浮著綺麗的紅霞，那時正是黃昏時分，我們紛紛拍照，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嘆服不已，往下一看，竟發現在稍微低緩的斜坡上，零星地散落著幾頂黑帳篷。我正在思忖帳篷裏的人們，——我的族人，是如何在這樣絕頂的高處自生自滅，忽然間，像是有只大手輕輕一揮，那滿天的霞光一下子消失了，使先前宛如錦繡的雲朵頓時黯然失色；風也乍然而起，挾著一股冷氣，將一簇簇細小的草吹得簌簌發抖；群山變得猙獰，那些洞孔一個個隱隱地生動起來，就像是誰的身上突然有無數的眼睛在眨動。我們趕緊回到了車上，莫名地有些驚懼不安，久久地默然無語。畢竟我們還不習慣美的多種面目，正如不習慣佛的多種化身，但我開始相信，住在黑帳篷裏的人，或許不會是普通的牧民。
更何況不僅僅是美學方面的問題。沒有這麼簡單！一座山固然構成一種風景，究其本質，一座山更是一道屏障。而一座座山呢？一座座連綿起伏、積雪覆蓋的山是什麼？一座座以不規則的幾何形狀和絕無僅有的高度分佈在地球某處的山是什麼？比如那被稱作喜馬拉雅山脈的，蜿蜒長達2000多公里，擁有許多七八千米以上的高峰，矗立其間的珠穆朗瑪，高達8848米，是世界第一高峰，這又意味著什麼？
著名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把這一座座山描述成“在我們星球表面上能夠見到的最大的地殼隆起”。英國作家彼得•霍普柯克直截了當地認為這種隆起“在西藏的四周設起了最好的天然屏障”，西藏成為“巨大的天然堡壘”，巍然屹立在“中亞心臟地區”。中國作家王力雄在他的著作《天葬——西藏的命運》中更是不容置疑地肯定，正是由於貫穿各個邊緣的無數條大山脈，以及從峰巒疊嶂的群山中橫劈而過的江河，“把西藏高原圍成了一個橢圓狀的封閉區域”，“使西藏人得到最好的保護”，這就叫作“天助西藏”，是“天”讓“地球上高聳起這樣一塊大地，以它的高度構成了與周圍低地相區別的生活環境，產生了一個獨特的文明”。
西藏人自己則感慨道： 我們生活在崇山峻嶺之中，山巒長年積雪，陡峭而險惡。那高聳入雲的懸崖絕壁小徑上，狂風吹來，整個商隊都會喪命，甚至風的嚴寒也能置人於死地。在此地旅行，從一個落腳地到另一個落腳地，有時要走好幾天甚至幾個月。（當采仁波切，《西藏——歷史•宗教•人民》，下同。）
但是，西藏人並不覺得無法生存下去，因為——
我們認為西藏是最幸運的地方，釋迦給我們派來很多上師，我們的家鄉為許多“強曲森巴”（藏語，菩薩）保佑著。……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我們希望，我們就能得到觀世音的保佑。如果這就是奇跡，那麼西藏就是一個充滿奇跡的地方，因為觀世音總是不斷地顯聖，引導和幫助我們。
是否可以這麼說，實際上有兩個西藏存在；一個是“地理”的西藏，一個是“人文”的西藏，而這兩個西藏的週邊，啊山，那麼多的山，那麼高的山，山山相連，山山相映，環繞著，護衛著，甚至封閉著全部的西藏！
“地理”的西藏，儘管以眾多的、巨大的天然屏障令人生畏，卻不是不可以突破和穿越的，即使憑著一雙大腳和足夠的勇氣，也能走遍東西南北。但這已是過去的歷史。今天，人類已經進入了機器時代，發明了各種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天上飛的，地上跑的，不一而足；今天，放眼看地球，在胸懷“人定勝天”的豪邁氣概的人類手中，到處都是“天塹變通途”，舊貌換新顏。西藏，這個所謂最後的一塊淨土，在周圍四起的“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的怒吼聲中，也殆已失盡它在“地理”上的遙遠、險要和神秘了。但由於各種惡劣的自然氣候的作用，這些“通途”經常又會變成“天塹”，於是乎，人們又得像愚公移山一樣，與天鬥一番，與地鬥一番，反反復複，永不甘休，恨不得把高山炸平，讓河水倒流。
然而“人文”的西藏，似乎永遠令人迷惑，永遠令人望而興歎，若想進入談何容易，這甚至對於本土的（多數）人也一樣如此。許多人在那隱而不見的屏障面前碰壁、迷路，甚至僅僅是藏語那彎彎曲曲的文字及連續不斷的輔音和啞音就能使人望而生畏；許多人或者繞而行之，把那附著於屏障之上的五光十色的“奇雲”、“異獸”、“怪石”之類概而言之為“民俗”，就像那種以為只要拿著相機在西藏走一圈，就能拍出好照片的人。至於另有用心者，這裏就不說了。
必須肯定西藏的意義絕不僅僅體現在“地理”上。無論是“地理”的西藏，還是“人文”的西藏，實際上這兩個西藏難以分割，其實是、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另外，從詞性上來說，前一個西藏是名詞，後一個西藏是形容詞，套用米蘭•昆德拉有關歐洲的一番評論，即：作為形容詞的“西藏”意味著這樣一種精神上的同一性，它延伸到地理學意義上的“西藏”之外（如“香巴拉”），並和“西藏的……”（如“藏傳佛教”）一起降生。
——我是否陷入了文字遊戲之中？我是否說“西藏”一詞說得太多，卻從未說清楚過？可我沒法不反復地提到它。因為我的生活，我的親人的生活，我的同族人的生活，都在那裏。生活在別處？不，生活就在那裏。永遠在那裏。而那裏的生活，使我終於知道“西藏”這個詞，年紀太老，份量太重，色彩太深，在漫長的歲月裏已經變成了一座大山，像珠穆朗瑪，像崗仁布欽，像西藏的任何一座山。它實際上自成屏障，是天然的，也是人為的；充滿誘惑，卻難以逾越。它多麼像一個夢。或許它只能在夢想裏存在；在夢想裏，它即是所指，也是能指，——啊，西藏，“從詩的角度看，這是唯一可能的稱呼”！
我還知道，我原本就是那山上的一粒石子，一棵小草，一隻野兔似的動物，所以我深深地熱愛著它。我熱愛西藏的每一座山。有時候懷著溫柔的感情；有時候懷著憂傷的感情；有時候懷著驕傲的感情；也有時候，就像走在這條驚心動魄的路上，我不禁懷著些微恐懼的感情。但，誰能否認，這不是出於深深的愛呢？
綜合報導，7月17日 由涅頓秋林仁波切任導演的電影《米拉日巴》在印度新德里上映。
電影《米拉日巴》以西藏傳奇大師米拉日巴的故事為題材，耗資150萬美元，在印度拉達克拍攝而成。導演涅頓秋林仁波切接受採訪的時候表示，電影拍攝經費主要是來自美國、歐洲、以及中國臺灣的捐款。電影製作團隊也又來自法國、美國，以及澳大利亞的專業人士參與制作和拍攝。
涅頓秋林仁波切出生在不丹。被第十六世噶嗎巴認證是一位重要西藏喇嘛的轉世。他現在是印度比爾藏傳佛教寺院的堪布。涅頓秋林仁波切對電影非常感興趣，他參與了宗薩仁波切《高山上的世界盃》的製作，並在《旅行者與魔法師》客串演出。
博訊2006年7月16日報導，連日來，西藏境內紛傳流亡印度四十七年的達賴喇嘛已經抵達北京，在朝拜中國佛教聖地五臺山之後，將訪問他的出生之地西藏安多達埰地區，並將朝拜位於青海省湟中縣的西藏佛教聖地塔爾寺。此消息引起西藏民眾的強烈反響，西藏安多、康和衛藏等地區的藏人紛紛趕往塔爾寺，有消息稱在塔爾寺人山人海，已有數萬藏人聚集等候，並還有很多藏人陸續趕來，渴望朝覲到他們神聖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對此，西藏流亡政府有關部門表示，達賴喇嘛離開印度訪問北京並探訪故里、朝拜塔爾寺的說法純屬謠言，希望西藏境內的廣大信眾保持冷靜。
目前尚無法證實此一謠言出自何處及其目的。有分析人士指出，極有可能是中國方面故意散佈此謠言，目的在於測試一旦達賴喇嘛重返西藏會在西藏民眾當中激起多大的反響，另外，也有可能出於抵消將來一旦達賴喇嘛重返西藏會在西藏民眾當中激起巨大反響的企圖。
事實上，今年年初以來，有媒體不斷報導說達賴喇嘛將於今年5月或7月訪問中國和西藏，均與事實不符，但絕非尋常謠言那麼簡單，不排除十分複雜的政治用心。
今年八月，正當蒙古軍隊和美國軍隊在草原進行軍事演習的時候，正當亞洲的小小內陸國和世界超級大國以武力向周邊宣示蒙古國的國際地位和美國的超強存在的時候，一個僧侶，卻素衣裹身來到蒙古，受到成百上千民眾的朝拜。手無縛雞之力，沒有強大的軍力，沒有原子彈，沒有億萬財富，沒有美女如雲，而且被中國政府不停謾罵為分裂份子而流浪于世界各地的達賴喇嘛，卻受到蒙古民眾的無比崇敬。這究竟是為什麼？他的力量來自哪里？他憑藉什麼可以征服蒙古人？
八百年前，蒙古人征服了世界，西藏併入蒙古帝國，但蒙古人卻被藏人的精神所征服，拜八思巴為國師。蒙古人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不怕狡猾奸詐卻最怕潔白純淨的民族。蒙古人可以靠力量征服世界，但藏人的純淨靈魂卻征服了蒙古人的心。直到今天，達賴喇嘛依然是許多蒙古人的心靈歸宿。
2002年，達賴喇嘛訪問蒙古，在中共的外交壓力下，俄羅斯拒發過境簽證，韓國也乖巧聽命於中國，拒絕達賴喇嘛從韓國轉機。達賴喇嘛被逼無奈，只好從東京轉機前往蒙古。中國的反應是，傲慢地關閉中蒙鐵路運輸整整兩天，卻虛偽地聲稱是由於技術原因。在中國人的狡詐和傲慢面前，蒙古人並沒有被嚇倒。因為，蒙古人自古以來就不懼怕爾虞我詐的鬥智。於是，2002年，俄國境內的卡爾梅克蒙古人與布裏亞特蒙古人在莫斯科舉行了示威，抗議普京拒發達賴喇嘛過境簽證。2003年，卡爾梅克共和國總統Ulumjnov親自訪問達蘭薩拉，拜見達賴喇嘛。2004年，達賴喇嘛應Ulumjnov邀請赴俄國訪問，卡爾梅克成百上千民眾夾道歡迎。普京迫於聯邦憲法條文中宗教信仰權利之規定和國內媒體壓力而發放簽證。2006年，蒙古和美國聯合軍演，日本總理及議員團接連“朝拜”（日媒體用詞）蒙古，印度青睞蒙古。於是，中國政府終於冷靜意識到，對這個小國不可以傲慢對待。與此同時，達賴喇嘛訪問蒙古。中國除了形式上的抗議以外，稍微擺了一個姿態-------推遲起飛一架赴烏蘭巴托的航班，而且詐稱天氣原因。中國沒有像2002年那樣傲然關閉鐵路。新聞媒體說，蒙古低調報導達賴喇嘛訪蒙。其實，稍微思考一下就會很清楚一個事實：中國低調抗議達賴喇嘛訪蒙。
蒙古人並不想與中國為敵，搞好與俄中兩國的外交關係一直是蒙古國的外交基礎。然而，蒙古人要維護自己的心靈-------達賴喇嘛。至於達賴喇嘛到底是不是分裂分子，這和蒙古人無關，蒙古人只想讓達賴喇嘛來到自己的國家，接受藏傳佛教徒的朝拜。因為，達賴喇嘛是蒙古傳統精神文化之靈魂寄託。
令人遺憾的是，世界各地的蒙古人中，至今仍然在背叛自己靈魂的，只有內蒙古人。當年中共所謂平“定西藏叛亂”的時候，內蒙古人自以為乖巧聰明，在中共脅迫下為了討好中共而出兵協助。內蒙古騎兵進入藏區屠殺藏人，以為會立下汗馬功勞而得到中共的禮遇。其結果卻是，西藏評定以後，中共馬上解散內蒙古騎兵，然後就是“內人党冤案”清洗屠殺三萬多蒙古人，其理由居然是，為了保持邊疆的穩定。無論內蒙古人如何獻媚討好，人家中共也不會相信你，回頭就會把你殺掉。
在中共近70年的大量移民同化政策下，不但內蒙古草原遭到致命性破壞，內蒙古人的精神文化也遭到摧毀。在蒙古國和俄羅斯境內的蒙古人崇敬達賴喇嘛的純淨與直率的時候，內蒙古人卻更看重漢人的撒謊伎倆，功利主義和唯物主義橫行，信仰和道德頹廢。
記得有一個蒙古學者說過：我們應該正確評價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貢獻。正因為我們一直在吸收藏傳精神文化，這才使我們幾百年來把自己歸於印藏文化體系，因此而遠離漢人儒家文化體系。否則，我們也會像其他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一樣被同化掉了。達賴喇嘛與藏傳佛教，是恒更在蒙古人和漢人之間的精神長城。現在的內蒙古人，已經失去了這道長城，他們把漢人的功利主義和乖巧狡猾當作上乘，把純淨樸實蔑視為愚笨。他們已經跪在漢人文化的腳下了。
什麼時候內蒙古人才會反省自己，什麼時候內蒙古人才會重建心靈與精神的長城。想想達賴喇嘛對蒙古人的貢獻，想想內蒙古騎兵對無辜藏人的屠殺。作為一個內蒙古人，我寧願跪在達賴喇嘛腳下乞求他的原諒，而且，他一定會原諒的，因為他的心善良而純淨。
當然，中國漸漸民主化之後，藏傳佛教還會在內蒙古人中間復活。看看俄國民主化以後卡爾梅克人與布裏亞特人的復蘇，就很容易想像未來內蒙古人的重新覺醒。俄羅斯境內的蒙古人才區區幾十萬人，而中國境內卻有500萬蒙古人。等到這五百人重新覺醒之時，我們就會用和平而不屈的方式抗爭，保衛內蒙古人的文化與宗教，從而也在客觀上捍衛與鞏固蒙古國的主權與獨立。 ----- (博訊 boxun.com)
BBC報導，洛第嘉日強調說，達賴喇嘛尋求的是西藏自治，而非獨立。達賴喇嘛特使洛第嘉日近日罕見地就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當局正在進行的對話發表評論。
他警告說，除非西藏問題在達賴喇嘛的有生之年得到解決，否則有可能引發不穩定。 他強調說，達賴喇嘛尋求的是西藏自治，而非獨立。
但作為回報，中國政府應該重新劃定西藏自治區與其他省份的邊界，使藏區能夠統一起來。
洛第嘉日在美國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發表講演說，『中國政府已按自己的需要將藏區內部邊界重新劃定，為了促進西藏的穩定，中國政府也可以再次這樣做，以確保西藏的特色保持不變。』
洛第嘉日說，『西藏人民也渴望處於一個行政實體的管轄之下，使其生活方式、傳統和宗教在和平的方式下得到有效維持。』
洛第嘉日在11月14日發表的講話內容目前被公佈在布魯金斯學會的網站上，其講話內容使人們對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的對話進程有了更多瞭解。
1959年，首府拉薩爆發起義事件，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被迫流亡海外，數萬藏人隨他越過喜馬拉雅山前往印度，最後抵達達蘭薩拉，成為如今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據報導，目前約有一半以上藏民居住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甘肅、四川、青海和雲南等省內。
洛第嘉日說，將分佈在這些不同省份的藏民統一起來並非是為了設立一個『大西藏』，或者是分裂西藏『陰謀』的一部分，而是為了恢復西藏人作為中國境內一個獨特民族的完整性。
自2002年以來，達賴喇嘛派遣的特使已與北京當局舉行了5次秘密對話。洛第嘉日表示，中國官員對會談內容越來越坦率，因此有必要將西藏人的想法說出來。
到目前為止，達賴喇嘛特使與中國統戰部官員的會談還沒有任何突破，但洛第嘉日認為，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成績。
但他警告說，一旦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流亡期間圓寂，就會失去解決西藏問題的機會。
他說，中國政府一些人似乎認為，一旦達賴喇嘛圓寂，西藏人民就會失去對解決西藏問題的渴望，『但這是非常危險和缺乏遠見的看法』。
他指出，『一旦達賴喇嘛不在，西藏人民將無法控制他們的怨恨和憤怒情緒。只要有幾個絕望的個人或團體就可以造成重大的不穩定局面。這並非是一個威脅，而是事實。』
洛第嘉日表示，中國缺乏對達賴喇嘛的信任是雙方對話『最關鍵的障礙』。他重申，被西藏人視為精神領袖的達賴喇嘛是真心的。
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說，針對洛第嘉日的講話，中國政府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中國當局也沒有對達賴喇嘛希望訪問中國的要求作出回應。
達賴喇嘛和平教育中心動工
BBC報導，週五（9月8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啦嘛在加拿大城市溫哥華為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達賴啦嘛和平及教育中心動工剪綵。
一些加拿大政界人物也不顧中國駐加拿大官員的反對參加世界上第一座以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名字命名的和平教育中心的動工儀式。
這座將於三年後開幕的和平教育中心是由許多世界上著名的人物贊助和領導的。其中包括前美國總統卡特、前捷克總統哈威爾、南非大主教圖圖、以及首位諾貝爾和平獎女性獲得者，伊朗律師愛巴蒂等人。
獲「榮譽公民」的殊榮
9月9日，達賴喇嘛在通用體育館（GM Place）演講，以[培養快樂]為題引導民眾如何追尋人類真正的內心快樂。吸引了一萬五千多名民眾聆聽。
加拿大移民部長索伯格在現場頒發了榮譽公民證書給達賴喇嘛，象徵達賴喇嘛正式成為加拿大榮譽公民。達賴啦嘛是第三位成為加拿大榮譽公民的外國人。 前兩位是，瑞典外交家瓦倫伯格和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加拿大總理國會秘書傑勝藤尼也在演講前與達賴喇嘛會見。
今年7月，加拿大議會曾經一致投票通過授予達賴喇嘛榮譽公民地位，曾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
達賴喇嘛獲美國最高榮譽勳章
據美聯社報導，9月27日美國總統布希簽字批准美國參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將頒贈代表美國最高榮譽的國會金質勳章給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表彰達賴「在全球各地倡導宗教和諧、非暴力與人權主張，並致力與中國領導階層對話謀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法新社說，按照規定，頒贈這項金質勳章的法案在送交總統簽署以前需要獲得國會參眾兩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的通過。中國政府則于9月14日對此表示了強烈不滿。
過去獲頒美國國會金質勳章殊榮者，包括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二次大戰時期的英國首相邱吉爾、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及其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如德雷莎修女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等人。
達賴喇嘛在歐美各地發表公開演講
除了在加拿大的聯場演講，達賴喇嘛訪問美國期間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演講活動， 9月14日，達賴喇嘛在洛杉磯環球影城發表演說。鼓勵全場六千位聽眾“慈悲為懷,海闊天空”。 9月19日，達賴喇嘛在美國紐約布法羅大學的室外體育場演講，前來聆聽的人有31000多。
9月20日，有超過3萬人星期二在美國紐約布法羅大學的室外體育場，聆聽達賴啦嘛的演講。演講前，達賴喇嘛還和布法羅大學約175名中國留學生舉行了座談。
9月21日國際和平日那天，兩千多人聚集在紐約州伍德斯托克的一個地方聆聽達賴喇嘛的演講。
達賴喇嘛26日來到加州，會見州長阿諾史瓦辛格，並參加一年一度的婦女研討會，這是達賴喇嘛生平第一次在全部都是女性聽眾的面前演講。
挪威西之聲 9月2日報導：在結束訪美行程後，達賴喇嘛在芬蘭展開了為期兩天的訪問。在記者會上達賴喇嘛就中共興建西藏鐵路問題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我們將會觀摩等待,作為達賴喇嘛和一名位藏人,他有責任肩負起西藏問題。為藏人往返自己的國土而付出努力。此次達賴喇嘛訪問芬蘭的目的是推廣發慈悲心以及促進各教派間團結和睦。出席記者會的有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六十多家媒體記者。
（接上期第2頁《西藏『文革』疑案》）
四，邊壩事件
那麼，『邊壩事件』呢？據『文革』期間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過調查邊壩『再叛』情況的工作組成員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講述的：『實際上起因還是派性武鬥。
邊壩縣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樣，分的有兩大派系，從縣機關發展到整個農牧區。邊壩縣雖然牧業不多，但也是農牧業並存，它有24個鄉，鄉里凡是鄉長、書記和文書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麼的。一般都是這樣，鄉長是司令的話，書記就是政委。當時沒有一個領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這類那類分子參加兩派，也絕對不會允許他們參加的。'造總'沒有，'大聯指'更沒有，因為'大聯指'還更講究成份。總而言之，鄉鄉都是這麼發展起來的，都有造反組織。』
『剛開始不是到處都在奪權嘛，拉薩奪權，昌都奪權，縣裏面也有小型的奪權活動。這一奪權就有爭鬥，先是文鬥，然後是武鬥，連縣裏面也有很小的武鬥。邊壩縣也是如此。那時候邊壩縣有一個群眾代表，'造總'的一個小頭頭，還是一個喇嘛，在拉薩參加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時，被曾雍雅（時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西藏自治區革委會主任，被認為支援'造總'）說成是'紅色喇嘛'，回去以後他大肆宣傳，到處說曾司令、曾主任接見我啦，這是對我們'造總'的肯定等等，這就麼邊壩縣'造總'的進一步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久，縣裏的'造總'通知下面的各個造反司令部，說是某月某日到加日來參加群眾大會，要批鬥當時的縣委書記叫王什麼來著，這樣那些鄉里的司令、政委都來了，在大會上把那個王書記鬥了幾下，然後就打起來了。』
至於是不是『再叛』，普蔔說：『究竟有沒有這回事情，其實我到現在也沒搞清楚。……反正說是這麼演變過來的，要成立什麼'護教志願軍'之類。說是有這麼一個口號：『趕走共產黨，消滅紅漢人』，可是到底有沒有我不清楚。還有一個口號，'吃糌粑的團結起來，打倒吃大米的'。這個口號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鄉沒有這樣的事，連反動文字的任何東西都沒有看見，儘管都鄉是『暴亂』的重點鄉。不過這裏面，我想過激的言論和行為是有的，比如說要殺『甲突日嘎嘎』。這個『突日嘎嘎』什麼意思呢？那是一個揚青稞的工具，分叉的，兩個叉叉，被比喻成漢人，穿褲子的漢人。有的區也確實殺了漢族，像俄朱卡區的文書逼他承認什麼東西他不承認，就被摔到怒江裏去了，他是漢族人。這樣的人打死了那麼幾個，藏族好像沒有。當然也把藏族的區長、書記等幹部抓起來了，問他們：『你是要吃糌粑還是要吃大米？』說吃糌粑的話那可以，就不打了；說吃大米，好，那就打。還有一個區委書記，問他『你信不信教？』還說『你念這個』，他們指著山上用石頭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這個區委書記祇好念了一遍，他們就沒打他，但是後來就因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認為是向『叛亂分子』投降，結果他被判了刑，判了7年還是8年。這是真事。實際上當初的確有過激的言論和行動，可能也借機混進去了個別的壞人，圍攻了一些區，打死了一些人，搶了一些東西。』
但是，無論這裏面有沒有民族主義的因素，當時邊壩縣24個鄉，鄉鄉有『造總』，尤其是那個『紅色喇嘛』的宣傳使『造總』的力量更加壯大。不過老百姓聽他的話跟他是不是喇嘛應該沒有多少關係，而是因為他是自治區『革委會』領導高度表揚的『造總』小頭頭。據說整個邊壩縣都成了『造總』的天下，『造總』讓幹什麼就幹什麼。被認為當眾宣佈『反革命宣言』的那個大會在日後成了一個分水嶺，當天參加那個大會的23個鄉後來均被劃為『再叛』，祇有一個在怒江邊上的鄉，鄉長和書記沒等大會結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無恙。但大多數被叫來開會的老百姓很聽話，其實是糊裏糊塗的，對那個大會究竟意味著什麼並不明白，結果連怎麼進的監獄也不清楚，可就因為參加過那麼一個大會便有了『叛亂分子』的嫌疑。
於是，中央下令『平叛』，軍隊也就殺氣騰騰地來了。昌都軍分區下屬的部隊、獨立團和從內地調來的一些部隊開進了邊壩。既然是來『平叛』的，那麼殺的藏人就特別地多。普蔔說，『解放軍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軍又不知道誰是'叛亂分子'，祇要看見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氣得很，部隊的，工作組的，都是'大聯指'的，這之前被'造總'這麼整，一氣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報派性的仇。』據說當時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獨立營，全是『鐵杆』的『大聯指』，營長的外號叫『歪嘴巴』，他公開宣稱：『這下到了我報仇的時候』，所以他簡直殺紅了眼。部隊裏除了翻譯其他人基本是漢人，而阻擋部隊的又全是藏人，打著打著，用普蔔的話來說：『最後就成了兩個民族在打。』（而《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中所說的打死打傷多少『幹部、戰士』，據說其實大多是在『平叛』過程中發生的）
普蔔還講述了一件在『平叛』時，四個年輕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軍士兵的事情：『邊壩縣有一個那孜區是'暴亂'的中心區，那裏地形險要，一條簡易公路經過一個叫那孜崗的懸崖峭壁，中間一條小河，另一邊也是山，當時就在那裏打得最厲害。幾個女人勒死一個解放軍的事情也就是在那裏發生的。那真的是確有其事。那時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當時部隊在那兒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裏面裝上炸藥、石頭什麼的，部隊一走近，就把點燃了的桶從山崖上滾下來，這一炸把部隊炸死炸傷好些人，有些解放軍還被打散了，有的兵稀裏糊塗到處亂走，天亮了被村裏的人看見了，是四個女人，因為男的都上山參加戰鬥去了。她們裝著對他很友好，給他吃的、喝的，還讓他洗腳。就在那個士兵洗腳的時候，突然用繩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這是其中兩個女人幹的這事。
後來她們都被抓了，那兩個女人一個被槍斃，一個因為懷孕判了緩刑，最後好像沒殺成。那個被槍斃的女人其實才十八九歲。是在那孜區上由解放軍槍斃的。那些解放軍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戰友，特別氣憤，說老鄉居然殺我們，覺得非常想不通。那時候槍斃人都很簡單，部隊'噠噠噠'的，有殺人的權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後來聽老百姓講，那個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綁，解放軍在槍斃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從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據說那女的叫都不叫一聲，還轉過頭來狠狠地瞪了解放軍一眼，最後挨了好幾槍。當天那次由解放軍公開槍斃的就有30多人。』
1973年，普卜去邊壩縣都鄉『落實政策』：『我們去時看見那鄉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頭子和小孩子，青壯年幾乎沒幾個，其實整個邊壩到處都是這樣。為什麼是這樣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來了，就沒什麼男人剩下的，每個鄉都這樣。一開會的時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過跟『尼木事件』一樣，當地沒有一個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參加『再叛』，所以鄉村裏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種『帽子』。據說他們還有點幸災樂禍，因為被解放軍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鬥爭過他們的積極分子。後來工作組去落實政策的時候，另一個重要任務是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因為原來鄉里的書記和鄉長都成了『叛亂』的政委和司令，党員和積極分子都成了『叛亂分子』，結果殺的殺，關的關，一個黨員也沒有了，整個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發展黨員非常困難，因為當時入黨的條件是，凡親屬中有『管關殺叛代』（指被管制的、被關押的、被處決的人，以及『叛亂分子』和『領主、代理人』）這五類分子都不能入黨，但實際情況卻是整個鄉里幾乎找不到符合條件的人。
自1973年之後，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組，最後才確定，『被殺的裏面基本上都殺錯了』。普蔔感歎道：『可這有什麼用，殺都殺完了，包括那個'紅色喇嘛'。除了殺錯的，還有太多的關錯了的，像邊壩縣縣長就被關在監獄裏，是巴塘藏族，叫向于華（音），後來當昌都地委秘書長，黨校校長，現在退休了。我一聽就說他媽的，怎麼會連縣長都成了'叛亂分子'！他當時被說成是'叛亂'政委，其實他祇是邊壩'造總'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說成是'叛亂'司令的竟然還是一個漢族，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是郵電局的一個一般幹部，邊壩縣'造總'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殺了。哈！一個漢族搞什麼'叛亂'！ ……總之邊壩縣就因為所謂的『叛亂』殺得一塌糊塗，但實質上是嚴重地擴大化，實際上那些被槍斃的人當中祇有個別的算是殺對了，像那個勒死解放軍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殺對了，其他的好像沒有殺對的，可以說幾乎都殺錯了。』
五，人民公社
就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新華社記者巴尚提出值得關注的因素--人民公社：『日喀則的謝通門縣是在派性鬥爭中撤消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極左'路線的產物，在西藏並不適合，不應該在西藏建立公社，連合作社都不該搞，而應該是把互助組搞起來，讓群眾富裕起來以後再說怎麼走的問題。都是一陣風，內地搞公社了，西藏這邊也跟著推行，卻不顧西藏的實際情況，老百姓經濟基礎和思想準備都沒有，吃了很多苦頭。』
是的，對於西藏的農牧民來說，『人民公社』是整個文化大革命跟他們的日常生活發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關係的象徵。『人民公社』惡化了他們的物質生活，正如『破四舊』粉碎了他們的精神生活。
1959年之後，對西藏農村和牧區實行的『民主改革』是對西藏傳統經濟的一次革命，使『百萬翻身農奴』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成立。然而，『人民公社化』卻顛覆了這一『翻身』成果。党的幹部們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國的步伐，開始了公社化的嘗試。早在1960年，西藏農村已經建立起8千多個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試辦了七、八十個合作社，但鑒於西藏彼時『平叛』不久、局勢不穩的實際情況而暫停。1965年，西藏開始試辦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經辦起了130個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會成立之後更是快馬加鞭地大辦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鄉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個（《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這無疑是革委會的勝利成果。
在中國實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現了以戰天鬥地的精神來改造自然、把窮山惡水變成人間良田的一個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從1970代初期開始，毛澤東一聲號召--『農業學大寨』，使得全中國所有農村投入到與大自然作鬥爭的勞動高潮中。西藏也和中國內地的所有農村一樣，要把每一個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當年的農牧民們恐怕一生中最記得中國的兩個地方，一個是北京，一個就是大寨。
如何學大寨呢？除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即搞水利、修梯田，一些並不符合當地情況的政策出籠，如盲目開墾草場、牧場搞糧食種植，把種植青稞改為種植冬小麥等等，這在以後被認為『既是一種社會災難，也是一種生態災難』。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農作物，也是最適宜在高海拔地帶生長的農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這塊絕對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實際上，西藏人並不喜歡吃小麥，而且在西藏種植出來的小麥品質之差簡直無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沒收了農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體化的勞動中，工分收入極其微薄，包括公糧在內的稅收雖不算多卻也並不輕鬆，農村和牧區之間以物易物的傳統方式（如用青稞交換酥油和肉類）被取消，改由政府統一配給口糧等等，加上雪災、雹災等各種天災，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據中共自己的評估和統計，公社化後期，全西藏有50萬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萬人生活相當困難。這個數位在當時西藏180萬的人口總數中，所占比例是相當高的。連西藏的中共首腦都承認，西藏老百姓'沒有嘗到公社化的甜頭，或者吃了苦頭。'』（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明鏡出版社）
與此同時，在公社化的進程中，還對西藏農村和牧區的傳統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壞。精通藏語的美國藏學家M.C.戈德斯坦，在1980年代對西藏西部牧區為期16個月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個人的宗教活動被禁止，寺院和祈禱墻等都被拆除了，牧民們被強迫放棄他們頭腦中深深印有的一些價值觀念和風俗。例如，男人必須剪去他們那有特色的劉海和辮子，婦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殺動物的戒規。這是一個可怕的時期，因為牧民們的價值標準和道德準則都被故意地顛倒過來，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幹部操縱的階級鬥爭大會以及大量傾瀉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傳造成了認識上的混亂和不和諧。在某種意義上，政府僅僅想從語言上減少西藏人對傳統論理的認同。』
因此，他的總結是：『這一時期中國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場的經濟，但破壞掉牧場的傳統的社會和文化結構』。
其實，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農村和牧區激起強烈的反響。當年在昌都一個區裏當區幹部的霍康。強巴旦達說，當時農區已經完成了公社化，接著在牧區辦公社。他所在區裏的文書在大會上表示異議，說牧民們不願意辦公社，因為他們對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現在要把牲畜都交給生產隊，他們的心裏很難受。就因為這句話，縣公安局的警察連夜抓人，這位文書被關了整整3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則地區昂仁縣帕拉鄉在1969年年底，因為反抗把牧區變成公社，『大多數的牧民在傳統領袖領導下發動起義，控制了該地區，殺死了幾個親中國的西藏官員。他們建立了一個所謂的政府，宣稱提倡宗教和經濟自由。很快，'叛亂'就被南部開來的中國軍隊平息。中國政府逮捕或處死了一批領導人，對其他人進行監禁或再教育，然後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員會……』（同上）。也就是說，在1969年的一系列混雜著各種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於對公社化的反抗。正如當時流傳在西藏底層的一句話：『解放就如同給人們戴上了一頂濕皮帽。皮帽幹得越快，就箍得越緊。』於是，曾經獲得解放的『翻身農奴』表示不願意要這樣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趕走吃大米的』口號。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並不是因為反對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當時，尼木縣正在醞釀辦人民公社而尚未開始，事實上，反而是『尼木事件』被平息之後辦起來的人民公社多少救助了當地的農民，正如介紹過『尼木事件』的尼木農民德朗所說：『……記得造反派成立的那年（1968年），我們大都沒有繳稅（交公糧）。但第二年，也就是反抗的那年，尼木受災，可是在鎮壓之後，縣裏逼著我們把兩年的稅（公糧）一起繳。這麼一來，家家沒有糌粑吃，生活非常困難。1970年開始在尼木大搞人民公社化。西藏很多地方的人說，人民公社建起來之後生活很困難，但是在尼木，如果沒有人民公社的話，可能很多人都餓死了。人民公社其實救了我們，至少公社建起來之後大家還可以分到一點點糧食。』
因此，很多事情的來龍去脈並非可以簡單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實際上都緣於一個前提：革命。一位元伴隨著發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過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識份子說：『1959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是對西藏經濟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對西藏文化的革命。兩次革命，使得西藏徹底變了樣。』
而人民公社化，是夾雜在對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對西藏經濟的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說，如此具有顛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於是要連根挖去一個民族深紮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觸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們貧困交加；所觸及的更是藏人的靈魂，使他們在喪失傳統和信仰的時候，內心分裂，魂無所系。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謂的『再叛』之名是成立的，至少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湧現了許許多多決意赴死的民族主義者。
六，大開殺戒
的確如巴尚所說，『實際上這些事件很複雜』。而且，參與者『應該分開來看，具體分析』，而不是一概以『叛亂分子』來處理。但在這一點上，巴尚的結論顯然有誤。他說：『後來對'尼木事件'的處理並沒有觸及到一般群眾的，無論公審、槍斃和判刑，處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幹分子。』事實上，軍隊在『平息再叛』或者說『平息反革命暴亂』時，採取的是以一儆百、大開殺戒的手段。如『造總』總司令陶長松所說：『像69年的事情，任榮（時任西藏軍區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區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被認為支援'大聯指'）最近寫了一本書《戎馬征程》，其中強調什麼所謂的'叛亂分子'、'反革命分子'殺害軍宣隊、基層幹部、群眾等等，我給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個人。這是他說的。我就想問他，而你後來這個'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這裏面有大量很生動的材料。當時軍隊要來了，有的書記也好，縣長也好，都是漢族，其中縣委書記居多，下臺了，沒有權了，但是看到解放軍來，群眾說要跑，縣委書記就大聲疾呼，你們不能跑啊，你們要跑的話，解放軍真的會把你們統統都當成'叛匪'來殺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麼可能相信你一個靠邊站的領導幹部？根本不會聽他的話，所以就跑，結果究竟打死多少人，現在這個數位都很難說，很難統計。』
所謂平息『再叛』的軍事行動結束之後，便是大規模的逮捕、關押和公開處決。『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動分子』。她是因為『再叛』而被第一批公審處決的18人中最著名的一個。大概是1970年2月，當天拉薩人幾乎傾城而出，被帶往公審大會的現場--『拉薩人民體育場』和位於南郊一帶的流沙河刑場，去接受觸目驚心的『階級教育』。身穿暗紅色氆氌藏袍的赤列曲珍，身體瘦弱，被公審批鬥。一位曾在西藏當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漢人老先生，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訴我，當時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見了赤列曲珍在被槍斃之前的樣子，『那簡直比張志新還慘』，這是他的原話。我就問：『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嗎？』他說：『是的，怕她喊口號，擾亂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還用幾根鐵絲穿透了她的腮幫，從這邊穿到那邊，再緊緊地拴在腦後，結果滿嘴、滿臉都流著血，胸前也是血，慘不忍睹。』我又問：『那麼，她當時還活著嗎？』他說：『還活著，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被槍斃的人中沒有『尼木事件』的另一個首領熱群，他在軍隊『剿匪』時與幾個『叛亂分子』逃掉了。據說軍隊一直在追捕他們，還勒令熱群的妻子背著孩子，滿山遍野地邊走邊喊熱群的名字，解放軍則在暗地裏跟著，但始終沒有尋見他們的蹤影。人們都以為他們逃到了印度，可是流亡政府那邊也祇是聞其名而不知其下落。或許，熱群幾人早在逃亡的路上丟了性命。
此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已經蔓延全中國，正如後來連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結論，實際上是搞殘酷鬥爭，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可謂是『文革』時期所有運動中最為殘酷的運動。與中國各地的情況相仿，西藏也同樣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其打擊面之大，不但兩派中的『造總』土崩瓦解，更導致許許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場新的運動『一打三反』（即『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開始了，其殘酷程度同樣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時除了槍斃『叛亂分子』，還要槍斃『叛國分子』，這些都是各種各樣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由於不少人因不堪恐怖與貧困而逃往印度等周邊國家，有些人不幸被抓獲便以『叛國分子』的罪名予以嚴懲。其中一個叫圖登晉美的年輕人，是拉薩中學高66班的學生，他與他的女朋友華小青（半藏半漢）在逃亡時被捕。華小青在監獄裏遭到管制人員強姦，當晚自殺。圖登晉美被公審處決。他的一位同學至今忘記不了當時慘不忍睹的情景：『槍斃圖登晉美那天，我們看見了。把他遊街的時候，我們親眼看見他五花大綁，背上插一塊牌子，脖子上捆著繩子，人已經快被勒死了。其實人已經勒死了。到刑場的時候，他已經死了，臉腫得很大，慘白。那時候他可能才20歲的樣子』。昔日的貴族官員、文革時的『牛鬼蛇神』桑頗.才旺仁增的小兒子也因企圖越境而被槍斃。與其一起圖謀逃亡的有三人，兩人被槍斃，一個女孩被判二十年徒刑。曾因與中共合作而在1958年被任命為西藏軍區副司令員的桑頗，竟然眼見兒子喪命于解放軍的槍下卻救不得，內心不知是何感受。
在所謂的『叛國分子』中，甚至祇因有外逃的打算也會招致殺身之禍。如在山南加查縣與曲松縣之間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時，幾個家庭出身成份屬於『領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輕人，不堪生活艱難和精神壓抑，言談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卻被一位名叫格桑強久的同伴告密，修路隊的領導立即上報，從拉薩派來了數名解放軍軍人將這幾個年輕人全部逮捕。不久，16歲的東覺和14歲的次多被公審槍斃；18歲的索朗勒紮在獄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間，被中共盛讚的『愛國上層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約16歲，被判刑20年，後來獲釋之後還是去了印度，從此不歸。據說有這麼三個被槍斃的人算得上很荒唐。一是河壩林居委會的一位瘋了的尼姑，大概60多歲，其罪名是因為將毛澤東的畫像倒貼在墻上；二是在五六十年代擔任拉薩市參事委員會委員的群覺，因於1940年代期間，在當某個縣裏的秘書時，將當時擔任攝政王的熱振活佛手下的一個違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而這本屬歷史事件，卻也被翻騰出來，莫名成為判處死刑的理由；三是在1960年拉薩穆斯林要求劃歸外籍而舉行的『拒糧事件』中，一位甚為活躍的回族穆斯林也被當作『叛亂分子』而遭處決。
為了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當時盛行的作法，一是將宣判死刑的布告到處張貼，被處決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畫有一個醒目的紅叉；二是舉行群眾性的公審大會，公審之後便由解放軍士兵押上卡車全城遊街，再駛往刑場予以槍斃，有些人未到刑場就已被鐵絲或繩索活活勒死。無論公審還是處決，其親屬必須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屍，還要上交繩索費和子彈費，並須公開表態感謝黨消滅了『階級敵人』。很多人在獄中不堪折磨而自殺，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寬敞的拉薩人民體育場成為集合數萬人的公審大會會場，而殺人的刑場則有好幾處，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獻多電廠旁邊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紮拘留所旁邊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帶。要說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實行死刑，並非可以將那些被處決者按照西藏傳統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的習俗屬於『四舊』，早已禁絕。在解放軍軍人的槍聲中，一個個『現行反革命分子』一頭栽倒在草草挖就的亂坑中，有的人甚至腳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槍斃的人之多，據陶長松說，其中祇是因1969年的所謂『再叛』被法院判決槍斃的就有295人。後來這295人中，有些人被認為殺錯了，予以平反，並先後給其家人『安慰費』200元和800元，對此，陶長松講了一句令人難過的話：『藏族人太老實了，槍斃他們的時候說'突幾切'（藏語，謝謝），給他們200元的時候也說'突幾切'，給他們800元的時候還是說'突幾切'，這些藏族人實在是可憐啊。』
但在採訪中，有很多人認為遠遠不止這個數位，因為光是邊壩和丁青兩個縣，一次就槍斃過一百多人。由此可見，軍隊的鎮壓到了何種地步。然而絕大多數被槍斃的人至今沒有獲得平反。一位歷經當年『紅色恐怖』的藏人感歎道：『這麼多的血案啊，讓我們藏人寒透了心。我們受到的傷害太大了，已經對共產黨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謂'騷亂'，其實是跟這些傷害有關的。』
七，存疑的結論
1980年7月4 日，胡耀邦考察西藏返回北京之後，西藏自治區黨委下達《關於糾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亂擴大化問題的指示》。其中說，1969年一些地方所發生的反革命武裝暴亂，是極少數反動農牧主分子搞起來的。在發生暴亂的地區，真正死心塌地地參加武裝暴亂並犯有嚴重罪行的，祇有極少數，絕大部分群眾是被裹挾或上當受騙的。在暴亂嚴重的尼木、比如、邊壩、丁青四縣，也並非全縣發生暴亂。因此，把暴亂的地方，劃為『暴亂縣』、『暴亂區』、『暴亂鄉（社）』是錯誤的。特別是把群眾組織的一些錯誤行動定為『暴亂』或『預謀暴亂』更是錯誤的。因此，要公開向這些地方的幹部、群眾講明，凡是在文件或講話中劃某些地方為『暴亂』或『預謀暴亂』的地區，都一律予以推倒。（《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
同年8月14日，西藏區黨委否定1969年南木林等四縣暴亂問題。認為衝擊了人民公社和互助組的所謂四縣暴亂，是在『�